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馆附近，还有各国自设的剧场，观众可以欣赏到花样百出的异国演出，有来自美国的艾灵顿乐队爵士乐表演、中国传统京剧，还有来自莫斯科的马戏团表演，那些空中飞人、杂耍高手在钢丝上辗转腾挪，表演高难度动作。两大阵营都在竭尽全力争取东道主的芳心。“来吧，做我们的盟友吧！”这可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更重要的是，独立日还为贸易博览会创造了契机，也是冷战各国较量的“战场”。各国纷纷设立展馆，展示自己的商品。阿富汗人涌进展馆，大开眼界。美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和苏联，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从摩托车、收音机、电动打蛋器、冰激凌机、唱片机到鞋子、帽子等各种机器制造的时尚物品，应有尽有，还在不断增多。
资金和技术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用于建设阿富汗的公路网。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可以在一天内驾驶汽车从巴基斯坦边境穿过喀布尔，直抵苏联边境。苏联援助的萨朗隧道则是途中的必经之地。
在这个节日里，会举行阿富汗的传统体育项目“布兹卡谢”。这是一场残酷的马术比赛，骑手们为抢夺一只山羊的尸体进行搏斗，他们需将山羊拖过球门线。传统上，布兹卡谢属于个人之争，这些参赛队伍代表各自的省份。操场中心的人工湖畔还会大放烟火，政府部门赞助了露天茶室，乐队在这里演奏，人们可以免费聆听知名歌星的演唱。半古典歌唱家萨拉罕格（Sarang）曾经在此献唱，流行明星艾哈迈德·查希尔（Ahmad Zahir）更是在这里大放异彩。他弹着电风琴唱情歌的神采迷倒了万千少女。那些情歌歌词是数百年前波斯的古典诗人写的。美术馆里，展出了现代阿富汗画家带有些许野兽派色彩的风景画。
大量的外国人使喀布尔人口激增。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家庭条件相当不好，他们拥挤在公寓或小房子里，有时甚至是两三户人家同住。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集市上采购当地物品，与阿富汗人手忙脚乱地挤在一起。
每到夏末，会迎来阿富汗的独立纪念日。独立日的庆典活动本就是阿富汗人狂欢的上佳时机。现在，庆典变得更加隆重。每年，政府会将举行庆典的广场周围布置得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气氛。
在喀布尔，美国人和西欧人同样随处可见。不过，他们自有他们的生活空间，和阿富汗人几乎互不相干，就像19世纪来到喀布尔的英国人一样。他们在物资供应所购买的商品全部来自各自国家。不过，60年代中期“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涌入阿富汗，他们与阿富汗人有密切的生活和工作联系，不仅是在喀布尔，他们还深入边远城镇，担任教职，参与医护工作，还有不少人投身到了阿富汗的农业振兴事业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一无专业经验，二又缺乏真正的技术，他们对于阿富汗社会发展的贡献相当有限。不过，这一张张来自美国的面孔十分和蔼可亲，至少，“和平队”促进了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也促进了美国的冷战事业）。
那个时候，外界送来的大礼包可谓接连不断。德国人为喀布尔大学建造了现代化的校园。苏联方面慷慨解囊，建起了60多栋现代公寓大楼，配有完备的水电设施。这是一个带遮阳行道、商店和娱乐设施的住宅开发项目。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银行、现代化高级酒店、百货商店等不断入驻，城市里还有了现代化的公共汽车，这些都是拜冷战时期阿富汗的“追求者”所赐。除了老城区，喀布尔的街道都铺上了沥青，人行道路也成了标配和时兴。驴和骆驼不再经常进城，卡车和轿车变得普及起来。主要的河流上建起了巨大的水力发电厂，它照亮了喀布尔的夜晚，照亮了每晚喧嚣的婚礼宫殿，照亮了遍布主干道的现代西式餐厅和咖啡馆。市中心新开了不少书店和音像店。茶室、冰激凌店和烤肉店多得有如雨后春笋。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新兴的中产阶级会驱车前往近郊的风光胜地，如度假小镇帕赫曼（Paghman），卡尔哈（Qargha）水库也是大家喜爱的度假选择，那里有一家俯瞰水面的大型露天咖啡馆。
20世纪60年代，世界革命形势风云激荡。到1967年，激进浪潮更是达到了巅峰，嬉皮士开始涌入阿富汗。2这些人就像现代社会中的游牧民，他们从欧洲开始流浪，经伊朗进入阿富汗，经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然后一路向印度奔去。他们喜欢阿富汗的一切：这里的大麻劲头十足，人民友善平和。阿富汗有严格的社会规定，不过，至少在最开始接触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对他人的标准是豁达包容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写于19世纪30年代的阿富汗见闻，足以为此提供例证）。
在外交上，1963年的“天鹅绒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将阿富汗重新归位于它原来的位置——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坚定走不结盟的外交路线，不抗拒两边的“勾搭”，对双方提供的各种馈赠更是一应笑纳。
“嬉皮之路”上的阿富汗人在这群新的外来者身上发现了商机。聪明的商家很快发现，嬉皮士口口声声说要体验生活，但他们毕竟来自欧美国家，又怎么会挤进烟馆，和本地人一起吞云吐雾呢？当时的阿富汗，大麻虽早已合法，但声名狼藉。任何人都可以吸，不过，真正沉溺其中的阿富汗人，是一些白天辛勤的苦力、经常挨更守夜的司机以及浪荡江湖的暴徒和恶棍。相形之下，上层人士更喜欢酒精。尽管饮酒违反教义，不过，也许正因如此，上层人士才会趋之若鹜。因此，阿富汗的“创业者”们为嬉皮士创造了一个浪漫的梦想，他们建立了酒吧和俱乐部，在这里，嬉皮士们可以获得他们想象中的阿富汗体验。为了保证这一点，商家还对本地客人进行特别筛选，拒绝接待地痞流氓、贩夫走卒，允许入内的阿富汗人必定地位较高、受过教育。当然，和商家熟识的关系户也能加入这种毒品俱乐部。正因如此，嬉皮士们都很热爱阿富汗。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周到而可爱。不过，正如“和平队”志愿者为西方国家塑造了形象，嬉皮士也是如此。当他们的数量寥寥，像一股细流时，并不会给阿富汗带来多大麻烦；但一旦他们变成洪流，这一形象就会在阿富汗人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边界重新开放，货物得以流通。各大商店的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不仅有本地产品，还能买到荷兰巧克力、法国香水、意大利面条、坦噶尼喀咸牛肉、挪威沙丁鱼罐头、瑞士手表、法国钢笔、德国相机、英国自行车和美国唱片。
1969年，阿富汗的城市结构正在经历迅速、激烈的变化，尤其是喀布尔。当时，城里的许多人（包括女孩）都接受过高中教育，进入高校继续深造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她们大多入读师范学校或医学院，阿富汗的女医生、女教师因此越来越多。
当时的喀布尔人，都不敢相信民主已经成真。大家在茫然中走来走去，等待美梦化为泡影，等待达乌德挥舞斧头突然出现。不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达乌德在喀布尔过起了平静的退休生活，十足是个安享晚年的老绅士。他只是观察事态发展，与朋友私下讨论，而不公开发表意见。平民内阁开始运作，选举也顺利进行，最终有4名女性获选。由此形成的新一届议会开始顺利履职。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办报纸，在政府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涌现出了更多出版物。
这个时候的阿富汗，男女同校已成常态。男女同学之间开始了谨慎的约会。当然，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约会，阿富汗的风气还不至于如此开放。男孩和女孩们会在公共场合相见，然后进行双向选择，再让各自的家庭出面安排婚姻。这些爱情的婚姻会让两群互不相识的人参加婚礼，他们来自新娘和新郎的家庭。这为参与其中的青年男女提供了另一个场所，让他们单独约会，安排自己的婚姻。
我写到此处的时候，还是目瞪口呆的。人类历史上，何曾有过这种事情？请不要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北美殖民地天高皇帝远，为了摆脱大洋彼岸的王权束缚，美国人可是经过了八年苦战。法国大革命也不能算。法国从绝对专制到极端民主，是通过血腥革命和恐怖统治才实现的。可是在阿富汗，这种变化一夜之间发生。主持这场变革的，还是曾经的专制君主。
与此同时，喀布尔的女士开始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不仅展露容颜，还露出了手臂、腿，甚至是乳沟。西方的时尚风潮也在技术官僚阶层的下一代之间流传开来。迷你裙和低胸衬衫，她们已经习以为常。夜店越开越多，啤酒和威士忌一类的东西，也不再仅向外国客人开放销售。对于酒精，阿富汗人愈加适应。城市当中，不会有人对饮酒提出异议。前文提到过的那位科列加先生，也从卡加开伊搬到了喀布尔。毕竟，首都是个大都会，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更好地行销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总之，如果文化也是一片阵地，冷战双方已经在阿富汗分出了高下。这一次，西方阵营取得了一场完胜，他们的流行音乐、蓝色牛仔裤和超短裙在喀布尔随处可见。不过，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美国和他的盟友却一步步败下阵来。美方寄予厚望的赫尔曼德河水电站非但没能撑起华盛顿的面子，反倒成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工程开启之前，没人做过足够的土壤研究，新的灌溉方式反倒加重了土壤中的盐碱成分，使大部分土地无法耕种，寸草难生。
天呐！
此外，没有人研究过水坝与运河修建带来的社会影响，受到工程影响的一干村民本就在调查人员的考虑之外，自然不会有人苦口婆心向当地人介绍大坝的功能和意义。人类学家路易·杜普利（Louis Dupree）曾经指出，阿尔甘达卜大坝落成之后，距离大坝20英里的村民仍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茫然无知。
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王室成员和国王的近亲都不得在议会、内阁、最高法院任职，也不得加入任何党派。
卡贾卡伊大坝完工之后，大坝下游仍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于是，我父亲开着一辆路虎汽车前往那里的几个偏远村子。附近地势崎岖，甚至没有像样的公路。在一个地方，前来迎接他的村民询问阿曼努拉国王的健康状况。当时，距阿曼努拉下台已逾30年了，相关的消息却一点也未曾吹进这处偏远山区。上游那座宏伟的水坝，村民同样毫无察觉。他们只是觉得，河道的水文状况变得有些奇怪。有时候，河水湍急异常，水量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村民那套古老的水资源管理系统根本无法处理这些令人费解的新型水资源情况，村里的土地被淹，粮食歉收，村民陷入了饥馑的境地。
新宪法第二十四条最令人震惊。
河流突然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这破坏了围绕水资源管理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传统。过去，米拉布受人敬仰，由他来组织与水利相关的工作，并裁决水源纠纷。上游的大坝一拦，他们在村里的地位一落千丈，这种权威的侵蚀还产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后果。
宪法明确限制君主的权力，国王将变成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那样的象征性君主。
与此同时，模范城镇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本来指望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在一起，能够相互理解、互相融合。可是，大家到底没有找出一条共存之道，相关的冲突倒是层出不穷。一些新城镇的居民受够了，他们离开模范城镇，重新过起了游牧生活。
根据新宪法，阿富汗将建立一个真正的议会，议员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同时，议会是阿富汗的立法机关。
在新灌溉区，为给大型试验农场项目腾出空间，许多居民被迫迁出了他们的农场。后来，一些农民想回到自己的农场，但政府不允许这么做，这导致相关的矛盾不断积聚。
在查希尔国王批准下，新首相和内阁任命了一个由学者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制定新宪法——一部真正的宪法。该委员会共有7人，我的叔父纳吉姆丁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甚是离经叛道，虽然学习医科，却从未正经执业。另外还设有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磋商机构。前文提到的杰出女性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和科布拉·努尔扎伊都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位成员莎菲卡·齐亚耶（Shafiqa Ziaie）后来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但不担任部长职务。也就是说，齐亚耶虽然参与内阁会议和政府决策，但不具体管理某个部门。拟订宪法草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获得批准也耗费了数月，最终出台的宪法着实震撼了整个阿富汗。
至于坎大哈机场，整个想法都落空了。设计建设的机场是为了能给螺旋桨飞机提供完美的服务。但机场建成时，正是螺旋桨飞机被淘汰、新兴的喷气式飞机兴起之时。而且，机场的油泵无法正常工作，长途货运飞机自然不会把坎大哈机场作为加油站。飞机络绎不绝的情景从未在此出现，坎大哈空港虽然摩登气派、规模宏大，却始终门可罗雀。
久居囹圄的政治犯得到释放。在监狱长大的恰希家族成员不曾想到，他们还能重见天日。历史学家霍巴尔（Ghobar）结束了长达1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喀布尔大学继续从事教职。
一些发展项目已成功完成，但只限于较大的城镇，农村并未获益。沿着任何一条神奇的现代高速公路去往任何一个方向，都会通向不知电力为何物的村庄。村子里的人没听过“冷战”这个词，至于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他们也只是从其他村民那里听来的，而这些“报道”已经被不认同的“记者”歪曲了。
可是，人们都错了，国王是认真的。他不仅要求达乌德辞职，还解散了整个内阁。接下来，一名技术官僚被任命为首相。在查希尔国王的支持下，新首相组织了新内阁。新内阁成员中，没有一人拥有王室背景，其中两人甚至不是普什图人。他们所处的时代确实在改变。
这就是那个旧有的阿富汗。阿卜杜尔·拉赫曼曾试图摧毁，让阿曼努拉跌下王位的旧阿富汗仍然存在，而且绝大多数阿富汗人仍属于这里。更重要的是，旧的阿富汗和喀布尔政府及其技术官僚居住与管理的城市阿富汗，还在日益疏离、渐行渐远。
一开始，大家都非常怀疑，人们说这不过是马哈茂德虚假的“阿富汗之春”的重演。政府假借取消审查制度、举行选举来打击潜在的异己，待政敌的人头纷纷落地，一切又将回归高压统治的老路。
即便是阿曼努拉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也丝毫未曾削弱王室的权力。
接下来发生了更加不同寻常的事件。国王决定削弱自己和王室的权力，他下令制定一部新宪法，对王权进行限制，赋予人民更多权利。综观阿富汗历史，这样的事真可谓史无前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阿富汗的“黄金时代”，长发披肩、身着奇装异服的放浪青年沿着“嬉皮之路”，一路穿越欧洲、土耳其、伊朗，来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编者注
达乌德下台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要知道，达乌德可是主动请辞的。试问，哪位强人能在军队、警察、情报及特务系统尽数听命于己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权力？我想不出第二个例子。作为一个在阿富汗长大的孩子，我并不喜欢达乌德，他是我的噩梦，我向你保证，他是个可怕的人。不过，回首往事，我也得承认，达乌德有他的伟大之处。毕竟，他让妇女摘下了面纱，后来他还和平交出权力，避免国家陷入喋血境地。尽管他的主要动机可能不是他的国家，而是为了家族利益。显然，家族政治、幕后交易和未公开的压力，让他作出了辞职的决定。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大权在握，他有了选择，他选择了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