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真的……？”
“哦，它是玛格雷特卡·扎德查克的馊主意。很显然，瓦伦蒂娜告诉她，我们正寻求未完成基础上的婚姻无效判决。”
“很抱歉，娜杰日达。这太恶心人了，我不想谈。”
“这一切都关口交什么事？”我问薇拉。我们又在交换情报，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变得十分亲密。
不管怎样，我还是从爸爸那里找到了答案。瓦伦蒂娜一直以来跟她的朋友玛格雷特卡·扎德查克无话不谈，而扎德查克太太也有一两件事要告诉她。老马耶夫斯基太太是个狡黠而节俭的女人，她说。当她死时，她已攒下了一大笔钱。有上万英镑。全都藏在这房子里的某个地方。为什么那个小气丈夫不把钱给她？小气丈夫在告诉我这件事时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会把整个房子翻个底朝天，而她连一便士也找不到。
***
扎德查克太太还教给了瓦伦蒂娜一个新词：口交。在英国十分流行，扎德查克太太说。你会在所有的英国报纸上读到这个词。好乌克兰人不口交。小气丈夫在英国生活的时间太久了，读英国报纸，打起了英国人的口交的主意。口交是好的，扎德查克太太说，因为有了口交，人人都知道是真实婚姻，小气丈夫不能说不是真实婚姻。
“没错。”我说。我仍在生他的气，但我也为他感到难过。
扎德查克太太还告诉了她一件事——如果她与那个打老婆的小气丈夫离了婚，因为口交，她将保证能得到房产的一半。那是英国的法律。在大发横财的梦想的激励下，她与我父亲来了个当面锣对面鼓。
“哈，那不是疯狂。那只是个小错误。任何人都会犯错。”
“我先得到护照签证，然后我就离婚。等我离了婚，我会得到一半的房产。”
“那个，爸爸，说实话，我确实觉得有一点儿。我觉得你娶瓦伦蒂娜就是疯了——当时我没这么说吗？”（我想说哈哈！早告诉过你了！但我咬住了自己的舌头。）
“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他说，“我们把房子分开。楼上归你和斯坦尼斯拉夫，楼下归我。”
“你认为我疯了吗，娜迪娅？”第二天，他在电话里问我。
现在我父亲开始画图——楼下平面图，楼上平面图，要锁起来的门，要开的通道。他在几张方格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草图。在邻居的帮助下，他把自己的床搬到了楼下堆满苹果的起居室里，也就是我母亲去世时待过的房间。他告诉薇拉，那是因为他爬楼太费劲。
我父亲一言不发。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但那屋子太冷了，他又因为那些苹果而不愿开暖气。他开始咳嗽和气喘，于是瓦伦蒂娜，因为害怕他在她的英国护照得以圆满（他的原话）之前死掉，带他去看菲格斯医生。医生告诉他，他晚上需要保持暖和。他的床搬进了挨着厨房的餐厅，在那里，总控供暖锅炉可以一天到晚地开着。这屋子以前是敞开式的，但他要求迈克给他安个门，因为他害怕瓦伦蒂娜会在夜里谋害他（他的原话）。他在这个房间里起坐，睡觉，吃饭。他使用楼下为母亲设置的小卫生间和淋浴室。他的世界已压缩到一个房间的跨度，但他的思想依旧自由地驰骋在全世界犁沟纵横的田野上。
“看吧！”瓦伦蒂娜胜利地说，“医生说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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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克医生拒绝写信给移民局，告诉他们我父亲因病得太重而无法出席瓦伦蒂娜的上诉法庭。但她确实告诉我父亲，她会为他约个时间，让他去彼得伯勒地区医院咨询一位精神病医生。
爱尔兰，像乌克兰一样，是个拥有广阔乡村的地方，因毗邻一个更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而备受煎熬。爱尔兰对拖拉机史的贡献在于它天才的工程师哈里·佛格森（Harry Ferguson），他出生于1884年，出生地靠近贝尔法斯特（Belfast）。
我父亲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然后他转向瓦伦蒂娜，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因为她把我带来的！这个地狱的魔鬼！”
佛格森是个聪明而淘气的人，他对航空术也充满了激情。据说他是第一位在大不列颠建造并驾驶自制飞机的人，时间是1909年。但他不久就开始相信，促进有效的食品生产将是他对人类独一无二的贡献。
“你结婚多久了？你有性障碍吗？你到底为什么来找我呢？”
哈里·佛格森的第一张双刀犁安装在用福特T型汽车改装成的拖拉机的底盘上，恰如其分地起名为“爱神”。这种犁装配在拖拉机的后部，通过独具匠心的平衡弹簧装置，它可以由驾驶员使用座位旁的操纵杆随意调节上下高度。
他们没带他去找村卫生院的菲格斯医生，而是去了邻村，那里有同一家卫生院的另一个分支，但由不同的医生坐诊。她们原指望看到的是那个中年印度医生，但坐在那里的却是个代理医生。波洛克医生是个年轻人，红头发，长得很漂亮。我父亲不想和她讨论自己的问题。他眯着眼，透过自己雾气蒙蒙的眼镜费劲地凝视着她，试图在不引起她注意的情况下把鞋子倒换过来。瓦伦蒂娜包揽了所有的对话。她认定眼前这个年轻女人会同情她的遭遇，于是开始说起有关我父亲的古怪行为的一些细节——咳嗽，东芝苹果，拖拉机的独白，持续的性要求。波洛克医生专心地看着我父亲，注意到那古怪的鞋子、那凝视的眼神、那扣错扣子的外套，并问了他许多问题：
与此同时，福特公司也在发展自己的拖拉机。佛格森的设计更为先进，使用了液压连杆，但佛格森知道，尽管自己有工程方面的天才，光靠他本人还是无法实现梦想。他需要一家大公司来生产他设计的拖拉机。于是他与亨利·福特达成非正式协议，只以握手为凭。这个福特—佛格森伙伴关系给世界带来的新型福特牌拖拉机远胜于以前所知的任何机型，是所有现代型号的拖拉机的先驱。
瓦伦蒂娜发了善心。他们改为去找另一个医生。瓦伦蒂娜和扎德查克太太裹胁着我父亲坐进老破车。她们想在他改变主意之前赶到医院，所以行色匆匆，以至于他的大衣扣子都扣错了顺序，鞋子也穿反了。他没戴远视眼镜，而是仍戴着看书用的眼镜，所以从他眼前掠过的一切都模糊不清——雨，刮雨器的摆动，雾气蒙蒙的车窗，他们经过的树篱的朦胧轮廓。瓦伦蒂娜坐在前面，以她自学成才的疯狂的驾驶方式开着车，而扎德查克太太则坐在后排，紧紧抓着尼古拉，以防他决定打开车门跳出去。就这样，他们飞速奔驰在狭窄的乡间小路上，冲过泥坑时水花四溅，让几对野鸡夺命而逃。
然而，这个以握手缔结的协议在1947年亨利·福特二世接替了父亲的帝国之后就分崩离析了，他开始生产一种新型的福特8N拖拉机，使用的是佛格森的系统。佛格森那开朗愉快的天性与美国商人的无情无义无法合拍。问题于1951年由法院裁决。佛格森要求得到2400万美元，但只得到了区区92.5万美元。
“求你了，瓦伦蒂娜。”
在永不言弃的精神的作用下，佛格森有了一个新想法。他与位于考文垂的标准汽车公司接触，计划把先锋牌汽车改装成拖拉机。但这一设计不得不加以改良，因为战后汽油实行的依旧是配给制。佛格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把汽油驱动的发动机改为柴油驱动的发动机，他的成功使著名的TE20得以问世，英国生产了超过五十万辆这种型号的拖拉机。
“我要告诉她八十四岁丈夫想口交。软绵绵软耷耷丈夫想口交。”（求你了爸爸——这让我觉得有点想吐。）
佛格森因把我们时代的两个工程学方面的伟大成就结合在一起而名垂后世：拖拉机与家用汽车，农业与运输，两者都对人类的快乐安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不！瓦尔娅，为什么你非得把这种事跟谁都说？”（他似乎不在意跟我说！）
***
“好啊。我们去找菲格斯医生。然后我会告诉菲格斯医生口交的事。”瓦伦蒂娜说。（什么？口交？我父亲？）
我父亲最终还是为了瓦伦蒂娜的上诉去了诺丁汉。她是怎么说服他的？她威胁说要把口交的事抖出来给官僚们听吗？她把他枯瘦的脑袋温柔地揽在自己的一对子弹头中间，往他的助听器里柔声细语地灌迷魂汤了吗？我父亲对此只字不提，但他自有一个诡诈的计划。
那位说话柔和、接近退休年龄的乡村女医生已为我母亲和父亲看了二十年的病。
他们乘火车去的诺丁汉。瓦伦蒂娜已经为这一场合置办了新装：一套海军服套装，带粉色涤纶丝衬里，与她的口红和指甲的颜色正相配。她的头发高高地堆在头上，形似一只黄色蜂窝，为了保持发型不乱，使用了别针和发胶加以固定。我父亲穿着他结婚时穿的那套衣服，里面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衣，衬衣的领子已磨损，最上面的两粒扣子是用黑线缝上去的。他头上戴了顶绿色鸭舌帽，他把它称之为他的“lordovskakepochka”（意为“贵族戴的帽子”），那是他二十年前在彼得伯勒的消费合作社买的。瓦伦蒂娜用厨用剪刀帮他剪短了头发，以便让他看上去整洁些，她帮他端正领带，甚至还在他的腮帮子上啄了一口。
“我没病，”我父亲说，“我是个诗人和工程师。顺便说一句，瓦伦蒂娜，你应该记得，尼采本人就被那些智力比他低下的人当成疯子。我们去找菲格斯医生。她会告诉你，我脑子没病。”
他们被领进一间漆成淡棕色的色调沉闷的房间，房间里坐着两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和一个穿灰色羊毛衫套装的女人，他们坐在一张棕色桌子后，桌上放着几捆文件、一只玻璃水瓶和三只玻璃杯。瓦伦蒂娜被要求先发言，然后被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她详细地叙述了她和我父亲是如何在彼得伯勒的乌克兰人俱乐部相遇的，他们是如何一见钟情的，他是如何用诗歌和情书向她求婚的，他们是如何在教堂结婚的，以及他们在一起是多么幸福。
“你脑袋有病。”瓦伦蒂娜对我父亲说，“你造太多麻烦。太多疯子话。太多亲嘴亲嘴。不是好八十四岁人。医生必须写信。”
等轮到我父亲发言时，他轻声询问他是否能去另外的房间。移民局小组成员商量了一下，但结论是不能，他必须当众讲话。
瓦伦蒂娜听取了自己在彼得伯勒的律师的建议。他告诉她，假如她丈夫不去，她的案子将会遭到严重质疑，除非她能提供他生病的证据。
“我将在胁迫之下发言。”他说。他们向他询问了一系列相同的问题，他的回答与瓦伦蒂娜的如出一辙。在他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他说：“谢谢你们。现在我想让你们记下来，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胁迫之下说的。”
“告诉官僚我病了。告诉他们我不去。”
他在拿她的英语水平当赌注。
“你个蠢货。如果你不去，移民局的官僚会说，你丈夫呢？为什么你没丈夫？”
一阵急促的记录，但小组成员谁都没有抬起过头，或者与我父亲对视一下。瓦伦蒂娜轻轻扬了扬一只眉毛，但脸上还带着她固定不变的微笑。
“你自己去。我为什么要跑到诺丁汉去？”
“什么意思，‘瞎迫’这词儿？”他们在等回家的火车时，她这样问他。
“你要去。”瓦伦蒂娜说。
“它的意思是爱情，”我父亲说，“就像法语里的tendresse。”
“我不去。”父亲说。
“啊，holubchik。我的小企鹅。”她眉开眼笑，又在他腮帮子上啄了一口。
瓦伦蒂娜对移民局的裁决提出上诉的时间定了下来。突然间，我父亲发现他原来并非那么全然无能为力。上诉将于四月在诺丁汉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