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他说，“于是我从头到尾折腾了个够，为那一天做准备。我们在皇冠山公墓买了一小块地，有一天我和爸爸去转了一圈，我自己选了个地方。我把自己的葬礼整个都计划好了，最后，就在做手术之前，我问爸妈我能不能买身西服，嗯，真正的好礼服，万一我挂了，嗯。后来吧，总之，我一直没机会穿。直到今天。”
“我明白。”我说，但其实我不明白。我从来就是晚期，所有的治疗目的都是为了延长生命，而不是治好癌症。法兰昔弗给我的癌症历程带来了几分模糊的可能，但我和奥古斯塔斯不同：在我确诊的那天，生命的终章就已经笔墨落定；而格斯则像大部分癌症幸存者一样，活在不确定性里。
“所以这是你进棺材穿的礼服。”
“这不是我参加葬礼穿的西服，”过了一会儿他说，“最初得知我的病情时——嗯，他们告诉我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治愈可能。我知道这已经是很大的胜算了，但我一直在想，这无异于一场俄罗斯轮盘赌。我是说，我要经历地狱般的六个月到一年，丢掉一条腿，可到头来，还是有可能不起作用，你明白吗？”
“对。你没有准备进棺材穿的礼服吗？”
侍者离开后，奥古斯塔斯依旧扬起一边嘴角微笑，望着运河下游，而我往上游望去。可看的东西太多，因此沉默并不让人觉得尴尬，但我想要一切都完美无瑕。也许已经堪称完美了，但我总感觉好像有人努力把我想象中的阿姆斯特丹呈现在我面前，结果反而很难忘记这顿晚餐，包括这趟旅行本身，都是癌症福利。我只希望我们自在地聊天、开玩笑，就像在家里的沙发上一样，可面前这一切的背后却有某种紧张感挥之不去。
“有啊，”我说，“是我为十五岁生日宴会买的一条连衣裙。但我可不想在约会时穿那个。”
侍者上了意式青蒜土豆团子配红芥菜之后说：“接下来是甜点。还要再来点星星吗？”我摇摇头。两杯对我来说已经够多了。我对抗抑郁药物和止疼药的耐受性都比一般人高，香槟也不例外；两杯之后，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但还不至于晕头转向。但我不想喝醉。像今天这样的夜晚可不是平时常有的，我想要记住今晚。
他的眼睛一亮。“我们这算是在约会？”他问。
这里的菜肴令人惊艳，每上一道菜，我们谈话的热情就转移一分到食物上，逐渐演变成有一搭无一搭对美味的赞颂：“我希望这个意大利紫胡萝卜烩饭变成人，那我就能把它带到拉斯维加斯跟它结婚了！”“甜豌豆冰果露，你真是美妙迷人，出乎意料。”我下午要是饿得更厉害些就好了。
我垂下眼帘，感觉有点儿难为情：“别追问啦。”
另一个人把那句话翻译了喊出来：“漂亮的一对儿，赏心悦目。”
我们俩都吃得好饱，但甜点太美味了——鲜美多汁、口味浓郁的百香果奶油布丁，不尝一点儿简直辜负人生，于是我们慢慢吞吞地吃着甜点，希望肚子重新饿起来。太阳就像个坚决不愿上床睡觉的两岁小孩，已经过了八点半，还到处一片光明。
“我们不会荷兰语。”格斯也喊回去。
突然，奥古斯塔斯没头没脑地问道：“你相信永生吗？”
他也咬了一口，咽下去。“上帝，如果芦笋总是这么美味，我也要当素食者了。”下面的运河里，有一条涂了漆的小木船朝我们划来，船上有几个人，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金色鬈发女子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向我们遥遥举杯，喊了句什么。
“我觉得永久是个错误观念。”我答道。
我正在品尝第一口。“好吃极了。”我说。
他得意地一笑：“你才是个错误观念。”
“我也从来没喝过香槟。”侍者走后，格斯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还有，我也没吃过白芦笋。”
“我知道，所以我才被踢出局，提前结束游戏。”
侍者端来了另外两杯香槟，还有一道菜，叫“薰衣草汁浸比利时白芦笋”。
“一点儿也不好笑。”他眼睛望着街道说。两个女孩骑一辆车路过，其中一个侧坐在后座上。
奥古斯塔斯拿出一根烟，用过滤嘴轻敲餐桌。“愚蠢的人声总是能毁了一切。”
“好啦，”我说，“开个玩笑嘛。”
“哦，普鲁弗洛克？结尾是这样的——我们流连于大海的宫室/被海妖以红的和棕的海草装饰/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
“想到你提前出局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好笑，”他说，“不过，说正经的，关于永生你怎么想？”
“在飞机上你背给我听的那首。”
“不相信。”我说，然后又修正了一下，“嗯，也许我不会走极端全盘否定。你呢？”
“嗯？”
“我相信，”他的声音里自信满满，“绝对存在。不是说在天堂里骑着独角兽弹竖琴、住在云朵做的大房子里那种，但我相信有死后的生命。我相信一定有点儿‘什么’，一直相信。”
“谢谢你穿那条裙子，真是——哇噢。”他说。我摇摇头，努力忍住不对他微笑。我不想当手榴弹。可是话说回来，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不是吗？他也有选择的权利。“嘿，那首诗是怎么结尾的？”
“真的？”我惊诧了。坦白说，我一直把相信有天堂的人和智力缺陷联系在一起，但格斯，他不傻啊。
“谢谢你让我绑架了你的愿望。”我说。
“是啊，”他平静地说，“我觉得《无比美妙的痛苦》里那句话说得好：‘初升的太阳在她黯淡的眼中太过明亮。’我觉得，那就是上帝——初升的太阳，光明过于明亮，她的眼睛‘黯淡’，但并非失去光亮。我不相信我们死后还会回这个尘世纠缠生者或者安慰生者，但我觉得总会发生点儿什么。”
“我还没看习惯你呢。”他微笑着回答，我感觉到自己脸红了。“谢谢你来阿姆斯特丹。”他说。
“可你还害怕被遗忘。”
“美的东西看久了就习惯了。”
“当然，我害怕在尘世里被遗忘。可是，我是说，倒不是学我爸妈的腔调，但是我相信人类是有灵魂的，而且我相信灵魂能长存。害怕遗忘是另一回事，我害怕献出了生命却什么也换不来。如果活着的时候没有为大众福祉做出贡献，至少应该可以为大众福祉而死，明白吗？我害怕的是我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毫无意义。”
侍者走了，我们看着碎纸般的翅果从天空飘落下来，随着微风在地上翻滚，最后落入运河。“有点儿难以置信，竟然有人会觉得它们烦人。”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说。
我只是摇头。
“当然，”侍者说，“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星星都装到瓶子里了，年轻的朋友。哦，这翅果！”他说着，轻轻从我裸露的肩头拂下一枚翅果，“好多年都没这么严重了。到处都是，非常烦人。”
“怎么？”他问。
“好极了。另外，我们能否再来一杯这个？”格斯问的是香槟。
“你着魔了，尽想着死有所为，或者死后留下点了不起的英雄主义符号什么的。真是怪异。”
“这个不是问题。”侍者说。
“每个人都想活得非同寻常。”
我看着奥古斯塔斯，他也看着我。“厨师推荐听起来不错，不过海蓁是素食者。”这点我对奥古斯塔斯只提过一次，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
“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我简直无法掩饰我的恼怒。
“他对身边的修士喊道：‘快来呀，我尝到了星星的味道。’——欢迎来到阿姆斯特丹。你们想看看菜单吗？还是直接点厨师推荐？”
“你生气了？”
“什么？”我问。
“我只不过……”我开了口，可是却说不下去了。“只不过，”我再次开口，烛光在我们俩之间摇曳，“你那么说太伤人了，说要为追求什么而活，为追求什么而死，否则就毫无意义。对我说这样的话真是太过分了。”
一位长着金色波浪鬈发、身材结实的年轻侍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可能比奥古斯塔斯还要高。“你们知道吗，”他有着好听的口音，“唐培里侬修士发明香槟之后说了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这样就像个小孩。我吃了一口甜点，努力做出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对不起，”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时候想的是我自己。”
我也说：“好吧。”然后我们碰了碰杯。我轻抿一口，香槟里那些微小的泡泡在我嘴里融化，然后一路向北，直冲大脑。甜蜜。清新。美味。“真好喝。”我说，“我以前从来没喝过香槟。”
“是啊，没错。”我肚子太饱，无论如何吃不完甜点了。事实上，我有点担心自己可能会吐，因为吃完东西后呕吐对我是常事（不是因为神经性贪食症，是因为癌）。我把甜点盘子推到格斯面前，他摇摇头。
“好吧。”他说。
“对不起。”他又说了一次，隔着桌子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我由他握着，“我的情形有可能更糟的，你知道。”
格斯和我对视一眼，微笑起来。我们走过街道，他替我拉开椅子，我坐下时他又帮我把椅子推进去。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上，果然有两只高脚玻璃杯盛着香槟。傍晚的阳光正好抵消了空气中的些许寒意，许多人骑自行车从我们身边路过——衣着考究的男男女女下班后骑车回家，漂亮得不像话的金发女郎侧坐在朋友自行车的后座上，没戴头盔的小不点儿在爸妈背后的塑料座椅上一路颠簸。我们的另一边，运河里，成千上万的翅果铺满了河面，砖垒的岸边停泊着积了半船雨水的小船，有的已经快沉了。河里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船屋浮在趸船上；运河中央，一条平底敞篷船上随意摆放着花园椅和便携式音响，闲闲地向我们漂过来。奥古斯塔斯拿起香槟酒向我举杯，我也举起酒杯，尽管我除了啜过一两口老爸的啤酒，从来没喝过酒。
“怎么会？”我逗他。
“你们的桌子在这边。”她一边说一边指向街对面一张小桌子，离运河只有几英寸远，“香槟是我们免费赠送的。”
“那个，我家浴室墙上有一幅书法作品，写着：‘每天都沐浴在上帝慈爱的话语中’。海蓁，我有可能比现在糟糕得多的。”
“也许吧……”
“这样沐浴貌似不大卫生啊。”我说。
橙意餐厅离电车站只有几步之遥。餐厅和露天座位分别位于街道的两边，露天座位设在一个高于地面的水泥台上，紧邻运河。女招待看到奥古斯塔斯和我向她走过去，眼睛亮了起来：“沃特斯先生和太太？”
“我可能更糟的。”
我们转了一趟电车，又坐了四站，来到一条小街，一条美丽的运河穿街而过，古意盎然的桥和运河旁风景如画的红砖房倒映在河水里，随波荡漾。
“知道了，你可能更糟。”我微笑。他是真的喜欢我。也许是我自恋什么的，但那一刻，在橙意餐厅，当我意识到这点，我变得更喜欢他了。
给我们让座的那位老人看到我们在留意翅果，就用英语说：“这是阿姆斯特丹的春雪。榆树扬起彩纸碎屑在迎接春天呢。”
侍者来收甜点餐具时说：“二位的晚餐已经由彼得·范·豪滕先生付过钱了。”
我看到了。沿着运河处处都生长着榆树，它们的翅果漫天飘飞。榆树的翅果长得并不像果子，而是像极了漂去颜色的微缩玫瑰花瓣。这些苍白的花瓣在风中追逐聚集，就像一群群鸟儿——成百上千的鸟群，又像春天的暴风雪。
奥古斯塔斯微笑：“这位彼得·范·豪滕老兄真不赖。”
奥古斯塔斯指着路边的树冠问我：“看到那个没？”
天黑下来了，我们沿着运河走去。从橙意餐厅往北走了一个街区后，我们停下来在长椅上休息，周围是锁在自行车停车架上的自行车，锈迹斑斑，有的还锁在一起。我们并排坐着，面朝运河，他用一只胳膊环抱着我。
白蓝相间的电车来了，奥古斯塔斯把我们的乘车卡递给司机，但司机说应该在一个圆形的感应器上刷一下。我们上了拥挤的电车，一位老人站起来让我们坐在一起，我想告诉他不用，请他坐下，可他坚持向座位比着手势。我们坐了三站，我靠在格斯身上，一起看窗外。
我可以远远地看到红灯区那边的一片光晕，尽管那儿叫“红”灯区，但从那片地区散发出来的却是一种阴森诡异的绿光。我想象着成千上万旅游者在窄窄的街巷里酩酊大醉，在弹子球赌场乐而忘返。
“事实上，猜错了。”他说，“我参加葬礼的西服可比这套差多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明天他就要告诉我们了。”我说，“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而彼得·范·豪滕明天就要告诉我们那个众所周知未曾付诸笔墨的结局了。”
我们在一条交通繁忙的宽阔马路上等1路电车，我问奥古斯塔斯：“这是你参加葬礼穿的西服吧，我猜？”
“而且他还帮我们付了晚餐的钱。”奥古斯塔斯说。
“十一点见。”她说。
“我忍不住想象他要先对我们搜身检查，没有录音设备才肯告诉我们呢。然后他会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坐在我们俩之间，小声透露安娜的妈妈到底有没有嫁给荷兰郁金香老爹。”
“谢谢您，夫人。”他说。他向我伸出胳膊，我挽住他，回头望了妈妈一眼。
“别忘了仓鼠西西弗斯。”奥古斯塔斯提醒。
“奥古斯塔斯，”妈妈在我身后说，“你看起来英俊绝伦啊。”
“对对，当然还要讲仓鼠西西弗斯的命运如何。”我向前俯身，往运河望去。运河里有那么多榆树的苍白花瓣，多得荒唐。“只为我们而存在的续集。”我说。
“啊，又来这一套？”他微笑地望着我说。
“那么你猜结果怎样？”他问。
“我……”我张口结舌，拼命希望下面的话能跟着通过声带的气流自己跑出来，但什么也没发生。最后，我说：“我感觉自己穿得不够隆重。”
“我真的不知道。我思来想去，考虑了差不多有一千遍了。每次重看那本书，我就会冒出个新想法，你知道吗？”他点点头。“你有什么推测吗？”我问他。
我拉开门，奥古斯塔斯穿了一件窄翻领的黑色西服，剪裁无懈可击，里面是浅蓝色礼服衬衫和黑色细领带。他一边嘴角扬起，另一边叼着一根烟。“海蓁·格蕾丝，”他说，“你看起来美极了。”
“有啊。我猜荷兰郁金香老爹不是骗子，但也不是真的那么有钱，虽然他让别人都以为他很有钱。我觉得安娜死了之后，安娜的妈妈跟他一起去了荷兰，她以为他们会永远一起住在荷兰，但结果还是做不到，因为她想离女儿近一些。”
“好啦。”奥古斯塔斯的声音。我可以听出他嘴里叼着烟。我低头看看自己，这条吊带裙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了我的胸部和锁骨，奥古斯塔斯绝对没见过。倒不至于色情什么的，但基本上就我的极限而言，能露的都露了。（在衣着方面我妈有一句格言，我也坚决支持：“兰卡斯特家的人绝不露腰。”）
我以前从没意识到，关于这本书他有那么多想法，原来《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本身对格斯也那么重要，并不光是因为我。
“谁呀？”我在屋里说。费罗素夫酒店的门上没有猫眼。
在我们脚下，河水轻轻拍打着石头垒成的堤岸；一群人成群结伴骑着自行车路过我们身边，用带喉音的荷兰语机关枪一般急速地互相嚷嚷；不比我身高长多少的那些小船积满了水在运河里载沉载浮；太过沉静又沉静了太长时间的水散发出奇异的气味。他的胳膊把我往怀里紧了紧；他那条真正的腿和我的腿挨得紧紧的，从大腿根一直到脚尖。我往他身上靠过去一点，他一皱眉头。“抱歉，你没事吧？”
我果真穿了那条吊带裙——花朵图案、蓝色印花及膝裙，Forever21出品，配连裤丝袜和低跟玛丽珍鞋，因为我喜欢比他矮很多的感觉。我在那间小得可怜的浴室里和睡觉时被压得一塌糊涂的发型搏斗了一会儿，最后一切都恰到好处，我看起来活像二○○五年前后的娜塔莉·波特曼。下午六点整（美国印第安纳时间的中午）响起了敲门声。
他吐气般说了个“还好”，声音明显很痛苦。
这一荒唐情景简直要叫人惊叹：一位母亲打发她十六岁的女儿和十七岁的男孩单独出门，而且还是在以开放著称的异国城市。然而这也是死亡的副作用之一：我不能跑步、不能跳舞、不能吃含氮丰富的食物，但在自由之城里，我是它最无拘束的子民之一。
“对不起，”我说，“肩膀太骨感。”
“我只是说说而已。”她说，“你该换衣服了。或许，穿那条吊带裙？”
“没事的，”他说，“事实上，感觉很好。”
“妈。”
我们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最终他的手弃我的肩膀而去，停留在我身后的长椅上。大部分时候我们没有交谈，只静静注视着运河。我想了很多：他们是如何保住这块本应已经沉到水下的土地的，对玛丽亚医生来说，我也像是阿姆斯特丹，载沉载浮，几近倾覆。这又让我想到了死。“我能问你卡罗琳·玛瑟斯的事吗？”
“对，我不去。事实上，你们的位子已经订好了，在一个叫‘橙意’的餐厅。”她说，“范·豪滕的助理安排的，那地方在约旦区，从导游书上看来，是个非常高级的餐厅。这附近就有个电车站，奥古斯塔斯知道怎么走。你们可以在露天吃饭，看水上的小船划过。一定会很愉快的，非常浪漫。”
“瞧你还说死后万事皆休。”他回答时没有看我，“不过，当然可以。你想知道什么？”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问。
我想知道如果我死了，他会不会没事。我不想当手榴弹，不要变成我所爱的人们生活中的恶性力量。“就是，嗯，发生了什么。”
“好的，我今晚就去找乐子，好吗？等你和奥古斯塔斯去吃晚餐的时候，我就去体会一把疯狂老妈的感觉。”
他叹了口气，呼出的气息那么悠长，对于我的垃圾肺来说简直好像是在炫耀了。他把一根新的香烟叼在嘴边。“你知道吧，大家都知道——最少有人玩的地方就是医院的游乐场？”我点点头。“嗯，我在纪念医院住过几个礼拜，做手术锯腿什么的。我的病房在五楼，正好能看到游乐场，当然，那个游乐场总是杳无人迹。我简直被医院天井里空荡荡的游乐场这个隐喻的回响给淹没了。可是，后来，有那么一个女孩儿，独自一人出现在游乐场里，她每天都去，孤零零地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于是我让一个比较和善的护士去帮我打探一下，结果那个护士带她上楼来看我了。那就是卡罗琳，然后我就发挥我所向披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她的芳心。”他停了下来，于是我决定开口。
“听起来像游戏里的变态偷窥狂。”她自嘲地笑起来，但我还是感觉很糟，“我只想让你玩得开心，知道吗？”
“你可没那么魅力非凡。”我说。他拒不相信，露出嘲弄的神情。“你主要就是长得帅、身材好。”我解释。
她耸耸肩：“我知道，但我想这样。我喜欢看你睡觉。”
他一笑置之。“关于死者有这么一回事。”他说，然后又停下来，想了想，“有这么一回事：如果你不用理想化的语言美化他们，你就会显得像个浑蛋。但事实……很复杂，我想。比如说，你熟悉那种坚忍克己的癌症患者形象吧，以超人的毅力英勇地与病魔搏斗，永不抱怨，一直微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诸如此类？”
“妈，”我说，“你不用待在这儿的。”
“的确如此。”我说，“他们心地善良、灵魂慷慨，每一呼吸都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莫大鼓舞’。他们那么坚强有力！我们对他们钦慕已极！”
“我没去。”妈妈说，“不过在导游书里读到了详细介绍。”
“没错。但事实上——我是说，当然咱们俩不在此列——得癌的孩子从统计学上来讲并不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更有爱心，或者更坚持不懈什么的。拿卡罗琳来说吧，她总是郁郁寡欢、喜怒无常，但我喜欢她这样。我喜欢那种感觉：就好像她选中了我，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她不讨厌的人。于是我们所有在一起的时间都用于抱怨别人指责别人，你知道吗？抱怨护士，还有别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家庭，还有所有一切。但我不知道是她原本如此还是肿瘤使然。我是说，卡罗琳的一个护士有一次对我说，肿瘤也有不同的医学分类，她得的那种肿瘤被叫作‘王八蛋肿瘤’，因为它会把人变成怪物。所以，这个姑娘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大脑，又刚刚复发了‘王八蛋肿瘤’，所以她不是那种坚忍的英雄主义癌症小孩的光辉典范。她……那个，诚实地说，她就是个泼妇。但你不能那么说，因为她得了这种肿瘤，而且她，我是说，她，已经死了。而她有足够的理由不讨人喜欢，你明白吗？”
“挺好。”我说，“好极了。冯德尔公园怎么样？”
我明白。
“事实上现在是傍晚。”妈妈说着叹了口气，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她走到床前，往轻便推车里放了一个氧气瓶，连上导管，同时我取下呼吸机鼻罩，把鼻管塞进鼻子。她把氧气瓶设定在一分钟二点五升，也就是说这一瓶可以用六小时——然后我起了床。“你感觉怎么样？”她问。
“你知道《无比美妙的痛苦》里有一段，安娜正穿过足球场去上体育课还是什么的，突然摔倒了，趴在草地上，就是那时候她明白癌症又回来了，转移到了神经系统。然后她爬不起来，脸就贴在足球场地上，离草只有一寸远，她只能趴在那儿，看着近在咫尺的草，注意到光线如何落在草叶上……我不记得原话了，反正就是安娜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惠特曼式的启示，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义就是，有机会为造物的神奇壮丽而惊叹什么的。你记得那段吗？”
“早上好。”我说。
“我记得那段。”我说。
几个小时后，我醒来，发现妈妈坐在角落里那把古老的小沙发上读一本导游书。
“所以后来，当我被化疗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决定要打心底里充满希望。不是专门关于活下来这个问题，而是跟书里的安娜一样，我觉得，能够感受到惊叹之情本身就足以让我兴奋不已、感激不尽。
“好的，”她说，“睡个好觉，宝贝。”
“可同时，卡罗琳的病情每况愈下。她过了一段时间后回家住了，有那么几次，我以为我们可以，那个，正常交往了，但其实，不行，因为她的思想和言语之间根本没有分隔。这很不幸，令人不快，而且常常很伤人。可是，我是说，你不能甩一个生了脑瘤的姑娘。何况，她父母喜欢我，她还有个小弟弟，是个非常棒的小孩。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跟她分手呢？她就快死了。
费罗素夫酒店临近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冯德尔公园，妈妈想去公园走走，但我已精疲力竭，于是她把呼吸机打开，把鼻罩按到我脸上。我讨厌戴着这玩意儿说话，但还是说：“你去公园吧，我醒了给你打电话。”
“过程简直永无休止。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对我来说这一年里交往的对象是这么个姑娘：她会突然没头没脑开始大笑，嗯，然后指着我的假腿，管我叫‘残腿人’。”
费罗素夫酒店的房间全都以哲学家命名[1]，妈妈和我住在一楼的克尔凯郭尔房间，奥古斯塔斯住在我们楼上，房间名叫海德格尔。我们的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紧靠墙边，我的BiPAP呼吸机、制氧机和十二个可充装氧气瓶都放在床脚边。这些设备的另一边，是一张桌子和一把佩斯利旋涡图案的旧单人沙发，颜色灰暗，坐垫已经陷了下去。床上方有一排书架，上面放着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作品集。我们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藤编篮子，里面放满了灯神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有木鞋、一件橙色的荷兰文化衫，还有巧克力和糖果。
“太糟了。”我说。
“运河边的这些房子大多都是黄金时代建的，那是十七世纪。”他说，“我们的城市有丰富的历史，纵然许多旅游者只想看红灯区。”他顿了顿，“有些旅游者觉得阿姆斯特丹是一座罪恶之城，但事实上，这是一座自由之城。而绝大部分人在自由之中找到的只是罪恶。”
“是啊，我是说，那是因为脑瘤。肿瘤吃掉了她的脑子，你知道吗？但也许不是因为脑瘤。我无从得知，因为这两者无法分离，她和肿瘤。但她后来病得越来越重，她会重复讲同样的故事，自己评论，然后哈哈大笑，哪怕那个故事她当天已经说了一百次了。比方说，她一连几个礼拜开同一个玩笑：‘格斯的两条腿棒极了——哦，不对，是独腿。’然后她就会笑得像疯子一样。”
“这些房子很古老吗？”妈妈问。
“哦，格斯，”我说，“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没看我，我也不敢看他，怕太唐突。我感觉到他往前挪了挪。他把嘴里的烟拿下来，定定地看着，用拇指和食指捻了一会儿，然后又放回嘴里。
景色的变化发生在突然之间。一下公路，我就看到了想象中成排的房屋，摇摇欲坠地倚着运河而建，自行车无处不在，咖啡馆外的招牌写着“宽敞吸烟室”字样。我们经过一条运河，从桥上能看到水上停泊着船屋。这里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它看上去就像一幅古老的画作，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在晨光里，一切都充满诗情画意、田园风光。我想，如果能住在这样一个地方，一切几乎全是由已死的人建造的，那该是多么奇妙而又奇怪呀。
“嗯，”他说，“公平地说，我的独腿的确棒极了。”
“是也不是。”他说，“阿姆斯特丹就像树的年轮：越靠近中心越古老。”
“我很难过，”我说，“我真的很难过。”
“差不多吧。”妈妈说。出租车上路了，我们朝一条竖满了蓝色标志牌的公路开去，标志牌上的地名全都有双元音：Oosthuizen，Haarlem。公路两边，大片平坦宽阔的土地绵延数英里，只偶尔点缀着一些公司总部的巨型建筑。一句话：荷兰看起来跟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样，只不过汽车小一点。“这是阿姆斯特丹？”我问司机。
“都没事了，海蓁·格蕾丝。但有一点我要说清楚，在互助小组，当我以为看到了卡罗琳·玛瑟斯的鬼魂的时候，我并非喜出望外。我是盯着你看了，但并不是出于怀念，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他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把烟放了回去。
“印第安纳，”他说，“他们从印第安人手里偷了土地，只留下名字，嗯？”
“我很抱歉。”我说。
“是的。”妈妈说，“我们从印第安纳来。”
“我也是。”他说。
他说：“你们是美国人？”
“我根本不想让你遭受那样的事。”我对他说。
取到行李、过了海关之后，我们挤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白得像面团儿，光头，英语说得溜极了——可以说比我说得还好。“能否去费罗素夫酒店？”我问。
“哦，我一点儿也不介意，海蓁·格蕾丝。我的心能为你而碎，是我的荣幸。”
我转过头去看奥古斯塔斯，他正注视着窗外。此刻，飞机缓缓下降，落入低垂的云层，我直起腰来看荷兰是什么样子。这片土地似乎就要整个沉到海里去了，只见一个个小小的绿色矩形，四面八方都被运河包围着。事实上，我们降落的轨迹就与一条运河平行，仿佛两条并排的跑道：一条我们用，一条水鸟用。
[1] 费罗素夫在荷兰语中是“哲学家”的意思。
我想他后来肯定睡着了。最终我也睡着了，飞机放下起落架的时候才醒来。我嘴里的味道糟透了，为了不毒害飞机里的空气，我闭紧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