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瓦伦蒂娜为什么会有她那样的表现？”
又是一阵停顿。我可以听到薇拉在电话那头点香烟的声音。
“因为她感到绝望。”
“哦，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啊，是的。绝望。”她深吸了一口气，抽了口烟。
“可是这很不错哦。”
“还记得我们绝望的时候吗，薇拉？”
一阵停顿。她清了清喉咙。
临时收容所。避难中心。我们挤在一起睡的单人床。厕所在后院的、用废旧报纸当厕纸的排屋。
“它与社会相关——社会中的不同力量与群体，以及为什么他们会有各自的行为表现。”
“但人要多绝望才会去犯罪？或是甘当妓女？”
“不是吗？那它是什么？”
“女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走向极端。我为了安娜会做同样的事。我肯定会的。你为了爱丽丝或莱克希不会这么做吗？妈妈为了我们不会这么做吗，薇拉？假如我们陷入绝境的话？假如别无选择的话？”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不是一回事。”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娜迪娅。”
“这不还是的——我就是这意思。”
***
“社会学。”
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刚果男人。我想象着那夜半的敲门声，那快跳出胸腔的心跳，那掠食者与被捕食者间的对视。抓到你了！我想象着朋友和邻居聚集在人行道上，扎德查克夫妇挥动着用来擦拭眼睛的手帕。我想象着一杯咖啡，还冒着热气，因主人的匆忙离去而遗留在桌上，它慢慢变凉，然后结了一层皮，然后终于干成褐色的壳。
“那么——一个讲师！你都讲些什么？”
迈克不喜欢“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她与那个他娶的女人判若两人。
“我是个讲师。”
“驱逐出境是种残酷卑鄙的待人方式。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不是社会工作者？”一阵沉默。电话噼啪作响，“那么你是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
“我不是社会工作者，薇拉。”
第二天，我打了移民局顾问服务处给瓦伦蒂娜的来信上边的电话号码。他们给了我一个东米德兰兹机场地区的号码。令人称奇的是，接我电话的正是那个在我父亲婚后去探访他的夹棕色文件夹开蓝色菲亚特的女人。她惊讶于我的来电，但她立即就记起了我父亲。
“我猜这是因为你是个社会工作者，你情不自禁。”
“我直觉地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说，“你爸爸似乎如此地，那个……”
“再也不会了。”
“我知道。”
“但你总是站在她的一边。”
她听上去人不错——比我父亲对她的描述好多了。
穿着“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的细高跟鞋已经改变了我的走路方式。我过去对移民一直持开明态度——我猜我只是觉得让人居住在他们想居住的地方没什么不好。但现在我想象着成群结队的瓦伦蒂娜从各地海关蜂拥而出，在拉姆斯盖特，在费力克斯托，在多佛，在纽黑文——倾船而出，目的明确，心无旁骛，疯狂不已。
“不只是卧室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一起做任何事。”
“这不是同情不同情的事，薇拉。你听我说嘛。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一直认为他们会驱逐她。但他们不会的。是我们必须得驱逐她。”
“但现在会怎样？它会如何收场？”
“我当然早料到你会说这话，娜杰日达。你的同情心总是泾渭分明。”
“这我无法告诉你。”
“薇拉，所有这些什么驱逐出境之类的劳什子，还有这些运动呀或读者来信呀之类的高姿态——都只是在制造行动的幻象。在现实情况中，在大多数事例中——什么结果都不会有。根本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场猜字游戏而已。”
我得知，假如有驱逐出境这档事的话，执行它的不会是移民局服务处，而是内政部指挥下的当地警察局。每个地区都有在当地警察局上班但专司移民事务的警官。
我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觉醒了，而是睡着了。月亮大厦里的遥远声音睡着了。遍布各地的领事馆里的沉闷声音睡着了。诺丁汉的移民局三人小组睡着了——他们只是像梦游者一样做做样子，根本于事无补。
“与你说话很有趣，”她说，“我们探访当事人，把报告存档，然后他们就消失在了稀薄的空气中。我们通常不会知道事情的结果。”
“我认为潮流转向了。”薇拉说，“人们终于觉醒了。”
“哦，什么结果都还没。”
我已把律师函的复印件送给离婚专家看过了，而她则送给“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一张剪报。上面讲的是一个在英国居住了十五年的刚果男人的故事。他现在被驱逐出境，因为多年前他是非法入境，即使他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开了家公司，成了当地社区里的名人。当地教会已发起一场为他鸣冤叫屈的运动。
我给彼得伯勒中央警察局打电话，要求与专司移民事务的警官通话。他们让我找斯波尔丁警察局。他们给我名字的这位警官没上班。第二天我又把电话打过去。我本以为这个名叫克里斯·提德斯维尔的人是个男人，没想到她原来是个女的。当我对她说起我父亲的事时，她实事求是地说：
***
“你可怜的父亲。你碰上恶棍了。”她的声音听上去年轻清脆，带着泛沼泽地区的口音。她听上去不够老，似乎没处理过多少驱逐案件。
也许她真的后悔了，我父亲说，因为等警察走后，她并未对他大发雷霆，而是拉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胸脯上，用手指轻轻地抚摸它。她甚至没有责备他拿了她那盒文件并把它藏在床底下。（当然她发现了它们——当然我父亲不曾设法把它们放回到汽车后备厢里。）又或者某个人（扎德查克太太？）已经向她解释了律师函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听我说，”我说，“等事情结束后，我打算就此写本书，你可以成为里面最终将她绳之以法的年轻英勇的警官。”
警察被她迷住了。他们接受了她提出的喝茶建议，在厨房里坐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时间，一面谈论着老年人的脆弱与愚蠢，以及适当地照看他们的重要性。警察们举出老年人被找上门来的罪犯诈骗和在大街上被抢劫犯撞倒的实例。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这么幸运，有这么个可爱的妻子照顾他。瓦伦蒂娜表达了对这些残忍暴行的恐惧。
她笑起来。“我会尽力而为，但你别指望一口气就吃成胖子。”在特别法庭开庭之前，她什么也做不了。然后也许会有基于同情的上诉。只有在那之后，才会有驱逐许可，也许会有。
“来啊，holubchik，我的小企鹅。我亲爱的。”她拍着他的脸颊说，“我们再也不吵架了。”
“听证会结束一周左右给我打电话。”
他到家时，瓦伦蒂娜正笑容可掬地等着他。
“你可以是电影里的女主角，由朱丽娅·罗伯兹扮演。”
但我父亲拒绝与瓦伦蒂娜一起离开急救室。“她想杀我！”他冲每一个能听得见他声音的人叫喊。最终，医院叫来了一个社会工作者，我那头上裹着引人注目的绷带的父亲获许在所寄宿公寓过夜。第二天，他被一辆警车护送回家。
“你听上去有点儿气急败坏。”
两个女人展开了拉锯战，我父亲站在中间，一个劲儿地提出抗议：“杀人犯！杀人犯！”旁观者越聚越多。护士叫来了医院的警卫，我父亲被带到了急救室包扎伤口，瓦伦蒂娜依旧死死地抱着他的胳膊不放。她不会让他跑掉的。
***
“不，不！他我丈夫。他OK。他上车回家。”
瓦伦蒂娜能把这种小企鹅咕咕咕外加摸胸的政体维持到九月吗？不知怎的我很是怀疑。我那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父亲能够靠吃火腿罐头、水煮胡萝卜和东芝苹果，再时不时地挨点打地活到那时吗？似乎不大可能。
瓦伦蒂娜抓住了他的另一只胳膊。
我给姐姐打电话。
“可能还是赶快去急诊室看看比较好。”
“我们不能等到九月。我们必须把她弄出去。”
一个护士走出人群，查看了我父亲头上的伤口。伤口不深，但血流如注。她拉起他的一只胳膊。
“没错，我们忍得太久了。说真的，我要怪……”她停住了嘴。我几乎能听到话到嘴边又戛然而止的刹车声。
“不，滚开，杀人犯！”我父亲胡乱地挥着双臂叫道，“我不跟你回家！”他的眼镜跌落在地上，一只镜片摔碎了。
“我们得齐心协力，薇拉。”我的语气是安抚性的。我们现在相处得是如此融洽，“我们只需劝说爸爸重新考虑他反对离婚的理由。”
一小群人已聚集在他们周围。
“不，还有比这更急的事。我们必须先申请一项驱逐令，让她立即滚出家门。离婚的事可以往后靠靠。”
“快点，”瓦伦蒂娜说，“你个蠢头蠢脑的摔跟头男人。快快快上车回家。”
“可他会同意吗？现在他们又回到摸胸状态了，他说变就变的。”
他描述了另一番不大体面的场景。当他们从医院带门廊的出口出来时，还在相互叫骂。她推了他一把，他失去了平衡，跌倒在石头台阶上，摔得头破血流。
“他疯了。不是一般地疯。不管那个精神病医生怎么说。”
“啊，这也是瓦伦蒂娜的杰作。她在没能证明我是疯子后，就企图谋害我。”
***
“OK，爸爸，那么对精神病医生的拜访是一次成功。但你的头是怎么回事？你那伤是哪儿来的？”
这不是我父亲首次由精神病医生给出解除警报的信号。在此之前至少有过一次，那是大约三十年以前，当我正处在被他称为托洛茨基分子的阶段。我是偶然发现这事的。我趁父母不在家之机在他们屋子里翻箱倒柜——就是那有着沉重的橡木家具和不调和图案的窗帘、现在已被瓦伦蒂娜变为自己的香闺的同一个房间。我想不起当时是在找什么了，但我发现了两样让我震惊的东西。
她闯入精神病医生的诊室，开始滔滔不绝地责骂他。医生叫来了医院的护工，她被请出门去。她暴跳如雷地离开，一面转头把对印度人的侮辱性评论投掷过去。
第一样，躺在其中一张床底下的地板上，是个皱巴巴的橡胶袋子，里面盛着黏糊糊的发白液体。我惊恐地盯着它。这是最为私密的排泄物。这是我父母性交的无耻证据，薇拉和我就是这种不止进行过两次的行为的产物。我父亲的精液！
“非常聪明的医生。他说我没疯。你才疯了！”
第二样是一份医院的精神病医生的报告，时间是1961年。它藏在梳妆台的一只抽屉里的文件中间。报告写到，我父亲要求看精神病医生，因为他正遭受着对他女儿（我，不是薇拉！）的病态仇恨的折磨。这种仇恨是那样萦绕于心，挥之不去，耗时耗力，以至于他害怕这是精神疾病的先兆。精神病医生与我父亲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我父亲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生活经历，他因为她的共产主义观念而恨她一点也不奇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瓦伦蒂娜对自己被挡在咨询室门外很是不满，因为她相信正是她第一个让我父亲的疯狂得到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当我父亲带着胜利的喜悦红光满面地走出来时，她更是恼羞成怒。
我读着报告，越来越惊讶，然后变得愤怒，既对我父亲，也对那个不知姓名的精神病医生——他做出了简单的选择，没有听到我父亲的呼救声。愚蠢透顶——他俩都是。我母亲的家族遭受了无以言表的不公正对待，她远比我父亲更有理由恨我成为共产党人，但她从未停止过爱我，即使是在我最乖戾张狂的时候，即使是在我说出的话肯定伤到了她的要害之时。
我父亲对精神病医生的拜访大获成功。咨询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那位会诊医生几乎没插一句嘴。他是那种最文明、最智慧的医生，我父亲说。一个印度人，顺便说一句。我父亲对他大谈运用于拖拉机的机械工程与运用于人类心灵的斯大林所倡导的心理学工程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让他着了迷。他同情叔本华对于疯狂与天才之间的联系的观察，但不愿意被拖入尼采所谓的疯狂是否是梅毒所造成的辩论，尽管他被迫承认，我父亲的论据中具有某种优长之处：尼采的天才只是被庸众误解了。他问我父亲是否相信自己正遭到迫害。“不，不！”我父亲叫道，“只是被她胁迫罢了！”他向门指了指，瓦伦蒂娜正潜伏在门后。（医生想看看我是否患有妄想症，我父亲说，但我当然不会上这个当。）
我把文件放回抽屉。我用报纸把那只用过的避孕套包起来，扔进垃圾箱，仿佛这样我就能够设法保护我母亲不受它那无耻内容的伤害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