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脱离他的目光接触，他说：“听着，很抱歉，我避开了候机区。麦当劳的队伍其实没那么长，我只是……我只是不想坐在那儿让那些人看我们。”
“我有这个特权，也有这个责任。”我答道。
“大部分时候是看我。”我说。单单瞟一眼格斯，很难知道他以前得过病，而我的病却是随身携带，这也是我成了宅女的主要原因。“奥古斯塔斯·沃特斯，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大家，现在却因为坐在带氧气瓶的女孩旁边感到难堪。”
他有一阵子说不出话。“你真的知道怎么堵上我的嘴，海蓁·格蕾丝。”
“不是难堪，”他说，“是因为有时候他们让我恼火。而我今天不想恼火。”一分钟之后，他从口袋里挖出一包烟，打开盒盖。
“轻易得来的安慰不是安慰。”我说，“你以前也是罕见娇弱的花儿，你记得那是什么滋味。”
大概九秒钟之后，一名金发空姐飞奔到我们的座位边，说：“先生，你不能在这趟飞机上吸烟。别的飞机也不行。”
“你真是个难以安慰的人。”奥古斯塔斯说。
“我不吸烟。”他解释道，说话的时候烟在嘴上舞蹈。
“你错得不能再错了。”我说，“你完全吃了你父母的十字绣抱枕上多愁善感的那一套。你的观点是脆弱、罕见的东西之所以美丽，纯粹因其脆弱和罕见。但这是假话，你也知道。”
“可是——”
“我只想说，也许炒鸡蛋是被孤立了，但同时它也是特别的。炒鸡蛋有自己独特的位置和时代，就像教会一样。”
“这是个隐喻，”我帮他解释，“他把致命的东西放在嘴边，但不给这玩意儿真正杀死他的能力。”
“荒唐。”我说。这时候人们开始鱼贯走进机舱了。我不想看他们，所以我转过头，而转过头就等于看着奥古斯塔斯。
空中小姐大惑不解，但只思考片刻便说：“那么，今天的航班上禁止这个隐喻。”格斯点点头，把烟放回烟盒。
“关于鸡蛋的问题，”他说，“是这样的，早餐传统赋予了炒鸡蛋某种神圣符号的意味，对吧？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给自己弄点培根或者车打奶酪，墨西哥玉米面卷也好，早餐三明治或焗奶酪也罢。但炒鸡蛋呢？炒鸡蛋很‘重要’。”
我们终于在跑道上滑行起来，机长说“各位飞行乘务员，准备起飞”，然后两架巨大的喷气引擎轰鸣着，我们开始加速。“这感觉跟坐你开的车一样。”我说。他微微一笑，但仍然绷紧了下巴，于是我问：“还好吗？”
我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看着我们，猜测着我们有什么病，会不会死，还有我妈妈真是个英雄母亲，如此种种。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患了癌症之后最糟糕的一点：有形有质、咄咄逼人的疾病证据将你和他人分隔开来。我们是他者，不可调和。而当我们三个走进空荡荡的机舱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空中乘务员满怀同情地向我们点头，示意我们的座位在靠后的地方。我们三个人坐一排，我在中间，奥古斯塔斯靠窗，妈妈靠走道。我有点被妈妈包围的感觉，于是往奥古斯塔斯那边挪了挪。我们的座位正好在飞机翅膀后面。他打开袋子，打开汉堡包的包装纸。
我们正在加速，突然格斯一把抓住扶手，睁大了眼睛，我把手放在他手背上，问：“好吗？”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瞪大眼睛望着我，我说：“你怕坐飞机？”
“排队排得超级长，抱歉。”他说着伸手拉我起来，我接受了，我们肩并肩走到登机口去提前登机。
“过会儿告诉你。”他说。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我们离地了。格斯向窗外注目，望着地面在我们身后缩小，然后我感觉到我的手下面他的手放松了。他瞟了我一眼，又转向窗外。“我们正在飞。”他宣布。
“你去哪儿了？”我问。
“你以前从没坐过飞机吗？”
验票台后面的女士宣布，需要额外时间的人士可以开始提前登机了，候机区的每一个人都直截了当地朝我看过来。就在这时，我看到奥古斯塔斯一瘸一拐飞快地朝我们走来，单手拿着麦当劳的袋子，背包挂在一边肩膀上。
他摇摇头。“看啊！”他指着窗外压低声音叫道。
他没回复。妈妈似乎并不担心，但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对阿姆斯特丹之行构成毁灭性打击的命运转折（拘捕，受伤，精神崩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无关癌症。
“嗯，”我说，“嗯，我看到了。我们好像在飞机上一样。”
一个登机口的工作人员过来把我的氧气瓶拆掉，换上飞机上专用的。那位女士跪在我面前操作的时候，大家都看着我，为了掩饰尴尬，我给奥古斯塔斯发了个短信。
“整个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景象！”他说。他满腔热情的样子看上去好可爱，我忍不住凑过去吻了一下他的脸颊。
二十分钟后奥古斯塔斯还没回来。我问妈妈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她从那本难看的杂志上抬起头来，只说了一句：“他可能只是去洗手间了吧。”
“提醒一句，我可在这儿，”妈妈说，“就坐在你身边。你的母亲，小时候牵着你的手领你迈出第一步的母亲哦。”
“我想深入讨论这点，”奥古斯塔斯说，“不过现在我快饿死了。马上回来。”
“是友谊之吻。”我提醒她，转过去也在她脸上来了一吻。
“炒鸡蛋和早晨有根本上的联系吗？我们居然都轻率地接受了，这种敷衍了事的人生态度简直令人尴尬。”
“感觉不特别像友谊。”格斯用刚能让我听见的声音喃喃道。当姿态高贵、钟爱隐喻的奥古斯塔斯变成吃惊的、兴奋的、单纯的格斯时，我完全无法抗拒。
他稍微歪歪头，困惑地看着我。“海蓁刚就炒鸡蛋被孤立和边缘化的问题产生了疑问。”妈妈帮我解释。
我们先经过短暂的飞行到达底特律，然后下飞机，一辆小电瓶车接上我们，把我们送到去阿姆斯特丹的登机口。这班飞机上每个座椅背后都有电视，我们飞到云层之上后，奥古斯塔斯和我就算好播放时间，同时在我们各自的屏幕上开始看同一部爱情喜剧。可惜，尽管我们按下播放键的时间完全同步，他的电影却比我的早开始几秒钟，于是在每个好笑的地方，我还没听明白笑点是什么，他就已经哈哈大笑了。
“不用了。”我说，“不过我真的欣赏你拒绝屈服于早餐方面的社会习俗。”
根据妈妈的周全计划，我们应该在飞行的最后几个小时睡上一觉，因为飞机早上八点降落，这样我们到达市区后，就能直接投入战斗，汲取生命的精华[1]什么的。于是，看完一部电影后，妈妈、奥古斯塔斯和我都吃了点儿安眠药。妈妈几秒钟之内就坠入梦乡，而奥古斯塔斯和我还很清醒，我们一起看了会儿窗外。天空澄澈，虽然我们看不见太阳落下，但能看到天空上倒映的余晖。
登机口附近的座位逐渐开始有人了，奥古斯塔斯说：“出发之前我要去买个汉堡，要不要帮你买什么？”
“天哪，那可真美。”我喃喃自语。
“你够忙了。”我对她说，尽管我觉得妈妈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我。当然了，当我爸的妻子是另一个职责，因为爸爸对于很多事都有点儿不太在行，比如理财、做饭、请管道工，除了在莫里斯房地产有限公司上班之外的事情，他全一窍不通。不过我妈最主要的职责还是照顾我。她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和我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全然纠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
“初升的太阳在她黯淡的眼中太过明亮。”他说，那是《无比美妙的痛苦》中的句子。
“嗯，严格来讲我并不很忙，所以容易做到。”她说。
“可这不是初升的太阳。”我说。
我们在预定登机时间前一个小时来到登机口。“兰卡斯特太太，您真是个守时的人，令人难忘。”奥古斯塔斯说着，坐在我身边，候机区基本上没什么人。
“在别的地方是在初升。”过了片刻他说，“观察评论：要是能坐一架超快的飞机，满世界转着圈儿追赶日出一定棒极了。”
我微笑起来，也说道：“阿姆斯特丹。”她伸出手，把我拉起来。
“而且还能活得长一点。”他听到这话歪着头看着我。“你不知道吗？是因为相对论什么的。”他还是很困惑的样子。“跟静止不动相比，我们飞快运动的时候，要衰老得慢些。所以，眼下时间对我们来说比地面上的人过得慢些。”
“阿姆斯特丹！”她低声嚷道。
“大学妞儿，”他说，“脑瓜真好使。”
“没事。”我说。
我翻了个白眼。他用（真的那只）膝盖碰了一下我的膝盖，我也回碰一下。“你困吗？”我问他。
即使插好鼻管之后也还是很痛。疼痛一直存在，它把我往自己体内拉扯、拖曳，要求被感觉到。当身外世界里的什么东西需要我的评论或者注意时，我总感觉好像是突然从疼痛中被叫醒。妈妈担心地看着我，她刚说了句什么。她说的是什么来着？然后我想起来了。她问我出了什么事。
“一点不困。”他说。
十秒钟之后，我发觉我的肺如同傍晚的花朵，好像要收缩起来似的。我赶紧在机器旁边灰色的椅子上坐下，努力调整呼吸，我咳得像咯咯作响的阵雨，感觉难受极了，直到最后我终于又插好了鼻管。
“哦，”我说，“我也不困。”安眠药和麻醉剂对我不像对一般人那样起作用。
我觉得掌握了自己身体的主权，那种感觉很难准确描述。我只能说，小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沉重的大书包，走到哪儿都背着它，里面装着我所有的书。如果我背着包的时间太久，终于把它放下来时，我就会感觉自己快要飘起来了。
“想再看个片儿吗？”他问，“这儿有一部海蓁时代的波特曼演的电影。”
我不愿意被搜身，于是选择从安检门过，不带轻便小推车、不带氧气瓶，甚至把塑料鼻管也取下来了。我从全身扫描X光机里走过，这是好几个月来我在没有氧气帮助的情况下迈出的第一步，那种感觉棒极了，轻装前进，如同恺撒渡过卢比孔河。X光机用沉寂宣告：我是一个未曾金属化的生物，不管这种状态为时多么短暂。
“我想看个你没看过的。”
这话并非完全准确。下一站是机场的停车场，然后有一辆大巴载我们去航站楼，然后是敞篷电瓶车送我们到安检通道。通道尽头，安全管理局的那家伙嚷嚷着说，我们的包里最好别有枪支啦弹药啦超过三盎司的液体啦，我跟奥古斯塔斯说：“观察评论：排队也是一种受压迫的方式。”他说：“千真万确。”
最后我们看了《斯巴达三百勇士》，是部战争片，讲述了三百个斯巴达人为了保卫斯巴达，与进攻的上万波斯大军血战的故事。奥古斯塔斯的电影又比我的开始得早，每当看到电影里某人惊心动魄地被杀的镜头，他就忍不住爆出一句“该死”或者“必杀”，听了几分钟后，我侧身把头伸过去靠在他肩膀上，看他的屏幕，于是我们终于可以真正一起看一部片子了。
我妈上了车，关上车门。“下一站，阿姆斯特丹。”她宣布。
《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主演是一帮高大健壮、裸着油亮上身的年轻小伙子，所以倒不算特别虐待眼睛，但这片子基本上从头到尾挥舞着剑却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波斯人和斯巴达人的尸体堆积成山，可我搞不太明白为什么波斯人那么坏，斯巴达人那么牛。引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的话：“当代性这种东西最擅长这样一种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没有人失去有任何价值的任何东西，也许只除了他们的生命。”这些火并的泰坦天神也正是如此。
“好吧。”我说。
电影快到结尾处，几乎每个人都死了，有这样一个疯狂的片段：斯巴达人把死者的尸体堆起来成为一座尸墙。死者成了阻挡波斯人进入斯巴达道路上的一座巨大路障。我觉得这样血流成河未免有些无谓，于是我转开一会儿视线，问奥古斯塔斯：“你觉得总共死了多少人？”
“好吧。”他说。
他挥挥手不搭理我。“嘘，嘘。这段太过瘾了。”
“嗨，”我说，“好吗？”
波斯人进攻了，他们必须爬上那堵死亡之墙，而斯巴达人占领着尸山顶上的制高点。随着殉难者的增加，死尸之墙越垒越高，于是愈发难爬，每个人都疯了一般地挥剑/射箭，血流之河从死亡之山上滔滔而下，等等。
“绝对不想。”他说，“另外，你好，海蓁·格蕾丝。”
我把头从他肩膀上挪开，从一片血红中暂时拔出眼来喘口气。我看着奥古斯塔斯看电影，他无法抑制地咧嘴傻笑着。我眯着眼偷看我自己的屏幕上波斯人和斯巴达人的尸体堆得越来越高。最后波斯人终于占领了斯巴达，我又去看奥古斯塔斯。好人刚输了战斗，而奥古斯塔斯看上去却一脸十足的快乐。我又依偎到他身边，但一直闭着眼睛直到战争最终落下帷幕。
“你想坐前面来吗？”我问。
片尾滚动字幕的时候，他摘下耳机说：“抱歉，我刚才完全被高贵的牺牲感动得七荤八素了。你刚说什么来着？”
我从后视镜看着他们，直到妈妈打开后备厢。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打开后面的车门，开始从事单腿爬进汽车后座的复杂活动。
“你觉得一共死了多少人？”
三十秒后，大门开了，奥古斯塔斯微笑着出现在门口，身后拖着带轮的旅行包。他穿着一件熨过的天蓝色纽扣领衬衫，下摆掖在牛仔裤里；嘴唇上，一根骆驼特醇香烟晃晃悠悠。我妈妈下车跟他打招呼，他暂时把烟拿下来，用我熟悉的那种自信十足的嗓音说：“见到您总是很高兴，夫人。”
“你是说，那个虚构电影里死了多少虚构人物？不够多。”他开玩笑。
纽扣领。
“不是，我是说，那个，自古以来。那个，你觉得自古以来一共死过多少人？”
我回复：
“我碰巧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说，“目前活着的人有七十亿，死去的人大约有九百八十亿。”
实在难以决定穿什么好。你喜欢我穿POLO衫还是纽扣领衬衫？
“哦，”我说。我还以为，现在人口增长那么快，也许活着的人数会超过有史以来所有死去的人数呢。
“说的好像逼我五点半就爬起来的人不是你似的。”我说。妈妈伸手到我们俩的座椅之间拿出咖啡杯，啜了一口。我的电话振动起来：奥古斯塔斯来了短信。
“每个活人对应十四个死者。”他说。片尾的演员表还在滚动。我猜，一一标明所有尸体的身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我的头仍靠在他肩上。“几年之前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奥古斯塔斯继续说，“我想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被记住。我是指，如果我们有系统地给每个活着的人分配一定数量的尸体，活人的数量足够记住所有的死者吗？”
“嗯，”过了一会儿妈妈说，“我们来得太早了，我猜。”
“够吗？”
我们对他家的房子注目片刻。房子这东西有一点颇为诡异，就是虽然它们包容着我们绝大部分的生活，看起来却永远是一副里面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我想知道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建筑的意义所在。
“当然。任何人都能说出十四个死人的名字。可是我们作为哀悼者是杂乱无章的，于是，结果许多人记住了莎士比亚，而没有一个人记住他的第五十五首十四行诗所写的那个人。”
我们回到车上，我给奥古斯塔斯发了个短信，说如果他准备好了，我们就在外面。
“嗯。”我说。
她说：“我们不能偷听，海蓁。”
一分钟的静默，然后他问：“你想看会儿书吗？”我说当然。我拿出诗歌课布置的一首长诗来读，是艾伦·金斯堡的《嚎叫》。格斯在重读《无比美妙的痛苦》。
妈妈和我开车到奥古斯塔斯家，到了之后，她让我待在车里休息，但我坚持跟她一起往门口走去。走近他家的时候，我听到房子里有人在哭。一开始我没想到那是格斯，因为那声音和他平时说话的低沉声线完全不一样，可后来我听到一个绝对是他的但有些扭曲的声音说：“因为这是我的人生，妈妈，它属于我。”我妈妈飞快地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肩，把我转了个方向，推着我往车那边快步走去，我说：“妈，出什么事了？”
过了一会儿他问：“写得好吗？”
我们在车道上倒车的时候我一直对他挥手，他也一直向我挥手，哭个不停。我突然想到，他很可能在想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很可能生命中的每一天早上出门上班时都这么想，而那很可能糟透了。
“这首诗？”我问。
“我也爱你，爸。”我微微一笑，“再说只去三天。”
“嗯。”
“几天之后见，亲爱的。我太爱你了。”
“哦，好极了。诗里的这帮家伙嗑的药比我还多。《无比美妙的痛苦》怎么样？”
“谢谢，爸。”
“仍然完美无瑕。”他说，“读给我听听。”
他们吃完之后，爸爸洗盘子，送我们去车上。当然，他哭了起来，吻了我的脸颊。他湿漉漉、满是胡茬的脸贴着我，鼻子抵在我的颧骨上，悄声说：“我爱你。我真为你骄傲。”（有什么可骄傲的？我在心里想。）
“这可不是那种可以坐在睡着的母亲旁边大声朗读的诗。里面写了，那个，鸡奸和天使粉。”我说。
无论如何，我知道这很傻，但我真的有点儿为炒鸡蛋感到难过。
“你刚提到了我最喜欢的娱乐项目之二。”他说，“好吧，那读点别的给我听？”
“我要站远一点。”爸爸补充说，妈妈大笑起来。
“呃，”我说，“可我没带别的诗……”
“在这个世界上你得谨慎挑选自己的战斗，海蓁，专心更容易成功。”妈妈说，“不过如果这就是你想捍卫的事业，我们都会站在你身后支持你。”
“那太糟了，我现在正满怀诗意呢。你还记得别的诗吗？”
“我不想‘吃早餐的东西当晚餐’。”我答道，把刀叉交叉搁在我几乎没怎么动的盘子上，“我想吃炒鸡蛋当晚餐，但不想听这种荒谬的解释，说什么只要有炒鸡蛋就是早餐，即使晚上吃也一样。”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我紧张地背起来，“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2]
爸爸嘴里塞满了吃的说：“等你们回来，我们就吃早餐的东西当晚餐。满意啦？”
“慢点儿。”他说。
“可是到底为什么啊？”我问，“我是认真的，为什么炒鸡蛋一直就是早餐的专属材料？你可以用培根做三明治，谁也不会大惊小怪。但是一旦三明治里有鸡蛋，哟！那就成了‘早餐’三明治了。”
我觉得有些羞怯，就好像我第一次告诉他《无比美妙的痛苦》时候的感觉。“嗯，好吧，好吧。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清冷的街，/那儿休憩的场所正人声喋喋；/有夜夜不宁的下等歇夜旅店/和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馆：/街连着街，好像一场讨厌的争议/带着阴险的意图/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唉，不要问，‘那是什么？’/让我们快点去作客。”
“海蓁，快吃。”
“我爱上你了。”他轻声说。
“为什么早餐非得吃早餐吃的东西呢？”我问他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早餐不吃咖喱？”
“奥古斯塔斯。”我说。
六点一刻，行李都装上了车，妈妈坚持说我们应该和爸爸一起吃早饭，可是我从道义上反对天亮之前吃早餐，因为我又不是需要攒足体力在地里辛苦一天的十九世纪俄国农民。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往肚子里填了点鸡蛋，爸妈则美餐了一顿他们最喜欢的自制改良版鸡蛋“麦满分”。
“真的。”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可以看到他的眼角微微眯起，“我爱上你了，而剥夺自己说实话的简单乐趣——这种勾当我不打算干。我爱上你了，我知道爱只是虚空中的叫喊，我知道遗忘不可避免，我知道我们都注定在劫难逃，总有一天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重归尘土，我知道太阳会吞噬我们唯一拥有的地球，可我爱上你了。”
我们的航班中午才起飞，但妈妈早上五点半就把我叫醒了，她打开灯，大叫一声：“阿姆斯特丹！”整个早上她都跑来跑去确认我们带没带国际转换插头，检查了四五遍我们旅途带的氧气瓶数目是否无误，氧气是否全都装满了，等等。在此期间，我则滚下床来，穿上我的“阿姆斯特丹旅游行头”——牛仔裤，粉色紧身背心，还有一件黑色羊毛开衫，怕飞机上太冷。
“奥古斯塔斯。”我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感觉似乎身体里的一切都造起反来，好像我就快要在这奇异的痛苦的欢乐中溺毙，但我无法回应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看着他，也任由他看着我。最后他点点头，抿起嘴唇，转过头，把头靠在舷窗上。
最后，我们谁也没赢。就这么着吧。
[1] 汲取生命的精华：suck the marrow out of life，《瓦尔登湖》里的名言。
我和妈妈据理力争，说我应该占旅行箱略多于一半的空间，因为说到底，要是没有我和我的癌症，我们根本就去不了阿姆斯特丹。妈妈迎头反击，说因为她的体积是我的两倍，她需要更多的实体织物来维持端庄得体，因此她至少有权占领旅行箱的三分之二。
[2] 英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头。此处采用查良铮译文。
我们只能带一个旅行箱。我拿不了箱子，妈妈坚持说她拿不动两个，因此我们只好不择手段地争夺黑色旅行箱里的空间。这个旅行箱是爸妈得到的结婚礼物，可怜这老古董本应在异国风情中度过大好年华，结果却只落得常年往返于代顿和本地之间，因为爸爸供职的莫里斯房地产公司在代顿有个办事处，爸爸常去那儿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