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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铁血时代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生征战无数,他的对手几乎都是自己的穆斯林臣民,不过,他却又以信仰的捍卫者自居。阿富汗历任国王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意愿。没有各位长老在支尔格会议上的支持,艾哈迈德·沙阿无法登上权力的巅峰。不过,阿卜杜尔·拉赫曼并不觉得自己的王权合法性来自人民。17世纪的欧洲,“君权神授”思想十分盛行,阿卜杜尔·拉赫曼认为其权威来自上帝。他通过挥舞伊斯兰旗帜,就可以指控反对他统治的人反叛上帝。

国王军队的装备主要来自英国。同时,他在喀布尔及周围设立了军械厂。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巅峰时期,平均下来,阿富汗生产的枪支数量几乎可以和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等量齐观。如果国王愿意,足以使全国的成年男性每人手中至少有一支步枪。当然,阿卜杜尔·拉赫曼不会把枪支交到别人手里,除了他的军队。

为了宣扬他的宗教主张,阿卜杜尔·拉赫曼执行了最严格的正统法律和最保守的宗教法律。国王的手下豢养了一群穆赫塔西卜,其职责相当于道德监察官。穆赫塔西卜的活动地点并非清真寺,他们在大街上巡视,保证每位妇女都面纱遮脸,确认每位男性都能按时祷告。倘若有人在斋月期间进食,一定会遭到穆赫塔西卜的鞭笞。他们甚至惩罚在公共场合讲粗话的人。显然,这是出自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授意。通过与极端的社会保守派结盟,阿卜杜尔·拉赫曼将自己定位在他想要攻击和击败的阶层——长老和毛拉——的右边。

“月亮和我有什么关系?”阿卜杜尔·拉赫曼咆哮道,“如果你那杆玩意儿能够射出子弹,我可能会有点兴趣。”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直在打压国内的传统势力,他竭尽全力,意图用自己的权威取代长老的权威。其实,这也是“铁腕埃米尔”最为宏伟的一项抱负。对了,这里所谓的长老,是指各地的酋长、马利克、可汗和家长。他们都是各自地盘上有威望的人,其尊贵地位不但根基深厚,而且由来已久。他们的权威来自与其一起生活并直接与之打交道的人。这样一个阶层自然很难控制,更别说被连根拔起。因为长老们只有当地的隶属关系,他们不属于更大的组织,不能通过打败其领导人来瓦解这个阶层。阿卜杜尔·拉赫曼想要消灭他们,必须与之一一开战并将其击败。因此,埃米尔的敌人并非一个政治实体,甚至不是一种政治制度,他是在对一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文化开战。征服这些部落与征服成千上万的部落长老相比,毫无意义。就他获得的成功而言,这是他取得的最惊人的成就了。

枪械,曾是埃米尔幼年时期的爱好(出乎意料吧!)。称王之后,这点爱好升级成了激情。一次,一位法国工程师献上一台望远镜,想要博得国王的欢心。他把望远镜对准天空,对国王说:“陛下,通过这台仪器,您可以观赏月亮。”

按照“铁腕埃米尔”的命令,每个村落、每座城镇、每个城市的社区都必须选出一名代表,负责与政府接洽。这样的代表被称为卡兰塔(kalantar)。国王还任命了一大批自己的官员担任警察局长(kotwal),负责监察地方事务。

阿富汗需要一支常备的职业军队——在这一点上,希尔·阿里和阿卜杜尔·拉赫曼这对叔侄的看法完全一致。面对外来侵略者,部落武装确实可以实施有效抵抗。但是,国王需要一支效忠自己的亲兵,如此他才能够打压那个他不好明说的对手,也就是他的人民。即位三年,埃米尔的雇佣兵就达到了4.3万人之众。到1887年,国王的部队扩大到6万人。1890年,阿卜杜尔·拉赫曼已然成为一支10万大军的最高指挥。他的麾下兵种齐全,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各个师团都配有一名毛拉。神职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宣讲,他要让各位将士相信,如果他们临阵脱逃,伊斯兰世界就将遭遇灾难,而逃兵会堕入火狱,永远不得超生。

卡兰塔的职责可不是为民请命。他们要收缴税款,在自己的辖区内推行国王那一套严苛的教法;报告他们听到的反政府言论、对抗王权的行为、可疑的活动迹象,无论他们发现了什么,都必须向所在区域的警察局长一五一十地报告。从本质上说,卡兰塔实际在为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情报系统添砖加瓦。

哈丽玛不仅是埃米尔最喜欢的妻子,还是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统治者,她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人们说全天下都怕阿卜杜尔·拉赫曼,而阿卜杜尔·拉赫曼只对波波·古尔服软。哈丽玛为埃米尔执行外交任务,与部落首领和敌对指挥官谈判。她的女仆受过使用枪支的训练,她有自己的保镖队伍,核心是女战士。

卡兰塔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在于记录辖区内居民的详细信息,居民的姓名、身份、住址和财产等,他们都要心里有数。每个阿富汗人都得到了一张编号的身份牌,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信息。没有官方许可,臣民不能随意离开家乡。签发旅行许可证正是卡兰塔的权力。当然,没有警察局长的批准,卡兰塔即便发出许可证,最后也会沦为一张废纸。

“不管用的。”国王说,“我不相信任何人。”

卡兰塔的工资是由政府发放的,埃米尔对其兼施“胡萝卜+大棒”的双重手段。卡兰塔因为工作得力而得到奖励,也就是胡萝卜;但是,如果没有完成任务,或者有意包庇谋反的邻居或亲戚,国王便会举起惩戒的大棒,让他们丢掉身家性命。

阿卜杜尔·拉赫曼有一支米尔扎军团。他安排他们进入内阁,指挥军队。国王给他们荣华富贵,允许他们享受奢华、优雅的生活,而且还坚持这样做,毕竟这些童仆就是他这个伟大君王的化身。因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以一袭锦衣、身跨名马的形象示人。不过,这些人养尊处优惯了,难免会生出二心。埃米尔也总在猜忌这些近臣。他花了很多精力,派出不少探子,专门监视这群童仆的动向。对此,他那个绰号“波波·古尔”(Bobo Gul)的宠妃哈丽玛很是不解,她觉得既然信不过童仆,国王大可一杀了之。

埃米尔给每位卡兰塔、警察局长都定了“指标”。在指标的压力下,他们需要按时定量举报逃税分子、骗子、盗贼、杀人犯,以及各种各样的违法者。如果没有完成指标,国王可不会因此觉得那个地区政通人和、治安良好;相反,只能说明官员渎职怠工,其薪金将会遭到罚没。如果辖区内发生劫案,而案犯又没能按时缉拿归案,那么官员必须自掏腰包,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埃米尔在他的宫廷里保留着大量官僚机构,其中有不少都属于“古兰巴洽”(Ghulam Bacha),意即“童仆”(slave boys)。几百年来,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传统赋予“奴仆”这个词一种特殊含义。这些童仆自幼便脱离了原生家庭,宫廷才是他们长大成人、接受教育的地方。君主将童仆打造成为一个特权阶层,把一些重要官职托付给他们。这些官奴的权力完全得自君主的授意,而不像一般官僚那样拥有民意基础等其他权力来源。在阿富汗,要数“埃米尔的孩子”(amir-zada)最为得宠。后来,这一称谓缩写成“米尔扎”(mirza)。

警察局长的日子也不好过。如果有人在纳税上作弊却没有发现,警察局长就会遭到惩罚,至少他们需以薪水相抵。当然,更多的事务官无法拿钱赎罪,只能乖乖地去蹲监狱。敢谤议国王的人一旦落网,通常会落得两种下场:要么被处以割舌酷刑,要么把嘴巴用针线缝上。对待那些谋逆者,国王会把他们关进铁制的囚笼,吊在路边示众,直至饿死。同样的惩罚,有时也会施加到劫匪或其他犯人的身上。严刑峻法之下,阿卜杜尔·拉赫曼也有了吹嘘的底气。他曾向来访的英国使节表示:贵国的犯罪率实在太高,相较而言,阿富汗简直是个升平世界。在他统治期间,这可能是真的。

“国王陛下,”大臣说:“我知道您一旦任命一个人担任要职,他的命运就是在几年内失去一切。我现在提前交出全家的财产,免得您日后费事劳神。”阿卜杜尔·拉赫曼看在他们友谊的分上,才饶了这犯上的大臣一命。

犯下重罪的人,往往会遭受极其严酷的刑罚,比如,国王会把谋逆者绑在炮口上,活活把人炮轰成碎片。(在这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并不算先驱。英国殖民者早已利用类似的办法,惩治那些反抗的印度士兵。)粉身碎骨的可怕场面叫人头皮发麻,遭此厄运的人会很快倒毙。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另一项发明,更为残忍恐怖。一种名为“黑井”(Siah Chah)的酷刑到底是怎样的,还是留待各位读者自行去想象吧。

“你这是何意?”国王见到老朋友的所为,不禁皱了皱眉头。

埃米尔遇到的另一个难以打破的阶层,是毛拉和其他神职人员。同样地,这个阶层的权力来自社会共识、习惯和传统。阿卜杜尔·拉赫曼没法通过破坏他们的组织来制服他们,因为他们并无组织可言;他也不能捣毁他们的总部、抓捕他们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并不效力于特定的机构,更没有领袖。所以,他用另一种方式打击他们,即向他们支付薪金。

有了情报机构的效力,国王可以随意操控地方官吏的命运。埃米尔可以在他认为必要时羞辱和降职他的总督,他还经常罢免他的宫廷事务官,声称有人指控其贪污。为了洗脱嫌疑,大臣须拟好陈情表,公布家中的种种账目,以证明自己并未挪用国库、损公肥私。可是,哪有一个人的自白书能够毫无瑕疵,找不出哪怕一点矛盾之处呢。要知道,一笔记录不清的钱款、一件来历不明的器物、一点似是而非的小错误,都足以叫一个人不得翻身。他将因此丢掉官职,没收财产,最终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当然,声名狼藉的官员可以指望国王法外开恩,以保全自由。可是,国王的恩典常常十分有限,若是能以活罪抵偿死罪,已经算好运了。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偶尔有之,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噤若寒蝉了。一次,一位大臣得到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赏识,即将接受一份要职。此人是国王的老朋友,他听到升迁的消息,立即收拾了家中所有财物,放上马车,奔赴王宫面见国王。

并不是每一个自称毛拉的人都能得到国王的薪酬。只有那些按规矩行事,并让警察局长相信他们忠诚的人才会得到薪水。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这笔钱,大多数毛拉都选择接受。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国王:他不反对伊斯兰教,从未推动任何有违阿富汗文化的社会变革。事实上,国王宣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虔诚和正统。面对这样一位王者,毛拉们怎么会反对呢?

话又说回来,被任命到某个省级办公室的官员总会有机会扩充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如果埃米尔不对其密切监视的话。试问,国王一个人哪里看得住如此众多的官员?事实上,阿卜杜尔·拉赫曼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情报系统,有相当多人为他服务。他的情报机构无人能及,并影响至今,成了阿富汗政治的永久特征。

一旦他们开始依靠政府的钱生活,国王便拥有了他们。他可以施加条件,而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他要求毛拉必须证明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宗教(这个要求相当合理)。国王特地派出一支考核队伍到全国巡查,考核各地毛拉的知识水平。相关的试题由国王和高级神学家设计。结果是,近九成的毛拉都吃了瘪。当然,阿富汗人的宗教观本来就很独特。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中,掺杂了不少传统立法、乡规民约和传统习俗,即便他们能够阅读,可供阅读的书籍也少得可怜。

为了增加地方官员的权威,阿卜杜尔·拉赫曼可谓不遗余力。这些人都由他亲自任命,相较于基层的部落长老,更加容易掌控。毕竟,无论他的官员攫取多少权力,他仍然可以随时将其撤换,甚至直接剥夺他们的权柄。但他对可汗或部落长老不能这样做。

在证明毛拉的无知之后,埃米尔颁布了一项规定:毛拉必须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质后,方可担任神职。没有许可证的毛拉无法得到工资,敢无证上岗的毛拉会遭到严惩。然而,出于对子民的同情,对上帝意愿的崇敬,埃米尔建立宗教学校,人们可以在那里学习所需的知识,以便为考试做好准备;此外,国王还在喀布尔开办神学院并亲任督学,学生无须参加考试,只要完成学业便可拿到执照。阿富汗以外的一些著名伊斯兰大学的文凭也被接受为宗教能力的证明。

这样一番局面并不合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心意。在他治下,行省的数量大为增加,行省下面的行政区划更是多得犹如雨后春笋。而且,他还有意确定边界,以跨越部落的领土。如此一来,各位封疆大吏治下的子民便不再是一族同胞,而过去一个部落的专属领地也被划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地方长官再也无法利用部族亲缘进行串联和勾结;普通臣民在听命于部落长老的同时,还得接受地区官员的管辖。这是两个独立而不相关的系统。

全国的毛拉被阿卜杜尔·拉赫曼管得服服帖帖,卡兹和穆夫提也得服从国王的差遣。阿卜杜尔·拉赫曼特意提拔了一名宗教法官进入内阁。此人掌管阿富汗的教法事务,其权威凌驾于所有卡兹之上。同时,埃米尔还组织学者对伊斯兰各派法理学进行研究和整理。逊尼派穆斯林承认四种学派的法理学,也就是四种不同的教法解释,并认为他们都是正统的。虽然其原则上相似,但在细节上则千差万别。委员会审议多时,最终决定尊奉哈纳斐派(Hanafi)作为国家的立法基础。于是,阿富汗有了一套国家法律。哈纳斐派之外的派别从此失去了对教法的解释权。

对于大多数国王来说,21年内打赢40场战争足以耗尽一位王者的心力,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其他事情?但对阿卜杜尔·拉赫曼来说,如上种种战绩不过是他政治生涯的冰山一角而已。埃米尔征服普什图部落的同时,也让一个国家得到了重建。曾几何时,阿富汗境内的行省和政区不过就是部落势力范围的代名词,一个区域往往为一个部族所占据;不同区域之间的区别,往往在于住民的部族身份。这样的行政区划,倒是符合部族社会的生态。可想而知,各地区的封疆大吏当然要由当地主要部族的首领担任。

当然,不是每个神职人员都乐于顺应王权。但是,反抗的人不是被迫出走他国,就是锒铛入狱。横遭虐待、死于非命的例子也不少见。埃米尔虽对神职人员多有弹压,却仍然宣称自己是信仰的捍卫者,他甚至以“最忠诚的穆斯林”自居。如此一来,他才可以把“胸怀异志”和“背弃信仰”的帽子扣在反对者的头上。毕竟,有哪位忠于真主的毛拉会忤逆他这位无比虔诚的君主呢?

不多久,孟格尔(Mangal)部举族叛乱,结果遭到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平定。而后,吉尔扎伊部的叛乱也被他镇压下去。阿卜杜尔·拉赫曼在位期间,打了40场部族战争并获得全胜。当然,几十场胜仗还不能叫国王完全安心,他要这些手下败将彻底失去反抗的能力。于是,随着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一声令下,很多民族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居地。如此一来,他们便要和盟友分离,转而去和曾经的对手做邻居。由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安排,比邻的两个部落之间往往存在很深的猜忌。同样的政策,亚述人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实行过;几十年后,斯大林也会实施这一政策。由此,整个普什图部落一路由南转迁来到北方,数以千计的家庭被迫从北方大草原南迁到喀布尔以南地区。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专制政策确也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副作用:它将阿富汗各民族融合在一起,鼓励他们融入一个单一的政体。

埃米尔的制度有赖于数量庞大的政府雇员,他们都拿着薪水:士兵、毛拉、探子、卡兰塔、警察局长、省长和地方官员,还有喀布尔那帮“王的男孩”。因而,阿卜杜尔·拉赫曼对于钱财的渴望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位前任国王。阿富汗人身上的苛捐杂税又因此沉重了几分。除土地税、牲畜税之外,还有树木税、种植税和收获税、所得税和营业税、贸易税和旅行税。商业活动也逃不过税收,不但卖家需要按时交税,买家也得承受同等负担。新婚夫妇必须小心,因为埃米尔设立了婚姻税;如果你死了,嗯,这也是征税的,这笔钱落到了你的家人身上。一切都能成为国王榨取金钱的由头。待到统治末年,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税收收入,几乎达到了希尔·阿里的四倍。

依斯哈克(Ishaq)和阿尤布同是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堂兄弟,也需要小心提防。依斯哈克是阿富汗北部的实力派,他虽不像阿尤布那样战功赫赫,但因为精明善治、公正严谨而深得属下和子民的拥戴。阿卜杜尔·拉赫曼自然容不下他。这一次,国王主动兴师问罪,不善战事的依斯哈克没有正面应战就逃亡国外了。就这样,阿卜杜尔·拉赫曼又为自己祛除了一大敌手。那么,接下来的“铁腕埃米尔”又有何作为呢?

国王需索无度,手下自然要尽力征缴。卡兰塔、警察局长、乡村执法者、探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此才能确保每个人缴纳他们“所欠”的税款。阿卜杜尔·拉赫曼担心,其手下很可能和百姓勾结欺骗他。于是,他组建了一个间谍网络来监视他的间谍们。国王的特务人数众多,报备的事务也从来不少。因为无论国王的手段多么强硬,总是有人选择揭竿而起,毕竟他们是阿富汗人。

杜兰德线的位置

特务不过是政务部这个恐怖体系的一部分。内政大臣米尔·苏尔坦专门负责夜间抓捕。每到晚上,大家都担心苏尔坦及其手下会突然“造访”。谁会成为苏尔坦的目标?没人知道。有哪些人已经沦为内政部的阶下囚?同样无人知晓。他们获罪的原因、入狱后的命运,更是一个未解之谜。人们发现,身边总有面孔不断消失,总有熟人落得没籍除名、不知所终的境地。

宏图大展之前,阿卜杜尔·拉赫曼还有几块心病亟待祛除。迈万德的英雄阿尤布最让他惴惴不安。阿尤布的民望实在太高,在埃米尔看来,此人断不可留。终于,阿卜杜尔·拉赫曼和阿尤布兵戎相见。战事终了,国王获得胜利,一位强敌就此倒下。

终于,因为米尔·苏尔坦制造的冤孽实在太多,就连包括王储在内的最高法院官员也认为他应该收敛。这一次,国王倒是顺应民意。于是,米尔·苏尔坦不再是国王的得力助手,反而成了可怜的替罪羊。在法庭上,这名穷凶极恶的酷吏努力辩驳,为自己洗脱罪名。埃米尔告诉各位法官:“在座的各位必须清楚,此人夺取了6万人的性命!他呈上的死刑命令当中,我本人只应允了15或20起死刑。剩下那些都是此人为泄私愤而一手炮制的冤案。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屠夫应当如何处置,相信各位自有公论!”

然而,为了实现他的最终目标,阿卜杜尔·拉赫曼需要一片确定的领土,以实施绝对的统治。因此,阿卜杜尔·拉赫曼接受了杜兰德线。其实,任何能将世界其他地方排除在外的提议都能得到埃米尔的认可。国界一经确定,便立即遭到封禁。此后,少有阿富汗人能够得到出国游历的机会,而外人也基本无法进入阿富汗,埃米尔的政府还对输入的工业品、信息严加控制。为了更有效地将他的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他颁布法令,禁止在其境内修建铁路。阿卜杜尔·拉赫曼切断了阿富汗与现代文明的联系,阿富汗境内了无一丝现代风气。不过,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天赐良机,可以大展宏图了。

国王的意思,各位法官心知肚明。最终,米尔·苏尔坦被判公开绞刑。国王为民除害,似乎可以收获人民的爱戴。其实,对于苏尔坦的死,百姓们固然鼓舞欢腾,不过,每个人也都清楚,真正的暴君到底是谁。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残忍暴虐,从他设立的监狱就可见一斑。他的每处宫殿之下,都设有一处地牢。喀布尔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座德玛赞监狱,可以关押9000名囚犯,监狱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一些报道)一度有7万人被监禁在喀布尔,已占到喀布尔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异见人士,贪污受贿的官吏,偷逃税款、散布谣言之徒以及涉嫌悖逆的商贩,无论年龄和性别,也无关出身高低,任何人都有可能沦为国王的囚犯。

这是一次两人会议。杜兰德只身前来,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左右也没有顾问,地方长老、民意代表更是不见踪影。会谈中,这位英国外交官提出了关于阿富汗南部边界的建议,阿富汗国王表示接受。那次谈判的结果一直贻害至今。杜兰德大手一挥,就把普什图人的聚居区一分为二。他这一笔是如此随意,甚至丝毫未曾考虑所在区域的地貌和环境。如果你到了那里,除非有人告诉你,否则你不知道这条线在哪里。“杜兰德线”(Durand Line)两侧的村庄住着同一个部落的成员。对他们而言,界线那一头往往就是自家亲戚的住地。那么,杜兰德是如何决定这条线的呢?其实,这条线标志着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混战线。杜兰德线是英国在不被击退的情况下推进阿富汗领土的最远处。因此,它肯定是一个长期冲突的地方。它埋下了阿富汗因失去白沙瓦而产生的怨恨火种,由此而来的种种政治争端将持续久远。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生征战无数,其中最惨烈的一役不是针对其他普什图部落,而是针对其境内的其他民族。哈扎拉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并以波斯语为通用语言。论及源流,这个民族是蒙古后裔,生活在阿富汗中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之前,哈扎拉人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不过,埃米尔无法容忍任何不服他教化的势力。为了迫使哈扎拉人就范,他派出自己的军队,又征召了一些部落武装,进军哈扎拉贾特(Hazarajat,即哈扎拉人的土地)的武装足有10万人之众,而哈扎拉部落全员不过34万人。哈扎拉人的抵抗异常激烈,战争分外血腥。最后,哈扎拉政权惨遭倾覆。埃米尔曾短暂地使奴隶制合法化,但仅限于哈扎拉人。由此,许多哈扎拉人被拉到市场公开贩卖,贵族之间甚至兴起了一股赠奴的潮流风气,几个哈扎拉儿童就可以表示“真挚的谢意”。

1893年,距离他从英国人手中接管阿富汗已有13年,这位“铁腕埃米尔”即将接待一支来自印度的英国使团。阿卜杜尔·拉赫曼在登基之初曾和英国人谈过一笔交易。这一次,双方将正式确定这份协议。使团本应由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将军率领,但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却对英方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异议。第二次英阿战争,罗伯茨起了主导作用,阿富汗人无不恨他入骨,阿卜杜尔·拉赫曼也容不下这样一个谈判对象,他表示,纵然王权坚硬如铁,也无力压制臣民的怒火。于是,英方临时换人,改派英印当局的外交部长马蒂摩尔·杜兰德。

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最后一场战役把他带到了喀布尔东北部的偏远山区。这里的人们长期以来信奉万物有灵论,惯用木制雕像装点墓园,因此那个地方被称为“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意即“异教徒之地”。卡菲里斯坦的五处山谷和众多的侧壁峡谷是如此狭窄和崎岖,以至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没有人能够征服这里。埃米尔在六个月内便征服了此地。他将卡菲里斯坦更名为“努里斯坦”(Nuristan),意为“开化之地”。此役之后,境内的最后一块领土也归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管治之下。很快,“开化之地”遍布卡兰塔和毛拉,变得和其他地方毫无差异。

有一天,阿卜杜尔·拉赫曼想知道他的小口径枪是否足以杀死一个人,于是,他举枪射向自己的侍从。侍从当场倒毙,阿卜杜尔·拉赫曼却在一旁哈哈大笑。那时,他不过十二三岁。如此一桩命案实在太过荒唐,即使他的父亲也无法全然包庇。就这样,阿卜杜尔·拉赫曼被送进了监狱。不过,只为测试武器就敢取人性命,倒也说明他的确胆识过人。一年之后,父亲便恢复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自由身。17岁的时候,阿卜杜尔·拉赫曼还被委以重任,成了父亲手下的一名重要指挥官。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因举兵反对希尔·阿里失败遭到流放,阿卜杜尔·拉赫曼也随父亲在阿姆河以北地区过起了流亡生活。这位昔日的王子、未来的国王过了几年很是潦倒的日子。他放下王室的身段,转而干起古董商的生意。他靠在市场上买卖古董和考古奥秘度日。四分之一的收入用于维持生计,剩下的则积攒起来,作为东山再起的本钱。阿卜杜尔·拉赫曼苦苦等候东山再起的一天。

想当年,“国父”艾哈迈德·沙阿也曾创下一番功业,并成为阿富汗各大部落的公认领袖。但这无法满足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胃口,他不甘心只做个部落酋长,他要成为真正的王者。要达成目标,就必定得改变阿富汗这个社会。埃米尔的目标几乎已经达成。他逝世之前,阿富汗有了一个中央政府,它的官僚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它的权力,并将其影响带给每一个人。

阿卜杜尔·拉赫曼是阿富汗历史上最强硬的人物之一。年岁尚幼,他的暴虐性情便已显露无遗。他的祖父是多斯特大王,父亲是阿富汗北部大省巴尔赫的总督,可想而知,未来国王的童年生活当然极度优渥。在巴尔赫,他的家庭拥有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力,他享有一切特权。

但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到底没有成功。他没能让阿富汗拂去旧貌,换上新颜。他想创造一个单一、完整、同质的新社会,但只创造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双重世界。一方面,毛拉、马利克、村庄、部落社会中的可汗和首领,仍深深扎根于阿富汗土地上;另一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播下的新制度种子在生根发芽: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及其附属机构的神经向全国各地延伸,其代理人和管理者遍布全国,新旧两套政治体系由此呈掎角之势。

如此一番伟业,阿卜杜尔·拉赫曼却无缘成就。大国和强权已经为阿富汗国王划定了活动疆界,叫他再难逾越半步。既然无力开拓领土,他只能深耕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于是,他把一腔雄心壮志都施展在了阿富汗境内。他无法容忍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遍布全国的自治村庄也不合他的心意。他要扫清这一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完全属于其中的一个社会。许多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人有不少乡下亲戚,有人出身封建领地,后来进入城市,并成了政府官僚体制的一部分。私人生活中,阿富汗社会的二元对立不那么清晰,相关的情况并非一言两语能够说清。

英国人走了,阿富汗又迎来了一位雄主。以往的几个世纪,阿富汗这片土地上走出过许多纵横中亚和南亚的征服者。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方方面面都和这些先辈很是相似,他的才略几乎可与国父艾哈迈德·沙阿相提并论。借以时势,阿卜杜尔·拉赫曼本可以缔造一个从伊朗到德里的不甚稳固的帝国。当然,可以想见的是,他撒手人寰的那天,也是帝国分崩离析之日。

阿富汗,还是那个阿富汗。乡村社会仍很封闭,国王的代理人无法进入乡村的中心地带,他们无法进入家族大院,无法进入隐秘的家庭世界,而这构成了阿富汗人生活的主体。“铁腕埃米尔”只是引发了一场斗争。斗争的一方由中央政府、城市精英阶级领导,他们较为开明,渴望进步;他们的对手则倾向保守,多是乡村地区的传统领袖。双方的角力不但左右了国家的命运,而且企图干预阿富汗局势的外国势力也会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将贯穿整个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