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叛乱，莫过于谋杀、暗杀和小型游击战这几种手段。他们的目标虽然人员众多、钱财充裕，武器军备也要精良得多，但是，面对叛乱分子的作战手法，政府军与美国人空有多重优势，根本无处施展。有时候，塔利班分子会聚起100人左右的队伍，向警察局及其他关键部门发起挑战。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从不恋战，几小时内，所有叛乱分子都会撤得一干二净，待到北约部队赶来，他们已经没了踪迹。这些人看起来就像农民，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普通农民而已。过去，苏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在更久以前，英国人的麻烦也大致如此。
除了这些以战争为职业的武装人员，塔利班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阿富汗各地的乡村当中，无数业余战士跃跃欲试，只需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在家乡投入叛乱。当然，他们的活动地点仅限于家乡附近。平日里，这些人不是务农，就是在干其他农村活计。除非有明确的举事意图，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本业。奎达舒拉一旦发出号召，这些人就会群起响应。
2008年，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已经组成了“影子政府”。有权有势的武装首领被任命为“影子市长”“影子警长”“影子区长”和“影子省长”。这些“影子官员”是否实际掌权，我们并不清楚。不过，塔利班有了这一套完整的班子，阿富汗的百姓似乎也有了另一种选择：除波恩计划扶植的新政府之外，还有塔利班政权。后者似乎随时可以夺权，将卡尔扎伊及其外国朋友驱逐出境。
他们下面有一群战场上的作战指挥及专业的武装分子和全职杀手，他们的职责唯有叛乱。这些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农民那里讨取食物、寻求庇护。时机一旦成熟，他们就会对目标发起攻击。事成之后，这些人会撤回巴基斯坦休整，补充军需。
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发展了一套替代政府司法系统的司法体系。塔利班的流动法庭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巡游（就像古代英格兰的巡回法庭），他们不必听从上头的指挥，这些“法庭”建立在已有的司法系统基础上，并且已经发展了15个世纪。法律非常具体，关于法律的书籍汗牛充栋，那些在学术上享有声望的人——名字中包含大毛拉、穆夫提和卡兹的人——都可以主张根据沙里亚法行使权力。就此而言，任何被称为毛拉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尽管从技术上讲，毛拉并没有足够的学识立法或者判决。在紧要关头，即使是一个哈吉（hajji，至少去麦加朝圣过一次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有资格主持正义。如果人们接受判决，他就拥有其所声称的权威，因为这就是伊斯兰教在基层的运作方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法官都知道伊斯兰教法，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固有的判断和习俗。
叛乱分子当中，哈卡尼、曼苏尔、希克马蒂亚尔和毛拉·图尔（黑毛拉）等所在的组织规模最大，他们的旗下有多支武装协同作战，同时，他们与巴基斯坦方面保持着联系。在巴基斯坦，类似的塔利班叛乱组织正在形成，如斯瓦特山区的贝图拉·马哈苏德及其家人领导的武装。情况和反苏战争时期几乎一样，叛乱组织的头目负责筹措资金、管理资金、提供军备。
塔利班分子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地区的民众因此陷入了两难，他们如有诉讼需要，恐怕都要掂量再三。新政府开设的法庭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选择了政府，就得准备贿赂法官。很多时候，判决结果和双方提供的贿款多寡息息相关。如果不愿意，他们也可以等塔利班“巡回法庭”的到来。
塔利班运动不再是一盘散沙，国外的理论家与奎达舒拉提供的那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溶剂和黏合剂，给了“异质”运动一种团结感，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男子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即他们是谁，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种感觉更容易被唤起，因为它来自传统的部落和宗教，无论阿富汗农村的社会体制以及农村群众有何分歧，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观念。
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都更愿意相信塔利班。首先，求助政府可能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而且，即便政府的法官清廉刚正，政府的判决也可能有失偏颇，毕竟政府提倡的法律制度一向罔顾农村地区的礼俗、传统与部落关系，对于农村人口也是多有偏见。例如，一名男子给了远亲一定数量的鸦片来交换他12岁的女儿，他的亲戚卖了鸦片还钱，但因为女孩反对而没有交出女儿。塔利班的“法官”肯定会对原告表示理解；相反，一个诚实、正直的政府法官会按照喀布尔政府颁布的法律行事，可能会说：“你把女儿卖给这个人？用鸦片来交换？好了，别喊冤了，你们都给我蹲监狱去吧！”
2007年，看来是困难的一年，但下一年的形势还要更加糟糕，驱动叛乱的态度仿佛嗜肉细菌感染一般蔓延开来。我所说的“态度”，是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攻击任何与外国项目有关的人都是值得称赞的。政府官员及来自美国、北约、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等都该统统被消灭，没有任何区别。
叛乱无疑荼毒了乡村社会的生态，很多地区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外人根本无法涉足。2007年，联合国派专员来到邻近巴基斯坦的帕克蒂卡省（Paktika）调查当地人民对新政府的观感。可是，他们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在很多地方，即便是联合国人员也会遭到袭击。
针对学校的恐怖袭击驱散了希望之光，一时间，未来又变得血腥起来。在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武装叛乱活动急剧增加。2007年，赫尔曼德省共发生了751起袭击、谋杀和越狱之类的暴力事件。
战火也悄悄地蔓延到了城市。巴格兰的一间糖果工厂遭遇自杀式袭击，造成75人死亡。2008年1月，4名持枪歹徒潜入喀布尔的塞莱娜酒店放置炸弹，杀害了一名警卫。最终，有两名枪手死亡，两人被抓获。这次恐怖行动惊人的不是死亡数量，而是目标，要知道，商务旅客来到喀布尔多在塞莱娜酒店下榻。一个月后，坎大哈再次发生人体炸弹袭击。自杀式袭击者混进观看斗狗的人群，最终约有100人遇难。7月，有人驾驶汽车炸弹冲入印度大使馆，造成58人死亡，其中多数为阿富汗平民。媒体猜测塔利班应该对此负责，但在我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当人们都在为学校问题而惶惶不安时，塔利班分子针对学校发动了袭击。2005年12月中旬，赫尔曼德省的一名教师在学校门口惨遭杀害。次月，扎布尔省的一名高中教师惨遭斩首。同月，坎大哈、赫尔曼德和拉合曼三地都有学校遭到焚毁。接下来的几个月，教师横遭虐待的事件愈发常见，打砸、焚烧和毁坏学校的事件屡见不鲜。哈法尔·拉坎瓦尔设在霍斯特省的学校便遭遇了一场劫难。反政府武装把校内所有的课桌集中在一间教室，而后纵火焚毁。在纳迪·阿里小镇，哈罗提的“绿色乡村学校”陷入了塔利班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一年之内，南部和东南部便有200多所学校被迫关闭。无论如何，家长都不希望孩子处于斗争的前线。于是，没人愿意上学了。
此时，塔利班历经摸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敛财手段，即对所有利润征收10%的税。农民是被压榨的主要对象，当时，阿富汗的农产品中，唯有鸦片最有价值。在很多鸦片生产地，鸦片已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其本身已经成了货币。人们随身携带鸦片作为现金，用于交换布料、杂货等常用消费品。当然，鸦片之所以经历如此转变，是因其具有货币所需的一切属性：它不易损毁（主要是因为大家不舍得损毁），可以精确计量，价值得到广泛认可，而且产量相当有限（拥有鸦片的唯一途径是生产鸦片或参与其贸易体系）。作为一种上佳的货币替代品，鸦片甚至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
此前，他们还不敢对学校下手。那个时候，他们不想得罪人民，不愿随意突破底线，毕竟他们还想有朝一日重新统治全国。但是，2002—2005年，激进主义的宣传攻势不断袭来，塔利班分子也渐渐放开了顾忌。奎达舒拉出言偏激，巴基斯坦那些伊斯兰学校同样在大打心理战，他们要在民众中间制造“学校恐惧症”。目不识丁的父母得知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孩子一旦进入西方人办的学校，长大了肯定背弃伊斯兰信仰。其实，类似的手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已不鲜见。当时，农村公立学校的孩子成了“共产主义者”，并驾驶着苏联战机轰炸自己的祖国。如今，宣传机器再次开动起来：喀布尔的大街上满是空了一半的威士忌酒瓶，市集里到处售卖色情影片，政府唆使年轻女孩半裸着上街到处游荡，美国飞机源源不断地把猪肉运进巴格拉姆基地，而造成这一切的人，正在诱骗家长让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
就这样，塔利班分子有了税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统、快速发展的（移动的）司法系统和（模拟的）货币。塔利班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卡尔扎伊政府的替代者，至少在各省是这样。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明显的机制来实际管理一个国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是使阿富汗无法治理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学校是必需的。所有父母都希望子女接受教育，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人们对教育的意义存在普遍共识。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工具，当一种战争倾向的思潮大行其道，建造一所学校就是一种战争行为。在阿富汗，当心地善良的人们来到农村地区兴办教育，战乱地区因此多了好些不设防的建筑——学校，里面塞满了最脆弱的目标——儿童。2006年，塔利班叛乱分子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因此，塔利班叛乱对北约和美国构成了挑战，正如20世纪80年代“圣战”武装对苏联人构成挑战，以及一个世纪之前英国人面对阿富汗部落的挑战一样。英国放弃了击败他们那个时代叛乱的努力，只要一找到能把领导权交出去的人，他们就会抽身离去。这个人既强硬到可以统治这个国家，又足够精明，可以在国际和战略上充当英国的合作伙伴。如果美国能找到一个像阿卜杜尔·拉赫曼这样的强势领导人，那么它也会这么做。可是，阿富汗政坛上似乎没人能够担起这个角色。
转眼2005年就快走完了，混乱与秩序的竞赛仍然不分上下。桥梁遭到轰炸，诊所不断被毁，无辜平民死于非命。与此同时，桥梁也在不断新建，手机得到普及，新开了好多学校，甚至边远乡村的人们也开始参与大选。2006年，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大。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和政策专家都认为，这一年将是一个转折点。对于塔利班分子而言，2006年的目标是学校，他们将对学校实施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