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哼。”我说。我咬了一口汉堡，咽下去。努力想出几句脑子没有被恐慌浸透的正常人会说的话。“汉堡包里放了西兰花吗？”
“一切都还好吗？”我吃饭时妈妈问。
“一点点。”爸爸说，“你要去阿姆斯特丹，真让人兴奋。”
因为这天巴布亚新几内亚没发生地震，所以父母都超级关注我，因此我没法隐藏这突如其来的焦虑。
“哦。”我说。我努力让自己别想“受伤”这个词，但结果当然是越不要想越要想。
我苦苦思考良久，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陌生人在网上写给另一个（而且是已故的）陌生人的东西竟令我如此困扰，而且令我担心自己的脑袋里长了东西——脑袋疼是真的，但多年经验早已教会我，疼痛是直截了当的诊断依据，却并不准确。
“海蓁，”妈妈说，“想什么呢？”
我不禁想到我的肩膀疼和头疼也一直不好，不过也许只是因为我刚才在想死于脑癌的女孩。我反复告诉自己要冷静，要隔离思考，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圆桌上（就其直径而言，三个人用可能大了点，两个人用绝对太大），专心对付软塌塌的西兰花和干巴巴的红豆汉堡，全世界的番茄酱都没法改善它的口感。我告诉自己，别一味瞎想脑子或肩膀出现癌转移什么的，这对我身体里看不见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所有这些念头都是在浪费时间，而人的一生本质上来说无非是由有限的时间集合构成。我甚至试着告诉自己享受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
“瞎想吧，我猜。”我说。
过了一会儿，爸妈宣布开晚饭了。我关上电脑站起身，但没法将那个帖子挥出脑海。不知为什么，它让我觉得紧张，以致忘了饥饿。
“春心萌动了。”爸爸微笑着说。
我一再点鼠标回去看两个月前发的一个帖子，是她一个朋友在她去世九个月之后写的。“我们都那么想念你。没有尽头。就好像我们都在你的战斗中受伤了，卡罗琳。我想你。我爱你。”
“我又不是兔子，再说我没爱上格斯·沃特斯，谁也不爱。”我答。防守之态过于明显。受伤。就好像卡罗琳·玛瑟斯是一枚炸弹，她爆炸时，身边的每个人都会被飞溅的弹片刺伤。
最近的照片都是她以前健康时的照片，由朋友们在她死后上传的：卡罗琳是个美丽的女孩，蜂腰翘臀，曲线玲珑，漆黑的长直发散落在脸上。我健康时的样子和她的健康时的样子没什么相似之处，但我们俩得癌后的模样活像两姐妹。难怪他第一次见我那天一直盯着我看。
爸爸问我学校里有没有什么功课。“我有些相当高深的代数作业，”我对他说，“高深得都不可能跟门外汉解释清楚。”
上千人——毫不夸张，真的有数千人，留言悼念她。电脑页面似乎无穷无尽地往下滚动，挤满了思念她的人，我点了一个小时鼠标才看完“我很难过你离我们而去”的纪念墙，来到“我为你祈祷”的纪念墙。卡罗琳一年之前死于脑癌。我能够链接到一些照片，比较早的照片里还有奥古斯塔斯的身影：他冲着她光头上一道犬牙交错的伤疤竖起大拇指；两人手挽手在纪念医院游乐场上的背影；卡罗琳举着相机自拍的接吻照，所以只能看到他们的鼻子和闭着的眼睛。
“你的朋友艾萨克怎么样？”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查找卡罗琳·玛瑟斯。她与我外貌上的相似殊可惊人：一样由类固醇造成的圆脸蛋，一样的鼻子，一样的大致体形。但她的眼睛是深褐色的（我的眼睛是绿色的），她的肤色也更深些——可能是意大利裔什么的。
“瞎了。”我说。
我在电话里听凯特琳分析的时候，意识到，我对奥古斯塔斯怀有的不是伤害他的“预感”，而是“后感”。
“你今天相当叛逆啊。”妈妈说。她似乎有点儿恼火。
“那当然。”我说。然后我听到凯特琳对着电话亲了一下，我说：“回见。”于是她挂了。
“这不正是你盼望的吗，老妈？让我像个青少年的样儿。”
“如果你跟他真好上了，我盼着听到香艳的细节哦。”
“哟，可不是这种叛逆方式的青少年。不过当然，你爸爸和我都很高兴看到你像个年轻姑娘的样儿了，交朋友，谈恋爱。”
我大笑：“哎，谢谢你，凯特琳。”
“我没谈恋爱。”我说，“我不想跟任何人谈恋爱。这个主意糟透了，无比浪费时间，而且……”
“哦，我已经恢复了，亲爱的。我吃了整整一筒薄荷口味女童子军饼干，花了四十分钟才忘掉那个男孩。”
“宝贝，”妈妈说，“出什么事了？”
“德里克的事，很抱歉。”
“我觉得，就像，我就像个手榴弹，妈。我是个手榴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我想尽量减少伤亡，好吗？”
“我刚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爸爸把头稍微偏向一边，像只挨了骂的小狗。
“呃……”我仍旧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是个手榴弹。”我再说一遍，“我只想离别人远远的，看自己的书，想自己的事，跟你们待在一起，因为只有对你们的伤害我无能为力——你们已经投入太多。所以拜托就让我这样，好吗？我没有抑郁，我不用再多出门走走。我也不可能做一个普通的青少年，因为我是个手榴弹。”
一秒钟之后，凯特琳说道：“还记得德里克吗？他上个礼拜跟我分手了，因为他认定我们俩内心深处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合不来，如果我们的关系进行到底，只会让两人都受到伤害。他把这叫作‘防患于未然的分手’。所以，也许你也有预感，你们俩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合不来，所以你的举动是防患于未然。”
“海蓁。”爸爸说着就哽咽了。我爸，他真的很爱哭。
我不知该说什么。
“我要回屋里去看一会儿书了，行吗？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只想去看会儿书。”
“嗯……”她说。
我摒除杂念，打算看一本学校布置的小说，但悲剧的是，我们住的房子墙板太薄，因此接下来的轻声对话一大半都落入了我耳中。我爸说：“我心都碎了。”我妈说：“这种话正是她不需要听到的。”爸爸说：“对不起，可……”妈妈说：“难道你不知足吗？”爸爸说：“上帝，我当然知足。”我拼命集中精神看故事，但却没法不听他们说话。
“不，他的手棒极了。”
于是我打开电脑听音乐，我以奥古斯塔斯最喜欢的乐队“潮热”作为背景音乐，回到卡罗琳·玛瑟斯的纪念网页浏览，看她多么英勇地与疾病战斗，大家多么想念她，以及她去了更好的地方，会永远活在大家的记忆里，每个认识她的人——无一例外——都因她的离去而伤心欲绝。
“他的手难看吗？有时候长得美的人手却很难看。”
也许我应该对卡罗琳·玛瑟斯心怀嫉妒什么的，因为她曾和奥古斯塔斯相恋。但我没有。在那些浩如烟海的纪念辞中，我看不太清楚她，但她身上似乎没什么好嫉妒的——她似乎就是一个全职病人，跟我一样。这让我不禁担心我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没什么可说的，只能说我英勇地与疾病战斗过，仿佛我这一辈子只做过一件事，就是得癌。
“我不觉得啊！我是说，我绝对喜欢他。”
不管怎样，最后我开始看卡罗琳·玛瑟斯的日常点滴记录，实际上其中大部分是她父母写的。因为，我估计，她得的那种脑癌，在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之前会先把她变得不像自己。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了，你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也许……你是同性恋吗？”
这些记录大都如下：“卡罗琳仍然有严重的行为问题。因为无法说话而产生的愤怒和挫败令她挣扎得很艰难（当然，这些事情让我们也倍感挫败，但我们有更合乎社会规范的应对愤怒的方式）。格斯近来喜欢管卡罗琳叫‘绿巨人①出击’，医生们也热情响应。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不是轻松的事，但能幽默的时候幽上一默总不坏。希望周四能回家。我们会继续向大家汇报……”
“凯特琳。”我说。
不用说，她周四没能回家。
“抱歉。你觉得你是不是只能在上边？”
所以，他碰我的时候我当然紧张了。跟他在一起就是伤害他，无可避免。那就是他伸手碰我时我的感受：觉得自己就好像在对他暴力犯罪。因为实情就是如此。
“凯特琳。”我说。
我决定给他发短信，因为我想避免就此展开长篇大论的对话。
“哦，我的天哪，我在聚会上见过他。这男孩要是落到我手里，什么事做不出来？哦，我是说，现在我知道你对他有兴趣当然就不会啦。可是，哦，上帝耶稣老天爷啊，我真想骑着那匹独腿小马一路狂奔到马厩。”
嗨，好吧，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但我不能吻你什么的。倒不是说你一定想吻我，但我真的不能。
“呃，也许吧！”
当我想以那样的眼光看你的时候，我只能看到将来会让你遭受何种痛苦。也许这对你来说无法理解。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她说。
无论如何，对不起。
“差不多……一点四条吧。”我微笑。在印第安纳州，篮球运动员是很有名的，尽管凯特琳没上北部中央高中，但她的社会关系网还是很广的。
几分钟后他回复了。
“哈。”凯特琳说，“出于好奇问一句，这家伙到底有几条腿？”
好吧。
“可怕的互助小组。”
我回他：
“哇噢。你怎么认识他的？”
好吧。
“嗯，他以前在北部中央高中打篮球。”
他回道：
“运动员型的？”
哦，天啊，别再跟我调情啦！
“非常肯定。”我说。
我只说：
“快说来听听。”凯特琳答道。我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她，包括令人尴尬的摸脸事件，只保留了阿姆斯特丹之行和奥古斯塔斯的名字没讲。“你确定他够帅？”我说完后她问。
好吧。
“我遇到个交往难题。”我说。
过了片刻，我的手机又振动起来。
思来想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对这次会面进行凯特琳式的分析，于是我决定给凯特琳发短信，请教她的意见。她立即给我打来电话。
我刚才开玩笑的，海蓁·格蕾丝。我理解。（但我们俩都知道“好吧”是个风情万种的词。“好吧”简直调情指数爆棚啊。）
不过话说回来，他并没有吻我的意思。他只是摸了摸我的脸，这甚至没有任何性意味。算不上是调情之举，但肯定是事先设计好的，因为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不擅长临场发挥。那么，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而我又为什么本能地抗拒接受？
我很有冲动想再回一个“好吧”，但我想象了一下他出现在我葬礼上的情景，这有助于我回了个措辞适当的短信。
随后，我发现自己在担心会不会因为要去阿姆斯特丹而不得不跟他亲热，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因为（a）首先，我想不想吻他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b）为了免费旅游而吻某个人非常危险，几乎等同于十足的卖身，而我必须承认，尽管我没把自己设想成格外正直的好人，但也绝没想过我第一次真正的性行为可能是妓女式的。
对不起。
但事实是，我从来没有期待过他会吻我，还没到水到渠成渴望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我得说，的确，他英俊迷人，我为他心动。借用中学里的一句俗话：我对他“有感觉”。但真正的接触，现实中的碰触……完全不对头。
我试图头戴着耳机入睡，但过了一会儿妈妈和爸爸进来了，妈妈从架子上拿下小蓝抱在胸前，爸爸坐在我桌前的椅子上，这次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哭：“你不是手榴弹，对我们来说不是。想到你的死让我们悲伤，海蓁，但你不是手榴弹。你棒极了。你不能理解，亲爱的，因为你没有孩子，没有亲眼看着你的宝贝长成一个聪明伶俐、热爱阅读，同时兼对可怕的电视节目感兴趣的年轻人。但你给我们带来的欢乐远比我们为你的病痛感到的悲伤要多得多。”
但结果我只是躺在床上，脑子里从头到尾反复重播跟奥古斯塔斯一起野餐的情景，忍不住地想着他碰到我的时候我全身紧张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那种温柔的亲近之举感觉不太对劲。我想也许是因为整件事都策划得过于精心，当然奥古斯塔斯好得没话说，但野餐时的一切他都做得有点儿过火，比如那些带着隐喻却很难吃的三明治，还有不许人插嘴的独白朗诵。这些给人的感觉是浪漫主义，却不浪漫。
“好吧。”我说。
妈妈大笑起来。终于，她也开始热血沸腾，把要做的事一项一项输入手机：她得给格斯的父母打电话，和灯神谈谈我医药方面的需要，问他们订好酒店了没有，还有哪些导游书最好，如果只有三天我们应当事先做功课，诸如此类。我有点儿头疼了，于是吞下几片镇痛药，决定去小睡一会儿。
“是真的，”爸爸说，“在这一点上我不会拿废话来骗你。如果你的价值还抵不过带来的麻烦，我们会直接把你扔到街上去的。”
“你开玩笑吗？你不觉得爸爸能享受几天自在日子会很高兴吗？他终于可以看点儿跟胸怀大志的模特无关的电视，可以每天晚上叫比萨外卖，用厨房纸巾当盘子，逃避刷碗。”
“我们可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妈妈面无表情地补上，“我们会在你的睡衣上别一张纸条，把你偷偷扔到孤儿院去。”
“可是你爸爸怎么办？”妈妈说，“他会想我们的。这对他不公平，可他上班又不能请假。”
我笑起来。
“那么你会陪我去吧？”我说，“灯神会付你的路费的，灯神很阔气。”
“你不必非得去互助小组，”妈妈说，“任何事都不是非做不可，除了上学。”她把小熊递给我。
玛丽亚医生说若我想去阿姆斯特丹，必须有一名对我的病情极为熟悉的成人陪同才行，基本上这就只能是我妈或者是玛丽亚医生本人。（我爸对我癌症的了解程度跟我一样：模模糊糊、一知半解，与普通人了解电路和潮汐的水平相当，但我妈对青少年分化型甲状腺癌的了解超过了大多数肿瘤科医生。）
“我想小蓝今晚可以睡在架子上。”我说，“请允许我提醒你，我已经三十三‘半岁’了。”
“我要问问玛丽亚医生。”过了一会儿妈妈说。
“今晚抱着它吧。”她说。
“排在你之后。”我说。我说的是真话，但我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我想去阿姆斯特丹。
“妈——”我说。
“排在凯特琳之后？”
“它很孤单。”妈妈说。
“他不是陌生人。他多半可算我第二好的朋友。”
“哦，我的天，妈。”我说。但我接过傻瓜小蓝，依偎着它睡着了。
我回家的时候，妈妈正在一边替我叠衣服，一边看一个叫作《观点》的电视节目。我告诉她，今天的郁金香啦荷兰艺术家啦什么的都是奥古斯塔斯设计的，因为他要用他的“愿望”带我去阿姆斯特丹。“这有点过头了，”她摇摇头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呢。”
事实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一只胳膊还拥着小蓝。那时凌晨四点刚过，一阵世界末日般的疼痛从我脑袋中心无法触及的地方向外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