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阿明和塔拉基的交情远谈不上亲密。阿明心狠手辣、狡黠多智，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操纵者，行使着实际权力。至于塔拉基，不过是一个智力平平、学业不精的书呆子，他只是权力的象征。阿明并不是唯一能控制塔拉基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这样看来，塔拉基与其说是领袖，不如说是大家都争相要坐上去的椅子。
奇怪的是，这场华丽的运动并非塔拉基本人发起，哈菲佐拉·阿明才是这场造神运动的总指挥。对于分配给塔拉基的每一个头衔，阿明总会给予自己相应的荣誉。塔拉基是“伟大的导师”，阿明就是“伟大导师的忠实学生”。提到这层师生关系，阿明有过一番颇为精妙的比喻：塔拉基如果是一根手指，那他就是手指上的指甲盖。因此，他这个学生将永远与伟大导师血肉相连、形影不离。
竞争者中，阿明最有优势。他在党内人脉最广，政敌的把柄他多有掌握，他也最有组织头脑，正是他将人民派的成员扩大到军队，从而比旗帜派更深地渗透到军中。而且，他曾为人民民主党领导的革命立下大功。1978年4月27日，几乎党内的所有领袖都遭到了达乌德政府的逮捕。幸好阿明反应迅速，当机立断发动袭击，局势方才得以扭转。若不是阿明指挥若定，人民民主党可能已经覆灭。
政变之前，塔拉基把家安在了喀布尔的一处中产阶级社区。他搬去王宫居住后，此地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屋内的一切都成了展品。这里有伟人曾经伏案写作的书桌，桌上有一瓶墨水、一支笔，那是塔拉基伟大思想的见证。他的鞋子与短裤，他坐在上面思考的椅子，也被展出供人观瞻。馆内的向导会绘声绘色地告诉游客，塔拉基正是坐在这把椅子上，悟出了革命的种种真理。伟大导师的小说及其他著作是阿富汗作家联盟的研究课题，塔拉基的情感小说成了那个时代小说的范本，这是一些充满说教意味的虚构小说。
诸多优势之外，阿明也面临一重隐患。苏联方面对他这个二号统帅并不信任。苏方属意的领袖另有他人，那就是卡尔迈勒。如果卡尔迈勒无法上位，塔拉基倒也勉强可以接受。早就有人指出，阿明一直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输送情报。可能出于这个传言，苏联方面才对阿明如此冷淡。其实，阿富汗本就是国际谍战的角力焦点，身处其中的各位政客，恐怕谁都难逃“间谍”的嫌疑。不过，阿明的个人经历似乎又印证了他的美国间谍身份。60年代中期，他曾在美国留学，还是当地阿富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阿富汗学生联合会似乎和中情局有些往来。1967年，《壁垒》（Ram#jz_0_139">［8］不过，苏联方面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阿明不希望阿富汗被纳入苏联阵营，成为其名下的附属。他希望阿富汗像南斯拉夫，或至少像阿尔巴尼亚那样，作为强硬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不结盟的国策。如此一来，他才能给自己和国家留出一些自主空间。可是，阿明想得轻松，苏联人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人民派把大批敌人、对手、朋友、熟人关进了监狱，同时，他们也在竭力笼络人心。他们觉得，赢得人民爱戴和尊重的最主要办法，就是弘扬塔拉基同志的伟人风范。喀布尔的大街小巷遍布塔拉基的巨幅海报与宣传画，塔拉基被称赞是“东方的天才”“伟大的导师”。塔拉基的家乡远在加兹尼省，他的童年故居已被辟为圣地。屋外红旗招展，彩灯闪烁。步入屋内，参观者可以了解塔拉基的早年生活，看一看他曾经睡觉的床、使用过的简陋餐具。
1979年2月14日，喀布尔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事件的缘由，也许就和阿明与苏联人之间的冲突有关。当时，距离政变已经过去9个多月。情人节当天，一伙武装分子劫持了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没错，即便人民民主党已经执掌政权，美国政府也没有选择与之断交。美方仍然希望在阿富汗保留一些影响。阿明的不结盟意愿激起了美国人的这种希望。据称，劫持案的元凶来自一个“左派中的左派”（chupi-i-chup）的团体（类似的团体其实不在少数，只是成员寥寥，很难称得上“党派”）。几名绑匪出此计策，据说是为了迫使政府释放身陷牢狱的自家领导人。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怀此目的，为什么要针对美国大使下手呢？要知道，美国政府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没有任何影响力。想要当局服软，绑架苏联大使似乎更有效，毕竟这是一个充当苏联代理人的政权。
人民派初掌政权，手腕还不够强硬，一支高效的特务队伍似乎有助于政府施政。新生的人民派政权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政府分支：秘密警察。其间，国内政局几经动荡，这个情报机构几易其名，最终被称为“卡德”（KhAD）。时至今日，这个恐怖的名字仍让阿富汗人闻之头皮发麻、胆战心惊。
此外，一般的绑匪会将人质藏匿在隐蔽处再提出要求，这几位劫持者却偏偏把美国大使带到了喀布尔酒店！在喀布尔，要数这座酒店规模最大、名声最响，而且，它就位于城市中心，是在阿富汗工作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下榻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安保措施十分完善，绑匪一旦入内，插翅也难逃。不管他们冒险的结果如何，总之，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
大多数人认为，政变让苏联方面也始料未及，虽然苏方早就希望阿富汗“革命”。人民民主党上台执政，苏联人自然乐见其成，但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如此天赐良机，苏联人自然不能错过。于是，他们派出“顾问”来到阿富汗，指导人民派政府。顾问的人数越来越多，仅喀布尔一地，苏联的军事、技术顾问便达到5000多人。几乎每位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军事指挥官，都能配备一名苏联“顾问”。
美国大使馆向阿富汗政府提出和绑匪直接接触，因为他们知道怎么通过言语来击垮绑匪，救出人质。不过，人民民主党政府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要求——这是克格勃专家的建议。阿方声明，解救人质一事应由阿方全权负责。他们确实快速组织人马展开了营救。一个突击小队冲进了绑匪所在的房间，一通扫射之后，房间里包括人质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打死。短短的几分钟，问题都解决了。
人民派驱逐旗帜派之后，开启了一场残酷的内部清洗。“亲中分子”难逃厄运，其他小型左翼政党也遭到严厉打击。人民民主党执政初期，曾经大赦政治犯。事后看来，他们似乎只是想要腾出牢房，为内斗失败的一方找个合适的落脚点。
不出所料，美国大使馆关闭，美国断绝了与阿富汗的外交关系，阿明的自主梦想走到了尽头。阿富汗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赖苏联的援助和保护。神秘的阿道夫·杜布斯事件，使阿富汗进一步接近成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个正常运作的中央政府可能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接二连三的灾难了，不过，人民派政府是启思东警察（Keystone Kops）那样的革命军政府，他们不闹出悲剧才是可笑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阿富汗境内再次发生绑架事件。一群叛军在赫拉特绑架并杀害了9名苏联专家。事后不久，几架军机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起飞，轰炸了赫拉特。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夷为平地，死难者人数更是多得叫人心惊。很多观点认为，赫拉特空袭共造成25000人死亡（不过，苏联和一些左翼作家坚称这一数字不超过800人）。
尽管民主决策机制根植于每个村落和宗族，但是，不同的村庄和部落之间，很少有民主决策的经验。人民民主党政权希望血缘、历史、人际关系不再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权力来源，新政权建构的这个框架，其中的附属关系基于政策，但这是徒劳的。
赫拉特城内尸横遍野，苏联方面却一再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阿明瞅准这个能树立自己令人生畏的执行者威望的机会站了出来，表示赫拉特事件是他的命令。与此同时，白沙瓦的一批阿富汗流亡者也在为绑架杀害苏联人的“功绩”而争论不休。喀布尔大学的知名学者拉巴尼声称，该事件由他一人策划，正因如此，当局才会血腥报复。拉巴尼的对手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抗议说，不是拉巴尼，而是他组织了导致这种破坏的行动。总之，他们都在争先恐后地要为大屠杀负责。
部落控制的领地上，酋长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利益：他们用来走私的路线、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政府发放的补贴，以及用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枪支。这些人会融入一个由“阶级利益”定义的框架吗？
与此同时，宗教激进主义使整个地区对阿富汗共产党政权的好感度越来越低。与阿富汗的政变不同，邻国伊朗经历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最终，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他国，霍梅尼开始统治伊朗。这场巨变发生于1978年，它标志着一场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巴基斯坦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已夺取政权。1977年，阿里·布托涉嫌贿选的丑闻被曝光，反动宗教组织立即借机发难，所掀起的抗议大潮卷走了布托手中的权力。伊斯兰派军方领导人齐亚·哈克成了巴基斯坦的新总统。哈克一上台，立即对布托进行了审判，判他有罪。在全世界惊愕目光的注视之下，阿里·布托被判绞刑。巴基斯坦的世俗化改革就此走到了尽头。
游牧民族是阿富汗的重要组成部分，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2%—15%。游牧民与定居的农耕民有着明显的认同差异。不过，大家并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源自“阶级”。同一部落中，所谓“阶级利益”应该如何体现？不同的部落，所属的“阶级”是否也有差异呢？
人民民主党上台之前，喀布尔也曾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大本营。如今，他们全都移居到了巴基斯坦。齐亚·哈克看到了机遇，他觉得可以通过扶植这帮人，来削弱阿富汗这个令人头痛的强邻。
接济穷人并非领主的法律义务（而且好些领主确实为富不仁），不过，宗教传统鼓励乐善好施，慷慨会促进威望，因此，领主们也会时不时表现得慷慨一点。这点恩惠叫农民们感激不已。他们不愿疏远领主，以免被冷落。不过，人民民主党认为，农民完全无须如此谨慎逢迎。领主所谓的善行，不值得他们如此感恩戴德。相反，农民应该仇视领主，农民分配领主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大可不必感到惭愧，更不用担心领主不再开恩施舍，毕竟政府会照管农民的生活。
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同样也不平静。努里斯坦（Nuristan）一带的农村地区不断爆发新的叛乱，阿明和塔拉基只得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苏联增加各种军事援助。很快，军事顾问已经不能满足阿富汗当局的要求。于是，整编整队的苏联陆军与空降师开始介入阿富汗政局。
菲茨杰拉德问海明威：你知道有钱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海明威说：他们就是有钱一点而已。在阿富汗，这样的回答确实站得住脚。在宗教的教导下，农民安然接受了寄人篱下的地位，文化让他们相信，其命运会因为“好人”的慷慨而改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部族社会的基础。农民从成为更大部落的一部分而获得一些满足感。其实，即便在美国，职员在谈到自己效劳的公司时，不也总以“我们”相称吗？身在强势多金的大企业，好些职员甚至感觉与有荣焉，仿佛劳资双方并非一层雇佣关系那么简单。想到这一点，当年阿富汗农民对于领主的忠诚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农民和领主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两周领取一次薪水、圣诞节补贴一点奖金那么简单。它还源自往代人对葬礼、婚礼、拉马丹斋戒和开斋节的共同记忆，由此带来的忠诚情感会更加强烈。
即便苏联方面出手相助，人民民主党仍在节节败退。苏联政府觉得，一切乱象都与阿明息息相关。在苏联看来，阿明有三大罪，完全不可饶恕：第一，此人性情暴虐。由于他施政不当，才煽动了阿富汗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仇恨情绪。第二，此人毫无指挥才能。他煽动叛乱，却又无力平息。其三，不服从命令。总之，苏联人已经认定，塔拉基固然愚钝，却也好过刚愎自用的阿明。1979年夏末，塔拉基受邀前往古巴，参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会议。返程途中，塔拉基被告知请他前往莫斯科会晤。在克里姆林宫，塔拉基接到暗杀阿明的指示——在阿明靠近飞机时，伺机将其打死。暗杀之事非同小可，苏联方面也足够谨慎。克里姆林宫的会晤，只有塔拉基一人获准参加。不料，塔拉基身边的随扈当中，早有阿明埋下的暗桩，他们在塔拉基的西装口袋中装了窃听器，苏联人的一切密谋都在阿明的掌握当中。
人民派政权却不觉得危机将至，因为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阿富汗社会进行了严格分析：因为他们站在多数人一边，领导人民打倒那一小撮剥削阶级，那就一定会获得斗争的最终胜利。对此，政府很有信心。可是，阿富汗农民并未认识到什么阶级利益，民族出身、部落关系与宗教信仰才是他们认同的起源。他们觉得，自己和地主并非阶级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即便抛开这层血缘关系不讲，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相互羁绊，几个世纪的家族史、人际交往和情感上的相互义务与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可汗”（khan）这个词起源于“桌布”（distar-khwan），就是指为别人安排宴会的人。
离开莫斯科之前，塔拉基已经通知他在喀布尔的四个亲信做好准备，命令他们在机场杀死阿明。然而，当塔拉基的飞机飞至首都上空，飞机却并没有立即着陆，而是盘旋空中、绕来绕去。塔拉基的四名手下按时来到机场，环顾四周，却不见机场工作人员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阿明的枪手。显然，这里就是一处陷阱，四名杀手倒成了猎物。就在塔拉基的座驾开始缓缓降落时，阿明现身了。他走下自己那台白色大众汽车，对四名杀手笑脸相迎。然后，他又迎向塔拉基。整个过程，阿明不卑不亢，神色难掩轻慢。两人握手时，阿明向那四个人点点头，并对塔拉基说：“您还是让他们先走吧！”
水源之争导致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而且传统观念与宗教习俗根深蒂固，就连改革的不少受益者都觉得，自己获得的土地本就该是地主的产业。为此，他们甚至有些心怀愧疚。土地改革之后作物歉收，饥荒接踵而来，有关水源的争端看起来永无休止。农民们还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土改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后堕入地狱。再加上礼金不足造成的婚事不遂，又让不少男性感到雄风受挫。重重困难之下，民怨自然沸腾。人民民主党那套说辞完全无法平息民愤，一项项旨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一场暗杀阴谋被挫败了。接下来，塔拉基和他那四名杀手又应怎么办呢？五个人秘密碰了头，都显得很是心焦。他们必须赶快除掉阿明，否则，苏联人那边可不好交代。思来想去，塔拉基决定宴请阿明共进午餐。他们计划提前在王宫的马桶上绑一枚定时炸弹。一旦阿明进入洗手间，便锁上门，启动炸弹。随着“嘭”的一声，心头大患就解除了。
如今，原本完备的系统已经全部崩溃。新政府的新规定好似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炸毁了这个完备的组织体系。在阿富汗，绝大多数地主并非身居城市、敲骨吸髓的食利阶层（当然，类似的人物也有不少）。相反，他们控制着大片土地，是当地的酋长，当地人也把这些土地视为酋长们的土地。当大片土地被分配给数百个家庭，这些家庭却没有建立起合作的社会机制，因此也无法通过合作来管理他们的水资源。为了抢夺灌溉资源，家庭之间争斗不休。到头来，没有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水源。我的表弟马扎尔当时在阿富汗居住，他记得，当时许多农民来到首都向政府投诉，说在新法实施之后，他们的土地每天得到的供水不足30秒。换在以前，同等份额的土地可以养活土地上所有居民，现在却无法养活任何一个家庭。现在虽然人人平等，却都饱受饥饿之苦。
厕所炸弹这样的圈套，显然难不倒狡猾的阿明。他提前两个小时来到宴会现场，这时，塔拉基的四个亲信还在手忙脚乱地准备炸弹。伟大的导师和两个卫兵站在楼梯上，看到自己那位忠诚的学生走上楼梯时，当机立断，命令身边的卫兵开火。突袭迅速夺去了阿明随从的性命。不过，阿明从台阶上滚下来，他拔出手枪，奋力还击。就这样，阿明且战且退，朝着自己的座驾逃去。
阿富汗气候干旱，没有水的滋润和灌溉，田地即便均分到户，也无法促进生产，水的管理需要复杂的合作。几百年来，乡村地区的阿富汗人摸索出了一套找水、取水和驭水的传统办法。他们开凿井渠、壕沟，还在地下开辟了密密麻麻的坎儿井。这些传统的水利设施并不先进，却绝对行之有效。但这需要得到相应部落社会角色的支持，并与宗教、民间传统交织在一起。
阿明得救了，他又搬来部队回到王宫。那天之后，塔拉基再也没在公开场合露面。据政府报纸报道，他病了。三周之后，官方发布了一则只有四行字的短讯：伟大导师塔拉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死于自然原因，从今以后，他的职务将由他忠诚的学生阿明承担。
人民民主党还为个人拥有土地的面积规定了上限。按照新法，每个人名下的土地不得超过60公顷（148英亩）。新法实施的第一年，政府便从各大地主手中收回了近80万公顷土地，所获土地被分给了13.2万户农民家庭。政府还宣布，下一年将把100万户家庭组成4500个农业合作社。政府愿望虽好，却是重蹈了之前的覆辙——在美国受教育的赫尔曼德工程的管理者曾强迫不同民族的游牧民聚居在“模范城镇”。人民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用行政命令创造一个人为的新单位——合作社，取代源自部落和村庄的群体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
苏联一向担心阿明会出尔反尔，这种担心随着一场政变而成了现实。手握大权的阿明立即决定和苏联划清界限。他派出代表前往几个重要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进行访问。阿明此举，显然是想拓展外交空间。同时，他也在加紧平定叛乱。阿明为此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一场国内争端，他就采取了刑侦、镇压、折磨乃至空袭等手段。阿明觉得，唯有如此，他才能摆脱对苏联的军事依赖。不过，尽管他费尽心力，武装叛乱的形势却日益严峻。
就连体面的白喜事也成了富贵人家的专利，穷苦百姓的身后事只能寒酸可怜，就连中等富裕家庭也为葬礼不周而苦恼不已。想想吧，家中老人故去，儿女却只能接待少数吊唁者，只能为他们提供寒酸的食物。按照阿富汗人的观念，如此寒酸的丧礼无异于辱没家门。为满足传统社会诸多关键需求而建立的社会机制被一应废止，但是，人民民主党又没有建立新的机制来满足这一需求。封建领主倒是抓住机会大肆蛊惑人心，本就牢骚满腹的劳苦大众对新政府的新政策更加心怀怨愤，身无分文的穷人们觉得，政府的所作所为妨碍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在将其逼入绝境。
苏联方面觉得，如果放任阿明继续执政，阿富汗的局势迟早会变得无法收拾。一旦人民民主党倒台，美国人可能会展开报复。1978年，美国已经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重要盟友，阿富汗也许会成为伊朗的替补。如上种种可能，叫苏联人再也无法袖手旁观。苏联的不少高层都觉得，应将阿富汗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就像苏联曾在1956年军事介入匈牙利局势，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预那样。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穷人举债通常为了两件大事：年轻男子娶妻需要一大笔钱，家里有人亡故得筹巨款办丧礼。既然新法严禁高利贷，地主和富商干脆收紧钱袋分文不借。如此一来，年轻人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除非变得富有，从而导致性和情感上的挫败感不断累积。
当年10月，一个苏方代表团来到阿富汗进行访问。代表团由60多名高级军官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将领组成。他们此行怀着一个不便透露的目的——侦察阿富汗地形。据此，苏方可以作出判断，入侵阿富汗到底可不可行。侦察一圈之后，总参谋部还是难下决定。他们觉得，当下似乎并非出兵的最好时机。当时的苏联仍在勃列日涅夫的铁腕掌控下，腕力虽还强劲，手臂却不住地在颤抖，指挥这只手臂的大脑更是有些不听使唤、稀里糊涂。总之，勃列日涅夫已然年老体弱。到明年，他就将一病不起。在那之后的两年，苏联将由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掌舵，幕后那些穿着黑大衣、戴着紫貂帽的官僚们则在为最高权力展开激烈斗争。但即便阿富汗幅员狭小、经济贫弱，在这种情况下入侵恐怕也不是时候。
新法虽好，但范围非常有限，很难惠及喀布尔之外的任何地区。这也难怪，人民民主党的党员来自心怀不满的技术官僚阶层，而非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由于村民们没有立即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谨慎观望。随后，政府出台了一项对村民有重要影响的法令：取消农民欠地主的所有债务，宣布以土地作为抵押的高利贷非法。你知道这为什么听起来很高尚吗？过去，地主通过借贷巧立名目，将当地的穷人、亲戚和仆人牢牢束缚在农奴般的奴役之下。虽然伊斯兰教法明文禁止债权人谋取利息，不过，地主仍有办法规避教法向穷人放高利贷。不少毛拉也和地主沆瀣一气，成了盘剥农民的帮凶。农民难以偿还高额利息，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地主。人民民主党政权觉得，取消债务能一举消灭这一罪恶，就像用斧子砍头一样。
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编写的一份文件显示，入侵阿富汗的决定直到入侵开始前的13天才最后作出。此时，零星的苏军部队才慢慢开拔前往塔吉克斯坦。一支8万多人的预备役部队就此集结起来，他们被称为“第四十军”，也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主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家乡与阿富汗接壤。如此安排，还暗含苏方高层的一番苦心。如果苏军与阿富汗人语言相通、容貌相似，那么他们一定心心相通，阿富汗的百姓应该不至于对这些不速之客特别反感吧？可是，参谋总部的将军们这次却打错了算盘。阿富汗是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又以普什图人人数最多，无论文化还是语言，普什图人甚至都不是阿富汗北部突厥人的近亲。
从理论上看，新政府的大多数法令颇具进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例如，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新法禁止父亲支配女儿、丈夫支配妻子，礼金与童婚也被视为非法——这与阿曼努拉试图颁布的措施相同。新法令规定为女性开设扫盲班，并规定为新母亲提供长达270天的带薪产假。
第四十军的指挥官名叫伊万·帕夫洛夫斯基（Ivan Pavlovsky）。11年前，他曾挥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武装终止了“布拉格之春”。苏联高层对帕夫洛夫斯基寄予很高的期望，既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能取得成功，那么阿富汗应该也不在话下。两个国家似乎差不多，东欧的战略经验自然适用于阿富汗：采取雷霆手段，镇压所有敌人和潜在的异己，让坦克部队在街上巡逻几个星期，待一切恢复平静，再扶植一个亲苏政府重建秩序。苏联人的计划就是如此简单而想当然。
随着人民民主党的自信与日俱增，即使是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开始有些跋扈起来。在整个行政系统中，就连政府高官也开始遇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尊重、不服从或随意被下属嘲笑的事件。军官们开始意识到，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指挥系统，下士可能凌驾于上校。大家不知道谁可以信任，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招来灾难，噤声不言才是最好的选择，恐惧在城中蔓延。这时，一个组织开始像海怪一样在技术官僚阶层兴起：人民民主党。这些年，人民民主党的各派别和分支一直在他们的秘密会议中制定“方案”。掌握政权后，曾经的秘密方案终于可以大大方方投入实践。虽然没有一点治国理政的具体经验，但新政府信心满满，他们开始依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颁布法令。
1979年12月下旬，第四十军在边境集结。圣诞节的前一天，一支空降兵部队在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着陆，军队悄无声息地进入城市，在街上呈扇形排列，城中的军事要塞与政府机关都被占领。与此同时，第四十军的工程兵先遣队正在阿姆河上搭设浮桥。跨过这条宽阔的水带，就是阿富汗的北疆。12月27日，桥梁终于完工，苏军的大部队正式踏上了阿富汗的领土。当时，那支部队的士兵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任务。此前他们曾经接到通知，边境地区有一股“匪徒”已经破坏了和平。因此，他们以为此行的目的地就在边境地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部队很快接到最新命令，要他们沿着高速公路开赴喀布尔！他们脚下的这条通衢大道，正是20年苏联赠予阿富汗的礼物。
长期以来，人民民主党都在地下活动。尽管旗帜派参与政变、帮助达乌德重夺权柄的时候，有好些党员身份公开了，不过，大多数党员仍然是秘密的。因此，在政变后，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党员身份。
12月28日，喀布尔被苏军完全占领。打头阵的空降部队第一时间就将总统府置于控制之下。苏联人的突然袭击对阿明自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他也不知如何应对。喀布尔城外的广大农村居民对他和他的政党恨之入骨，因此他无法向他们寻求帮助。他也不能指望城市居民支持他，因为这些人无不惧他三分，鄙视他所在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党内，有一半的干部属于旗帜派，和阿明所在的人民派不共戴天，旗帜派上下隐忍已久，一直试图反击。既然如此，阿明只能依靠人民派的战友。可是，他们都很清楚，阿明就是杀害塔拉基的凶手。虽然不少人都觉得塔拉基酸腐无能、难堪大任，但曾经的伟大导师到底也有一帮忠实的拥趸。即便是身边的亲信随从，阿明也无法完全信任，他只能把自己这条命托付给苏联人指派的“保镖”。这些“保镖”来自苏联的反恐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Spetsnaz），他们受过专业严格的训练，是个闻之令人胆战心惊的组织。和苏军一样，来到阿富汗的阿尔法小组也身负使命。当其他部队走街串巷的时候，特种兵也开始了忙碌。就这样，苏军的大部队开进喀布尔时，阿明已经死了。事后，苏联方面对阿明的死因进行了调查。相关的报告汗牛充栋，但其死因却仍不清楚。有些报告认为，阿明是死于枪杀；也有调查者指出，阿明似乎有遭遇窒息的痕迹。不过大家一致认为，阿明咽气之前，似乎已经身中剧毒。
新内阁完全由人民民主党党员组成。人民派和旗帜派各占一半席位，似乎形成了力量平衡。不过，各种机要位置都为人民派所把持，并很快摆脱了旗帜派。就连卡尔迈勒也被派往东欧担任大使。两派的矛盾很快公开白热化，他们偶尔会进行西部式的疯狂枪战。最终，旗帜派纷纷败走，人民派成了最高统治者。
按照苏联人的说辞，阿明是死于阿富汗野心家的谋杀。苏联人不得不这么说，以证明他们是被邀请才进入阿富汗的。不管阿明是怎样的人，不管他是怎么得到权力的，当苏联人到来的时候，他是阿富汗的国家元首，是唯一能向苏联发出邀请的人。苏联人第一次通过邀请进入阿富汗，就是为了杀害东道主的事实，自然不能公之于众。
记者穆罕默德·塔拉基成了总统、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总书记，他还是各种组织的领袖。总之，塔拉基几乎包揽了一切可能的尊衔。师范大学的前校长哈菲佐拉·阿明，则成了新政权的二号人物。
经过苏方安排，旗帜派的领袖卡尔迈勒成了阿富汗的新总统。苏军入侵之前，卡尔迈勒一直避居在苏联。他选择出走他国，也是由于党内的派系斗争太过激烈。苏联人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卡尔迈勒提出请求，他们才会来到阿富汗。简而言之，他们是被一个不在阿富汗（直到苏联把他带进来）的人“邀请”到阿富汗的。他们总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从理论上讲，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了阿富汗的执政党。但在实践中，它面临着与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样的挑战，他们必须巩固喀布尔的权力，以让广大乡村地区服膺，虎视眈眈的外国势力，也需要他们积极应对。政变之后的几天里，新政权的武装在喀布尔四处搜捕王室的漏网之鱼。能够逃出阿富汗的王亲国戚，全都已经走得一干二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民民主党官员通过喀布尔电台，宣布大局已在“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中。然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而后，民众从电台得知，空军中尉阿卜杜勒·卡迪尔（Abdul Qadir）掌握了权力。对于卡迪尔，大部分阿富汗人觉得很陌生。这场政变来得太突然，连胜利的一方都不知道谁是赢家，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事情弄清楚。
一种土制燃烧弹的别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