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个子不高，一头金色短发，二十多岁。她是我一个有钱朋友的更有钱的朋友。其实，可以说我和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某个夏夜，在美国留学的袁羽走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门口，偶遇下楼取外卖的我，问我能不能进学校看看。他得有一米八，身体很瘦，戴一个耳环，爱打篮球，老家在广东，在加州学编程，微信名开头是就读的学校的名字。
2019年那年，仿佛已经预知接下来几年会什么样，我几乎没停下过，不断地东西南北来回跑。我有次甚至接了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玩的活：从北京特地坐高铁去深圳，在公园看看夕阳，再把一些摄影器材带回北京（由于不同地区的器材租金不同，有时会有人请人把器材送回租金最低的城市，这是最划算的方案）。我喜欢这个国家的大，大到能够让自己在其中消失，在上千里的铁路上漂泊。我不带任何目的或需求，迎接路上所有的偶遇。度过了主要在学校活动的前两年，我现在很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中国。我终于能听懂人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像有着不竭的活力，我被这样的力量吸引了、打动了。在我比较缺乏方向的时候，他们向我展示了生活不同的可能性，虽然他们和我的生活无关。在路上，每一次的交集都让我觉得我属于这个混杂、不完美、让人又爱又恨的世界。
在电影学院转了一圈之后，袁羽约我第二天在中关村的一家咖啡馆办公。他边忙工作边翻着成功学的书，到点带我去附近的店里吃烧烤。他说当下的形势没以前好了。这个表面上比较模糊的判断其实有很客观的衡量标准：两年前，袁羽家里有三个司机，现在只剩一个。说“三个”的时候，袁羽的眼神发光。他是90后独生子，等于说家里一人配一个司机。这样的奢侈，如今只有他父亲才能拥有。“回家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司机。”袁羽说。
在探索异国社会的过程中，我陷入了典型的局外人的悖论：我尝试主动地去了解他人，却不断地吸引注意力到自己身上。或许，比起高调地出面，和周围的环境直接相处，我更适合坐在车后座，静静地听听前排的人说话，让他们说着说着就忘记我的存在。
周末他带我去参加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活动，我们在会展上和姜明碰了面。他们一人手里一杯奶茶，在高科技的展馆中间走马观花。我和袁羽是坐十号线地铁来的，而他真正期待的是逛完会展去坐姜明的玛莎拉蒂。“参加会展”只是摆个样子给彼此看。北京的南六环上，袁羽舒适地躺倒在玛莎拉蒂的副驾驶座椅上，接着对姜明说自己最近的烦恼。他正纠结于四个女生之间。
无法在异国成为自己人的失落是真的。想要保证大家在日常中对你说话礼貌不越界，不干涉你的个人生活，不强迫你陷入年龄、婚姻、生育焦虑，这也是真的。在工作上，我也感受到了对外国人身份的怀念。在东莞进剧组那次，我接了一个为本地人设置的岗位（不报车票，工资极低），经历了上级的那种非常不客气的对待，也只坚持了两天。在拍摄现场，那些刚从海外飞过来的演员享有全剧组的照顾，而作为幕后工作者的我已经失去了那些待遇。作为老老外，我只能羡慕他们。
“你最喜欢哪个？”姜明说，专注的目光不离开前方的道路，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那也差不多了。”朋友自信地说，似乎手里有方案。我一时不懂他想说什么。“可以想一想稳定下来的问题。”朋友接着说，解决了我的困惑。他想说的其实很清楚，甚至摆在我面前：一对结了婚、生了娃、在商场吃烤鱼的夫妻。我紧张地笑出声来，但朋友讲的不是段子，是真的提问，所以他等着我接话。“差不多，差不多。”我边说边用筷子挖掘锅里的鱼肉，顺便看看能否挖掘到一些能让我走出这次演变成尴尬局面的午饭的话语。回去以后，我们谁都没有再找对方。
“都差不多。”袁羽望了眼路边的树说。姜明沉默了一下，接着说到他们两人都认识的第五个女生。“你为什么不和她在一起？”姜明说，语气带着提出了解决方案的骄傲。袁羽直接笑出声来，这大概是他收到的最不可能的建议。“她不是有一千万的车吗？”袁羽直截了当地反驳。
我感到有点奇怪，但也还行，这些不是不能说的。我如实回答，期待着对方的某种对自己已经流逝的青春的感慨。
“我爸的车才有一千万，好吗？”姜明带着贬低的笑容说，“她的车就四五百万，放心。”
“对了，亚历，”朋友说，聊天的方向盘突然对着我，“你多大了？”
袁羽所说的四个女生都是他爸介绍的——分别是市长的女儿、省长的女儿、警察局长的女儿、某个商人的女儿。那天早上，袁羽收到父亲的消息，又是给他介绍女生的。袁羽编了个借口，变相拒绝了。“我爸急了，”袁羽带着烦躁说，“他觉得一旦工作了，没那么容易找。”
我们聊的大部分是他们的事，特别是他老婆的事，关于同时带孩子和工作的事。我认真地倾听，并提出建议，让她和我另一个像她一样教意大利语且有孩子的朋友认识认识。我想过，这大概是我今天最大的贡献，连接了两个应该会聊得来的外国人。加上我从市区跑了一趟，他们来买这个单也不过分吧。我得意地猜测后面就没有我的事情了。
“他说得对。”姜明连忙回答。她语气里有那种深谙生活智慧的过来人的得意。“你在工作上会遇到很多女生，但她们主要是图你的钱。”姜明又补充说。袁羽保持沉默。路上很堵，像他自己脑中的想法。他的目光流落到车窗外的南六环，仿佛试图在车流中寻找答案。
我去见了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老婆是意大利人。因为他老婆在北京朋友比较少，他叫我到他们家附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我们在地铁站附近的商场吃烤鱼，在场的还有他们三岁的小女儿。那天，我内心认为自己是某个被他们请来的社会观察者。我平时不会在周末挤商场，聊聊孩子的问题。考虑到客体的陌生程度，比起普通社交，这更像是一次田野调查。我告诉自己，这绝对是一次全新的、和我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体验，这样才能够放松地享用那条烤鱼。
“找个喜欢的。”姜明说。她终于摆脱了那种说教的语气，听起来还稍微亲切些，大概也像一个朋友吧。袁羽的注意力被成功地拉回到车内。
不过，基于坦诚——以及身边人的犀利提问——我必须要回答一个既现实又比较哲学的问题：如果真的能融入社会，我会想要吗？有没有其实不想脱下外国人这个身份的时候？有没有想退后一步的情况？融入了，不就没有梦幻岛了吗？我想了一下，一次在八宝山的下午茶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
“但是，”姜明严肃地说，像讲到了课堂上的知识重点，“你要找个和你差不多水平的。经济条件不一样总会很麻烦。”
而我离开罗马到中国已经有三年了。我在北京几乎没有什么意大利朋友。回老家的时候，高中同学说我讲的是中式意大利语，带音调的。发语音给我妈时，我经常停顿下来，想不起来词，最后说的是有中文翻译腔的语句。可以说，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中国人——我被夹在中间的一处灰色地带，似乎摸不清自己是谁了。
晚上，我们去吃了一顿名店的烤鸭。姜明一开始就说清楚了她会买单，还多次鼓励我“点一些贵的，没事”。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证明经济实力为目的的饭局，但我不介意。除了自己成了她炫耀财富的对象，那天的场面算挺顺利——他们没有因为我而调整话题的方向。一会儿是八卦，一会儿是职业疏导，一会儿是人生大道理。他们聊得很投入，根本顾不上我。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我花了很久才学会不把这些往心里去，让入住酒店的焦虑转化成佛系的态度，坦然地面对路途上的不便利，仿佛被拒的是护照上的那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甚至你迟早会认定这根本不是你配得上的东西，就像你无法在网购平台下单跨境进口商品一样。外国人的生活体验相当分裂：一会儿享受超国民政策的优待，一会儿连普通消费者都不如，购物出行都有阻碍。精神上更是如此。在北京出生、长大、读书、生活、工作的美国人参加朋友聚会时还是会被说“老外不懂”，并以此为由被阻止参与一些话题。为中国经济贡献了整个职业生涯的德国人满六十五岁时无法延续工作签证，因此不得不离开自己几十年的家，定居在新加坡。这些真实经历都在告诉你，可以来这里学习、工作、生活，但你不是，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是“自己人”。
成都一夜，青旅门口站着一群藏族人。青旅的管家于琴起身，走过去看一眼。
这样的事会摧毁那些关于融入当地社会的幻想，提醒你，你始终只是一个没有身份证的外国人。有一次和几个同学去南京拍摄，我是剧组里唯一的外国人，剧组也没想到要因为我而做特殊的准备。深夜到南京时，同学们陆续入住，酒店拒绝了我。我感到熟悉的无奈。邀请我进组的同学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他又吃惊，又对我感到抱歉。他拿着我的校园卡给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看：“他在中国读书，他和我们一样，他，他不是外国人！”我在旁边观看这一幕，心里很清楚说这些都没什么用，不过还是对同学为我做的辩解感到很荣幸。他的意思其实是，我不是一个外人。只不过他歪曲了事实来表达这一点，笨拙、可爱，还有些精准。
“怎么了？”于琴问，仿佛有人深夜敲她家的门。
有一次逛南方的小城市时我心情还不错，路过一家有些破旧的宾馆，规模比较小，能接待外国人的可能性不大。我直接进去了。在前台值班的阿姨显然感到惊讶，但没有拒绝我。她说这是第一次要帮外国人办理入住——这就是我希望会遇到的情况。趁她对业务不熟，我成功入住了。到房间里打开电视，有英超的比赛。走了一天，我躺下来看球，感觉很踏实。然后，有人敲门。前台的阿姨发现了他们宾馆接待不了外国人。我虽然已经在穿着内裤看球赛了，还是得走。
“我们找地方住一晚。”带头的穿着橘黄色袈裟的僧人说。
在外地找住宿也如此。一是想省钱，二是想住得低调一些，不去什么国际大饭店。可是这样单纯的想法在现实中竟也如此艰难。偏高档的酒店一般没问题，但是中等以下的酒店会不会接待你是一个旅行中常年存在的未知。我会提前做功课，在携程上筛选“接待外宾”的酒店，可这也不是很准，有时候充满自信地到了前台才被拒绝入住。因此我会先打电话确认。
“你们几个人呢？”于琴问。黑暗中，几米远的身影显得模糊不清。
表面上的好客对脸不对人，意味着某种交流上的分裂。你要拿自己的老外身份来迎合对方，同时在内心做出真实的反应。回到小区时，我又在电梯里遇到了那几个年轻人。我的情绪已经很冷静了，决定打破我们之间的僵局。我等到和刚才发言的女生对视时说：“不用怕嘛。”她震惊了，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她拼命地道歉，直到只能夸我的头发好看。
僧人转身算了一下后面的孩子和妇女，再面向于琴说：“七八个吧。”
我选择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照常出门，到街道的路边摊吃炒粉。摊主和居民都很友好，这使我的内心更为复杂。新奇的面孔一贯能保证你到全国各地都会有特殊的招待、热情的问候。在他们眼里，你来这个国家有十天还是十年，其实都一样。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实：你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来熟悉这里的语言、社会、文化，调节了各种不适应，甚至有了归属感，最后别人看到的还是一张外国人的脸。而讽刺的是，那样的相处又意味着一种安全距离。一旦走得太近，你会听到一些你不该听到的话。
“那不行。”于琴说完，僧人点点头，重新回到了他的队伍中。于琴关了门，回到青旅大厅的桌子前坐下。除了于琴和我，和我们坐在一起闲聊的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妈妈。“住不下他们所有人吗？”她问于琴。
我走到单元门口时，他们终于又说起了话。“我就是很怕外国人。”其中一个女生对朋友说。楼道极其安静，声音特别清晰。
“我们只剩四个床位。”于琴说。
我想起来这不是北京，对方可能会对我的出现有一些反应。他们一下子暂停了对话，仔细地把我打量了一遍。这都算是在我的意料范围之内。
“藏族人喜欢睡地上。”
也许最能体现出我的心境的是在南方某个二线城市发生的事情。我是因为转机而路过。停留的时间比较长，要等第二天才能有航班，我就在机场附近的小区租了个小房间住一晚。安顿了下来，我准备下楼去吃点东西。电梯下到一层开门时，我面前是几个闲聊的年轻男女。
于琴没有接话。
这个对话的不同版本会一直伴随着我在中国的生活——以至于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不了解意大利的房地产，以后就没有朋友了？我发现，外国人的身份有点太重了，会很难让对方自然、自在地和你交流，涉及的话题范围也非常有限。坐出租车被司机问到自己是哪国人的时候，我都开始考虑要不要说点别的国家，像德国，好歹能聊点足球之外的。我每次出门仿佛举着一张写着“我是外国人”的牌子，持续吸引着一堆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的刻板印象。
我们在一家以太空舱形状的迷你房间为主打的青旅。舱位的高度只够你坐在床上不会把头撞到塑料天花板。躺下来，两边是塑料墙，其中一边带着圆形的镜子和电源插座。眼前的窗帘保证着一丝微弱的隐私。办入住时，前台问我要不要楼上更大点的太空舱，但是我想过，如果真追求舒适的话，也不会来太空舱青旅，还是算了吧。
“不多。”
夜里又传来敲门声，这次出现了一对情侣。于琴迅速去接待，带了男生看房间，女生留在门口等候。再回到大厅时，他们一言不发，男生走出青旅大门，于琴又回来坐下。“他们在找一个房间正常点的地方。”于琴向我们交代那对不情愿在太空舱里过夜的情侣的情况。
“吃辣吗？”
青旅的未眠夜，没过多久再次被打断了。听到楼梯间传来的清晰的脚步声后，年轻的妈妈惊慌失措地捧起正在吃的一桶泡面，跑向青旅门外，几下的工夫就离开了我的视野。于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有我不懂发生了什么。
“大概吧。”
“是她的孩子，”于琴小声地和我说，“他生病了，不能吃垃圾食品。如果看到妈妈吃方便面，他也会想要吃。”于琴话音未落，小男孩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围着桌子不安地踱着步。
“自由吗？”
摆脱了那桶危险的泡面后，妈妈又回到了青旅大厅，像没事人一样静静地坐在孩子的旁边。做出判决之前，孩子审视了他妈妈一小会儿。
“资本国家。”
“你吃了泡面！”小男孩尖叫。
“哦。意大利……是一个什么国家？”
“我没有。”妈妈试图平静地回答，但立即被他打断了。
“法国的吧。”
“你刚吃过！我能闻到！”
“特吕弗和戈达尔也是意大利人吗？”
妈妈干脆不理他说的话，把两个装着药的小瓶子放在桌子上。小男孩捡起两个瓶子，将它们移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再和我们一起坐下来。母子俩貌似在下棋，彼此都无法攻破对方的策略。他们只好暂停冲突，但比赛并没有结束。
“八块钱左右。”
“现在很多人去欧洲的一些地方买奢侈品，”于琴告诉我，一点也没有被周围的闹剧所影响，“在中国买要花双倍的价格。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了一个LV的包。”小男孩对奢侈品的价格不感兴趣，脸色渐渐阴沉。
“一欧元值多少人民币呢？”
“我生气了！”他站在沙发上喊，“我想打人了！”在他妈妈尝试让他平静下来的同时，于琴像一个画外音一样和我解释，小男孩在吃药期间容易生气。
“欧元。”
“你明天出门出得早吗？”于琴问我。
“哦。用什么钱？”
“早，什么叫早？”我几乎被问住了。
“意大利语。”
“7点前青旅的门关着，”于琴说，“你要是想出门需要打电话叫人开门。”
“你们意大利讲什么语？英语？”
我告诉于琴我不会那么早出门。妈妈抱着孩子上楼睡觉了。第二天一早，他们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有点想知道那七八个藏族人今晚有没有住处，以及那对情侣是否住到了适合他们的正常房间。已经大半夜了，但大家还有很多事情待解决。
“一两句说不清。”
夏天，我到广东惠州闲几天时，发现了一个人点海鲜的难题。“能来个小份吗？”研究了半天菜单之后，我恳求服务员。“不可以。”服务员说。他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过了会儿，他又回来说：“晚上要不要和我们去唱K？朋友过生日。”海鲜饭馆里坐着几个和他差不多年龄的男孩——该玩手机玩手机，该上菜上菜，像是暑假期间来帮忙的。我答应一起去。
“你觉得东西方有什么区别呢？”
过生日的朋友叫烟云。他整晚忙着唱歌和社交，但抽出了点时间来和我自拍了两张，拍完就发了个朋友圈：“和Ale一起过我的生日。意大利的朋友。真正的意大利人。”朋友圈的文案让我对烟云曾经遇到过什么假意大利人而感到困惑，但我决定不接着追问。
“没研究过。”
“你可以叫他猴子。”大家向我介绍包间里的一个男孩。
“买个别墅多少钱？”
猴子以惊人的速度给我递烟。他几乎只讲广东话，因此递烟成了我们之间最有效的语言。不管我是否听得懂，他都坚持和我讲。我偶尔会听懂零散的词，剩下的就靠想象力和酒精带来的自信。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抽烟，便把猴子递的烟藏在耳朵和头发之间，好在我头发比较多。我点了一首《小幸运》。
“我不了解。”
第二天下午，烟云给我发微信，叫我一起去喝冰茶。点完单，他严肃地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猴子去抓螃蟹了。”他终于隆重地宣布，顺便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我们接着聊抓螃蟹难不难，烟云说不难，一直聊到服务员来给我们上冰茶和椰子饼。喝完茶我对烟云说，我要回到海边继续看点书。
“房子一平方米要多少钱？”
“是跟大海有关的吗？”烟云若有所思地问。我一时跟不上他的逻辑。我说书和电影有关，海边只是看书的地方。烟云不做出评论，但陪我去了海边。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猴子。
“还行。”
这次，猴子没和我说任何话。他表情匆忙，从远处向我们跑来，手里紧握着一只螃蟹。“店里有客人了。”他快速经过的时候对烟云说。
“那挺多的。”
猴子消失在我们身后，跑进海鲜饭馆旁的小巷。
“大概六千万人。”
凌晨的大兴机场比我想象的要热闹，可能是我上次来的时候机场还没有全部运营起来。一家日式拉面店还开着，里面还有客人。刚下飞机的人自然地打着电话，讲话的声音比较大，机场里像白天。到北京市里的大巴也是坐满的。坐我旁边的女人边用膝盖撑住前面的手提箱，边用手机看工作招聘，投简历。简历上的照片容光焕发，是一个自信的职场人士，几乎难以和眼前这个凌晨坐大巴去城里的疲惫乘客对上。
“你们意大利人多吗？”
下了机场大巴，我再骑小单车回家。2点半了，脚上还有沙子粒，我经过空无一人的北京。从离开深圳的海边开始，也就过了八个小时。到了，哈啰单车却说我不能停在那里（它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我只好接着骑，骑到地铁站附近。停车往回走，我路过一家几乎被水蒸气盖住的路边摊，被它吸引了。精神抖擞的老板正在给两个白领男人炒面。一个代驾师傅在路边摊旁边看着，在自己的小单车上耐心等候。老板注意到来凑热闹的我，问我吃什么，我说来个炒粉。
——中国的很多出租车司机
老板送上了那两份炒面，但是其中一个男人不满意，说他不要菜。老板像是打空门没进球一样对自己失望，马上道歉。代驾师傅说他愿意吃，这份就给他了。老板又给那个男人炒了一份，边炒边自言自语地说着，像是一种惩罚：“客人说过不要菜，是我忘了。”
“意大利，好浪漫！”
“天天熬夜，”老板面色紧绷地笑着说，“记性不好。”他注意到马路对面的一个保安，朝他猛地一喊，问他今晚来不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