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时局下，两人所拥有的本领才是最有用的。他们有本事、有人脉，能够和政界人物及其家属搭上关系，他们向马哈茂德·卡尔扎伊提供了600万美元贷款，其实和他当年用于购买银行股份的金钱正好相等。总统的兄弟其实只是拿走了自己的钱。银行的另一位股东阿卜杜勒·哈辛（Abdul Haseen）同样来头不小，此人是副总统法希姆将军同父异母的兄弟。马苏德遇害之后，法希姆一度成为北方联盟的领导人。美国入侵之后，指定了好几位实力派人物作为新政府的顶梁柱，法希姆就是其中之一。
这么两位人物何德何能，居然可以成为一家10亿级银行的主管？
法希姆利用职权，帮助哈辛走上了腾达之路。在法希姆的筹谋下，哈辛获得了一份为北约新的基地和美国大使馆提供混凝土的订单。赚取的第一桶金，被哈辛用于建设购物中心。这座购物中心高达多层，容纳了许多珠宝店。中心位于城市中央，法希姆只用了极小的代价，便得到了那块地皮。这桩生意绝对合法，待价而沽还是免费相送，一切都由原来的主人定夺。显然，主人觉得关系大过金钱。购物中心得到的巨额利润被哈辛用于更多的投资，包括一家私人保卫公司。驻阿富汗的许多外国政府机构都需要哈辛的公司提供安保服务，就连美国中情局设在喀布尔的基地也在该公司的保护之下。喀布尔银行也是哈辛的投资之一。作为股东，他轻松借到了一亿美元。由此，哈辛可以开展更多的商业冒险，也能进入迪拜的房地产市场。
那么，马哈茂德·卡尔扎伊如何能够筹集到这么一笔巨款？原来，是国内最大的私人银行向他提供了贷款。巧合的是，马哈茂德·卡尔扎伊就是银行的股东之一。喀布尔银行拥有两名创始人，舍尔·汗·法尔努德与哈利卢拉·菲罗兹。前者出身贫困，苏联干涉时期曾赴莫斯科求学。20世纪90年代，他以职业扑克玩家的身份游走世界各地，比赛的总奖金达到60万美元。菲罗兹作为法尔努德的副手，曾是马苏德武装的一员。当时，菲罗兹通过宝石生意为马苏德筹备军饷，相关的钱款达到上百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也在从事塔利班的洗钱活动。这点秘密，马苏德后来有所察觉，菲罗兹随即遭到解职。
帕米尔航空公司的一些股东也持有喀布尔银行的股份。航空公司的创办人哈吉·扎比·舍卡尼据称是一名毒枭。喀布尔航空公司同属私营企业，其创立者是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的干儿子。国有的亚里安那航空公司在新的竞争者夹击下，经营状况举步维艰。公司主管纳迪尔·阿塔什博士不得不启动私有化方案。其间，阿塔什惊讶地发现，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由政府高官及其商界亲信收购。而后，阿塔什被卷入了一场反贪风暴。调查者扎比乌拉·艾斯玛泰和他一样系属归侨。据称，阿塔什曾经借由购买飞机，从波音公司获取了600万美元回扣。但最后调查无果，阿塔什也没有吃官司。他逃出阿富汗后，还写书喊冤，声称艾斯玛泰才是一个大贪污犯。他走后，艾斯玛泰确实接手了亚里安那航空公司，不过，他不久就去世了，死因不明。2011年，另一名检察官再次提起诉讼，并对阿塔什及其两名助手发出了通缉令。
一开始，政府为阿德勒安排了另一项工作，即协助完成霍里（Ghori）水泥厂的私有化工作。面对众多竞标者，阿德勒耍弄起了拖延手段，直到投标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他才提出竞标条件：有意者需向有关部门提供2500万美元现金。时间紧迫，唯有一家公司在短时间内凑齐了钱，这家公司就是马哈茂德·卡尔扎伊的阿富汗投资公司。马哈茂德的兄弟正是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他在保镖的簇拥下，亲自把装着巨款的密码箱带到了阿德勒的办公室。接手水泥厂后，阿富汗投资公司承诺要把每月的水泥产量从4万吨增加到300万吨。
阿塔什潜逃的时候，总检察长还是阿卜杜勒·贾巴尔·撒巴特，此人惯于知法犯法，并因此丢了官职（撒巴特后被绑架，本书面世时，仍下落不明）。“9·11”事件爆发后，撒巴特还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喉舌“美国之音”的一名小职员，其间，他曾前往关塔那摩监狱进行采访。一番调查下来，撒巴特对监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此，美、英方面对他赏识有加，并向卡尔扎伊总统举荐他担任总检察长。撒巴特这种“犯罪克星中的明星”，似乎也该得到重用。上任之后，撒巴特屡屡利用职权打击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他为对手安插的罪名是贪污。撒巴特在任期间，也是喀布尔机场走私活动的高发期。据称，喀布尔银行与帕米尔航空公司勾结，前者提供金钱，后者负责偷运，每天运出的钱款高达1000万美元。撒巴特忙于打击其他罪案，对于这些犯罪情况自然无暇理会。刚刚调任喀布尔的时候，撒巴特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总检察长的权位让他的财富大为增加，很快，他就在喀布尔的高级社区置办了产业。近来，美国国务院的好些专家开设课程，旨在帮助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对此，笔者不禁感到可笑，因为阿富汗政府官员的人际交往能力实在无须请教他人。
阿富汗毒品交易的主要受害者是伊朗。为了阻截阿富汗毒品走私贸易，伊朗官方在两国边境驻扎了几十万军队，还修建了一条600英里长的防线。不过，毒贩可以用金钱或毒品开路。驻扎在边境的伊朗士兵放弃缉毒本职，转而成了毒品产业中的一环，还有不少人则沾染上了毒瘾。毒品渗透到了阿富汗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的结构因此大为改变。其实，因为普遍存在的腐败案件，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已经受到侵蚀，大型腐败案件及相关指控让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以矿业部长易卜拉欣·阿德勒为例，他的工作是与外国企业就阿富汗的矿产权利进行谈判。2008年，他将一处铜矿批给了一家国外公司，售价不过35亿美元。《华盛顿邮报》披露，阿德勒向对方索取了近3000万美元作为回扣。这项指控出自一位美国官员之口，而官员的信息则来自一份军方情报。报告称，双方在迪拜的一家酒店完成了这次交易。阿德勒否认了该项指控，而且他也从未因此被起诉。为求避嫌，总统卡尔扎伊还是解除了阿德勒的职务。
除马哈茂德之外，总统的另一个兄弟艾哈迈德·瓦里·卡尔扎伊也是政商界的一大人物。艾哈迈德·瓦里的地盘位于坎大哈，表面上看，他只是当地议会的议长，但是，当地人很清楚，艾哈迈德·瓦里控制着警察部队，并对市长发号施令。任何人想在坎大哈投资兴业，必须拜会总统的这位兄弟。没有艾哈迈德·瓦里从中撮合，任何投资都将无果而终。中情局还为艾哈迈德·瓦里提供金钱，请他组织一支武装在坎大哈附近负责防卫。长期以来，中情局都想为坎大哈增加一重安全保障，这种工作自然只能交给信得过的人。人脉广布的艾哈迈德·瓦里·卡尔扎伊得到了中情局的信任。据称，即使是坎大哈附近最为凶恶的毒枭，遇上艾哈迈德·瓦里也得敬让三分。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阿富汗的重建应当主要依靠私人企业，而不应受琐碎的法规约束，这样的国家愿景正在发挥作用：阿富汗的经济在增长！钱很伟大！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众多的穷人和瘾君子，而且后者的人数很快便超过了100万，这个数字远比伊朗要多。吸毒之风很快风靡中亚北部各国，随后波及俄罗斯，土耳其和欧洲也没能幸免。利润越高，风险自然越大。为了争夺路线与地盘，毒枭组建武装，互相攻伐，受害的百姓不计其数。因为毒品仍属非法，毒枭为求安全，只能向政府官员、警察行贿。于是，后者向他们大开绿灯，毒品由此成了政府腐败的催化剂，上至内阁官员，下至最低级别的边防警员，无不有所沾染。
我之所以用“据称”一词，是因为关于艾哈迈德·瓦里的种种传说并未得到证实。2011年底，艾哈迈德·瓦里遇刺身亡。调查称，这场谋杀源于口角之争，纯属一次激情犯罪，与政治、毒品毫无关系。其实，贪腐政治（corruptocracy）——这个单词尚属近来的发明——能在阿富汗甚嚣尘上，不能诿过于军阀或战争，艾哈迈德·瓦里之类的权力掮客才是问题的根源。
同时，毒品产业还带来了人们收入的提高，它迅速催生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种植鸦片的农民位于产业链末端。种植鸦片，他们可以养家糊口，不过生活仍然贫困。位居中游的则是那些负责贩运毒品的人。他们把毒品运到伊朗或巴基斯坦，而后再输入中亚国家（从那里装船运往俄罗斯）。这类人倒是能够发家致富，不过随时有生命危险，而且他们发现，真正的老板另有其人。那些人聪明狡猾，掌握着组织复杂企业、管理偏远工人队伍和跟踪财务状况所需的技能。这些毒枭在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建立据点，贩毒所得的资金被他们投入其他生意。这些生意大多是合法的，比如航空、通信、银行、运输、建筑和房地产。我曾经谈到海外归侨的投资热点也是这些领域。但请别误会，我可不是暗指归侨就是毒枭，我只是想说，繁荣的喀布尔一切都相互交织，当然，这些都是金钱带来的。
腐败并不足以形容阿富汗当前的环境。无论是总统的兄弟，还是阿德勒这样的矿业部长，这些权力掮客堂而皇之地参与商业经营，其实并不违反阿富汗生意场上的规矩。这些规矩与西方的规则有所不同，这里的商业关系必须经由人际关系建立，而政府的统治则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之上。
行业的发展兴盛离不开相应的人才队伍。加州硅谷电子工业的蓬勃发展，有赖于斯坦福和伯克利等学府培养的计算机工程师，这类人才是电子工业最需要的专业队伍。走私贩毒最需要的则是经验丰富的武装分子，在这方面，阿富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5年的战争，造就了一代具备如此技能的人。战争结束后，这些人需要工作。即便没有毒品产业，他们也会采取其他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毒品产业促进了阿富汗的和平。
一个人如果随身携带装有2500万美元现金的密码箱，肯定会被指控为犯罪分子。2010年，阿富汗媒体披露，总统卡尔扎伊每个月从伊朗那里得到一笔总额高达数千万欧元的赞助，顿时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媒体反复强调了对方装运钱款的方式，竟然是塑料袋！卡尔扎伊的助手把这些钱款当作行李，一路运到了喀布尔。在美国，这样的行径似乎应是罪犯所为，而罪犯恐怕也不会这样冒险。不过，这里不是美国，而是阿富汗。在阿富汗这个饱受摧残的社会，从前（也许现在依然如此）人们选择将钱装进密码箱，由保镖护送着随身携带，而不是将钱存进银行。
将非法产品推向市场同样需要特殊的技能，这方面的能力阿富汗人同样具备，因为走私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早年间，阿富汗的走私贩子曾把中东的金条走私到中国，从迪拜走私汽车到巴基斯坦。如此一来，他们可以逃过政府关税以及边界地区的腐败官员。偷运金条的经验，可以随时转变为走私毒品的能力。
裙带关系、结党营私，是阿富汗政治腐败的主要形式。在位的人各显其能，都在争取荫庇子孙、提携亲友。在阿富汗，提携亲友不但合法，而且被视为荣誉，甚至是一种责任。一个阿富汗人，应该得到全体家人的鼎力支持，不论外界有何非议，家人都会对他不离不弃。一个人不去帮助家人，难道应该扶助那些陌生人吗？面对家人也不愿伸出援手，简直就是奇耻大辱！阿富汗的新贵阶层，无不在政府当中安插自己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得到亲人的扶助，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政府不就该是这种作用吗？几代人之前，大部分阿富汗人不是过着游牧生活，就是生活在穷苦的农村。艰难的环境里，帮扶亲人的道德准则已经植入了阿富汗人的基因，即便过上城市生活，传统仍然发挥作用。因此，成亿资金涌入这个破败的国家并非什么好事。新保守主义者奉行这样的理念：尽力谋求私利的人能更好地服务公众利益，传统与这样的理念交织在一起，催生了阿富汗惊人的腐败现象。
商业化种植鸦片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在这方面，阿富汗人有着丰富的经验。鸦片曾是塔利班政权的一大财源，为了增加收入，自然需要农民扩大生产。为此，塔利班派了许多“顾问”对农民进行指导。他们会把如何种植鸦片、切割球茎、正确引流汁液和提纯胶质的知识传授给农民。他们还派出执法者，迫使顽固的农民放弃其他作物去种植鸦片。截至1999年，阿富汗鸦片已经充斥国际市场。后来，因为鸦片产量过多，导致售价暴跌，塔利班又适时推出禁种政策使价格回升。他们的手段与石油输出国通过减产而控制油价的方法如出一辙（这造成了一种持久但错误的观念，即塔利班至少反对毒品）。塔利班末期，鸦片产量确实得到控制，但是，他们传授的技能，阿富汗农民却并没有放弃。
当然，新保守主义者并不认为自由市场会在自然状态下发生，而是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法律下达之后，人们才能在规矩下各安其位。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是，如果企业都能尽力渔利而又不逾规矩，那么优胜劣汰的法则就能成立，赢得竞争的人必定是才学出众之人。
与此同时，农民们找到了合适的营生，他们可以种植鸦片。比起其他作物，鸦片有许多优点。它很耐旱，可以在任何温暖的地方种植，即使没有任何灌溉系统。而且，长期储存也不会影响鸦片液的纯度，即便市面上出现价格波动，也不用急于抛售。经过提纯，鸦片就能成为海洛因，海洛因很轻，容易运输。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价格。如果种植葡萄或者小麦，农民们得先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地雷，辟出大片耕地，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受其连累。辛辛苦苦得来的收获即便全部售出，所得的金钱可能还抵不上一点点鸦片。鸦片售价高昂，农民们只需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就足以养家糊口。
其实，新保守主义者的逻辑有一个严重的破绽，如果两个竞争对手的才学同样出众，资金也一样雄厚，那么显然那个敢于破坏规则的人更容易获得胜利。这些人并非罪犯，只是拥有一点胆气而已。破坏规则，自然也可能涉及犯罪，对此，他们并不害怕，而且也愿意承担风险，毕竟法律并不一定会实施制裁。喀布尔银行的两位创始人无疑就是这样的赌徒，一个扑克玩家，一个宝石贩子，就这样开始了一段传奇。当然，这类赌徒大多已经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同样涉案的政府官员并未受到惩罚，甚至没有被起诉。随着贪腐政治的到来，阿富汗重建工作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