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大选，形式自然要完备。除卡尔扎伊之外，他们还安排了另外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人是女权主义活动家玛苏达·贾拉尔（Masooda Jalal），她在会上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妇女权益。出于礼貌，一些代表用选票支持她。另一位候选人是诗人纳代（Nedai），他表示要为阿富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为流程需要，他也获得了一些选票。回首往事，纳代说，他早就知道无望当选，但是，仅有一名候选人的民主选举实在不像话，正因如此，他才自告奋勇“陪跑”，这么做只是为了帮助建立民主。这是一种非常勇敢的姿态，真的。
但一切实在太过顺利了。真正的支尔格大会通常要持续数天，大家为了一点利益不断争辩、不断妥协。会议结果从来都是未知的，而最后作出的决定则代表了一个实际的、来之不易的共识。可是，这次会议尚未开幕，结果就已明了。大家都知道美国人选择了卡尔扎伊，他就一定能够当选。美其名曰支尔格大会，其实不过是一场政治秀。
时至今日，阿富汗人都在纳闷美国人为什么要百般排挤前国王查希尔，要知道，他是全国唯一可信的和解象征。曾经的喀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沙姆斯告诉我，当年他若有机会角逐总统宝座，就会宣布全力支持美国的干预行动，然后告诉议会，一旦当选，会把所有权力移交给议会真正需要的前国王。沙姆斯认为自己的这番表态会带来大量的支持，将压倒美国支持卡尔扎伊的计划。他的计划虽然听起来很狡猾，不过，沙姆斯和政治圈根本沾不上边，更别提进入支尔格大会，竞选总统。支尔格大会已经确立了卡尔扎伊的合法地位，其程序就如把艾哈迈德·沙阿推上王位一般。按理说，大家都该对卡尔扎伊的权威毫无疑义，可是，许多阿富汗人认为，美国人操纵下的议会根本不能算数，猜忌的种子在那次会议上已经种下。
本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支尔格大会之前的那个星期，却又闹出了一些乱子。查希尔国王的一位孙子向媒体表示，其实国王殿下本想为阿富汗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二天，喀布尔的墙上贴满了拉巴尼的海报，发出了不寒而栗的信号，如果查希尔参选，他会奉陪到底。如此一来，喀布尔街头可能会喋血一片，相关的剧情，在1992年就已经上演过。哈利勒扎德出面平息事态，并且成功了。查希尔称他被误解了，拉巴尼的海报也消失了。6月11日，支尔格大会如期开幕，进展顺利。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根据波恩计划，卡尔扎伊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宪法。2003年12月，宪法草案成形。随后，政府再次召开支尔格会议审议宪法草案。这一次，美国人倒没有多加干涉，会场变得混乱。来自西部边境省份的年轻女代表马拉赖·乔亚甚至站起来，指责身边这些大胡子老头都是军阀与战犯，认为这些人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而不是堂而皇之地参与国政，对阿富汗的未来指手画脚。对方也不示弱，连连叫着“妓女”，把乔亚赶了下去。
支尔格大会定于6月召开。按照美国人的安排，大会将会非常顺利。前国王查希尔已经表示，他不会试图复辟。作为交换，北方联盟的领袖拉巴尼也声称无意竞逐任何职位。如此一来，总统一职只为卡尔扎伊虚位以待。温文尔雅的国际人士哈米德·卡尔扎伊即将成为阿富汗过渡政府的总统。
接下来的一个月，国内各派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宪法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为求妥协，最终的定稿自然问题很多，不少条款语焉不详，有些地方又过分烦琐。例如，宣布前国王查希尔为“国父”，但这一规定很快就随着这位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毫无意义。宪法多次宣布阿富汗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禁止任何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的法律，它明确规定，男女都是自由的，保障女性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工作权和（免费的）受教育权。这些都与阿曼努拉时代的问题遥相呼应，还试图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
沙希科特的塔利班分子抵抗得尤为激烈。不过，一周之后，他们仍然没逃过败亡的命运。3月18日，美军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宣布主要战斗已经结束，美国取得了胜利。看来，阿富汗这片“帝国的坟场”也没有那么邪性，美国人轻轻松松就征服了这里。当然，仍有数千名美军会在边境“扫荡”塔利班残余。现在，波恩计划可以实施了。
根据宪法，阿富汗议会分上、下两院，下院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上院则由总统亲自任命。总统任期五年，同一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除非总统认为国家需要，有必要继续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连任两届以上。
他感到迷惑不解：“我们村每天都有人被杀。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几人丧生，但从没有上过新闻。你肯定搞错了吧！这些人里面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
总统与议会都可以制定法律，但如果议会不批准，总统提出的法律就不能颁布施行，除非总统认为这是为了国家利益绝对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这样做。
“这些人不是将军，只是普通的士兵。”我告诉他。
新宪法出台的时候，我问了在加州的阿富汗朋友对此有何看法。阿拉美达一所大学的行政人员穆斯塔法·博帕尔表示：“如果能够带来十年的和平，我会很高兴的。我只要十年。”看来，大家对宪法的要求实在不高。
一个最近跨越边境来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村民坐在我身旁，敬畏地盯着电视问道：“这些伟大的将军是谁？”
其实，阿富汗的真正问题不是宪法能否提供适当的机制，而是阿富汗人是否会接受宪法。电影制作人塔玛拉·古尔德（Tamara Gould）拍摄纪录片《国家的地狱》（A Hell of a Nation）期间，曾就宪法问题采访当地一名男子。达里语中，“宪法”与“基本法”乃是同一个词。男子摇了摇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基本法？”他笑道，“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基本法就是沙里亚法。”此言一出，其他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是啊，基本法，阿富汗早已有之，这些外国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问呢？
托拉博拉一役以后，战火又烧到了沙希科特的山谷里。正是在这个地方，驻阿美军第一次遭遇了重大伤亡。一架直升机不幸失事，导致8名士兵身亡。当时我正在白沙瓦的一家宾馆里，通过屋里的大屏幕卫星电视了解到事件的来龙去脉。房间里的电视频道有五六十个，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到半岛电视台，再到当地的新闻频道，几乎都对这场战役投入了百分之百的关注，取代了日常的板球和足球比赛节目。
尽管如此，波恩计划一开始还算顺利，2004年秋天的总统选举非常成功。选举前，联合国曾经请了不少当地人为选举造势，进行选民登记。宣传团队中有不少妇女，她们深入偏僻的乡村，去和那里的人们解释什么是选举。我的堂姐扎希达曾与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农村女性对于选举的高昂热情让她印象深刻。她记得，有位妇女激动地说：“我要让我丈夫多拿一些选票，能拿多少就拿多少！选举那天，我什么都不做，就要不断投票。”
北方联盟部队继续在阿富汗北部与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圣战分子”的核心部队作战，后者中有数百人被捕，但大多数人后来在越狱未遂中被杀。另有7000多名塔利班分子与“基地”组织成员被困在北方，但在美国支持下，巴基斯坦方面出动飞机，运走了其中的数千名阿拉伯人与巴基斯坦人。北方联盟本已将敌人逼入绝境，最终却扑了个空。
最终，登记的选民超过1200万人，其中的75万人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当时阿富汗的人口有3000万，其中57%是未成年人（按照选举法，未满18周岁不能参与投票）。因此，1200万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不错了。最终，四分之三的登记选民完成了投票。这个数字似乎有些夸张，毕竟在美国，一半的登记选民能够出现在投票站就不错了，一场大雨更会浇得投票站门庭冷清。阿富汗总统大选期间，联合国观察员并未发现舞弊现象。每一个投票点外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就连身着罩袍的妇女也在静静等待，准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和谈会议一般在战事结束后召开，波恩会议召开时，阿富汗战事未曾结束。事实上，它在战场形势白热化前就召开了。当阿富汗代表前往德国时，美国特种部队和北方联盟的战士正在向东南边境的托拉博拉洞穴建筑群发起进攻，美国军队朝里面发射了燃烧弹，焚烧了里面所有人，但本·拉登不知何故逃脱了。
那一次，共有18人进入最后一轮角逐。其中有世俗化倾向的塔吉克诗人佩德拉姆，也有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艾哈迈德·艾哈迈德扎伊，此人外号“工程师”，是位大学教授。卡尔扎伊在第一次支尔格会议上的竞选对手玛苏达·贾拉尔再次参选，她宣称：“苦难的国家需要母亲与医生来拯救。本人既是医生，又身为人母。”
然而，北方联盟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觑，那个时候，喀布尔仍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因此，北方联盟占据了内阁中最关键的三席——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外交部长，分别由马苏德的三员干将法希姆将军、尤努斯·卡努尼将军及名字非常好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担任。
那次大选很少有竞选活动，因为只有哈米德·卡尔扎伊有资源派遣他的团队到全国各地。塔利班的残余势力试图破坏选举，他们伏击了一辆公共汽车，杀死了车上所有持有选票的人。尽管如此，选举那天，仍有900多万人前往投票站，那一刻，大家都无所畏惧。
诚然，卡尔扎伊在阿富汗没有什么忠诚的支持者，但这也意味着不存在死敌。抗苏战争期间，他鲜有建树，而曾经的抗苏英雄，后来大多因为内战而身败名裂。卡尔扎伊没有追随者，没有死敌，没有污点，似乎是理想的总统人选，毕竟，新兴的阿富汗应该和伤心的过去彻底告别。
大多数选民目不识丁，自然不清楚选票上那些名字分别是谁。为了减轻困扰，允许候选人在他们的照片一旁附上一个图标，以表达他们代表的东西。候选人若希望选民知道他是一位支持现代教育的进步人士，就附上一枚书本形状的记号。如果候选人希望人们知道他是虔诚的保守派，把《古兰经》看得高于生命，也可以标上相应的记号让选民了解。
另一方面，卡尔扎伊也有一些优势，如传统的阿富汗部落声望。他是普什图人，他的父亲是波帕扎伊部落的首领。波帕扎伊是主要的（杜兰尼）普什图部落，也是坎大哈的主要部落。阿富汗各大城市之中，坎大哈算得上是最主要的普什图人聚居地。一开始，卡尔扎伊和塔利班走得很近。后来，老卡尔扎伊被塔利班暗杀，从而使哈米德·卡尔扎伊成了反塔利班的坚定支持者。
由此可见，大多数选民并非心中已有心仪的总统人选，他们出现在投票站，只是为了支持选举本身。从这个角度看，这次选举非常成功。
波恩会议圆满结束。在美国的组织与强势推进下，阿富汗成立了临时政府，哈米德·卡尔扎伊当选为总统。此人虽无政治经验，却是美国政府属意的人选。卡尔扎伊的好些亲戚都在美国定居，美国第一家著名的阿富汗餐厅，就是他的兄弟马哈茂德创立的。旧金山的赫尔曼德餐厅，便是马哈茂德旗下的产业之一，它赢得了《美食杂志》（Courmet Magazine）的赞誉。卡尔扎伊的朋友哈利勒扎德曾是里根总统的阿富汗事务顾问，通过这层关系，卡尔扎伊和美国共和党的众多官员有了交情。正是这些人的全力推举，布什方能当选总统。据说，卡尔扎伊曾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达拉斯的优尼科公司奔走呼吁。不过，他本人对此坚决否认，他与优尼科公司的关系到底如何，外人实在难以知晓。卡尔扎伊为人精明，了解全球商业热点所在，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相信他不会在外交场合不知所措。
几个月后的议会选举却没有这么顺利。较之大选，议员舞弊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更多的暴力事件在选举前期、期间和后期爆发。不过，议会制度到底得到了奠定。到2005年初，波恩计划的四步都已走完，即便悲观主义者也相信阿富汗即将腾飞。
波恩计划代表了阿富汗技术官僚和贵族的回归，标志着阿富汗这个屡被中断的“项目”又重启了。它发端于多斯特·穆罕默德时期，由阿卜杜尔·拉赫曼发展壮大，阿曼努拉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毫无疑问，对手会重新集结并展开反击，因为在阿富汗问题上，钟摆永远不会停止，哪怕一方暂时得胜，也不能阻止对方展开反击。
但是，想要走出苦海又谈何容易。阿富汗历经连年的战争与无序，早就已经满目疮痍。不少阿富汗人已经从苦难的岁月中悟出了苟存乱世的“真理”：相信枪，别相信邻居。大家也已经习惯投靠血缘相近的军阀，在他们的保护下抱团取暖。战乱一日不停，波恩计划就不会起到任何效果。从第一次支尔格大会结束的那一刻起，这个国家就一直游走在秩序与混乱之间。唯有秩序得到奠定，大家才可以安享和平；只有大多数人都放下武器，放眼长远，社会方能恢复秩序。可是，绝大多数人不会安心追求长期目标，除非他们相信未来是稳定的。如果明天有炸弹会落到房顶上，修缮房子是没用的。
如上的矛盾，波恩会议自然未能解决。不过，国际社会决定搭一把手，让阿富汗回归世俗化的方向，一系列重大援助即将展开。对于阿富汗的前途，与会各方也达成了共识：未来的阿富汗应该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其政治制度将遵循西方价值观运行。对此结果，不少阿富汗人深感欣慰，包括笔者在内。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时期，正值现代化蔚然成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这一代人的努力呼吁，西方世界才注意到苏联入侵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大多数美国公众总能记得那么几个来自阿富汗的名人，他们和我一样，对波恩计划充满期待。
阿富汗的重建者们必须尽快让社会恢复常态，唯有如此，才能让阿富汗人对波恩计划保持信心。哪怕乐观者只有一小部分，他们也算达到了目的。如此一来，外国投资者才能从日后的繁荣稳定中受益。因此，必须有人作出表率，只要一部分学校复课，一部分商店再次开门迎客，一些人再次找到工作，波恩计划就不至于遭遇信任危机。慢慢地，大家就会跟随潮流，继续追求和平生活，波恩计划的前景也会变得更加乐观，社会大众才不至于错过这趟重建的列车，整个社会才有可能恢复如初。
这个计划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与会代表想当然地为计划假设了一个终点，他们满心以为，有了宪法的保证，总统大选与议会选举都将顺利举行。虽然宪法还未成形，但既然总统与议会都会各司其职，那么起草宪法的工作也会顺利进行。对于一个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波恩计划也许是完美的。不过，阿富汗的纷争远没有真正停止，长期存在的对立纷争不断把这个国家拉上各自想要的发展轨道：农村与城市、变革与保守、新与旧、国家官僚与部落关系、世俗与宗教、国家军队与私人武装、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没有任何中心的由乡村共和组成的混乱宇宙，以及古老的阿富汗与阿卜杜尔·拉赫曼创造的阿富汗等。阿富汗的历史就像一个钟摆，近几十年来，钟摆的每一次摆动，都将这个国家推向了另一个极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一度将阿富汗推向一个极端，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威权政府，但没能延续下来；塔利班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推行教士与军阀掌控的极端宗教保守主义。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和平与秩序抱有期待。至少，波恩计划下的社会局面，他们并不乐见。如果喀布尔的命令能对全国的每个地区、每个村庄都产生约束力，整个国家将会更加太平，大多数百姓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但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也会让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大伤元气。中央与地方之争，并不仅限于阿卜杜尔·拉赫曼那个时代。自命毛拉的无赖、部落的首领、支尔格会议选出的头人，都曾利用乱局巩固势力，国家恢复和平，反倒有损他们的利益。如果西方价值观深入每个家庭，那么作为一个阶级的男性恐怕将失去在家庭中凌驾于女性的某些权力。对女性而言，未受教育的年长女性过去还能凭借年长占据尊位，新观念之下，她们的主导权将让给年轻一代，毕竟后者大多受过教育，还有自己的事业，对于外部世界也更加适应。如此看来，波恩计划对每个人都是利害攸关的。
四、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确立代议制民主政体。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那些走下战场的男性。他们无家可归，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长大成人。他们可能出身贫困，但是战场不论出身，也无关背景，只看战果，因此，那些好勇斗狠的人就变得突出了。而且，一旦阿富汗人开始相互争斗，决定等级高低的不仅是战斗能力，毕竟善战的人有很多。因此，从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战士，往往是不顾底线、残忍暴虐的亡命徒。
三、在两年的过渡期内，一个由博学的阿富汗人组成的委员会将起草一部新的宪法。
战争好似一把筛子，无用的品质将被残酷洗刷。战场中的人往往没有同情心，也不会拥有什么骑士精神。唯有毫不顾忌地行使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才能在无序的社会中赢得先机。同时，家族的解体、亲人的离散，也让这些人挣脱了文化与道德的束缚。无法无天的环境之下，自然没人能够惩戒他们的恶行。抗苏战争期间的游击队指挥官，后来大多蜕变成了暴虐的军阀，他们造成的混乱局面，为塔利班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塔利班的统治严酷至极，不过，也有一些人因此受益。一时间，国内又多出了一大批自命的毛拉。阿富汗现在到处都是指挥官、毛拉和军阀。严酷的教法统治下，只有这三类人才有机会大显身手，甚至称霸一方。波恩计划一旦实现，他们的辉煌过去只会沦为负担，甚至可能会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因此，对他们而言，社会一定不能恢复安定。
二、召开支尔格大会议，也就是大国民会议，组成临时政府，过渡期为2年，并选举产生一名足以服众的政府首脑。
2004年的总统大选，吸引了900万人前来投票。人心思定，和平才是阿富汗的主流意见。但是，比起蠢蠢欲动的军阀，建设者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区区一点进步，实在不足以唤醒民众的信心，持之以恒才有可能迎来转机。医院开业、桥梁奠基、学校复课、学生毕业，缓缓汇流，才有可能填满干涸的希望之池。问题在于，这一池希望之水不知道何时才能蓄满。
一、联合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过渡期为6个月。
相比之下，意图破坏的无赖只需要小小的动作，就能达到让人绝望的目的。他们只要炸毁一家医院，焚毁一所学校，用自杀式人肉炸弹搅乱一次毕业典礼，人们心中的恐惧都会被无限放大，化作凄厉的惨叫。破坏者清楚，一点挑衅足以让人拿起武器进行对抗，选择以暴制暴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战争与和平的天平随时可能失衡，就看哪一方先突破临界点。
不过，与会各方代表当时都怀抱乐观情绪。在西方的主导下，他们制订了一个四步计划：
阻止阿富汗在喀布尔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对巴基斯坦来说也是利害攸关的。塔利班早已渗透进巴基斯坦，从斯瓦特山区到俾路支的部落叛军以伊斯兰教法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名义，纷纷组织起各自的武装，发动了针对伊斯兰堡政府的叛乱。巴基斯坦自然希望这股危险洪流快点转回到喀布尔，远离伊斯兰堡，而这可以通过派遣特工进行破坏来实现。
会议上，南部和东南部乡村地区的普什图人被排除在外。这也难怪，阿富汗的南部是塔利班的勃兴之地，就连美国人也觉得，一旦当地的普什图势力加入会谈，塔利班很可能不费一枪一弹便能重夺政权。问题在于，被排除在外的普什图人占阿富汗人口的多数，将他们排除在外，无助于阿富汗局势的进步和稳定。当时，吉尔扎伊部和杜兰尼部不断交恶，双边关系几乎倒退回了艾哈迈德·沙阿时代。两个部落所在的区域正是阿富汗的那道创口——杜兰德线附近。当地居民无法参会，鸿沟就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同时，普什图部落的缺席与失位，还将在北方各大城市和落后的南方部落之间产生更大的裂痕。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并不完备的会议，阿富汗的前途将因此蒙上阴影。
边境地区还活跃着各种帮派，他们有的主营走私，有的通过毒品敛财，有的则贩卖军火，还有的什么都做。所有帮派都在与塔利班形成合力，而且它们的武装在不断扩大。总之，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横亘在阿富汗通往和平的道路上，他们阻碍了新的中央政府发号施令，也阻挡了城市中的西化思潮，饱受战乱的普通百姓、归国创业的技术官僚深受其害，国际社会的良好愿望可能因此化为泡影，美国政府付出的金钱与军力将难以得到回报。
代表们虽然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但可分为四大阵营。其一是北方联盟，他们是阿富汗北方的少数民族政党代表。其二是“白沙瓦组织”（the Peshawar group），以普什图的“圣战”武装为主，他们在巴基斯坦活动频繁，并在该国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其三是“塞浦路斯集团”（the Cyprus group），以伊朗为后台，包括哈扎拉人和赫拉特人，比如伊斯梅尔·汗。最后是“罗马组织”（the Rome group），是前国王查希尔的盟友、同伙和支持者，是城市精英的代表。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曾在西方生活多年，代表了寓居欧美的阿富汗侨民的希望。对他们来说，这些人将带领国家走向未来。
原文the Cypress group有误，应为the Cyprus group。——编者注
2001年12月，联合国在德国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不少代表应邀来到德国，讨论阿富汗的前途问题。大战之后的和平会议一般都是战胜国颐指气使，对战败者发号施令，战败方甚至都不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为保证战胜各方能够和平共处，与会代表都是在反苏战争中崛起的军阀势力。2001年12月召开的波恩会议，本该在苏联撤军后的1992年召开。多年以后，当年的参战各方再次聚到一起（唯一的例外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毕竟这个党派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美国历史上最经典的美食杂志，2009年停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