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的事情泡汤了，但是后面还有戏。意大利朋友要负责电视剧《三十而已》一个摄影组的工作。她不会中文，所以找了我做翻译。来广东之前，我已经在北京和导演面试完并确定了合作。他们给我发了全剧的剧本，让我等开拍的消息。我想，被东莞的组开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多转转广东，再去朋友的剧组。童瑶的名字我应该能记得。
“你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脸上一副震惊的表情的HR对我说，“从来都没有人坐过老大的椅子。”他很冷漠，似乎想保持距离，避免自己不小心对我产生同情。除了开我，我感觉HR的潜台词是说：“你不属于这里。”我刺激到了一些什么，仿佛让他见到了某个怪物。他无法接受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我这种反应。HR拿微信向我转了几天的薪水，我就离开了剧组。
时间变得充足，我一页一页地翻译完《三十而已》四十三集的剧本，用中文和意大利语做场景笔记，还复习了一些摄影相关的术语。不巧，这也不行了。摄影联系我说，她跟剧组闹矛盾了，不干了。自然，我也不用去了。两边都落空，这下我真的没有备选了。我只好认命，那是一个不适合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剧组工作的夏天。
在拍摄的间隙，我走到摆在大监视器前面的椅子，坐下来喝了点水。“不要坐那个椅子，”副导演小声地对我说，“那是老大的椅子。”我懂了她的意思，她是在好心提醒我。但是我根本不在乎。委屈占据了我的脑海，使我无法冷静思考。我继续坐着不动。当天下午，公司HR找我谈话。
方向感全部失灵，老许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并给我指路：一路向北，直到腾格里沙漠。这是老许接到的一个业务：我们要跟拍一群广东小孩的夏令营，做成纪录片。暑假的第三个活儿，不会搞砸吧？我还在东莞，在市区找了个宾馆，闲着待了几天。我逛了一条全是卖木门的店铺的路，还有用秤定价的书摊。说白了，我没事干。我假装考虑了两分钟后答应了。童瑶是见不到了，我去找老许了。
第二天到现场，除了身体比较疲惫，我对剧组已经有情绪了。我在休息区叫人去工作的时候，有演员考验我是否记得他的名字，说如果不记得，他不会配合命令。我努力控制自己不他，内心在慢慢崩溃。在前一天的混乱后，谁能记得那么多人的名字呢？我感觉自己干不了这个活了。我后悔来了广东，后悔接了这个破工作。要是有个按钮，我想当场消失。
在广州，老许开车来接我。上完北京电影学院的进修班后，老许回了广州工作生活，这里有他的妻子和女儿。我问他关于王泳的事情。“你不要相信他。”老许边开车边坚定地说。“为什么？”我说，车里的气氛显然没有往我期望的方向转变。“他是个骗子。”老许说，目光依旧放在前方的高架上。
东莞湿热的夏天，我从酒店跑到现场，再到陌生小巷里的餐厅、咖啡店和酒吧，就一个使命：找演员——由于他们工作时间都不一样，演员们不会同时出现在现场，而会分散在整个镇里。等找到了所有在名单上的演员，天已经黑了。我准备走回酒店，喝个啤酒凉快凉快。在这个时候，剧组联系我说，拍摄计划有变动，需要再去通知所有演员。
果不其然，我在学校认识的王泳不是学校的人。他在北京卖房子，到学校扮演一个导演系进修班的学生，骗了所有人，包括老许。参加一个班里的话剧时，王泳偷走了部分剧组资金。他在老许那里借住一晚，沙发上的现金第二天就不见了。据说，王泳回四川做白酒了。我意识到，那时自己看到的只是很表面的一个王泳。本以为我和他之间仅有语言的障碍，结果我眼前是一个能够顺利骗到同龄同学的表演者。到底谁是王泳？他那时找我借钱，为什么全部还我了呢？我对他那么重要吗？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问题多于答案。我想起爷爷半世纪前对父亲说的话：中国的现实真的很复杂。
为体验电影剧组的生活，还没到正式暑假，我就离开了北京，坐上高铁前往广东。出品方是讲粤语的美国华裔，电影是一部要在美国上映的音乐片，计划在东莞市常平镇拍摄二十天。我做制片助理，负责协调剧组和沟通演员。剧组人员中外混合，工作语言随时从英语切换到中文和粤语。由于拍摄涉及大量舞蹈片段，剧组从国外请来了几十个舞蹈演员，也就是我需要沟通的对象。第一次做演员，他们明星感倒很强，晚上10点多也不怕麻烦你要个巧克力棒。演员没有手机卡，手机上不了网，我没法用微信和他们沟通工作安排。剧组采取比较原始的解决方案：将拍摄通告打印出来，一份一份递到每个演员的手里。我就是那个执行者。
像喝了口苦药，老许面无表情地吞下刚刚说的话题。我看不太出他的内心。这个一上来对谁都热情的东北人，能以同样的速度收住自己的幽默风趣，变得严肃沉默。现实会逼着老许临时脱下自己使用过几十年的社会面孔。其实，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那是我单纯二元的思维，用来解读一个房产中介能变成电影导演的世界，根本不好使。
先聊别的。我们其实聊了挺多的。明宜说到她要演的一个戏。作为两个读研究生的人，我们抱怨工作的烦恼，也就是以前做的工作。我们聊了梦想和相信自我。明宜说到改变她人生的一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给她推荐一家在北京的意大利餐厅。桌子上的菜差不多吃到一半，我们碰杯的节奏也跟上了。可以讲故事了。
下线版的老许对我没有那么好奇。哪怕我们快三年没见过，他也并不急于问我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这是关系好的意思吗？不用寒暄？或是老许觉得没话讲，也懒得追回生活的蛛丝马迹：日子过一过就得了，你这个老外还想干吗，我要边开车边演脱口秀吗？还有什么上下线版？真是没完了。
烤茄子、烤土豆片、烤韭菜。十串羊肉串。两碗米饭。两瓶鲜啤，冰的。菜上之前，我们坚持聊今天的天气，她刚在忙什么，我刚在忙什么。终于啤酒上了，烤茄子也上了。吃完土豆片之前，我是不会讲故事的。不大可能。需要桌子上的菜多一点，啤酒快喝完了，才能有气氛。我相信，烧烤会给我们带来气氛，不过要给它时间。蓝色的笔记本在桌子的一个角落里耐心等待。
老许跟我谈中医。他给我安利徐文兵和梁冬对话《黄帝内经》的播客。一切始于老许感到一只脚疼痛，经过之后的研究，他决定要杜绝冷饮寒食，试图恢复自己的元气。
虽然我们坐在池记，我却感觉明宜像来了我家里做客。不是因为池记就是我的家，不是这个道理。只是我感觉向别人讲故事是允许他们进入你特别隐秘的一个地方的象征。住学校，现实中没有什么隐秘的地方，毕竟随时会有陌生的剧组带着一堆摄影器材走进寝室里，看到你穿着内裤坐在床上吃面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反而问你能不能洗个手。想要隐秘，你最好能想象出来它。
在宁夏银川，早上出工前，我们在酒店吃早餐。安静的气氛里，老许低声对我说：“日本人牛奶喝得太多，会抑郁。”说完，心平气和的老许继续吃蒸菜，似乎刚说的话已经够了，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实在回答不上来。我的无言让老许有了说下去的动力。
我还要学习怎么念出她的名字。手机上，我把明宜两个字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复制粘贴到中文字典的软件里面，研究是哪两个字，哪两个声调，试着说了两三遍。池记的其他客人会觉得我疯了，不过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我在跟她说第一句话时不会叫错她名字——第一次和别人见面也许是我把他们的名字讲得最好的时候。走进池记，明宜确认是不是我。是我。
“牛奶会消耗身体很多的能量，”老许借徐文兵老师的科普发挥，“消化之后会比较累。做事情会更费劲，觉得生活没意义，最后就自杀。”我边吃茶叶蛋，边思考老许的观点。从早上喝牛奶到干脆想不开，老许怎么也跳过了一些重要的逻辑步骤。但是，眼看着心满意足的老许喝着豆浆，我只好点点头，表示理解。我去拿水果。
明宜还没到。她会喜欢窗边的座位吗？她是表演系的，肯定会喜欢被看到吧。里面那些小桌子又会使我们太近，也不合适，说不定会让她觉得我是在找作业的借口和她约会，借假修真？服务员过来点菜，我说我们先等会儿。服务员看我是一个人，便默默去了其他的桌子。外面的雨停了。我拿出蓝色的笔记本，复习准备要讲的故事。
“其实凉性食物也不是说物理上是凉的，”等我拿着水果回来，老许说，“你在吃的西瓜也是凉的。”
7点，人很多，窗口旁边的桌子还剩最后一张，我去抢。大玻璃墙赋予那些桌子某种舞台性质：路人会看到你吃了多少串，喝了几瓶啤酒，并会想象你和对方是什么关系，在聊什么话题。其实不是路人，他们算观众。坐在更靠里面的那些适合一到两个人的小桌子上的，就是没有拿到上台资格的其他演员，他们只好吃吃饭，远距离看戏。如果不坐窗口旁边，我总觉得去池记差点意思。
“西瓜怎么了？”我问老许，心里开始担心在这顿自助餐里没有几种食物是安全的。
再是“追一个表演系的女生”的作业。为了证明“个人魅力”，需要通过讲故事打动对方，并且第二天要请她来教室里作证。同学给我介绍了明宜，她是表演系的研究生。点击明宜的微信名片才发现，我们半年前已经加过好友，那时是为了送出一张校内纪录片放映的门票。仿佛迅速懂了情况有多荒谬，明宜没多问就答应了，直接说到见面的时间地点。我们约去学校附近的烧烤店池记——Mido曾经夸过我在池记点菜的能力，说和利诺去过觉得不好吃。我从此更喜欢去池记，并且在利诺会成语这件事上获得了一些心理上的平衡。
“它会消耗你的元气，降低你体内的热量。”老许客观陈述事实。我仔细地观察自己手里的西瓜，仿佛它变成了某种致命的武器。“没事，你吃吧。”老许说，似乎又变成了老老许。
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在隔壁的教学楼讨论该怎么讲故事。他用“借假修真”的概念来解释电影：剧情虽说是虚构的，但表达的是真实的情感。老师因此安排课堂练习，让所有学生轮流对彼此表白，并要求“表演要真实”。如果表演被判断失败，要回家给该同学手写一万字的情书。在那几天的朋友圈里，有人感慨字都不记得怎么写了，还有人表示对男的提不起兴趣、无法完成练习。
那顿早餐使我变得特别谨慎。西北干旱地带，四十度以上的沙漠，我一整天都避开了冷饮。虽然不知道元气长什么样子，但我的牺牲总算是能保护它的吧。那天的拍摄，我和老许负责不同的现场。再见他的时候，已经是收工后，在酒店的电梯。
讽刺的是，这位老师还在校读书的时候，就在离我们上课的教室不远处的一号公寓宿舍跳过楼。当时还是本科生的他醉心于一个剧本，在寝室里走来走去，走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屋里每一个角落都被他踩过，他将精神完全投入进去，最终走上了椅子，又上了桌子。窗户开着，外面没有护栏，老师跨了出去，在不知不觉中跳了楼。他的室友疯了似的跑下楼去救他，发现老师在一堆垃圾里。人没什么事，但他因此闻名学校了。现在，宿舍楼每扇窗户外侧都有铁丝网。
“我今天喝了很多牛奶。”老许说，像小孩承认做错事的样子。
可想而知，课堂上气氛很紧绷，有一种怕一旦说错话后果难以预料的感觉。仿佛光是学费还不够付这门课，还需要额外支付一些精神代价。先别说艺术，师生关系缺乏基本的尊重，只有没必要的傲慢，还有放在任何场合都不太合适的行为。为了保住心理健康，我决定不去上这门课了。有同学劝我说，“师父打骂徒弟都是很寻常的事，这样的相处模式大家都习惯了，更像父子之类的”，将我不适的感受归于文化差异——当你是在场的唯一的外国人，这是一个万能的解释。只不过，在这样的文化出生长大的同学也有同样的难处：“他的课我个人一直觉得精神压力很大。”被称为“虚伪艺术家”的同学私下对我说。这个同学可能不是“大家”。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我惊讶地反问。不是早上才说不喝的吗？先是寒凉的西瓜，后是喝牛奶的老许，我今天已经被背叛了两次。老许忏悔完毕，我们到酒店对面的一家烤肉店，坐在室外的桌子。天黑了，环绕着我们的空气依然是暖和的，像个低压的吹风机。我翻着菜单。
某行业大师为本科生开设的“拉片课”是全校最火爆的，报告厅满得像足球场，需要保安在门口拦人。在系里，我还有幸坐进了他的小班，老师能抽烟的那种。在一个冲向未来的世界，教室里残存着古代师生关系的影子。传统文化的糟粕浮出水面，课堂变成了比武过招的场合。老师会放一些获奖短片，再让学生一个一个发表对作品的评价。针对某个发言的学生，老师多次称呼他为“虚伪艺术家”。关系不仅不平等，甚至有冒犯他人的倾向。不符合老师标准的发言者会受到惩罚，包括手抄一篇关于印度教的论文（话题怎么从短片创作扯到印度教上去了，我也难以回想起来）。忽略掉学校不久前发生的毕业生自杀事件，老师会开玩笑说，上完他的课学生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
“你是不是要喝啤酒？”老许问我。他总能看透你。自从进电梯下楼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要喝啤酒。冰的。带着即将要犯错误的意识，我对老许承认了自己的计划。老许会心一笑，点了点头，接着叫了服务员过来。他点了冰啤酒，还要了酒单。看了几下，他给自己点了瓶白酒。第二天要早起，不过，老许说，白酒不会消耗元气。
学校的氛围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想要进入电影行业的年轻人有一种坚强的毅力，还有一套信仰：睡前读塔可夫斯基、定期去电影资料馆、通宵拍片，对他们来说这代表通往好作品的必经之路。下午课后，校园里的食堂和咖啡厅会成为学生招募剧组成员的基地，在附近读小学初中的小朋友会被家长带到剧组里做演员。电影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怎么讲都讲不完，怎么学都学不够，学生就不断地用口传的形式来填补彼此的欠缺。在食堂交流拍摄经验，可以默默地吸取别人的教训，零成本学到新的东西，提升在创作中应对问题的能力。聊完，各自回图书馆琢磨各自的剧本。一次通宵拍戏时，遇到创作瓶颈的导演和演员私下沟通了一小时，整个剧组都在宁静的清晨等待结果。脱离了宿命论非常重的意大利社会，我很珍惜这种人人通过努力能决定自己的未来的信念。它让我想起书中读到的19世纪美国城市开拓者的心态：靠个体的勤奋，经受考验，坚持目标，就可以证明自我价值，创造成功的机会。
电影方面，夏天的收获几乎为零，跟我设想的高强度积累经验的档期来比，还是挺糟糕的。我夹着尾巴回到了学校，尽量将前几个月的经历忘掉。腾格里沙漠的夏令营只是个微薄的安慰，像你输了欧冠，输了联赛之后，赢了难以使球迷兴奋的意大利杯。更多，是心酸和遗憾。我本来对电影行业充满着期待，但真的接触了，自己却搞砸了。我为什么不能和其他进剧组的人一样，扛着不满完成拍摄，坚持到大家开开心心地拍杀青照、吃杀青饭呢？自从入学导演系，我不怎么喜欢看电影了。那成为一件有压力的事情：这个镜头怎么拍？演员行不行？我为什么写不出那样的故事？
让我们把镜头切回中国。8月底，我在开学前搬回了学校宿舍住。一切和两年前来学中文时一样，除了红珊瑚一屉包子加豆浆的总价涨到了两位数。国内的研究生有点像自由职业者：没人知道你每天都在干些什么，直到你想办法交上一些能见人的东西。那几年给我的主要是时间：创作的时间、思考的时间、纠结的时间、发呆的时间、迷茫的时间。学校不再是一个天天督促你跟上学业的家长，它变成一个只想偶尔看看你成绩的叔叔。本科生才是日程排得最满的孩子们。
要重建和中国电影的良好关系，就从重建和北京电影学院宿舍楼的阿姨的关系做起。
2016年的夏天，我身处的两个似乎比较分裂的世界被缝合在了一起。美国学校创意写作课的老师了解到我最近拍片子的事情，在走廊撞到我时提出可以给我一千欧元，把他写的短篇小说《夏天》给拍出来。我同意了，并在美国电影院的孩子中选演员。小说讲的是一个给富裕家庭工作的女佣的故事。情节是超现实的，我们在墓地拍摄女佣和想象中的主人跳舞的镜头。这是我在罗马做的最后一件事。
她是北京人，准确来讲，西单人。我和她有时候会在电梯里碰见，礼貌地点点头，不久后就争论起谁要先出电梯。我说不过阿姨，因为她会直接推我的胳膊，把我往外推出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我已经跟她讲过自己来自意大利，也见过几次，可是在她眼里我只来自“国外”。进寝室打扫卫生时，阿姨注意到一个小冰箱，自然地问我：“这是从国外带过来的吗？”我说是在淘宝上买的，她问多少钱，我说三百。她没别的要说的。
和他们相处，电影变得很具体。行业里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我还把我的驾照积分卖给某个频繁违反交通规定的编剧。罗马某个电影节找了团队的领头选片，他接了之后不想干，直接外包给我。我写了故事片的剧本，凑钱拍了个短片。和我一样，团体里的其他人也想做电影，有想做制片的，做演员的，甚至有想做放映员的。我更加确定这不是在做白日梦，而是我现在的现实。
“这屋里煮了咖啡豆啊。”阿姨忙了会儿之后又说。
不过，我受到了欢迎。他们的带头人开会时曾说过，需要学会走在那些灰色的道路上。这是美国电影院的孩子的力量：他们有革命的精神，却能接受银行的赞助来办电影节。我是谁、在哪里读书、在哪里花钱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我愿意帮忙摆椅子就可以了。我加入了他们的团体，参加了会议、聚会，完成被分配的任务。夏天的六十个夜晚仿佛赎罪，越台伯河区对我来说不再是酒吧和约会的天堂，而是电影散场以后留下来扫地的圣科西马托广场。
“嗯！”我回答，感到了和对方连接的可能性，“阿姨喝吗？”
“能帮忙摆椅子吗？”我鼓起勇气问。我有点心虚，因为他们是维护城市原生态的罗马土著，而我只是一个来读美国学校的外地人。我的学校就在越台伯河区，距离他们占领的电影院才七百米。他们想通过无收入门槛的文化活动来丰富普通人的城市体验，挽救这条把重心放在赚游客钱上的旧街道的精神生活。我呢，我恐怕站错队了。我读的学校学费很高，吸引的是中产家庭，学生自然会成为越台伯河区租房市场的重点客户，加剧房租涨价的问题。咖啡店、饭馆、小酒馆的定价也会随着提高。从消费习惯来看，这些学生比较像是停留时间更长的游客，对这个街道的影响无法被忽视。前半年，当美国电影院的孩子在开会，和市政府打交道，准备枯燥的提案材料，为露天电影节的梦想努力的时候，我大概率是在附近的小店和几个同学一起喝酒。虽然谈不上敌人，但我代表的是整条街道走向中产的过程，是他们用文化来抵抗的那个经济趋势。怎么说呢，他们如果不想要我，我非常能理解。
“不喝，不喝。”阿姨想都没想就说。
我是在这里认识他们的。那是“露天电影节”的第一个夏天。六七月的每个夜晚，广场都有电影放映。不用票，不用钱，不用预约，坐椅子或坐地上都可以。
“阿姨喝茶吗？”
一号项目公司提出上诉，启动了意大利极其缓慢的法律程序。最终的判决可能要等十年，而青春只有一次。美国电影院的孩子们被迫离开，找新的事情做。但他们不用走得特别远——当地的居民免租金提供给他们电影院旁边的一个曾经是面包店的三十平方米的屋子。这成为他们新的总部。从6号搬到7号，他们留在同一条路上。现在，右边是他们的奋斗目标，而往左走几十米就是他们未来几年的新地盘：圣科西马托广场。
“喝茶还行。你这有什么茶？”
紧接着是国家的支持。2014年11月，意大利文化遗产部认可了美国电影院有艺术历史文化价值，从此这家电影院受所有现行法规保护。换句话说，它不能成为超市、豪华公寓、停车库。一号项目公司的计划泡汤了，财产价值直接减半。两年前带头占领电影院的大学生收到意大利总统的来信：“必须肯定那些为我们的城市街道带来剧院、影院、文化生活的人们的努力。”
“红茶，绿茶。”
罗马每天有很多郊区的学生来市区读书，他们下课后却没有除消费性质场所之外的聚集地可去。五十来个高中生和大学生对此不满，他们认为美国电影院的改造计划是旧街道成为地产商投机重灾区的象征。他们直接进电影院了。一年半之内，美国电影院的孩子在民间筹集了十万欧元（那时约八十五万人民币），重新装修了电影院的屋顶、排水沟、地板和电力系统。他们开放了图书馆和自习室，成功阻止了拆除改造的工程。除了放电影，他们办的活动有戏剧、公开辩论、演唱会，还有罗马球队的比赛，最热闹的时候影厅里能有一千人。每周四有“用书买酒”的活动，可以边喝一杯边把书贡献给电影院的图书馆。罗马是意大利电影产业的中心，因此像索伦蒂诺、托纳多雷、贝托鲁奇等著名导演很快就得知美国电影院的事情，并来到现场出席放映活动。越台伯河区的老居民以及意大利电影圈子都赞成：孩子们的梦想是正事。
“英国那边喝什么茶？”阿姨对我的英国室友何东说，终于向他打开我们对话的大门。
在曾经属于罗马底层居民，如今布满精致的爱彼迎公寓的越台伯河区(Trastevere)的一条街道上，那家美国电影院营业了四十多年。电影院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建筑内部有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马赛克墙。1999年，电影院倒闭。最初改建为宾果游戏厅的计划因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被叫停。2002年，一号项目地产公司收购了这栋楼，准备将它拆除改造成二十间豪华迷你公寓，一层私人艺术馆，两层地下停车库。民间自发形成了反对派组织，阻碍了项目的进程。但是，他们没能为这栋楼争取其他用途，结果电影院此后长期处于废弃状态。直到2012年11月13日，市政府即将批准地产公司开工时，占领开始了。
“红茶吧。”还没睡醒的何东说。
拍纪录片那段时间，有次我傍晚路过一个小广场，注意到一群正在广场中摆椅子的年轻人。我意识到，他们是“美国电影院的孩子”，我最近在杂志中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几年前，还是高中生的他们通过行动获此荣称。
“北京喝花茶。”阿姨说，反复表示我们的茶不合适。喝茶的话题在此说完了，不过阿姨显然还要忙几分钟，我对交流的使命也没那么容易放弃。我借正来临的国庆假期说几句闲话。
他答应了，也没多问：“Sounds great, good luck！”我骑车去学校，拿了一大包器材。接下来一个月，我坐公交走遍了罗马，采访了当地涂鸦界的人物，从艺术家本人到策展人和经销商。我想的是将自己的传统记者报道转化为吸引力更大的视觉产品。效果还可以：我差点被罗马一个艺术品经销商告上法院。他不满于纪录片中既有对他的采访，又出现了和他对于涂鸦意见冲突的艺术家。经销商在电话中威胁我，劝我把纪录片从网上删掉。我没理他。他没有再闹了。
“国庆你们不放假吗？”
我的厚脸皮又派上用场了。我原本在米兰上学，因为申请到一所美国学校的双学位项目，就到罗马一所文理学院读书，算是做客。我享受的待遇是以意大利公立大学的比较低的学费去上这所私立的美国学校，也就是说，我比在这所学校的其他同学钱付得都少，大概是他们的十分之一。负担全在美方，我也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给视频制作课的老师发邮件，说我想拍点纪录片，能不能借用学校的器材。
“你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写作是我的母语，电影算是外语，所以你现在看的是一本书——也就是说，前者是几乎与生俱来的表达习惯，后者是后天学的。做电影的想法和来中国的决定有些相似，都比较随心。2015年，来中国前一年的春天，我选修了一门很基础的视频制作课，在一个学期之内接触了一些做电影的基本概念，从构思到剧作、拍摄和后期。班里所有人都各写了一个剧本，老师选择了最适合拍的一个，最后以全班为剧组，用学校的器材和剪辑房完成了一部短片。我室友的剧本被选上了。我很欣赏她的想法，期待她的创作，所以也不觉得太可惜。我在她的剧组边打杂边观察拍摄的过程。做后期时，我经常坐在剪辑房，看看她的进度，见证杂乱的素材渐渐变成电影。这个过程是有一定魅力的。到了暑假，我也想试试。
“那可能我们应该走一下。”
在倒数第二期节目里，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暑假安排。利诺刚办完签证，准备去俄罗斯玩，再一步步地穿越欧洲，漫游回老家巴黎。暑期档即将迎来大量国产片，包括《邪不压正》，Mido期待坐到大银幕前，欣赏在北平的屋顶上裸奔的彭于晏。我期待辞职去学电影。
“不！你们这面孔，一看就是外国的，出去也会被怀疑。”
除了我和利诺，后来加入播客团队的还有Mido，一个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影迷。不夸张地说，中国电影资料馆是她的第二个家。有网络售票之前，她会在小西天排一整夜的队，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早上9点才终于买到北影节的票。为了能够赶到想看的每一场电影，北影节期间Mido会干脆找理由向公司请假。电影对她来讲不是用来脱离生活的媒介，通过银幕进入各种无法在现实中体验的世界，那才叫生活。在聚焦戛纳电影节的一期节目中，Mido念出毕赣导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那本绿皮书扉页上的咒语，这部电影入围了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此外，那年还有拿下金棕榈的《小偷家族》，进入主竞赛单元的《江湖儿女》和获得了两个奖项的《燃烧》，这简直是亚洲电影的崛起。另一期节目讲到未来拿了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赵婷的《骑士》，一部华人拍的当代西部片。“寻找合拍”一期分析合拍片的过程：在法国完成拍摄的中国剧组需要遵守一系列的规定，包括午饭务必离开现场，到饭店就餐。这些规定让拍摄节奏更慢，但《寻找罗麦》的导演念念不忘那些美食。在《电影咖啡厅》，我们观察到的是一个新中外蜜月期。
“那就不出去。”
4月份，我们到三里屯的法国文化中心观看一场有导演映后交流的《寻找罗麦》。那是一部中法合拍片，也是在内地院线上映的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上映后两天，《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表示，不同性取向“是个体的权利”，而保护它“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好莱坞报道》传出关于上海的制片公司东方梦工场和迪士尼导演格兰·基恩合作的消息，他们计划将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进行现代化改编，拍出一部奇幻冒险音乐动画，由网飞在全球发行。《动物世界》用动作片剧情重现社会的丛林法则，反思人性与道德。录节目时，我把剧本说成“煮本”，休息区说成“休息初”，每期能吸引一百来个勇敢的听众。出丑也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在记录中国社会开花的季节，对我来说这才是做播客的价值。
“对。”
对中国社会好奇，对电影行业感到兴奋，我和利诺决定用中文做一档名叫《电影咖啡厅》的播客。忙着教意大利语的那几个月，《电影咖啡厅》给我提供了上班间隙的精神滋养。我坐地铁到利诺在北影小区租的房子。我们用一个摩卡壶煮咖啡，再到房间用iPad录节目。在北京渐渐热起来的初夏里，关上有噪音的空调是我们对节目质量的追求。在总共制作了九期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那年看过的中国电影。我喜欢《寻狗启事》，一部讲别扭的父子关系的东北话电影。其中一期节目回顾了王家卫和电影专业学生的一次线下交流。
“我还听个留学生说，他想去看阅兵。”阿姨说完，我分析她的表情：她看起来并不认同那位留学生的主意。
我从香港回北京时就觉得，中国电影和世界接轨是必然的过程。市场在变得更成熟：一批青年导演正在开创分类更细的电影类型，提高文化产业的多样性，讲更多故事，吸引不同的观众坐到银幕前。根据市场逻辑，我推测商业片的收益有潜力支撑票房更低的作品，像文艺片或导演首作，以鼓励导演探索更多种创作。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将像《北方一片苍茫》这类文艺片带到二三线城市的影院，丰富了观众的选择。那年夏天，时隔二十八年，老港片《阿飞正传》终于在内地正式首映。随后，戛纳金棕榈获奖影片《小偷家族》也在内地影院上映，票房将近一个亿，成为当时内地历史上最卖座的日本真人电影。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以接近十四亿的票房迈进年度票房前十。“内地‘识货’的观众，还是慢慢增加的。”有行内人士评价道。
“疯了！”我毫不犹豫地补充。
我和利诺连续两年参加香港的国际影视展——这是利诺从上一份工作继承下来并和我分享的福利。我们装作业内人士，偷偷看大人做事：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视公司面朝百年历史的维多利亚港，交换宣传材料，买卖作品版权。一家杭州的制作公司带着自家的动画短剧，寻找全球发行的机会。一部讲述森林之魂马夫卡和人类卢卡斯之间的奇幻爱情故事的乌克兰电影有同样的需求。香港本土公司创艺国际发行了范冰冰主演的历史大剧《巴清传》，并将其介绍为“历年来投资金额最高的中国电视剧”。走到影视展的放映区，我们赶上了前不久获过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的《大象席地而坐》，它的导演胡波刚过世不到半年，现在我们是他的师弟了。
“哈！你太棒了！”得意的阿姨说，说明我台词说对了。
那年是我在国内电影院观影体验最丰富的一年。涉及不同地区、社会阶层、生活处境的电影剧情促进了我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迎来了修复版《末代皇帝》、讲农村寡妇的《北方一片苍茫》和藏语片《旺扎的雨靴》。姜文、贾樟柯、张艺谋、毕赣的新片陆续在全国上映。四位80后导演拍了非常合格的类型电影：韩延的漫改动作片《动物世界》、白雪的青春题材片《过春天》、饶晓志的小人物剧情片《无名之辈》、文牧野票房破三十亿的现实主义商业片《我不是药神》。主旋律片《红海行动》拿了春节档的第三高票房，但并不是电影院里唯一的选择。白天逛商场，还有像《超时空同居》这样可以用来消磨时间，又不会让你后悔花钱买票的爱情喜剧。
“电视上看不就行了吗？”我兴奋起来。
2018年，我和利诺对中国电影的热情，最有可能体现在这段对话里：两个欧洲人用极慢的语速和失控的声调来录中文播客，聊王家卫，谈创作，并把豆腐说成了包子。我们天真、幼稚、乐观——脸皮也比较厚，才愿意发布令母语者听得着急的中文节目。我们最终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分别准备读导演和动画专业。中国电影正在快速发展，它的成长是肉眼可见的。投资人、影迷、青年导演，为艺术也好，为一桶金也行，电影行业的活力让大家都感到自己是这个进程的一分子。令人兴奋的不是行业今天的成就，而是它明天的可能性。未来一定得更好，未来必须得更好。
“就是！”
“有道理！”
“去看也看不到什么！”
“很抱歉。但是，有时候，虽然你是做豆腐的，可能你也得知道关于做包子的一些知识。”
“对！人太多了！你喝点咖啡看看电视，多好。”
“你想吃包子啊，亚历。”
“很舒服！这七天都不出门。”
“做豆腐的！”
“哈哈，不用！今明两天不出门就行。”
“做豆腐的。”
“好！”
“啊？”
和阿姨的对话包含着一个我自己最近一年忽略的问题：想好好创作，需要关注周边的世界，而不是关在房间里。我太沉迷于自我表达的欲望，嫌弃去同学的剧组帮忙，以为自己专用的时间越多，我的创作就会越好。可是情况没有朝着我的预期发展，我反而变得更封闭、更暴躁。我要走出寝室的门，和别人一起做事情，不怕把手弄脏。我要去演戏。
“做豆腐。”
一个接一个的参演邀请，我都爽快答应。在天安门寒冷的清晨，我演马可·波罗。我也演海边的绝症患者，还有苏联时期的宇航员。北京的冬夜，我和导演会围着铜锅取暖，在拍摄前透过水蒸气先了解彼此。在演员这个角色里，我重新找到在剧组的归属感和尊严。从镜头前，我能感受到中国青年导演们对创作的热爱和认真。这会让你想要和他们一起努力。
“记得以前王家卫说过，你作为一个导演得是一个做包子的人，对不对？他是说——”
有天中午在学校，同学约我去食堂一层的新疆餐厅，说想让我演他片子里面的一个外国记者。片子的剧情围绕着虚构的河西大学的学生会选举。
——电影《有话好好说》
片子叫《正常》，后来入围了独立电影批评家张献民的第二届“十荐”评选片单。导演叶星宇接受采访时说，在创作过程中“没有遇到（老师的）阻力”。他的导师对他说过一句让他很感动的话：“将来你出去一定会说假话，但是我要先教你怎么说真话。”确实，在校外，《正常》遭遇了一定的阻力。
“你理解我？我都不理解我自己！你甭跟我说这些屁话！”
在喜欢玩隐喻的学生短片中，《正常》因它比较直接的风格而突出。在短片的豆瓣条目底下，这似乎是最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因素。有些评论认为《正常》的表达方式过于直白。翻着评论，你可以找到导演本人的回应。
“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理解你。”
年底，我走在校园。举目四望，有一群在校园小道上站着的人。他们之间会保持一些距离，像是每个人在自己身边画了个四平方米的个人区域。大家站在原地安静地翻资料。我似乎走进了一幅画，里面的人物一动不动。我经过他们往宿舍楼走，只听得见遥远马路上的车流声，甚至能意识到自己脚步的声音。我瞬间想到那种一群人各戴各的耳机，到一个小广场无声蹦迪的场景。这里也是，他们都按自己的节奏来，翻一翻资料，查一查手机，再抬头，又开始翻。这是今年报考的场景。人人迫不及待地想发挥自己的力量，对行业更光明的未来充满期望，这就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