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前方设有路障，纳吉布拉命令调转车头，来到了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在这里，他们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许可。联合国的决定，“圣战”武装表示尊重。只要纳吉布拉等人待在联合国大楼，他们就是安全的。于是，接下来的四年里，纳吉布拉等人一直在大楼里，寸步不出。这样的避难和蹲监狱差不多，差别可能就在于，这里可以点外卖，看一些宝来坞电影。
第二天，“圣战”武装集体开入喀布尔。纳吉布拉带上兄弟和司机，朝机场方向逃去。纳吉布拉事先和联合国方面取得了联系，联合国提供了一架飞机，可以送他们前往印度。不料，纳吉布拉的计划早已被杜斯塔姆知晓，杜斯塔姆下令封锁机场。当天，没有航班可以离境。
“圣战者”还在巴基斯坦时，已就组建阿富汗临时政府（AIG）制定了一个松散计划。根据计划，将由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出任总统，他是白沙瓦七个主要伊斯兰政党中最小政党的领袖。两个月后，拉巴尼继任总统。四个月后，拉巴尼辞职，举行全国大选。西方媒体心目中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代表马苏德，则会出任临时政府的国防部长（确属机要职位）。党派无论大小，只要在白沙瓦占据一席之地，都会得到至少一个内阁席位。希克马蒂亚尔则是政府总理的不二人选。
随后是一段忙音，一场对话就此结束。
希克马蒂亚尔并未领情。他觉得总理一职未免太过屈才。要知道，他所领导的伊斯兰党是第一大政党。希克马蒂亚尔甚至认为，整个政府都该由他和他的党派来领导。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也不能容忍希克马蒂亚尔成为次要角色，因为此人是他们操控阿富汗的关键人物。因此，阿富汗的最高职位一定要由希克马蒂亚尔担任。
“准备保护喀布尔的男女老少。”马苏德大声说道，“我们还要保护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保护这些流离失所、前途未卜的人民。我告诉你，尽我的能力保护这些人不受任何形式的攻击是我的责任。”
拉巴尼接任总统之后，希克马蒂亚尔勉强接受了总理职位。不过，他仍然不愿来到喀布尔。他说，如果内阁有事相商，请大家到城郊的住处见他。
“准备什么？”
事实证明，马苏德的预料没有错，动乱随即爆发。但应该指出的是，马苏德也是阿富汗动乱局势的一大根源。正是他和伊斯兰统一党（Hezb-i-Wahdat）之间的纠葛，导致喀布尔一度陷入混乱。伊斯兰统一党是一个包括哈扎拉人在内的什叶派团体组成的超级大团体，当它占领喀布尔的西南部（哈扎拉人的主要聚居区）时，马苏德采取了行动。他和阿拉伯支持的普什图军阀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结成同盟。赛义夫占领了哈扎拉人的西南领土，马苏德则占据了哈扎拉人的东北区域。如此一来，两派军阀正好对哈扎拉人形成了夹击。
“看来你决定在星期天进攻喀布尔了？那么，我是否应该有所准备？”
哈扎拉人进行了激烈的反击，由此而来的后果相当骇人，抢劫、强奸与谋杀的暴行在枪战和轰炸中愈演愈烈。我的堂姐扎希达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那个时候，她正住在喀布尔的西郊。有一天，一群哈扎拉人突然闯进她家，宣布把那里征为要塞。堂姐一家只得离家出逃，前往我叔叔阿塞夫位于市中心的房子。那个时候，叔叔已经流亡美国，留下来的房子正好能容纳扎希达一家。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希克马蒂亚尔再次打断，“我的意图，你刚才不也听到了吗？”
搬家之后，堂姐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但是，她和家人仍能隐约听到远处的枪声。后来，枪声似乎越来越近，次数也越来越多，但具体方位无法确定。她预感战争即将一触即发。不过，她和家人又不敢立即逃走，毕竟那样太危险了。她甚至有些后悔，怪自己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一走了之。还好，堂姐和她的家人当时选择留在家中。那个时候，外面早已经陷入战乱。有几发子弹打入庭院，迫击炮打坏了她家的墙壁。那时，他们即便想要逃离，也已经无路可走了。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马苏德说，“我们无所作为，情况会更加糟糕。我和我的兄弟并不害怕。一切取决于你和你的追随者……”
但随后的炮弹开始打在窗户上。他们不得不躲进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食物只有生洋葱和土豆，没有水。因此，每天晚上，扎希达的丈夫要在夜幕的掩护下到院子里的井中取水。一天晚上，他在院子里被一枚弹片击中。他流着鲜血一步一步爬回储藏室。还好伤势并不太重，扎希达用酒精棉为他清理伤口。那次事故让堂姐下了离开的决心。“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希克马蒂亚尔打断了马苏德：“目前这个状况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只要局势稳定，我和我的追随者及所有“圣战士”都会按兵不动。我们现在大概不会采取侵略行动。”
于是，她戴上她所有的珠宝，那是阿富汗女性的便携财产，一家人把所有的钱款捆在一起。枪声一平息，他们就出了门。街上到处是尸体，在街区的尽头，他们看到一个哈扎拉少年，一手拿香烟，一手握着机关枪。他每吸一口烟，就会朝山上开一枪。一口烟，一发子弹，不间断地重复着。他每开一次枪，马苏德武装就会予以回应，进行还击。
1992年4月16日晚，马苏德拿起卫星电话，拨通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号码。他们的这场对话被录了下来，这段刺耳的录音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马苏德对希克马蒂亚尔说：“我们应该谈一谈，我很担心这个周日会闹出乱子。大家都想进城，个个不甘落后。如此一来，我怕局面会乱。所以，我想和你坐下来好好谈谈。让我们想出一些办法，组建一个可接受的政府，然后举行选举。事不宜迟，最好现在就采取这些步骤，而不至于走到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如果你同意，不妨这个星期天就……”
堂姐高声喊叫那个少年，请他稍停片刻。如此一来，她和家人才能安全通过。少年耸了耸肩，答应了。就这样，扎希达一家才来到了河边。他们沿着河畔，走到了一个稍微安全的街区，那里的一位熟人收留了他们。
在1992年这个关键时刻，纳吉布拉与“圣战”武装僵持不下，杜斯塔姆看到了他的机会。于是，他选择改换门庭。他这一去，大大削弱了纳吉布拉的有生力量。4月底，已有成千上万的游击队涌到喀布尔周围的山上扎下营寨，喀布尔行将陷落。不过，也没有哪支武装能够独力掌控这座城市，山上的游击队少说也来自11个派别。
对生活在1992—1996年间喀布尔的人们而言，扎希达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从新闻可知，那个时期喀布尔的局势并不稳定。延绵不绝的战火之中，间或有短暂的和平。但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屠杀：超过6万人因为冲突而丧生，30多万人逃往农村，最终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这是对尚未逃出国境的难民的称呼。反复无常的杜斯塔姆在战斗中不断转换阵营。战争期间，他犯下了累累血债。哈扎拉人常常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也常常以暴制暴，以血洗血。无论是赛义夫还是马苏德，参与内战的每一方都双手沾满鲜血，与暴行脱不开关系。
当然，如上假设完全不可能成立。纳吉布拉早已形同困兽，但对手仍然没有放弃进攻，反而有大批政府军倒戈相向，投入对方阵营。最为严重的一次叛变发生在1992年4月。纳吉布拉的盟友之一、乌兹别克军官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与塔吉克军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联合作战。人民民主党上台之前，杜斯塔姆一直在工会担任领导人。1978年政变过后，他投身军旅。此后，杜斯塔姆官运亨通，一路高升，他把大批乌兹别克同胞招至麾下，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政府军中，就此出现了一支杜斯塔姆的私人武装。反苏战争末期，这支私人武装已经发展到3万余人。另有数字表明，当时杜斯塔姆武装的规模超过了5万人（当然，这些人表面上还属于政府军）。杜斯塔姆之后的经历表明，他既不是人民派，也非旗帜派。他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范畴，只是个首鼠两端、嗜酒如命的世俗海盗，他信奉宗教现实主义，只为求得生存。
然而，所有人都认为，最严重、最不可原谅的流血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工程师”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在喀布尔一站稳脚跟，希克马蒂亚尔就把势力扩张到喀布尔附近几英里的郊外，并用火箭弹无情地袭击城市。1992年8月10—11日，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向喀布尔发射了上千枚火箭弹，他声称自己的每次攻击都有“特定目标”。但是，他领导的武装人员根本不具备精准瞄准火箭的技术，他的辩解显然并不成立。即便希克马蒂亚尔能瞄准目标，在距城市几英里的据点开火，又何从知道炸弹有没有准确击中目标。有几天，这些火箭弹以每分钟两三枚的频率降临喀布尔市区，无边的战火之下，大量房屋受损，无辜丧命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正如喀布尔大学经济学家沙姆斯博士指出的那样，当时阿富汗境内有近30万名武装人员，这些人不仅久经战事，而且个个有武器傍身。其中，政府军有10多万人，另外的18万余人则隶属各个“圣战”武装。同时，阿富汗还是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喷气式轰炸机、坦克、重型火炮应有尽有，1000余枚“毒刺”导弹还未开封，机关枪更是泛滥成灾。平均下来，每个阿富汗人都能分到一挺。各派势力囤积的弹药，更是足以支持多年的内战。如果纳吉布拉与“圣战”武装真能组成联合政府，当时的阿富汗可以一跃成为地区第一大军事强国。
阿富汗的乡村已被苏联人彻底摧毁，如今，阿富汗人又亲手摧毁了自己的城市。“圣战”武装互相攻伐，导致半个喀布尔遭到破坏。另一座城市坎大哈，也成了武装割据之地。内战是一场种族战争，它带来的仇恨因此更加难以消弭。对于夺走亲人性命的凶手，很少有人清楚其具体身份。于是，他们就把这种仇恨记在某个民族的账上。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使纳吉布拉成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他仍在努力与“圣战者”达成妥协，但他却在玩一副疯狂八人牌扑克。随着苏联撤军，纳吉布拉没了靠山。还好，苏联人留下的各种武器装备十分精良，还够他支撑好一阵子。喀布尔的城防工事也还算牢靠，虽然“圣战”武装在步步逼近，但纳吉布拉政权尚能维持。就这样，一年又五个月过去了。
当大屠杀撕裂城市时，军阀们正在为巩固农村的领地而战斗，数以百计的人划出了属于他们的半主权领地。残破的道路上设有无数的检查站，任何通行的路人都得向拦路设卡的军阀缴纳过路费；商店里本就稀少的商品，其价格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贫穷和饥饿就像疾病，随着战争蔓延开来，笼罩着整个国家。这些都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