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旧势力并没有放弃抵抗。新旧两股力量渐行渐远，矛盾在步步加深。阿富汗社会看似稳定，不过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平衡不是稳定，终有一天，对垒中的一方会败退而去。重重矛盾之下，失衡的那一刻便意味着天崩地坼。在城市阵营内部，激进分子竭力反对温和派，以推动更大力度、更快速度的世俗化改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夺取政权，并非贫与富的决战，也不是农民对地主的革命，而是城市精英阶层内部关于如何追求喀布尔帝国长期目标的一次暴动。
多斯特·穆罕默德开创的事业几经转手，又轮到纳迪尔一家继承。阿卜杜尔·拉赫曼和阿曼努拉曾经为之耗尽心力，奋斗一生，却收效甚微。而后的穆萨希班兄弟自然变得更加审慎，通过雷霆手段，让这个列强环伺的国家巩固在一个全能中央的统治下。喀布尔的统治精英把发展视为一切的关键。冷战期间，中央政府坚持战略不结盟，如此一来，东、西两大阵营都能为阿富汗提供资源，中央政府才有修公路、建学校、设邮局、架构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本钱。果不其然，所有这些从首都开始的发展，使喀布尔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无论其规模、实力，还是文化优势，喀布尔都已经把国内的其他城市远远甩在了后面，其他城市加在一起，也难以和首都匹敌。如火如荼的基础建设，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新技术官僚阶层，他们的出现，对旧贵族阶层形成了挑战。前者拥有的技能和知识，胜过后者仰仗的宗教背景和部落出身。喀布尔成了阿富汗农村的帝国存在，中央政府建立的各种制度，对阿富汗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挑战。新喀布尔与旧阿富汗之间的拉锯战，变成了现代与传统、国际主义与狭隘主义、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城市价值观与乡村价值观之间的较量。纳迪尔·沙阿王朝似乎注定要成功，古老的阿富汗正在节节败退，失去动力。
然而，真正的冲突不在喀布尔内部，而在喀布尔和农村之间，双方的决战还未到来。苏联人闯入阿富汗，是为了防止美国人的干涉。但他们不必为此费心，阿富汗新兴的左派可能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全球对抗势力中的一方，但他们的对手却感觉不到与任何一方的联系，这些都不是美国利益或理想的代言人。在国内，这些人是古老阿富汗的象征，历经阿卜杜尔·拉赫曼等几代君王的剿杀，仍然屹立不倒。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代表着全球政治中的一个新因素——伊斯兰革命派。总之，阿富汗的国内冲突和冷战没有多大关系，这场冲突只是阿曼努拉和萨考那个时代，乃至更久以前一场悬而未决的阿富汗争端的爆发。苏联人的介入，打破了过去140年来精心设计的平衡，为被喀布尔的现代化改造压制的势力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