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77%的重建资金完全绕开了阿富汗政府。200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资金通过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和外国政府直接投入到重建中，而不是通过阿富汗政府。所以，重建计划再成功（有些项目确实收入颇丰），也无助于阿富汗新政府树立威信。许多阿富汗人甚至觉得，政府就是局外人，根本毫无用处。
2002—2003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开支达到350亿美元。相较之下，用于人道主义和紧急援助的规划资金仅有8亿美元，而用于长期重建的项目资金不到这一数字的十分之一（约6400万美元）。直到2004年，重建和发展项目的资金才开始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向阿富汗提供帮助。其中一些资金直接由捐助国政府部门提供，大多数资金则来自政府雇佣的私人公司或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属于私人性质，需要依靠公众捐款和私人捐助维持运营，美国一般称之为非营利机构。在阿富汗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中，既有“和平之根”（Roots for Peace）这种致力于排除地雷的组织，也有自冷战初期以来一直在亚洲从事发展工作，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的“亚洲基金会”。许多非政府组织规模不大，成员多是本地人，他们在巨大的困难中斗争。2003年以前，喀布尔的300多家非政府组织聘请的员工有近万人。到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6万人。
外国规划的这些建设项目理论上可能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这些项目是被他人的利益所驱使的，而且很多项目匆匆上马，根本没有经过认真论证（2004年，布什与卡尔扎伊都面临连任竞选，个中因素显然影响了某些项目的时间表），执行也很不到位。
2003年过半的时候，伊拉克的情况糟糕到了极点。既然伊拉克成了“失败国家”，那么阿富汗无论如何也得坚强幸福起来。布什政府原本认为，推翻塔利班后，阿富汗会自愈。可是，到2003年底，美国政府却不得不接过重建阿富汗的任务。至少，他们要保证一部分阿富汗女性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保证民主政体得到巩固，让阿富汗出现恢复的迹象。
阿富汗北部一条连接萨尔普勒省（Sar-e-pul）与希比尔甘市（Shiberghan）的公路，反映了阿富汗重建面临的一大问题。公路建成后，可以大大缩短两地往来的时间，对贸易有巨大推动作用，相关的构想应是很好的。不过，沿线居民却少有机会前往省会，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在农村也远未普及，他们即便进城，通常也是步行，由驴子驮运货物。因此，更好的路况也无助于缩短村民的脚程。不过，新的公路总比村民们几十年来修建、维护的土路要好，那种土路一到夏天，不是尘埃漫卷，就是一片泥泞。
阿富汗战事尚未结束，布什政府又开启了另一场战争。这一次，美国的目标是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这场战争完全由新保守主义者的教条而起。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应当通过军事行动推翻暴政，并借此推广美式民主，为世界造福。怀抱这样的愿望，布什下令10万美军开赴伊拉克战场。英国也派出了7.5万人的军队。由36个国家组成的“自愿联盟”（Willing of Good），共有2.7万人参战（其中，冰岛派兵2人）。萨达姆显然不是对手，不过，美国承诺的民主、幸福、繁荣也如空中楼阁，从未在伊拉克实现。
为了保持路面干燥，公路采用填石路基。但是，由于前期的调查工作太过仓促，设计方根本没有综合考虑道路的整体坡度，造成某些路段又高又陡，像一道水坝，而一些必要的位置甚至没有涵洞，导致水在地势低洼处汇聚，变成了水池。村民担心水会使土壤变得松软，从而导致他们的棚屋倒塌。于是，他们扛上工具，在公路上挖出一道又一道的排水沟。这就破坏了公路的全部用途，因为这些水沟让汽车难以跨越。警察逮捕了“破坏”公路的村民。这条公路确实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可是这个政府似乎并不想为阿富汗人做主。
但是，美国对阿富汗的干预使快速撤军变得不切实际。每一场战争都需要公众的支持以及一个正义的理由。对于“9·11”事件，美国公众深感义愤，政府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他们也在高声叫好。可是，一场正义之战似乎不该只是为了宣泄仇恨。塔利班对妇女的迫害给了美国人一个理由，美国官方将阿富汗战争定义为“反恐战争”。从情感上讲，“解放阿富汗女性”似乎更加师出有名。阿富汗妇女问题并非塔利班一手造成，而与阿富汗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要想彻底解决，只能依靠阿富汗人自己的努力。现在战争结束了，在美军撤离前，阿富汗女性的处境至少应该有所改善。但是，本·拉登并没有落网，这场战争到头来很有可能落得一场空。
早期美国人试图进行的最大、最有魄力的重建工程，是对坎大哈到喀布尔的公路进行全面整修。战争期间，坎大哈－喀布尔公路已经破败不堪，路面必须完全整修。坎大哈与喀布尔是阿富汗的两座主要城市，人员、商贸来往异常频繁。工程完成后，两地间的通行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工程造价不菲，而且同其他由美方提议、主导的重建项目一样，坎大哈－喀布尔公路的大部分预算都花在了美国，毕竟这些工程必须经过美国国会审批，国会议员又必须为各自的选区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发展。若不如此，他们可能会输掉下一次大选。因此，远在阿富汗的公路所需的物资与设备却必须在美国采购，唯有如此，美国的技术工程人员才能从中受益。
当年晚些时候，大多数驻阿美军在阿富汗南部与西南部按兵不动。第二年，相关态势也没有改变。当时，美军总数为5200人，他们的驻地靠近巴基斯坦。按照布什的打算，美军在快速肃清塔利班残余后，将撤军回国，之后阿富汗的国防任务将交由国际维和部队承担，土耳其与德国会派军参与维和行动（不久，维和行动便由北约接手）。
阿富汗没有坎大哈－喀布尔公路重建所需的相关专家。这部分工作只能委托给美国的咨询机构，咨询机构把任务派给下级承包商，下级承包商再去寻找更下级的承包商。如此一来，66%的阿富汗重建资金其实都进了美国账户。这不是腐败，这是民主。但在另一头的阿富汗人看来，这很像在阿富汗普遍被贴上腐败标签的做法。
美国方面其实并不积极，因为执政党在帮助任何一个被摧毁的国家恢复其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方面持有矛盾的态度。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曾斥责“国家建设”，并表示，如若当选，他绝对不会参与任何国家的建设。他把阿富汗战争看作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只要能够推翻塔利班、杀死本·拉登，一切使命便告完成。阿富汗可能会受到伤害，但重建阿富汗并非美国的工作。布什政府的思路就是如此。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部分资金的确到达了阿富汗，而且以阿富汗的标准来看，数目还不小，不过，其中的部分被支付给了在现场工作的外国专家。这些技术专家要求在阿富汗工作的薪水至少要与他们在本国私营单位所能得到的工资相当，这是合理的。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这里工作呢？阿富汗的工作确实涉及实实在在的风险，因此，只有提供比他们在国内更好的待遇，才能招聘到有才干的专业人士。坎大哈－喀布尔公路工程的技术顾问与工程人员，每年收入都可以达到10万乃至20万美元。此外，任何人不得强迫他们进入没有安保措施的环境施工作业。况且，阿富汗警察没有能力提供这种安全，他们的能力和忠诚都是不确定的。路易·伯杰集团（Louis Berger）一类的私人建筑公司，更愿意聘请黑水（Blackwater）或者环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等私人安保公司的精良保镖。如此一来，每天的安保费用就能达到1000美元，一年下来，一名保镖的费用就高达25万美元。
可是，这些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首先，阿富汗的基础设施水平根本无法承担发放小额贷款的任务，想要建立一支相关的人员队伍更非一日可期。其次，捐赠者付出大量金钱，却不能从投资中获得回报。再者，由于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资金的具体去向难以掌控，恐怕没有人愿意掏钱资助这种项目。最后，大多数潜在的捐赠者，包括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并不仅仅希望阿富汗恢复如初，他们更想看到一场变革。因此，重建资金仍然来自世界各国政府，这些资金被投向外国规划的大型工程，其目的是让阿富汗脱胎换骨。
达里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大多数美国专家对此一窍不通。而美方投资的那些民用工程所在地区更常用的是普什图语，对阿富汗的这种官方语言，大家更是两眼一抹黑。因此，翻译成了工作的必需。除了负责传递信息，优秀的翻译还能为美国人化解一些文化难题。此外，翻译人员的英语能力必须达到母语水平。因此，新保守主义者首选的援助机构——私营承包商，大多选择聘请移居海外的阿富汗人。经过面试，他们可以为阿富汗境内的建筑公司、非政府机构、政府办事处与美国军方提供翻译服务。
小额贷款本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比起投入10亿美元督造三座大型工程一类的投资计划，50万名创业者各分得5000美元的方案似乎更加合理。2002年，1美元可兑换45000阿富汗尼，5000美元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然，这样的贷款难免带来浪费。有些“创业者”可能只是诈骗犯，而创业计划也并非个个都能成功。不过，小额贷款更为可控，涉及的项目也更贴近民生。即便项目失败，也会有少量资金渗透到当地经济中，从而带来一些直接的好处，人们将利用熟悉的技术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一天，一家上述这样公司的招聘人员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大吃一惊。我表示自己不会普什图语，而这是那份工作需要掌握的语言。没想到，对方请我放宽心，说：“您的普什图语已经很好了。”她的安慰反而让我大惑不解。要知道，本人的普什图语水平仅限于会表达“我不会普什图语”的意思而已。
小额贷款主要来自国外，外国投资者为有意创业的阿富汗个人或团体提出的小项目提供贷款或捐款，让阿富汗人设计和管理他们认为合适的项目，如深井、口红工厂等。例如，一个名叫“阿富汗为了明天”（Afghanistan-4-Tomorrow）的组织，开发了一种在农村地区使用的手动设备，它能将木棍、茎、麦秆之类的农业废弃物压成耐燃的燃料砖块。在一个几乎没有薪柴的国家，这样的设备犹如雪中送炭，而且一些家庭还可以用它来制作燃料卖钱。
然而，对方请我先了解相关的待遇再考虑是否拒绝：这份工作每年的总收入达20多万美元，其中80%免税，福利费和差旅费一应报销，而且吃住所需都由美国陆军包管（这是那份工作的独有福利）。我的不少亲戚朋友都接受了类似的工作机会，因此我清楚对方所言不虚。
西方的自由和平活动家认为，教育与重建是治好阿富汗痼疾的良方，是取代军事力量的道德选择。这种观点在2002年也许还能成立，毕竟那个时候的阿富汗看起来复兴可期，全国上下充满创业的活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项目，大规模的小额贷款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因此，当一名技术专家来到乡下时，都会带着他的保镖与翻译随行，其座驾一般都是价值10万美元的装甲防弹车。总之，每个在阿富汗各地漫游的专业团队都要花去近100万美元。而从事体力劳动的阿富汗人则只能拿到40—70美元的周薪。百万美元的工头，使唤日薪只有5—10美元的碎石工人，这无疑是在自找麻烦。
当然，战后的城市里不仅有无助的寡妇、失怙的孩子，还有流亡西方的人，他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这些人大多拥有一技之长，希望发挥自己的所学，帮助国家重获新生。很快，他们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不过，这些人在西方生活多年，早就习惯了国外的舒适与安全，而他们的员工是一直在国内担惊受怕、艰难过活的人。因此，双方免不了会生出重重矛盾。在员工看来，老板不过就是一群“给狗洗澡的人”，他们虽然现在颐指气使，但在国外不过是曾经低声下气地为阔气的外国佬的宠物洗澡的（穆斯林认为狗是一种不洁的动物）。如此讥讽虽然可能出于醋意，但仍然体现了不少人的真实看法。他们认为自己虽在国内受苦，却也不至于为生活低头，而那些跑到国外的人虽然发了财，却要对异教徒假意逢迎。
当然，按照当地标准，10美元的日薪已经算是高收入，如果这条路没有经过他们的家乡，这些工人每天的所得将会远低于此。工程一旦结束，许多工人就会立即失业，这等幸运将会降临到其他地区。为了保住工作，很多阿富汗人会趁着夜色，拿着工具，把白天的工作成果破坏殆尽，相关的责任完全可推到塔利班的头上。也难怪这条公路的造价如此昂贵。
正因如此，一些回国的难民并未回到家乡。他们辗转来到城市，想在那里谋职求生，可是，城里的工作也不太多。不少难民因为找不到容身之地，只能住进废弃的无主房屋，危楼倒塌之后的断壁残垣也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这些难民多是寡妇和孤儿。大街上，随处可见这些失去丈夫的女性，她们穿着蓝色罩袍，一边号哭，一边乞讨，只求路人能够赏赐一点零钱。遇上一个穿戴整齐的过客，她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几乎到了死缠烂打的地步。要想不受叨扰，只能加快脚步，绕道而行。孩子们在街上到处寻找垃圾桶，翻找里面值钱的东西，废旧金属和鞋子都是他们的目标。
尽管不少援助阿富汗的重建资金未离开捐赠国就已被抽走，但是，仍有大量资金涌入了阿富汗市场。相比本国孱弱的经济，外来资本的规模过于庞大，由此带来的问题始料未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作为更加重了这种经济疾病。非政府组织的总部大多在国外，派驻喀布尔的工作人员也多是一些心怀理想的热血人士，他们是真心实意在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如果在本国企业工作，他们的收入可能要比为阿富汗奔走呼吁高得多，不过，他们仍然愿意坚守在那里，哪怕收入少得可怜，只能达到他们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另外，有些人虽然薪酬丰厚，但也是应得的，毕竟他们要冒着危险，前往局势不明地区为孩子接种疫苗。在那些地方，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阿富汗是为了更好的待遇，他们会选择私营企业而不是非政府组织。
原来的耕地，现在遍布地雷，没有哪个国家的地雷数量能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埋下一颗地雷，只需3美元，但要将其排除，成本可能达到1000美元。如此一笔巨款，阿富汗的普通农民当然支付不起。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企图用肉眼找出田间地头埋藏着的致命威胁，然后予以排除。可是地雷的颜色近于土壤，稍不注意就会忽略过去。有时候，他们可能和地雷发生“亲密接触”，轻则残废，重则当场毙命，阿富汗几乎每天都会有儿童因为地雷爆炸落下残疾。农民要想恢复生产，必须得先清理地雷，相关事宜不但劳神费力，而且随时可能夺人性命。如此一来，种植业在阿富汗实在前途暗淡。
最重要的是，现在喀布尔到处都是腰包很鼓的外国人，但他们几乎没有消费的地方，因此，只要阿富汗人能够提供任何产品或服务，他们可以立即买单。讨价还价实在没有必要，毕竟他们的薪水比起当地普通人高出许多。因此，有房屋出租的阿富汗人可以随意开价，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顶级房产的租金大涨。慈善家詹姆斯·里奇（James Ritchie）之所以有兴趣帮助阿富汗人，是因为他小时候曾跟随从事援建工作的父母生活在喀布尔。塔利班倒台之后，他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办事处。一开始，每月租金为200美元，五年之后，租金已经涨到了3000美元。
阿富汗曾经盛产小麦与棉花，但如今既没有种子，也没有水源，重振农业，谈何容易。连年的干旱，再加上原来的水利设施已经遭到彻底摧毁，纵贯地下的坎儿井不是已经积满泥沙，就是被轰炸得不成样子，倒成了“圣战”武装的藏身之地（阿富汗人住进洞穴的消息您一定有所耳闻，这些洞穴通常就是前面提到的坎儿井，经过水泥浇筑加固，用于军事目的）。
租金上涨，可不仅仅针对外国人，喀布尔的每个居民都得承受。与此同时，房价也在攀升。喀布尔的房价一度接近加州水平。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其他行业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奢侈的需求，意味着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采购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要最新鲜、最流行、质量最好的！——由此，鞋、面包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一应上涨。无论外国人、阿富汗暴发户，还是普通百姓，都在承受物价飞涨带来的后果。
水果和坚果曾是阿富汗农民的重要经济作物。阿富汗的葡萄干一度占到世界市场的10%，包括葡萄干麦片中所用的葡萄干。无花果、石榴、梨、杏仁、核桃、桑葚、瓜类，也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在水果和坚果种植方面，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可谓一对竞争对手。战争期间，巴基斯坦人购买了不少阿富汗的裸根果树，特别是开心果。如今，果园荒废，要想完全恢复昔日的生产，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滚滚而来的现金流并非源于阿富汗经济的改善，也不是来自新产业的出现、贸易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因此，人们的收入并未提高，唯有非政府组织、国际公司和外国政府机构聘请的阿富汗人可以从中受益。正因如此，有些获得医学文凭的人宁可放弃医师执业，也要去给外国人开车，因为给外国人当司机要比医生挣得多。
但是，故国早就变了模样。亡命他乡之前，不少难民靠牧羊为生，如今即便回归故园，他们也无法重操旧业。家中的牲畜早在苏联军队的狂轰滥炸下损失大半，剩下的也因为主人疲于奔命而离散殆尽。
不过，大多数城市居民仍然生活在旧经济中，仍是原来的工资水平。教师、警察和公务员每月的工资仍只有30—50美元，高级官员的月薪也不过数百美元，而不是几千美元。一般的上班族，月收入可能只有警察或教师的一半，除非他们的老板从事走私活动。
局势并不乐观，城市建设者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单单一个难民问题就已足够让他们头痛。这些难民是当年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村人，他们逃出战场之后，大多蜷缩在巴基斯坦或伊朗的难民营中（那些受过教育、拥有资源和技术，而得以前往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建立新生活的阿富汗人，我更愿意称之为“流亡者”）。到2002年，阿富汗的难民人数已达世界之最，位居第二的柬埔寨，其难民人数远低于阿富汗。600多万难民急不可待地想要重返家园，暂时收留这些难民的国家也巴不得他们赶快离开。
新旧经济之间的落差因为外来资金（及毒枭的黑钱）的涌入而进一步扩大，阿富汗社会结构因此受到极大侵蚀。基层腐败大行其道，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原本只卖10阿富汗尼的邮票，邮局工作人员却堂而皇之地以20阿富汗尼的价格出售。个中差价，自然都被他们中饱私囊了。毕竟，他们也要谋生。警察来到事故现场，不管是目击者、旁观者，还是路人，都有可能收到警察的罚单。负责处理各种文书的官员拥有一种权力，那就是放慢速度的权力。如果没有收到小费，也就是通常说的行贿，那他们肯定会行使权力。没办法，他们也有苦衷啊！这些人也需要每天按时上班。可是，阿富汗的油价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每加仑4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