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八天，四十岁的流浪汉对比利说：“情况不算太坏。我在哪儿都可以活得舒舒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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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能？”比利说。
于是比利不得不站着睡觉，要么根本不睡。通风口不再有食品送进来，白昼黑夜变得越来越冷。
到了第九天，流浪汉死了。事情就是这样。他最后说的话是：“你觉得现在很糟糕？情况不算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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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有些不一样，发生了一些死人的事情。比利前面一节车厢里第九天也死了一个人。罗兰·韦利死了——死于由脚伤引起的坏疽。事情就是这样。
车厢里响起了控诉大合唱，每个角落演唱各自的部分。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幸故事，好像比利睡着时对几乎每个人都犯下了滔天罪行。每个人都让比利滚他妈的远点。
韦利几乎一直处于神志失常的状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关于“三个火枪手”的事。他知道自己余日不多，托付别人给他在匹兹堡的家人带去各种信息。最重要的是，他要报仇雪恨。他把将他置于死地的那个人的名字说了一遍又一遍。车厢里的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一课。
“从这里滚开点，皮尔格林。”
“是谁杀了我？”他问道。
“我哭了？”
每个人都知道答案，那就是：“比利·皮尔格林。”
“你就他妈的喊了踢了。你还哭哭啼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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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喊了踢了？”
听我说——到了第十天晚上，比利车厢门搭扣上的闩子被拔出，车门打开。比利·皮尔格林正躺在车厢角落的支撑杆上，自己上了十字架，用一只青灰色的爪子钩住通风口的下沿。门打开时他一阵咳嗽，咳嗽时他拉了稀屎。这一过程符合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第三运动定律。这一定律告诉我们，每一个作用力都产生一个与其相反方向的同等的反作用力。
“也不能在我这里睡，你这个狗娘养的，”另外一个人说，“你睡觉又喊又踢。”
这一理论在火箭技术方面十分有用。
“不能在我这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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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比利又站了起来，手拉着交叉支撑杆。“那我能到哪里去睡呀？”他轻声问道。
火车停靠在一座监狱附近的侧道上，这地方原来是作为俄国战俘灭杀营建造的。
“皮尔格林走开我就不嚷嚷。”
卫兵像猫头鹰似的朝比利的车内张望，平静地跟他们打招呼。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跟美国人打过交道，但他们完全知道这类货物的大致情况。他们知道车里装的基本是一种液体，可以让它慢慢地朝有招呼声和灯光引导的方向流淌。那是夜晚。
“别嚷嚷。”另一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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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滚开，我要睡觉！”
外面唯一的亮光来自挂在一根杆子上的单个灯泡——又高又远。四周万籁俱寂，只有卫兵像鸽子般咕咕叫着。液体开始流动，在门口凝结成团，“扑通”一声落地。
比利坐了起来——可怜巴巴的，眼泪都快流了下来。
比利是倒数第二个到达门口的人类。最后一个是流浪汉。流浪汉不会流动，不会“扑通”一声落地。他已经不再是液体。他硬得像块石头。事情就是这样。
“真该死的，”那个人说，“就是你，是不是？”他坐起身来，用手粗暴地探摸，“就是你，没错。滚到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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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没说任何话，但很礼貌地躺下，闭上眼睛。
比利不想从车厢落到地面。他强烈感到自己会像玻璃一样摔成碎片。于是卫兵们帮着他下车，仍然咕咕地叫唤着。他们把他放下，脸对着列车。火车现在看上去那么不起眼。
“皮尔格林，”他身边的人说，“是你吗？”
前面是机车头和煤水车，拖着三节小车厢。最后一节车厢是卫兵的轮上天堂。里面还是一样——在轮上天堂中——桌子已经铺好，摆着晚餐。
比利非常缓慢地让自己下到车厢的地板，手挂在车厢角落的交叉支撑杆上，让地板上的人几乎感觉不到他的重量。他知道躺下时要像幽灵一样，这一点十分重要。他忘了为何必须如此，但提醒的声音很快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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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根挂着电灯泡的杆子下面，有像三堆草垛样的东西。美国人被哄着逗着带到三垛东西跟前。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什么草垛，而是从死去的战俘身上剥下来的外衣。事情就是这样。
火车不时停下，让真正重要的列车轰隆隆地开过。另一件要做的事是在监狱附近的侧道上停下，留下几节车厢。火车爬行着穿过整个德国，一路上列车变得越来越短。
卫兵们十分坚决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每个没有外衣的美国人都应该拿一件。外衣被冰牢牢地冻在一起，于是卫兵们把刺刀当冰凿用，把领子、衣摆、袖子等撬开，然后将衣服揭起，随意发放给新来者。外衣硬邦邦的，由于堆放的缘故形成圆拱顶形状。
有些人从车厢地板上爬起，另一些人准备躺下。比利也准备躺倒。能躺下睡觉真的太舒服了。车厢内漆黑一团，车外同样一片漆黑。车辆似乎在以仅两英里的时速行进，好像从来没有超过这个速度。在铁轨的两个接口之间，在行车两声“咯噔”之间，需要等上很长时间。“咯噔”响了一下，一年过去了，另一声“咯噔”才响起。
比利·皮尔格林拿到的外衣被冻得蜷皱成很小一团，看上去不像外衣，更像某一类三角形的大黑帽。衣服上还有黏糊糊的污渍，像曲轴箱的油污，或草莓酱的陈渍。衣服里好像还冻着一只毛茸茸的死动物。这只动物其实是衣服的毛领子。
当他重新获得知觉时，他不在飞碟上，而正乘着闷罐子车行进在横跨德国的路途中。
比利目光呆滞地看了一眼他周围人的衣服。他们的外衣上都有铜扣或金丝线或绲边装饰或数字或杠杠或鹰或月亮或挂在上面的星星。这些都是军人的外衣。比利是唯一拿到不同衣服的人，显然是从死去的平民身上剥下的。事情就是这样。
飞碟离开地球时猛然加速，扭曲了处于酣睡状态的比利的身子，使他的脸变形，也使他从时间链上脱开，把他送回战争年月。
卫兵们让比利和其他人绕过他们那列不起眼的火车，进入监狱的营房。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他们，一切都冷冰冰、死气沉沉的——有的只是低矮狭窄的长排棚屋，成千上万，里面没有灯光。
他们在比利所在舱室的空气中注入麻醉药物，让他睡觉。他们把他抬进一个小舱，用皮带把他固定在从西尔斯和罗巴克公司仓库里偷来的黄色躺椅上。飞碟舱里放满了其他偷来的商品，用来装备特拉法玛多动物园建造的比利的仿真居所。
远处传来狗的吠叫。在恐惧和冬夜的寂静中，狗的叫声听起来就像敲响的大铜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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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皮尔格林先生，我们此时被固定在这一瞬间的琥珀之中。没有什么为什么。”
比利和其他人被招呼着穿过一道又一道门，比利看到了第一个俄国人。夜色中孤零零的一个——衣衫褴褛，扁平的圆脸像镭射表盘。
“看见过。”事实上比利的营业厅的镇纸就是一块抛光的琥珀，里边嵌着三只瓢虫。
比利从离他一码远的地方走过。他们之间隔着一道带蒺藜的铁丝网。俄国人没有招手，也没有说话，但目光带着一丝甜美的希望直直地穿透比利的灵魂，就好像比利有可能带给他什么好消息——也许是他已锈钝的头脑难以理解的消息，但不管怎样是某种好消息。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地球仔问题，皮尔格林先生。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所有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因为这一刻就是存在的瞬间。你看见过陷于琥珀中的小虫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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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舔了舔嘴唇，想了一小会儿，最后问道：“为什么是我？”
比利在穿过一道又一道门的时候晕了过去。醒来时他以为可能在特拉法玛多的一个建筑内。这里灯光刺目，还有一排排的白色瓷砖。但他还在地球上。这是一个灭虱站，每个新来的战俘必须由此经过。
“欢迎登机，皮尔格林先生，”话筒说，“有什么问题吗？”
比利按吩咐脱掉衣服。在特拉法玛多，这也是他们让他做的第一件事。
密封舱有两个观察孔——黄色的眼睛正贴在上面。墙上有一只话筒。特拉法玛多人没有喉部，他们通过心灵感应进行交流。他们使用一台计算机和一种能够发出地球仔语音的电子器官同比利进行交谈。
一个德国人用拇指和食指测量了比利的右上臂，问同伴哪种部队会派这种弱不禁风的人上前线。他们又查看了其他美国人的身体，发现还有不少类似的人选，状况并不比比利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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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舷窗口，有激光枪对着他瞄准，比利的意志瘫痪了。他必须抓住软梯最下一级横档儿，别无选择。软梯通电，比利的双手因此被紧紧锁住。他被提升起来，装进密封室，机械装置随后关闭了舱底的门。软梯在密封舱内卷起，那时他才被松开。那时，比利的头脑才开始重新运作。
最结实的身体属于一个年龄远远大于其他人的美国人，他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一所中学的教师，名字叫埃德加·德比，不是和比利同一节车厢过来的。他在罗兰·韦利的车厢里，韦利死去的时候，他枕着韦利的头。事情就是这样。德比四十四岁。他这把年纪，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在太平洋战场的海军服役。
飞碟直径一百码，沿着边缘有一排舷窗，从中透出一闪一闪的紫光。它发出的唯一声响就是猫头鹰的歌声。飞碟徐徐降落，盘旋在比利上方，用闪烁的圆柱体紫光将他罩住。接着传来一个接吻般的声音，飞碟底部的密封舱被打开。一条软梯垂下地面，由美丽灯光勾出轮廓，就像游乐园的大转轮那样。
德比通过政治关系才得以在他这把年纪参军。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教的一门课是“当代西方文明问题”。他还当网球教练，身体保养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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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的儿子在战争中幸存，但德比却未能幸免。这一副矫健的身材再过六十八天将在德累斯顿被行刑队打得全是弹孔。事情就是这样。
他听到头顶上方一阵声响，就像猫头鹰悦耳的叫声，但飞来的不是叫声悦耳的猫头鹰。那是来自特拉法玛多的飞碟，同时穿越时间和空间，因此在比利·皮尔格林看来就好像从空气中突然现身。远处一条大狗吠叫起来。
美国人中身材最糟糕的不是比利。最糟糕的身材当属来自伊利诺伊州西塞罗的一个偷车贼。他的名字叫保罗·拉扎罗。他非常瘦小，不但骨头和牙齿烂了，皮肤也让人恶心。拉扎罗身上像圆点花纹般布满了硬币大小的疤块。他身上长疖，一批接一批。
比利倒着看了电影，然后顺着看——接着，去后院与飞碟相遇的时间到了。他向外走去，青灰色的两脚踩在凉拌生菜般湿漉漉的草坪上。他收住脚步，喝了一大口跑气的香槟，味道像七喜汽水。他不想抬起眼睛观望天空，尽管他知道来自特拉法玛多的飞碟已在上空。反正他很快就会看到它，里里外外看个够；他也很快会看到飞碟的老家——快了。
拉扎罗也和罗兰·韦利在同一辆闷罐子车厢，已向韦利发过誓，他会想办法让比利·皮尔格林为韦利的死付出代价。他四处张望，不知哪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是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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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赤身裸体的美国人在沿着白瓷砖墙的一排淋浴莲蓬下找到位置站定。没有他们可以控制的水龙头。他们只能等待着从上面落下的任何东西。他们的阴茎干瘪，睾丸收缩。生殖繁衍不是那天晚上的主要工作。
美国飞行员交出各自的军装，变成了高中的孩子。希特勒变成了婴儿，比利·皮尔格林心想。但这部分不是电影里的。比利在进行着推想。每个人都变成了婴儿，全体人类没有例外地由生物性决定凑合起来产生出两个十全十美的人物，名叫亚当和夏娃，比利推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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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轰炸机回到基地，人们从架子上搬下钢制圆柱体，运回美利坚合众国，那里的工厂日夜开工，将圆柱钢管拆开，将其中危险的装载物按原料分开。令人感动的是，工作主要是妇女干的。这些原材料接下来会被装运到远方的专家那里，他们的职责是把这些东西放入地下，巧妙隐藏起来，这样它们就永远不再会伤害任何人。
一只无形的手拧开了总控制阀。淋浴莲蓬中射出烫人的雨点。雨像喷灯，在比利的皮肤上活泼地跳跃，却不带来温暖，没能融化他细长脊椎中被冰冻的脊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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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人的衣服都经过了毒气熏杀。身上的虱子、细菌和跳蚤成亿成亿地死去。事情就是这样。
飞机编队向后飞过燃烧的德国城市。轰炸机打开弹药舱门，用令人惊愕的巨大磁力，将火焰收拢，装进圆柱体的钢制容器，将这些容器提起，放进飞机的肚皮里。容器被整齐地排放在机身内的架子上。下面的德国人也有自己的神奇玩意儿——那些长长的钢管。他们用它们把更多飞行员和飞机的残片吸下来，但还是有一些受伤的美国人和破损不堪的轰炸机。然而在法国上空，德国战斗机又起飞了，所有东西、每一个人都完好如初。
比利在时间上被一下子拉回到幼年。他还是个婴儿，母亲刚替他洗完澡，用一块毛巾把他裹起来，抱到一间充满阳光的温馨房间。她把他解开，让他躺在舒适的毛巾上，在他的两腿之间扑上爽身粉，同他讲笑话，拍打他软绵绵的小肚子。她的手掌打在他软绵绵的肚子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遍体弹孔的美国飞机，伤兵和尸体，在英国的一个机场朝后出发。在法国上空，一些德国战斗机向后朝他们飞来，从一些飞机和飞行员身上把子弹和炮弹片吸进枪膛。德国战斗机对地面上残损的美国轰炸机做了同样的事情。那些飞机后退着朝上飞，组成战斗队形。
比利咯咯地笑着，咕咕地叫着。
比利看了一眼煤气炉上方的钟。飞碟到来之前他还有一个小时可以打发。他走进客厅，像摇午餐铃一样摇晃着酒瓶子，然后打开电视机。他有点从时间链上松脱开来，那场夜间电影他倒着看回去，又顺着看过来。这是一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轰炸机和那些勇敢的飞行员的故事。比利倒着看回去，故事的发展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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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比利拔起软木塞。没有听到“噗”的声响。香槟酒没气了。事情就是这样。
然后比利又回到了当验光配镜师的中年时代，这会儿正在打高尔夫球，水平很低——那是一个阳光灼热的星期天上午。比利不再去教堂了。他同其他三个验光配镜师一起打低水平的高尔夫球。比利用七杆打上了球穴区，现在轮到他推杆。
比利·皮尔格林迈着那双青灰色的脚轻步走下楼去。他走进厨房，月光将他的注意力引向厨房桌上的半瓶香槟，是帐篷里接待客人仅剩的东西。有人用塞子又将瓶口塞住。“请您享用。”酒瓶好像在说。
这一推杆离洞八英尺，他成功了。他弯下身子把球从洞杯中取出。太阳躲进了云层后面，比利感到一阵晕眩。当他回过神来，他已经不在高尔夫球场，而在飞碟的一个白色舱房内，被带子扣在一张按体型制作的黄色躺椅上，正飞往特拉法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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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拿起话筒。对方是个喝醉酒的人。比利几乎能够闻到那个人呼出的口气——就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电话打错了。比利挂上电话。窗台上有一瓶软饮料，标牌上吹嘘说饮品中不含任何营养成分。
“我在什么地方？”比利·皮尔格林问。
他走进女儿的房间。她的抽屉都被翻倒出来，衣柜空空荡荡。堆在房间中央的是所有她无法带去度蜜月的东西。她独自享用一个电话分机——放在窗台上。电话机微小的夜灯盯着比利。接着电话铃响了。
“嵌进了另一块琥珀中，比利·皮尔格林先生。我们现在正在必须出现的地方——离地球三亿英里，正飞往一个时间翘曲，只需几个小时而不用花几世纪的时间就能把我们送到特拉法玛多。”
比利拖着腿从楼上客厅缓慢走下，知道自己很快要被飞碟绑架。客厅明暗交替，呈现出斑马的图纹。月光透过两个孩子空房间的门，洒在厅堂里。两个孩子已经不再是孩子，永远飞走了。一种畏惧感和无畏感牵引着比利。畏惧感告诫他何时止步。无畏感催他继续向前。他停住了脚步。
“我是怎么……怎么会到这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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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另一个地球仔来向你做出解释。地球仔都是做解释的高手，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事件是这样构成的，预言其他事件可以如何促成或者防止。我是个特拉法玛多人，看到的是整体时间，就像你们看到延绵的落基山脉一样。整体时间就是整体时间。它不会变化。它不受警告或解释的摆布。它是事实的存在。如果一瞬间一瞬间地看，你会发现，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们都是琥珀中的虫子。”
比利从床上起来，走进月光之中。他感到四周明晃晃、阴森森的，感到自己被带静电的裘皮衣裹了起来。他低头看到自己的光脚。两脚呈青灰色。
“听你这么说就好像你不相信有自由意志。”比利·皮尔格林说。
天上一轮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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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和妻子瓦伦西娅像汤匙一样蜷缩在双人大床上。“魔指”为他们轻轻按摩。瓦伦西娅不用按摩也能入睡，像电动带锯那样打着呼噜。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没有卵巢和子宫。这些东西已被外科医生摘除。手术医生是比利的新假日酒店的合伙投资人。
“如果我没有花这么多时间研究地球仔的话，”那个特拉法玛多人说，“我就根本弄不明白‘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我造访过宇宙中三十一个有生物居住的行星，另外还研究过一百个关于其他行星的报告。只有地球仔才谈什么‘自由意志’。”
女儿婚礼的那天晚上，比利·皮尔格林难以入眠。他已经四十四岁。下午的婚礼在比利后院搭起的花哨的彩条帐篷中进行。彩条是黑色和橙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