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还和里根就缓和核紧张局势进行了会晤，并取得一些实质进展。两大阵营由此有了一次真正的喘息之机。会谈之后，里根在国内赢得一片赞誉，戈尔巴乔夫也收获了诸多好评，人们称他是和平的缔造者（除了右翼福音派基督徒，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额头上的胎记表明他“反对基督教”）。
冷战总能适时影响阿富汗的局势。1985年，苏联这艘巨舰迎来了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舵手——戈尔巴乔夫。不过，他接手的这艘巨舰已经出现沉没的先兆。为了应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国家财政几近枯竭。戈尔巴乔夫深知，如若不对军事与战争支出加以控制，苏联的国运恐怕将此终结。他因此推出了好些全新措施：“新经济政策”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纳市场要素；“新思维”的推行，让苏联国民也享受到了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措，西方大加称赞，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
戈尔巴乔夫的有些作为确实值得称颂。不过，此人的大胆举措却给阿富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戈尔巴乔夫认为，入侵阿富汗简直是大错特错，阿富汗就像套在苏联脖子上的一根绳索。为此，他迫不及待想要从中逃脱。但他并没有撤军停战的打算，而是要求军方不惜代价，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当年的尼克松不也想在越南“光荣撤退”吗？戈尔巴乔夫想从阿富汗撤军，但他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那个时候，苏联正在和美国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因此他不能表现得软弱无力。
对里根政府而言，尼加拉瓜比阿富汗更为迫切。在该国境内，美国一手扶植了反政府游击队（Contras）。游击队表现颇为出色，一度推翻了桑迪尼斯塔主导的政府。当然，里根政府也向阿富汗的“圣战者”提供了许多方便。虽然马苏德等人得到的金钱、装备，加起来不过价值几千万美元，但比起一毛不拔的卡特时代，“圣战”武装的境况好了许多。
打那以后，苏联军队明显加大了空袭力度。在狭窄的山谷间来回上下穿梭，直升机上的机枪对准平民的次数明显增多。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也是战争最为血腥恐怖的一年。这一年，苏军参谋部制订屠杀计划，要把阿富汗的广袤乡村辟为无人区。那个古老的阿富汗在地毯式的空中打击下彻底解体。所谓的“乡村共和”，就此成为历史。同一年，逃亡伊朗、巴基斯坦的难民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600万人。而战争开始时，阿富汗的总人口不过2000万人。全世界的难民中，阿富汗难民占了大半。摧毁阿富汗的凶手，并非一个势大力强、莽撞无知的新兴国家，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超级大国，它把阿富汗的局势搅得一片混乱。
“星球大战”计划有些抽象，即使对那些赞成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为了支持他的强硬立场，里根不得不在美苏对抗中坚持到底，其中之一是尼加拉瓜，另一个是阿富汗。
阿富汗的战事还在不断升级，隔岸观火的美国人却从局势中看到了阿富汗取得真正胜利的可能性。于是，国会参议员戈登·亨弗莱、众议员唐·里特等人开始为阿富汗事业游说。里根总统任命了一位阿富汗事务顾问，此人是阿富汗侨民，名叫扎勒米·哈利勒扎德，在贝鲁特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查理·威尔森也认为援阿之事可行，与国会和中情局的盟友一道，成功将美国对阿富汗“圣战”武装的（秘密）援助增加两倍。在威尔森的游说下，沙特阿拉伯政府决定拨出一笔同等价值的援助。到1987年，“圣战”武装每年可以从美国方面获取10亿美元的援助。当然，这笔援助还要通过三军情报局获得。此外，沙特阿拉伯还有10亿美元的援助。
“星球大战”计划也许不可行，不过，对峙的原则在于料敌从宽，苏联人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新的核武器。不知不觉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军备竞赛。
除了金钱和武器，威尔森等人还给了“圣战”武装一个重要建议。通过实地勘察，议员们发现了苏军的一道软肋，抵抗组织可以加以利用，穷追猛打。为此，“圣战者”只需要一件方便带进山区的武器，就能随时向苏军的直升机展开射击。
入主白宫的里根，亟须用实际行动把竞选承诺一一兑现。在这方面，里根还真不是作秀。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为了占据冷战的上风。为此，里根不惜采用核对抗的手段。他在联邦德国境内部署的潘兴导弹，直指莫斯科。对于苏联方面发出的高声质问，他只是微笑以对。里根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也许美国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防御体系，让苏联的导弹完全瘫痪。他的这个战略防御计划就是众所周知的“星球大战”计划，让一众战略专家闻之心惊。由于“相互摧毁”原则的存在，两大阵营才会陷入僵局，世界和平因此有了保证。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自然没人敢轻启战端。假如美国在防御方面棋高一着，里根就可以选择主动出击，攻打苏联。倘若苏联当局觉得对手已经占据优势，没准会先发制人实施打击。里根冷笑了一声，估计他会冒这个险。
可惜，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如此便携且威力十足的武器。于是，威尔森联合中情局内所谓的“阿富汗别动队”，矢志要为“圣战”武装打造一件实战利器。以色列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埃及政府则在运输方面打开绿灯。最终，著名的“毒刺”（Stinger）便携式防空导弹得以问世。这种导弹有长长的炮筒，可以根据热成像原理追踪目标。发射的时候，只需两个人固定炮筒，另一个人负责瞄准、开火即可。“毒刺”导弹虽谈不上十分先进，但足以威胁苏军。
即便如此，苏联的威胁仍让美国感到不安。罗纳德·里根能够赢得1980年总统大选，和他牛仔般好斗的姿态密切相关。里根甚至多次出言攻击苏联，为冷战对手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他宣称自己不会像吉米·卡特那般束手束脚，而要和苏联大干一场。阿富汗（和伊朗）也是里根手中的一把利剑，就此展开的层层诘问，让卡特简直无力招架。阿富汗战争对里根尤其有利，它已经成为里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右翼“反共”老战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右翼政治家虽然对伊斯兰主义知之甚少，却称赞阿富汗的“圣战者”是光荣的自由战士，视他们为“反共产主义者”。
1986年9月25日，“毒刺”导弹第一次被用于实战。伊斯兰党的军事指挥官阿卜杜勒·哈法尔（他自称“工程师哈法尔”）瞄准贾拉拉巴德机场的一架苏联直升机，发射了“毒刺”导弹。战争一打响，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虽然苏联的空中打击仍在继续，许多人死于空袭，但其经济意义是决定性的。据三军情报局披露，截至1987年，阿富汗抵抗组织发射的“毒刺”导弹，每天都能命中1—2架苏联战机。一枚“毒刺”导弹，花费不到4万美元，而苏联军用直升机的身价却高达1000万美元。美国中情局向“圣战”武装提供了500多枚“毒刺”导弹（一说2500枚）。另外，英国产的类似武器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从经济角度而言，这场战争对于摇摇欲坠的苏联实在太不划算，一次就损失了1000万美元，还是败给只有大把猎枪装备的游击队。没办法，戈尔巴乔夫只得选择撤军，越快越好，战果、面子只能统统抛之脑后。
最糟糕的是，政府没有充满活力的理想来弥补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共产主义曾经履行了这一职责，但如今，即使在共产主义世界，它也失去了号召力，甚至没有了激励共产党人的力量。年老多病的勃列日涅夫早就无力问政，但却无法摆脱，即便哪一天他撒手人寰，政治体制内也找不出合适的接班人。1982年，勃列日涅夫结束任期，权力移交给了原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关于安德罗波夫，外界知之甚少。此人同样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上任不过15个月就去世了。继任者契尔年科更是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局官员，而且他和前两任一样老病交加。不到一年，契尔年科死在了任上。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冷战赢家，一个即将称霸全球的大国。
苏联撤军的第一步，就是撤掉卡尔迈勒。此人施政无方，督战不力，已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继任者是秘密警察部队的头目纳吉布拉。此人体格魁梧，肌肉发达，像一位举重运动员，外号“公牛”。纳吉布拉上任之后，也有一番改革亟待推行：首先，他不再执着于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次，他要和“圣战”武装展开谈判，争取组建联合政府；他还得收买人心，拉起一支声势足够大的拥趸队伍。以上目标达成后，苏联人方能安心离去。
回想起来，1980年的苏联为什么会让世界如此恐惧和敬畏，是很难理解的。诚然，美国在当时已经疲态尽显，不过，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却在垂死挣扎。一方面，国内的官僚体制已经僵化不堪，甚至连它自己的官员都在鄙视它；另一方面，指令性计划经济除了生产巨型武器和工业设备，无法生产其他消费品，苏联人民梦寐以求的汽车和电视，似乎只有“自由世界”才能供应。
为了维持局面，纳吉布拉可谓竭尽全力，所有能够缓和局势的手段都被他使了一遍。秘密警察的名声实在太臭，纳吉布拉将其更名为“武装警察”（WAD）。每个人都清楚，总统此举纯属换汤不换药。在纳吉布拉统治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更名为“阿富汗祖国党”，但却没人高唱爱国歌曲。纳吉布拉主持颁布了新宪法，宣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为“阿富汗共和国”，伊斯兰教为国教，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但没有人相信他。纳吉布拉还拨出专款，修建了不少清真寺与神学院。他呼吁反对派放下武器，与政府达成和解，还在议会中为“圣战”武装领导人留出位置。他甚至说，如果某些条件得到满足，他将辞职。
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却觉得危局之中暗藏转机。在他看来，阿富汗已让苏联泥足深陷，它会耗尽苏联的心血和财力（当年，美国不也在越南触了同样的霉头），有了阿富汗的战事，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苏联付出不小的代价。对此，布热津斯基很有信心。当然，他并不希望美国对此投入过多，毕竟他可不敢指望阿富汗能战胜强大的苏联。只要美国暗中扶持阿富汗，尽可能拖慢苏军那不可阻挡的胜利进程，让苏联在稳赢的这场战役中尽可能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了。
放在十年前，这个计划可能奏效。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血腥记忆早就关上了和解的大门。阿富汗人如何能够相信，残忍阴鸷的秘密警察局局长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会致力于重建阿富汗的价值观。“圣战”武装清洗了枪支，开始向城市进军。
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卡特政府作出回应：苏联攫取控制海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作对美国根本利益的威胁，美国将采取必要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卡特主义”。也就是说，吉米·卡特只打算守住波斯湾这一阵线，承认了阿富汗。
战争之初，联合国就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呼吁交战方重回谈判桌。数年来，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与斡旋，却总是毫无成效。1987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苏联自来年起，将从阿富汗前线分批撤军，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将交由阿富汗人自行处理。如此决定，尚不知是福还是祸。同时，苏联希望美国和巴基斯坦作出以下保证：承认现有边界，美国不再向阿富汗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及经济援助；苏联撤军之后，任何国家不得干涉阿富汗的国内局势。苏方提出的要求并未收获切实的承诺，但是，戈尔巴乔夫已没有多余的精力迫使美方作出承诺，毕竟当时的苏联已经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在古巴，卡斯特罗的权位还是那样稳固。美国中央情报局用尽计策，也没能把他整下台。中美洲的左翼游击武装不但控制了尼加拉瓜，还在萨尔瓦多取得了节节胜利。在欧洲，喧嚣一时的团结工会遭到苏联的强力镇压，活动转入低潮。新鲜出炉的SS-20导弹，将整个西欧纳入了苏联的核打击范围。在中东，美国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最强硬的盟友。更糟糕的是，一群年轻的伊朗激进分子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控制了52名外交官。一个超级大国，何曾遭遇过如此频繁的羞辱？没过多久，苏联的介入又导致了阿富汗政权的更迭。难道对手真是不可抵挡？
1988年，第一批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回国。那一年，苏军在慢慢撤出。与此同时，无论从苏联自身出发，还是站在全球高度，一些更为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在苏联境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爆发群众运动，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都遭受了严重挑战。而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国人民先后走上大街抗议示威。风雨飘摇的苏联行将崩溃。
冷战到了1980年，西方阵营觉得己方形势不妙。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实在糟糕，承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同时，经济发展却陷于停滞。此外，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按照此前的经济观点，高通胀、高停滞与高失业率绝不可能同时出现。与此同时，油价一路飙升，就像坐上了火箭。危局当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却束手无策，他只是干巴巴地恳请国民节俭一些。当时的情况，需要每个人勒紧裤腰带。悲观情绪在全国迅速蔓延，迫使总统发表电视讲话。面对电视观众，卡特承认，美国正在经历困境。
1989年2月，鲍利斯·格罗莫夫上校踏上铁尔梅兹（Termez）大桥，穿过阿姆河，回到乌兹别克斯坦。他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苏联军人。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关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消息，因为东欧剧变更加牵动人心。同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吹响了这场剧变的前奏。访波期间，这位苏联领导人公然否定勃列日涅夫坚持的“有限主权”原则。他表示，任何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苏联都将不再干涉。东欧诸国就此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团结工会立即行动起来，迫使政府举行选举。最终，波兰选举以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而告终。匈牙利紧随其后，不仅进行议会选举，还将国名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大量人口从民主德国涌向联邦德国，政府虽然试图阻止，却根本无能为力。态度强硬的埃里希·昂纳克不得不辞去总书记一职。当年11月，大批东柏林市民聚集到柏林墙边，开始拆除这堵将国家一分为二的隔离墙。那一刻标志着冷战和苏联的终结。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在如此短暂的瞬间便走到了尽头，历史上似乎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1989年前夕，苏联的所有卫星国都摆脱苏联控制。1990年，苏联境内的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1991年，俄罗斯宣布独立。“苏联”正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毕竟在此之后，它已经不剩什么了。
相比之下，在西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观察家仍然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两大阵营都具备核打击能力，因此，双方都不能直接诉诸武力。他们要想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只能通过冷战的方式。第三世界时常爆发的代理人战争，正是双方你争我夺导致的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鹰派战略政治理论家。——编者注
苏联入侵激起了阿富汗各派势力的强烈反应，伊朗的世界末日革命，布托政府的垮台和伊斯兰主义在巴基斯坦的胜利，阿拉伯世界反政府、反西方的秘密伊斯兰革命组织和政党在崛起。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局势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对决。在伊斯兰世界，不仅思想家和活动家，就连集市上的普通百姓都把当前的历史重新定义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较量。
铁尔梅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苏尔汉河州首府，位于阿姆河口北岸，是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交通要道，与阿富汗有大桥相连，是1979—1989年苏联进军阿富汗的主要陆上通道。——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