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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会后，他回家睡午觉。这是医生的叮嘱，他必须每天睡午觉。医生认为这样可以减轻比利的症状：三天两头，没有特别的理由，比利·皮尔格林会自己哭起来。从来没有人看到比利无故哭泣，只有医生知道。他哭泣的时候非常安静，而且泪水不多。
比利在伊利昂有一个可爱的乔治时代风格的家。他富得像个财主，这是他未曾想到过的，一百万年也不会想到。他的营业厅坐落在购物中心里，有五位验光配镜师为他工作，一年纯收益超过六万美元。此外，他还拥有54号公路边一家新假日酒店五分之一的股权和三个“美味冻品”摊位的一半。“美味冻品”是一种软质奶油冰激凌，具有普通冰激凌的所有美好口感，但没有一般冰激凌冷冽的刺口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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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是当然。”比利·皮尔格林说。
比利的屋中空空荡荡。他女儿芭芭拉快要结婚了，妻子陪着她到市中心选购玻璃器皿和银器。厨房桌上留下的纸条上是这么说的。家中没有雇用人。人们对家政服务行业没有兴趣。家里也没有养狗。
少校对比利说，绿色贝雷帽干得很出色，他应该为儿子感到骄傲。
原来家中曾养过一条狗，名叫“斑点”，但它死了。事情就是这样。比利非常喜欢“斑点”，“斑点”也喜欢他。
比利被介绍给了海军少校。引见的人告诉少校，比利是个退伍老兵，有个儿子是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中士——也在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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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踏着铺着地毯的楼梯来到楼上他和妻子的卧室。房间墙上贴着花饰图案的墙纸，室内一张双人床，床边柜上放着一台带钟的收音机。放在柜上的还有电热毯的控制器和一只轻微震动的按摩器的开关，按摩器安装在席梦思的弹簧上。震动按摩器的商品名叫“魔指”。使用按摩器也是医生的建议。
属于比利·皮尔格林无法改变的诸多事物中，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比利摘下三光镜，脱下外衣，解开领结，脱掉鞋子，拉起百叶窗和窗帘，然后在床罩上躺下。睡意迟迟不来。来的却是眼泪。眼泪慢慢从眼眶渗出。比利打开“魔指”，一边被轻轻颠颤着，一边流着眼泪。
永恒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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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区分这两者之不同的
门铃响了。比利从床上爬起，透过窗户俯视楼下门前的台阶，看看是否有重要人物来访。下面站着一个跛脚男人，就像比利·皮尔格林无法控制时间转换一样，他也无法控制他的移动空间。由于痉挛，此人不停地晃动、舞蹈，不停地变换着面部表情，就像在尝试着模仿不同的著名影星。
改变可改变之事物的勇气，
另一个跛足人在街对面按门铃。他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他被两根拐杖挤在中间，耸起的肩膀碰到了耳朵。
接受我无法改变之事物的平静，
比利知道这些瘸子的意图：他们在推销杂志订阅，但杂志永远不会送到家来。还是有人从他们那儿预订，因为推销员实在让人可怜。两周前比利在狮子会听到过警告——是一个来自企业优化局的演讲者说的。那个人说，任何人看到瘸子在社区推销杂志订阅，都应该报告警察。
上帝赐予我
比利观察下面的街道，发现大约半个街区之遥的地方停着一辆新的别克车，里面坐着个男人。比利做出正确的推测，此人便是雇用瘸子做事的人。比利一边思考这些跛足人和他们的老板，一边继续哭泣。他的门铃狂呼乱叫起来。
比利的营业厅有一幅配镜框的祈祷词，表达的是他的生活态度，尽管他对生活并不是满腔热情。很多前来验光配镜的人对他说，看过比利墙上的祈祷词，他们也同样受到鼓舞。上面是这样写的：
他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他仍在哭泣，但回到了卢森堡，与其他许多战俘一起行走在队列中。冬天的寒风吹得他流出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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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并没有情绪激动地站起来抗议对北越的轰炸，也没有因目睹过轰炸造成的恶果而战栗。他只不过以前任主席的名义来参加狮子会的午宴而已。
上一次为了拍照，卫兵将他扔进灌木丛。自那以后，他就不断看见圣艾尔摩之火——一种在他的同伴和看守头部周围发出的电光。这种光也出现在卢森堡的树梢和房屋顶上，非常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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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比利两手放在头顶上，其他美国人也都如此。比利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地颠簸，趔趄着撞在罗兰·韦利的身上。“对不起。”他说。
应邀前来狮子会做演讲的，是一位海军少校。他说美国人别无选择，必须继续在越南打下去，直到取得胜利，直到共产党明白他们不能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弱小国家。这位少校因公务去过两次越南。他讲述了亲眼所见的许多可怕的事情和许多美好的事情。他赞成加大轰炸力度，如果他们冥顽不化，就把北越炸回石器时代。
韦利的眼里也充满泪水。韦利哭是因为脚上的剧痛。带铰链的木屐把他的两脚变成了血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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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条道路的交叉口，更多的美国人加入比利的队伍，手都放在带有光轮的头顶上。比利对着每个人微笑。他们像流水一样，不断向山下淌去，最后流到山谷的一条大路上。这条由蒙受羞辱的美国人组成的密西西比河，一路淌过山谷。成千上万个美国人，两手放在头顶上，拖沓地缓缓东行。他们叹息着，呻吟着。
这些，比利·皮尔格林并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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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开车经过一片更加败落的地方。这地方看起来很像受燃烧弹轰炸后的德累斯顿——像月球的表面。比利从小居住的房子就坐落在现已是一片空旷地的某处。这里是城市重建计划的一部分。一个新的伊利昂市政中心、一个艺术亭、一片和平湖和一些高层公寓房将很快在这里建起。
比利和他的小队汇进了这条羞辱的河流。下午近傍晚，太阳探出了云层。美国人并不独享这条大道。西行的车道上挤满了将德国后备兵送往前线的车辆。后备兵是些粗暴、粗悍、粗鲁的乌合之众，牙齿像钢琴的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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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捆束着自动步枪带，嘴里叼着雪茄，大口大口地喝着烈性酒。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香肠，用木柄手榴弹拍打着粗糙的手掌。
有人敲了一下比利的车窗。车外站着一个黑人。他有话要说。交通信号灯变成了绿色。比利对此做出了最简单的反应：开车走人。
一个穿黑制服的士兵坐在坦克顶上，独自一人享用着醉酒英雄的野餐。他朝美国人吐唾沫。吐出的唾沫击中罗兰·韦利的肩膀，给他挂上一条由鼻涕、血肠、烟叶汁和德国烈酒混合而成的绶带。
一家被砸毁的杂货店侧墙上，用粉红色颜料写着“结拜兄弟”几个字。
那天下午，比利感觉到一种刺痛般的兴奋。眼前可看的东西那么多——龙牙、杀人机器、露着青灰色光脚的尸体。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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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地颠簸着前行，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一座可爱的淡紫色的村舍，墙上布满斑驳的机枪弹痕。房子歪斜的门前站着一个德国上校，身边是一个没有化妆的妓女。
比利从灌木丛中出来时，脸上的笑意至少像蒙娜丽莎一样奇特，因为他同时置身两地，既站在1944年德国的土地上，又在1967年驾驶着他的凯迪拉克车。德国渐渐淡去，1967年变得明亮清晰，不受其他时间的干扰。比利正行驶在去狮子会参加午餐聚会的路上。那是个炎热的8月，但比利的汽车装有空调。在伊利昂黑人聚居区中心，一个告示让他停下。居住在那里的人对这个贫民窟恨之入骨，一个月前将其中很大一部分烧掉了。这是他们所有的一切，但他们将它废了。这里的街区使比利想起战争期间见过的一些城镇。路沿和人行道很多地方被碾坏，标示着国民卫队的坦克和半履带车辆曾到达了哪些地方。
比利趔趄着一头撞向韦利的肩膀，韦利带着哭腔叫了起来：“走稳点！走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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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爬上一道缓坡。登到山顶时，他们已经走出卢森堡，到达德国境内。
然而，摄影师还想要更生动的画面，要一个实施抓捕的实景场面。于是卫兵们为他上演了一幕。他们将比利扔进灌木丛中。当比利满脸堆着愚蠢的友善表情从灌木丛中爬出时，他们用自动手枪对准他，就好像当时正对他实施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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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有一个摄影师，带着一架莱卡照相机，是德国的战事记者。他对着比利和罗兰·韦利的脚拍了一些照片。两天后其中一张照片在各处刊登，成为鼓舞人心的证据：尽管美国号称富国，其军队的装备却是何等可悲。
边境上架着一架摄影机——用来记录这场了不起的胜利。当比利和韦利走到其近旁时，两个穿着熊皮袄的非军事人员正伏在摄像机后。几小时前他们已经用完了胶卷。
这些美国人，包括比利在内，在外面的马路上组成了一支小丑游行队。
其中一个把目光停落在比利的脸上看了一小会儿，然后又投向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升腾起一柱细细的烟雾。战斗在那里打响，人们在那里死去。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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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落山的时候，比利在一个铁路站的院子里一颠一跛地走着。一排又一排的货车铁皮在那里等候着。这些闷罐车刚刚将后备军送往前线，现正等着将战俘运往德国内地。
比利闭上双眼。当他睁开眼睛时，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头靠在受伤的拉比肩上。一个德国人正踢他的脚，把他叫醒，该上路了。
手电筒光柱疯狂地舞蹈着。
一声汽笛将他吓得魂不附体。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爆发。汽笛安装在比利的营业厅对街消防局的屋顶上，宣告此时正是中午十二点，别无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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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皮尔格林尽力使自己在乎这一信息。
德国人按军衔把战俘们分开。他们将中士与中士、少校与少校分在一起，如此等等。一支全由上校组成的小队在比利面前停下。其中一个得了双侧肺炎，发着高烧，头昏目眩。当车站院子在上校周围旋转翻滚时，他试图用盯住比利眼睛的办法，努力使自己站稳。
比利时全国眼科专家联合会秘书吉恩·瑟利亚特带着这一警告呼吁成立“欧洲验光配镜业协会”，他说，若不获得专业资格，到1971年，眼镜商的功能必将被削弱。
上校不停地咳嗽，然后问比利：“你是我部下的人吗？”此人率领的整个团被歼灭，大约有四千五百人——其中很多还是没有长大的孩子。比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着边际。
比利读下去：
“你属于哪个部队？”上校问。他不停咳嗽。每吸一口气，他的肺就像油纸袋一样咔嚓作响。
1968年发生的事将主导欧洲验光配镜业至少五十年时间！
比利记不起他原来属于哪个部队。
比利把注意力转到办公桌上。桌上有一本打开着的《验光配镜论坛》。杂志翻开处是一篇编者的话，比利读这篇文章，嘴唇微微颤动。
“你是四五〇一部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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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〇一什么？”
就在窗外，停着比利自己的凯迪拉克轿车。他看到保险杠上贴的小标语条。其中一条写着：“欢迎来到奥萨博尔峡谷。”另一条写着：“支持你们的警署。”还有第三条，上面写着：“弹劾厄尔·瓦伦。”关于警署和厄尔·瓦伦的标语条，是比利的老丈人送给他的礼物，他是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车牌上的年份是1967年，也就是说那年比利·皮尔格林四十四岁。他愕然自问道：“这么些年都从哪儿溜走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步兵团。”上校最后说。
她离开后，比利拉开窗帘，仍不知外面的情况。活动百叶窗仍然挡着他的视线，他啪啦将百叶窗拉起。明亮的阳光一下子闯进室内。窗外停着成千辆小车，在宽阔的沥青湖面闪闪烁烁。比利的营业厅是市郊购物中心的一部分。
“哦。”比利·皮尔格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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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没有，”比利说着又感到瞌睡了，“您的眼睛没问题，只是需要配阅读用的眼镜。”他告诉她穿过走廊——那边有各种各样的镜架可供选择。
又是一阵很长的沉默。上校渐渐陷入死亡，在自己站着的地方被淹没。最后他哭泣着喊道：“记住我，伙计们！记住疯狂鲍勃！”他一直让部队里的人这样称呼他：“疯狂鲍勃”。
“我眼睛有病？”
除了罗兰·韦利之外，听到他说话的人没有一个是他那个团的，而韦利没在听他说什么。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脚上的剧痛。
“严重？”
但是上校幻想着自己正在对心爱的部队做最后一次演讲，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感到问心无愧。战场上到处躺着被他们击毙的德国人，这些人求天告地只愿没听过四五〇一部队的名字。他说等战争结束以后，他要在自己的家乡，怀俄明的科迪，举行全团重聚会。他将用烤全牛犒劳战友。
“您觉得情况很严重？”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盯着比利的眼睛。他的这些废话在可怜的比利的脑壳中回荡。“愿上帝保佑你们，伙计们！”他说。这话久久回荡着。接着他又说：“如果有机会来怀俄明的科迪，只消打听一下疯狂鲍勃，无人不晓！”
“噢。”
我在现场。我的战时老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也在场。
“您刚才滔滔不绝——然后就一点声音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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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
比利·皮尔格林同其他许多列兵一起被塞进了闷罐子车厢。他与罗兰·韦利分手了。韦利被塞进了同一趟列车的另一节车厢。
“您一点动静都没有。”
车厢的角落，车顶下面，有几个窄小的通风口。比利站在其中一个通风口旁边，越来越多的人向他挤过来，他一半身体爬上了对角的一个托架，以便腾出空间。这样他的眼睛正好在通风口的高度，能看到大约十码开外的另一趟列车。
“嗯？”他说。
德国人用蓝粉笔在车皮上写上标记——每节车的人数、军衔、国籍以及装车发运的日期。其他德国人用铅丝、铁钉和其他铁道旁的垃圾锁上车厢门搭扣。比利能听到有人在他那节车皮上写字，但看不到是谁在做这件事。
“医生。”患者小心翼翼地说。
比利所在的那节车厢，大部分列兵都非常年轻——还在童年的尾巴上。但被挤到比利那一角的列兵从前是一个流浪汉，已经四十岁了。
比利为坐在猫头鹰那一侧的一位女患者检查视力时进入了梦乡。他以前工作时也睡着过。起先，他觉得这事很好笑，而现在比利开始为此、为他脑子的整体状况感到不安。他努力回忆自己多大年纪，但想不起来。他努力回忆今年是哪一年，还是想不起来。
“我从前也挨过饿，比现在更厉害，”流浪汉对比利说，“我从前到过比现在更糟的地方。这里还不算太坏。”
比利开始了时间旅行，张开眼睛，发现自己瞪着一只翠绿色机械猫头鹰的玻璃眼睛。猫头鹰被一根不锈钢杆倒挂着，是比利在伊利昂营业厅的视力仪。视力仪是用来测试眼睛折射误差的仪器——以便开出配制矫正镜片的验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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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和韦利给自己找了个地方，比利把头靠在一个上尉的肩上睡着了。上尉是个随军神职人员，没有表示不满。他是个犹太教拉比，被子弹打穿了手掌。
对面那列车中有人透过通风口向外喊，里面刚刚死了一个人。事情就是这样。有四个卫兵听到他的喊叫，但他们对这个消息无动于衷。
没有人说话。没有有趣的战争故事可以交换。
“嘿，嘿，”其中一个说，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嘿，嘿。”
最后他们被带到了岔路口的一座石头村舍。这是战俘收留站。比利和韦利被带进屋子，里面烟气腾腾，很暖和。壁炉里的火嘶嘶地燃烧着，噼啪作响。燃料是家具。屋里大概还有其他二十个美国人，背靠着墙坐在地上，眼睛盯着壁炉里的火焰——思考着他们能思考的东西，而当时能思考的东西并不存在。
卫兵们没有打开里面有死人的那节车厢，打开的却是旁边一节车厢的门。比利·皮尔格林被所见的场面迷住了。简直就是天堂。车厢里亮着蜡烛光，铺位上堆放着被子和毛毯。一只圆肚子火炉上咖啡壶冒着蒸气。桌子上摆着一瓶酒、一块面包，上面还有香肠。桌上还有四碗汤。
碰撞后比利就说“对不起”，或者说“请你原谅”。
墙上挂的图画上有城堡、湖泊和漂亮姑娘。这是铁路卫兵的“轮上之家”。他们的责任就是永远守卫来往移动的车辆。四个卫兵走到里面，关上了门。
然后他让韦利坐在雪地上，脱下野战靴子，把皮靴给了漂亮男孩。他把男孩的木屐给韦利穿。这样，韦利和比利两人现在都失去了体面的军用鞋。他们不得不走很远很远的路程，韦利的木屐噼啪噼啪地打着地面，比利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地颠簸，不时趔趄着朝韦利的后背撞去。
过了一小会儿，他们抽着雪茄走了出来，心满意足、若无其事地用德语低声交谈。其中一个看到通风口里比利的脸。他摇着一个手指给他一个深情的警告，告诉他要规规矩矩。
下士在韦利的后裤袋里找到了那张女人与小矮马的下流相片。“多么幸运的小马，啊？”他说，“嗯嗯嗯嗯？嗯嗯嗯嗯？你难道不想成为那匹小马？”他把相片交给了另外一个老年士兵，“战利品！属于你的，全属于你的，你这个交好运的小伙子。”
对面车厢里的美国人再一次对卫兵说里面有人死了。卫兵从他们自己温馨的车厢里拿出一副担架，打开有死人的那节车厢，走到里面。死人的车厢里一点也不拥挤，里面只有六个活的上校——外加一个死的。
防弹《圣经》就是可以放进士兵胸前衣袋的非常小的《圣经》，正护着心脏。外面是一个钢套子。
德国人把尸体抬走。死去的是“疯狂鲍勃”。事情就是这样。
他撕开韦利的外衣和衬衣，铜纽扣像飞溅的爆米花。下士将手伸向韦利裸露的前胸，就好像要把他跳动的心脏揪出来，但取出来的却是韦利的防弹《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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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玩具不错，”下士对韦利说，然后把刀交给一个老年士兵，“这东西真的很漂亮，嗯嗯嗯嗯？”
夜里，有些机车开始互相嘟嘟地叫嚷起来，然后移动。每一列火车的机车和尾车上都有橙色和黑色条子的标记，告诉天上的飞机这趟列车不是空袭的合适目标——车上运送的是战俘。
韦利被解除武装，暴突的眼中充满恐惧。下士将韦利的手枪交给漂亮男孩。他欣赏着韦利那把凶险的短军刀，用德语说，有机会的话，韦利无疑会在他身上试刀，用刀把上的钉环将他的脸撕烂，把刀锋插进他的腹部或喉咙。他不会说英语，而比利和韦利一句德语也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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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又传来三声没有威胁的枪响，来自德国人的步枪，将韦利和比利抛弃的那两个侦察兵刚刚被击毙。他们正在伏击德国人，被发现后被人从背后打死。他们躺在雪地上渐渐死去，毫无知觉，将雪地染成草莓果子冻的颜色。事情就是这样。于是罗兰·韦利成了“三个火枪手”中仅剩的一个。
战争快要结束了。12月下旬机车开始向东行驶。战争将在5月份结束。德国各处的监狱人满为患，已经没有可供战俘吃的食物，也没有可供他们取暖的燃料了。然而——还有更多的战俘前来报到。
那个可爱的男孩，那个神圣的双性体，扶着比利站起来。其他几人走上前来帮比利拍掉身上的雪，然后在他身上搜查武器。他没有武器。他们在他身上找到的最危险的东西是一截两寸长的铅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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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皮尔格林所在的列车是所有火车中最长的一列，两天来纹丝不动。
男孩长得就像夏娃一样漂亮。
“这不算太糟，”第二天流浪汉对比利说，“这种情况根本算不了什么。”
金色皮靴旁边是一双用破布包裹的脚。这双脚被帆布带交叉捆绑着，蹬在一双装着铰链的木屐上。比利抬头看木屐上方的那张脸，看到的是一个十五岁小男孩的一张金发小天使的面孔。
比利透过通风口朝外观望。除了停在远处岔道上一列标有红十字记号的医务列车外，车站已经空空荡荡。那辆车的汽笛响了。比利·皮尔格林所在的列车用汽笛回答。它们在互相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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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皮尔格林没有听说过这段插曲，但当他躺在黑色的冰面上，盯着下士皮靴古铜色的光泽时，他在金色的深邃里看到了亚当和夏娃。他们赤身裸体，如此无辜，如此无助，如此急于好好表现。比利·皮尔格林十分喜爱他们。
尽管比利所在的列车一直原地不动，车厢门却一直紧锁着。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能下车。对于外面来回走动的卫兵来说，每一节车厢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生命体，通过通风口吃喝拉撒。有时候它也用通风口说话或者喊叫。进去的是水、黑面包块、香肠和奶酪，出来的是屎、尿和说话声。
这双靴子几乎是他拥有的所有财产。那是他的家园。一段小插曲：有一次，一个新兵看着他给这双皮靴打蜡上光，他把其中一只拿到新兵面前，说：“如果朝里看得足够深，你能看见亚当和夏娃。”
里面的人在钢盔里排泄，传递给通风口边上的人，由他朝外倒。比利是倒粪人。里面的人也把罐头递出来，让卫兵装水。当食物传送进来时，里面的人十分平静，互相信任，表现崇高。他们分享食物。
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个中年下士——眼睛通红，细瘦干瘪，像嚼不烂的干牛肉，对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他受过四次伤——修修补补后又被送上前线。他是个优秀士兵——但几乎已经想放弃，想找个人缴械投降。他的罗圈腿塞在一双金色骑兵靴中，那是他在俄罗斯前线从一个死去的匈牙利上校身上脱下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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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中有两个还是男孩，才十几岁；两个是摇摇晃晃的老人——淌着口水，像鲤鱼一样没有牙齿。他们不属于正规部队，身上零杂的武器和服装配备，都是从刚刚战死的真正士兵身上捡来的垃圾。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是德国边境地区的农民。
车厢里的人轮流站立或者躺下。站立者的腿就像栅栏桩子，插在温暖的、蠕动的、不时放屁和叹息的地面中。奇怪的地面由睡觉的人镶拼而成，他们一个个像汤匙一样蜷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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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终于开始向东爬行。
那条在冬季旷野中吠声如此凶恶的狗，是一条雌性德国牧羊犬。它浑身打战，尾巴夹在两腿中间。它是那天早上从一个农场主那儿借来的，此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眼下到底玩的是什么游戏，它浑然不知。它的名字叫“公主”。
行至前面某地时，正巧是圣诞节。圣诞前夜比利·皮尔格林像汤匙一样蜷缩在流浪汉旁边。他进入梦乡，通过时间旅行回到1967年——那个遭到特拉法玛多的飞碟绑架的夜晚。
几个德国人和那条狗正在参与一次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有一个有趣的名称能说明其内涵，那一种很少被人描述过的人类经历，在作为新闻和历史事件进行报道记载时，其名称本身能给战争狂热分子带来某一种类似性交后的满足感。在战争拥趸的想象中，它是胜利的情欲高潮出现后的一种神圣而无精打采的调情。这种军事行动的名称叫“清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