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穆拉·法鲁克并不重要，毕竟他势单力薄，影响有限。不过，在美国干预的几年里，阿富汗涌现了数百个类似的人物。他们是自主行动的参与者——但也可以说，他们不是。他们的亲戚认识和他们一样的人，从而与另一些人建立关系，达成协议，做出合作安排。渐渐地，穆拉·法鲁克一类的小人物合并成庞大的组织，他们要听从上级指示。这种领导威望是通过传统渠道获得的，而且基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这种义务源自多年以来同甘共苦的经历，以及部落与家庭联系中产生的对等义务。
当一家私人建筑公司试图修建一条穿越法鲁克管辖地区的公路时，工程反复遭到法鲁克一伙的破坏。他是在借此发出警告：他并不反对修路，只是反对未经他允许在其所在地区工作的外来者。于是，私营企业与非政府组织进入当地之前，都要主动和法鲁克取得联系，并获得他的批准，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而且这样的做法并不会损失什么，安全也因此有了保证。那么，大家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外来者寻求穆拉·法鲁克许可他们在他的地区工作时，他们倾向于承认法鲁克是那个地区的统治者。
其中，最大的网络是阿富汗东南部贾拉鲁丁·哈卡尼领导的网络。抗苏战争期间，他就已经闯出了名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哈卡尼曾经从中情局那里获得大量金钱与武器装备。当然，这些资助是为了帮助他打击苏联人。第一届“圣战者”政府时期，他担任司法部长（那时卡尔扎伊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塔利班倒台之后，哈卡尼声称自己是塔利班的一员，并开始与西方国家部队作战。哈卡尼声称奥马尔是自己的精神领袖，他得到奥马尔的任命，成了东南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作为哈卡尼武装的二号人物，其儿子塞拉吉·哈卡尼是个极其残忍的暴徒，惯用自杀式爆炸和斩首等手段。
阿卜杜勒·哈基姆正是这样一位受害者。他住在加兹尼省，和警察存在合作关系。哈基姆并非位高权重的人物，只是因为工作需要，他才和警察有所接触。法鲁克写信警告哈基姆，勒令他立即辞职，还在哈基姆家的外墙上写满了威胁语，警告他不那么做的严重后果。对方恐吓再三，哈基姆仍不为所动。于是，法鲁克决定出手给他一点教训。一天，哈基姆刚从部队退役回家的长子，就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被不明分子暗杀了。几周后，哈基姆的小儿子又遭到逮捕（其实是绑架），之后，被指控为“美国间谍”而遭到处决。哈基姆不得不接受教训，选择退缩。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也从伊朗回来了，现在的他简直就是旧时代的活化石。过去，中情局和三军情报局都对希克马蒂亚尔宠爱有加，但他表示自己加入了塔利班。希克马蒂亚尔虽然自称塔利班，但仍然领导着伊斯兰党。他所谓的“塔利班”，其实是指自己的武装。哈卡尼占据了东南地区，希克马蒂亚尔虽没有任何成片的地盘，但他所拥有的“孤岛”却遍布全国，他在其他人的领地上建立了小小飞地。希克马蒂亚尔由此再次登上了阿富汗的政治舞台。
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不遗余力，叛乱分子却想方设法予以破坏。他们并不想和卡尔扎伊政府硬碰硬，更不愿意和外国军队正面冲突。每一个袭击目标，他们都要精挑细选。他们一次只针对一个人下手，就像恶狼玩弄猎物一般玩弄着喀布尔政府和美军。有时候，他们会把目标指向政府官员，更多的时候，受害者是那些与政府合作的平民。只要他们对卡尔扎伊统治下的安定生活表现出向往，就可能遭到杀害。政府也许可以派出军警保护一片区域、一个城镇，也许能够守护一个街区、一栋大楼。但是，政府能够保证每一个平民、每一个官员都能得到如此周到的安全保护吗？显然不能。既然有了漏洞，对手也就有了可乘之机。
毛拉·奥马尔依靠曾经的威望在奎达重整旗鼓。这座城市位于阿巴边境的巴基斯坦一侧。在这里，奥马尔设立了舒拉（Shura）。名义上讲，阿富汗国内的一切反叛活动，都要听从奥马尔的指挥，但他从不公开露面，他的所有讲话都由发言人发布。当然，他的这些代言人常常互相矛盾，发言人到底是在自说自话，还是在传达领袖旨意，根本无从得知。显然，奥马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特别指定了两名官方代言人——扎比乌拉·马扎希德和哈尼夫·亨思福斯。当然，这个消息也出自发言人之口。据两人所说，唯有他们的话才能代表奥马尔的意愿。不过，两位发言人从来不现身，他们总是通过电话与媒体进行接触，没有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也许，这两位发言人并非真有其人，而只是两个假名。很多叛乱分子都可以用他们的名号自行发声，如此一来，外界实在无从得知哪一次声明才是来自奥马尔。
地处农村地区的安达尔是穆拉·法鲁克的家乡。卡尔扎伊政府正努力在像安达尔这样的地方建立一个正常的行政机构。它任命了各区的省长，配备了警察，设立了市政中心和法院，以完善政府职能。许多非政府组织也进入安达尔和其他类似地区，以恢复供水系统、建立保健诊所，并为当地百姓提供其他亟须的生活服务。
当然，这不重要，因为奥马尔已经不是反政府武装的实际领导人，他只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众势力。如果奥马尔亲自指挥反击，确实会拉起一支庞大的拥趸队伍，但是，他也一定会结下不少仇敌，毕竟政治斗争中，无法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因此，奥马尔选择置身事外，对具体的事务概不过问。由此一来，他反倒成了一个传奇，有心人大可以打着他的旗号做着自己的勾当。两派虽然互相攻伐，却都可能自称是奥马尔的亲传弟子。显然，名义上的称呼与具体的行为和目的其实毫无关系。
2004年7月，阿富汗警方查封了一座私人监狱。监狱位于喀布尔的某处住宅区，狱长叫作杰克·伊德马。此人原在美军特种部队服役，后来成了警方口中的恶棍。伊德马还有两个帮凶，一个叫布伦特·本内特，一个叫爱德华·卡拉巴略。在拷打虐待方面，本内特是伊德马的好帮手。卡拉巴略的职责是用摄像机记录“犯人”刑讯的过程。三人被捕时，那里正关押着8名阿富汗男子，他们被吊在半空中。几天来，伊德马和本内特一直在对他们进行“审讯”，天知道伊德马等人想要套出什么样的情报。美国否认与伊德马有任何关系，但这是在监狱曝光前的一两周开始的，这表明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伊德马在做什么（他们也可能只是觉得伊德马古怪、令人讨厌）。
奎达舒拉也许没有统御全国的权力，但是，阿富汗南部的大部分叛乱大概还在奥马尔等人的指挥之下。当然，笔者只是猜测，因为奎达舒拉的实际权力备受质疑。虽然阿富汗各地的叛乱分子都声称是在奎达舒拉的领导下，但他们却又在各行其是。有时候，叛乱武装之间确实存在合作，但有时候他们又为了地盘与毒品线路而互相倾轧。
但对非正常死亡的赔偿并不是一种“现价交易”，这是管理部落互动的复杂社会机制的一部分。这种特殊的机制是为另一种机制所引发的无休止的血亲复仇提供的免责条款，即深深感到有义务为自己的亲属受到的伤害报仇，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是一定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复杂谈判。美国人也许会觉得，既然对方已经接受了赔偿，那么一切仇恨也就一笔勾销了。事实上，这些钱可能只会使阿富汗人对其亲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政权杀害的不满情绪更加复杂。
叛乱武装的头目之一毛拉·阿合塔尔·奥斯曼尼掌握着庞大的走私生意，是塔利班重要的税收来源。2007年，他在北约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他的死亡可能和另一名武装头目毛拉·达杜拉有关，达杜拉故意向北约泄密，透露了奥斯曼尼的行踪。达杜拉其人残忍无比、臭名远扬，就连盟友及其手下也要惧他三分。大家都把达杜拉称作“屠夫”（据说他喜欢用斧头砍人头）。又有人说，达杜拉手下的小头目多达几百人（小头目又各自统辖一批更小的武装团伙）。后来，达杜拉被英国特种部队击毙，可能是在他的行动被奎达舒拉内部敌对毒枭泄露给北约之后。达杜拉死后，他的兄弟曼苏尔接管了他留下的庞大组织。由于毛拉·巴拉杜尔的告密，曼苏尔被巴基斯坦特工逮捕。巴拉杜尔在奎达舒拉有很高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巴拉杜尔是塔利班的二号人物（2011年，巴拉杜尔被三军情报局逮捕，但在9个月后获释）。
每当美国误杀平民时，它会承认错误，受害者家属也会得到赔偿。不过，赔偿本身就是一种有问题的做法。在阿富汗普什图部落，对于谋杀案件存在一种独特的处理法则。有些时候，只要案犯一家愿意用金钱赔偿受害者家庭，案件可以就此了结。我觉得，一些美国人可能因此产生了严重误解，觉得误杀事件可以通过交易而轻松摆平。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培训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认真的研究员，他告诉我，据他的分析，在伊拉克发生类似案例的补偿标准是多少，又问我阿富汗“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阿富汗境内的所有叛乱都被媒体归咎于塔利班，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我认为，一个组织并不足以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浪。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横扫阿富汗南部时，它是一个大致符合这一说法的组织。不过，在美国介入之后，一切被称为“塔利班”的新叛乱逐渐形成。如今的塔利班，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既有毒贩，也有宗教激进分子，还包括一些外国的“圣战者”。甚至抗苏战争时期的抵抗组织，也在挥舞着塔利班的大旗。
美国、北约和卡尔扎伊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为法鲁克的事业作出了贡献。格瓦斯拉尔遇害之后一个月，北约战机对一处房屋发动空袭。据称，那是塔利班领导人的藏身之地，不过，屋内的住民却是9个孩子与一些无辜平民，他们和塔利班毫无关系。这一行为引起了与杀害格瓦斯拉尔同样的反感，并激起了人们一种道德上的对等感：塔利班杀害了无辜的慈善工作者，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杀害无辜的儿童，两者有什么区别？
《伦敦时报》的汤姆·柯格兰（Tom Coghlan）提供了一个例子。2006年6月18日，一辆载有卡尔扎伊政府官员埃米尔·达多及其随员的汽车在坎大哈附近遭遇袭击，导致达多的兄弟被杀。而后，坎大哈地区暴力事件不断，到那天结束时，达多的40多名亲属遭到杀害。那么，这一系列惨案是塔利班策划的吗？
几个月后，两名枪手骑着摩托车射杀了29岁的法国人贝蒂纳·格瓦斯拉尔（Bettina Goislard）。她是联合国的一名工作人员，帮助安置流离失所者（阿富汗国内难民），她的不懈努力惠及了5万多人。她的工作充满善意，深受爱戴。当地人民愤怒了，他们抓住凶手，并狠狠殴打了一顿。随后，凶手被移送司法机关，听候法律的制裁。你可能认为当地人的这一反应会导致法鲁克和他的组织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非常正确，没有创伤的日子就是在支持喀布尔政府及其外国支持者的事业；任何可怕的残暴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都能迫使大家放弃幻想，不再期待未来，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卡尔扎伊的统治。法鲁克认为，要想驱逐外国势力，暂时的战争与苦难是一种历史必然。等傀儡政权垮台，外敌离境，他们可以重建秩序，恢复法律。当然，那是塔利班统治下的秩序与法律。
嗯，算是吧。塔利班接管之前，埃米尔·达多已是坎大哈地区的实力派。奥马尔的塔利班能够得势，还要感谢达多这类军阀的残暴行径。美国干预之后，达多等军阀再次得势。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卡尔扎伊政府无法与他们全面对抗。最终，好些军阀还得到了新政府的任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担任正式官员。
2003年8月，法鲁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只要一点火，马上就能呈燎原之势。那么，法鲁克及其追随者打算在哪里打响第一枪呢？他们的目标并非巡逻的军队，也不是美军的兵营，他们甚至不打算袭击政府机构，他们杀害了两名红新月会（即伊斯兰国家的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法鲁克的暴行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不过，法鲁克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才不想赢得民心，他只想出名。虽然大家都对法鲁克指责纷纷，但这反倒让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人。红新月会人员的惨死，让法鲁克的小团伙出了名，人们由此知道了这个魔鬼的存在。
达多所在部落还和同一地区的另外两个部落处于敌对状态。其实，三大部落的宿怨由来已久。现在，他们仍在为了争夺毒品线路而互相攻伐。由于达多身居高位，他所在的部落自然占得了先机。对此，敌对部落早就积压了一腔怨气。
怨恨一旦生成，关于新政府种种不堪行径的谣言自会不胫而走。从喀布尔回来的人说，“喀布尔大街上到处是乱扔的酒瓶”，乡下的一位毛拉在周五的祈祷仪式上，痛心讲述了喀布尔大街上男女恬不知耻当街苟且，而民众对此置若罔闻的骇人见闻。他痛心地表示，喀布尔已经堕落，就快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了。甚至有谣言说，美军性侵关在巴格拉姆的老者。当时，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虐囚秘照已被公诸天下，即便身处阿富汗农村，人们也能看见照片上骇人的场面：美国女兵用狗链锁住一名穆斯林男子的脖子，迫使他在狱中裸体爬行，好像遛狗一般，旁边还有好些赤身裸体的男人被迫叠在一起，活似一堆木头。有了这样的新闻，村民自然对内容相似的谣言深信不疑。
正是由于积怨太深，这场仇杀很快就席卷了坎大哈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人民起义，仇视埃米尔·达多的人都在选择以武力泄愤。同时，这也是反对中央政权的地方起义，是三个部落之间长期不和的一段插曲，是一场争夺毒品和金钱的战斗，还是总部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舒拉在重新控制坎大哈的运动中所遭受的打击。因此，将这场战斗追溯到塔利班是正确的，但一旦人们解构了“塔利班”这个词，这样做的意义就没有了。
卡里姆的遭遇并不稀奇，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更糟糕的是，新政府的军警部门几乎被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把持，因为他们也是得胜一方的主力军。这些军警大多来自北部，但多驻扎于乱象频起的阿富汗南部。南部是普什图人的聚居地，如此安排不免让人产生误会——政府在有意扶植少数族裔迫害普什图人，这样的误会可不利于阿富汗社会的安定团结。
2005年，反政府暴力愈演愈烈。不过，在此期间，政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民选总统开始履职，民选议会开始运作，喀布尔涌现出不少新公司，各大城市都开起了豪华酒店。如喀布尔新建的五星级塞莱娜酒店，为世界各地的商务人士在阿富汗提供一流的住宿。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和赫拉特等地的外国人多了一些口福。他们外出就餐不仅有烤肉串和烤肉之类的阿富汗菜，还可以吃到泰国菜、意大利菜等各种美食。2005年，一位刚从阿富汗回来的美国人告诉我，当地局势已经大有好转，“街上连啤酒也有得卖！”这一点，让他惊掉了下巴。购物者可以前往喀布尔一家类似加州的圣莫尼卡购物中心的商场，在瓦济尔·阿克巴·汗这样的高档社区，有一家西式超市可供外国人采购物品。
卡尔扎伊政府很快建立了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部队。军警自然有助于恢复秩序，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可能也将随之结束。但是，他们的上岗实在太仓促。几万名毫无作战经验的男性匆匆提枪上阵，他们要和最凶恶的极端分子作斗争，却没有人能够提供指导，而且很多强力机关的人员还会仗势欺人。加兹尼省的布料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就遭遇了类似的不公。一次生意，国家情报局的一位军官想向他索取极低的折扣，卡里姆并未应允。结果，对方立即指控他与“基地”组织勾结，并把他抓进了监狱。卡里姆在狱中饱受毒打，最终他只能付出1万卢比贿款，才得以出狱，而他的生意因为耽误了一年而荒废了。
喀布尔政府各部的顾问开始整理全国错综复杂的土地所有权档案，并将其数字化。如此一来，流亡者终于可以有理有据地索回自家的财产了。此前，每一次政权更迭，新官员会趁机霸占房产与土地，并伪造文件以支持他们的不正当行为。
美军在巴格拉姆基地中设立的一座监狱，其恶名堪与关塔那摩监狱相提并论。任何阿富汗人只要被美军特种部队或情报人员怀疑为恐怖分子，就可能被押往此地接受调查。附近地区的拘留营地当中，巴格拉姆监狱的规模最大。狱中聘有好些人，负责对囚犯进行审讯，这些人除了来自军方，还有一些是美国政府雇佣的私人承包商。美军承认存在冤枉无辜的情况，虽然无辜的人得到了释放，但此前一定经受了相关审讯。据亲历者回忆，巴格拉姆监狱中的囚犯常常遭到殴打，狱卒还会使用枷锁、头套限制囚犯的自由，囚徒甚至会被罚站数天。一名出租车司机遭遇殴打的时候，总会痛苦地大喊：“哎呀，真主！”审讯人员据此认为他可能有宗教极端倾向，并因此加紧用刑，最终，司机不幸惨死。事后证明，他和塔利班并无关联。巴格拉姆的故事和关塔那摩的恐怖传说一模一样，阿富汗社会无不人心惶惶。
喀布尔大学新设了研究特定学术专题的学科和研究所。阿富汗的一家研究机构着手收集历史档案并将其数字化，他们将这些文献上传网络，世界各地的学者因此有了研究阿富汗的第一手资料。喀布尔还开办了一所私立大学，虽然学费不低，但也不愁生源，部分阿富汗人的消费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底，阿富汗人的观感却发生了转变。大家觉得，美军的各种暴行似乎已经成为习惯。美军接管苏联援建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后，把它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阿富汗人不能随意接近，更别说进入其中。少数进去过的人表示，基地内已经建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美国城，城中到处是夜店、影院、饭店和商店（这些描述有些太过夸张）。巴格拉姆不但驻有军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承包商。为了维持基地运转，美国人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基地附近的阿富汗人并未因此受益。毕竟，基地所需的物资全数从国外空运进来，就算是牛肉，美国人也更喜欢澳大利亚产品。有人甚至谣传，美国人在基地里养猪。
新宪法承诺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尽管仍会不时爆出一些钳制言论的事件，不过媒体确实进入了繁荣时代。私人报纸、杂志与电台相继出现。一个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流亡者家庭还建立了著名的TOLO（日出）电视台，亚里安那和沙姆沙德等电视台也先后开播。至于一般的独立广播电台，更是举不胜举。
阿哈德与法鲁克一直在耐心等待，他们觉得局势迟早生变。机会果然来了。战后重建失败，仅是变局到来的原因之一。2002年夏天，第一次支尔格会议召开的那一段时间，飞临赫尔曼德省的美军战机误把一处婚礼现场的喧嚣声当成了叛乱分子的行动。其实，宾客们只是在朝天放枪表示庆祝，那是当地的习俗。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轰炸之下，47人不幸丧生，死者之中，包括不少妇女、儿童。此外，事故还造成117人受伤。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喀布尔的美军官员不得不真诚道歉。那次事故给阿富汗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我在喀布尔还是听到了不少宽容的声音。有人表示，当时的情况过于混乱，也十分紧急，美军犯错在所难免。只要吸取教训，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他们愿意继续信任美国人。
流亡者、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和阿富汗政府继续在全国的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推动教育。大家一致认为，教育是实施重建的百年大计。“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的2002年，在洛杉矶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女士与我接洽，她说：“如果阿富汗人都能接受教育就好了。”我问她阿富汗人应该在哪些方面接受教育，她双手一摊，黯然表示：“所有方面！”
在城市之外，麻烦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在土壤中萌芽，但美国干预初期所引发的普遍乐观情绪，创造了一种反对暴力的环境，因此，这些种子在秘密中悄悄萌发。记者克里斯托弗·鲁伊特和博尔罕·尤努斯讲述了穆拉·法鲁克的一个故事。法鲁克住在加兹尼省乡下，曾在宗教学校学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名塔利班成员。塔利班被驱逐，激起了法鲁克的愤怒，他决定闹出一点动静，向世界宣告塔利班仍在斗争，而且他们准备奋斗到底，直至把血流干。2002年底，法鲁克找到友人阿卜杜勒·阿哈德。后者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比法鲁克更具斗争经验。法鲁克想要立即举事，阿哈德表示反对：“现在时机未到……人民还不会跟从我们。”因为“人民”（大多数阿富汗人）都还对美国寄予厚望，觉得美国人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