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学生追随者中，有两位活跃的学生：塔吉克人艾哈迈德·马苏德（Ahmad Massoud）和普什图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希克马蒂亚尔是个凶残狡诈的人物，他一开始是共产党员，但最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和他的同伴们抗议喀布尔的社会变革，在学校里跟踪不戴面纱的女性，将硫酸泼向她们的脸。
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学生激进分子会等同“左翼”，或至少是“自由派”。在喀布尔，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的。在这里，富有煽动性的校园激进分子都是宗教激进主义者。大学里的神学教授是这类学生的带头人，其中最知名的参与者要数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和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两人是校友，都曾在埃及著名的伊斯兰神学院爱兹哈尔大学就读。一帮留苏学生为阿富汗带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拉巴尼与赛义夫则带回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旨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当生活在统一的哈里发国，摒弃民主、人文主义之类的西方思想。拉巴尼和赛义夫认可穆斯林兄弟会建设一个完全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的愿景。
阿富汗的学生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两极分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左派和右派都分裂成许多派别，反映了潜在的种族、部落和个人冲突，因敌对产生的分裂愈演愈烈。1965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正式成立。一开始，全党不过30人。经过两年的发展，党员发展到35人。35人的小团体却很快一分为二，由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政见不合，他们各自拥有12—15人的追随者。他们通过所创办的报纸发声，抨击政府，指责王室，视另一派为政敌。塔拉基及其追随者创办党报《人民》（Khalq），因此被称为“人民派”，其成员来自农村。卡尔迈勒所代表的一派因为机关报《旗帜》（Parcham）而得名“旗帜派”。旗帜派由城市技术官僚组成，有些人嘲笑他们是阿富汗皇家共产党（The Royal Communist Party of Afghanistan）。两大派别对立严重，几乎无法共存，其中甚至有更小的左翼团体分离出来，他们是更特殊的种族亚族或领袖。
到底谁应该为“八三事件”负责呢？时至今日，没人清楚问题的答案。事实上，这可能并不重要。当年的喀布尔就像一个火药桶，“八三事件”不过是导火索。此后的十年里，每逢阿富汗历的8月3日，广大学生都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不幸的是，在“新民主”的十年里，达乌德邀请他精心挑选的左翼人士到他家中进行私下会面，试探他们的派别、忠诚度和思想，并以阿富汗的传统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盟网络。达乌德在年轻军官中寻找朋友和同盟是很自然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旗帜派。他们团结在这位曾经的强人周围完全是可能的，当年，正是达乌德的政策，他们才得以前往苏联留学，变得训练有素、思想激进。60年代末期，喀布尔充满了活力，来自西方的嬉皮士蜂拥进来，夜店与派对的喧闹声响彻整个喀布尔。工厂越来越多，工人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学校教育逐渐普及。学生们常常因为课业上的要求（如更宽松的考核）而罢课，工人要求雇主缩短工时、提高薪酬而罢工。仅在1968年夏天，阿富汗就出现了15次学生大罢课和25次工人大罢工。与此同时，军队里的下级军官也在小声说着“革命”，大学和清真寺里的宗教学生都在妖魔化“世界末日”——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示威活动已经导致第一任首相被迫辞职，继任者哈希姆·麦万德瓦尔（Hashim Maiwandwal）接受了请愿书，承诺会进行调查。最终，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学老师被指控，罪名模棱两可，实际上调查并没有结果。街头流言称，国王的堂兄、喀布尔驻军司令阿卜杜勒·瓦里（Abdul Wali）嫌疑最大。如果真是这样，调查毫无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阿卜杜勒·卡尤姆（Abdul Kayeum）因为“八三事件”辞去了内政大臣的要职并流亡海外，人们认为，无论他是否真的要对此事负责，他都应该承担责任。
喀布尔的活力麻木了人们的感觉，但寻欢作乐的背后却隐藏着麻烦。沿着任何一条公路或从政府哨所步行几个小时，就会来到那个古老的阿富汗，乡村世界和游牧部族里的毛拉、马利克、汗仍在沿着自己的轨道隆隆前行。
1965年，示威游行进一步升级成一场罢工。喀布尔大学的学生发动罢课，还把一封请愿书递到了副校长（碰巧是我父亲）手里，请求政府彻查整起事件，惩罚下令向学生开枪的人。如若这样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将让大学今年内无法再复课。
1973年，查希尔·沙阿前往意大利度假。他的堂兄达乌德趁机发动政变，夺取了国家的控制权。行动十分迅速，几乎未发生流血事件。这很可能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政变，达乌德把至少一辆劳斯莱斯轿车送去了意大利。如果你能得到它，这是一次不错的政变。核心的王室成员可能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对国家的最大威胁，必须进行遏制。达乌德已为这天做了许久的准备。他一废黜查希尔国王，就宣布自己任阿富汗的首任总统。你也许会质疑达乌德的合法性，毕竟这世上哪有自封的总统。不过，政治进步并非一日之功，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也许，他只是觉得“国王”的称呼听起来过时了，“总统”这个头衔要摩登许多。
游行仍在继续，官方渐渐难以容忍。1965年10月25日，当局授意警方出马驱赶示威人群。警方开了三枪，造成三人不幸身亡，其中两人是学生，还有一人是围观者。在很多人的心中，阿富汗可能就是政坛暴力的代名词，区区三条人命是小事。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这桩惨案一直被阿富汗人铭记至今，大家都不会忘记，那天是阿富汗历8月的第三天。此后的十多年里，这一天不仅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还是那场运动的象征。
达乌德倚仗旗帜派重登权力巅峰，不过，他并不是人民民主党党员。局势一稳定，他立即着手排挤左翼盟友，把一些人降职，把另一些人提拔到无关紧要的位置，并派遣许多人到国外担任大使。阿富汗与苏联永恒的友谊被达乌德反复强调，但是，他同时又在拉拢美国的地区盟友。他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和伊朗国王礼萨汗。阿里·布托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总是穿着一身萨维尔街出品的考究西装；礼萨汗则是美国在伊朗的“钢铁侠”。三位领导人计划组建一个地区贸易联盟，并考虑签署一份集体安全条约，修建一条联通三国的铁路。苏联远远地关注着这次会谈，警钟开始敲响。
接下来的几天，学生们仍在议院中抗议。没办法，议会只得动用警力，把一干学生逐出大楼。但是，抗议活动还在继续，只不过把阵地转移到了街头。四面八方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加入示威人群，能有机会成为这历史性时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十分兴奋。至于抗议游行有何目的，又有什么打紧呢。
打压左派的同时，达乌德也不准备对右翼人士手软。当拉巴尼、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等伊斯兰主义者蓄谋叛乱时，达乌德镇压了他们。无奈之下，拉巴尼等人只得逃往巴基斯坦。
选举结果出来了，卡尔迈勒为代表的群体几乎全部成功当选，塔拉基的团队则无一人当选。不过，新兴的人民民主党到底是在阿富汗政坛有了一席之地。议会开幕那天，一帮学生涌进了会场，他们的抗议行动让不少人对学生运动心生反感。学生们觉得，各位议员并非真正的民意代表，而且大多有贪污与结党营私之嫌，他们要求一年前国王任命的首相及内阁集体请辞。会场里嘘声阵阵，议员的讲话频频遭到打断。显然，这是人民民主党策划的一次示威。一片喧闹中，大厅里的一名议员突然站起身来。此人身着衬衫袖子的便服，看起来像学生，他就是卡尔迈勒。示威者安静下来，给了卡尔迈勒发号施令的光环。他开始了一番慷慨陈词，痛陈国家面临的困境和农民的悲惨遭遇时，卡尔迈勒相当动情，好些反对派议员听了都为之落泪。卡尔迈勒讲话期间，每个人都在认真聆听。当他坐回议席，会场又开始喧闹起来，议会不得不休会。
再度上台的达乌德保留了自己的一贯强硬作风。他用国家暴力机器镇压政敌，用从德国订购的新刑具恢复权力。但是，总统很快发现，自己的铁腕手段并不足以把整个国家牢牢攥紧，社会的各个阶层似乎都要和他分道扬镳。1978年4月，两名身份不明的持枪歹徒暗杀了颇受欢迎的左派领袖米尔·阿克巴·胡贝尔（Mir Akbar Khyber）。胡贝尔之死引发喀布尔持续数天的示威活动。达乌德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内的安全隐患。在一次迅疾的行动中，几乎所有他认识的左派领导人都被逮捕下狱，尤其是人民派的各位领导。只不过达乌德行动还是不够迅疾，人民派的干将之一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事前就听到了风声，他设法让他的小儿子带着消息到人民派各位地下工作者那里，告诉他们发动政变。显然，人民民主党早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只是在等待时机。
30多名参会者连夜决定成立一个政党，角逐即将到来的国民议会选举。这个政党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PDPA）。那天晚上的这些与会者，不仅是党的领导人，也是党的大多数成员。他们中的半数出身普什图农村家庭，来自那个旧的阿富汗，通过公立学校得以进入新的阿富汗。剩下的那部分党员出身城市。塔拉基是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他的父亲是个牧羊人，其先祖是游牧民。第二个群体的代表则是卡尔迈勒，他的父亲是个将军，与达乌德来往密切。
逮捕行动刚过一两天，坦克部队的指挥官求见达乌德总统，带来的消息让达乌德大感震惊。来人声称，他得到消息，一个很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中，阴谋者计划在4月27日行动。他请总统下达指示，坦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将坦克部队部署在喀布尔市中心的王宫周围。
然而，会上有那么一位人物并不服气。此人名叫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时年36岁的他虽然华发未生，但在一众大学毕业生当中也算得上半个长者。求学期间，卡尔迈勒曾经组织过多场反政府学生运动，并因此招来了一段长达四年的牢狱之灾。正是由于这段经历，卡尔迈勒在喀布尔的激进分子当中闯出了名声。在达乌德的黑狱中，他的狱友——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出狱之后，卡尔迈勒继续求学，取得法学学位。与此同时，他这个拥有特殊牢狱经历又富有领袖魅力的大龄学生，在年轻的同龄人中拉起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拥趸队伍。1965年，卡尔迈勒已经离开校园，但左翼学生运动仍和他有很多联系。
4月27日清晨，天气晴朗。整个上午，街道平静如常，难道是一场虚惊？中午12点了，近郊的山顶上传来一声隆隆的炮声。没什么好担心的，每天中午，那个地方都会鸣放礼炮计时，喀布尔市民可以据此对时。但是，那天的一声炮响，听来意味深长。果然，炮声刚落，塔克的炮塔旋转过来，对准了王宫。达乌德恍然大悟，难怪那名军官知道今天有事发生，他也参与其中，是人民派的一分子。
1965年，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30多名代表齐聚在记者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nmmed Taraki）的家中。塔拉基因写过一些说教小说及有关阿富汗工人和农民的小说，从而在苏联引起了一些关注。塔拉基出身贫穷的普什图家庭，通过就读公办学校晋升成为技术官僚。他还曾经前往美国，在阿富汗大使馆当过一阵子助手。他的一部小说被翻译成俄语，并受到苏联读者的欢迎，称赞他是“阿富汗的高尔基”。1965年，塔拉基已是两鬓添霜的老人，而与会者大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塔拉基由此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毕竟在阿富汗这个社会，年长即等于权力。
装甲部队当前，达乌德已经无路可逃，他退到被围宫殿的最深处。所有的家人和亲信都应召来到他的跟前。达乌德表示，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自行离开，他不会轻视他们，毕竟这已是最后的生机。不过，没有人离开。
随着时间推移，马列主义思想从军营传到了喀布尔大学。大学毕业生走上教师岗位，又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了中学课堂。当时的喀布尔工作机会十分有限，许多大学生只能远走他乡，到各地的公立学校从事教职；年轻军官则被派到全国各地驻防，共产主义思想由此播撒到了阿富汗地方社会。在喀布尔，不少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秘密结成学习小组，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个小组的成员不过10—12人。在议会时代，其成员也只有几十人，但他们的思想在不断传播。
宫外，枪声密集作响。护卫宫殿的2000名精锐禁军和叛军展开了激战。而后，几架战斗机掠过低空，朝着王宫猛烈开火。事后有人指出，这些飞机并非来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而是来自塔什干（Tashkent），苏联人正是从那一刻起介入了阿富汗局势。不过，据我了解，尚无依据证明这一点。无论如何，对方把王宫驻防的禁军全部杀了。人民派冲入王宫，与达乌德及其家人展开正面冲突，双方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杀。达乌德拿着枪倒下了。那场政变导致达乌德及其18—30名家眷遭到杀害。不过，达乌德的名声实在骇人，哪怕他已经成为一具尸体，叛军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秘密将达乌德的尸体装上卡车，运往某处无名地点草草掩埋。他们没有透露达乌德的葬身之处，也从未提及涉事人员的具体身份。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达乌德的恐惧。30年后，其中的一名涉事者还记得那个地点，他带着一批官员发掘了达乌德的骸骨。一代强人终于得以迁葬安息。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1978年4月27日，达乌德和他的全部家人死于政变，2000多名卫兵在那次政变中丧生，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走到了尽头。
达乌德在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后，开始派人前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接受军事训练。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数百名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管理才能和掌握技术的西方留学生回国，数百名留学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军事训练的留学生也回来了，他们训练有素，已做好进入军队的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学期间，他们不仅收获了军事知识，还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看待祖国前途和个人命运的角度由此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史观，阿富汗尚处于向前工业社会过渡的封建社会阶段。而他们是阿富汗迈向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要消除所有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胡言乱语，把阿富汗打造成天国乐园，工人的天国乐园。
2008年，达乌德及其家人遗体被发现。此时，距离1978年达乌德死于政变已过去了30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