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再次响起了音乐。有些人仍在使用老式的晶体管收音机，有些人已经换上了最新的播放工具，如今人们可以津津有味地欣赏音乐了。喀布尔电台（塔利班时期被称为“沙里亚电台”）得以恢复，又播放起了流行音乐，沉寂已久的流行歌手再次受到听众的追捧。我特别喜欢歌手迪尔·阿迦（Dil Agha）的欢快歌曲《最亲爱的喀布尔》（Kabul Jan）。在我看来，迪尔·阿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最深的故乡情。
喀布尔大学从未完全关闭。塔利班时期，它备受摧残，神职人员将它变成了一间发育不良的伊斯兰学校。人民民主党时期，大学遭到政府的强力干预，课程中因此多了不少左翼教条思想。如今，学校重启全日制四年高等教育，学术的尊严得以慢慢恢复。秋天到来前，校园里已经有几千名学生，而且近四成是女性。喀布尔大学不仅开设应用技术、医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还有文学、历史和美术等课程。我曾参观过学校的美术学院，发现那里既有伊斯兰装饰艺术的专门课程，也有学生在练习素描与风景画。换在塔利班时代，后者纯属异教淫物，是大逆不道的。
走在喀布尔，耳畔还会不时传来久违的老歌。其实，人们对艾哈迈德·扎希尔等人的经典旋律一直念念不忘，他的那些歌曲卡带还是大家的必备珍藏。哪怕在塔利班时代，人们也会趁着夜深人静、门户紧闭的时候，拿出磁带，放进收音机，调低音量，慢慢回味。现在，人们总算能好好欣赏音乐了。大街上，你会看到人们戴着随身听耳机听音乐，他们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打着节拍。
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捐资办学。2003年初，我参加了一个与伊朗电影导演马赫马勒巴夫（Makhmalbaf）有关的组织发起的募捐活动，该组织规划在阿富汗建设一批私立学校。我并不清楚学校建成后将从哪里获得运营资金，也不知道这些学校将要设置的课程以及学校负责人的身份。不过，学校将会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历经塔利班时代的禁锢之后，大家都明白女性解放的趋势不可阻挡。阿富汗境内每多一所学校和一家企业，阿富汗的女性就多了一点挣脱束缚的可能。
这些歌曲无论新旧，几乎都是从巴基斯坦传进来的，那里的一些难民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喀布尔市中心靠近河边的大巴扎旧址，可以找到另外一种乐子。161年前，英国人把大巴扎烧成了废墟。如今，这里又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买卖景象。商铺鳞次栉比，多得就像迷宫。其中，售卖录音带和录像带的生意尤为火爆，施瓦辛格的片子销量相当可观。当然，要说最受欢迎的影片，还数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其实，当时那些小摊所在的地方正是喀布尔河的河床（2002年以来的连年干旱，导致喀布尔河几近断流），因此，人们也把这里叫作“泰坦尼克市场”（如果河水涨起来，所有摊位都会没入水底）。
霍斯特省是本·拉登长期经营的一大地盘，这里的“基地”组织树大根深。即便如此，也有人愿意寻梦而来。哈法尔·拉坎瓦尔曾是人民民主党政权的一名官员。20世纪80年代，他逃往美国，后来在明尼阿波利斯从事社区工作。塔利班政权倾覆之后，拉坎瓦尔来到霍斯特兴办学校，启动资金来自美国人的捐款，不过，他也得到了当地人的鼎力支持。拉坎瓦尔把男女同校当作立校之本。他的家乡就在霍斯特附近，属于那种典型的乡村共和。拉坎瓦尔的善举，当然是为了报答家乡的桑梓之情。
国家剧院（Kabul Nindari）再次开门迎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剧院每逢独立日便会上演一些原创戏剧。后来，由于塔利班政权禁止人们庆祝世俗节日（哪怕是庆祝阿富汗独立），剧院变得门庭冷清。古尔·马卡依（Gul Makai）曾是这里的一位小童星，如今，人到中年的她结束流亡生活，回国担负起了复兴剧院的重任。作为主管，马卡依的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招聘演员，排练剧目。几年过去，剧院已经创作了十几部新剧，并完成了200多场演出。一个马戏团开始在阿富汗各地巡演，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另一家剧团别出心裁，不但把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译作达里语，还将故事背景嫁接到了现代阿富汗，他们的创意收获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许多生活在欧美的阿富汗人带着少量的资金回到阿富汗，执行他们理想的发展项目。穆罕默德·汗·哈罗提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定居多年，毕业于拉什卡尔加的一所高中，我刚好也在那里就读过。哈罗提出身游牧民家庭，后来，他和家人在政府的引导下进入一个叫纳迪·阿里（Nadi Ali）的“模范城镇”定居。他后来成了医生，并移民美国，他在美国的生活很是优渥，不过，他还是选择回归故里，投身“绿村学校”（Green Village Schools）的建设。其实，早在塔利班统治时期，哈罗提就已经开始行动，塔利班官员还对他大加赞赏，而且允许他招收女生。当然，哈罗提绝不能对此大加声张。塔利班倒台之后，哈罗提彻底放开手脚，“绿村学校”越建越多，还吸引不少志愿者前来协助办学。
亚洲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名为“阿富汗媒体与文化中心”的项目。最终，他们推出了一部名为《面纱下的阿富汗》（Afghan Unveiled）的电影。由于亚洲基金会的资助，14名年轻的阿富汗女性接受了如何使用摄像机、做记者的培训。随后，她们走南闯北，深入城市、乡村采访妇女。那部影片非常精彩，不仅因为素材本身，还与女记者们的故事相关。影片的质量自然也属上乘。唯有女性记者才能深入女性的生活世界，毕竟，无论阿富汗的风气如何开放，也没有哪个家庭会允许陌生男人进入私人空间。随着影片的问世，阿富汗人的家庭生活第一次为外人所知。而且，14名女性都是塔利班时代的过来人，都有困守家中的经历，她们甚至一度忘了家门口街角的模样。没想到，如今她们能够去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和霍斯特这些远方的城市，和陌生人聊天接触，了解各地同胞的生活。通过这段经历，她们都找到了自我。
转眼已是年底，东京会议承诺的30亿美元到账不到一半。但对于当时的阿富汗而言，即使10亿美元也犹如久旱之后降下的甘霖。归国侨民纷纷开始索回他们在喀布尔的房产，虽然大部分房屋已成瓦砾，但好在地皮仍在，他们还能重建家园。一些侨民拥有建筑或者规划方面的专业背景，在他们的帮助下，政府制订了城市的重建与整修计划。根据计划，喀布尔的下水管道、路灯设施、给水系统都会整修一新，每家每户都会通电。总之，大都市所需的一切基础建设都在规划之中。而且，由于喀布尔早已不再繁华，所有的工程都能快速推进。内战期间，喀布尔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建筑与设施完全损毁，塔利班上台之后，却没有进行任何整修。规划者认为，与其慢慢修复，不如再造一个喀布尔，北郊的农田和沙漠正好可以作为新址。
20世纪60年代末，阿富汗的电影业在喀布尔缓慢起步。国立的喀布尔电影公司曾经辟出专馆，保存与阿富汗相关的一切影像资料。藏品当中，只有40部电影是本土出产的（其中大部分是纪录片与短片）。内战爆发，让本就举步维艰的电影业遭遇了灭顶之灾。塔利班又遣人把展馆里的2000部电影焚毁，一切能找到的摄影器材也被捣毁。所幸展馆的工作人员在一面墙壁后藏了1000多部电影拷贝与一些设备，塔利班垮台之后，它们才重见天日，仪器再次派上用场。依靠日本方面的援助资金，喀布尔电影公司重建了基础设施。像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生亚马·拉希米（Rama Rahimi）这样的外籍人士，在喀布尔大学开办了一个暑期班，为40名热切的学生讲授电影课程。
仲夏的喀布尔一派乐观景象，微风当中弥漫着水泥带来的重建气息。侨民正在回流，无论医生、金融专才、管理者还是工程师，都觉得祖国大有希望。加州弗里蒙特是亚洲之外最大的阿富汗侨民聚居地，战争结束后，舍尔扎伊博士回到祖国。此后，他被委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职位。阿史拉夫·哈尼教授也告别了霍普金斯大学，作为著名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人，哈尼一度被认为将在科菲·安南之后接任联合国秘书长。此次回国，他将被委以新政府财政部长的重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时，喀布尔电影公司的导演萨迪克·巴尔马克（Saddiq Barmaq）也在筹备拍摄电影《奥萨马》（Osama）。这可不是一部讲述奥萨马·本·拉登生平的影片，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性，她乔装改名，以一个叫“奥萨马”的男子身份生活在残酷的塔利班时代。后来，她的身份惨遭揭穿，并被一个毛拉强占为己有。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并获奖，为其他电影的制作铺平了道路。比如霍拉斯·山萨布（Horace Shansab）的《佐雷哈的秘密》（Zoleikha），完全是在阿富汗拍摄完成的，这部影片在世界多地的电影节上广受好评。
东京会议最后决定，阿富汗所需的重建资金应在250亿美元左右。阿富汗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他们表示，100亿美元就已经足够。不想，参加会议的国家却只愿出资30亿美元。不过，这个数目仍比之前估计的多。一年前，阿富汗可没人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况且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援助滚滚而来。
巴米扬大佛已被塔利班摧毁。现在，喀布尔大学的几名教授提议，重建其中的一座佛像，保持另一尊佛像的现状，以作为这场文化劫难的庄重纪念。这项提议引发了不少争议。正当阿富汗国内议论纷纷的时候，旅法阿富汗考古学家泽马利亚莱·塔尔齐（Zemaryalai Tarzi）宣布，巴米扬山谷的某处洞穴中有一尊更大的卧佛。他的结论是基于对古代旅行者文献的研究，研究表明，卧佛比最大的立佛还要大三倍。此后的每年夏天，塔尔齐都会带领团队前往巴米扬寻找卧佛（他们最近搁置了这项工作，因为当地局势仍不太平，某些野蛮之徒倘若得知佛像的所在地，巴米扬会再次迎来一场悲剧）。
我还结识了年轻的卡尼什卡·纳瓦比。塔利班时期，他一直避居白沙瓦，其间，他成了“阿富汗重建与节能协会”的一员。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总部远在瑞典。纳瓦比回国，是希望将协会的一些发明作商业推广。其中，有一种便携式的水力发电机，正好适用于那些尚未通电的村庄。其实，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从中受益。村里只需一挂从山巅飞流直下的瀑布，人们就能享受电力带来的方便。除了阿富汗，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村庄拥有这等风景。发电机产生的能量可以满足附近居民的用电需求，用于发电的水还能继续灌溉田地，相关的好处真是不胜枚举！纳瓦比所在的协会还有另外两种发明，一种是犹如两个锅盖天线的巨型太阳能暖炉，一种是可以从牛粪中提取沼气的装置，这些东西都有在农村地区畅销的潜力。
喀布尔博物馆本身就充满了故事。1978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小型博物院，收藏了大量犍陀罗时代的艺术品。那个年代，佛教与希腊美学互相融合，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人民民主党执政时期，一些干部伙同苏联人从博物馆盗取文物，拿到国际黑市交易。内战期间，博物馆的建筑又遭到战火的摧残。20世纪90年代末期，塔利班分子闯进博物馆，剩余的文物悉数被毁。如今，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文物残片放在基座上展览，并在一旁配上文物损毁前的照片，博物馆成了塔利班文化野蛮的证明。
回到老家我才发现，几乎每位乡亲都有一个发财的梦想。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资金，他们已经想好了用途。在战争爆发之前，凿井是一门广受欢迎的小本生意。有了马歇尔计划支持，他们觉得可以把生意做大。当时，阿富汗已经连续七年遭遇旱情，他们认为只要水井落成，田地里立即可以长出葡萄。著名的侯赛尼提子一旦卖到喀布尔，就能带来可观的收益。
幸运的是，2004年4月，博物馆馆长奥马拉·马苏迪对外披露，15年前，他和同事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在一个秘密的地下室里藏了2000多件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地下室被打开的那一刻，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者前来参观，还进行了电视转播，就像发现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一样。这批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中，后来有数百件作为“阿富汗黄金”（The Gold of Afghanistan）特展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没错，我想开一家化妆品工厂。”他表示，“塔利班下台了，全国的女人自然不会继续被关在家里，美容用品肯定大有市场。我的表兄已经从迪拜进口了一大批口红，就等着轻轻松松地数钱了。但要我说，口红这种东西何必进口，我们完全可以自产自销嘛。”
这些文物大多是金银制品，并镶嵌有宝石、半宝石，极具魅力。如此重大的发现，已经足够令人振奋，但实际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文物的背后还有一个伟大的文明。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100年间，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在生产精致的金银碗和烧瓶。同一时间，正处于最后一批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正在建造金字塔，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正在打造第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始建于公元前300年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阿伊哈努姆（Al Khanum）经过考古人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希腊文物，如青铜大力神像，以及一块描绘自然女神西布莉乘坐波斯战车的银盘。
“您打算在阿富汗开化妆品工厂？”我有些惊讶。
在基督时期，阿富汗北部的游牧民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手工艺品制作水平，其艺术风格深受波斯、希腊、罗马、中国、印度和西伯利亚等的影响，如镶嵌着绿松石的便携式黄金王冠、一只游牧民族公主穿的薄金拖鞋。
到了夏天，马歇尔计划已在阿富汗被炒得火热，每个人都在畅想自己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那年，我搭乘飞机从印度前往喀布尔，同机的一位乘客告诉我，他要开一家化妆品工厂。这个人并非来自加州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而是一个从未到过比印度德里更远地方的店主。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一脸黑胡子，穿着一件过膝的衬衫、一条肥大的灯笼裤，头上还戴着头巾。路透社记者镜头下的塔利班分子，就是这副样子。
考古人员曾在巴格拉姆发现两处密室，并从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部分珍宝被列入“阿富汗黄金”特展。考古学家一度认为，这些密室里一定藏有国王的珍宝。事后证明，这些是古代商人的仓库，一些商人把买卖物品存放在那里，如罗马统治时代的埃及玻璃烧瓶、叙利亚的青铜雕像、中国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塑、绘有希腊神话的吊坠、讲述佛陀生平的牌匾，以及描绘胸部丰满的女神与跳舞的印度教神祇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雕塑。新闻学教授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最近评价阿富汗是世界上最野蛮、最原始的民族，他甚至断言：“阿富汗人就像狼蛛，他们会吃掉幼崽。”当人们站在这些文物面前，反思马苏迪馆长及其同事为保护和保存这些文物所冒的风险时，会对布林克利的这番言论感到厌恶。阿富汗的苦难并非阿富汗人和狼蛛的基因相似，而是由于持续数十年的灾难性悲剧。阿富汗的黑暗时代似乎已经过去，阿富汗人正踌躇满志地准备迎接下一个文明时代的到来，他们的前景会一片光明吗？
美国总统布什的心里也有一笔账，他认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美国可以借鉴此前的“马歇尔计划”。提到马歇尔计划，阿富汗的城市阶层绝对不会陌生。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还得感谢杜鲁门总统的这一大手笔。当年，美国政府付出很多，收获也不少，苏联的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带来的回报更让美国大发横财。马歇尔计划的成功，让布什政府看到了在阿富汗推行类似计划的可能，通过援助让阿富汗恢复元气。如此一来，美国在中亚的核心地带将拥有一个忠诚、繁荣的穆斯林盟友，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得到保障。同时，宗教激进主义也将得到有效遏制。
不幸的是，阿富汗的马歇尔计划从未实现。成千上万实施小规模计划的人们翘首企盼，也没能等来点燃梦想的创业启动金。规模更大的私营企业迅速崛起，不少归国侨民都掌握了一笔资金。此外，他们在国内人脉活络、关系密切，可以为银行、手机公司和电视台等企业筹集资金。阿富汗这个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似乎即将直接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过去阿富汗甚至没有铁路，如今正在建设覆盖每个城市的航空服务（这是政府的承诺）；一个没有固定电话的地方，已经迈入了手机时代；一个没有办法让国家的邮政正常运转的地方，现在却有了互联网，几乎每个阿富汗人都可以注册一个电子邮箱。
一开始，波恩计划颇具势头。2002年1月，德国波恩会议刚结束，几个发达国家的代表就齐聚日本东京，商讨阿富汗的前途问题。与会代表都想知道，让阿富汗回归正常国家轨道，国际社会需要花费多少金钱。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被抛来抛去，100亿美元、150亿美元、200亿美元……
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使国家间的边界变得模糊。阿富汗这个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新浪潮的冲击之下，一个“后国家社会”正在出现。总部在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伊朗、荷兰、澳大利亚、德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企业，都把触角伸进了这片土地，他们的力量塑造了阿富汗人的生活，政府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也许，只有当这些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需要一点行政资源的时候，阿富汗政府才会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