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青永远的少年
等我们五十五岁时再学会
We are the inheritors of the earth.
不用做饭，不用开车
Too meek for love, too scared of childbirth.
多好的时代啊！
Living our life for the every day,
听着九十年代乐队
vitality keeps old-age at bay,
我们是真人版，行走说话的彼得·潘
crystallizes is how we'll stay,
us evergreen ever-teens.
to stay eternally this way
we'll learn when we're 55
as evergreen ever-teens.
No need to cook, no need to drive,
我们是地球的继承者
What an age to be alive!
太温顺以至于畏惧爱情，太惧怕生育
who listen to all the nineties indie bands.
为了每一天而活着
We are the real life, walking, talking Peter Pans
活力使老龄远离
那应该不是梦。
凝结着我们永远地这样不变
我上午9点多才醒来。回想起洗手间的事、烧水壶的事、两个保安的事，都是迷迷糊糊的记忆，像是酒杯的小碎片。不过现在，洗手间里的地板上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我做了场梦？室友跟我说，他在淘宝上买了新的水壶和小电炉。
像常青永远的少年
醒都醒了，我从楼道里拿了把扫帚，准备把酒杯的小碎片扫干净。发现我忙起来时，何东让我回去睡，说他来弄。
We are the ageless, the paperless,
敲门声响起，来了两个保安。楼道的烟雾报警器一响，他们就过来了。我穿了条裤子，开门接待。我说这边出了点小事，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住了。他们说行，就走了。何东在床上坐起来，一副发呆出神的样子。果然是醉的。他不知道刚发生了什么，我和他交代了一下。他好像懂了，说我说得有道理。有道理就好。
the fashionably faithless.
焦味。好像真是焦味。我想，这下还是去看下吧。突然得从床上下来，我内心有点烦，大步流星地走到洗手间里了解情况。灯还开着。跟我想象的一样，地上满是酒杯的小碎片。再往上一看，是洗手间台面上的水壶。我注意到，水壶的电线并没有被插上插头——它自由地在空中悬挂着。反而，煮咖啡专用的小电炉被插上了，它上面直接放着水壶。平时这样的摆放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水壶的电线比较短，需要小电炉的支撑才能插上电。这下，插错电线了，水壶被烧煳，掉下来连带着酒杯砸在地上。
The raving, the scathing
我决定坚持不动。虽然越来越不可信，我仍装作一副熟睡的样子。酒杯已经在地上被摔成了小碎片，也没救了。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一想酒杯就心疼，心疼就睡不着觉。现在也才5点，大冬天，按徐文兵的说法起码还要再睡两小时。再说何东好像也不管了，他还在床上躺着呢。他也许放弃了喝水的计划，也许是喝大了。
in need of entertaining.
事后才发现，我通过声音在脑海里画出的场景跟实际情况发生了偏差。我大概是在听到玻璃碎了的那一刻意识到的，因为自己无法想出对应的画面。玻璃破碎时，何东已经不在洗手间了——他已经躺到床上，在等水开，所以这也不是他干的。我记得玻璃唯一可能的来源，应该是我的酒杯，我洗完了放在水龙头旁边晾干的。遗憾，又少了一个。下次俄罗斯女生来喝酒时，不知道酒杯还够不够用。
We are the beautiful, the youthful
有次天还没亮，我都不知道何东是去哪里，跟谁见面，早晨5点却被他开门的声音吵醒了。我假装自己还继续睡着，毕竟我感觉他应该是醉了，加上我思路还不太清晰，也不太期待这样的交流。因此我躺着不动。根据从洗手间传来的声音，何东在烧水：我先听到的是水龙头的自来水声，再是水壶的盖子被关上了，接着它的电线被接上了插座，最后是水壶的按钮被按了。对，我真是个万无一失的侦探。
the totally unuseful,
除了可以和别人谈恋爱，两人一间的室友关系跟夫妻差不了多少。双方都很清楚地了解彼此的习惯，包括几点出门，几点回来，去跟谁见面。在我出门频率比较高的一段时间里，当我手里拿着运动包准备去踢球，走到门口跟何东说声拜拜时，他会装撒娇的样子回答：“哼，我们俩真是过不下去了！”
evergreen, forever teens.
何东见证了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土化走向，说我是他认识的“最中式的白人男性”。在网上查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发现我用的是豆瓣而不是谷歌。在外面走路，我把“天桥”说成“sky bridge”，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不过比起“pedestrian overpass”，“sky bridge”显然更简单、更有画面感。在大钟寺吃烤肉的晚上，服务员将刚上的三瓶啤酒都打开，我习惯性地站起来给每个人倒酒。何东看起来有些担忧，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这有点太中国了吧。”那时候，我可以用中文生活，但是依然难以表达自己的幽默。我会尝试开个玩笑，接着得到一片沉默。一天下来只说字面话，让我很难受，会觉得生活缺乏层次。幽默交流这种需求，我仿佛外包给了何东。没事，我们就坐在寝室煮一壶咖啡，吐槽最近遇到的事情，不担心说的哪一句话会让气氛变得尴尬。
我们是无龄无纸的
我们的关系简单，也因此而舒适。可能会有段时间都不联系，然后本杰或我随便发给对方一个文章的链接，闲聊几句，约下一次大跃啤酒。我有次一口气交一年的房租，向本杰借了些钱。他有次写关于北京电影学院入学考试的报道，为此采访了我。多亏工作福利，我们一起去天桥艺术中心，看了一场《杨门女将》。我们的生活在平行的轨道上进行，却总是有交叉。
时髦的无神论者
我和本杰也是在汉语初级班认识的。他后来找了份工作，在一家中国官媒负责英文内容。过着首都白领生活的他成了我面对社会的窗口，让我跟校外的世界保持连接。他住在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东厂胡同，有人说他像个地位不够高的小妾，只争取到住在紫禁城旁边的资格。本杰周末值班，我们喜欢周一晚上到亮马桥的大跃啤酒。在学校，大家关注社会事件的热度有些低，发言也比较谨慎，平时都喜欢聊和学业相关的。而本杰算是新闻工作者，不仅跟我谈论，他还可以分享编辑部的内幕。我们借着酒精尽兴聊，聊到十号线的末班车时间为止。
狂热的、尖酸刻薄的
按摩完回学校，寝室里接下来的两天都会有艾灸的香味。我无法用英语向室友何东解释我做了什么，只说它涉及烟，我们从此也就那样指它。何东是学电影摄影的，和导演专业的我相当于彼此成就：我们一起拍东西，从讨论构思到拍摄和后期——当他和我讲要给中戏的人做摄影，还给我看剧本时，我忍不住感到自己要被出轨了。他和澳大利亚朋友本杰一起构成了那些年我的精神支撑。在陌生文化里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一种依靠，一种随时都能够切换到最熟悉的交流模式的安全感。
需要娱乐的
出于尊严，我想自己忍着，但后面实在是忍不了了。我发出绝望的呻吟，希望医生能尽快回来。不知道他是对这样的反应已经习惯了、麻木了，还是走远了根本听不到。过了挺久，他才终于回来了。医生的判断就是，我的胃病来源于焦虑。去治的话，他说要几个月到半年。我找的其他中医说我没什么大问题，一两周就可以了。可能是这两个医生对恋爱的看法不同。“你的洋气可以抵消寒气。”同学叶星宇让我放心。
我们是美丽年轻的
医生在给我做针灸。我躺在非常简易的、类似盲人按摩店里的那种床上。我身后和右边是墙，前面和左侧是窗帘。上午10点多，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房间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患者，都和我一样被用窗帘隔了起来。给我扎了好几根针后，医生走了。过了十分钟还是十个小时，我也不好说。我只知道现在痛死了。这就是我的临终床吗？我还没做好准备。
完全无用的
我躺下来，医生问我谈过几次恋爱。“你有三次受了比较重的伤。”他摸着我肚子说。我用一个比较万能的说法来回答：“差不多吧。”
常青永远的少年
三号老师说我脾胃不好，湿气很重。“你赶时间吗？”按摩做完，他会问我。我经常会留下来做个刮痧、拔罐，或者艾灸。至于怎么解决我的问题，三号老师的建议比较有限：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不要熬夜，要吃早餐。我决定到北京南四环外，去看中医。
这是迈克尔·伯顿写的部分诗歌。我们是一起在朝阳公园踢球认识的。我偶然加入了迈克尔和他同事的足球圈子，他们几乎都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雅思考试的考官。我曾经在百子湾面试过一家英国人开的传媒公司，没有什么后续，但是由于加了微信，我看到了他临时发的球友招募，就去了。那成为我在北京最固定的足球圈子。传媒公司老板没有在球场上出现过，也许那次就是他放鸽子了，找人替他去。而在那些雅思考官的身上，我找到一个很奇妙的连接：我们之间缺乏任何工作或文化上的关系，只有语言和足球是共同的。我们相处放松又自在。因为他们比我大个五到十岁，我们也体会不到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竞争感——一个是北欧的考官，一个是南欧的研究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冲突点。从每周一下午6点开始，我们就是两小时的朋友。
这是我们之间很典型的一段对话。“你很瘦。”每次开始做按摩的时候三号老师会说。“嗯，”我会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一直都是。”他会问我多久回一次老家，老家什么天气，老家吃什么，有没有兄弟姐妹。他很会读气氛，一般刚上来聊得比较活跃，随着按摩的节奏，我会渐渐犯困，他的话也慢慢变少，直到我彻底睡着。半小时后醒来，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号老师拍我后背三下，叫我过会儿结账，喝点水。按了那么多次，三号老师一直保持着边界感，从没让我感到聊得不愉快或隐私被冒犯。约不上他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去。
听到那首名字叫《常青永远的少年》的诗，是在东城区胡同里的摄影笔，一家比较文艺的咖啡酒馆。迈克尔的艺名是NotAnotherPoet，“不是又一个诗人”。周五晚上，诗歌之夜，摄影笔二层的放映室坐满了，气氛热闹又带着期待。迈克尔站在台上，和观众确认表演上的配合：每讲完一段，他会停下来，而观众会喊出诗歌的名字：“Evergreen, ever-teens”。这首诗是给这些人写的：那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生活在北京，白天挣钱，晚上喝酒叫滴滴的外国人。
“酸痛。”
对老外来讲，中国是一个可以让时间静止的地方。远离自己的原生社会，没有人催你到点要怎么样，你因此获得了某种无年龄的身份。中国人倾向于和你保持某种距离，不太可能催你到某个阶段要做什么事，像结婚生子。你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已经足够，只要合法合规，没有人管你下班后去干吗。这样的关系虽说有些功能化，但也是一种双赢——社会享受了这些人的职业技能，而他们拥有了无尽的青春，这就是人民币之外的福利。有人说，这里是老外的梦幻岛。
“酸痛？”
失去的是生活的节奏。二十多或四十多，你可能过得都一样：还是那些教育行业的工作、那些酒吧和出租车、那些快递和高铁。尽管有积蓄，但没有成长。你交了张门票钱，梦幻岛负责幻想，可不管别的。职业规划、自我价值、艺术创作：这些都很容易被自己无视掉。
“也酸。”
2008年，里克带着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来了中国。他和朋友从苏格兰开车出发，决定一路开到中国。一辆灰色本田带他们穿越欧洲，经过土耳其、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即使凌晨3点到达汽车旅馆，里克仍然会坐下来，在睡前坚持写旅行日记。快到边境，他们才得知不允许开车进入中国。原计划失败了，他们继续开车到俄罗斯，经北欧返回苏格兰。历时一百零三天，行驶了两万四千一百四十公里，里克回到了原地。
“不酸吗？”
到中国以后，里克的梦想只持续了三个月。那段时间，里克想的是不要去上班，要写一篇小说。他要写，也确实制订了个计划，但很少有一次超过一个小时的写作。至于要写什么，他不是很清楚，只有一些模糊的小说想法、零散的故事和场景。里克记得某一天，他真的坐下来写了一两个小时，写了几页的东西。这也是那三个月里唯一的收获。
“痛。”
里克考虑去做雅思考官。他觉得那样的工作挺好的，会让自己有写书的时间。但是，后面的十几年过得比想象的更快。由于工作性质，里克一直在路上，跑全国各地去面试雅思考生。只要在移动中，里克就感觉生活在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前进。即使连续多年每周都去哈尔滨，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情，他仍然会感到兴奋。里克像是走上了一台薪水还不错的跑步机，似乎也没必要停下来。
“酸还是痛？”
加上每年一两次到亚洲其他国家旅行，去美国自驾游，里克感觉自己的生活相当充实。他比较满足，缺乏创造第二种生涯的推动力量。渐渐地，里克甚至不再把它当作一种可能。他只是继续做他的工作，不嫌弃做考官的收入和出差住的那些酒店。当考官简单，都不用教课，这是什么天堂呢！日常中所有做的事情，仅因为发生在复杂的中国，总感觉比在老家更有趣点。不写小说，里克也完全能够习惯这种生活。里克感觉自己找到了第二个青春，而且这也许比第一个还要好。
“酸。”
下了班，里克会见朋友，喝酒，喝太多酒，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除了工作之外，他无法进入做别的事情的状态。主要是，他无法完成任何一个项目。里克有一首从十九岁时就开始演奏的曲子，经过二十来年无休止的修改，仍未被做成过完整的歌曲。里克至今还在做雅思考官。
“酸吗？”
在梦幻岛上，你能感到每天的匆忙，却感觉不到每一年逝去的必然。
我去知春路的盲人按摩店办了一张卡，在那里认识了三号老师。他三十多岁，来自甘肃，是店里的资深技师。他手法比较重，疼点找得很准。仿佛是在赎罪，我努力忍受。“痛吗？”三号老师问。“还行。”我试图骗自己说。“痛！”撑不住的时候，我还是会承认，且默认这意味着认输以及痛苦的结束。“那就对了。”三号老师说，并以同样的力度继续按。
周二晚上，是我美食朝圣的时候——那天比萨半价。我坐地铁十号线，出站走几分钟到福弥——亮马河边上的意大利餐厅。餐厅的原名是“Fiume”，河。讽刺的是，由于亮马河的景观改造工程，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河里没有水，给在福弥就餐的体验打了一定的折扣。工作日的晚餐，客人极少，气氛安静，有时只有我和服务员。我喜欢一个人去，不用和别人对上时间，还不用说很多话。福弥是我在城市中的静修。透过玻璃墙眺望河对面的小区，我貌似能够和自己的生活拉开距离，所有的情绪都会得到平复。不管多忙（其实也不忙），我都不会错过这一周一回的比萨仪式。
“亲近自然，回归传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和老许的相处大幅度滋养了我的疑病症。在北京的夏天，我躺在床上，听徐文兵和梁冬聊《黄帝内经》。他们谈论古人的习惯，批评现代人的毛病。透过徐文兵老师的滤镜，周边的生活简直充满对我们身体的威胁：办公吹冷空调、下楼吃冰淇淋、运动完喝冷饮、回家吃冰西瓜。出个门看见街上的人，感觉他们都在自杀。我开始担心自己身体里的寒气。它是从哪里来的？已经在我这里待了多久？在餐厅，服务员拿着冰水壶走过来时，我只好拒绝，问有没有开水。我感觉自己是一名到处抵抗邪恶寒气的孤独的战士。我没有明显的疾病，却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感。
意餐，大跃啤酒，当学生也追求朝阳区的消费时，就得补充补充收入。通过某个在北京的意大利人的群，我找到个活儿。东直门一家比萨店的老板想让自己的女儿学意大利语。他老婆是中国人，他是意大利人，但没时间教。时间上的灵活使我顺利地打败竞争者。面对中产阶级的客户，我想起利诺在三里屯教法语的经历，便告诉自己：开价千万不要客气。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我甚至能考虑周末也去福弥了。
至于活动背后的大使老婆团，只能说利诺也会羡慕她们。她们最闲。归根到底，她们成立的是一个贵族般的俱乐部。白天，丈夫处理正事的时候，她们由私人司机送去赴麻将约。丈夫给她们唯一的任务是不把事情搞砸，因此讲座需要注意避开过于政治敏感的内容，特别是对外宣传的活动标题。一个坚持想要举办女权方面讲座的成员后来离开了大使老婆团。据我了解，她现在在卖有机果酱。
女孩叫朱莉拉。白天，她去上意大利使馆的学校。她其实口语交流没什么问题，只是搞不懂意大利语的语法。为了练习时态，我让她写关于下次放假的期望和关于过去的某段记忆。我让她每天写日记，练习写作，顺便让我了解她的生活。我通过日记发现，朱莉拉生活上的问题能很快得以解决。11月17日，她抱怨自己没有朋友，一到教室，其他人就躲在桌子下面。11月18日，她和奥洛拉聊了天，商量了去奥洛拉家住一晚的事情。11月20日，她和全班同学一起玩耍，偶然将一把椅子扔到同学的头上。
讲座本身的内容范围很广，从中国的天文研究和经济转型，再到实验水墨的艺术和白塔寺的街区更新。在大使馆里，我认识了艾杰西，一个在胡同里开了剧场、举办中英双语即兴喜剧工作坊和演出的美国人；会武术的吕克·本扎和会北京话的安地，他们是国内影视作品中常出现的那种老外。在这些安静的夜晚，我和中国的距离逐步拉近：面对这些活生生的人，历史事件和文化产业不再抽象了。
据朱莉拉的造句练习题，她的妈妈爱吃辣，爸爸穿格子内裤，阿姨生病了，马克有三十二个橡皮。周六陪妈妈去趟办公室，朱莉拉描述了一个尴尬又真实的场面：
每月一两次，不同国家的驻华大使馆会提供场地举办讲座：荷兰、土耳其、新西兰、冰岛、德国、阿富汗。大使老婆团就忙着构思讲座，联系嘉宾，做活动宣传。作为助理，我会参加她们每月一次的会议，负责做记录。我还会参加每次的讲座，并写出活动报告发到她们的网站上。薪资只有一千二，而真正的收获是美食福利。到冰岛的大使官邸吃早餐，能让我一早起来就兴奋地出门坐上地铁。印度大使馆的自助餐，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我们在办公室等待一个对于妈妈来说很重要的人。妈妈给他介绍了他们在做什么，介绍完就想要给他看看我们的比萨店。我们点了单，准备吃饭。爸爸也来店里了。他去了厨房，并吵起了架。妈妈的客户就说：“我有点事情，先走了。”送完他以后，我去跳舞了。跳完舞回家时，妈妈很难受。爸爸做了晚饭，妈妈头很疼，不想吃饭。
要找到比我更闲的人，要去三里屯。更具体点，要到大使馆里面。这件事情也有利诺的影子。刚到北京，我们去各国大使馆听讲座的时候，利诺认识了一个做幕后工作的男生，是个和我们一样的留学生。那些讲座是由一个非营利组织举办的，组织成员大多是不同国家的大使们的妻子，因此下面简称为“大使老婆团”。过了一段时间，利诺得知那个男生要离开北京，大使老婆团中的活动助理岗位也就空缺了。不知是不是嫌弃我和他一样闲，也不知算不算恶意推荐工作，利诺列出了助理岗位的一系列好处，建议我投简历试试。我也就去了。
连朱莉拉都懂了，这些老外不靠谱。那时候，我刚拍完了个学校的作业，准备周五晚上带全剧组吃杀青饭。何东带上了几瓶朋友送的好白酒。终于卸下了拍摄的压力，我就喝大了。第二天早上9点，要给朱莉拉上课。
在日料店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想象自己在国贸生活的细节。我在什么公司上班？国际贸易公司吗？而且我做什么？翻译吗？听起来是我可以做的。或者，这毕竟是想象出来的世界，为什么不能更偏离自己的实际情况一点呢？为什么不能是在投行做分析师呢？那样的话，圈子也不一样。同事或朋友晚上会约我去喝威士忌吗？周末打高尔夫吗？对不起，我对投行分析师真是没有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会干吗，在哪里住。在人生的那个版本里，我可能从来没去过海淀区。立水桥？听都没听过。我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我奋斗的动力是什么？升职吗？升职又是为了什么？面子吗？还是为了跟上消费欲望？我对这个人感到有些陌生，毕竟我们始终没见过。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连洗手间都没有的日料店。忙了一上午的投资分析，还要跑一百多米到旁边的大厦才能洗个手吗？真实的我都放弃了。
我居然醒了。8点多。从床上爬起来后，我赶紧拿起桌子上的钱包。仔细检查后，是空的。我很久没有通过钱包寻找关于前一天晚上的线索，试图填充断片期间所消失的记忆。我记得晚上7点出门，钱包里有八百块钱。我约了剧组去五道口的一家粤菜馆。我记得当时就想着，刚好把抽屉里的这些现金给用上。我给朋友发微信问：“我昨天买单了吗？”他说买了，刚好是八百。
我喜欢去国贸。出门前，我会仔细挑衣服，尽量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年轻白领的形象。午饭高峰，我会去一家繁忙喧闹的日料店。我一点也不赶时间，可是为了符合店里的气氛，我还是会快点吃。在这样的地方，坐在其他桌的人都是好不容易抽出空，暂停下当天的工作，到外面吃一顿。他们马上就要回公司了。所以我要像他们一样，专心干饭，同时思考下午的事情。我努力模仿大家的样子，偷偷拿出手机查骑车去日坛公园的路线。要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么做，我觉得是因为能够减压。穿上国贸装，我可以忘掉海淀的那些破事，什么作业、勘景、找演员。到这里表演，像是从平时的生活里请了个假，体验一些你没有选择要过的人生。
脑壳疼，也只能怪自己了。我努力地把身体带到了地铁站。幸好，周六早上的车厢并不挤，可以坐。我有九站的时间来做勉强面对世界的准备。到了亮马桥，我从地铁的黑暗里走出来，买个牛角包，扫辆单车，仿佛开自动驾驶般骑到朱莉拉的家。
我变成一个城市中的过客：不断地左右漂着，轻易地出入各种场景，满足于仅当个配角，再转场到下一个。我经常忘记自己是一名研究生。这个外壳像一本护照一样便利，它允许我顺畅通关，到处被认可。我用它来探索这座城市。北京很平，地铁线的地图也平。但我感觉它是有层次的：比起东南西北直线行进，我似乎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之间切换。知春路是盲人按摩，亮马桥是西餐，朝阳公园是足球，胡同是诗歌和电影，三里屯是各国大使馆。保持流动，就能继续穿越。
朱莉拉的妈妈开了门，让我换拖鞋进去。她走进美式风格的厨房，围着岛台忙活，边烤蛋糕边和客户打电话。我到客厅找朱莉拉：她已经坐在桌旁，成功在妈妈面前扮演乖巧完成作业的好女儿。工作日上课时，家里只有阿姨，没有爸妈，我对着兴奋自在的朱莉拉尝试讲语法，她听了两句就转移话题，开始给我汇报她当天在学校都发生了哪些搞笑的事情。周末爸妈都在，她知道及时调整状态。她偶尔会碰碰我，低声开个玩笑，紧接着恢复一本正经的样子，继续上课。我工作日的待遇是阿姨送上的一杯白开水。周末，朱莉拉的妈妈用家里的咖啡机给我做了一杯浓缩。
我学利诺学得那么像，他都要开始模仿我了。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放弃北影小区的房子，和我一样回到学校住。钱不太吸引我们了：非必要，就不工作。只要给我们时间，其他的无所谓。我们像是在学校争取到了某种经济庇护，并打算好好珍惜。身在福中，我们一定要知福。从莎士比亚那会儿到现在，时代变了，需求不同。我要当威尼斯的闲人。
那天，我真的该拒绝。经验教过我，用咖啡缓解宿醉不是什么好办法。只不过朱莉拉的妈妈一问喝不喝，我感觉如果拒绝了大概会需要编出一些特殊的理由，毕竟我以前从未拒绝过。而我当时的思绪严重跟不上和她交流的节奏，想不到理由，所以就答应了。喝完，我脑海里出现了今天最糟的结局：和朱莉拉上了十几分钟的课，我就感觉不行了，干脆和她妈妈认错，这次的费用不要了，下周再补一节。我对这一幕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当了研究生，我便获得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身份。每当别人问起，我可以回答自己在读研，但又似乎不用在日常生活中为此负责。每天的时间很多，像一张充满可能性的白纸。这并不给我带来任何空虚的感觉。在机构教书的那段时间，我已经够忙了。其实，我那会儿又羡慕起利诺。不是因为他的中文，而是因为他手里的时间。和我的决策不一样，他早就申请了奖学金。研究生入学前的整整一年，他带着生活费和租房补贴到学校上汉语班，下午就在家画画，约朋友去电影资料馆，周末去三里屯给两个中产阶级的孩子教教法语，轻松搞定他的零花钱。客观来讲，他赢了。我每天像条钟摆，随着惯性在地铁五号线的两端来回摆动。利诺过得很滋润，我活得很累，最后自己手里的钱也没有比他多多少。我甚至开始对他心怀怨恨。这就不对了。我决定，不能厌恶利诺。相反，要以他为榜样，改造自己的生活。承认自己的策略有错误，不丢人。像非洲作家丹比萨·莫约所说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现在也不晚，现在也行。利诺，要闲就一起闲。
咖啡所带来的短暂的清醒让我度过了前半个小时的课。效果渐渐变弱，我决定试试到洗手间用凉水给自己提神。回到客厅，朱莉拉说她也想去洗手间。过了几分钟，她表情迷惑地走到我面前说：“你干吗用这么冷的水洗手啊！”跟喝不喝浓缩的提问一样，我这下也说不清了。我问她为什么不把水调热一点。
走出学校，到西土城站坐上地铁，我感觉自己在北京了。车厢混杂的噪音中，顺时针方向的十号线列车到北土城站，再到三元桥、团结湖、呼家楼。我下车走进换乘通道，戴着耳机快步前行，仿佛成了尼克·霍恩比小说里的人物：迷失在人流中，被城市的齿轮所吞噬，我也能装作自己有事情干。
“不行，”朱莉拉快速回答，仿佛她知道我会问这个，“需要等很久才能调温度，这样会浪费很多的水。”朱莉拉，你放心，咱昨天光喝白酒，水省得也不少。
——苏格拉底，公元前5世纪，希腊
我又跑了几趟洗手间，尽量安静地吐了一点点，又回来面对朱莉拉的疑问：“你怎么总是去洗手间呢？”她妈妈回到卧室里工作了，爸爸那天始终都没有出现。没有人监督她，朱莉拉比较放松。她讲到前几天在小区院子里跟姨妈一起堆的两个雪人。故事讲完了，她直接站起来小跑到客厅的另一边。我们一起站在客厅的玻璃墙面前，朱莉拉边讲边用手示意堆雪人的场景。冬天中午的阳光打到我们脸上，照亮窗外的望京。朱莉拉讲着讲着，我酒醒了。
小心忙碌生活中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