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dewij.vliegenthart@gmail.com终于回信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邮箱。
亲爱的兰卡斯特女士：
我宽慰她：“他还不错。”她点点头：“我应该让他睡会儿。”她又点点头。我离开了。
我恐怕你错付了信任——但话说回来，信任本就常遭错付。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至少无法书面回答，因为那些答案如果要全写出来，足以成为《无比美妙的痛苦》的续集，而你可能将其出版，或者公布在如今已取代了年轻一代的大脑的网络之上。电话是个选择，然而，你也可能录下我们的对话。当然，倒不是我对你不信任，但我的确是不信任你。呜呼！亲爱的海蓁，我永远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除非面晤，然而你在彼国，而我在此地。
“我真不愿意把他一个人留下，但那会儿不能不去学校接格雷厄姆。”她说。
明确这点之后，我要承认，由弗里根塔芙特女士处意外收到你的来信令我欣喜：得知我的作品能对你有所帮助，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啊！——纵然那本书离我已经如此遥远，仿佛完全是出自另一人之手。（那部小说的作者多么单薄、多么脆弱，相形之下多么乐观！）
“嗯。我刚才跟他聊了会儿，正赶上他们在换绷带还是什么的。”
然而，假若你发现自己置身阿姆斯特丹，请务必拨冗来访。我常年在家。我甚至会让你看一眼我的日常购物单。
“哦，他在睡觉。”她说。
顺祝日祺
我摇摇头。
彼得·范·豪滕
她接过花，放在膝头。“你认识莫妮卡吗？”她问。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达
“呃，是啊，”我说，“我是互助小组的。这些花是给他的。”
“什么？！”我大叫出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你是他的朋友？”她问，在我听来这个问题属于那种过于宽泛、难以回答的问题之一，虽然是无意的。
妈妈跑进来。“出什么事了？”
我打开她左手保存鲜花的冷柜，嗅了嗅一打玫瑰，然后又俯下身去闻康乃馨。一样的香味，而且很浓。康乃馨要便宜些，所以我搞了一打黄色康乃馨，花了十四美元。我回到病房里，他妈妈在那儿，握着他的手。她很年轻，非常漂亮。
“没事。”我赶紧让她安心。
“是啊，全都喷上了。”
妈妈还是很紧张，跪下来检查“飞利浦”是不是还在正常制氧。我想象着同彼得·范·豪滕一起坐在铺满阳光的咖啡店里的画面，他手肘支着桌子，从桌上俯身过来，用轻柔的声音说话。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听到那些角色后来的结局，我惦记了他们那么多年。他在信里说不能告诉我，“除非面晤”，随后竟邀请我去阿姆斯特丹。我把这些告诉妈妈，然后说：“我必须得去。”
“真的？”
“海蓁，我爱你，你知道我会为了你做任何事，但我们没……我们负担不起国际旅行，还有你所需设备随行的费用——亲爱的，这实在不——”
“所有花的气味都一样，全都喷了‘超级香氛’。”她说。
“好的。”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意识到自己有多傻，这个念头想都不该想。“别为这个担心了。”但妈妈看起来很担心。
我去了楼下那间没有窗户的小礼品店，问坐在收银机后面板凳上的志愿者老太太，哪种花的气味最浓烈。
“这对你真的很重要，是不是？”她坐下来，一只手放在我的小腿肚上，问。
“好。”我说。然后，我真讨厌听到自己问：“你刚才说格斯怎么了？”但他已经睡着了。
“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知道故事结局的人，除了作者之外，”我说，“那一定相当令人惊叹。”
“痛得好些了？”我问。他轻轻点头。
“的确令人惊叹。”妈妈说，“我去跟你爸谈谈。”
“格斯早先在这儿。我醒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翘了课过来的。他……”他的头往一边偏了一点。“好些了。”他轻声说。
“不，别去，”我说，“真的，我说正经的，请你们别在这上头花钱了。我会想办法的。”
“我很抱歉。”我说。
我意识到父母没有钱的原因出在我身上。法兰昔弗的自付部分耗尽了家里的积蓄，妈妈又不能出去工作，因为她得全职围着我打转。我不想让他们去借债。
“有时候我真希望整件事从未发生过，癌症这事。”他说话慢了下来，药物开始起效了。
我跟妈妈说我要给奥古斯塔斯打电话了，好歹把她弄出了房间，因为我受不了她脸上写着“我没法满足女儿的梦想”的伤心表情。
“嗯。”我说。
我以典型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风格给他读了那封信以代替问候语。
“但我相信真爱，你知道吗？我不认为每个人都一定要双眼俱全或者永不生病什么的，但每个人都应该有真正的爱情，它持续的时间至少应当跟生命一样长。”
“哇噢！”他说。
“是有点儿疯。”我赞同。
“我知道，不是吗？”我说，“我怎么才能去阿姆斯特丹哪？”
“嗯，也算。”他说。他抿紧了嘴，我可以看到其中的痛苦。“坦白说，我对莫妮卡想得比我的眼睛多多了。这是不是疯了？真是疯了。”
“你有愿望额度吗？”他问。他指的是一个叫作“神灯基金会”的机构，他们致力于帮身患重病的孩子满足心愿。
“这鬼地方指的是医院？”
“没有了，”我说，“我在前奇迹时期就用掉了。”
“我的小面团儿没精打采，生病了咩？”他接上。然后，过了片刻，他说：“其实她们大部分都挺好的。我只是想从这鬼地方出去。”
“你干什么了？”
“今天怎么样啊，宝贝？”我嗲声嗲气地问，“现在我要用针扎你一下了哦。可能会有一点点疼哦。”
我重重地叹口气。“我那时候才十三岁。”我说。
“说正经的，这可要命。我是说，这他妈的到底是我的胳膊还是飞镖靶子啊？第三，不故作亲切。”
“别告诉我是迪斯尼。”他说。
“第二，取血必须一针见血。”我说。
我没吭声。
“第一，不拿你的残疾说双关语。”艾萨克说。
“别告诉我你去了迪斯尼世界。”
“好护士必备品质：开始。”我说。
我还是不吭声。
“让我等着‘看’？有没有搞错？她当真那么说？”
“海蓁·格蕾丝！”他喊了起来，“你不可能用了你唯一的临终心愿和爸妈去迪斯尼世界！”
我点点头，随后想起他看不到点头，于是说：“对。”
“还有艾波卡特中心。”我小声嘟哝。
护士离开了。“她走了吗？”
“哦，我的天啊！”奥古斯塔斯说，“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迷恋上了一个心愿这么老套的女孩。”
护士换完绷带又转回来。“才过了一天，艾萨克。”她的语气隐隐有些故作亲切，“你得给自己一点儿时间恢复。还有，十四个月并不是那么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算长。你只是刚开始不适应，孩子。等着看吧。”
“我那时候才十三岁嘛。”我重复一遍，不过当然，满脑子只想着迷恋迷恋迷恋迷恋迷恋。我受宠若惊，但立刻改变了话题：“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学校上课吗？”
“她甚至没来看我。”他说，“我是说，我们在一起十四个月了。十四个月是很长一段时间。天啊，好痛。”艾萨克放开我的手，摸索着找镇痛泵，将那东西按一下按键就可以把少量麻药注入身体。
“我翘课了，来陪陪艾萨克。不过他现在睡了，我在医院大厅里做几何作业。”
“什么你不知道？”我问。我看着他的手，因为我不想看他被绷带蒙住眼睛的脸。艾萨克喜欢咬指甲，我可以看到他指甲边上一些倒刺根部有血迹。
“他怎么样？”我问。
“还好吧，”他说，“我不知道。”
“我看不出他是单纯没准备好接受从此残疾的事实呢，还是真的更在意被莫妮卡甩了的事。反正除了这事他不愿意谈别的。”
“感觉如何？”我问。
“唉。”我说，“他还要在医院住多久？”
他也回以“嗨”。然后有一阵子我们什么也没说。
“几天吧。然后他得去一个康复培训之类的地方，不过过一阵子就能回家了，我猜。”
我朝床那边走了几步，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握住他的手。“嗨。”我说。
“真糟。”我说。
“是的，”我说，“我明白。”
“我看到他妈妈了。我得挂了。”
“他在开玩笑。”护士说。
“好吧。”我说。
“哦，”他说，“嗯，大家都说我的其他感官会补偿性地变得更灵敏，不过很显然，还没到时候。互助小组的海蓁，你好。到这儿来，让我亲手感受一下你的脸，看到你的灵魂深处去——没瞎的人可做不到这个。”
“好吧。”他答道。我可以听到他一边唇角扬起的微笑。
“哦，不是，抱歉。我是，呃，海蓁。呃，互助小组的海蓁，记得吗？碎奖杯之夜见过的。”
星期六，爸妈带我去洪波村的农贸市场。这天阳光明媚，是印第安纳州四月少见的好天气，农贸市场的每个人都穿上了短袖，虽然气温其实还没到那一步。我们印第安纳土著对夏天总是乐观过头。妈妈和我并肩坐在长椅上，对面是一个卖羊奶皂的人，穿着连体长罩衣，不辞辛苦地跟每一个路过的人兜售。没错，这是他自家养的山羊；不不，羊奶皂闻起来没有山羊味儿。
他说：“莫？”
我的电话响了。“谁来的？”我还没看，妈妈就问。
我在五楼找到了他的病房。门开着，但我还是敲了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请进。”说话的是位护士，正在处理艾萨克眼睛上的绷带。“嗨，艾萨克。”我说。
“不知道。”我说。不过我知道是格斯。
那天下午，妈妈答应把车借给我，让我开车到纪念医院去看艾萨克。
“你现在在家吗？”格斯问。
我是说，他失明了。所以挺不幸的。
“呃，不在。”
NEC的意思是癌细胞已根除。几秒钟后，第二条短信又进来了。
“其实我是明知故问，因为我现在正在你家。”
艾萨克刚做完手术。一切顺利。他现在正式NEC了。
“哦。嗯，好吧，我们这就要回去了，我猜。”
星期三，在上“傻瓜美国诗歌入门101”课的时候，我收到了奥古斯塔斯的短信：
“好极了。一会儿见。”
彼得·范·豪滕在奥古斯塔斯发出电子邮件四个小时后就给他回了信，可这次，两天之后范·豪滕还没给我回邮件。奥古斯塔斯向我保证说，那是因为我的邮件写得更好，回复起来更需要深思熟虑。还有，范·豪滕正在忙着回答我的问题，而好的小说写起来是要花时间的。但我还是担心。
我们拐进车道时，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束鲜艳明亮的橙色郁金香，含苞欲放。他在抓绒外套里面穿了一件印第安纳步行者队的运动衫，这套搭配和他完全不相称，不过他这么穿的确很好看。他双手一撑，跳起来出了门廊，把郁金香递给我，问：“想去野餐吗？”我点点头，接过花。
最终还是奥古斯塔斯先挂了电话。
爸爸从我身后走过来，与格斯握手。
“好吧。”我说。
“那是里克·史密茨的球衣吗？”我爸问。
“好吧。”过了永远那么久，他才说，“也许‘好吧’会成为我们的‘永远’。”
“一点儿没错。”
我咯咯笑起来，又说“好吧”。然后，电话那头安静了，但并没挂断。我几乎觉得他仿佛就在房间里陪伴着我，但比那感觉更好，就好像我不在我的房间，他也不在他的房间，我们一起在某个看不见的、稀薄的第三空间，只有电话才能通向的处所。
“天，我喜欢那家伙。”爸爸说。他们俩立即投入到一场篮球谈话中，我没法（也不想）插嘴，于是拿着郁金香进屋了。
“好吧。”他说。
“要我把花儿放到花瓶里吗？”我进屋时妈妈满面笑容地问。
“好吧。”我说。
“不用了，没事。”我对她说。如果把花儿放到客厅的花瓶里，那就成了大家的花儿了。而我希望它们是只属于我的花儿。
“好吧。”他说，“我得睡了，快一点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没换衣服，只梳了梳头发、刷了牙，涂了一点唇蜜，喷了最微量的香水。我的视线一直无法从花儿上移开。明艳的橙色恣意张扬，色彩之夺目几乎损害了它的美。我没有花瓶什么的，于是把牙刷从牙刷插杯里拿出来，放了半杯水，然后插上花儿，就留在浴室里了。
“紧紧攀附在意识这艘货柜船底的藤壶。”我引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的话。
我再回到房间时，听到外面传来说话声，于是我就在床边上坐了一会儿，竖起耳朵隔门偷听。
“不是你的错，海蓁·格蕾丝。我们都不过是副作用，不是吗？”
爸爸：“那么说你和海蓁是在互助小组认识的。”
“我很抱歉。”我说。当然，如今已不在人世的人，我认识很多，但从没有和任何一个约会过。我连想象都无法想象，真的。
奥古斯塔斯：“是的，先生。您的家真是格调高雅，我喜欢您家这些艺术品。”
“嗯。”他说。
妈妈：“谢谢你，奥古斯塔斯。”
“哦。”我说。
爸爸：“你自己也是幸存者吧？”
“哦。”他说，然后顿了一秒钟，“卡罗琳已不再为尘世皮囊所苦了。”
奥古斯塔斯：“是的。我没把这老伙计整个锯掉纯粹是出于对它的热爱，尽管这实在是减肥良策。腿可重了！”
“不，你和卡罗琳之间。”
爸爸：“现在健康状况怎么样？”
“接吻的时候？”
奥古斯塔斯：“十四个月没有发现癌细胞了。”
“出了什么事？”
妈妈：“那真是太好了。多亏如今的治疗方案多种多样——这可真是了不起。”
“最后一次是不到一年前。”
奥古斯塔斯：“我知道。我很幸运。”
“几年前？”
爸爸：“你得明白，海蓁仍然有病，奥古斯塔斯，而且她很可能一辈子也好不了。她也许想跟上你的脚步，可她的肺——”
“我心醉地吻过几次前女友卡罗琳·玛瑟斯。”
就在这时候我现身了，他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我思考片刻。我的吻全是前癌症时代的事了，大都口水过多、令人不适，从某种程度上讲，那时接吻总觉得像小孩儿故作成熟装大人。当然，也已过去很久了。“几年前吧。”我最终说，“你呢？”
“你们打算去哪儿？”妈妈问。奥古斯塔斯站起来在她耳边悄悄说了答案，然后举起一根手指挡在唇上。“嘘，”他说，“这是秘密。”
“没错，说的时候牙关紧咬，毫无疑问。老天，梅翰在这几本书里咬牙咬得太多了，绝对要得颞下颌关节综合征，如果经历这么多浴血奋战还能侥幸偷生的话。”一秒钟之后，格斯问，“你上一次醉心的吻是什么时候？”
妈妈微笑起来。“你带电话了吧？”她问我。我举起电话给她看，握住载氧气瓶的小推车车把一歪，两轮着地，迈开步子。奥古斯塔斯急忙跑过来，把胳膊伸给我，我毫不客气地挽上了，手指正好贴住他的二头肌。
“不坏，”我说，“但有点矫情。我相信麦克斯·梅翰会称之为‘娘娘腔的狗屎’。”
很不幸，他坚持要自己开车，以免提前泄露惊喜。我们朝目的地一路颠簸而去，我说：“你简直把我妈迷得神魂颠倒。”
我发出邮件之后，又给奥古斯塔斯打了电话，我们一直聊到很晚，谈《无比美妙的痛苦》，我给他读了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诗[1]，范·豪滕的书名就是从那首诗里来的。他说我有一副适合朗读的好嗓子，换行时候的停顿也不算太久，然后他告诉我《黎明的代价》系列里的第六本《以血证明》，开篇也引用了一首诗。他花了一分钟才找到那本书，但终于还是把引文念给我听了：“假如你的生活抛了锚。上一次醉心的吻/已是多年以前。”
“嗯。正好你爸爸是史密茨的球迷。你觉得他们喜欢我吗？”
（16岁）
“当然喜欢你。不过，有啥关系啊？就是爹妈而已。”
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
“他们是你爹妈啊。”他说着瞟我一眼，“再说，我喜欢被人喜欢。是不是发傻？”
对您满怀倾慕的
“哎，你用不着冲过来帮我开门或者昧着良心说一堆好听的，我仍然会喜欢你。”他猛踩刹车，我身体重重向前一倾，顿时感觉呼吸怪异紧张。我想起了预约的PET扫描。别担心。担心也没用。但我还是担心。
当然，如果任何时候您决定写什么别的东西，即使不想发表，我也非常希望能读到。坦白地说，就算是日常购物单我也想读。
我们从停车标志牌底下轰鸣着起步，然后向左拐往名不副实的美景镇（该地有一片高尔夫球场的景，我猜，但谈不上美）。这个方向我能想到的唯一去处就是墓地。奥古斯塔斯把手伸向中控台，利索地打开一整包烟，拿出一根。
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文学问题，而您的书里充满了重要的文学问题，但我真的真的很想知道。
“这些烟你到底扔不扔啊？”我问他。
但我还想问您，是否介意回答几个问题，是关于故事完结后的事。我明白在这本书的结尾，安娜死了或者病得太重，无法继续写下去，所以就那么结束了。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安娜的妈妈怎么样了——她和荷兰郁金香老爹结婚了吗？她后来有没有再生孩子？是不是一直住在坦普尔西街917号？诸如此类。还有，荷兰郁金香老爹是骗子还是真心爱着她们母女俩？安娜的朋友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克莱尔和杰克，他们还一直在一起吗？最后一个问题——我意识到这正是您一直希望读者会问的那种深刻问题——仓鼠西西弗斯后来怎么样了？这些问题已经纠缠我好几年了，而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去等待答案。
“不吸烟有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一包烟能坚持到永远。”他答，“这包烟我都揣了一年了。有几根烟在靠近过滤嘴的地方折了，不过我觉得这一包支持到我十八岁生日应该没问题。”他把过滤嘴夹在两根手指之间，然后叼到嘴上。“那么，好吧，”他说，“好吧。列举几个你从来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见过的事物。”
范·豪滕先生，我从您给奥古斯塔斯的邮件中得知，您不打算再出版任何作品。我多少有点儿失望，但也觉得松了一口气：我再也不用担心您的下一部书是否能不负原作的辉煌完美了。我是四期癌症患者，确诊后已经侥幸活了三年，我可以告诉您，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您把一切都写得恰如其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您的书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它好像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感受，并将其付诸文字。我已经反复读了好几十遍。
“嗯，骨瘦如柴的成年人。”我说。
我叫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我的朋友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在我的推荐下读了《无比美妙的痛苦》，他刚收到您发自这个地址的电子邮件。我希望您不会介意奥古斯塔斯给我看了那封邮件。
他大笑起来：“很好。继续。”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交）
“呃……海滩。家庭餐馆。地形志。”
亲爱的彼得·范·豪滕先生：
“非常好的例子，都是我们缺少的。还有，文化。”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给彼得·范·豪滕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似乎我每次重写都比前次写得更差劲，但我情不自禁。
“对，我们是有点儿缺乏文化。”我说。我终于发现他要带我去哪儿了。“我们这是去博物馆吗？”
“当然。”奥古斯塔斯说，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我来说有生以来最棒的礼物。
“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不可能，”我表示赞同，“能不能，能不能给我邮件地址？”
“哎，我们到底去不去那个公园什么的啊？”
“海蓁·格蕾丝，试问，你觉得以我贫乏的才智，能编出彼得·范·豪滕的信吗？满纸‘我们这个耀武扬威的数字化天下大同之时代’之类的话？”
格斯看上去有点儿泄气。“没错，我们要去那个公园什么的。”他说，“你都猜到了，是不是？”
“哇噢，”我说，“这不是你编的吧？”
“呃，猜到什么？”
“顺祝近祺，彼得·范·豪滕，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达。”
“没事。”
“我的朋友，我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将来若能接触到我的作品，你也不会从中得到多少鼓舞。不过该回答你的问题了：不，我没有任何别的作品，今后也不会再写。我觉得将我的想法继续与读者分享不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无甚裨益。承蒙盛意赐函，再次感谢。
博物馆后面有一个公园，一堆艺术家在那儿创作了巨大的雕塑。我听说过，但从没来过。我们开过博物馆，把车停在篮球场旁边，篮球场上满是红蓝颜色的巨型不锈钢弧线，绘出想象中篮球弹起的轨迹。
“然而，这一评论令我陷入思索：你用‘意义’一词是何意思？考虑到我们的挣扎最终皆为徒然，艺术给予我们的转瞬即逝的意义之冲击究竟有无价值？抑或，价值仅存在于尽可能舒适地消遣度日？一个故事，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奥古斯塔斯？警世钟声？战斗号角？还是一剂吗啡？当然，就像宇宙中的所有疑问一样，这一通质疑也必将引导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借用一句为烦扰所累的十六岁孩子们常说的而你势必不以为然的话：‘这一切到底有无意义？’
我们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很容易被当成小山的地方走到一片空地，许多孩子在一片巨大而夸张的骨架雕塑上爬来爬去。雕塑的每块骨头大约到腰那么高，大腿骨比我身高还要长。整片雕塑看起来就像一幅人体骨架的儿童画，整个从地面上升起来。
“对你们这一代的年轻男女而言，娱乐业的狂欢盛宴处处唾手可得，因此不管是谁，不管身处何处，若愿意花好几个小时去读我这本小书，我对他们都十分感激。但我尤其想对你，先生，致以衷心谢忱，一方面是因为你对《无比美妙的痛苦》的慷慨盛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不辞辛苦地写信告诉我这本书——请容我在此引用你的原话——对你‘意义重大’。
我的肩膀疼起来，令我担心肺部的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我想象着自己的骨头，也许肿瘤已经转移到此，在我的骨架上到处钻洞，就像一条居心险恶、暗藏杀机的鳝鱼。“《时髦骨骸》，”奥古斯塔斯说，“乔普·范·利斯豪特的作品。”
“秉承先辈的光辉传统，我的回函是以纸笔写就的，后由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录为一系列1与0的排列组合，再通过近年来将全人类一网打尽的乏味网络传送出去，因此我要为可能导致的错漏之处提前致歉。
“听名字像荷兰人。”
“好的，好的，快接着读。”
“就是荷兰的。”格斯说，“里克·史密茨也是。郁金香也是。”格斯在空地中央停下脚步，将背包滑下一边肩膀，然后从另一边取下。骨架雕塑就在我们面前。他拉开拉链，拿出一条橙色野餐垫，一品脱橙汁，还有几块用保鲜膜包好、切掉外皮的三明治。
“他有个助理，”奥古斯塔斯说，“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我找到了她，给她发了电邮，她转给了范·豪滕。他老人家从助理的邮箱账户回复的。”
“这么多橙色是啥意思？”我问，还是不愿让自己把这一切和阿姆斯特丹联系起来。
“奥古斯塔斯，搞什么鬼？”
“荷兰的颜色，当然。你还记得奥兰治亲王威廉什么的吧？”
“亲爱的沃特斯先生，”他回答，“你四月六日从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发之电子来函收悉，十分感谢。在我们这个耀武扬威的数字化天下大同之时代，仍有地理概念存焉，可喜可贺。”
“他可不在高中毕业文凭考试范围内。”我微笑，内心欢欣雀跃却装作不动声色。
“很不幸，是的。”
“三明治要吗？”他问。
“彻头彻尾遥不可及。”奥古斯塔斯说。
“让我猜猜。”我说。
“正确。”
“荷兰奶酪，还有西红柿。西红柿是墨西哥产的，抱歉。”
“无迹可寻。”
“你总是这么令人扫兴，奥古斯塔斯。难道就不能搞点橙色的西红柿吗？”
“正确。”
他哈哈大笑，我们默默地吃起三明治，看着孩子们在雕塑上玩耍。我没办法向他问个究竟，所以我只能坐在一片荷兰气息的包围中，觉得又窘迫又满怀希望。
“对了，你说他离群索居？”
远方，一群孩子沐浴在本地珍稀而完美无瑕的阳光中，将一具骨骸变成了游乐场，在那些假骨头之间跳来跳去。
“我不知道，”我说，感觉自己有点儿为彼得·范·豪滕辩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它真实地描绘了死亡。死亡会突然降临。也许你的人生刚进行到中途，也许句子刚写到一半。可我的确——天，我的的确确真的想知道其他人都怎么样了。我在信里问他的就是这个。可他，嗯，他从来没回过信。”
“我喜欢这座雕塑的两点。”奥古斯塔斯说。他指间夹着没点燃的烟，轻掸了两下，好像在弹烟灰，然后又放回嘴里。“第一，那些骨头之间的距离刚刚好，如果你是个孩子，你绝对抵抗不住那种冲动，要在上面跳来跳去。比方说，你就是想从肋骨跳到颅骨上去，不跳不行。这就意味着：第二，可以说这座雕塑迫使孩子们在骨骸上玩耍。这其中的象征意味是无尽的，海蓁·格蕾丝。”
“好吧，合情合理，可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存在一种不成文的契约的，我觉得一本书没有结局怎么说也违反契约了。”
“你真的很喜欢象征啊。”我说，希望把谈话引回到野餐上那众多的荷兰象征上去。
“对，我猜是这样。”我说。
“对了，说起这个，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吧？为什么你在这儿吃着糟糕的奶酪三明治喝着橙汁，而我穿着一件从事自己都开始厌恶的运动的荷兰球员的球衣？”
“折磨。我百分之百明白，我明白安娜多半死了。”
“似乎有那么一闪念。”我说。
“对。”我说。
“海蓁·格蕾丝，你就像之前的那么多孩子——请注意我是带着深厚的感情说这番话的——把你的‘愿望’匆匆用掉了，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后果。握着镰刀的死神就在面前瞪着你，你深恐来不及实现心愿就死掉，这种恐惧让你慌不择路地奔向你能想到的第一个‘愿望’。像许多别的孩子一样，你选择了主题公园那种冷冰冰的人造乐趣。”
“但它没完。”
“其实去迪斯尼那次我玩得很高兴。我见到了古菲狗和米……”
“不，”我说，“别。不用道歉。”
奥古斯塔斯打断了我：“我的独白刚进行到一半呢！这是我写在纸上背下来的，如果你打断我，我会彻底弄得一团糟。拜托你了，吃你的三明治，听我说。”（三明治干巴巴的，简直无法下咽，但我还是面带微笑照咬不误。）“好吧，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这么说太文艺腔了，”他说，“对不起。”
“人造乐趣。”
“哦。”我轻声说。
他把那根烟放回烟盒。“对了，主题公园那种冷冰冰的人造乐趣。但请允许我指出：‘愿望工厂’里真正的英雄乃是那些默默等待的年轻人，就像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等待戈多，像贞静贤淑的基督教女孩等待婚姻一样。这些年轻的英雄坚忍寡欲、无怨无悔地等着他们唯一的真正‘愿望’到来。当然，他们可能永远等不到这一天，但至少他们知道自己为了维护‘愿望’这个理念已经尽了绵薄之力，因而能在坟墓里安心长眠。”
“好像它是件礼物？”他不太肯定地说，“好像你给了我什么重要的东西。”
“但另一方面，也许在你有生之年，这一天真会到来：也许你会意识到，你唯一真正的‘愿望’就是去拜访才华横溢的彼得·范·豪滕，到他的自我放逐之地——阿姆斯特丹去，那么你会为自己保留了‘愿望’而感到由衷的喜悦。”
“好像什么？”我打趣地问。
奥古斯塔斯这次停下的时间长得让我觉得他的独白结束了。“可我没保留我的‘愿望’啊。”我说。
“我觉得这本书，好像，读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好像，就好像，呃。”
“啊，”他说，然后，短暂的停顿（我觉得他是事先排练过的）之后，他补上一句，“但我保留了我的。”
“洗耳恭听。”
“真的？”我很惊讶，没想到奥古斯塔斯也有满足愿望的资格，因为他还在上学，而且进入康复期一年以上了。要让神灯基金会接受为帮助对象的孩子必须病得相当重才行。
“好极了，”他说，“我想给你打电话的次数大概可以按分钟计算，不过我忍住了，一直等到能就《无比美妙的痛苦》一书理出一个连贯的想法。”（他用拉丁文说的“就”——“in re”，真这么说的。这男孩！）
“我用一条腿换来的。”他解释说。阳光明亮地照着他的脸，他得眯起眼睛看我，皱起鼻子的那副样子真讨人喜欢。“要知道，我可没打算把我的‘愿望’让给你什么的。不过我对于见彼得·范·豪滕也很感兴趣，而如果见面的时候，将他的书介绍给我的那个女孩不在场，那就不合情理了。”
“嗨，”我说，“你好吗？”
“绝对不合情理。”我说。
“海蓁·格蕾丝。”他说。
“所以我和神灯基金会谈过了，他们完全赞同。他们说阿姆斯特丹在五月初阳光明媚。他们建议我们五月三日出发，五月七日返回。”
于是我在露台边缘的草地上躺下，仰望着猎户座——我认得的唯一一个星座，然后给他打电话。
“奥古斯塔斯，这是真的吗？”
我溜出后门，在暮色中，可以看到秋千架，我想了想要不要走到那儿去，跟他说话的时候还可以荡荡秋千，但它似乎太远了，因为吃饭让我很累。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他要吻我了。我的身体紧张僵硬，我想他看出来了，因为他收回了手。
我终于完事，说：“我吃好了，能离开了吗？”他们正沉浸于几内亚基础设施之优缺点的畅谈中，停都没停。我从放在料理台上的包里拿出电话，查看最近的未接来电。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打来的。
“奥古斯塔斯，”我说，“真的，你不需要做这些。”
可我还是忍不住担忧。我喜欢活着。我想要继续活下去。忧虑是死亡的另一个副作用。
“我当然要，”他说，“我找到了我的‘愿望’。”
于是我吃得很少，而爸妈正在讨论巴布亚新几内亚刚发生的一场地震。他们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和平队相识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那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是可怕的坏事，他们就好像突然摇身一变，从身形庞大不爱活动的生物变回了当年那两个满怀理想主义、独立强健的年轻人。他们谈得如痴如醉，都顾不上往我这边瞟一眼，而我吃得前所未有的快，飞速将食物从盘子里转移到嘴里，其穷凶极恶程度导致我上气不接下气，这当然让我有点儿担心：我的肺是不是又开始泡在日益增多的积液里了？我尽量把这个念头摒除掉。我已经预约了PET扫描，就在几周之后。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会很快发现的。忧虑过甚没有任何好处。
“老天，你真好，无与伦比。”我对他说。
星期天晚上，我们吃青椒西兰花比萨。我的电话欢唱起来的时候，我们正围坐在厨房里的小圆桌旁，但我不能去接，因为我们家有严格的规矩：吃饭时不碰电话。
“我打赌你对所有帮你支付国际旅费的男孩子全都那么说。”他答道。
接下来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没再同奥古斯塔斯联系。“碎奖杯之夜”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所以，按照传统来说，轮到他给我打了。但他没打。当然，我可不至于身穿特别的黄色连衣裙，整天把电话握在汗津津的手心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耐心地等着我那位“来电的绅士”不辜负他的美名。我的生活照常进行：某天下午同凯特琳和她的男朋友（很可爱但坦白地说完全不是奥古斯塔斯那型的）喝了咖啡；按时吞下每日推荐剂量的法兰昔弗；一周三个早上去MCC上课；每天晚上，都坐下来和爸爸妈妈共进晚餐。
[1] 即《有一种斜落下来的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