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没错，但你肯定想过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吧，我是说，作为人物，就是说，抛开他们的隐喻意义什么的不谈。”
彼得·范·豪滕仍然望着天花板上的横梁，喝了一口酒，酒杯又见底了。“李德薇，我做不到，不行，真做不到。”他目光往下移，落到我脸上，“荷兰郁金香老爹没有怎么样，什么也没有。他既非骗子，也并非不是骗子，他是上帝。显而易见，他是用隐喻表现的上帝，毫不含糊，要问他后来怎么样了，跟问《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脱离躯体的T.J.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后来怎么样了处于同样的智力水准。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没有？我们谈的是小说啊，亲爱的孩子，不是什么历史进程。”
“他们是虚构的，”他说着又轻轻敲起玻璃杯，“没有什么后来。”
现在我们终于略有进展了。“太好了，”我说，“太好了。好吧，然后是荷兰郁金香老爹。他是骗子吗？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了没？”
“你说过会告诉我的。”我坚持说。我提醒自己要表现得坚定、自信，我需要让他迷乱的头脑关注我的问题。
范·豪滕闭起眼睛，鼓起双颊，长长吐出一口气，然后抬眼望着天花板上裸露在外的木头横梁，它们像棋盘一般纵横交错。“那只仓鼠，”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只仓鼠被克莉丝汀收养了。”——那是安娜得病前就认识的一个朋友。说得通。书里写过几次克莉丝汀和安娜一起跟西西弗斯玩的场面。“它被克莉丝汀收养了，在故事结尾之后又生活了几年，最后在它的仓鼠睡梦中得以安宁终老。”
“也许吧，但我当时有个被误导的印象，觉得以你的身体状况，无法作跨越大西洋的旅行。我是想……给你一点儿安慰，我猜。可我太蠢了，不应该那么做，想都不该想。但是，让我完全坦白地说：这种孩子气的想法，小说的作者就一定对小说里的人物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十分荒唐。那本小说是由纸页上的涂涂画画构成的，亲爱的。那些栖居其中的人物，在涂涂画画之外，并无生命可言。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在小说完结的一刻，他们都不复存在了。”
“安娜的妈妈，荷兰郁金香老爹，仓鼠西西弗斯，还有，就是——每个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不，”我说着直起身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不。我明白你说的，但我不可能不去想象他们的未来。你是最有资格替他们想象未来的人。安娜的妈妈一定发生了什么，她要么结婚了，要么没有。要么跟荷兰郁金香老爹搬家到了荷兰，要么没有。要么生了别的孩子，要么没有。二者必居其一。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怎样了。”
范·豪滕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口酒，说：“好极了。你想知道谁的故事？”
范·豪滕紧紧抿起嘴唇。“我很遗憾不能纵容你这种异想天开的孩子气举动，但我不会用你习以为常的那种方式去怜悯你。”
“不行，我不接受，”我说，“我能理解小说结尾叙述中断了，是因为安娜死了，或者病得太重，没法继续写下去了，但你答应告诉我们每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所以我们才来了这儿，而我们——我，需要你告诉我。”
“我不要你怜悯。”我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所有生病的孩子都一样，”他平心静气地说，“你嘴上说不要怜悯，但你的整个生命都依赖着它。”
“不行。”我说。
“彼得——”李德薇这时说话了。但他斜倚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醉得舌头都大了。“生病的孩子们都不可避免地变得犹如困兽。你们命数已定，时日无多，到死都是孩子，和确诊那天一样——只有孩子才相信小说结尾之后还有故事。而我们，我们成年人对此感到怜悯，所以我们花钱给你们治病，给你们购置氧气机，给你们好吃好喝，尽管你们可能都活不到……”
“我拒绝对那本令人作呕的小说负任何责任。”范·豪滕打断我说。
“彼得！”李德薇喊道。
“还没有啊，”我说，“我们想知道，在《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
“你们就是副作用，”范·豪滕说，“进化过程的副作用，进化过程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关心。你们是变异失败的实验品。”
“我觉得这就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他很有把握地说，然后从杯子里慷慨地啜了一大口。
“我辞职！”李德薇喊道，她眼里含着泪。但我并不愤怒。他无非是在寻找最伤人的方式来讲出实情，但当然，实情我早已经知道了。好几年来，我夜夜瞪着天花板，不管是我自己的卧室还是ICU病房，所以我也早就找到了想象自己的病的各种最伤人的方式。我向彼得走了几步。“听着，无赖，”我说，“关于疾病，你所能告诉我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需要你告诉我的，就一件事，告诉我了，我就永远走出你的生活：安娜的妈妈后来怎么样了？”
“嗯。”我说。
他朝我略微扬起肌肉松垂的下巴，耸了耸肩。“我没法告诉你她后来怎样了，就像我没法告诉你普鲁斯特小说里的叙述者后来怎么样了或者霍尔顿·考菲尔德的妹妹怎么样了，哈克贝利·费恩溜之大吉去了印第安人的‘领地’之后怎么样了！”
“当然，如果真赛跑的话，你会直接跑到乌龟前面去，不去考虑其中涉及的原理。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极为复杂，谁也没有真正破解，直到康托[4]向我们证明：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
“胡说！全是胡扯淡。你倒是告诉我呀！随便编点什么！”
范·豪滕打断了我，接下来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敲着玻璃杯，直到李德薇来重新给他倒上酒。“那么，芝诺最有名的悖论是‘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让我们想象一下，你和乌龟赛跑，乌龟在你前面十码起跑。当你跑过这十码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也许一码，然后当你赶上这一码的距离，乌龟又往前爬了一点，如此下去，距离永远存在。你比乌龟跑得快，但你永远也追不上它，只能无限缩短和它之间的距离。”
“不行。另外，如果你能不在我家说脏话我会很感谢你。这可不是淑女所为。”
我不得不再强调一次：那是一首绝对正常的说唱音乐，只除了是用瑞典语演唱的。“嗯，”我说，“那个，《无比美妙的痛苦》里，安娜的妈妈，故事结束的时候，她正要……”
我仍然没有生气，一点儿也没有，但我非常在意一定要得到他答应过告诉我的东西。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膨胀起来，我俯下身，朝那只拿着酒杯的浮肿的手一巴掌扇过去。杯子里剩下的威士忌全洒在了他那张阔脸上，玻璃杯从他的鼻子上弹起来，跳芭蕾舞一般在空中旋转着，最后落到年头久远的硬木地板上，一声脆响，粉身碎骨。
“哦，闭嘴，李德薇。鲁道夫·奥托说得好：如果你没有遭遇过神圣，如果你没有体验过与‘令人战栗的神秘’非理性的相遇，那么他的作品就不是为你写的。而我也要对你们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们听不出‘失语与污秽’的音乐中对恐惧虚张声势的答复，那么我的作品也不是为你们写的。”
“李德薇，”范·豪滕平静地说，“我要一杯马丁尼酒，麻烦你。里面的味美思只要放一星半点就行了。”
“恐怕不是，”李德薇回答，“他并不总是……今天实在反常……”
“我已经辞职了。”李德薇沉默了一会儿说。
“这是不是什么整人节目？”格斯抬头看着李德薇问，“是吗？”
“别傻了。”
“抱歉，什么？”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软的不灵，硬的也没用。可我需要答案，为了它，我走了这么长的路，还劫持了奥古斯塔斯的“愿望”。我需要知道。
“你是在开玩笑吗？”格斯说。
“你有没有想过，”他说话更含混了，“为什么对那些傻问题这么在意？”
“哎呀，那是当然的，我也不懂。谁他妈懂瑞典语啊？重要的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废话，不是歌手‘说’了什么，而是他的嗓音‘感觉’如何。当然你应该知道，世上只存在两种感情：爱和恐惧，而‘失语与污秽’能在两者之间自如来去，那种能力在瑞典以外的嘻哈音乐里你压根儿就找不到。要不要我再给你们放一遍？”
“你答应过的呀！”我嚷道，耳朵里回响的全是砸奖杯那个晚上，艾萨克因无能为力而绝望的哀哭。范·豪滕没有说话。
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不懂瑞典语。”
我还站在他面前，等着他对我说些什么，这时我感觉到奥古斯塔斯的手落到我的胳膊上。他拉着我向大门走去，我跟上了他的脚步。范·豪滕在我们身后大叫大嚷，抱怨如今的年轻人忘恩负义、不知好歹，文明社会已然灭亡，而李德薇连珠炮般地爆出一串荷兰语回答他，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音乐放完后，彼得·范·豪滕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们，小眼睛瞪得前所未有的大。“怎样？”他问，“怎样？”
“你们一定得原谅我的前助理，”他说，“荷兰语与其说是语言，不如说是一种咽喉疾病。”
“李德薇，立刻放《Bomfalleralla》来听。”李德薇走到一台mp3播放器前面，转了转旋钮，然后按了一个键。一首说唱乐从四面八方轰然炸响。听起来除了歌词是瑞典语之外，这是一首各方面都相当正常的说唱。
奥古斯塔斯拽着我出了房间，穿过大门，走进近午的春光和飘落的翅果中。
“我们没听说过。”我替我们俩回答。
对我来说，逃跑这种事永不可能做得敏捷利落。奥古斯塔斯帮我拿着氧气推车，我们沿台阶而下，然后往回走，回费罗素夫酒店。人行道上铺着纵横交错的长方形地砖，坑洼不平。自从秋千架旁那次之后，我第一次哭了。
“好吧，但我窃以为你应该知道‘失语与污秽’乐队的精华专辑《雪花》？”
“嘿，”他把手放在我腰上说，“嘿，没事的。”我点点头，用手背胡乱擦擦脸。“他是个大烂人。”我又点点头。“我给你写个续集。”格斯说。这句话让我哭得更凶了。“我会的，”他说，“一定写。比那个老醉鬼写的任何垃圾都要好，他的脑子都让酒精蛀得全是洞了，跟瑞士奶酪一个样。他连写过小说都不记得了。我可以写得比那家伙强上十倍，书里会有鲜血、有勇气、有牺牲。《无比美妙的痛苦》和《黎明的代价》合二为一。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一个劲儿地点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然后他抱住了我，用有力的胳膊将我拉近坚实的胸口，我把他的POLO衫哭湿了一片，但终于恢复到能说话了。
我简直不知道彼得·范·豪滕是不是在开玩笑。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替我回答了：“了解有限。”
“我把你的愿望花在那个大脸无赖身上了。”我伏在他胸前说。
“你以为我需要听完你的问题才能回答吗？你想错了。你知道哲学家芝诺吗？”我茫然地摇了摇头。“哎呀。芝诺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据说他在巴门尼德世界观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十个悖论——你当然知道巴门尼德是谁了？”他说，我点点头，表示我听说过巴门尼德，但其实没有。“感谢上帝，”他说，“芝诺非常专业地揭露了巴门尼德理论中的不准确和过度简化之处，这倒不难，因为巴门尼德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错得令人叹为观止。巴门尼德存在的价值恐怕恰好等同于这样一位相识：你每次带他去赛马场，他都能选错马，回回如此，绝无例外，敬请放心。但芝诺最重要的——等等，先告诉我你对瑞典嘻哈音乐有几分了解。”
“说得不对，海蓁·格蕾丝。我向你承认，你的确花了我唯一的一个愿望，但不是花在他身上，而是花在我们俩身上了。”
“我们的问题是关于小说结尾之后，书里的角色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安娜的……”
我听到身后传来高跟鞋奔跑的“笃笃”声，转过身，看到了李德薇。很自然，她饱受惊吓，泪水晕开的眼线在脸颊上留下两道黑痕。她追着我们来到了人行道上。“也许我们该去安妮·弗兰克故居看看。”李德薇说。
“她用了皇家人称‘我们’[3]呢。”彼得说，但没有明确的说话对象。又一口酒。我不知道威士忌是什么味道，不过如果跟香槟差不多，那我简直无法相信他怎么能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喝得这么多，还这么快。“你熟悉芝诺的‘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的悖论吗？”他问我。
“我不想跟那个怪物一起去任何地方。”奥古斯塔斯说。
“所以，我们的问题……”我再次提醒。
“没邀请他。”李德薇说。
“但愿我的记忆力愿意妥协。”范·豪滕针锋相对地答道。
奥古斯塔斯仍然保护性地抱着我，一只手贴在我的脸旁边。“我不想……”他张开嘴，但被我打断了。
“他的记忆力受到了损害。”李德薇说。
“我们去吧。”我的确想要范·豪滕给我回答，但这不是全部。和奥古斯塔斯一起待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只剩两天了，我不想让一个可悲的老头毁了这两天。
“不记得。”
李德薇开着一辆笨重的灰色菲亚特，这车引擎的响动听起来就像个兴奋过头的四岁小姑娘。我们驱车开过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路上她一再道歉。“我非常抱歉。没有借口强求你们原谅，他病得太重了。”她说，“我原以为跟你们见面会对他有帮助，如果他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对活生生的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可……我非常抱歉。这真是非常令人难堪，太难堪了。”我和奥古斯塔斯都没有说话。我坐在后排，就在奥古斯塔斯后面，我偷偷把手伸到他的座椅和车身之间去找他的手，可没找着。李德薇继续说：“我坚持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我相信他是个天才，也是因为报酬很高，但我没想到他变成了一个怪物。”
我也十分惊骇，但有人如此面目可憎、不屑于对我们另眼相待，竟也有几分让人高兴。“我们的确有几个问题，没错。”我说，“我在电子邮件里提到了，不知您是否记得。”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猜他靠那本书挣了不少钱。”
“彼得——”自然，李德薇给吓了一大跳。
“哦，不不，他是范·豪滕家族的后人，”她说，“他的先祖是荷兰人，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研制出了可可豆压榨和碱化技术，发明了能溶于水的可可粉。后来范·豪滕家族有些人移居美国，彼得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完成那本小说后又搬回了荷兰。他是那个伟大家族的耻辱。”
“这孩子笔头上看着很聪明的呀，”范·豪滕对李德薇说，“也许癌症已经在他脑袋里抢滩登陆了。”
引擎尖叫起来，李德薇换了挡，我们像子弹一样冲上运河上的一座桥。“都是境遇使然，”她说，“是境遇把他变得这么残忍，他不是个坏人。但今天，我真没想到——他竟说了那么些可怕的话，我真不能相信。我非常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呃。”奥古斯塔斯说。
我们在离安妮·弗兰克故居一个街区之外的地方停了车，然后，李德薇去排队给我们买票，我坐在地上，背靠一棵小树，看王子运河里停泊的船屋。奥古斯塔斯站在我面前，懒洋洋地推着我的氧气小推车转圈，看轮子打转。我想让他在我身边坐着，但我知道对他来说坐下很困难，再站起来就更困难了。“没事吧？”他低头望着我问。我耸耸肩，伸手摸摸他的小腿肚。那是他的假肢，但我把手放在上面不动。他低头看着我。
“既然都来了，”过了一会儿范·豪滕说，“说说吧，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真希望……”我说。
“那个，无论如何，谢谢。”奥古斯塔斯说。我可以听到他嗓音里有几分气恼。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显然，世界不是满足愿望的大工厂。”这话逗得我微笑起来。
“我们荣幸之至。”李德薇说。
李德薇拿着票回来，但她的薄唇抿得紧紧的，看上去很担心。“那儿没有电梯，”她说，“我非常非常抱歉。”
“啊，对了。唉，相信我，你们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李德薇，她在替我花钱方面具有极其出众的才华。”
“没事的。”我说。
“是的，在橙意餐厅。”
“你不知道，那儿楼梯太长了，”她说，“又长又陡。”
“我们昨天付钱请他们吃晚饭了？”范·豪滕问李德薇。
“没事的。”我又说了一遍。奥古斯塔斯想说什么，但被我打断了。“没关系，我能行。”
“那个，嗯，”我说，“首先，我们想发自真心地感谢您，昨天晚上的那顿晚饭还有……”
我们首先进了一间屋子，里面在播放录像，介绍犹太人在荷兰的情况，纳粹入侵以及弗兰克一家人。然后我们上了台阶，走进安妮的父亲奥图·弗兰克做生意的营业所，一栋运河边的房子。爬楼梯很耗时，对我和奥古斯塔斯都是，但我感觉还挺有力气。很快，我看到了那座著名的书架，它后面的暗门里曾经是安妮·弗兰克、她的家人和另外四个犹太人的藏身之地。书架被挪开了一半，背后是一段更陡峭的台阶，宽度仅容一个人通过。我们身旁围着很多别的参观者，我不想耽搁他们，但李德薇说：“请大家耐心一些，谢谢。”于是我开始往上走，李德薇在我身后帮我拿着氧气推车，格斯在最后。
第二杯酒上了，范·豪滕又一次满怀敬意地挺直了脊背。他踢掉了拖鞋，脚长得真难看。他基本上已经把我心目中什么作家的非凡天赋之类的东西整个毁掉了，但他手里握着答案。
一共十四级台阶。我一直在想身后的那些人——他们大部分是说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成年人，我感觉有些尴尬，好像自己是个既安慰人又纠缠人的鬼魂。但最后我终于成功登顶，来到一个空得诡异的房间里。我靠在墙上，大脑不停地告诉我的肺“没事的没事的冷静点没事的”，而肺则对大脑说：“哦，天啊，我们要死在这儿了。”我甚至没看到奥古斯塔斯上楼，他走过来，用手背抹抹额头，好像舒了一口气似的说：“你是冠军啊。”
“嗯，知道。”她说，这次口音听起来几乎是地道的美国音了。
靠墙休息了几分钟后，我走到下一个房间，安妮和弗里茨·菲弗就曾住在这里。房间极小，空空荡荡，没有家具。除了安妮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还原封不动地贴在墙上，根本看不出这里曾住过人。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然后皱起眉。“我不酗酒，”他宣布，声音高得没有必要，“我跟酒的关系是丘吉尔式的：我可以说笑话也可以治理英格兰，可以做任何事，只是不能不喝酒。”他瞟了一眼李德薇，冲酒杯点点头。于是她过来拿了杯子又去了吧台边。“只要意念的水哦，李德薇。”他发出指示。
另有一段向上的台阶通向范·佩尔斯一家住过的房间，这段台阶有十八级，而且比刚才的更陡，根本就是个豪华版的梯子。我走到台阶跟前，抬头往上看，心想我可能上不去了，但我也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往上。
“有点儿吧。”我说。
“我们往回走吧。”格斯在我身后说。
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没事。”我轻声回答。这很蠢，但我忍不住一直觉得我欠她的——我指的是安妮·弗兰克，因为她死了而我活着，因为她一直安安静静，永远关着窗帘，没有做错任何事，可她还是死了，因此我觉得我应当爬上台阶，去看看盖世太保到来之前那些年里她藏身的世界的最后一部分。
“安娜？”我问。
我像小孩子一样手脚并用地爬起台阶。一开始我爬得很慢，这样才能喘得上气。但后来加快了速度，因为我知道自己喘不上气了，想在最后一丝气力消耗殆尽之前爬到顶。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眼前开始一阵阵发黑，十八级台阶，地狱一样陡峭。最后我爬到顶的时候，已经恶心欲吐，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胳膊腿的肌肉全体尖叫着索求氧气。我靠着墙扑通坐倒，喘息着发出不那么尖锐的咳嗽声。在我头顶上方有一个用螺栓固定在墙上的空玻璃橱，我透过它注视着天花板，努力让自己别晕过去。
于是他转向我。“你是故意穿成她的样子？”
李德薇在我身旁蹲下，说：“已经到顶了，一共就这么高。”我点点头。我模糊地意识到大人们都围在旁边，担忧地瞧着我；李德薇轻声细语地用一种语言对那些参观者说话，然后换另一种，然后又换另一种；奥古斯塔斯站在我身边，手放在我的头上，顺着发缝抚摸我的头发。
“您的书让我们几乎走到一起。”我说。
过了很久之后，李德薇和奥古斯塔斯拉我站起来，我看到了玻璃橱里保护的东西：墙纸上留下的铅笔印，记录着住在这座秘密增建的房屋里所有小孩那几年的身高刻度，一直到他们再也不会长高。
“可你们没在一起啊。”他看都没看我地评论道。
我们从这间房子走出去，就离开了弗兰克一家住过的区域，但还在纪念馆里：一条狭长的走廊墙壁上挂着曾在这座附属建筑里生活过的八个人的照片，并描述了他们死于何时、何地，什么方式。
一分钟之后，奥古斯塔斯说：“说起来，是您的书让我们走到一起的。”
“整个家里唯一一个经历战争而活下来的人。”李德薇对我们说，指的是安妮的父亲，奥图。她压低了嗓音，好像在教堂一样。
范·豪滕什么也没说，只从杯子里长吸了一口。
“但他经历的不是战争，严格说来，”奥古斯塔斯说，“他经历的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是啊，”我代表奥古斯塔斯回答道，“没错，我们——嗯，奥古斯塔斯，他把来见你作为他的‘愿望’向基金会申请了，所以我们才能来这儿，听您告诉我们《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发生了什么。”
“的确。”李德薇说，“我不知道一家子都没了，人还怎么活下去，我真不知道。”我一边看那七个死去的人的介绍，一边想着奥图·弗兰克：他不再是父亲了，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没了，只给他留下一本日记。在走廊尽头有一本巨大的册子，比字典还要厚，里面记录着在荷兰死于大屠杀的十万三千人的名字。（墙上的标牌写道：被驱逐出境的荷兰犹太人里，只有五千人活了下来。五千个奥图·弗兰克。）这本名册翻到了有安妮·弗兰克名字的那一页，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件事：就在她的名字下面，列着四个艾伦·弗兰克。四个啊。四个没有纪念馆的艾伦·弗兰克，没有历史印记，没有任何人哀悼他们。我默默下定决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记着这四个艾伦·弗兰克，为他们祈祷。（也许有些人需要心怀对正统全能之上帝的信仰才能做祈祷，但我不需要。）
我有些不自在地意识到自己的姿势，也把脊背挺直一点，又整了整鼻管。爸爸总是告诉我，你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侍者和助手等服务人员的态度来判断一个人，如果这么看，彼得·范·豪滕很可能是这世界上最白痴的白痴。“那么说，你喜欢我的书。”他又啜了一口酒，对奥古斯塔斯说。
我们走到房间尽头，格斯停下来说：“你还好吗？”我点头。
“我还觉得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呢。”李德薇说。话虽如此，她还是转身去客厅的吧台伸手拿了一瓶威士忌，往玻璃杯里倒入半杯，然后把酒拿给他。彼得·范·豪滕浅啜一口，在椅子上坐直身体。“这么好的酒理当以最好的姿势品尝。”他说。
他指指背后安妮的照片。“最糟糕的是她差一点儿就能活下来了，你知道吗？她死的时候距离集中营被解救只有几个星期。”
他看着我们，用有意让人听见的低语说：“她觉得我酗酒。”
李德薇走开几步去看一个录像，我抓住奥古斯塔斯的手，走到下一个房间。那是一间A字形房屋，里面存放着奥图·弗兰克在寻找女儿的几个月里写给人们的信。房间中央的墙上，电视里正播放着奥图·弗兰克的录像，他说的是英语。
李德薇说：“还是先吃点早餐吧，彼得。”
“还有没有漏网的纳粹党人？”奥古斯塔斯问，“我要去追捕他们，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们正倚在玻璃陈列橱窗上看奥图的信，还有那些令人心碎的回信——不，解放之后谁也没有见过他的孩子们。
“把威士忌倒进玻璃杯，然后把水的意念召唤到脑际，再然后把真实的威士忌和抽象概念的水掺到一起。”
“我想他们早就死绝了。不过说起来，纳粹党人又没垄断邪恶的专利权。”
“不知道，先生。”格斯说。
“说得是。”他说，“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海蓁·格蕾丝：我们应该精诚合作，组成一个义务的除暴安良残疾双人组，震撼全世界，伸张正义、扶助弱小、保护陷入危险之中的人们。”
“那么，就我一个人要，李德薇。请给我来杯威士忌加水。”彼得把注意力转向格斯，问道，“你知道在这个家里怎么做威士忌加水吗？”
这是他的梦想却不是我的，但我还是迁就了他，毕竟，是他先纵容了我的梦想呢。“我们的英勇无畏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说。
“嗯，我不要了。”
“我们的事迹将被人写成故事，一直流传到人类的声音消失的那一天。”他说。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范·豪滕冲格斯点点头问。
“就算到了那一天之后，每当机器人回忆起人类荒谬的牺牲和热血，也会想起我们。”
“我喝不喝……哦，不用了，谢谢。”我说。
“他们会用机器笑声笑话我们英勇的蠢行，”他说，“但他们钢铁的机器之心里有什么东西，会向往、会渴望，希望能像我们那样活过和死去——完成英雄的使命。”
“那么吃早餐又太晚了。”他说，“不过，既然说到身体里是下午之类的，我们应当来点儿鸡尾酒了。你喝不喝威士忌？”他问我。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抬头看着他，心里想着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不应该吻别人，然后我又想起，安妮·弗兰克她自己归根结底也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吻过别人，那么她的家要是变成病入膏肓的年轻人沉醉于爱情的地方，她很可能再欢喜不过了。
“哎呀，他们是从美国来的，彼得，所以他们身体里的时间现在是午后了。”
“我必须承认，”录像里，奥图·弗兰克用带着奇怪口音的英语说，“我对于安妮的思想之深刻感到非常惊讶。”
我想说我们已经吃过了，可刚开口就被彼得打断了。“现在吃早餐太早了，李德薇。”
然后我们俩接吻了。我的手松开了氧气推车，伸到他脖子后头，他揽住我的腰拉向他，我得踮起脚。他嘴唇稍启，迎上了我的双唇，那一刻我感觉喘不上气，但却跟以前不一样，令人着迷。我们周围的空间不复存在，在那个奇异的时刻，我打心底里喜欢我的身体，这具饱受癌症摧残的躯壳，我几年来拖着它来来去去，但突然之间，它似乎值得我去挣扎搏斗，那些胸管、PICC导管、肿瘤对我身体永无休止的背叛——似乎全都值得了。
“你们想吃点早餐吗？”李德薇问。
“那是和我所了解的女儿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安妮，她从来没有真正展露这样的内心感情。”奥图·弗兰克继续说。
原来如此，所以他从来没有给我回信，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看到我的信。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信，尤其是，还放在一间原本空荡荡的正式会客厅里。范·豪滕把双脚高高跷起，放到搁脚凳上，两脚交叉。他又指了指长沙发，于是奥古斯塔斯和我并肩坐下，但靠得不算太近。
我们吻得没完没了，奥图·弗兰克在我们身后一直说下去：“因为我和安妮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我的结论是，大部分父母都并不真的了解他们的孩子。”
“读者来信。”范·豪滕说着坐进安乐椅，“十八年来的读者来信。没法拆开。可怕极了。我回复的第一拨长函就是你们的，可你们瞧，让我落到什么地步。坦白地说，现实中的读者委实令我感觉索然无味。”
我发现我一直闭着眼睛，于是睁开眼。奥古斯塔斯正注视着我，他的蓝眼睛从没有离我这么近过；而在他背后，一群人几乎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我们。我觉得他们很生气，乃至惊骇。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荷尔蒙太旺盛，竟然公开亲热，全然不顾头顶上的录像正播放着失去女儿的父亲那破碎的嗓音。
“垃圾？”我对奥古斯塔斯喃喃道，声音很小，我觉得其他人听不见。
我推开奥古斯塔斯，他趁我低头望着自己的球鞋时飞快地在我额头上轻啄一下。然后，他们却开始鼓起掌来。所有的人，所有那些大人，居然开始鼓掌了，有一个人竟还带着欧洲腔叫了声好。奥古斯塔斯微笑鞠躬，我大笑起来，非常轻盈地行了个屈膝礼，这下又引起一轮掌声。
当然啦，我本来希望彼得·范·豪滕是个神志正常的老人家，不过这世界又不是批量满足心愿的大工厂。最重要的是，大门敞开，我已经迈过了通向《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故事的门槛。这就足够了。我们跟着他和李德薇进了屋，路过一张只有两把椅子的巨大橡木餐桌，来到一个简洁得令人脊背发毛的客厅。这儿看起来就像个美术馆，只不过空落落的白墙上没有一张美术作品。除了一张长沙发和一把安乐椅（都是不锈钢和黑色真皮材质），房间里似乎一无所有。然后我注意到，沙发背后有两个大大的黑色垃圾袋，装得满满的，扎着口。
我们让那些大人先下楼梯，然后也下了楼，就在我们到咖啡厅之前（很幸运，咖啡厅有升降电梯把我们送回一楼和纪念品商店），我们看到了安妮日记里的几页，还有她的名言摘抄，没发表过的。摘抄本正好翻到记录着莎士比亚名句的一页。“因为谁是那样刚强，能够不受诱惑呢？”她写道。
“好吧，”彼得·范·豪滕说着向我伸出手来，“无论如何，见到这样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可思议生物我非常高兴。”我握了握他浮肿的手，然后他又跟奥古斯塔斯握了手。我在想“本体论”是什么意思。不过不管啦，我喜欢。奥古斯塔斯和我同属于“不可思议生物俱乐部”——我们俩，还有鸭嘴兽。
李德薇开车送我们回到费罗素夫酒店。酒店外细雨纷纷，奥古斯塔斯和我站在人行道的砖地上，身上渐渐濡湿了。
“彼得。”她语带责备。
奥古斯塔斯：“你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这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智力发育迟缓啊。”彼得·范·豪滕对李德薇说。
我：“我没事。”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到彻底哑口无言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他好不容易开了口，“呃，我，海蓁，嗯，那个……”
奥古斯塔斯：“好吧。”停了一下，“你在想什么？”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最终，门又打开了。范·豪滕仍旧眯着眼，像节拍器一样把头从奥古斯塔斯脸上转到我脸上。“你们两个谁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他问。奥古斯塔斯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范·豪滕点点头：“你搞定那个妞儿没？”
我：“想你。”
“李德薇，这事是你背着我故意安排的吗？”
奥古斯塔斯：“想我什么？”
“我不会这么做的，彼得。”李德薇答道，“你必须见他们，非见不可。你应该看看他们，你需要看看你的作品有怎样的意义。”
我：“我不知道更爱什么，/是回肠荡气呢/还是藏而不露，/是乌鸫的婉转啼鸣/还是之后唯余寂静。”
我觉得我可能要吐了。我朝奥古斯塔斯看去，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我看到他的肩膀垮下来。
奥古斯塔斯：“老天，你真性感。”
“这一点我是无能为力了。但说到这两个美国人，你必须告诉他们立即离开，告诉他们，出了个可怕的误会，告诉他们该死的范·豪滕提出会面邀请是修辞性的，只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告诉他们这类邀请只能象征性地解读。”
我：“我们可以到你房间去。”
“可你自己就是美国人。”
奥古斯塔斯：“这主意还不算太坏。”
“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美国吗，李德薇？是为了这辈子再也用不着见美国人。”
我们一起挤进小得可怜的电梯，电梯里每个平面，包括地板上，都镶了镜子。我们得从里面用力把门拉上，然后这老掉牙的机器才吭哧吭哧地缓缓升向二楼。我很累，浑身是汗，隐隐担心我不论是看相还是气味都好不到哪儿去，但我还是在电梯里吻了他。然后，他抬起头来，指着镜子说：“看，无穷无尽的海蓁。”
“没错，但是你邀请他们来这儿的，你应该记得。”
“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我故意模仿范·豪滕，拖长腔调慢吞吞地说。
“他们是——什么？是他们——我以为他们住在美国呢！”
“真是个浑蛋加小丑。”奥古斯塔斯说。电梯爬上二楼简直花了一辈子那么久，最后它终于抖动一下，停住了。奥古斯塔斯推开镶着镜子的电梯门，刚推到一半，他突然痛苦地全身一紧，一下子没抓住门。
“彼得，他们不是冥界阴魂。那是奥古斯塔斯和海蓁，你跟他们通过信的，你的读者。”
“你没事吧？”我问。
范·豪滕连珠炮般地答道：“幽灵鬼魂幻象魑魅魍魉阴魂冥界那个鬼啊，李德薇。你一个正在攻读美国文学硕士的人怎么能表现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英语语言能力呢？”
一秒钟之后，他说：“哦，没事，门太重了，我猜。”他又推了一次，把门打开，很自然地让我先走出去，但我不知道出了电梯该往哪个方向走，于是我站在电梯门口没动，他也站在那儿不动，脸孔仍然有些扭曲。我又问道：“没事吧？”
“鬼？”她带着轻柔悦耳的荷兰腔问道。
“只不过缺乏锻炼，海蓁·格蕾丝。什么事也没有。”
“有——李德薇啊，有两个小鬼在门外边显形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走廊里，他不领我去他的房间，我也不知道他的房间怎么走。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他是在想法子避免跟我亲热。我觉得自己刚才压根就不该提出这个建议，太不淑女了，所以让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觉得反感了。他站在那儿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一定是在想办法从眼下这种局面里礼貌地脱身。然后，不知过了多久，他开口说：“在我膝盖上方，它就是……有点变细了，然后就是……皮肤，有一道可怕的伤痕，但看上去就像……”
门里边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来了吗，彼得？”一个女声问。
“什么？”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听到门后面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尖厉地嚷道：“李——德——薇！”（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的助理名字发音应该是“李德——阿——薇琪”。）
“我的腿，”他说，“只是想让你有所准备，以免，我是说，以免你看到什么……”
音乐停下了，继而响起了拖着脚走路的脚步声。锁住的插销打开的声音。又一只插销。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大腹便便、头发稀疏的老头出现在我们面前，迎着阳光眯起眼睛。他下颌松弛，胡须大约一个礼拜没刮，穿着老电影里常见的那种浅蓝色男式睡衣。他的脸和肚子都圆滚滚的，胳膊又特别细，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面团上扎了四根细棍儿。“范·豪滕先生吗？”奥古斯塔斯问。他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哦，别自以为是啦。”我说着，上前两步吻住他，狠狠地把他按在墙上。我吻个不停，他则伸手去摸房间钥匙。
我抓住狮头形状的门环，试探性地敲了两下。音乐节拍依然故我。“也许音乐声太响，他听不到？”奥古斯塔斯问。他抓住狮子头用力敲，声音大多了。
我们爬到床上，我的自由多少受到氧气瓶的限制，但并不妨碍我在他上面，脱了他的衬衫。我品尝他锁骨下方皮肤上微汗的滋味，对着他的皮肤悄声低语：“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爱你。”听到我这么说，他的身体放松下来。他伸手想把我的T恤扯下来，但却跟氧气管缠到了一起，我笑起来。
房子里传出低音贝斯沉重的节拍声，几乎把窗棂震得咯咯直响，令我怀疑彼得·范·豪滕家是不是有个喜欢说唱音乐的孩子。
“你每天是怎么做到的？”看着我把T恤从氧气管上解开，他忍不住问。我突然很白痴地想到：我的底裤是粉红色的，和紫色的文胸不搭。其实男孩子哪里会注意这些嘛。我爬到被子里，把牛仔裤和袜子踢到外面，然后望着暖被像波浪一样起舞，在波浪下面，奥古斯塔斯先脱了牛仔裤，然后取下假肢。
彼得·范·豪滕的联排别墅在冯德尔大街，正临公园，离酒店也就是一拐弯的工夫。158号。奥古斯塔斯一只胳膊挽着我，另一只手拖着氧气推车，我们上了三级台阶，来到漆成深蓝色的大门前面。我的心怦怦直跳。自从我第一次读到那半途戛然而止的结尾时起就一直惦念的答案，如今离我只有一门之隔。
我们俩并肩仰面躺着，一切都藏在被子里。一秒钟过后，我伸手摸到他的大腿，让手慢慢滑下去，来到他截肢的地方，覆盖着伤疤的粗糙皮肤。我的手握住他的残肢，仅一秒，他躲了一下。“疼吗？”我问。
“好的。”我说。我抱了抱妈妈，她在我的耳朵上方吻了一下。
“不疼。”
“我今天计划好要去国立博物馆和冯德尔公园。”她说，“此外，我实在不懂欣赏他的书，请别见怪。替我们向他和李德薇问好，好吗？”
他翻身成侧躺，吻了我。“你真是英俊性感。”我说，我的手还在他腿上。
“你确定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吗？”我问妈妈。
“我开始怀疑你对截肢有恋物癖了。”他一边吻着我一边含糊地说。我笑起来。
“我可在这儿呢。”妈妈在我们身后说。但我已经让奥古斯塔斯脸红了，他暂时出局，我也终于能抬起头来直视他了。
“我对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依恋成癖。”我说。
“不许说我的胸部好玩。”我答。
这整件事情跟我之前想象的恰好相反：缓慢，耐心，安静，既不特别痛，也没让人欲仙欲死。套套方面出了不少问题，我也没看得特别清楚。床头板没坏，也没有尖叫声。老实说，这很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最长一次没有说话的时间了。
我打开门。他低头看看我的衣服，微笑起来。“好玩。”他说。
只有一件事在意料之内：事后，我把脸贴在奥古斯塔斯的胸膛上，听着他的心跳，奥古斯塔斯说：“海蓁·格蕾丝，我实实在在地睁不开眼睛了。”
离十点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紧张：想到要见奥古斯塔斯，紧张；就要见到彼得·范·豪滕，紧张；我的衣着会不会不合适？紧张；阿姆斯特丹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个样，我们能不能找到要找的房子？紧张；我们会不会迷路，再也回不了费罗素夫酒店？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妈妈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可我简直听不进去。我正要叫她上楼去看看奥古斯塔斯起床没的时候，他敲门了。
“实实在在这词用错了。”我说。
“因为呗。”她答道。我笑起来。
“没。”他说，“太——累——了。”
“那天到底为什么是蓝的？”我问。
他把脸转向另一边，我的耳朵贴在他胸口，听着他的肺逐渐安稳下来，进入睡眠节奏。过了一会儿，我起身穿好衣服，找到费罗素夫酒店提供的文具，给他写了一封情书：
“你怎么变得这么成熟的？老古董的老妈搞不懂的东西你全明白。”妈妈问，“好像就在昨天，我还在告诉七岁的小海蓁天为什么是蓝的。那时候你觉得我是个天才。”
亲爱的奥古斯塔斯：
“不，不是。”我说，“这是一幅烟斗的‘画’。懂吗？所有对一件事物的艺术表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抽象的。非常巧妙。”
“可这明明就是烟斗啊。”
你的
“彼得·范·豪滕会懂的，相信我。《无比美妙的痛苦》里提到马格里特大概有七千次。”
海蓁·格蕾丝
“我实在搞不懂这件T恤。”妈妈说。
[1] 指圣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忏悔录》的作者。他的母亲对他影响极大。
T恤胸前印了勒内·马格里特[2]一幅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他画了一只烟斗，然后在下面用连笔草体写道：Ceci n’est pas unepipe.（“这不是烟斗。”）
[2] 勒内·弗朗索瓦·吉兰·马格里特（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
酒店把早餐给我们送到了房间，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早餐主打肉类熟食，还有许多别的食物也都颠覆了传统美国早餐的构成。我本来打算今天穿去见彼得·范·豪滕的裙子昨天去橙意吃晚餐的时候已经提前穿了。于是，冲完淋浴，好歹把头发弄得平整些之后，我花了半个小时跟妈妈逐一讨论余下的选择中各自的优缺点。一番激烈辩论之后，我最终决定照着书里的安娜打扮自己：穿她常穿的匡威帆布鞋和深色牛仔裤，再配一件浅蓝色T恤。
[3] 英语中，地位高贵者如女王、教皇等常用“我们”自称，有点像汉语里皇帝自称“寡人”。据说起源是教皇总是代表“上帝和我”说话，故称“我们”；也有说法认为国王、女王等都是代表全国臣民说话，故称“我们”。
我重新读起《无比美妙的痛苦》，直到六点左右妈妈醒来，翻个身凑到我身边。她把头挨在我肩上蹭了蹭，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隐约有点奥古斯丁[1]的感觉。
[4] 康托（Georg Cantor，1845—1918），德国数学家，集合论的创立人。
我在荷兰的早上四点醒来，神采奕奕，一切重新入睡的企图都告失败，于是我躺在那儿，任凭呼吸机将气体泵进去、吸出来。我喜欢听宠物龙的呼吸声，但心里还是希望能自己决定怎么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