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五裂的局面给苏联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阿富汗则承受了更大的灾难。自1826年以来，多斯特·穆罕默德等历代君王取得的统一成就，在短短的一年里就化为了泡影。阿克巴·纳鲁兹的父亲曾在查希尔·沙阿时代担任议长，经历了国家从统一到分裂的跌宕年代，对于国家的前景，他悲观地说：“阿富汗要想恢复到50年前的样子，我看还需要50年的时间。”
一开始，没人觉得阿富汗的抵抗力量能与苏联抗衡。面对强大的苏军，“圣战”武装落后得像一帮原始人。战争的结果难道还有悬念？假如阿富汗人还想抓住一线战机，他们就必须团结起来——所有的国际问题专家都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殊不知，各自为战才是“圣战”武装的力量所在。苏联方面遭遇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个时候的英国军队也有同样的烦恼。其实，强如英国、苏联这样的大国，不是奈何不了弱小国家阿富汗。迈万德之战，虽然阿富汗人曾经克敌制胜，在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之间的兴都库什山口，他们也击退了英国入侵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战争将阿富汗社会分解成数以千计的单位，每个单位都要和英国（现在是苏联）人死战到底。因此，英国（以及现在的苏联）人无法将他们一一打败，也没有人能代表这个国家与他们谈判，因为谁都不会默许有人治理国家。
在众多的“圣战”领袖中，有十几人是杰出的，有两人则特别引人注目：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这两个人都是年轻人，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见证了查希尔·沙阿执政最后十年的喧嚣与狂暴。
战争扭转了这一局面。如今，当越来越多的“圣战者”在阿富汗寻找合作伙伴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神职人员身上。这一阶级以牺牲世俗长老为代价，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土地被烧焦、经济被摧毁，苏联军队地毯式的空袭，不仅让几百万人陷于离乱，乡绅仰仗的部落体系也在轰炸中一溃到底。此外，战火中走出了一个全新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权力建立在战争技能上，而不是部落关系、血统等。
马苏德来自潘杰希尔，是塔吉克人。从人口数量上看，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仅次于普什图人。但是，长期以来，塔吉克人毫无政治影响可言。马苏德的父亲是一名技术官僚。由于工作调动，举家移居喀布尔。马苏德来到法国人兴建的埃斯特格拉尔高中求学。学校的一旁就是王宫，在劫难逃的达乌德在那里作了最后的生死搏斗。我和马苏德是中学校友，我读十一年级的时候，他还是个六年级学生。正因如此，我当时从没注意过这位小学弟。高中毕业之后，马苏德进入苏联建造的工学院。不过，他是如此热衷政治，以至于未能完成学业。
侵略军与抵抗者不断拉锯，重组了阿富汗原有的社会结构。我在第二章提到的“乡村共和”，在苏联入侵之前，它或多或少还是完整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及村中的马利克等世俗长老是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土地、财富、武器，还拥有争权夺利的意志。他们和神职人员合作，但后者起从属作用，只负责批准他们的决定。
到马苏德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他已不仅仅是一名虔诚的政治化的穆斯林了，他还经常抨击同学不遵守教规。他看不惯有人在斋戒期间进食，也见不得有人不按时进行礼拜，他已经改变了以往阿富汗人那种随和的态度。他不仅是穆斯林，还是伊斯兰主义者。
就这样，反苏战争代表了外部世界的重重矛盾和生死斗争。这些冲突加剧了阿富汗国内原本就存在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分歧，让他们之间的敌对状态进一步加深。不了解阿富汗历史的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阿富汗国内各民族都将彼此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其实，他们错了。苏联入侵之前，种族之分、教派之别，从未酿成太大的惨祸。“铁腕埃米尔”对哈扎拉人的迫害是一个例外。长久以来，不同民族杂居共处的经历，早就让他们学会了共存与包容，并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敌意自然存在，部落纷争也在所难免，不过，纷争只是战士之间的个人对决，他们的房屋、田园、牧畜和家人从不会受到牵连。苏联的入侵和阿富汗的反应，打破了群体间古老的默契，并为即将到来的野蛮种族战争埋下了祸根。
不过，比起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还算是温和派。希克马蒂亚尔原是一名反叛分子，曾从军事学院转至喀布尔大学。后来，他也因为关心政治而没有完成学业。在校期间，希克马蒂亚尔选读过一阵子工程课程，这使他后来自称“工程师古勒卜丁”。有人说，希克马蒂亚尔是作为一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开始职业生涯的。对此，他本人及其追随者坚决否认。无论他早年间的思想倾向如何，在政坛闯出名声的希克马蒂亚尔是个宗教激进分子。1972年，他涉嫌谋害一名同学而被捕入狱。然而，没过几年，一位想讨好宗教激进势力的总理释放了他。于是，希克马蒂亚尔重获自由，前往巴基斯坦这一安全地带。
三军情报局虽然拥有广泛的资源，但并非所有援助都通过它来提供。阿富汗境内的什叶派武装大多听从伊朗的指挥，曾在19世纪遭到残暴“清洗”的哈扎拉人，是阿富汗什叶派武装的主体。面对苏联入侵者，哈扎拉人坚决抵抗。但是，他们不愿与逊尼派主导的白沙瓦武装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沙特阿拉伯也绕过三军情报局，与阿富汗境内一些武装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政府也拥有自己的跟班。就连巴基斯坦的老对手印度，也在扶植自己的代理人。
马苏德加入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促进会”（Jamiat-i-Islam）的宗教党派，该组织由喀布尔大学的神学教授拉巴尼一手创立。后来，马苏德虽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但他仍自称是“协会的一员”，拉巴尼才是马苏德心目中的领袖。希克马蒂亚尔原本也是该协会的一分子，后来，他自立门户，创建了“伊斯兰党”（Hezb-i-Islam）。这“一党一会”成了随后几年阿富汗暴力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角色。
在白沙瓦，诸位首领不但要讨取三军情报局的欢心，还要争夺拥趸的爱戴。大家兴兵造反的目的，都是“保卫伊斯兰”。在这种情况下，标榜“温和中正”的组织可没有什么竞争力。大家无不觉得，“温和中正”之类的说辞，更像是战斗乏力、信仰不坚定和意志薄弱的表现。要想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众多武装中“最虔诚”的。不少“圣战者”都把建立“伊斯兰国”当作终极的奋斗目标。其他人只能作出更强硬的表态，试图把对手的豪言壮语贬斥得好像无神论者的呓语。经过这样一番竞争，“圣战者”的整体倾向自然愈发极端。早早闯出名声的宗教极端分子最能得到手下的拥护，也最容易得到三军情报局的青睐。
1975年，当达乌德领导一个共产党内阁管理这个国家时，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与拉巴尼等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在潘杰希尔武装起事。但密谋未能成功，所有人不得不流亡巴基斯坦。此后五年，他们一直在巴基斯坦，直到苏联坦克开入阿富汗，他们知道机会来了。
“圣战者”希望有一天能统治的国家，不仅已经四分五裂，甚至涣散到了原子状态。农业和制造业几近崩溃，除了走私宝石、军火和毒品交易，国民经济如同一潭死水。阿富汗人只能指望外国援助来求得苟活，城市依靠苏联人的金钱，乡村地区则生存在阿拉伯势力和西方世界的羽翼之下。其实，大多数西方援助没能抵达阿富汗的第一线。三军情报局的诸位官员妙手空空，用西方人的援助填满了自家的钱袋。该组织好像一个国中之国，滚滚而来的战争财让白沙瓦的“圣战”领袖也获益良多。阿富汗百姓得到的，却只有无尽的战争和暴力。
马苏德回到家乡潘杰希尔后，很快组织了一批人马开始抵抗苏军。拉巴尼仍然坐镇白沙瓦，负责为协会笼络资源。武装头目回到国内组织斗争，政治领袖则在国外活动，马苏德与拉巴尼倒真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典范。
金钱、武器一旦到手，身在白沙瓦的“圣战”首领会立刻招兵买马，在阿富汗组建起一支武装。只有拥有稳定资源的领导人，才能拥有稳定的追随者。得到金钱、武器的武装分子，则会为了问鼎全国而继续征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入侵者面对的敌人，并非某一派别的政治势力，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苏联人只是稀里糊涂地闯进了阿富汗特有的纷乱世界之中。
希克马蒂亚尔主要的活动地点仍是巴基斯坦，只有形势需要，他才会回到阿富汗与手下并肩作战。“工程师古勒卜丁”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游说官员、筹措资金与获取政治资源上。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并非身处阿富汗，但其影响力又触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
负责分配援助物资的职能部门是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ISI）。表面上看，三军情报局不过是巴基斯坦军队下属的间谍机构。与陆军或空军相比，三军情报局掌握了军内的大小机密，它虽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但是，作为各军事部门之间的联络人，加上巨额的西方援助，三军情报局权势滔天。对于这笔巨额资金，三军情报局完全可以自行支配，不会有任何部门提出异议，更不必对其作出的选择负责。巴基斯坦政治体制内的这个秘密集团之所以能在穷凶极恶的阿富汗武装分子中获得制高点，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支最为凶恶的军阀。
在激进学生中，马苏德的表现并不出众。他不善演讲，组织游行也非他的专长。正因如此，他才把协会的领导位置让给拉巴尼吧。后来的山里游击作战，倒是让马苏德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事实证明，马苏德在军事方面天资卓越，几乎能和切·格瓦拉、毛泽东相提并论。很快，他就被崇拜者冠以“潘杰希尔雄狮”（潘杰希尔本就是“五头狮子”之意）之名。他不仅能设下埋伏，击落直升机，还有组织平民生活的天赋，他一手拿着枪，一手枕着头管理着他的社区。马苏德摸索出了一条与苏联侵略者的相处之道。白天，对方战机出动时，山里的百姓会上山躲藏；待苏军撤离，大家又会回家过各自的生活，他们还会趁着夜色犁地、播种，照料其他农活。
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少量金钱和枪支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流出，只不过这一类赞助并不会直接交到“圣战者”的手里，而是流向巴基斯坦政府，后者再把援助物资分配给他们喜欢的人。正因如此，大大小小的“圣战”领袖必须竭力讨好巴基斯坦政府，只有如此，才能分得一杯羹。
马苏德也想把所有的游击武装团结在一起。为此，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牵头组织了一个监督委员会。鼎盛时期，有130多个游击武装挂靠在委员会的名下。不过，马苏德毕竟是个塔吉克人，民族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他的身份自然无法服众，占人口多数的普什图势力与马苏德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
恩惠？交易？没错，白沙瓦的“圣战”组织领袖本质上是集资者，他们从世界各地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金钱和武器。某些组织的金主远在沙特阿拉伯，有些则依靠伊朗过活。北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革命党，也是不少“圣战者”仰仗的资源所在。
马苏德激发了他的追随者们近乎宗教膜拜的忠诚。我曾和马苏德的亲密助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有过一次谈话，我问他对马苏德的印象。他回忆起马苏德在历经与苏联人艰难杀戮的一天后，回到家里与孩子们玩耍时所散发的温柔。这样的故事是传说，是后人创造的英雄神话，真实的人与事可能要复杂许多。
当然，白沙瓦聚集了80多个抵抗组织，并不代表阿富汗国内就有相应的80余支武装。白沙瓦的大多数组织都是独立的实体，如果有联系，也只是和阿富汗国内武装有微弱的联系，也许有几百个，也许多达数千个。总之，白沙瓦的组织和阿富汗国内武装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惠和交易基础之上的。
希克马蒂亚尔是马苏德的一大劲敌。希克马蒂亚尔并不具备马苏德的领袖魅力，他也不是一个游击战士，这不是他的专长。希克马蒂亚尔过去是（显然现在仍是）杰出的组织者，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我预感多斯特·穆罕默德也是这样的人。马苏德转战山间的时候，希克马蒂亚尔在竭力拉拢三军情报局的各位官员，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三军情报局拨出的金钱、军备，有四分之三流入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口袋。希克马蒂亚尔用这笔援助，将伊斯兰党打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间（虽然基本上是普什图人）的游击队网络。阿富汗的每个地区都有伊斯兰党武装人员和特工。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难民营里，希克马蒂亚尔派出的人总在招兵买马。每个在战乱中长大成人、慢慢变得麻木残忍的阿富汗男性，都有可能成为希克马蒂亚尔旗下的一名走卒。
既然大多数抵抗组织拥有一致的目标，对抗同一个敌人，他们为什么选择各自为战，而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各位读者没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并非源于意识形态的立场或某种思想，而是基于领袖的个人号召力和他们的盟友。组织之间你争我夺，各个领导人都想攫取这场抵抗运动的指挥权。不过，他们都不想接受别人的领导，不愿和其他组织合并。在阿富汗的文化传统当中，领导地位仍然要回到相关的人际关系网络上来，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即使到了1985年，也仍是如此，人民民主党和穆贾希丁也要这样做。
无论是马苏德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在和苏联人及其傀儡政权展开血战。之后，同一阵线的两大势力也交上了火。抗苏战争期间，希克马蒂亚尔武装经常寻衅其他“圣战”武装。有一次，他们差点要了马苏德的命。大家清楚地知道，两位领袖彻底决裂的那一天即将到来。
有人说，唯有面对外国侵略者，阿富汗人才会团结一致，但这只是一种不理性的刻板印象。苏军入侵不到一年，就已有80多个抵抗组织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展开活动。这些抵抗组织大小不同，政治倾向也存在一定差异，有些来自自由主义左派，有些则出自传统的民族主义阵营。但是，大多数抵抗组织都打着捍卫伊斯兰的大旗进行战斗。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把阿富汗的抵抗力量称为“穆贾希丁”。
切·格瓦拉（1928—1967）：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