他用那执拗的眼神直愣愣地盯着我。我可以看出，这场谈话将无疾而终。
“她是当真的。她确实是当真的。她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让米罗契卡跟我离婚。现在是让瓦伦蒂娜和我离婚。现在你也来了，娜迪娅。”
“但是，爸爸，你和妈妈一起生活了六十年。你肯定能看出来，瓦伦蒂娜跟妈妈不是一样的人。”
“真的吗？”这事我还是头回听说，“我敢肯定她不是当真的。小孩子总会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很显然，这个瓦伦蒂娜，她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她对历史一无所知，甚至对刚刚过去的年代也知之甚少。她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产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有人的观念都是埋葬过去的一切，全部向西方看齐。为了建设这样的经济，人们必须不停地买新东西。新的欲望必须尽快得到培植，就如老的理想必须尽快遭到埋葬一样。这就是她总想买时髦东西的原因。这不是她的错，这是种战后心态。”
“你知道吗，当薇拉第一次发现还有离婚这档子事时，她就立即试图说服柳德米拉跟我离婚。”
“但是，爸爸，这不是她折磨你的借口。她不能如此虐待你。”
“薇拉和我意见一致，爸爸。我们认为瓦伦蒂娜会继续虐待你，我们很担心你的安全。”
“女人一漂亮，就能让你原谅她许多事。”
他的牙关紧咬，搁在大腿上的患关节炎的手指痉挛不已。
“噢，爸爸！看在老天的分儿上！”
他停住嘴，皱起眉毛看着我。“为什么你现在要提离婚的事，娜迪娅？那该是薇拉，她是那么热衷于离婚。香烟和离婚。呸！”
他的眼镜滑落在鼻尖上，角度十分荒唐地架在那里。他的衬衣没有扣到喉咙处，露出伤疤周围新生的白色汗毛。他身上有股久未梳洗的酸溜溜的味道。他确实不是你的唐璜，但他毫不自知。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主意，爸爸。但我认为这是你重获自由的唯一途径。”
“这个瓦伦蒂娜，她像米拉一样美，像米拉一样意志坚强，但她的天性里还有一种不为柳德米拉所知的残酷因素，顺便说一句，这是俄国人的特性。”
五月的这个潮湿的下午，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喝茶，一面看着雨水从窗户上滂沱而下，并且抽打着花园里的丁香树。我努力想把谈话从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的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转向有关离婚的讨论。
“爸爸，你怎么能拿她跟妈妈比？你怎么竟然能用同样的口气说出她的名字？”
这间屋子依旧是个争议地带。瓦伦蒂娜在家时，她会坐在这里，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到最大，旁边还摆着个电暖气（我父亲把房间里的散热片修过了，好让它不散热，为的是保护他的苹果）。我父亲看不懂电视，大多数内容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会坐在自己屋子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或是看书。但当她上班离家后，他喜欢坐在这里，与他的苹果和照片待在一起，或是眺望窗外犁沟纵横的原野。
我不能原谅的就是他的不忠。
我们还有张母亲戴着那顶帽子的照片，帽子上的面纱掀在后面，她的脸上浮现着少女般的微笑。它一定是我父亲在她刚到基辅后不久给她拍的。我是在一捆老照片和信件中找到它的，它们就放在我有次在里面发现精神病医生的信的那只抽屉里。那封信早就找不着了，但照片放在起居室的一只鞋盒子里，周遭是散发着腐烂气味的苹果、装满连袋煮晚餐的冰柜、小型便携式复印机，以及那台文明人的吸尘器，它是外国货，在国内买不到集尘袋，现如今被抛置在角落里，盖子敞开着，垃圾从它那文明的肚子里溢了出来。
“你把妈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现在你又在侮辱对她的回忆。薇拉是对的——妈妈早就该跟你离婚了。”
***
“一团糟？回忆？娜迪娅，为什么你总想无事生非？米罗契卡死了。这当然令人难过，但现在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该是开始新的生活、新的爱情的时候了。”
“她不是我妈妈！”薇拉喊道，“我妈妈戴了顶帽子。”
“爸爸，无事生非的不是我，而是你。我的一生中，妈妈的一生中，我们都不得不忍受你的疯念头，你的无事生非。你还记得当你想把全乌克兰的人邀来与我们一起住时，妈妈有多不安吗？你还记得当妈妈需要一台洗碗机时，你却买了辆新诺顿吗？你还记得你离家出走，想坐火车回俄国的时候吗？”
“连你妈妈都认不得了，薇罗契卡？”
“但那不是因为米罗契卡。那是因为你。你那时是个疯狂的托洛茨基分子。”
一天，一个蓬头乱发的瘦女人走进家门，把薇拉搂在怀中。孩子开始又踢又叫。
“我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而且即使我是，我也只有十五岁。你是个成年人——理应是。”
“我没认出她。”
然而，他确实是因为我才试图离开家，坐火车回俄国的。他收拾好那只硬纸板做的褐色行李箱——他就是拎着它离开乌克兰的——站在威特尼火车站的月台上。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那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一面不停地自言自语，时不时不耐烦地看看手表。
“你见到她一定很高兴。”
妈妈不得不去求他。
“那是将近两年后了，”薇拉说，“她在基辅一直待到战争开始时。随后她来接我。哈尔科夫太危险了。我们去了戴斯谢夫（Dashev），与娜迪娅奶奶住在一起。在乡下要安全些。”
“尼古拉！科尔亚！科廖沙！快回家吧！科尔卡，你要去哪儿呀？”
“那你再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我在等火车去俄国！”想想他脑子里的戏剧性姿态，他那直冒火花的眼睛，“为什么不呢？到处都一个样。如今他们把共产主义带到了这里，真不知道我当年为什么要离开俄国。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冒那么多的风险。现在就连我的女儿也在助纣为虐，要把共产主义带到这里来。”
柳德米拉不得不作出选择：丈夫和兽医学院，还是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舒拉姨妈给她买了新大衣和火车票，还给了她一顶奢侈的帽子，帽子上带有绢花和面纱。柳德米拉在火车站吻别母亲和姨妈。小薇罗契卡紧紧依偎着她，啜泣不已。柳德米拉上火车时，大家不得不把她抱回家。
是的，那全是我的错。我在1962年和我的朋友凯茜一起去了格林汉姆公地着脚，穿着褪色的牛仔裤，戴着墨镜。有些人是友善的贵格会教徒模样，穿着朴素的鞋子和毛衣。当警察抓着他们的手和脚把他们拖进货车（他们似乎已用光了囚车）时，他们还在继续唱着歌。凯茜和我没唱歌——我们不想显得很愚蠢。他们已经在当地的小学组建起一个临时审判庭。我们坐在婴儿尺寸的椅子里，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被叫到法庭的长凳上。每个人都发表了一番关于战争的罪恶的演讲，然后被罚款3英镑，外加2英镑诉讼费。轮到我时，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说，所以我只被罚了3英镑。（讨价还价！）我在年龄问题上撒了谎，因为我不想让我父母发现，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发现了。
“去吧！去吧！”舒拉姨妈说，“我来带薇罗契卡。”
“科尔亚，”我母亲哀求道，“她不是共产党，她只是个傻姑娘。快回家吧。”
就在同一年，柳德米拉终于获准去基辅的兽医学院上学。也许开吊车的工作起了作用，终究把她变成了一个无产者。但现在它似乎是个残酷的玩笑：带着个新生儿，丈夫又有了工作，她不可能去上学。
我父亲一言不发，眼睛一直盯着火车铁轨上的某个点。下一列火车还有四十分钟到站，是到恩斯罕和牛津的，不是去俄国的。
***
“科廖沙，去俄国要走很远的路呢。看啊，至少先回家吃点东西。我做了好吃的甜菜汤。还有kotletki——你最爱吃的kotletki，加上从菜园里摘来的菠菜和豌豆，再来点小土豆。来填饱肚子就好，然后你就可以去俄国了。”
尼古拉在卢罕斯克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公寓里闲荡，他写诗，让每个人都觉得碍手碍脚。婴儿不停的啼哭搅得他心神不宁，他又搅得柳德米拉心神不宁。1937年冬天，他返回了基辅。
于是，他一面嘀嘀咕咕地表示着自己的愤怒，一面听任自己被领着，顺着两边是荆棘和荨麻的泥泞小路，回到我们居住的那座涂着小鹅卵石的半独立式住宅。他不情愿地向冒着热气的汤碗低下头去。然后，她又把他哄上了床。所以他根本没有离开家。
舒拉姨妈说：“拿一只苹果，往里面戳入铁钉，放一晚上，然后拔出钉子，吃掉苹果——这样一来你就能摄取到维生素C和铁。”
相反，我离开了。我离家出走，住到了凯茜家。他们住在位于白橡树绿地的一座长而低矮的科茨沃尔德式的石头小屋里，屋子里到处是书、猫和蜘蛛网。凯茜的父母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不在意凯茜去游行，事实上他们还鼓励她去。他们谈论成年人的事，比如英国是否应该加入欧共体、谁创造了上帝等。但房子里冷如冰窖，吃的东西稀奇古怪，猫会在晚上跳到你身上。几天后，我母亲过来，把我也哄回了家。
马扎尔人在前进，在前进。嘿！
多年后，我还能记起格林汉姆公地新铺的碎石沥青路面上那热烘烘的太阳的味道，还有凯茜房间里的那股发霉的味道。只有我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仿佛有某种隐晦但重要的东西被遮盖了起来，只剩下余怒未消的表面。他是谁，这个我一生都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嘿！
“但这全都是过去的事了，娜迪娅。为什么你对所有的个人历史都抱着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强烈关注呢？”
在高加索山那边，我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因为这很重要……它界定了……它帮助我们理解……因为我们可以学到……唉，我也说不清楚。”
索尼娅外婆会把婴儿搁在膝上，上下颠着她，唱道：
[1]格林汉姆公地（Greenham Common），美国驻英格兰纽伯里附近的空军基地，1981年一些妇女在此建立和平示威营，试图阻止在这里部署导弹，但未成功。后基地关闭，至1991年导弹已被全部撤离。
公寓里紧凑而拥挤。尼古拉、柳德米拉和婴儿占据了一个房间；另一间屋子里住着索尼娅外婆；第三间屋子租给了两个学生。弟弟妹妹都在外地上大学，但当他们回来时，就得与自己的母亲挤在同一间屋子里。没有热水——有时连冷水也没有——而且尽管饥荒已有所缓和，但粮食依旧紧缺。新生儿不停地啼哭哀号。她使劲地吸吮着乳头，但有病在身又患有贫血的柳德米拉根本没有奶水喂她。
[2]GCE（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通用教育证书，一种使用英语教育系统国家的考试制度。
舒拉姨妈接生了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薇拉于1937年3月出生在卢罕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她是个可怜的孩子，哭起来声音尖锐，揪心揪肺，仿佛随时都会断气似的，搅得尼古拉六神无主，心烦意乱。舒拉姨妈宠爱柳德米拉，但不喜欢尼古拉，而她那位身为共产党员和伏罗希洛夫将军的朋友的丈夫也不喜欢他。在舒拉姨妈家的生活变得剑拔弩张。脾气说发就发，门撞得“砰砰”作响，声音一个比一个高，木头房子就像个音箱似的发出回响。几周后，柳德米拉、尼古拉和小婴儿薇拉就撤离此处，去与柳德米拉的母亲（现在她当了外祖母，大家都叫她索尼娅外婆）同住，那是个有三间卧室的新公寓，水泥建筑，位于城市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