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金钱已经耗尽，庇隆主义仍然有能力把仇恨当作希望提供给人民。到最后，这也是阿根廷人为什么会在无形中团结起来、召唤庇隆归来的原因，尽管他的第一个统治时期结束于压迫与灾难，尽管他已经衰老，死亡将至。在他十八年的流亡岁月里，阿根廷从一个政府折腾到又一个政府，而他却以奇特的方式始终如一。他变成了典型的阿根廷人：和之前的伊娃一样，和所有阿根廷人一样，他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有敌人的人，一个怀有关于他人的痛苦的人。随着岁月流逝，他的敌人成倍增长；他从前对阿根廷人的抱怨开始变得像预言一样（“革命没有理想可言”，“军方在统治，但是没有人服从”）；到最后他似乎终于变成了每一个人的敌人的敌人。
伊娃·庇隆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致力于嘲笑富人——掌握着阿根廷这片百万英里土地上的绝大多数财富的四百个家庭。她嘲笑和伤害他们，就像他们伤害她那样；她后来在民间的圣人地位让她的破坏性事业有了一抹宗教色彩。
庇隆主义从来不是一种规划，而是一种反叛。阿根廷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反叛。阿根廷的作家有时会说，在欧洲找不到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与之类似的国家是海地，在万圣节奴隶起义之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一个以类似的方式建造起来的、野蛮的殖民社会，同样寄生于一种遥远的文明，没有能力自我更新，因为人唯一的行为模式是由奴隶制提供的，而要成为人，就只能抑制关于他人的痛苦，变得像主人一样。
在请人代笔的自传《我生活的意义》中，伊娃·庇隆说她十一岁时就认识了贫穷。“奇怪的是，更让我痛苦的不是穷人的存在，而是知道与此同时存在着富有的人。”这种关于富人的痛苦，关于其他人的痛苦，一直是庇隆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所在。正是这种简单的冲动，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庇隆的“第三位置[19]”，点燃了阿根廷。
伊娃·庇隆点着了火。但她完全没有改良的概念。她受过的伤太多，受的教育太少；过于从属于她的社会；始终是一个置身于大男子主义者当中的女人。海地的皇帝克里斯托弗以无数的生命和金钱为代价，以硫磺山的英国要塞为蓝本建造了拉费里埃尔堡；硫磺山位于圣基茨的小岛上，克里斯托弗就是在那里生而为奴，继而又被培养成裁缝的。于是伊娃·庇隆走进权力中心，销毁了自己幼年时的档案，却从未走出童年的种种观念，她所寻求的只是与富人比残忍，比财富和风格，比谁的进口用品更多。她给予人民的——她正是在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是她自己以及她的凯旋。
他们说，他们是想从内部改变这场运动；他们还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这听上去更像空想。但他们却把流亡中的庇隆邀请回来统治他们；他们把他邀请回来，甚至连同他的占星师一道，因为他们想要他所能提供的东西。
是她的敌人促进了她的圣人化。一九五五年庇隆被推翻后，他们公开展示她的衣服，甚至包括内衣。她离世已经三年；但那场展览（尤其是展出内衣）是阿根廷大男子主义者侵犯女性的一种形式；而人民，应该为他们第一夫人的奢华和普通感到震惊。这是一种虚伪的做法：这些侵犯者自己没有更高的理想。他们展示伊娃童话般的财富，就一个出身贫穷的人而言超乎想象的财富，反倒为伊娃的传奇增添了光彩。
庇隆现在已经不太被谈起。他死了；他最终辜负了每一个人；他，以及被他浪费的那些岁月，都可以忽略不计。在阿根廷，历史与其说是记录与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对让人不快的种种事实的习惯性篡改；这是一个遗忘的进程。为庇隆回归而鼓吹和运动的中产阶级政客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出人意料地转向庇隆主义、从而让庇隆主义甚嚣尘上的人，现在纷纷回避这个话题，或是矢口否认。
去世二十年之后，她找到了自己的正当性。她那做过防腐处理的娇小尸体——她身高五英尺二英寸，死时已羸弱不堪——现在安息在雷科莱塔国家公墓的杜阿尔特家族墓穴里，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的大墓地。仿真城镇的大道用石头和大理石建成，到处可见阿根廷伟人的名字，或者说，如果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那些本可以变得伟大的名字。而现在，只能说那些名字属于矫饰的、失败的过去。这样的正当性，这样的尊严，是那个从洛斯托多斯来的女孩想要的一切；经过一场叛乱和政权的崩溃，她才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军方喜欢干净的墙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面现在都刷得白白净净的。但四处的墙面上仍然看得到旧日的政治涂鸦，透过石灰幽魅般地显现出来：一九七二年的“Evita Vive”（“伊娃万岁”）；庇隆青年运动的徽章；庇隆在一九七三年的选举口号：“Cámpora a la Presidencia, Perón al Poder.”（“总统归于坎波拉[18]，权力归于庇隆。”）还有一条晚近的标语高喊“Cámpora traidor”（“坎波拉是叛徒”），从庇隆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朋友神秘地变成敌人，现在成了阿根廷被遗忘的历史中无足轻重的一页，一个幽灵的幽灵：在军方粉刷的石灰之下所有被遗忘的历史。
庇隆掌权的早期，她被视为圣人，现在的她已经超越了庇隆主义和政治。她是自己的教派，为信奉她的人提供庇护。在没有可靠的制度、规则和法律，没有世俗保障的地方，人们需要信仰和魔法。阿根廷的大自然会令人不知所措：在这片拥有高山和广袤空间的土地上，人会有被遗弃的感觉。（沙漠、丛林、群山把北方省份拉里奥哈与大草原那更柔软、但却依然无边无际的土地分隔开来：拉里奥哈城，古老之地，失落的希望，十六世纪在次安第斯的荒原上建造的城镇，是继墨西哥和秘鲁之后，西班牙人为寻找黄金国而建立的又一个基地。）在广袤的阿根廷，荒原似乎总是近在咫尺：人们是怎么来到这里，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与庇隆重新掌权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丑闻，还有在他的统治以及伊莎贝尔的统治下的经济丑闻，仍在被不断提起。是游击队让庇隆的回归成为可能；他们是庇隆运动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的强硬臂膀。但他们真的全是游击队吗？绑架和抢劫银行——这都是为了他们的理想？还是有些游击队员与阿根廷的大企业搅在了一起？这一次，不要从土地和比索贬值的角度去想，而是要从理想主义和激情、真实的鲜血与酷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在那片荒原上，生长着各种教派，它们给人一种古代世界的感觉。比如，有一个教派信奉一位叫La Difunta Correa（已逝的科雷亚）的女人。不知何年何月，她曾经徒步穿越沙漠。她又饥又渴，沙漠里没有水：她死了。但她的小孩（也许是她在死前生下的小孩）被人发现时还活着，正在吮吸这个已逝女人的乳房。路边现在有一些小小的纪念神龛，人们会在里面留下水瓶。水将会蒸发：被已逝的科雷亚喝掉了——La Difunta Correa tomó el agua：简单的奇迹在无休无止地更新。
现在一切都沉默了。伊莎贝尔被扣留在南方某地，关于她的闲话越来越少；官方公布了她的一张私人快照，看得出她在执政期间发胖了。她的统治集团成员大多已各奔东西。占星师洛佩兹·雷加——他是伊莎贝尔在巴拿马做卡巴莱舞女时的经理，后来成了庇隆的秘书——出国了；现政府指控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曾大肆贪污。
伊娃·庇隆现在也成了那样一个人物，不再与时间或政治相关联。人们在雷科莱塔的杜阿尔特墓穴前献上祭品。石棺是看不见的，但大家知道它在那儿。我去的那天早晨，在黑色的围栏上，有人用白色围巾把洁白的百合系在上面；围栏上还有一朵凋谢了的玫瑰，无以言喻地动人。在没有保护层的地上，有一条装在塑料包装里的白色披巾。一位妇女带了花来。她是人民当中的一员，身材矮胖，是那种饮食里淀粉含量过高的人。她从遥远的门多萨来，那是大草原的另一端。
“Perón conduce, Isabel verticaliza.”（庇隆指挥，伊莎贝尔让事物垂直。）这些词在西班牙语和英语里一样令人费解；但这是一九七四年庇隆统治末期的口号之一，其时庇隆主义已经显示出它只是空洞的言辞而已，而庇隆的统治以及他的宫廷就像是把他们迎接回来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延续；官方印制的公告被人用喷雾剂涂抹掉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处的墙壁就像是破旧的广告牌。那么多的公告，很快就会过时：总有新的烈士需要哀悼，（并且在一周内就会被遗忘：在庇隆时期的阿根廷，没有什么像上一周的政治公告那样毫无生命。）那么多的杀戮需要复仇：领袖总是试图让自己悬浮在集体的愤怒、怨尤和仇恨之上。
（门多萨是安第斯山脚盛产葡萄酒的地区，那里有许多欧洲进口的树木，柳树和悬铃木，在南方明亮的光线和清朗的空气中长得异常盛大；一侧的风景总是被蓝灰色群山的山壁所阻挡。但这里不是真正的白雪覆盖的安第斯：有一天雪顶会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出现，似乎没有支撑，像一抹淡淡的白色叠映在半空中，让人对尺度产生新的理解；这样的景象不仅会让十六世纪时来到这里的征服者叹为奇观，也会令印加人产生同样的感觉；这些没有马车的印加人，把他们的统治疆域拓展到了如此遥远的南方，直到今天门多萨的开垦者仍在使用他们的水渠。）
这就是她的结局，这位出生在贫穷的北方省份拉里奥哈的贫穷女孩的结局。一九五六年遇见流亡的庇隆时，她正在遥远的巴拿马的一家卡巴莱舞厅工作。那时距庇隆被推翻已经一年，距伊娃·庇隆去世也已经四年。伊莎贝尔从未晋升为伊娃·庇隆的替代者，庇隆也从未因为和她的关系而遭到追随者的指责。大男子主义的阿根廷无限地理解一个男人的各种需求，对于阿根廷人来说，伊莎贝尔不过是领袖身边的新欢。而当她于一九七三年与庇隆一同回到阿根廷时，她的身份只是“和平大使”，“让事物垂直的人”，用她的爱把阿根廷人团结在一起的女人；庇隆则是处理仇恨的人。
这位从门多萨来的女士有一个生病的女儿，一个痉挛性麻痹症（小儿麻痹症）患者：具体什么情况不是太清楚。“Hace quince años hice la promesa.”（十五年前我发了一个誓。）那是一九六二年，伊娃·庇隆已经去世十年，而庇隆仍在流亡，没有回归的希望；那一年人们以为伊娃做了防腐处理的尸体失踪了。现在奇迹发生了。尸体就在那儿；女孩的病也好到了能让这位母亲履行誓言的程度。
事情经过很简单。一天晚上，隐忍了很久的军方劫持了总统专用的直升机；伊莎贝尔在奢华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往回飞的途中被告知，奥利沃斯郊区的总统府，她原本正在前往的地方，已经不再是她的家。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位前卡巴莱舞女和阿根廷首位女总统大哭了起来。她先是被带到城里的一座机场，然后又被押送到总统府收拾她的衣服。她试着说服那里的家政人员站在她这边，她以为他们隶属于她，忠诚于她。但他们已经习惯了阿根廷总统的到来和突然离开，只是帮着她打了包。
她把花放在地上，静立了一会儿，对着围栏和空荡的墓穴沉思；然后她回过神来，神情轻快，准备离开。她说：“Ya cumpli.”我履行了誓言。
杀人汽车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庇隆时期它们已经存在，那时庇隆与支持他重掌权力的游击队反目成仇。这些汽车在庇隆的遗孀和继任者伊莎贝尔掌权时期变得更加嗜杀；那段时期，敌人之为敌人，越来越出于私人恩怨，而无法从政治上加以定义。直到有一天，伊莎贝尔不再掌权，庇隆主义的循环结束了。
6阿根廷与血的理念
庇隆在书中写道：“这次革命并没有理想可言，因为它只是一种反应，只是为了取消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了消灭庇隆主义，为了从工人那里拿走他们赢得的权益。”如果庇隆今天还活着，他也许会用同样的话指斥现政权。在过去二十年间的政治跷跷板游戏中，阿根廷的变化如此之少；所有的花招和谋杀都如此没有意义。
那是一九七七年三月的阿根廷，军政府正在与游击队进行一场“脏战”，有一天我被警察带下长途巴士，当作游击队嫌疑人拘押了几个小时。
昨日的抗体，今日的细菌；昨日的国家公仆，今日的作恶者；昨日的刑讯者，今日的被刑讯者。不管打的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旗号，阿根廷的意识形态其实相当简单：侵害别人的行为就是对的，侵害我的行为就是错的。庇隆身上最能体现出阿根廷人本色的时刻——在他的抱怨和道德义愤当中——是一九五六年他被军队推翻之后，出版了一本眼泪汪汪的书讲述这次事件。这本书的书名为La Fuerza Es el Derecho de las Bestias，直译就是《力量是动物的权利》，也可以换成英语的习惯表达《丛林法则》。
这是在这个国家的最北部——一个更为古老、更有热带气息的阿根廷，位于大陆深处，仍然有着西班牙帝国的氛围：安第斯山脉旁的宽阔山谷，连绵数英里的甘蔗林，居民都是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显然是一个异乡人，在这样的北方我却可以融入人群。（有时还不仅仅是融入人群。之前有一次旅行途中，在科尔多瓦山的一座小城里，一个看起来像是西班牙裔的中年人在咖啡厅里对着我非常严肃地大喊：“你！你就像一个pistolero。”一个黑社会成员。）
这也正是海军上将顾塞提四年后的观点，他是现政权的领导人之一，这番话是他一九七六年八月在联合国为阿根廷的恐怖辩护时所说。海军上将（他后来在游击队的一次袭击中受了伤）说：“我所以为的颠覆来自左翼恐怖组织。右翼的颠覆或恐怖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国家的社会机体感染了一种疾病，内部遭到侵蚀，它就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等同于细菌。”
这一次，我当时在殖民地古镇萨尔塔逗留。一天早晨，我坐上巴士去胡胡伊，这个镇子属于北面的省，与玻利维亚接壤。刚出萨尔塔，车就停了，也许是到了省界上。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印第安警察上来查验身份证件。阿根廷人从小就受到训练，会随身携带证件。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带；护照放在萨尔塔的酒店里了。于是，我的黑社会脸短暂地吸引了其他乘客（大多是印第安人）的目光，我被带下了车，汽车开走了。
但是我后来见到庇隆工会的一位高级成员——那是一九七二年年中，他与权力关系密切，正等待着庇隆回归——他无法允诺任何事情。就像是在谈论雨水，他说酷刑总会存在。正是这个人，嗓音柔和、理智、其时仍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告诉我——在他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巴黎地铁交通图和一张庇隆青年时代的照片——有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用酷刑折磨一个“作恶者”“没问题”；折磨一个想要救国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和两个警察一起走进路边的白色混凝土简易房（或者叫它小屋）。简易房内外都很普通。里面还有一个警察，站在齐胸高的柜台后面；在柜台靠他那一侧的一张桌子上、他的手边上，平放着一支黑灰色金属壳枪。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
一位年轻的托派律师看待法律的方式与此不同。他认为“大多数政府”都在使用酷刑，而且酷刑已经成了“阿根廷生活相当重要的特征”。一开始废除酷刑似乎并不在他的社会主义规划的考虑之内，但接着他注意到了我的忧虑，用非常快的语速向我保证，就像在哄一个可以向其允诺任何事情的小孩：“随着布尔乔亚的垮台”，酷刑会消失的。
和我在一起的这些人很严肃。他们听我解释，但对我所说的没多少兴趣。他们彼此交谈，然后又通过电话或无线电装置询问了另一个人的意见。过了一会儿，我被带到——我不记得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又是怎么去的了：那天我没有在笔记里记下这个事件——另外一个地方，一座矮小的建筑，独立在洒满阳光的丛林中。尽管看上去并不像，但那是一个警所或警哨。
一九七二年，在一家风格优雅的外省酒店里，一位西班牙血统的上流社会女士（仍然迷恋种族的纯粹，仍然在进行西班牙旧日的战争）告诉我，阿根廷的酷刑始于一八一〇年，也就是这个国家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年代；这位中年女士在餐桌上颇有风度，喝着阿根廷的黄色香槟，讲的英语带有淑女学堂的口音，她说酷刑仍是必要的举措，因为刑法太温和了。“只有用最可怕的方式杀了人，你才会进监狱。‘我的客户太冲动，’律师说。‘哦？’法官说，‘他太冲动？’那就不用坐牢了。”
把我带到这里的人离开了，就像开往胡胡伊的早班车一样。萨尔塔开始显得遥远起来。我对时间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我学会了等待。我又一次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情况。警察做了笔录，然后又开始打电话。这并不是轻松的事情，阿根廷的电话服务非常糟糕。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街道和美好时代的建筑上方，架设着巨型蜘蛛网一样的电话线，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印第安警察试图从一千英里外的丛林连通那座蛛网密布的城市。他不停地拨电话，有时说话，有时沉默。他同伴的视线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现在他的眼睛在笑，他变得文明起来，等待着事态发展。
酷刑在阿根廷并非新事物。尽管国外的阿根廷人在反对某个政权的运动中，总是把酷刑当成该政权的首创来谈论，阿根廷国内的所有组织都把酷刑当作阿根廷的一种制度，并且也接受这样的状况。
我坐在一条靠在光滑灰泥墙边的长凳上，看着外面的丛林和光亮，用随身带着的烟斗抽烟。过了一会儿，我想去洗手间。他们告诉我，小建筑里没有盥洗设施。眼睛在笑的警察指了指丛林里稍远的一处地方：我应该去那里。他说：“如果你想逃跑，我会开枪打死你。”带着那样的笑意，他看上去像是在开玩笑；但我知道其实不是。
阿根廷的官方史是光荣的历史：英雄们进行的独立战争，欧洲的扩张，财富，文明。这也是博尔赫斯歌唱的往昔；但在他后期的故事里，文化的衰落成了反复出现的主题。
后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电话接通了：他们对我的描述没有一样出现在任何一份游击队名单上。我可以走了。带着某种类似善意的口吻，年长的警察说：“是你的烟斗救了你，知道吗，那只烟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外国人。”
野蛮，就在一座认为自己属于欧洲的城市里，在一片因为这座城市而为其文明感到自豪的土地上。之所以如此野蛮，就是因为这样的看法：文明被当作一种遥远的东西，由其他人魔法般地推动向前。将欧洲文明视为与任何一种智识生活都无关的东西，将欧洲文明等同于欧洲的商品和时尚。文明被当作可以购买的东西，那些有足够多钱的男人或女人可以跨越大洋、随时随地获取的东西。这种态度与一个新建国家的政客相去不远，这样的政客一边糟蹋自己的窝，一边又在国外、在有法治的地方搭建着一个金窝。
这是一只非洲烟斗，是十一年前我在乌干达买的，一只坦噶尼喀产的黑海泡石小烟斗：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对它起了兴趣。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相信我的外表、我糟糕的西班牙语和我的西班牙口音能够证明自己。现在我才明白，对这些置身遥远北方的印第安警察而言，阿根廷可能到处都是外国人。所以直到被释放的一刻，摆脱了轻微的震惊以及失常的时间感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刚刚的情况有多严重。就在几天前，我还在图库曼城和一小群居民站在一起，围观那些雨衣下带着机枪的警察登上没有车牌的汽车。就像是乡间别墅的打猎游戏；但在图库曼，脏战尤其肮脏，图库曼就在萨尔塔的南面。
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是受到惊吓和损害的人，他们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站到哪一边，现在只想逃跑；他们再也找不到继续留在阿根廷的理由，并且终于认清了长期以来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野蛮，那种他们之前视而不见的野蛮，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安全，而阿根廷古老的诱惑也仍然存在：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一夜暴富的可能、丰足的肉类产品，这诱惑体现在阿根廷人结束谈话时频繁使用的一句话之中：“Todavía aquí se vive mejor.”（还是在这里过得好。）
我自由了，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隐约觉得警察应该把我带回他们拘捕我的地方，但我没有跟他们提。他们告诉我路在哪边。我朝着那个方向走，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没有“证件”，可能会再度被捕。我回到小建筑，想让年长的警察给我开个证明什么的。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请求似乎令他感到很愉快。他在桌前坐下，把一小摞印有抬头的纸放进笨重的老式打字机，以令我惊讶的速度打出constancia policial（警察“证明”）。语言非常正式：兹证明携带者曾被拘留，但是“已恢复自由”，因为拘留他“没有意义”（por no interesar su detención）。我带着这份证明走到路边等候。一个开着白色皮卡的意大利移民把我捎回了萨尔塔。
对一些名人的逮捕仍然会根据特定的指控、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但除此之外就没有法律了。人们被带走，没有人对此负责。军队让前来探询的人去问警察，警察又让他们去问军队。一种特殊的语言被发明出来：一位焦急的父亲会被告知，他儿子的案子已经“结案”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谁在做什么，又是为了什么；据说现在只要出够价钱，就可以让任何一个人消失。
我放弃了在北方继续旅行的想法。第二天，我启程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天后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周里，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去阿根廷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但我对文章的结构不满意，于是又用了三到四周的时间进行修改，最后却发现自己多少在以同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写着同样的文章。我感到困惑，把文章放到了一边。
现在的阿根廷，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人失踪、被捕，或是被酷刑折磨。甚至连军人也会被叫去取回他们孩子的尸体，这还是他们战友给的人情，否则尸体就会被销毁或扔掉；有时这些尸体会在拉普拉塔河另一边的蒙得维的亚被河水冲上岸，已经残缺不全，腐烂不堪。有个女人收到一个鞋盒，里面装着她女儿的双手。
两年后，我又看了自己当时写的东西，发觉写得还不错，于是就想弄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困惑。就好像在当时，是作家的某种直觉让我把那天的感受保留给自己，不要在文章里暴露出来，哪怕只是以间接的方式。后来，还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写一部长篇虚构作品，故事被设定发生在中非的一个国家。写到一定时候，我把自己在阿根廷的感受，甚至包括胡胡伊丛林里孤绝的警哨，都转移到了我的中非故事里。写完的时候，胡胡伊带来的不快从我的意识里消失了；我把它忘掉了；尽管这个事件标志着我在阿根廷五年间歇旅行的结束，尽管此后十五年间我再也没有去过阿根廷，在我对阿根廷的记忆里并没有在胡胡伊度过的那一天。
在恐怖之中再也辨识不出什么模式。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游击队员、工会成员或是这个国家寥寥无几的知识分子。任何人都可能被选中。酷刑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工人如果太不走运，在公寓里撞见搜捕，也有可能被带走，关上几个小时，和其他人一起被折磨——整个过程已经完全自动化了：紧绷的眼罩，眼窝里深陷的双眼，头罩，拷打，而电击留下的灼痕要十八天才会消失；然后被扔在猎鹰的座位底下，不知被运往何处，释放时还要经受变态的折磨：“我们要把你送去坟场……现在，数到一百再取下眼罩。”
但是，就像局部麻醉的效果消失后，下巴的感觉会恢复一样，过了十年，那部非洲小说[20]自动脱离了我的记忆，我再也不能确切地记起书中所记述的细节——以前我可以背诵出来——在胡胡伊度过的那一天重又回到我的记忆里。没有了那一天所带来的震惊，还有那种让我一直保持镇定的失常的时间感，再想起当时我竟然如此接近那场肮脏的脏战时，我感到很不舒服。数千男女在那个时期被处决。酷刑就是家常便饭，它就在那个年轻警察散发笑意的眼睛里。幸好我的非洲小烟斗在年长的警察脑子里唤起了一丝怀疑。那一年年底，在我深深地沉浸在我的中非小说之际，我戒了烟，把那只烟斗和所有其他的烟斗都收了起来。
就在薪酬像罪恶一样被抑制的同时，阿根廷的银行家－圣人们也在创造自己的通胀神话。他们为比索储蓄提供百分之八的月息或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的年息，立刻让许多阿根廷好公民又恢复了信心。多年来，这些阿根廷人一直在祈求比索的水能变成美元的酒。恐怖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股票市场非常繁荣；有人一夜暴富；阿根廷似乎又恢复了本来的模样。但现在，即使年息是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恐怖也离得太近了。
我从不认为阿根廷游击队有足够正当的动机。有些游击队员是左翼，有些是庇隆主义者，鼓吹迎回腐败而衰老的庇隆；有些想要庇隆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美主义的混合体，但是不要庇隆。有些我认为完全没有理想；有些则纯粹是黑帮。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去阿根廷时，他们对我而言是一种神秘。他们是受过教育、有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也许是世纪初欧洲移民大潮以及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第一代完整地受过教育并有社会地位的阿根廷人。然而他们刚刚开始获得特权，就——在我看来——试图颠覆自己的世界。是什么在驱动他们走向他们的事业？其中应该有模仿的因素，还有不想在六十年代的政治潮流中落伍的愿望。“他们想在这里把美国学生的口号变成现实”——一个女人在一九七二年这样对我说，她的侄子参加游击队，被警察杀死了：与他想要追上的美国学生相比，这个年轻人对待革命的态度更加严肃。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女人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是这样下定决心的：“没有成为游击队员，我感到羞愧。”
一开始，在庇隆复辟带来了混乱与近乎无政府的局面之后，杀戮被认为是有利于经济的。据说战争就是战争；游击队——他们现在就像私人军队，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目标——必须被连根拔除；经历庇隆统治时期的放纵和腐败之后，工会及其领袖必须受到训诫。（工会成员再也不能免费乘坐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欧洲旅游。这些招摇的外省大男子主义者要求机组成员对他们特殊关照：每个人都在晚餐后拿上一摞漫画书和摄影小说，充当漫长夜航的消遣读物，用戴戒指的手指在舌头上沾上口水翻书。）另一个更为得体的阿根廷将会被创造出来；这个国家（就好像“国家”是一种经济的抽象体，是某种能够与这里的全体居民分割开来的东西）将会再次出发。
另一个因素是阿根廷人看待革命的旧观念，他们认为革命远不只是动荡与混乱，而总是意味着可以终结一个政治烂摊子，从头再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漫画家萨伯特是这样说的：“每当一个总统被废黜，他们都会升国旗，唱国歌。”英文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编辑罗伯特·考克斯说：“一有政变，每个人都会很兴奋，第二天早晨走路的时候，脚下如有春风。”
除了坐在猎鹰里的人，所有人的风格都被夺走了。游击队仍在作战，但报纸被禁止刊登与他们有关的任何报道。报纸只能刊登重复乏味的官方公报，死了多少人，而且通常只能是内页的小豆腐块，就好像这些与其他新闻无关似的：某地，某时，何种情形，多少颠覆分子被杀死，多少男人，多少女人。这些公报被认为只披露了部分真相：有太多人失踪了。
在一位意大利血统的电影制片人看来，这种对革命的看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以及血腥的独立战争时。他并不认为这很可笑：他认为其中蕴含了“阿根廷关于血的神秘理念”。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些大词，但在这个国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种说法多少可以解释阿根廷人对于酷刑的迷恋。
在阿根廷，风格是一件要紧的事情；漫长的游击战，尽管有真实的血和真实的酷刑，总有大男子主义和公共剧场的元素。从前，警察会带着上膛的机枪在繁忙的交叉路口附近值守；夜里，士兵穿着长筒军靴、头戴钢盔，带着阿尔萨斯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购物街上巡逻；偶尔会有反游击队的摩托旅出现，这是一种戏剧化的夸耀。那些日子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私密的战争，一方是游击队，另一方是军队和警察。而现在，战争已经波及每一个人；公共剧场变成了公共恐怖。
动身前往阿根廷之前，我收到过关于酷刑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资料。但我在阿根廷见到的一些人并不像他们自己宣扬的那样狂热；有些人似乎对我如此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惊讶。一位年轻的托派律师用一种“事情不过如此”的态度说：“在这里酷刑相当重要。”他留意到我认为他的口吻太随便时，有一点恼怒，像大人厌烦地鼓励不听话的小孩那样对我说：“只有工人成立政府，布尔乔亚倒台，酷刑才会消失。”一位庇隆主义工会领袖坐在一间设施完备的办公室里，用他闻名遐迩的柔和而理性的口吻说：“一个没有酷刑的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酷刑将会继续，但是分为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坏的酷刑是人民的敌人实施的；好的酷刑则是当惩罚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将从人民的保护者那里得到的东西。
官方终于明白了沉默的戏剧效应。沉默是恐怖的组成部分，那种要让人感到恐怖的恐怖。
这是一九七二年，几乎每个人都是庇隆主义者，而人民在怒斥军方的坏的酷刑，并对他们所期待的、庇隆回归后的好的酷刑保持着沉默。
几周之前，在图库曼北部城市的主广场上，他们就站在那儿旁观：猎鹰停在政府总部半环形的车道上，总部大厦是一座华丽的石头建筑，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别墅，但是在阳台上和整洁的亚热带花园里，有架着机枪的印第安士兵：最后我终于瞥见了制服、握手和敬礼，直到身着便装的人——他们就像演员，在扮演去打猎的贵族，只是在他们的名牌（或冒牌）大衣下藏着机枪——走下宽阔的阶梯，走进小汽车，不开警报器，慢慢地驶离了那里。
罗伯特·考克斯说：“你可能会被愚弄。你可以为某个人发起一场运动，据说这个人是警察制造的无辜受害者。然后在他的墓旁，这个犯下种种暴力罪行的人将会得到极大的赞颂。”
在阿根廷，杀人汽车——官方枪手乘坐的用以做事的车——的牌子是福特猎鹰。猎鹰在阿根廷生产，是一款结实的小车，外形普通，有数千辆在路上行驶。但杀人猎鹰很容易识别，它们没有车牌。这些车，还有坐在车里、身着便装的人，招摇过市；人们有时会站在那里旁观。
即使存在着模仿的因素，阿根廷关于游击队的观念与巴黎和美国的学生戏剧也少有共同之处。如果说，阿根廷的革命也许并没有绝对地容纳神秘的血的理念，其中也蕴含了这样一个理念：对站错队的人应该进行身体上的惩罚。高尚的政治原则遭遇到这种更为简单的理念，它表达的是个人的义愤，个人的不和，血的世仇：首先要否定他人的理想，然后再否定他的人性。
一九七七年三月
在一八八〇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或许还有暴露的阴沟和未经铺砌的街道。当时的人口是三十万。到了一九一五年，也就是“沙漠征服”之后，其时大草原印第安人已被灭绝，他们广阔的领土被抢夺，欧洲的移民大潮也已结束，这座城市的人口达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好时代的巴黎城已经建成，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名字被篆刻在石头上，或是被铸成金属字镶嵌在高大门廊的一侧。那时的优雅街景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仅仅过了三十年，也就是在一九四五年，庇隆的革命开始了；又过了二十五年，游击队出现了。
5恐怖
到了一九七七年，游击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在这座有着多年疏于管理迹象的城市里，我去找里卡多讨论那场运动。里卡多曾经是一个同情游击队的人。
作为民众领袖，庇隆自己身上展现出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弱点。我们必须看一看他——这个所有大男子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个（没有后代，据说没有性能力）——所指示的方向：他指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指向那些高级妓院。它们的百叶窗淫秽地闭合着，适切地矗立在墓地背后。
他住在市中心的一座公寓里，那片破败的街区建于一九一四年之前。公寓的风格属于那个年代，仆人有专用的门道，住在狭小的蜗居里。前面的房间是浅色的，后面的房间颜色非常深。里卡多没有仆人。他像一个在老公寓里宿营的人。一层层的涂料让天花板、框缘和壁脚板的细部变得很粗糙。
发生了种族灭绝之后，我们的地球有相当一部分被变成了荒原。阿根廷如此富饶，人烟如此稀少，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了两千三百万人口，其失败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谜。像马里亚诺·格隆多纳这样的评论家把混乱的状态分解开，把他们自己与“阶段”关联起来；通过谈论阿根廷的法国式历史，他们将会设法在种种不理性的行为和无足轻重的事件中寻找意义。但政治关涉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契约。一个国家的政治只能是其人伦理念的延伸。
他四十出头，通过上学这个途径跻身中产阶级。他似乎仍为这个国家近来的历史所困扰，并且至今没有稳定的职业。他和游击队员是同一代人，事实上，他的母校曾经出过一些更重要的游击队员。他知道他们，并不熟识：那时他十五岁，他们十七岁。
走出电影院，经过排队等候看电影的长长队伍，看到拥挤的咖啡厅和酒吧的灯光，还有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座亦步亦趋的、陌异的大都市。我感觉到了这些看上去如此健全的移民身上的欠缺和堕落，并且开始领悟和恐惧他们的暴力，他们农夫式的残忍，他们对魔法的信仰，还有他们对于死亡的迷恋——报纸每天都在用被谋杀者的照片赞扬这种迷恋，这些死者躺在棺材里，通常是游击队的受害者。
那所学校叫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学院，非常有名；里卡多说，那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学校。学校是耶稣会会士在十八世纪创办的，在他们被逐出西班牙帝国之前，一直由他们在管理。“现代阿根廷创立的时候，一个法国人根据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21]的教育理念重组了学校。”一九六六年，里卡多在学校里游完泳，听到一些高年级男生在更衣室里唱“法西斯的赞歌，墨索里尼的赞歌。”“他们对待这件事情相当认真。”其时正值军方又一次接管政权：在庇隆革命带来了民粹主义和经济乱局之后，阿根廷内在的、反复发生的冲突仍在继续。
而在我这个外来者看来，悲剧在别处，在显然无目的的轻举妄动之中。作家或导演没有暗示主角与他人有情感关系，也没有对此加以评论：就好像在大男子主义者的社会里，人们已经忘记了人与人可以有更深一层的关系。那位大男子主义者去世后，他的一个女人做了一个梦：在褪色的色调中，大男子主义者身着漂亮的男子汉服饰，慢慢从坟墓里升起，用他的双臂托起她，和她一起飞过一间卧室的窗户，把她放在床上。在这样一幕恋尸癖幻想中影片结束了，观众泪流满面。
里卡多开始明白，他将在阿根廷进行一场战斗。另外一件事情也对他进行了政治教育。“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阿根廷有一场叫‘天主教行动’的运动。那是教会内的一个军事组织。有两个‘天主教行动’的神父是我们学校的顾问。他们住在距学校仅两个街区的地方。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就是受了这两个神父的影响才发起的。其中一个被称为穆希卡神父。几年后，在一九七四年，他被泛军事力量杀死了。”
漫画家萨伯特在一些类似格罗希的画作中，提示了大男子主义这种病态的、半阉割的本质。前几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了一部新电影，大获成功。《心碎的探戈》，以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17]的小说为蓝本，由阿根廷最著名的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笨拙、表演过度、也未经打磨，讲述了小镇上一个身患结核病的大男子主义者的生与死。这似乎是一部漫无目的的片子，只是真实生活的编年记录，导演没有赋予其以结构。但阿根廷的观众却为之潸然泪下：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的悲剧在于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注定到来的死亡，可怜的男孩来自卑微的家庭，只能通过艰难的方式、用自己的英俊相貌征服女性。
我说：“我在一九七二年遇见过穆希卡。我不知道他那么重要，还以为他是非常虚荣的人。”
常规的性行为很容易用钱买到，对大男子主义者而言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鸡奸一个女人，他的征服才算完成。女人可以对此加以拒绝；这也正是妓院游戏的目的所在，那种毫无热情的拉丁冒险始于对“amor”（爱）的谈论。La tuve en el culo，我搞了她的屁眼：这是大男子主义者向他的圈子宣告胜利或否认被抛弃的方式。当代性学家通常认为鸡奸并非反常。但在阿根廷以及其他拉美国家，鸡奸女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教会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罪孽，妓女则视其为一种恐怖。把妓女拒绝的东西强加给她，同时又知道这是一种黑暗的性方式，阿根廷的大男子主义者——主要是那些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农夫后代——是在有意识地让他的牺牲品名誉扫地。于是这些被贬损的人转向大男子主义，进一步贬损自己，甚至用拙劣的模仿取代了性。
里卡多说：“虚荣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西班牙语里有一个词soberbia，确切的意思不是‘自豪’，更接近‘傲慢’的意思。穆希卡就有这样的soberbia。他来自一个旧式阿根廷家庭。谁都知道这个，而且他确实住在好地段。但有时傲慢与羞耻是两兄弟，或者说傲慢与负疚。许多参加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场运动的人都有一种负疚感：他们对之感到负疚的，是他们的家族在某种版本的阿根廷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候，这种历史观非常流行。”
大男子主义已经被制度化；有一个庞大的性产业在为这个制度服务。到处都有妓院，日夜不息。在泛美公路[15]沿线排列着硕大的新建筑，霓虹灯以及艳丽的观感已经道出了它们的用途。在市中心雷科莱塔国家公墓[16]——埋葬杰出人物的地方——后面，有一条大街上到处是高级妓院。这些妓院按小时计费。在这样的地方，昏暗的门厅里也许会有一盏红色的聚光灯，照射在一座粗糙的青铜色妇女半身雕塑上：阿根廷的低劣艺术。每个女学生都知道妓院；她从小就明白，也许有一天她必须到那里去找寻爱情，在彩灯和镜子中间。
二十岁时，里卡多设法离开阿根廷去国外旅行了几个月。
大男子主义无法造就出色的男人，因为每一个男人都被认定应该成为大男子主义者。性征服是他们的责任，与激情甚或吸引几乎没有关系；征服也并非是通过阳刚之气或任何特殊的才能实现的。在一个被掠夺的理念彻底主宰的社会里，从最富的人到最穷的人，大男子主义者的吸引力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性的。服饰反映的是大男子主义者的财富或“阶级”，是一种重要的性信号。钱包也同样如此。大男子主义者的钥匙是财产的象征，必须展示出来。这样的象征很粗鄙，但这个社会本身就不精致。一个巴士司机，一个不足道的大男子主义者，他把两把钥匙挂在右臀的皮带上；一个“经理人”的钥匙用很重的金属环挂在皮带上，右臀几乎被金属包了起来。金钱成就大男子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要求并且强制广大女性进行非职业的卖淫；这是一个自己朝着自己呕吐的社会。
“我离开了这个国家，在一艘货船上工作，找冒险，找麻烦，想要形成自己的个性。”一九七〇年五月，他到了巴黎。刚到那天傍晚，他出去散步，撞见了一场骚乱。“那些人在庆祝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运动，一边是骚乱者，另一边是警察。那样的情形让我非常惊讶。”这让他对自己在阿根廷的愤怒、挫败感以及被动性有了更多的意识。不久后他在报纸上读到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绑架（随后又谋杀）前总统阿兰布鲁的消息。阿兰布鲁就是废黜庇隆的那位阿根廷将军，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担任总统。
被贬损到如此程度的人只剩下了对大男子主义的讲求。有球场或赛道上的大男子主义，也有简单打扮上的大男子主义：比如骑摩托车的警察，戴着墨镜和手套，在风驰电掣间和警笛声中挥着手，为官员的车辆开道。但大男子主义的实质其实是对女性的征服和羞辱，在这个贫瘠的社会里，这意味着简单的人让更简单的人成为牺牲品。阿根廷女性没有受过教育，也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她们被抚养长大，要么早婚，要么做家务。绝大多数女性没有钱，也没有挣钱的途径。她们注定要成为牺牲品；她们也接受自己牺牲品的角色。
回到阿根廷的他发生了很大改变。军方仍在掌权，而他准备好了站到游击队一边。
两年前，我对阿根廷还不了解，一位学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交通高峰时间告诉我：“你会以为自己是在一个发达国家。”那时要理解他的反讽和苦涩并不容易。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这样一座令人不知所措的大都市，要理解它是一座几乎完全舶来的新城市，要理解它的大都市生活只是幻觉、是殖民地的模仿，要理解它寄生于其他国家、自身非常贫乏，都需要花一点时间。这座庞大城市兴建时的意图是为内陆服务，整个地被置放于大陆的边缘。其规模不是由其自身的需求决定的，也没有反映其自身的卓越。布宜诺斯艾利斯出于其兴建时的本质，从来都无须成为一个卓越的城市：而这从来都是它的魅力之一。在舶来的大都市里，存在着一个发达社会的结构。但人们的角色常常显得像是模仿来的。在阿根廷，有那么多的词汇越来越没有意义：将军、艺术家、记者、历史学家、教授、大学、导演、经理人、工业家、贵族、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有那么多词汇需要加上引号。要想真实地写出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困难；要想用小说的形式准确地描绘它，也许是不可能的。
游击队想要什么？
阿根廷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主义社会，一个简单的殖民社会，是在帝国主义最为贪婪和堕落的时期创立的。它允诺安逸，以此来吸引人，它不提供其他的理想，也不提供新的人伦理念；它贬损和败坏了被它吸引来的这些人。新西兰同样也是殖民地，同样有着从土著手中夺取土地的历史，但其创立于帝国主义更早期，所遵循的原则也有所不同，于是也就有了不同于阿根廷的历史。它为世界做出了一些贡献；它只有三百万人口，而阿根廷有两千三百万人口，但新西兰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却更多。
我的问题似乎让他很惊讶，他说：“消灭军队。像我们这样的边缘国家非常清晰地接收到了北半球发出的思想信号。那个词就是‘解放’。古巴是眼前的例子。智利的解放正在进行中，阿连德[22]领导下的智利。越南也在进行中。”
从工业城市科尔多瓦——那里出产汽车——到拉里奥哈城的十小时车程，就仿佛是一段穿越许多国家、许多时期、许多衰落的古代文化的旅途。古代文化衰落了，阿根廷却没有提供可替代的文化。它所提供的只有土地、廉价食品和廉价葡萄酒。它还为从科尔多瓦前往拉里奥哈的那些在路上的人提供食宿，还有一度看似“光荣的自由”的东西。它没有为任何人提供祖国。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反讽方式，他们成了帝国主义最后的牺牲品之一，这还不仅是庇隆所说的那种意思。
但既然他们想要消灭军队，又为什么要在国外大肆抱怨军队想要消灭他们？
坐半个小时的巴士，就可以到达一座意大利－西班牙人聚居的农业镇：低矮的房屋、碎裂的灰泥、裸露的红砖、修剪过的树木、灰尘、地中海式的色彩、黑衣女人、门廊里的女孩和儿童。水是稀缺资源。这里有一座大坝，但是两年前开裂了。这里的人种植棉花和橄榄，他们认为自己的镇子很富庶。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他所有的仍然是复仇的冲动，在这样的冲动下，对立的一方完全没有道理可言。
那天早晨，年长的英国居民和退休人士在本地教堂里为庇隆和王后祈祷。头一天傍晚，他们聚在一家酒店里，观看了一场关于安妮公主婚礼的电影。
他说：“他们用的枪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他们还在非法实施酷刑。他们实际上是流氓，受到政权保护的流氓。”
校长说，学校看起来也许不合时宜，但其宗旨并非培养英式绅士，而是为阿根廷培养绅士。周日早上有一场英式橄榄球比赛。科尔多瓦一所学校的人士正在造访，学校的仆役在一个硕大的烧烤坑上烧制粗大的红肉条。“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发明出橄榄球那样的运动一样。”一位年轻老师说。他摆脱了伦敦的种种约束，在自由和梦幻的氛围里容光焕发，阿根廷的空旷能够以非常怡人的方式让刚刚到达的人陷入这样的感觉。
“流氓”，军方也用这个词描述游击队。
但是在那条路的尽头，在科尔多瓦山丘之间——进口的柏树和柳树在贫瘠的山坡上装点出不规则的地中海式小块树丛——有一座最近修建的英格兰风格的寄宿学校。这是一所成功的学校，设施精良；我看见校长时，他刚刚把一套精装的世界最佳书籍放进了图书馆。
但是不管里卡多对阿根廷军队的感觉如何，他随后对庇隆主义左翼游击队起了疑虑。他们想让四十年代的革命者庇隆回归，但庇隆现在已入暮年，身边围绕着一群骗子。
这里有许多阿根廷人都活在“这是一片富饶之地”的观念当中。西北部有一个更古老的阿根廷，在那里定居的西班牙人是从秘鲁南迁而来。拉里奥哈[14]城位于安第斯山脉的脚下，约四百年前由一个来此淘金的西班牙人建造而成。这是一座独特的城市；这里的人民植根于土地，有一半是印第安人。这座城市有一种完整性，在更新的阿根廷城市里是找不到的，而在两者之间，横亘着大草原干旱的平坦荒野；笔直的公路是黑色的，路沿因为滚滚沙尘而变得模糊不清，在巴士里的旅客看来，荒野似乎被公路一分为二，直到天际。
“他们对庇隆的看法并不准确。还有一点我也难以接受：他们说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他们和工人阶级几乎没有接触。”但他并没有立刻放弃游击队，“他们不是想要愚弄你。我认为他们是一些诚实的人。我信任他们，因为我了解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取得了成功。他们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一个组织，他们藐视警察和军队，而且他们还在那儿。所以他们一定有正确之处：他们没有失败。面对那样的成功，我所有的只是我在智识上的疑虑，那似乎并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
这里没有国王（尽管庇隆就像是国王，所有事情都以他的名义进行），但这里有旗帜（国旗采用白蓝两色是为了纪念一位圣人，但阿根廷人被教导说，那是这里天空的颜色）。那些感到土地辜负了他们的人挥舞着国旗：他们是城市工人，身着崭新西装的年轻人，成长为医生和律师的移民后代。但这样的爱国主义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热忱。这是未能取得成就的阿根廷，其最初的构想就有缺陷，没有历史，只有年鉴，因此这里也不会有对过去、对传统、对共同的理想、对阿根廷共同体的感情。每个阿根廷人都想要达成自己与这片神赐之地的契约；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被奇迹般地清洗掉了，依旧杳无人烟。
而且当时还有种种的兴奋：行动本身带来的兴奋，秘密会议带来的兴奋，警察出现时四散逃跑、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另外的地方再度集合的兴奋。但是他对城市游击队的疑虑仍在增加。
阿根廷靠着铁路和罗卡总统的雷明顿步枪缔造而成，至今仍然保存着殖民地的结构和目标。奇怪的是，从这个国家创立的方式以及隐含的人际关系来看，这里就像是西班牙帝国在十六世纪的殖民地，两者有着同样的贪婪和内在弱点，同样的纷争倾向，同样的猜忌与贫瘠。Obedezco pero no cumplo，我遵命，但我不服从：这是十六世纪的征服者或官员的态度，和他们签订契约的只有西班牙国王、而非国王的其他臣属。在阿根廷，人们不与其他阿根廷人签订契约，而是与富饶的土地、宝贵的商品签订契约。起初就是这样，后来也不可避免一直如此。
“当我们走在人群中，他们有时——事实上每次都会——为自己的罪行感到自豪。”绑架与谋杀，抢劫银行。意识形态并非总是一清二楚。城市游击队说他们自己是庇隆主义者。那他们又为什么要谋杀庇隆主义工会领袖鲁奇？“那是一件让他们不自在的罪行。他们很难告诉人们是他们做的。”
这是一片需要耕耘的土地，并无美景；无论是电影、文学、艺术，还是定居于此的社群，都还没有将其神圣化。我听一个从南美其他国家来的银行家说，阿根廷的土地仍然只是商品，是一种投资，是预防通胀的手段。疏远它不会让人心痛。阿根廷的财富就在土地之中；这片土地解释了河口处的庞大城市。但这片土地没有成为谁的故乡。故乡在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英格兰、意大利或西班牙。许多阿根廷人说，只有在可以离开的前提下，你才能住在阿根廷。
一九七〇年的巴黎给了消极而沮丧的里卡多一种理念，关于行动的可能性的理念。但是阿根廷的各种冲突并不像巴黎的庆祝骚乱那么有序，并且受到严格的管制——警察在一边，学生在另一边，事后各自回家去。阿根廷充满了含混的仇恨，这些仇恨不总是能简化成一些原则。阿根廷要血腥得多，到处都在发生真实的谋杀。里卡多感到自己正在陷入道德和政治的泥潭。他还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情；在那方面他没有妥协；他还有可能脱离游击队。
庞大的私有行业已经分割开来，但是大牧场仍然非常大，规模仍然超乎想象。大牧场以机械化方式运作，无需多少劳动力；牧场的景致仍然空旷，杳无人烟。一些小镇坐落在大草原上，看上去有些脆弱，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令人昏昏欲睡的夜总会，作用是让已经把话说尽了的人一起再待几个小时，什么也不说；妓院，进一步简化了世界；车库。远离高速公路的地方令人生出一种荒凉感。土路宽阔而笔直；树木稀少；平坦的土地一望无垠。在这里，人对距离的感知变得不正常起来：几英里之外的事物仿佛十分切近——一个马背上的大牧场工人，一片树丛，一个土路的交汇处。如果没有了鸟，荒凉就会变得十分彻底；这些鸟数量众多，体形通常很大，色彩俗丽，凸显出这片土地的陌异以及人烟的稀少。在大草原的高速公路上，每天早晨都能看到死去的棕色猫头鹰。
他说：“阿根廷让人有太多梦想。等到梦想破碎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就是愤怒和寻找负责的人。许多游击队员都是移民的孙辈。军人也是。双方的很多人有亲戚关系，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内战。他们并非大地主；也不是工人阶级。他们所期望的是一种特定的、基于教育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他们开始感觉到，因为种种原因，大门正在关闭。”
那时候，帝国主义者在几个大陆上大肆侵略。在罗卡总统系统地灭绝印第安人的同时，比利时人正在开启美丽新刚果的大门。约瑟夫·康拉德见识过比利时人的作为，并在《黑暗的心》中捕捉住了他们的狂热。“他们的谈话是卑鄙海盗间的谈话；不计后果却缺乏刚毅，贪婪却不够大胆，残忍却没有勇气；整个这一群人没有一点远见，也没有丝毫严肃的意图，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要让这个世界运转起来，需要具备这些品质。”这些话也适用于描述阿根廷的狂热；它们蕴含了阿根廷的那项伟业的气氛和道德虚无，这项伟业世代相传，一直通向今日的失败。
现在很难想象，在世纪初曾经有一段时期，阿根廷以其富饶而空旷的土地、被其征服的“沙漠”和大草原的全部财富，认为自己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而且阿根廷吸引的是同样的欧洲移民。但阿根廷是个骗子；它从来都不是一片属于拓荒者的土地；它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殖民地农业经济体，围绕一些大牧场建设而成。阿根廷不需要拓荒者，只需要劳动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美国，移民的孙辈玩儿革命，其实只是要在一个开放、富裕和多面的国家里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在阿根廷，同样也是那一代人，有着多少相同的祖先，他们的反抗更加不计后果。
以这座大城镇为起点，许多条高速公路向着四面八方延伸，穿过曾经属于印第安人的内陆。城镇顽强地存在着；低矮的、箱子一样的砖房沿着高速公路的道旁蔓延数英里。土地终于清爽起来；很快就看得到平坦的大草原，高天、辽远和空旷让人反应迟钝。这里过去不生长树木。但在无人耕种的富饶土壤上，现在树长得很快，偶尔有高高的桉树掩映着公园和大房子。这片土地上到处都在使用军人的名字做地名，是这些将军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走了土地，并且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贪婪把像郡那么大的土地、庄园以及大牧场变成了战利品。
反抗有其宗教性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我想要了解更多。有天一大早，里卡多带我去见一个七十年代的幸存者。我们在那个人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办公室见了面，上班时间还没到。电梯坏了；那些于世纪之交装设的护墙板黯淡无光。和里卡多的公寓一样，这个建于一个奢华时代的商业套房像是正有人使用的宿营地。
阿根廷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的神话。种族灭绝的记忆距今太近了，仍然是一件在年鉴上用一两句话就打发掉的事情。在阿根廷，人们对大草原印第安人的嫌恶成了一种完全的本能：阿根廷人害怕其他国家的人把阿根廷视为印第安国家。年老的博尔赫斯经常告诉给他做访谈的外国人，阿根廷的印第安人不会数数。在我认识的一位四十岁的艺术家看来，大草原印第安人“就像草一样”。
我们去见的人是一个块头很大、四十多岁的胖子。他身着褐色西装，要说里卡多散发着忧郁的气息，他给人的则是笨重和沉闷的感觉。他在光线黯淡的办公室里做着一份沉闷的工作；他有一张白皙的、无表情的脸。很难想象他拿枪的样子。
飞机掠过乌拉圭青翠的大地——这片土地一度十分富饶，现在却与阿根廷一样，变成了混乱与悲伤之地——又掠过宽阔的、巧克力色的拉普拉塔河口，降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埃塞萨机场。在河口南面黄褐色的平地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白、灰色建筑近乎突兀地耸立着：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形容的规模，近乎随意地坐落在一个空旷大陆的最边缘，旁边就是宽广而泥泞的河面。在飞机上能够看到一切：盛大的河口，兀立着的八百万人的城市，广阔、平坦、空旷内陆的边缘——这片偏远的南方之地有着简单的地理环境和简单的历史：欧洲人灭绝了印第安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他们不是移居：如果是移居，建造的城市会更小，并且可能会在印第安人的内陆繁衍生息。
他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很抽象。
但庇隆仍然是一个奇怪的人：他频频谈论这个国家的伟大，但在他自己那里，在他的运动当中，他又频频指出祖国的弱点，并且揭示出这些弱点是难以补救的。
他说：“围绕一个人对他人的关切去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并为之做出见证，这种观念并非天主教独有，左翼的传统中也有。”
庇隆之所以是庇隆，是因为他如此切近地触动了阿根廷。他直觉地把握到他的追随者的种种需求：他进行破坏的地方，常常也是他取得胜利的地方。第二次担任总统期间，他发动对教会的战争，走得太远了；但那是他作为人民领袖所犯的唯一一个错误。他揭示出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移民的生存现实，使其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而这个国家的妇女杂志仍然被神话所主宰，讲述着大牧场上的“古老”家族、马球以及浪漫故事。他向这个国家展示出其被遮掩的半张印第安面孔。他运用自己的权威让这个国家接受自己的女人，先是伊娃，后是伊莎贝尔，一个是演员，另一个是卡巴莱舞女，两人都来自外省；女人被视为大男子主义者的玩物，他却让她们变成了这些男性的统治者——这个社会一直被堕落的大男子主义所主宰，女人被认定应该待在妓院里，他却通过自己的这些行为施行了一种最为粗略的正义。
他的天主教教义来自他的出身背景。在他上学的公立学校里，流传着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左翼的种种理念，他发现自己的天主教本能与左翼理念十分契合。具体来说，是哪些理念？“新人的理念，革命作为一种身份的理念，以革命对抗不公的观念。既然在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中，爱你的邻居是一条诫命——这意味着神在他人之中——那么我就不能对这个人的悲惨境地无动于衷，而且我还不仅仅是指他在物质上的悲惨，还包括他在文化和精神上的悲惨。这是福音书的教导。它在那样的时刻与左翼意识形态相吻合——切·格瓦拉，新人，古巴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新人是一种文化态度。它指认、反对并谴责盛行的文化。”——这些词语就这样涌出：西班牙语的音乐效果能够诱使人使用冗余的词语，以及更多带有音乐感的词语——“而那种文化被视为一种统治的手段。”
但书面史就是带着政治印记的历史。而政治反映的是人与土地。有些阿根廷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应该拥有比庇隆更好的领导人。他们觉得这个国家遭到了庇隆末年宫廷政治的羞辱和贬损：庇隆是衰老的大男子主义者，伊莎贝尔是他的配偶和副总统，洛佩兹·雷加是有权势的秘书－占卜师——苏丹、苏丹王后和大总督。
他的天主教和新人信仰如此庞大而抽象，我想知道他把它们缩减成游击队的行动，都经历了哪些阶段。这些行动非常明确；有时候，它们显得——甚至在像里卡多这样的人看来——像是出自一种神秘的敌意。
于是庇隆和他的传奇逐渐变成了年鉴里的故事。这个传奇现在受到景仰；随着时间流逝，它肯定会为人所痛恨。但传奇本身不会改变：它是人们无法绕开的东西。在阿根廷，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也许一个民族只有学会了以另外的方式阅读自己的历史，不再接受掠夺政治，才能够让自身免于庇隆末年的徒劳无益。
他并没有给出我想要的答案。他说：“那就像是一个改宗的过程，以一种政治的方式进行的改宗。而且发生得非常快。你获得了一种视野，看到你可以改变历史，而历史并不会沿着固定的道路发展。我决定献身。我放弃了我的工作、家庭和社会生活，开始做我必须做的事。你还会发展出一种清晰的集体归属感，这是一个全新的集体，不同于父母所给予的那个集体，尽管我的家庭很宽容，也很支持我。”
这就是格隆多纳结束访谈的方式：用一句阿根廷式的花言巧语总结了这一年残酷的权力斗争。在一个局外人看来，机敏而热情的格隆多纳身上有一种奇特的超然：他就像是在谈论一个遥远的国家。很难根据他的叙述去想象，在街上仍然有人被杀，被绑架，就在六月份军队仍然在图库曼与游击队作战，而报纸会在“游击战”的总标题下报道头一天的游击队战事。格隆多纳罗列事件时，流露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一种无意识的玩世不恭。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比权力斗争好不了多少。在这里似乎并不存在更高的善。而更让人警醒，更能揭示阿根廷实情的，是这样的罗列被提供给《人民》的读者，就好像他们是对更高的善一无所知的人一样。
“献身的理念包含了人身危险的理念。很简单。如果你在做正确的事情，你就会认为你是正确的，并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而受到尊重。在特定的行动层面上，你试图应对的，是你自己的苦闷和孤独。但在我这里，最重要的不是行动本身，而是通过行动获得的自尊。我获得自尊，是因为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一旦人们理解了，一个阶段自身由伟大的日子组成，那么在这一年发生的其他费解的事情也就变得清楚起来；也有一些显然很混乱的日子，可以被划分为时段（fases）。“我们习惯了这种时期与阶段的模式……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时期和其他伟大的日子。我深信这一点。我们对这个时期所能提出的要求只是，它应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我说：“这是一种宗教态度。几乎和教士一样。”
格隆多纳的分析并没有追问人民到底是在以糟糕的方式行动，还是在被以糟糕的方式对待。在庇隆主义者执政的一年间感到挫败的人，只是不理解阿根廷的这种时期与阶段的划分。其中有些人把不同的阶段完全弄混，就像那位被庇隆提名从而成为总统的牙医，他随即被视为叛徒并解了职。
身穿褐色西装的男人说：“是的。”
阿根廷历史上的第五个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延续至一九五五年，也就是庇隆时期。第六个时期从一九五五年延续至一九七三年，是军政府时期，也是排斥庇隆主义的时期。第七个时期始于一九七三年，是各种机制复兴的时期，也是庇隆主义回归的时期。这最后一个时期尽管还仅只一年，却让人十分困惑；但如果把它划分成etapas（阶段），事情就会更为清楚一些。庇隆和许多独裁者一样，生活在“阶段”之中。庇隆主义首先必须寻找权力，这是“微笑”阶段；然后为权力而战，这是战斗阶段；然后很明显，在夺取了权力之后，进入执政阶段。许多庇隆主义者停滞在第二阶段，也就是战斗阶段；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被清除的原因。
里卡多对我说：“你觉得这很奇怪吗？这是因为你不是基督徒。他的心理状况与这种文化传统有关。”
格隆多纳说，要理解阿根廷的历史，必须将其分解为不同的时期。一八一〇年独立以来共有七个时期。大致上就是七个共和国：必须认为阿根廷有着法国式的历史，一部拉丁史。拉丁心理以原则的方式发挥作用；它耗尽一组原则之后，就通过突变转向一组新的原则。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加务实，没有对自己的原则做出定义。他们因此而免于陷入混乱；但同时他们也无法享受到“那些一切都被重建的壮丽时刻”。
坚实的大理石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女人走进外面的办公室：一个秘书，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马里亚诺·格隆多纳是阿根廷最敏锐的政治评论员。他常上电视做节目，据说家世良好。五月末，一份畅销的插画周刊《人民》访问了格隆多纳，让他分析过去一年的种种事件：一年之间，作为民族运动的庇隆主义解体了，一年之间，敌人被搜捕和驱逐。《人民》认为格隆多纳的观点非常重要，用了整整五页版面加以报道。
身穿褐色西装的男人说：“我们的天主教教养把我们培养成了斗士。那就是事情的发端，就在奉献与纪律的理念里。”随后，又有人走进办公室，里卡多和我准备走了，他站起来说：“事情的结果有时候是一种反常的东西。”到最后，他好像终于承认了降临在他那理想之上的混乱与不幸。
这样的神秘并非只属于庇隆，它同样也属于阿根廷，这里的政治现实充斥着掠夺和掠夺造成的仇恨，长期以来一直被花言巧语所笼罩。这些花言巧语谁也骗不了。但在一个政府从来就不开放、智识资源又很稀缺的国家，通常只有政权的花言巧语能存留下来，对国家的状况加以解释。阿根廷拥有一个有教养的开放社会所需的基础设施。这里有报纸、杂志、大学和出版社；甚至还有电影业。但这个国家却仍然不了解自身。大街小巷以总统和将军的名字命名，但这里却没有历史分析和写作传记的艺术。这里有传奇和古老的浪漫故事，却没有真正的历史。这里只有年鉴、统治者名录和编年史。
我和里卡多走到街上，他说：“这个人，”里卡多是在中立地使用这个词，“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失败的人、当作失败的一代中的一员呈现给了你。”
这是一桩奇特的事件：精心策划、效果惊人，却又完全没有了下文。各家报纸头一天全是关于危机的报道，称整个共和国都处于紧急状态，第二天却又佯装什么也没有发生。阿根廷的报纸就是这样。这是庇隆最后一次蛊惑民心，也是他最后的政治繁荣。没有人知道——如果幕后的确有阴谋——疾病和死亡是否终结了某种新动向，这种动向本来将会澄清新政府的目标与计划。这是人民所期待的。没有人知道阿根廷正在发生什么；有人开始觉得，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而我希望自己能让他讲得更具体一些。也许是因为理想失败得太彻底，他不想谈论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件。但也有可能他的抽象代表的是他的思考方式。他努力遵循的生活原则属于他自己，他必须坚守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让他起而行动（protagonism，主角，这是他用的词），而行动的方式是其他人设想出来的，他信托这些人；对他更高的理想而言，这些行动只是偶然。
工会立刻做出了反应。他们要求成员举行罢工。在我所在的科尔多瓦山，公交司机甚至不知道罢工原因，也不知道罢工范围；他们只知道，作为经受过罢工洗礼的工会成员，公交在中午之后必须停运。结果大家发现，罢工仅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五月广场上，迅速涌入了大量工会成员。庇隆向与会群众致辞，并赢得了欢呼；他宣称自己感到满意，人们认为他根本无意自作自受、离开这个国家。那天傍晚内阁集体辞职，有一两个部长在访谈时心情沉重。看起来，至少有些人的背叛行为将会曝光，有些人头将会落地。但没有人人头落地，庇隆重新任命了整个内阁。
里卡多和我在一家学生咖啡厅里喝咖啡。
夫人讲话了，秘书讲话了。第二天庇隆自己也讲话了。在一个会议上，他本来要谈其他事情，却突然宣布说，他已经受够了，心情沮丧，如果得不到更多支持，他愿意把政府交给自认能做得更好的人。
里卡多说：“当我有机会接近他们的时候，那些严密的观念吸引了我。我们因为缺乏严密性而付出过惨重代价。”
雷加说，庇隆不可能面面俱到，人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期望。“公平政治的哲学不只是喊一喊‘庇隆万岁’，而是要用心体会这种哲学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全都应该毫不迟疑地向着伟大而辉煌的目标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国家。”没有意义的言辞——我已经尽我所能译好这段话；但在明确了谁是敌人之后，这也许成了定义庇隆主义的唯一方式。
我们走出咖啡厅，外面的大道非常宽阔：这座建于世纪之交的城市曾经有过宏大的目标。阿根廷生产的巴士狭小而吵闹，在交通信号灯之间发出刺耳的声音，吐着黑色的烟雾渐渐远去。在美好时代的建筑上方，无数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盘踞着——这些黑色电话线所从属的电信系统在一九四五年被庇隆以昂贵的价格收归国有，那时他的革命才刚刚开始，自那以后，与其说这个电信系统是公共设施，不如说它是电话维修工人勒索的工具：黑色的大网仿佛自城市的肺腑旋出，悬挂在城市上方，象征着近半个世纪以来革命的掠夺与浪费。
六月十日，庇隆夫人，也就是副总统，发表了一篇讲话（第二天这篇讲话将以整版广告的形式刊登在各家报纸上），谈到投机者、囤积居奇者以及其他“扼杀这个国家的人”，称他们要为物品的短缺和物价的高企负责。她说，庇隆不可能面面俱到；她想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辜负了庇隆。六月十一日，洛佩兹·雷加，庇隆的前秘书、同伴和占卜师，现任社会福利部部长，发出了更为明确的声音。他告诉一群省长：“如果庇隆将军在使命完成之前去国，他不会独自离去。他的妻子，还有你们卑微的仆人，会陪同他一起离开。”
七十年代的游击队，是受过教育的男性与女性，是移民的孙辈，他们在延续着庇隆的革命。二十年来，他们（通过他们挑起的镇压，以及继镇压而起的一切）可以被视作这个国家愈加贫瘠和停滞的原因。
两年前，阿根廷仍由军方统治，每个人都是庇隆主义者，连毛派的牧师和托派的游击队员也是。庇隆，或者说他的名字，把所有想要终结军政府的人联合在了一起。但不可避免的是，一旦庇隆开始执政，就必须把真正的庇隆主义者和“渗透者”甄别开来。而这个作为民族领袖归来的人，这个负责调停庇隆运动各冲突派别的“指挥”，和昔日的庇隆一样，又一次开始搜寻敌人。有些敌人在左翼，就在那些帮助他重掌权力的游击队中间。有些敌人在右翼。几个月过去了，有很多人被认为是“正在破坏当前的政治进程”。半官方的《领导者》每周都在确定新的敌人。如此多的敌人：到了最后，在庇隆的言辞中，人们探测到一种无助的、愤愤不平的语调，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推翻之后所写的著作中也流露过这样的语调。
那条大街上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沉迷于金钱：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要维持金钱的价值。一个星期不照管你的钱，你就会失去它们。近二十年来，始于庇隆时期的通胀在一路高涨。一九七二年，银行打广告说年息百分之二十四，我为之感到兴奋；自那以后，通胀有时达到了每月百分之百；现在，官方采取了新的银根紧缩政策，称通胀为每月百分之四。
他已入暮年，他可能并未意识到，他回国、恢复个人名誉的理由更多是为了他自己。他与军队达成了和解，正是这些军队曾经剥夺了他的军衔。他与教堂达成了和解，在第二次担任总统期间，他曾经与之进行过战斗：他死的时候，手中将会握着教皇保罗给他的念珠。流亡归来的他变得更为温和，甚至爱进行哲学思考，对拉美的生态学、环境和联合问题有了很多想法。（“到二〇〇〇年，我们要么统一，要么就被统治。”）但这些想法与他的追随者的焦虑以及国家的权力斗争相去甚远。后来他似乎终于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受他控制。
谈到七十年代的游击队，里卡多说：“只有部分知识分子牵涉其中，但他们全都遭到了攻击。在当时，做知识分子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镇压的规模在日益扩大。”就如同在阿根廷有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一样，在里卡多看来，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在阿根廷也有好的战争——游击队的战争，以及坏的战争——军队的“镇压”。“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只能逃走，这个国家直到现在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阿根廷的每一个人都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到最后，庇隆只能亲自为政府的规划提供担保，他所能提供的只是言辞而已。到最后，他只剩下了名字，他的存在处于一切之上，在以他的名义行动的人民之上，在比索的升值与贬值以及未来的暴跌之上，在派系斗争、每天都在发生的绑架以及游击队的枪战之上，在关于高官的掠夺传闻之上：他处在阿根廷之上，那个他曾经让其残暴与狂热变得神圣、并加以利用的阿根廷，那个他回来拯救的阿根廷，那个现在被他抛在身后的阿根廷。
他开始把自己的忧郁投射到他对未来的想象之上。他说，有一天会有更多的游击队。他们不会再像七十年代的游击队那么“优雅”，会更像秘鲁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游击队[23]，因为鲜血与愤怒而充满活力。
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庇隆无法控制他在二十年前缔造的这个阿根廷。他指明社会的种种不人道，却又让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显得像是不负责任：他无法把被他破坏了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也许，重新组织社会的任务超出了任何领袖的能力，无论他多么富有创造性。政治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和一片土地的境况。阿根廷是一片掠夺来的土地、一片新的土地，到二十世纪才真正有人居住。这里仍然是一片会被掠夺的土地；这里的政治也只能是掠夺的政治。
“七十年代的游击队试图找到某种道德立场，某种高于敌人的道德优势。“光辉道路”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们不再扮演好人。这里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你现在坐火车到郊区去，在那里接触一些人，你都不知道怎么让他们融入未来的社会。你无法把他们设想成人类。他们是印欧混血。”来自古老的印第安北部的人。“他们像蘑菇一样在那些郊区里冒出来。”
他终年七十九岁，在第三届总统任上已有九个月；他的传奇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是这位军人打破等级制度、动摇了阿根廷旧有的农业殖民社会；是他明确了谁是穷人的敌人；也是他建立了工会。他把一张残暴的脸赋予这片野蛮之地，这个到处都是大牧场、马球场、妓院和廉价仆人的地方。无论是他早期统治时的无能和掠夺，一九五五年他被推翻之后长达十七年的流亡，还是他去年胜利回归之际暴徒所进行的杀戮，他在任最后几个月的失败：这些全都未能摧毁他是唯一革命者的这个传奇。
里卡多说的是真的：在那些郊区，这座巴黎之城似乎正在变回当初的南美大地。
按照阿根廷一些古老的先知书上的预言——我常常听人说起这些书，但从未见过——庇隆将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五月广场被他的追随者绞死。但庇隆去世时，他的传奇依然完好无缺。“MURIO”（他死了），这条标题占据了《编年史》的半幅头版，这家报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受欢迎；报道根本无须说出死者的名字。
“他们自己的封建体制，他们父母所从属的那个体制，不再要他们了。那个体制不再容纳他们，或是让他们感到满意。在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体制里也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生来就是不法之徒。“光辉道路”式的游击队对这种人具有某种吸引力。有些宗教群体也同样如此。顺便说一句，这是一种重要的新现象：电视上那些美国传道者开始到这里来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至七月
一九七二年遇到穆希卡神父时，我不知道他是游击队的资助人之一。我现在能肯定，带我去见他的丹尼尔知道这件事。丹尼尔很希望我与穆希卡见面；但他只告诉我穆希卡是“第三世界教士运动”的成员之一，而且来自阿根廷的上层阶级。丹尼尔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产阶级商人；即使在那时，他对穆希卡的理想所投入的关注也令我感到奇怪，这揭示了游击队在一九七二年对社会的渗透程度，那时庇隆还没有回归，事情还没有变得那么肮脏，而游击队在社会的内部运作，并且——尽管街上有警犬，街角有带着枪的警察——确实是在保护人民。
4墓地后面的妓院
穆希卡在位于巴勒莫区的villa miseria（印第安棚户区）主持一座教堂。巴勒莫相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言，就像是伦敦的肯辛顿公园，或者巴黎的布伦园林。巴勒莫有一座很棒的公园。（还有相当数量的公共爱国雕像：就这里的历史而言，和巴黎太像了。公园就坐落在牧场主－军阀罗萨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地上，他在独立之后几年开始掌权，以非常粗暴的方式统治了阿根廷近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一八五二年才结束。）
能走的人都走了。在有着粉色围墙的外交部后门那里，他们排着队申领护照，那里以前是桑托斯宫（建于一八八〇年，大厅的喷泉池是用一块卡拉拉大理石[13]雕刻而成）。据说十月的时候，人们在那里通宵排队。有一天在卡拉斯科机场，有人在墙上用粉笔写道：“El último que salga que apague la luz.”（“最后离开的人把灯关掉。”）
巴勒莫棚户区大约已存在十五年之久，隐藏在不易发现的地方。你可以开车穿过宽阔、喧闹的大道而不见其踪影。它就在河边，出人意料地庞大而实在，并且富有生活气息。一旦你走进它，就会感觉自己离开了巴勒莫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的居民来自遥远的北方，来自萨尔塔和胡胡伊；丹尼尔说，有些人甚至有可能是从玻利维亚来的。车道没有铺过柏油，泥泞不堪；小小的建筑低矮拥挤，但它们是用砖筑成的，不时还能看到两层的小楼。傍晚刚至，这里一片繁忙景象，柔和的灯光像城里其他地方一样昏朦，看上去并不太坏；要是在印度，这样的阿根廷棚户区也许可以算作是一座小城里繁荣的商业区。
没有中间道路可言。政治态度越来越简单粗暴；不站边是不可能的。十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一个工程系的大学生在制作炸弹的时候把自己炸死了。军队关闭了大学——在那之前大学一直是独立的——并且逮捕了所有人。弑父者或反动分子，左翼或右翼，每一边现在都能在另一边找到他需要的敌人。每一边都为另一边指派了一个毁灭性的角色，而且和智利的情况一样，人们会渐渐变成他们的角色。
穆希卡的教堂是一座没有供暖的大简易房，混凝土结构的。上面没有明显的宗教标志，至少我不记得有；教堂内部各处也没有基督教的东西。教堂在播放音乐：一首用扩音设备播放的阿根廷歌曲，歌里也没有提到上帝或宗教。
图帕马罗游击队是一些破坏者。他们没有计划；他们就像那些为了炫耀自己而故意对潜在的敌人发起挑衅的人。最后他们招惹了军队，很快就被消灭了。“图帕马罗游击队不是一场革命的开端，”萨伯特说，“他们是巴特列运动最后的低语。他们是弑父者，在以一种神风特攻队的方式作战。在今天的乌拉圭，每一个人，无论他喊的口号是什么，都是弑父者或反动分子。”
穆希卡就在他的简易房里，看上去很是这里的一分子。他块头很大，忙碌、严肃、皱着眉头；身着黑色皮夹克，胳膊和胸膛被凸显出来；头发浓密，有一双愤怒的眼睛。丹尼尔以前就见过他，立刻现出敬重的神情，一声不响，凝视着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穆希卡很高兴有人寻访他；但我觉得他有点像个演员，而且——为了在丹尼尔面前证明自己——将会找我的麻烦。
乌拉圭人说，他们是一个欧洲民族，他们总是背朝着南美的其他国家。这是他们的弥天大错，是他们失败的一部分。习惯于富有的生活，使得他们在深刻的意义上成了殖民者，虽受过教育，智识却一片空白；他们成了寄生在他人文化和技术之上的消费者。
我很快就给了他找我麻烦的理由。我问到“第三世界教士运动”。他带着一点嘲讽的口吻说，他“碰巧”也是一个庇隆主义者；随后他又补充到——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嘲讽，最后又带上了一点愤怒——作为一个庇隆主义者，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关心经济发展。
蒙得维的亚的老爷车：一九五五年之前出产，雪铁龙、莫里斯和奥斯汀迷你车、三十年代出产的福特和雪佛兰，还有其他现在已经被弃用或取代的品牌：霍普莫比尔、威利斯－奥弗兰公司的惠比特车、道奇兄弟、哈德逊，这些车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好笑，它们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处在围困之中。最日常的东西是用卡车从阿根廷走私进来的；现代文明的供给即将耗尽。
我问他棚户区有多少人。他拐弯抹角地回答说，走掉一个，就会再来两个。我追问他具体数字。他说几年前只有四万人；现在则有七万人（丹尼尔告诉我的是三万人）。穆希卡说，因为政府部门的蠢行，印第安人在内地没有工作可做，所以才会不断地从北方南下。
这些都是退步的症状，它们合力造成了乌拉圭人精神上的痛苦：蒙得维的亚沿着海滩延伸，需要使用汽车。没有汽车，这座城市的大片土地就只能被废弃，就像普拉多公园一样。他们的全部度假生活，他们不久前还为之十分自豪的现代化成就，都依赖于乌拉圭从那些“压力”更大的国家进口的消费品——他们把两代人的才华都浪费在了臃肿的政府机构中——而他们从未学会怎样生产这些消费品。
我想知道他是怎样让这个观点与他作为庇隆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拒斥相调和的。我不是在争论什么。一九七二年的阿根廷令一个外来者感到困惑；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庇隆主义。
“我可以用一句话给你讲讲乌拉圭，”我到达蒙得维的亚的第一晚，建筑师对我说，“最后一辆美洲虎是在一九五五年进口的。”
穆希卡被激怒了。他说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想浪费时间和一个norteamericano（美国人）交谈。他转身离开丹尼尔和我时，表情从愤怒变成了上层阶级的和蔼可亲（就好像要向我们展示我们到底错过了什么）；他走向一个戴着黑帽、神情惊惶的玻利维亚家庭。那家人没有一个高过五英尺，刚刚走进混凝土简易房。身着皮夹克的他张开双臂，就好像要把他们全部压向他的胸膛。
但是汽车价格高昂。
如果当时我知道——丹尼尔已经知道这件事——穆希卡与游击队有关联，我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和他交谈。于是我以为自己与这位“第三世界教士”的会面结束了。而且，简易房里又冷又潮湿。那是五月末，正是阿根廷的冬季；在昏朦的灯光下，从普拉特河来的晚雾正越来越浓。穆希卡的音响设备播放的阿根廷歌曲声音也真的很大。我告诉丹尼尔，我们应该走了。他看起来不大高兴。他更像是站在穆希卡那边，而不是我这边。他说我至少应该再待一会儿，告诉神父我不是美国人。我觉得要是不照丹尼尔说的做，就会破坏他在穆希卡那里的信誉。于是我就等在那里。穆希卡和玻利维亚人说完了话，他们走到一张长凳前温顺地坐下，低头望着水泥地板，在稀薄的雾气中祈祷。
每一个人都反对巴特列运动，但六十年过去了，乌拉圭的每一个人都是它造就的。他们只知道度假这种生活方式，其崩溃让他们困惑不已。“从精神上讲，”记者说，“我们觉得自己退步了。”精神上？“我不喜欢持续地处在压力之下。”他拥有两座房子，但必须做两份工作，一份是在政府部门任职；他的妻子也在做两份工作。汽车很贵，因为要征百分之三百的税。一辆全新的大众汽车价值八千美金，连一辆一九五五年产的罗孚汽车都卖三千五百美元。“我们不会有进步。但谁又在进步，美国？要跟上美国佬的步伐，太消耗人，压力太大。请原谅我的表达，我们这里没有那种狗屎玩意儿。”
丹尼尔身着大衣，站着不动，凝视着穆希卡的背影，对我说：“去告诉他。”
这里就是乌拉圭人定期失去所有危机意识的地方，是行动的意志被削弱的地方：海滩近在咫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从蒙得维的亚到达度假区，在那里的松树与沙丘间，坐落着许多普通人的度假屋；还有埃斯特角城——虚假大都市的卫星度假城，乌拉圭的经济灾难之一，其主体是在五十年代利用抵押银行的贷款修建的。
我走过去对穿着皮夹克的后背说：“神父，我不是美国人。”
电信部门那个穿着蓝色尼龙外套的女孩每个月大约挣一百二十美元。十一月到三月是夏季，他们从早上七点工作到下午一点。然后会赶赴第二份工作，或是到海滩上去。蒙得维的亚是沿着海滩建造的，所有向南的道路都结束于白沙与海湾。
他转过身来，很是窘迫。他的目光变柔和了，但后来，随着我们重新开始交谈，我问了一些关于庇隆的问题，他愤怒的态度又回来了。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政府办公室就像是公众和职员的俱乐部，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社区，工作与闲暇交织在一起，每一个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依靠政府的津贴生活。但是乌拉圭的经济仍然依赖肉类与羊毛；蒙得维的亚容纳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却只是一座虚假的大都市。政府部门的臃肿始于十三年前国家还很富有的时期，掩盖了失业问题和都市生活的无意义。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有太多的人从中受益：整个国家已经被引向这场针对其自身的阴谋。“每个人都只想着养老金。”商人说。即使是左翼针对军政府的抗议口号有时也谨慎而务实：Paz Salario Libertad（和平、薪水、自由）。
他说：“只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义。”庇隆主义者不仅仅是我遇见过的中产阶级：巴勒莫棚户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是庇隆主义者。“我可以跟你谈上五年，你仍然不会理解庇隆主义。”
一九五八年，公共卫生部聘用了一万五千名新职员。一九五九年，公共设施部每六个公务员中就有一个信差。电信部的公务员分为四十五个等级。没有什么事情能通过邮件完成，必须亲自造访。服务拖沓，但散布在信差和在休息室打盹的警犬之间的公众并无怨言：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其他部门的职员，有的是时间。
他解释说，庇隆主义同时有卡斯特罗主义和毛主义的成分。在毛的中国，他们拒绝工业社会，更关心“人的精神成长”。卡斯特罗主义也是如此，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也含有类似的目标。但敌人还在那里。他一一列举出他们（那些身着黑衣的玻利维亚人此时仍在他的圣所里祈祷）：寡头统治集团、军方，还有通过经济手段操控阿根廷的美帝国主义。这些敌人正在吸干这个国家。
在乌拉圭有很多关于官僚体制的笑话，它们都是真实的。全国的劳动力只有一百万多一点，其中有二十五万是政府职员。PLUNA是乌拉圭的航空公司，过去有一千名雇员和一架能飞的飞机。国有石油公司ANCAP的人会在开门之前就赶往办公室，因为雇员的数量比座椅更多。
从把“人的精神成长”这种抽象概念当作目标出发（于是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被原谅），穆希卡毫不费劲就跳到了敌人的概念，某个就在那儿的人，还有非常具体的肉刑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穆希卡就像我遇到过的一位信奉庇隆主义的犹太律师，他几乎可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归类阿根廷人民的敌人。“从根本上讲，”律师说，“这些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我们国内的同盟。这些同盟包括：寡头统治集团、布尔乔亚附庸、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和左翼伪军。所谓伪军我是泛指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
大足球运动场建于一九三〇年（立法院建于同一年）乌拉圭独立百年纪念之际，坐落在以巴特列命名的公园里，至今仍吸引着众多的人群。报纸仍旧会将一半的新闻版面用于报道足球，但足球运动已经随经济下滑而衰落了；现在，水平更高的足球运动员一旦成熟，就会被卖到更富有的国家去，就像牲口一样。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敌人小名单，如果你把几份名单放在一起，那么差不多阿根廷的每一个人都是某个人的敌人。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这里有了新的荣耀。英国铁路工人引入的足球运动成了乌拉圭人的狂热喜好。萨伯特说：“我们的僻远被我们的足球运动所证明，这是一项与现实无关的伟大成就。一九二四年在巴黎、一九二八年在阿姆斯特丹，我们两次夺得奥林匹克冠军。一九三〇年在蒙得维的亚、一九五〇年在里约热内卢，我们又两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于是我们就想：如果我们是世界足球冠军，那么我们一定是所有事情的世界冠军。”
丹尼尔妻子的一位女性朋友有一份种族主义名单。有天晚饭时她对我说：“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北欧血统、更多来自欧洲的人——我不是说波兰人——就好了，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好了，他们可以更新和改善我们的种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我们有长得好看的种族。但北方人是纯种印第安人，他们不好看。他们很矮小。真可怕。”
银行家说：“所有生产设施都是在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利用已有的英国投资建造的。此后所做的事情非常少。有一家电厂是在一九四五年修建完工的，是新增的最重要的建设成就。没有新公路，也没有新桥梁。这个国家就像一个靠退休金生活的人。”
这个女人自己的群体也在一个男人的种族主义名单上，这个男人的祖先来自爱尔兰的偏僻之地——在十九世纪，他的祖先没准是牧羊人或者挖掘工，一大早就要出门。他现在只说西班牙语，在一所省立大学工作。他对阿根廷的祸患在何处丝毫没有疑问。有一天在图书馆，他低声给我讲述了沙漠的征服者、前总统罗卡的故事。罗卡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一整船的意大利移民。“我可怜的国家，”罗卡说，“等到你被这些人的后代统治的那一天，那将是一个悲哀的日子。”现在，这个不像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人用富有穿透力的西班牙语低声说，那个日子已经到来了。
商人说：“乌托邦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坏的事情，他三十岁就会变老。那就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在阿根廷，”萨伯特一九七二年说，“有一种正式的、针对每一个人的种族偏见（un perjuicio racial integral contra todos）。今天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集体的狂躁。因为这里以前总是很容易赚到钱。这里有一种说法：等你再也吃不到牛排（所谓的bife de chorizo），最终的革命就会到来。”
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教师态度更为浪漫，他为昔日的高乔人感到悲伤。他说：“巴特列不应该出生在一个牧人的国家。他去了欧洲，了解了各种各样有趣的观念，于是就四处寻找可以运用这些观念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他就将其发明了出来。他发明了产业工人这个概念，把人们从乡村带到城市。人们过去常常坐在树商陆下喝喝南美茶、看看绵羊，这并不坏，这很美妙。可二十世纪不希望我们这样生活。他发明了产业工人的概念，接着又发明了社会法则，然后是官僚体制——非常糟糕的东西。我不确定这些发明为何会导向腐败和不公，但事实就是如此。”
这个移民社会正在被原子化，而阿根廷正在变得没有脊梁，就像西班牙的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二十年代初所写的那样。完全不同的民族，奥尔特加写道，汇聚到一起来，不仅仅是为了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更是为了明天能够一起做些什么。这样的希望是建立一个移民国家所必需的，在阿根廷却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益加深的玩世不恭和道德沦丧。
萨伯特是一位漫画家，他在八年前离开乌拉圭，现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他说：“乌拉圭是一座大牧场。只有像巴特列那样的夸大狂才会认为那是一个国家。现在的乌拉圭还是一座大牧场，牧场上有一座城市，也就是在三十年代成形的蒙得维的亚。创造性在那时就消失了。在那之前，这个国家的智识一直在发展。在巴特列之后，一切都成形了。”
我见过的那个年轻电影制片人给这种玩世不恭下了清晰的定义。“我自己是意大利人，但在这里发生的我不喜欢的事情，很多我都认为和意大利人有关——对各种事情袖手旁观，最后又从中渔利。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态度，但是我想，当你利用自己的怀疑倾向，在各种事情当中谋利之时，你就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
退休金、工人的各种福利、妇女权利：巴特列月复一月地向农村人口颁布各种开明的法律。乌拉圭突然间就成了南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现代国家，有着最为开明的法律；蒙得维的亚变成了一座大都市，到处都是雕像。
没有玩世不恭的态度，就会失去某种庇护，就会感到痛苦。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时期。其中一些人在独立战争中与西班牙作战，又在随后的历次内战中参与作战。博尔赫斯生于一八九九年，他还记得童年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伟大的新城是如何建成的。他的早期诗歌讲述的是他的祖先、死亡，还有国家的缔造。他在一九七二年说，他年轻时是一个阿根廷爱国者，比他的父亲还要爱国。“我们被教导要崇拜阿根廷的一切事物。”
那时的乌拉圭有钱。出口肉类和羊毛让她变得富有；比索与美元不分轩轾。“那时候，”银行家说，“我们在国外每赚一美元，就有八十美分的盈余。这片土地提供的盈余——雨水、气候和大地。”这片土地可以说是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纪被灭绝了。普拉多公园里有一座纪念碑，纪念的是乌拉圭最后四个沙鲁阿印第安人；他们被送到巴黎的人类博物馆展览，最后死在那里。
但在他刚四十出头的时候，发生了庇隆主义剧变；这个几乎还未建成的国家又开始走向崩溃。博尔赫斯在庇隆时期受到了羞辱；他被迫放弃了自己在市图书馆的普通职位。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庇隆主义游击队在城里活动，武装警察在街上巡逻，而庇隆即将归来。博尔赫斯处理阿根廷历史上这个新转折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忽略它。他说，仅仅是庇隆这个名字都太下流，不能在公众当中提到，“就像一个人在诗歌里避开某一些词语一样。”他的作品是他的安慰，“我们可以期待特洛伊式的结局。”
阿根廷的每一个人，无论左右，现在都知道——六十年了，太晚了——问题始于何处；问题始于那位名叫巴特列的总统（发音是Bajhay）。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巴特列访问过瑞士之后，开始在乌拉圭强行实施福利国家的构想。
一九七二年，他在献给作家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这是穆希卡神父的一位远亲——的一首短诗里，流露出一些悲哀的意味。穆希卡·莱内斯住在科尔多瓦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过着英国乡间别墅式的生活。他的大房子阴郁、陈设精美，坐落在一个潮湿的小山谷中，有着史蒂芬·坦南特[24]在威尔特郡的威尔斯福德庄园的某种氛围。征服沙漠行动，还有阿根廷在十九世纪末的惊人扩张，为许多古老的殖民家族带来了财富和教育，甚至还有某种古老的欧洲风格，他们同时还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阿根廷已经建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共雕像就是在以正确的方式庆祝这一成就。
“军队凌晨四点来抓我。在监狱里，他们在刑讯室里放流行音乐，我被强迫并脚站立十小时。然后我又被上了‘潜水艇’刑。我的腹部被重重打了一拳，头被按在水里。他们现在是专家了。但他们也有出事故的时候。然后我又被要求站起来。我瘫倒的时候，他们用刺刀戳我的裆部。”“潜水艇”只是“软”刑。被电棍击打的人不会谈论他们的经历。
在一首一九三四年用英语写成的诗里，博尔赫斯这样写道他的祖先的公共雕像：“我把我的祖先献给你们，我的已逝者，那些活着的人用青铜所表彰的亡灵。”如今，在一九七二年，博尔赫斯写给穆希卡·莱内斯的诗是这样结束的：“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我们都曾拥有一个祖国——你还记得吗？——我们又都失去了它。”
以前，乌拉圭还很富有的时候，政治是各色人物的事情，军队几乎还不存在。现在财富已经耗尽，这个小国，它的面积几乎和英国一样大，但只有不到三百万人口，它把自己撕成了碎片。
Manuel Mujica Lainez, alguna vez tuvimos
“这个国家越来越悲哀。”艺术家说。他的幸存之道是孤僻地生活、工作，并假装乌拉圭在别处。他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不读报纸。如果不看那天早上的《国家报》，除了足球，他还会错过什么？一架飞机被劫持到玻利维亚；五百名中学生被勒令停课；军事法庭指控五名“极端分子”——其中有三人是大学生——犯有“阴谋反对宪法罪”。
Una patria—recuerdas? —y los dos la perdimos.
即使没有墙上的标语：停止迫害萨萨诺，军队在迫害塞雷尼，打倒独裁，图帕马罗游击队背叛小偷下流胚，婊子图帕马罗游击队，我这个访客也知道，我置身的这座城市发生了看不见的灾难，就像在童话里一样。一座在瞬间建成的美妙城市，几乎刚刚才建成，就又被摧毁了。
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另一位穆希卡，巴勒莫棚户区的“第三世界教士”，这个为阿根廷历史的负疚和（里卡多所说的）旧观念赎罪的人，被枪杀身亡。他也在某个人的名单上。此时庇隆已经归来；他已入暮年，死亡将至。他转而反对帮助他回归的游击队；于是到了最后，他和他那些糟糕的廷臣带回来的庇隆主义和二十年前一样嗜好掠夺和谋杀。有那么一两天，也许是一周，不会再长了，一些海报登出了被杀的穆希卡的名字。这很难说是一种荣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上涂满了各种不同的名字和口号。这些墙面是一种持续的公共喧闹声在视觉上的对等物。阿根廷有太多的烈士，太多的敌人；革命的种种起因已经变得无法破译。
就某些区域而言，蒙得维的亚是一座鬼城，它的新富人的显赫派头仍然是新的。这是一座到处都是雕像的城市，那些大卫像、威尼斯的科列欧尼雕像的复制品，用青铜精心阐述着历史场景。但上面铭刻的字母已经掉落，无人更换；每一处街角的公共时钟都已经停摆。中间的梧桐树并不古老；高高的雕刻门仍然敞开着，通往拥有精致天花板的大理石通道，这些天花板看起来仍然是新的。但商店里没有多少东西；人行道已经碎裂；街上也到处都是叫卖巧克力、甜点和其他小东西的小贩。幸存下来的三四家不错的餐馆——在一座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并非总有肉类食材；面包的部分原料是高粱。
两年后，军队会再次夺取政权。他们会撕掉所有的海报，粉刷所有的墙面，他们将开始杀死游击队员。一年之内他们就消灭了各种各样的运动；这座城市的白墙——昔日的涂画仍然隐约可见——将会讲述被根除的一代，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像他们的庇护人穆希卡一样，把高尚的宗教和政治理想转换成了阿根廷－西班牙式的简单理念：关于敌人、肉刑和鲜血的理念。
五十年前，人们还没有在海上进行建设，最时尚的地方是普拉多公园[12]：那里有宏伟的房子，一些哥特式的装饰性建筑和宽大的花园。现在那里只有部分区域有人照管，一度闻名遐迩的玫瑰园已经成了野园。在桥上，美好年代的狮身人面像已经黯淡，桥外有一条长长的车道，被桉树、梧桐和冷杉所遮蔽，一直通向普拉多酒店。酒店看上去仍然完整，带有绿色的步道、有栏杆的露台以及一座仍在喷水的喷泉。但是铺有沥青的前院已经开裂；灯柱和花盆是空的；宏伟的黄色建筑——楼中央刻着“Jules Knab arq 1911”——已经废弃。
十四年后，我又去了萨尔塔。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拉里奥哈，在那里坐上巴士，两天里翻山越岭，穿越宽阔的甘蔗谷。
蒙得维的亚是安全的。但这个国家的财富已经耗尽，而在富裕的日子里，其政府大楼是用大理石、花岗岩和青铜建造的。立法宫那些奢华的木制品，图书馆那些从地板通往天花板的镶嵌饰物，全都是在意大利制作的，据说还是装在红木箱里运过来的。而那只不过是五十年前。现在这座宫殿已经毫无用处，持枪的士兵做出小小的手势，示意过路的人保持距离。
一九七二年，博尔赫斯，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告诉我，他和萨尔塔人在一起，感觉就像是和外国人在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博尔赫斯说，一个高乔人是来自平坦大草原的骑手，而在萨尔塔，一个高乔人则是山中的骑手。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历史：布宜诺斯艾利斯靠它的大西洋港口生存，而萨尔塔和阿根廷所有的北部地区则是来自秘鲁和太平洋的移民的殖民地。
政府大楼位于广场一侧。有哨兵穿着十九世纪的制服，但也有荷枪实弹的真士兵。在广场另一侧，司法宫矗立在硕大的环形地基上，修了六年还没有修好。野草在混凝土横梁上生长，葱郁而平整，就像是种上去的一样；混凝土立柱上沾染了从铁支撑杆上落下的铁锈。
这是怎样的路途啊，从西班牙到加勒比，通往太平洋的水陆运输线，再从那里到秘鲁，再往南走！萨尔塔处在一条帝国之路的末端，两个多世纪以来，西班牙一直保护着这条路线，确保它的安全畅通。西班牙让人感觉难以想象的遥远。然而站在萨尔塔的主广场上——按照西班牙的习俗，这个广场在一五八二年的一天之内就修建完毕——会有一种强烈的关于西班牙、西班牙帝国以及西班牙征服的感觉袭来。一座政府建筑有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黎风格；一九四一萨尔塔酒店的住客主要是假日游客，酒店有一种精心营造的“殖民地”氛围，讲述着庇隆上台之前旧阿根廷最后的时光。但广场上几乎每一样事物：大教堂，钟楼拱廊人行道，高大而富丽的绿色花园，全都在讲述着西班牙。用于纪念建城四百周年的并非歌颂阿根廷的纪念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更为自信的时期也许有可能如此——而是莱尔马公爵的半身雕像。是他，置身于遥远的西班牙，下令在这里为一座城市奠基。无论历史在别处如何发展，无论西班牙当前的状况如何，西班牙在这里仍然至高无上。
这样的防备并无必要。军队目前掌控着局面，并正在发起攻势；逮捕和审问仍在继续；游击队在蒙得维的亚大肆绑架的日子结束了。去年的蒙得维的亚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现在它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更为安全；有些更容易成为勒索目标的美国经理跨过普雷特河，从阿根廷搬到蒙得维的亚，住进了位于主广场的维多利亚广场酒店的红砖塔楼。在广场中央，有一座乌拉圭国缔造者阿蒂加斯的骑马铜像。
那是复活节，中央花园的柱子上绑着的扩音器传来教堂里的歌声，但声音并不是非常大，一个女人的声音，孤单，纯粹，似乎在为这青翠的花园增添着福祉。这片绿色如此丰富而深邃，仿佛在向周遭放射凉爽的绿光。人们坐在长凳上，沐浴在这绿光中，又或是行走着，又或是买卖着东西。有人站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人走进去站在里面。教堂外观普通，圣坛上闪耀着光华。你得向前走上好远，穿过站立的人群，才能看到有着纯粹声音的女人。她是一位年轻的印第安修女，身材矮小，头上包着头巾，现代式样的修女袍下摆垂落在她那双弓形腿的膝盖下，一个人在这里感受到的一切都在讲述西班牙的奇迹，还有萨尔塔的服务生和其他人身上的西班牙礼仪，一看到那位年轻的、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和谐相处的印第安修女，一个人就会令人对西班牙征服的那种持续的残忍产生一种相反的判断。
但近来在乌拉圭，要想不冒犯人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新黎明报》是一份新右翼青年团体（“家庭、传统、财产”）办的周报，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地抨击帕拉特尼克先生；人到中年的帕拉特尼克先生要求编辑和他决斗。他让自己的教父母去《新黎明报》办公室下战书，但是编辑没有接受挑战。《新黎明报》团体无关紧要，但现在，和蒙得维的亚的许多商人一样，帕拉特尼克先生也开始随身带枪了。
北方总有一种东西在提示人们，那种十六世纪的残忍在二十世纪末仍然存在：在甘蔗地里，在印第安人的面孔上，在印第安人的房子里。黄金与奴隶，封赐制度，西班牙国王把印第安人“封赐”给臣民，这就是西班牙人最初从秘鲁南下的驱动力。
帕拉特尼克先生是一位广告人，负责抵押银行的宣传事务，军政府也找到他，让他协助平息全国的事态。让左翼和极右翼厌恶和警惕的是，帕拉特尼克先生看上去似乎没有失败的迹象。他迄今为止并没有让自己或是政府成为笑柄。一次又一次，在电视上，在阿根廷肥皂剧中间插播的广告里，在关于政府规划的谈话之后，希望以挑战的方式到来：Tenga confianza en el país, y póngale el hombro al Uruguay，字面意思是：要对国家有信心，用你的肩膀托起乌拉圭。
在阿根廷后来的历史中也存在着残忍。高乔人的民间史诗《马丁·菲耶罗》（第一部分，1872）的主题其实就是残忍，这部史诗是阿根廷最接近民族诗歌的一部作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部书的有些版本用羊皮做封面，被当成纪念品出售。在阿根廷人的想象中，这首诗——作者是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此外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是对一个更美好、更纯洁的时期的回忆，那时的高乔人还是自由人，驰骋在没有围栏、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而这片土地有着光明的前途。但是诗中的阿根廷尽管显得很狂野，真实的阿根廷却已经是一个腐败而不公正的地方。高乔人英雄其实只是一个逃亡中的人，处在印第安和阿根廷的野蛮行径的夹缝中。他时刻都处在被抓丁的危险之中——他的报酬被抢夺，又会因为小过犯而被鞭挞——被强征去前线与印第安人作战，去为他人赢取土地。
法律现在已经做了修改。利息和薪水一样，与生活费用指数关联在了一起；抵押银行近来向存款人支付百分之五十六的利息：百分之七是真正的利息，百分之四十九是通胀“补贴”。
《马丁·菲耶罗》与几个月后出版的一部俄罗斯冒险小说有一个相似之处，这部由尼古拉·列斯科夫创作的小说叫《心醉的流浪者》（1873）。列斯科夫（1831－1894）与何塞·埃尔南德斯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的传奇故事创作于俄罗斯的扩张时期，讲述的是一个单纯的俄罗斯人，处在俄罗斯和鞑靼人的野蛮行径的夹缝中。列斯科夫在讲述有力量的故事时写作水平最高；他最好的故事也是他最为痛苦的故事；他对宗教的执迷表明他的深层主题是俄罗斯的残忍。列斯科夫的心醉的流浪者成了鞑靼人的俘虏，就像高乔人马丁·菲耶罗成了大草原印第安人的俘虏：他们都是置身地狱的人，都不再有多少可以回忆的东西。《马丁·菲耶罗》的第二部于一八七九年出版后，真正的“沙漠征服”立刻就来了。在这场征服中没有英雄壮举；在铁路和雷明顿步枪的帮助下，罗卡总统只用了六次战役就消灭了大草原印第安人。一片广阔的新领地，平坦、肥沃、不长树木，从未被用于耕作，被几个人所瓜分。这些世代贫穷的人从不知道人的需求是可以削减的，他们就像第一次西班牙征服时的人一样，在发财的良机到来时，在自己心里发现的仿佛只有无尽的贪婪。移民从欧洲被运来，在这片被征服的“沙漠”上劳作，却不能定居；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新的巴黎城被建造起来。“巴黎”不属于所有人：新公寓楼里那些黑暗、窄小、让人蒙羞的“女佣房”仍然在昭示阿根廷新财富的一个重要理念：其他人活该贫穷，什么也不要分给他们。那些人为了自己和他们的牛羊，索取天空和被征服的“沙漠”的地平线，给予其他人的东西却非常之少，什么也没有给予。
“我父亲一九五三年买了一座房子，从抵押银行贷的款，利息是百分之六。最后到了一九六八年，他每个月仍然在还三十比索的房贷。”三十比索：十二美分，十便士。“你也许觉得这很滑稽，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的议会拒绝对按揭还款重新估价——政客们不想失去选票。于是每个人都拥有了免费赠予的房产，但他们毁掉的是子孙后代。”
一九七二年，人们因此而滋生的愤怒仍在流淌。一个在草原小镇长大的记者说：“我看到他们欺诈那些按小时计酬的工人——他们把钟往回调。”真让人难以置信，但人们经常讲这种故事。我听说在庇隆上台前，住在那些小屋子里的女佣从来没有一天能休息；有些人的报酬只是食宿。还有传言说，工人阶级和印第安人被禁止在上层阶级居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走动。
但直到前几天他们还在告诉你，在乌拉圭你可以看到修路工在露天烧烤牛排午餐；乌拉圭的比索被称作金比索。一九五三年三比索能换一美元；现在则需要九百比索。
这些事情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是为了让愤怒不致减退的传说。但有时我会想，它们到底是不是只是传说；举一个例子，在一个重要的外省城镇里有一间油腻的厂房，地上都是泥土，我在那里看到这样一个标语——那是一九七二年，伊娃·庇隆去世已经二十年，游击队正在鼓吹庇隆的回归——“为人效命，忠于职守。在任何合适的场合都要恭敬地谈到他。记住：一盎司忠诚等于一磅智力。”据说此语出自圣马丁，他在阿根廷被尊为“解放者”——带领这个国家脱离西班牙统治的胜利者。
现在局势没有那么疯狂了。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已经被消灭，他们有约五千人，大多是城里人，来自经济状况恶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军队——他们实际上是农村人，来自中产阶级下层——掌控了局势并实施军管。利息降到百分之四十二，税也降了；今年的通胀率被控制在百分之六十。“这里的物价不只是每天在涨，”一位商人说，“它们每晚都在涨。”
这样的态度，这种对简单服从的要求（所提供的回报又非常少），仿佛把一个人带回到遥远的过去，越过《马丁·菲耶罗》描绘的开拓地暴行，一直追溯到像罗萨斯那样的军阀所施行的暴政（博尔赫斯说他常常把被处决者的头颅支起来展示，“以儆效尤”）；甚至还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征服时期。在追溯阿根廷的种种态度——愤怒和反愤怒，行动和反行动——之际，你总是会追溯至西班牙征服时期，就如同追溯原罪一样。
乌拉圭今年的利息降了。去年在图帕马罗危机达到顶峰之际，你可能需要付百分之六十的利息才能借到钱。利息需要提前支付，并且立刻从贷款中扣除。于是你借了一百万比索，离开银行时就只剩下四十万比索。这样的交易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在一年之间，比索对美元的比价跌了一半，而通胀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
对这样的愤怒加以利用，是庇隆所具有的禀赋或天才。愤怒不仅来自欧洲移民和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多数是工人，有些受过教育，少数人是企业家——那不仅仅是这些欧洲人的愤怒，也是北方那些无依无靠的印第安人的愤怒，是无依无靠的cabecitas negras（黑头）的愤怒：这些黑头所在的地区根本得不到新富人的资助。庇隆把“黑头”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参加游行示威。他刺激民众的愤怒，使其变成了民族的伤口；这个伤口仍在化脓，然而庇隆及其廷臣（他们拥有阿根廷前所未见的财富和风度）和旧时的任何寡头一样掠夺成性，同时又通过国有化以及行贿受贿，让金钱和奋斗失去了价值。
一九七三年十月至十一月
我今年和一个来自英裔阿根廷社群的人谈了一次，一九七二年我曾经和他交谈过。当时庇隆回归运动正在进行，他说：“我开始感到彻底的迷茫。不管庇隆代表的是什么，他把我对他的情感全都摧毁了。一切都可能随时改变。在这里谁来掌权你根本没有发言权。于是到最后你就成了绵羊。你失去了对政治的信任，对军方的信任，什么也没有剩下。”现在——那些人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这个人带着一种类似同情的情感谈到游击队。他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正常人都想枪毙上层那伙人。你看，那些人谁也没受到惩罚；你一旦到达权力顶峰就安全了。游击队很容易利用这种挫折感。”
3蒙得维的亚的神风敢死队
这就是情势所造成的陷阱，博尔赫斯在脏战开始前四年所预言的特洛伊式结局：受过良好教育的游击队一代，移民的孙辈，只有通过汲取阿根廷－西班牙旧有的鲜血与敌人的观念，才能坚持教育告诉他们的那些善良的抽象观念——人的精神成长，新人与不公的对抗。
博尔赫斯回来时我见到了他。他在一个漂亮女孩的帮助下走下天主教大学的台阶，看起来更脆弱了，双手更加容易发抖。他蜕去了那种活泼的访谈风度。他充分地意识到蒙得维的亚的灾难；他感到痛苦。蒙得维的亚是他失去的又一样东西。在一首诗中，他因为“蒙得维的亚的清晨”以及其他一些事物而感激“因与果的神圣迷宫”。现在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阿根廷一样，只在他的记忆里，在他的艺术中，还保留着可亲的形象。
在《马丁·菲耶罗》的一些诗节中，高乔人偷听到地方法官与另一个人的谈话，他们谋划通过侵吞印第安人的土地来发财。实际的战斗要由被强征的士兵来进行；当高乔人听到关于“定居计划、公路，扫射掉几千人”（proyetos /de colonias y carriles / y tirar plata a miles）的谈话时，他的心都“骤然缩小”了。高乔人认为，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大草原也许很快就会变成“一片沙漠，除了死人的白骨之外一无所有”。
五月中旬，博尔赫斯到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11]去住了几天。蒙得维的亚是他儿时住过的城市之一，是一座适于度过“漫长而慵懒的假日”的城市。但是现在乌拉圭这个南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和阿根廷一样已经破产——用一个阿根廷人的话说，成了“一个形同讽刺画的国家”——并且在战时的财富耗尽之后，让自己陷入了四分五裂。蒙得维的亚是一座正在打仗的城市；游击队和士兵在街头作战。有一天，博尔赫斯还在那里，有四个士兵被枪杀了。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里也有类似的情节。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比利时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刚果进行的帝国扩张，其中提到的事件就发生在《马丁·菲耶罗》当中的事件发生二十年后。康拉德的叙事者深入内陆去掌管一条内河汽船，他去到刚果河上的一个破败的贸易站，和十六或二十个黄金国探险队的比利时人待在一起。周围到处都有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人们变得衰弱，渐渐死去。但比利时人没有注意到这些。
那么，不管博尔赫斯承认与否，他也许还发展出了一种与艺术想象相平行的、对现实的附带想象。而现在，现实无论如何也无法再被否认。
“唯一真实的感觉是被派往一个贸易站的欲望，在那里弄到象牙，然后从中抽佣。他们只为这一件事情而密谋，彼此中伤和仇恨——但是如果真要他们抬起一根小指头——噢，算了吧……他们交谈……不计后果却缺乏刚毅，贪婪却不够大胆，残忍却没有勇气；整个这一群人没有一点远见，也没有丝毫严肃的意图，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要让这个世界运转起来，需要有这些品质。”
博尔赫斯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不写堕落的人。”但另外一次他又说：“那些从本质上去思考欧洲和美国的人丰富了这个国家。只有文明的人才会如此。高乔人的头脑非常简单。一群野蛮人。”我们谈起阿根廷的历史，他说：“有一个模式，一个不太明显的模式。我自己见树不见林。”后来他又补充道，“那些内战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叙事者被引向对工作理念的反思。问题在于道德观念的缺席。“不，我不喜欢工作。我宁愿懒散度日，思考所有那些可以做的美事。我不喜欢工作，没有人会喜欢，但我喜欢蕴含其中的东西，在工作中可以找到你自己。你自己的现实——你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其他人永远无从知晓的东西。”
这是艺术的想象。然而博尔赫斯从他创造的这个神奇的阿根廷出发，经由他的英国祖母，走向了他的英国祖先，并经由他们走向了他们“黎明时分”的语言。“人们告诉我，我现在看起来像英国人。年轻时我不像英国人，那时我更黑一点，自己感觉也不像英国人，一点也不。也许是阅读让我感觉像英国人。”尽管博尔赫斯自己不承认，在他后期的故事里，北欧人的主题反复地出现，他们在荒凉的阿根廷土地上日渐堕落。苏格兰的格思里变成了混血儿Gutres，他甚至连圣经也不记得了；一个英国女孩变成了印第安野蛮人；一个叫尼尔森的族群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像动物一样生活，遵循着嫖客似的兽性的性准则。
这几乎是一种宗教理念，就像是黑暗殖民地的对立面。只有在有着合理的自由和合理的创造性的社会里，才会产生这种关于人的可能性的高贵理念。它与第一次西班牙征服背后的理念相对立，与“沙漠征服”背后的理念相对立。这样的理念也许曾驱使一些移民前往阿根廷，就像驱使一些移民前往美国一样；但阿根廷是会让被它吸引来的人失望的。
Numen inest，这是一位神的居所：诗人的符咒没有奏效。军人祖先在战斗中死去，但那些微不足道的战斗和徒劳无益的死亡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只有在博尔赫斯的诗里那些英雄才居住在“史诗般的宇宙里，高高地坐在马鞍上”：“alto...en su épico universo.”这是他的伟大创造：阿根廷作为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完整的史诗世界，属于“共和国、骑兵队和清晨”（las repúblicas, los caballos y las mañanas），属于过去的战斗、被缔造的祖国、被创建的伟大城市和“一条条街道，它们往昔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我的血液中。”
在阿根廷，道德理念的缺席还有其他后果。“沙漠征服”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全部遗留下来。阿根廷人会告诉你，阿根廷的上层阶级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一个来自旧家族的男人在一九七二年说：“在秘鲁你有真正的贵族。他们的传统已有两到三百年的历史。如果你提起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间的阿根廷贵族的名字，今天在阿根廷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的后代都是很孱弱的，整个局面都在崩溃。”一位在旧家族的后代中罕见的工业家这样说：“你必须记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美好时代的外表之下，我们拥有的是跳探戈舞的男人。今天跳探戈舞的男人已经接管了阿根廷。”
四处的墙上涂写着暴力标语；游击队在街上活动；比索贬值；城市充满仇恨。嗜血的标语不断重复着：罗萨斯正在归来。这个国家在等待新的恐怖。
这一年我去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一个大牧场。在桉树和路边的其他树木以及水坑的外面，平坦的褐绿色草地向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似乎要吞没牲畜的头和脚，把它们缩减成它们背部那些黑色或黑褐色的条纹。这一大片“被征服的沙漠”老早以前就不再属于最初拥有它们的家族；而自那以后它曾两度荒废，一次是在大萧条时，后来经历了战时的繁荣，在庇隆时期又再一次荒废。一九六〇年，继承了这片土地的人发现自己甚至没有足够的钱维持自己的住宅。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决心致力于产业的建设，终于让这片土地起死回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
在国家图书馆，博尔赫斯办公室的阳台上，插着一面白蓝相间的阿根廷国旗，斜伸在墨西哥街的上方，因为尘土和烟熏而显得肮脏黯淡。想一想，这也许已经是这一带最漂亮的建筑了，一百二十年前，也就是匪徒－独裁者罗萨斯统治时期，这里曾被当作医院和监狱。带尖顶的围墙，高高的铁门，硕大的木门，这一切仍然有着美的踪影。但在内部，墙壁剥落；中院的窗户已经破损；再往里去，一个庭院接着一个庭院，走廊里晾晒着衣物，台阶碎裂，金属的旋转楼梯上堵塞着垃圾。这是一间政府办公室，属于劳动部的一个部门：这样的情形讲述的是一个停止运转的政府，一座正在死去的城市，一个未曾真正成功的国家。
“我们隔壁有一个西班牙旧家族，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这一区最大的地主，可能老早就从罗卡那里获得了土地。现在他们没有钱频繁去欧洲玩。他们没有能够适应环境。也没有改变生意的结构。他们仍然拥有房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仍有社交生活，而他们也试图在那里经营各种事务。他们通过抛售一点资产才生存下来。我知道有一所大房子，四十个房间，现在只有一百三十公顷的土地作为其经济支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老夫人不肯卖房，尽管她连热水都没有。大房子里有漂亮的浴室，装有可爱的水龙头，是二十年代由一位英国建筑师按照装饰派的风格设计的。大多数房间都布满了蜘蛛网，屋顶到处都在漏水。”
但博尔赫斯并未让布宜诺斯艾利斯神圣起来。我这个访客看到的城市不是诗中的城市，而西姆拉（一个像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的人工新城）在那么多年之后，仍然是吉卜林笔下的那座城市。吉卜林努力观察一个真实的城镇，而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属于他私人的，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现在这座城市日渐衰败。在博尔赫斯居住的南面，一些老建筑幸存下来，一并存留的还有它们威严的前门和衰颓的院落，每间院子都铺有不同的地砖。但更常见的是，内院被锁了起来；许多老建筑被拆掉了。在这座市民气的移民城市，如果在侨民建筑师的想象之外，优雅真的存在过，那么它也已经消失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杂乱的景象。
苏珊娜就来自那样的家庭，一个失去了很多财富的家庭。她嫁给一位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到现在仍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她的举止仍然显示出她的出身：安全感、自豪感以及奇特的天真。她不清楚她的家庭到底是如何失去土地的。她不认为庇隆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她的丈夫后来告诉我，苏珊娜的家庭在庇隆上台时惊慌失措，听取了糟糕的建议，把土地变卖了。
博尔赫斯的第一本诗集叫《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他在自序中说，他想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颂扬这座日益扩大的新城市。“就像那些罗马人，他们会在穿过树林的时候低语‘numen inest’，‘这是一位神的居所’，我的诗行这样宣称，陈述着街道的奇迹……每一天，这些地方都在一点一点变得神圣。”
苏珊娜说：“发生在我家的事并不是源自庇隆。事情还要往回推。父亲十八岁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九三〇年左右——想去上学。他想做建筑师。父亲很有魅力，非常害羞，又极其有礼貌。一种非常脆弱的性格。他去找他的继父谈这件事，继父建议他不要上学，说：‘为什么要上学？’在他继父看来，如果你有优雅的举止，那就够了。过了不久我父亲又想去上学。这一次他想学法律，他的继父又对他说：‘为什么要上学？’于是我的父亲就没有上成学。”
我受到无数次的人身威胁。甚至我的母亲也遭到了威胁。他们在午夜过后，凌晨两三点，按门铃把她吵起来，用异常粗鲁的声音——你会把这样的声音与庇隆主义者联系起来——对她说：“我要杀了你和你儿子。”我母亲问：“为什么？”“因为我是庇隆主义者。”我母亲说：“说到我儿子，他七十岁了，眼睛其实都瞎了。但是说到我，那你可得抓紧。我都九十五岁了，你还没有杀我，我就有可能死在你手上。”第二天早上，我对母亲说，夜里好像有电话铃响。“是做梦吗？”她说：“只是一个蠢货。”她不仅机智，而且勇敢……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在这样的政治时局下。但我的祖上是军人，我想我应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你知道，我父亲也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有优雅的举止，那就够了。钱很重要——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你还必须有优雅的举止。如果你到我父亲家里，用得体的方式打招呼，适时起身，适时坐下，恰当地说话，并且欣赏我父亲的家具和银器，对他来说那就够了。我必须告诉你，优雅的举止有时仍会令我目眩。我们的举止非常庄重。小时候，我们有时会被叫去客厅，于是我们就进去打招呼。但是如果不是直接问我们话，我们就不说话。如果在我们坐着的时候有人进来，我们必须站起来。有时我们去饭厅和父亲、母亲以及其他宾客一起用晚餐，我还记得在这样的时候我会想：‘多么美好的人，多么优雅的举止。’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美好。没有哪个女儿学会了做什么事。你知道，即使是现在，她们还在谈论从前的时光——不用做事的时光。那些日子她们可以去欧洲旅游，带回可爱的纪念品。但是她们不谈做事的日子。”
“在一九一〇年阿根廷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把阿根廷视为一个高尚的国家，坚信其他国家会成群结队而来，与我们交好。现在，这个国家走在糟糕的道路上。我们正在受到威胁：那个可怕的人要回来了。”这就是博尔赫斯谈论庇隆的方式，他不想提到他的名字。
这并不是在这片新土地上扎根的阿根廷贵族的唯一缺陷。他们说西班牙语；他们的种种态度和更深层的文化都是西班牙式的。那种不工作、不谈钱的理想也是西班牙式的。（就像一九七四年我在拉里奥哈的一家咖啡厅遇到的一位中年绅士，他的小指头指甲有一英寸长，那也是西班牙式的。我们都很空闲，他开车载着我在乡间转了半天。他的指甲表明他是一个悠闲的人：指甲是半圆筒形的，像坚硬的角，上面有纹路，呈黄色，非常脏的牙齿的颜色，看上去让人莫名地厌恶。）但是西班牙以落后著称，从那里来的贫穷移民在阿根廷被统称为“gallegos”（加利西亚人）。
在写下第一本诗集之后，除了对古英语诗歌的发现，再也没有什么主题能让博尔赫斯进行如此强烈的沉思。即使是苦涩的庇隆统治时期也同样如此，那时他被“请”出了图书馆、去集市上检查家禽和兔子，于是他就辞了职。还有他晚年那段短暂而不幸的婚姻也是如此，无法激起他强烈的沉思。好些杂志都曾关注此事，这现在也仍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闲聊话题。还有他与母亲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同样没有令他产生强烈的沉思。现在他的母亲已是九十六岁高龄。
苏珊娜说：“我父亲的优雅举止让人向往‘绅士’的理想。这些举止被认为是英国式的。父亲所受的全部教育都以英格兰为理想。我父母去欧洲的时候，从来不去西班牙。西班牙是——”苏珊娜做了一个轻蔑的姿势。对西班牙的轻蔑蕴含了对讲西班牙语的阿根廷的轻蔑。“他们不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他们说este país，‘这个国家’，而不是‘我的国家’。他们会说：‘这里的人很糟糕。’而不是：‘我们很糟糕。’我丈夫说，这里的很多问题都和那种‘这个国家’的态度有关系。”
Soy, pero soy también el otro, el muerto,El otro de mi sangre y de mi nombre.
也许，阿根廷的上层阶级如果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的贵族，他们会寻求与庇隆这个出自这个国家的人和解；这个国家也许就不会因革命而开始四分五裂。
这是诺曼·迪·乔瓦尼翻译的一首诗，写于第一本诗集出版之后四十三年：
我问苏珊娜，她父母的庄重举止有没有禁欲主义或一种保护性仪式的成分，那种使得他们能够忍受艰难时世的东西。我表达得不太清楚，苏珊娜以为我在问她的家人对待他人困苦的态度。她说：“不。十一月，我们的夏天来到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热，母亲会指着我们公寓后面的廉租房说：‘想一想他们。’但我从不觉得她真的在意那些人。”
今天，我是我自己，我也是他，那个死去的人，他的鲜血与名字属于我。
弄明白禁欲主义的意思后，苏珊娜说：“母亲非常讲究章法（estructurada）。他们把她造就成了那样。我年轻的时候，以为妈妈对什么事情都有办法。但有一次她家里出事，她一下子就垮了。她没有真正的内涵。”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博尔赫斯的生活停止了；接下来将只有文学与他为伴：对词语的关心，无止境地尝试留住、而不是背叛种种情感，对一种如此独特的往昔的情感。
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浪费的土地，这里仿佛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实则已经废墟遍布，建筑和人的废墟。和新世界的众多土地一样，和圭亚那以及加勒比群岛一样，阿根廷大草原似乎已经吞噬了自身的历史；这是一处湮没之地。大草原印第安人已经湮没无闻，高乔人也是如此。那些非洲人，西班牙时期奴隶的后代，也已经湮没无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阿根廷，在《马丁·菲耶罗》中，他们还十分活跃：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男人和女人，衣着时髦，不容忽视，讲着高乔人的西班牙语。在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那时博尔赫斯还是一个小孩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能见到黑人。
……当你的生命成为前人的化身后人便是（现在也是）你在尘世间的不朽。
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二年说：“小时候如果看到黑人，我不会回家讲。我不知道我们的黑人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家并不富有。我们只有六个奴隶。”他在一首诗里提到，他们家在城里的房子有奴隶宿舍。“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祖先来自非洲。他们讲的是一种抑扬顿挫的西班牙语，发不了R的音，会读成L。但他们不会被人另眼相看。事实上，黑人和别人一样，是‘克里奥尔人’（Criollo）——大移民潮之前的阿根廷旧殖民地人。他们在这里做厨师或女佣。你会把黑人当成城里人。许多精锐的步兵团都是由黑人组成的。我的一个了不起的叔叔带领手下在蒙得维的亚和西班牙人拼刺刀，那应该是在一八一五年或一八一六年，所有的士兵都是纯种黑人，来自城南这边靠近国家图书馆的地方。”那也是我们谈话的地方。一九七二年的博尔赫斯正在担任馆长，工资因为通胀而缩水，月薪只相当于七十美元。
下面是W.S.默温的译本：
故而，非洲人曾经为了阿根廷的独立而战。如果不是博尔赫斯告诉我，我不会想到：一百年后他们的后代魔法般地消失在新一批来自欧洲的人群中，现在没有谁还记得他们。
...cuando tú mismo eres la continuación realizadade quienes no alcanzaron tu tiempoy otros serán (y son) tu inmortalidad en la tierra.
在民族与民族的融合当中，北部旧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也曾遭受磨难。他们在经济上一度依赖秘鲁——那是在独立之后，在毁灭性的内战之后，博尔赫斯的一首诗所说的“利剑、危险与严厉的禁令”（la espada y el peligro, las duras proscripciones）——他们必须转向南方。他们一度处在一条始于西班牙的漫漫帝国路的尽头；后来，至少是在铁路修建之前，他们处在一条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漫漫坎坷路的尽头。他们出产的东西很少。这个地区再也不是经济要地；人民终于从世界的边缘跌入一片蛮荒之中。
在这些诗里，他的军人祖先在战斗中濒临死亡。在这些诗里，只有二十四岁的他已经把对光荣的沉思转变成了对死亡、时间以及个人生活的“珍宝”的沉思：
他们依靠南方政府的救助生活。于是他们留了下来。据说拉里奥哈全省（其首府建于一五九一年）都依靠政府过活。钱并非只是作为救济金发放给大家：他们必须替政府工作。期望得到公众支持的政客总是热衷于增加公务员岗位。卢里亚先生是一位律师和地方志专家，他告诉我，在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军政府下台那一年——和一九八七年间，拉里奥哈政府雇员的数量增长了三倍以上，达到四万四千人。对于这个总人口只有约二十五万人的省而言，这个数字相当地大，而且自那以后又增加到了五万五千人。
这是博尔赫斯论爱默生；但也可以是博尔赫斯论博尔赫斯。在《自叙随笔》中，生活的确不见踪影。于是最重要的一切必须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在博尔赫斯这里，也就是他的诗歌。如他自己所说，他漫长的一生中探索过的所有主题都已经包含在了他最初的诗集里。这本诗集于一九二三年出版，在五天之内印就，印了三百本，免费赠送。
这些政府职位并非真正的工作。公务员们无所事事，定期不劳而获，就好像旧时的西班牙之梦成了真——职位和作为“封赐”的印第安人几乎一样美妙，人们也曾一度渴盼这样的“封赐”。但与赏赐同时到来的是一种西班牙－阿根廷式的残忍。无事可做，但大家必须上班；整个工作日必须待在政府办公室里，这些办公室和他们在理论上是有关系的。部门老板或头头随时可能下令查岗，或是进行planilla volante（突击点名），然后在薪水册上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必须立刻答到。
我被允许获知一个凡人所能知晓的事情。整个大陆都知道我的名字；我没有生活过。我想成为另一个人。
卢里亚先生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它在拉里奥哈造就了我称之为‘无聊文化’的东西。”他对他的用词感到满意：la cultura del tedio。“因为这些人每天有七个小时被迫处在绝望之中，假装在做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工作。”每天下班的时候，卢里亚先生说，这些公务员“疲惫、灰心、厌倦又愤怒”；然后他们的家人也会感觉到他们每天累积的无聊情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但这是一座悲哀的城市，没有灵魂，没有主动性。”
下面是马克·斯特兰德的译本：
卢里亚先生是怀着感情说这番话的。他自始至终都属于拉里奥哈，祖上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在他看来，拉里奥哈这片土地属于十九世纪的军阀，还有那些强悍而勇敢的人。政府职位和无聊文化败坏了人们的精神；他们现在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卢里亚先生说，政府进行了三次努力，想把公务员安排到工业园里去从事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到那里去工作的人总是会流回政府机构，尽管后者的薪酬更低。卢里亚先生说：“他们宁愿选择疾病。”
Un dios me ha concedidoLo que es dado saber a los mortales.Por todo el continente anda mi nombre;No he vivido. Quisiera ser otro hombre.
除了必须去上班这个严酷无情的事实，以及突击点名所带来的持续恐怖，还存在着一些更为微妙的折磨和控制人的方式：提供工作岗位的人总是希望他们的权威被人感觉到。公务员分为二十四级。大多数人都是从六级开始；只有在邮局工作的人因为某种原因，一开始的级别更低。之后你就一路升迁。但因为大家无事可做，所以也没有办法评估工作质量。一切都取决于那些政客。他们必须感到志得意满。你可以在墙上或是，远远地出城，在石头或树干上涂上他们的名字，以此来让他们感到志得意满；选举的时候，你得为他们助选，假装精神抖擞，其他时候则总是要假装充满感激之情。如果你不这么做，如果你认为自己无非是得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那么你就会面临种种麻烦。
“漫长而极其不快乐的九年，”他说；但他只用了四页纸讲述这个时期。博尔赫斯的孤僻开始显得像是一种禁忌。
有一个女人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十七年。其间她只从六级升到了九级，而她之所以能够晋级，只是因为有一个政客在上任的时候，像君主大赦囚犯那样，让所有的公务员都升了三级。这位九级女士在拉里奥哈非常有名。有一天早上我甚至被人带去她的办公室见她：矮小而丰满，未婚，但是有着满头秀发，时刻准备着把她的故事再讲一遍。作为九级公务员，她的月薪是一百二十美元。六级和十八级的薪水只差三十美元。她说，到二十级薪水才会大幅提高。但不管怎样她总归是晋级了。
甚至那篇五十页的《自叙随笔》也没有暴露他的孤僻。那就像是另一篇访谈，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他一八九九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位律师的儿子，祖先是军人。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那时比索还很值钱，欧洲的物价水平低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全家在欧洲逗留：这些故事全都被再次勾勒出来，就像是在一次访谈里一样。文章很快就变成了一位作家讲述自己的写作生涯的文章，他讲述了他读过和写过的书，参加过的文学团体，创办过的杂志。他的生活却不见踪影。他四十岁左右一定经历过一场危机，但在文章里却几乎没有提及：那时他的家庭亏空严重，他在从事各种新闻报道工作；他的父亲死了，他感觉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担心（自己的）心理是否还健全”；他在市图书馆当助理，作家身份在馆外广为人知，在馆内却无人知晓。“我记得有一个同事在一本百科全书上看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这个名字，让他惊讶的是这个人碰巧和我同名，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
九级女士抱怨的时候，有一位二十四级女士也在场。她很瘦小，尽管看起来营养不良，却一点也不为自己的级别辩护。她有学位，她说，她的第二职业（可能是下午去做）是教授。作为二十四级公务员，她的月薪是四百美元；但是她要照料十六个弟弟和妹妹。
从他让别人称呼他的方式，可以看出（平易近人背后）这种孤僻的一些迹象。有特权用“豪尔赫”称呼他的人（他们读成“乔吉”），也许不超过六个。他让其他人都称呼他“博尔赫斯”，不加“Señor（先生）”。他认为“Señor”太西班牙，太自命不凡。而只称呼“博尔赫斯”显然让人有距离感。
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面带笑容、身着条纹衬衫的男孩在轻快地进进出出。我问及他的情况。他是一个特殊案例，一来就是十二级。他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男孩就那么笑着，走出房间，又再度进来，而其他人在谈论钱、政客、通胀以及物价，九级女士则说她从未进过餐馆。他们不能离开办公室；他们是被看不见的篱笆圈起来的人：被禁闭，牢骚满腹，但是又很胆怯，像是一群幽灵，在维吉尔所描绘的阴间等待着他们的宗教葬仪。
博尔赫斯中等身材，近乎失明的眼睛和手杖让他的外表显得愈加独特。他穿着讲究。他说自己是中产阶级作家，而中产阶级作家既不应该是花花公子，也不应该过于随意。他谦恭有礼；和托马斯·布朗爵士一样，他也认为绅士就是努力少给人添麻烦的人。“但你应该去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医生的宗教》里找答案。”他平易近人，愿意在冗长的访谈里重复他在其他访谈里已经说过的话，他这样的态度，似乎是把“中产阶级关于谦逊的理想以及绅士的风度”与“作家的孤僻以及他专注于写作的需要”融合在了一起。
黄昏的时候，炎热退散，白日的无聊爆发了：年轻男子们和女友骑在吵闹的摩托车上，在主广场周围的街上拖着蓝褐色的烟雾、一次次地兜圈，就像那些现在已经习惯了无所事事的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负责介绍我们的是一位来自图库曼的阿根廷人，他借用这个场合向听众指出，军队实施镇压，关闭了图库曼大学。博尔赫斯完全没有注意介绍人的发言，直到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才醒转过来。有人说起介绍人之前的发言，博尔赫斯突然间大发雷霆：“你有没有听到那人说了什么？他说他们关闭了图库曼大学。”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他说：“那人在攻击我的国家。他们不能那样谈论我的国家。”我说：“博尔赫斯，你说‘那人’是什么意思？那人是阿根廷人，是从图库曼来的。而且他说的是真的，军队关掉了大学。”
阿根廷吞噬了那些被它吸引而来的人；过去二十年格外地艰难。
诺曼·迪·乔瓦尼讲述了一个能起到平衡作用的故事。
豪尔赫是一位英裔阿根廷人，在一家大公司当经济顾问。他在一九七二年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一场真正的危机边缘。”自从四十年代的庇隆时期以来，通胀率一般维持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但在那一年飙升至百分之六十；而这个国家的殖民地农业经济从未真正变革过。这里有工业，但其依赖进口，而进口又是靠农业出口支撑的。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仍然记得一九五五那一年，就在庇隆被推翻前几天、九年的独裁统治行将结束之际，博尔赫斯给英国文化协会的女士们做了一次演讲——在无数的主题中他选择了柯勒律治[10]这个主题。博尔赫斯说，柯勒律治写下过一些英语诗歌——“es decir la poesía”（也就是说诗歌）——中最好的诗句。这四个词在举国欢庆之际，就像是对阿根廷灵魂的一次无端攻击。
豪尔赫说：“庇隆预见到了这个可怕的循环。他没有启动各种基础工业的建设。他必须取得民众的信任，所以他所做的都是虚浮的事情，进一步扭曲了经济。当时的工业化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并没有制订出工业政策。”阿根廷的工业产品受到了保护；它们的价格相当于海外同类产品的两倍；而一九七二年的平均月薪是五十美元。庇隆为工人做了很多事，但他们的工资跟不上庇隆的政策以及类似的种种政策所造成的通胀。
这是一场奇特的殖民表演。他的阿根廷历史是他身份的组成部分；他自己也是这样向大家展现的；他归根结底是一个爱国者。他尊重国旗，在国家图书馆，他的办公室（他是馆长）阳台上，飘扬着一面这样的旗帜。国歌让他感动，但与此同时他似乎又急于宣称自己有脱离阿根廷的倾向。博尔赫斯的表演针对的似乎是他在校园里的新听众，并且在很多方面对这些英裔美国人加以恭维，但博尔赫斯的态度却是旧式的。
一年前，豪尔赫买了一套房子。价格上涨太快了，一个星期的犹豫不决就让他多花了两百美元——他那时的月薪是四百美元。但他的房子不到一年就增值百分之八十。到了一九九一年，也就是十九年后，这笔买卖更是显得格外合算。
博尔赫斯做了很多次访谈，每一次都很雷同。他让提问显得无关紧要；有一位阿根廷女士说，他是在播放录音；他在表演。他说西班牙语是他的“厄运”。他批评西班牙和西班牙人：他仍然在打那场殖民战争，但是他把旧有的种种问题与阿根廷的一种更简单的偏见混淆在了一起，这种偏见针对的是来自西班牙北部的贫穷落后的移民。他针对大草原印第安人讲的一些笑话既有失风度，又陈腐。之所以说有失风度，是因为就在他出生之前二十年，这些印第安人已经被系统地灭绝了；但博尔赫斯的态度又在意料之中，只有让受害者变得荒唐可笑，这样大规模的屠杀才变得可以接受。他谈到切斯特顿、斯蒂文森和吉卜林。他谈到古英语，因为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学术话题而满怀热情。他还谈到他的英国祖先。
“我买房时在银行做了十二年的按揭。房价是固定的，唯一会发生变化的是余款的利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也就是约翰·桑迪（John Sunday）回来那一年。”——约翰·桑迪是英裔阿根廷人对庇隆的教名胡安·多明戈（Juan Domingo）的翻译——“通胀更厉害了，抵销了债务。那么买单的是谁？社会里的其他人，那些没有借债的人。糟糕的是，过去的四十五年以来，通胀一直在稳定地上升，月复一月，没有波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面对这样的通胀，还能够支撑得住。这就像是用慢镜头播放德国在二十年代的经历。”
多年来，在讲西班牙语的地方，博尔赫斯一直享有极高的名望。但在一九七〇年，他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人物剪影”文章，题为《自叙随笔》，说在一九六一年获得福明托奖[9]之前——他那一年六十二岁——他“实际上一直默默无闻”——不仅在国外是这样，在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如此。”这样的夸张让他在阿根廷的一些早期支持者感到沮丧；有些人会说，随着他声名渐增，他也越来越“不负责任”。但博尔赫斯一直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小镇，在博尔赫斯只属于这个小镇时，他的有些话并不让人讨厌，但是如果外国人在排队等着和他见面，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博尔赫斯的军人祖先以及他们的死亡无疑曾一度让整个社会感到荣幸，让它拥有了一种历史感和完整感。但博尔赫斯宣称那是一种私人的光荣，似乎是在排斥其他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专横的态度。在小镇上做名人并不容易。
“一九七四年约翰·桑迪死后，他的遗孀和她的占星师－巫医上台，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一个前下士成了警察头头。通胀突然爆发。我还记得一件事：我付钱买了一件西装——比方说花了相当于两百美元的比索——裁缝为我量了尺寸。当时的通胀太厉害了，比索一个月之内就贬了一半的值。我觉得自己不能以这个价格从裁缝那里拿回西装，他也希望能够忘掉这件事情。我们见面的时候从不谈论这件西装——按照今天的行情计算，它应该值十美分。”
博尔赫斯是一位绅士。当人们走上前来告诉他，他的故事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毕竟，他只不过是这些故事的作者——你就会听到他最美妙的回答：“哦，谢谢你！你丰富了我的故事。你给了我一件很棒的礼物。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X地——比如说得州的拉伯克——走了那么多路，就是为了找到这样的、关于我以及我的故事的真理。”
阿根廷的衰落有一个奇怪之处，她没有到达顶峰就已经开始衰退——衰退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民主时期。一九八三年马岛战争之后，民主政体回归，衰退的加速刚好与之吻合。讽刺的是庇隆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这两大党派都想以分产主义压倒对方，但再也没有约翰牛或山姆大叔来注入英镑或美元。
一九六九年，迪·乔瓦尼和博尔赫斯一起到美国去做巡回演讲：
“如果把当年的我们看作是大英帝国的非正式成员，在英国人的治理下事情是在运转的。一九一七年我们的GNP相当于美国当年GNP的四分之三。我们有市场，有效率。我们有办法：各种体制和技术。今天我们再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有一个女人写了一篇关于博尔赫斯的论文，收录在一本书里。她一点也不懂西班牙语，用了两种相当平庸的译本作为论文根据。她的论文很长，大概有四十页，文中的要点之一是，博尔赫斯的文笔非常拉丁化。我不得不向她指出，博尔赫斯只能写拉丁化的文字，因为他用的是西班牙语，而西班牙语是拉丁语的一种方言。她立论的时候没有询问任何人。最后她大喊“救命”，而你渐渐上升，看着那座宏伟的摩天大楼在流沙中沉没。
“你一定得记住，在阿根廷你见到的都是幸存者。其他所有人都在墓地或精神病院里。通胀会让你全力以赴。
你可以想象围绕“一致的”这个词人们写下了多少文字。我带着两种译法去见博尔赫斯：“周围的”和“围绕的”，对他说：“博尔赫斯，‘一致的夜晚’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组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可以说‘一致的夜晚’，那为什么不说‘喝茶的夜晚’，或者是‘打牌的夜晚’？”他的回答让我震惊。他说：“迪·乔瓦尼，这只是我不负责任的写作手法的一个例子。”最后我们的译本用了“围绕的”，但有许多教授不喜欢失去他们的“一致的夜晚”……
“我们公司所处的行业，只能让你赊四到五天的账。要不然以我们的通胀水平，营运资金会损失殆尽。在我们公司，我们随时有约一千两百万美元用于给批发商赊账。你得让这笔钱迅速回笼。如果你能把赊账期缩短半天，那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回笼速度慢的公司，比如销售耐用消费品的公司，很可能需要提供六天的赊账期。如果你在造船，你必须赊出很多的账，而你一年也许只能卖出一艘船。于是就像美国人说的，你其实是在一条粪溪上逆流而上。
《环形废墟》——这是一篇精巧的、近乎科幻的故事，讲述一个做梦的人发现自己只存在于别人的梦里——是这样起头的：Nadie lo vió desembarcar en la unánime noche。直译就是：“没有人看见他踏入那一致的夜晚。”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四年来一直在全天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他是讲英语的国家里、宣传博尔赫斯最卖力的人。他说：
“通胀的另一个消极影响是，你不再关心效率，甚至技术。今天的世界，效率是一切进步的秘密。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一年间，你其实都最多能把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到四。以我们那样的通胀水平，如果你看准投资时机和方向，你可以在一天之内就赚到百分之十的利润。我们的行当平均十五天要向政府交一次税。于是在这十五天里我们必须尽量明智地投资。与考虑技术和效率这些长远的事情相比，保护你的营运资金要重要得多——当然你会尽量两者兼顾。
这既荒谬又完美：准确的戏仿，古怪的想法。博尔赫斯的谜题和玩笑会让人上瘾。但它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们并非总能支撑对它们所做的种种形而上学的解释。但这对学院批评家很有吸引力。博尔赫斯的有些恶作剧需要他炫耀一些古怪的学问——有时这些恶作剧也会消失在这些炫耀之下。他早期的一些故事偶尔也会使用巴洛克风格的语言。
“所以阿根廷的资本投资甚至不够冲抵资本损耗。一句话，当现在这座工厂陈旧到无法再继续运转，公司无法积累起足够的资金购买新的厂房设备。这是通胀的必然结果，而通胀是货币的疾病。你的钱在分崩离析，就像癌症一样。你过一天算一天。当每天的通胀超过百分之一，你就只能这样。你不再做出计划。能撑到周末你就很高兴了。而我就待在位于贝尔格拉诺的公寓里，读一读关于古代板球比赛的书。
在那个帝国里，绘图技术如此完美，以至于一个省的地图覆盖了一整个城市的空间，而帝国的地图又覆盖了一整个省。时间流逝，人们发现这些巨幅地图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于是绘图师学院研究出一幅和帝国一样大小的地图，每一点都能够相互对应。后来的世代对地图研究没有那么在意，认为这么大的地图笨重累赘，不无轻视地任其经受日晒雨淋。在西部荒漠，至今还能发现一些地图的残片，在为偶尔出现的野兽或乞丐遮风蔽雨；在全国其他地方，再也没有留下其他的地图学遗迹。
“我们现在人均要比一九七五年穷百分之二十五。真正在受苦的是那些你看不到的人——穷人、老人和年轻人。这些人在大火车终点站那里被冲上岸。这个火车站与维多利亚和帕丁顿站出奇地相像，它们都是英国人建造的。阿根廷生活的漂流物——就像海的泡沫，这些人。我从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过这样贫穷的景象。”
这就是博尔赫斯的一些智力游戏。他最为成功的非韵文作品，同时也是他最短小的那部作品，也许只是一个纯粹的玩笑。故事题为《关于科学的精确性》，本来只是十七世纪一部游记的摘要：
豪尔赫就工商业所说的这番话也适用于农业：你一定得记住，在阿根廷你见到的都是幸存者。在阿根廷，他们要么很大个，要么就特别羸弱。
其他故事，那些让批评家疯狂的故事，本质上只是智力玩笑。博尔赫斯选取一个词，比如“不朽”，用以玩弄文字游戏。他说，假如人真的能不朽，不仅仅是老而不死，而是不可摧毁、充满活力，永远活下去，那么结果会如何？他的答案是——这也就是他的故事——每一种可以设想的经验都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呈现出每一种可以设想的性格，而荷马（隐藏在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在十八世纪甚至可能会忘了他写过《奥德赛》。也可以选取“难以忘怀”这个词。假定一样东西真的难以忘怀，连一秒钟也无法忘掉；假定这件东西来到你手中，就像一枚硬币。拓展这个想法。假定有一个男人——噢，不，他只能是一个男孩——什么也不能忘掉，他的记忆将因而不断膨胀，他生命里每一分钟的那些无法忘怀的细节将会不断地进入他的记忆。
印第安人的土地让四百家族产生了巨大的贪婪，他们继而占有了这片土地。然后在“沙漠征服”仅仅六十年之后，庇隆就出现了，他也认为这片土地拥有无尽的财富，并被自己对这些财富的欲念所驱使，大肆掠夺和惩罚。那时候，大地主都是牧民。佃农短租土地，轮作庄稼；在间歇期，地里又种回苜蓿，用于放牧牲畜。庇隆来了，冻结了农户的租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苏珊娜家发现他们的税比收的租还要高，于是在恐慌中抛售了产业。坚持下来的人过了几年困苦的日子。对外贸易被国有化；国有垄断企业把持了日用品的定价。政权在寻求利润，需要与国外进行贸易往来。于是人们只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价格出售产品，有时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农业生产在衰退。阿根廷在一九一一年的出口总额——主要是农产品——比一九〇一年还要低。阿根廷的外汇储备已经在对铁路及其他设施进行国有化时挥霍一空，为了支撑这些已经启动的工业化建设，进口现在又在增长。这些进口只能由农业来支付，而人们已经不再对农业进行投入。于是通胀开始了，这片土地因此再也无法由小农户进行耕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尔赫斯最好的作品既不神秘，也不晦涩。他的诗作容易读懂，有很多甚至是浪漫风格的。过去五十年间，他的主题一直保持不变：他的军人祖先、他们阵亡的故事、死亡本身、时间，还有老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写过大约十几个成功的故事。其中有两三篇是直截了当、甚至有点老派的侦探故事（有一篇发表在《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8]上）。有些故事以一种相当电影化的手法处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世纪之交的下层生活。匪徒被赋予史诗般的地位；他们崛起，受到其他匪徒的挑战，有时他们也会逃跑。
胡里奥种了三千英亩地。他不是来自那些拥有土地的旧家族。他较晚才转向农业，是一个专注的人。六十年代，他接手了一处在庇隆时期已成废墟的产业——在战争期间这里曾繁荣而富有进取精神，是阿根廷最早使用拖拉机的地方。胡里奥从一家国有银行贷了一笔钱。经理当然先是让他等着，来来回回了好几次，又要他提供各种计划和声明；办事员喝着咖啡和饮料，对他视而不见，然后总是让他去找别人。
博尔赫斯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甜蜜而忧郁的诗人；精通西班牙语的读者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位表达直率、文风质朴的作家。但在英裔美国人看来，他是一位年老的阿根廷盲人作家，写过寥寥几篇极短、极神秘的故事——这样的名声既夸张又虚假，以致遮蔽了他的伟大成就。他或许也因此而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等他虚假的名声消散时——这样的名声一定会消散——他的杰作很可能也会随之消失。
“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切都是贷款来启动的。要不然我们也没法成功。贷款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危在旦夕：利息比通胀率还要低。银行经理非常清楚他是在帮我们一个忙。”
谈到作家的名声，博尔赫斯曾说：“重要的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创造出的关于你自己的形象。许多人认为彭斯[7]是一个平庸的诗人。但他代表了许多东西，人们喜欢他。那样的形象，就像拜伦的形象，最终也许比作品更重要。”
起初为胡里奥带来好处的通胀后来变成了让他骑虎难下的“老虎”。
2博尔赫斯与虚假的往昔
“严格地讲，为了生存你必须去做不道德的事情。你必须拖后支付账单。但现在所有的账单都要用美元支付，拖延没有任何好处。你必须进行多种经营，灵活处事。在高通胀下你开始大量进行易货交易。你会远离现金交易。比如说，我用小麦做了一笔交易，换回的是汽油和化肥。你计算出你得用四公斤小麦换一公斤化肥。我们现在把很多时间花在这样的事情上。这是一种棘手的生意。你不想输掉。重要的是要加入一个群体，让懂行的人教你进行这样的易货交易。
另一个被反复使用的词是“平庸”。阿根廷人痛恨平庸，害怕被人视为平庸。这是伊娃·庇隆用来骂人的字眼之一。在她看来，阿根廷的贵族总是很平庸。她是对的。数年之间她就粉碎了阿根廷是一片有贵族气派的殖民地的神话，再没有人为这片土地找到其他神话、其他观念来取而代之。
“如果通胀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上，我们就能按时拿到工资，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牛奶，这对我们颇有助益。生产牛奶让我们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其付款方式是这样的：按周付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在下个月月末支付。但一旦遇到恶性通胀，你就真的会有麻烦。一九八九年，在阿方辛政府下台前，我们连续四个月的月通胀率为百分之百，而我们的牛奶货款是按月付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一分钱也拿不到。当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要支付的账单，但我们仍然损失惨重。这样的事情是你无法应对的。牛奶必须天天卖。如果你生产的是肉类或农作物，你可以存放在仓库里，用现金来交易。
Camelero，chanta：这些是阿根廷人每天都在用的词。Camelero的意思是“大话王”，一个其实什么也不能兑现的人。有个人说要带我去一个大牧场，而且要坐他的私人飞机去，他就是一个camelero。Chanta则是指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人，没有原则的空心人。自总统往下，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被某个人斥为chanta。
“阿方辛没有对恶性通胀采取任何措施。他只是在等新总统梅内姆接任。而梅内姆是以民粹纲领当选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涨工资。
做阿根廷人就是去继承一个魔法的、虚弱的世界。这里的财富和欧洲性掩盖了一个农业社会的种种属于殖民地的现实，这个社会不需要多少才能，也没有创造出什么，不需要伟大人物，也没有创造出伟大人物。“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有一天诺曼·迪·乔瓦尼气恼地说。自博尔赫斯往下的每一个人都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小镇。”八百万人口。骇人的小市民杂居区肆意向外扩展，卑贱、单调、没有意义：但这只是一个小镇，被殖民地的疑虑和恶意所吞噬。如果人们觉得外面的世界才是真实的，那么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就都有所欠缺，满怀欺诈之心。门多萨的一位服务生说：“阿根廷人不工作。我们做不了任何大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琐碎无益。”一位艺术家说：“这里几乎没有职业人士，我是说知道自己人生目标的人。没有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事某一项职业。正因为如此，如果你和我是同行，你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候，买我们牛奶的一家公司进入了破产管理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六个星期以来供应的牛奶全都收不到货款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要求买方按周结款。即使扣除损失的钱，我们也比那些总能收回货款、却是按月收取的同行情况更好一些。因为在恶性通胀中，要紧的是什么时候收到钱。
还有阿根廷的财富：英国人的铁路把小麦和肉类从大草原的各个角落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再从那里运往英格兰。这里没有拓荒者，没有艰苦卓绝的建国神话。这片空旷的土地极其平坦和富饶，资源无穷无尽，也是一片无限宽容的土地。Dios arregla de noche la macana que los Argentinos hacen de día：阿根廷人在白天制造的麻烦，神会在夜里加以解决。
“我那时真的很担心。只有那一次。每隔十天就有一家银行倒闭。每一个人都想把钱取出来花掉。”
但在阿根廷做一个欧洲人，就是在以最为有害的方式做一个殖民者。这是寄生虫的生活方式，是在把欧洲的成就与权威据为己有——加勒比各殖民地的白人社群也是这么做的——是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小时候在特立尼达，以为白人和富人不需要接受教育），也是出于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接受自己社会的二流地位。
通胀如此厉害，人人都变成了赌徒，人人都神经紧张地生活着。即使是那些以某种方式赢了的人也感觉到了衰竭和伤害。就像现在六十岁的圭，他一开始没有资本，一步一步地挣脱贫困，把五千美元的退休金变成了价值十四万美元的公寓。
“许多人认为，”博尔赫斯说，“在这里本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是英国人取得胜利（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英国人曾两次袭击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我会想，成为殖民地真的有好处吗——如此僻远而沉闷。”
六十年代，租金上涨，圭和他的家人搬了五次家，越搬条件越差。他决定买房子。在郊区他发现一套总价一万五千美元的房子，感觉自己买得起。但他的公司却不这么想。他们拒绝为他提供购房按揭，而是提出在他离开公司的前提下给他一笔退休金。圭已经下定决心买房子，于是他拿了退休金——五千美元——离开了公司；他从哥哥那里借了一点钱——两千五百美元，然后又在哥哥的帮助下，从一家银行贷了七千五百美元，四年还清。
做阿根廷人不是去做南美人，而是去做欧洲人；许多阿根廷人变成了欧洲人，他们属于欧洲。这片土地原本是他们财富的来源，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度假基地。对这些阿根廷－欧洲人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马德普拉塔成了他们度假的城市，只有某些季节他们才会在此生活。在两次大战的间歇，巴黎有一个阿根廷人社区，人数稳定在十万。那时比索还是比索。
“那时候，像这样的贷款通常必须在两年内分期还清——根本算不上信用贷款。不管怎样，事情就这样了。我们有房子了。那是一所小得可怕的房子，我们都感到很羞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的房子处在这样的区域：你只要走上几百码，就会从漂亮的区域走到穷人区，晚上一些人会穿着睡衣坐在人行道上。我们住在更穷的那一边。
这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一种对待这片土地的态度。魔法在阿根廷事关紧要，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女巫、魔法师、术士和灵媒。但是我作为访客必须忽略阿根廷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被告知，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大牧场，但是我这个访客不能去具体某一家大牧场，因为它并不典型。但魔法存在，并且在发挥作用。是的，但那不是真实的。那个也不是真实的，那个也不是，那个还不是。于是整个国家都在谈话中被消解了；我发现自己被引向了类似牛仔古玩店那样的地方。这个阿根廷里一个阿根廷人也没有，更不用说我的那些导游了；但那是真实的，那就是阿根廷。“我们基本上都热爱这个国家，”一个英裔阿根廷人说，“但我们以想象的方式看待它。我们中有许多人现在因为幻想而饱受折磨。”大家一起拒绝睁眼去看，拒绝去和这片土地和解：一个人工的、四分五裂的殖民社会，因为种种神话而充满缺陷和赝品。
“然后我们走了一点小运气。借钱给我们的银行倒闭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事情很典型：一种阿根廷式的意外之财。于是我们不用再还从银行借的那七千五百美元——但我哥哥相当于白捡了十五万美元。
另一天傍晚，博尔赫斯说：“阿根廷的历史就是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历史。”在这样一种历史观里，庇隆的位置在哪里？“庇隆代表的是对土地的争夺。”但是他肯定也代表了阿根廷的某种东西？“很遗憾，我必须承认他是阿根廷人，一个属于今天的阿根廷人。”博尔赫斯是西班牙裔拉美人，他的祖先在大移民潮之前就来到了阿根廷，那时这个国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博尔赫斯用他对祖先的崇拜取代了对祖国历史的思考。和许多阿根廷人一样，他抱有一个关于阿根廷的观念，凡是不符合这个观念的东西都会被否弃。而博尔赫斯是阿根廷最伟大的人物。
“我们决定搬离那所可怕的小房子。我们在较好的区域租了一间公寓，又把自己的房子以很低的价格租了出去，结果租客是一个很穷的人，不能按时交纳跟生活指数挂钩的房租。我还应该告诉你，那所房子所在的区以管理糟糕而著称。他们会故意把你的所有税税单晚寄给你，让你不得不交滞纳金。这在阿根廷也很常见。你去交钱的时候，还得在一个街区长的队伍里排上一天。
阿根廷没有历史。这里没有历史文档，只有涂鸦、争辩和学校的教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身着白色罩衫的学童被定期带到五月广场上，绕着卡维尔多大厦参观独立战争的遗址。这是一场光荣的战争；这是一场孤立的战争；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公众的头脑中，这场战争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全无关系：法律的沦丧，搜捕敌人，无休无止的内战以及黑帮的横行。
“这就是我们决定卖掉房子的原因。然后更大的运气又来了。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年，我们在阿根廷有过一段“蜜钱”（plata dulce，很容易赚的钱）时期，那时阿根廷货币的回报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而美元变得无关紧要。工厂的停车场满是工人的车，大家到迈阿密去旅游，用手推车一车车地装着电子用品回来。土地的价值在飙升，我们的小房子卖了六万五千美元，比买的时候翻了四倍多——而且别忘了，因为银行倒闭，原价有一半我们根本没有付。
如果连无度的独裁也重又受到尊敬，那不是因为过去已被探究，纪录已被篡改，而仅仅是因为许多人改变了他们对那个公认传奇的态度。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们以为自己落入了僵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十万美元什么房子也买不到——这样的价钱会让他们当面嘲笑你，你只能看一看两居室的公寓，冰箱挂在卧室的墙上，因为厨房没有地方了。我妻子家的房子以一百八十万美元的价格待售。
庇隆，庇隆，你是多么伟大！多么善良又强大，我的将军！
“我们只能把钱用于投资。为了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我们把钱存成阿根廷货币。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更高的回报率了，大量外资从国外如洪水般涌来。关键是要在崩盘之前拿到分红，把钱变成硬通货。我告诉你，你每天都会神经紧张地度过。每一分钟你都会想，你做得到底对不对，因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那些外资就会撤离。几天之间泡沫就可能会破灭，而你无时无刻不在忙着兑换货币。
这就是阿根廷的态度：压制和忽略。庇隆时期的许多纪录已被销毁。如果今天的中产阶级年轻人是庇隆主义者，而学生们唱起独裁时期的老歌：
“我们的时机抓得很准，在崩盘之前把钱换成了美元。崩盘发生在一九八一年一月或二月，阿根廷货币贬值了百分之十，接下来一个月又贬了百分之二十。整个泡沫就这样破灭了。那些借钱为自己的工厂增添设备的人损失惨重。
一天傍晚，警笛在外面呼啸，在天主教大学授完课之后，博尔赫斯对我说：“我们当时觉得整件事都应该被忘掉。如果报纸保持沉默，今天就不会有庇隆主义了——庇隆主义者一开始对他们自己感到羞愧。我在公众面前绝对不会提到他的名字。我会说‘逃犯’、‘独裁者’，就像诗歌会避用某些词一样——如果我在诗里提到他的名字，整首诗都会散架。”
“我们把美元用于投资，又赚了一点，然后我们把赚来的一些钱又亏掉了：我们的银行经理用我们三分之一的钱买了黄金。买入价是八百美元每盎司，卖出价是六百八十美元每盎司。但到最后，我们的钱仍然足以在城里最好的片区买下我们心仪的房子。我们的房子是在一九八二年八月买下的，有三个星期——因为马岛战争——物价跌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点。那三个星期结束时，物价又涨了百分之六十多。如果我们犹豫不决，我们的钱就不够买房子了。
在阿根廷，只出版过一部伊娃·庇隆的传记。本来计划出两卷，但出版商破产了，第二卷没能出版。如果伊娃·庇隆现在还活着，也只有五十三岁。在活着的人当中，好几百人认识她。但只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关于她，除了已经广为人知的事情，很难再找到其他什么线索。人们篡改记忆，要么称颂她，要么仇恨她，而恨她的人拒绝谈论她。洛斯托多斯早年的那些苦痛的日子已经被成功掩埋。伊娃·庇隆的故事已经佚失，只剩下了传奇。
“在阿根廷这样的地方，你只能靠运气赚钱。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会有危机。于是你感觉不到未来。你不会为将来做任何打算。欧洲人那种把握未来的想法在这里完全不存在。我常常在想，我是如何适应这些事的。另外如果你是给别人打工，你就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在被抢劫。如果你不用经历这些事情，顾自去过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居住地。我猜想，这就是让每一个人产生虚假安全感的东西。”
于是真相开始消失，而传奇与真相并无关系。在纪念伊娃·庇隆的弥撒上，有许多学生到场；但她的一生不是人们探讨的主题。洛斯托多斯的那所用褐砖砌成的，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渐渐衰朽，没有标志，也几乎无人造访（尽管有个女人记得曾有一些拍电视的人去过）。这所房子现在属于隔壁车库的老主人（车库里有两辆车，其中一辆是没有引擎的福特T型车），被用作储物室。平坦的屋顶长出了青草，在屋后的天井上，起皱的铁皮屋顶已经坍塌。
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二年说，他从来不看报纸。“那些事情让我觉得悲哀。而且它们还特别琐碎。”博尔赫斯可以那么说——游击队每日的行动，警察滥用暴力，政客的花招，昙花一现的、与情势相比微不足道的人物——因为对他而言，阿根廷是他已经失去的祖国。”
伊娃·庇隆是金发还是黑发？她生于一九一九年还是一九二二年？她的出生地是洛斯托多斯的小镇，还是四十公里之外的胡宁？哦，她把自己的黑发染成了金发；她生于一九一九年，却说是一九二二年（并且还在一九四五年销毁了自己的出生记录）；她生命的最初十年是在洛斯托多斯度过的，但自那以后一直在否弃这个小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用到她的自传《我生活的意义》中去找原因。这本书以前是阿根廷学校的规定读物，里面没有一点事实或真实的日期；作者是一个西班牙人，他后来抱怨说，庇隆的官方机构对他的书做了太多篡改。
博尔赫斯当时说的话现在也有人在说，只是说的方式不同。我认识的一位女性说：“我们变得更蠢了。”她在一九七二年是庇隆主义者，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好像就在那个时候，或者稍晚一点，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种种简单的思想而充满生气，并且时刻准备宣讲这些思想。现在，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两种“主义者”，忘记了——在普遍的虚弱之中——自己其实一无所是；再也没有什么政治体制可供尝试了。像她这样的女性现在又转向了“灵修”——报纸上每天都有讲座和办班的广告。
“暴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就不是暴力，而是正义。”庇隆的这句宣言印在最近一期《信仰》报的头版，这是一份拥护庇隆主义的报纸。于是，通过一种阴险的模仿，南方歪曲了北方的革命口号。在口号把活的问题变成抽象问题的地方，（“要在阿根廷消除酷刑，”托派分子说，“必须打倒布尔乔亚，建立工人政府。”）在口号要与口号斗争到底的地方，人民没有理想，只有敌人；只有敌人才是真实的。自从西班牙帝国分裂以来，这一直就是南美洲的噩梦。
读书时就认识游击队领袖、并对他们的事业抱有同情的里卡多，他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然后又被毁掉的一代人感到悲哀。那几万“新人”是移民的孙辈，宗教和革命在他们身上相遇；他们现在应该有四十多岁了。在我们与前游击队员（他称自己为被打败了的人）见完面往回走的路上，里卡多语带悲哀对我说：“也许我们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看法：这不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country）。我遇到的一些年轻人认为，阿根廷肯定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诱使他们去寻求新的冒险并达成错误的结论。”
第一次庇隆主义革命是以财富的神话、一片等待劫掠的土地的神话为基础进行的。现在财富已经消失，庇隆主义就像是贫穷的一部分，是抗议、绝望、信仰、男子气概、魔法、灵性和复仇。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了庇隆，歇斯底里将会变得无法控制。没有了军队，法律与秩序的那些毫无生气的守卫者，还有洋洋得意的庇隆主义，将会分崩离析，陷入上百起乱战之中，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敌人。
和博尔赫斯一样，里卡多之所以说这些，是出于他自己的悲痛，出于他对哲学体系的需要，出于他对革命和正义行为的过时观念。这些观念已经随博尔赫斯所预言的特洛伊式结局飘散；取而代之的，是种种新的、更为简单的思维方式，而孕育它们的，正是那个结局的虚弱和疲惫。
“并不存在内在的敌人。”工会领袖笑着说。但他同时又认为，酷刑会在阿根廷继续存在下去，“没有酷刑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但是酷刑仍然存在，而酷刑是不是酷刑，“取决于被酷刑折磨的人是谁。若是一个作恶者，没问题。但若是一个想要救国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酷刑不只是电击。贫穷是酷刑，挫折也是酷刑。”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有人告诉我，他是庇隆主义工会领袖里智识最高的一个。他非常守时，办公室整洁有序，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庇隆青年时代的大照片。
我遇到的一位商人列举了这些新的思维方式。阿根廷不再相信国外的敌人；不再相信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也不再认为这片土地拥有无尽的财富。
这位具有强烈反犹倾向的律师，自己就是犹太人；他来自一个反庇隆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九七〇年，他在马德里遇见庇隆，感到眩晕不已；引用庇隆的话时，他的声音都在发抖。他当时对庇隆说：“将军，你为什么不对这个政权宣战，让自己成为所有真正的庇隆主义者的领袖？”庇隆回答道：“我是一场民族运动的指挥。我必须指挥整个运动，以最全面的方式。”
这三个观念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场智识的革命。那种财富观念是这个国家民间智慧的一部分。我一九七二年的笔记本上充斥着这样的论调。“这个国家永不会沉没。”“还是在这里过得更好。”“阿根廷人在白天制造的麻烦，神会在夜里加以解决。”那种财富观念从西班牙时期开始流传，在“沙漠征服”时期又一次重生，助长了牧场主的无度贪婪。这些牧场主以西班牙的方式看待这个国家的财富，将其视为不可分割的，必须让尽可能少的人分享。这继而又助长了庇隆及其继任者的贪婪和掠夺，助长了他们的支持者的索取倾向。它摧毁了拓荒者的理想，通过劳动自我实现的理想，反过来将狡猾视为高贵。它助长了鲜血与革命的观念，无休无止：只要再重来一次，再找出并杀死一个敌人，这个国家的财富将会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
他说：“如果正义是人民的正义，有时一些人会做出过度的事情。但最终来看，重要的是正义应该以人民的名义来行使。”谁是人民的敌人？他的回应既公式化又迅捷：“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同盟。统治寡头、资产阶级寄生虫、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左翼那些替欧洲列强卖命的‘伪军’——我们用‘伪军’泛指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似乎是一份完备的名单。谁是庇隆主义者？“庇隆主义是一场革命的民族运动。一场运动与一个党派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庇隆主义者就是任何称自己为庇隆主义者并且像庇隆主义者一样行事的人。”
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为了继续走下去，人们必须与这片土地订立一份新契约。这也意味着必须与其他人订立新契约，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生活。里卡多曾经说，阿根廷让人有太多梦想；现在这个国家前途渺茫。但是和穆希卡神父的革命愿望一样——他希望消灭人民的敌人，发展人类的精神——这样的绝望也是一种抽象。在阿根廷，人们需要一些更简单的立场，一种更简单的道德。
有人这样向我介绍他们：这是一群“民权”律师。他们很年轻，衣着时尚，那天早上开会是为了起草一份反对酷刑的呼吁书。顶楼的公寓邋邋遢遢、空荡荡的；来访的客人都会从猫眼里被审视一番；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屋里弥漫着香烟的烟雾。密谋，危险。但是有一个律师转而注意到我被邀请共进午餐，午餐时——他喜爱昂贵的美食——他明确地表示，他们所抗议的酷刑不能等同于庇隆时期的酷刑。
有新闻称政府正致力于稳定货币，有人对新总统的家庭生活说长道短，还有人在猜想庇隆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的双手为什么被切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关于北部城市卡塔马卡的“沉默游行”（la marcha del silencio）的报道。卡塔马卡，十九世纪初的军阀之国，现在极度贫穷，被一个强势的家族所控制。一个年轻女子在卡塔马卡被谋杀了。事情被掩盖起来的方式让当地人愤怒不已；那个城镇自西班牙时期以来一直有威权统治的传统，而现在大多数人（分为二十四级的政府雇员）的生活都有赖于当地统治者的庇护，但在一个修女的带领下，人们发起了每周一次的“沉默游行”抗议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在增长；其效应不可阻挡；联邦政府不得不做出干预。强势的总督辞职了；有人进了监狱。随后游行停止了；修女回到了修道院。在穆希卡神父和那些游击队员看来，他们自己是与不公对抗的新人，但他们从未有过如此勇敢的举动，也没有彰显过更为深远的政治和道德主张。也许自从西班牙征服以来，这里的人民从未这样表达过自己的立场。
但我们能不能试一试？他说庇隆主义不关心经济增长；他们拒斥消费社会。但他不是刚刚还在抱怨政府的蠢行在内地令许多人失业，而他的棚户区每走一个印第安人，政府就会再送来两个？他说他不打算浪费时间和一个美国人说话，有些人只关心国民生产总值。他离开我们，笑容满面地朝着一些走近的印第安人冲了过去。河上吹来的风很潮湿，混凝土房子的温度降了下来，我想走了。但和我一起来的人很不安。他说我们应该再等等，告诉神父我不是美国人。我们就在那儿等神父回来。神父窘迫不已，解释说庇隆主义真正关心的是人的精神成长。这样的发展已经在古巴和中国发生过，这些国家都朝工业社会背转身去。[6]
卡塔马卡在十七世纪末奠基，位于一个更古老的安第斯定居点的遗址上。这个定居点是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努力结果，当时距离秘鲁被征服只过了二十年。最初的城镇或定居点很快就被处境还没有那么悲惨的当地人摧毁了。它的西班牙名称——因纪念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与玛丽·斯图尔特的婚姻（1554－1558）而得名——是Londres de la Nueva Inglaterra（新英格兰的伦敦）。
Una cigarreria sahumó como una rosael desierto. La tarde se había ahondado en ayeres,los hombres com#note_5">[5]，是人们骑马玩乐的地方。一片棚户区，街道上没有铺砖石，有几条发黑的、污秽的小河沟，但房子是砖砌的，有时还建有二层：一片安居乐业之地，有超过十五年的历史，还有商店和各种标牌。这里居住着七万人，几乎全是印第安人，他们来自北方以及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神情茫然，显得有点愚笨；于是你会突然间意识到，你并非身处巴黎或欧洲，而是在南美洲。在这里负责的神父是“第三世界教士团”的成员。他身着黑色皮夹克，他的小教堂是用混凝土建造的，风格过于简单，正在随着扩音器里传来的阿根廷歌曲震动。先前有人悄悄告诉我，神父的家世非常好；也许是身边朋友的改换让他变得虚荣了起来。他当然是庇隆主义者，他说他的所有印第安信众都是庇隆主义者。“只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义。我可以和你谈庇隆主义谈上五年，但你永远不会听明白。”
一九九一年
一九二九年，博尔赫斯在一首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奠基神话》的诗中这样回忆无产阶级在城中的蔓延：
（马维达译）
一八五〇年，阿根廷总人口不到一百万，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面和南面一百英里以外就是印第安人的地盘。随后，在不到一百年前，经过六年的大屠杀，印第安人被追击并灭绝；大草原开始奉献它的宝藏。偷窃而来的、血腥土地上的广袤牧场，突然出现了一群充满嫉妒之心的殖民贵族。加上充当劳工的移民，一九一四年阿根廷总人口达到了八百万。移民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南部，他们不是来做小业主或拓荒者，而是来为大牧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服务的。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港口城市也是为大牧场服务的。庞大而繁荣的殖民经济以牲畜和小麦为基础，同时又与大英帝国联系在一起；城市无产阶级像大牧场贵族一样突然出现；一个完整的、突然出现的人造社会被强加给这片平坦的、荒无人烟的土地。
[1]指1971年。
冬季仍会在五月到来，随之而来的，是在科朗剧院上演的歌剧。标价二十一美元的交响乐门票很快就会售罄。但这片土地最为珍贵的神话，财富的神话，已经被夺走：财富曾经十分巨大，以至于阿根廷人会告诉你，有时杀掉一头牛，只是为了吃舌头，而南美大草原上的游客可以随便杀牛吃牛，只要他把牛皮留给地主就好。湿润的南美大草原的表层土壤是不是有八英尺厚？或者是十二英尺？如此富饶的阿根廷，如此幸运的土地。
[2]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931－1955），美国电影演员，他的主流形象较能代表他所处年代青年的反叛和浪漫（“垮掉的一代”）。
而那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些更好的人，他们并不害怕外面的世界，但却处在极其严重的焦虑之中，唯恐会陷在阿根廷出不去，唯恐一个人生命中最具创造性的岁月被荒废掉，或是因为一场对他们并无好处可言的革命，或是因为一段血腥的独裁统治，又或者只是因为混乱。通胀和比索的暴跌已经让许多人处境困窘。这个国家最杰出的漫画家门基·萨巴说：“我们看着电视上月球都更容易。但我们不了解玻利维亚、智利甚和乌拉圭。原因？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集体性的疯狂。因为从前在这里总是很容易赚钱。现在我们被孤立了。外面的人不容易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3]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美国最著名的超级英雄“超人”在地球的名字。
即便拥有如此多的财富与安全感，即便出逃计划已经拟定，即便置身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举行的雅致晚宴，冲动仍然会闯将进来。“我要死了，”大使夫人突然攥紧拳头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再也没有生活了。每个人都在用指尖紧紧抠住生活不放。这个地方死了。有时我吃完午饭就上床去，一直躺着。”年老的管家戴着白手套；房间里所有的护墙板都是在世纪之交从法国进口的。（这些阿根廷贵族是多么轻快，他们的安稳生活又是多么短暂。）“街道被挖开，灯光黯淡，电话无人应答。”大麻（最后半公斤四十五美元）的作用过去了，情绪没有改变。“这里从前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一个伟大的港口。那是二十年前了。现在它被搞砸了，宝贝。”
[4]阿根廷第二大城市。
庇隆的回归，或者说庇隆主义的胜利，已经为人们所预见。据估计，阿根廷人已经将六十到八十亿美元转移出国。“人民并没有卷入，”大使夫人说，“你要记住，谁要是有钱，谁就不是阿根廷人。只有没有钱的才是阿根廷人。”
[5]巴黎西部的森林公园。
冲动让我们的敌人盲目（庇隆在一九五六年写道），并且摧毁他们……（推翻我的）革命没有目标可言，因为它只是一种反应……军人掌握了政权，但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们。政治乱局正在逼近。经济被交给一些小职员治理，一天天变得更糟……社会秩序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这些独裁者所知不多，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他们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最终将迷失在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上。
[6]这位神父两年后被无名枪手杀害，有一阵子被当作庇隆主义烈士大肆宣传。（原注）
就好像政权的力量现在只被用于维系政权的存在，法律与秩序自身变成了目的：这是阿根廷贫瘠与荒芜的一部分。人民非常勇敢；他们实施酷刑，也被酷刑折磨；他们死去。但这些都是分散的、不为人知的事件，媒体的报道让它们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这些媒体虽然自由，但却并不能胜任其职责，似乎无法从它们所报道的事件中找到规律。也许媒体是对的，在阿根廷几乎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新闻，因为国家并没有发展，也没有什么事情得到了解决。这个国家似乎在和自己玩游戏；阿根廷的政治生活和蚁群或非洲原始部落的生活一样：充满了种种事件，充满了危机和死亡，但生活只是在原地打转，一年的结束总是和开头一模一样。即使是桑切斯将军的死也没有引发危机。他徒劳地实施酷刑，徒劳地死去。他只是如此活了五十三年，地位如此之高，却没有在身后留下痕迹。事件总是比人更重要。现在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能力改变历史，就像他过去那样。而他正在铁门等待着。
[7]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农民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傍晚时分，在商业步行街上，有时会有穿着长筒靴和黑色皮夹克的士兵牵着阿尔萨斯犬巡逻：狗的尾巴贴近腿部，肩部隆起，耳朵后掠。雪佛兰警车在霓虹闪耀的街上不停游弋。到处都有带着机枪的警察。还有身着瓦灰色制服的骑警，戴着蓝色头盔的反游击队摩托车队，以及那些穿着裁剪精良的西装、突然出现的年轻人——他们从没有牌照的车里跳将出来，他们是便衣警察。再加上军队的AMX坦克和云雀直升机，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武装力量，也真的发挥了威慑作用。
[8]专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学推理杂志。
“朋友的朋友告诉我这些暴行，”诺曼·迪·乔瓦尼说，“这让人恶心。但这里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我妻子的表兄是游击队，”一位外省商人在午餐时说，“他在罗萨里奥[4]杀了一个警察。八个月前，他失踪了。他死了。”关于这件事，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谈起了别的事。
[9]国际出版人奖。1961年，六大西方出版社的社长在西班牙设立的一个文学奖项。第一届分获该奖的是赛缪尔·贝克特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福明托奖的名气将博尔赫斯推上了世界舞台。
游击队向着北方去寻求灵感。自一九六八年巴黎运动以来，有人一直梦想把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击败“人民”的敌人。游击队简化了阿根廷的种种问题。和北方的校园与沙龙里的革命者一样，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敌人：警察。于是在智识水平不那么稳定的南方，北方的社会－智识游戏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数十名警察被杀害。警察则以恐怖来回应恐怖。他们和游击队一样实施绑架和杀戮；他们实施酷刑，主要针对生殖器官。一个被警察关押的囚犯从窗口跳了出来，媒体只用了豆腐块大小的版面报道这件事情。一些人被捕，随后又被正式“释放”；他们有时会再度出现，有时则不会。一天早晨，街上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厢式货车，里面有两具炭化的尸体，他们是两天前从家里被强行抓走的。“我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其中一个人的遗孀问道。但是第二天她变平静了，撤回了对警察的指控。有人“拜访”过她。
[10]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和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之一。
我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民对历史充满了自觉。殖民主义的衰退、第三世界的崛起，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担当了某种角色。这和完全没有历史观同样危险。人民因此而变得非常虚荣。他们生活在一种智识的蚕茧中。从他们那里拿掉行话和革命理念，大多数人的头脑将变得空空如也。
[11]乌拉圭首都。
电影制片人说：
[12]蒙得维的亚最古老最著名的公园。
一旦做出决定（三十一岁的女人说），你的感觉就会好起来。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支持革命，他们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有时他们就像小孩，看不见太多未来。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看电影。他差不多三十三岁。我们看的是《萨科和万泽提》。结束时他说：“我为自己没有成为游击队员而感到羞耻。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我觉得自己是政府的同谋。”我说：“但你没有暴力倾向。游击队员必须是暴徒——他的想象力或感知力不能太丰富。你必须唯命是从。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就像是宗教或教条。”而他又说：“你不觉得羞耻吗？”
[13]被认定为世上最好的大理石，广泛应用于世界著名建筑和豪宅。
游击队仍在实施袭击、抢劫和爆炸；他们偶尔仍会进行绑架，偶尔也会杀人。游击队员是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些是庇隆主义者，有些是共产主义者。抢劫了那么多银行之后，各个组织变得富有起来。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去年在科尔多瓦，一个学生加入庇隆主义游击队，每个月可以获得相当于七十美元的报酬；律师则可获得三百五十美元。“你可以通过他们的摩托车、他们的嚣张、他们的炫耀来认出那些年轻的庇隆主义游击队队员。就像詹姆斯·迪恩[2]那种类型。非常潇洒。”另一个独立见证人这样描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见的游击队员，“他们反对美国。但其中一个在一家美国公司任高层。他们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漫画书上的英雄。白天是办公室里的克拉克·肯特[3]，晚上是带枪的超人。”
[14]阿根廷西部葡萄酒产区。
四月中旬，一名巴拉圭的劳工赢得三亿三千万比索的巨奖，消解了一次政治危机。在门多萨曾经发生多起骚乱，军队被迫逃离。而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支游击队杀死了他们在十天之前绑架的一个菲亚特公司的经理。就在同一天，游击队在附近的工业城市罗萨里奥设下埋伏，杀死了第二军军长桑切斯将军——这位将军有着好施酷刑的恶名。血债血偿：军队中有一伙人因此想要撕毁与庇隆的协定，并阻止定于来年举行的选举。但是巴拉圭人的幸运让所有会谈的氛围都变得明朗起来，乐观的态度重又出现，人们的神经也松弛了。小小的危机过去了。
[15]贯穿整个美洲大陆的公路系统。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岛，全长约48000公里。
政府不时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却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大使夫人说：“这段时期，我们已经能够计算出涨薪的间隔和涨价的间隔。”大家都在兼职，有时还会做三份工作。每个人都沉迷于赚更多的钱，同时又会赶快把钱花出去。大家都在赌博。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保守城镇门多萨，赌场也是顾客盈门；赌客多是来自工人阶级，月薪一般只相当于五十美元。周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有人排队等着兑现足球彩票。足彩每周开一次奖，是全国瞩目的大事。
[16]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古老的公墓，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十座墓地之一。
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就是一场梦魇。筹措资金几乎不可能；就算筹到了，如果你要买房子，拖延一周就可能让你多支付两三百美元（许多商人更愿意用美元进行交易）。工资、物价和汇率：人人都在谈钱，有经济能力的人都在黑市上购买美元。很快，甚至连游客也感染了这种歇斯底里。两个月内，一间酒店客房的价格从七千比索涨至九千比索，一包烟从六百三十比索涨至八百二十比索。货币只能小额兑换；必须时刻关注市场行情。比索对美元有一天跌至一千二百五十比一。这是公众过度恐慌，还是新的衰退的肇始？在那一天犹豫不决就会损失金钱：比索又反弹到了一千一百。博尔赫斯的翻译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年工作行将结束，“你会觉得”，他说，“你把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消耗在了兑换所里。有些下午，我会像别人逛商店一样去逛兑换所，只是为了看一看汇率。”
[17]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1932－1990），被誉为拉美文学“后爆炸”新一代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代表作品《蜘蛛女之吻》。
比索已经跌入地狱：一九四七年一美元可以兑换五比索，一九四九年十六比索，一九六六年二百五十比索，一九七〇年四百比索，去年[1]六月四百二十比索，今年四月九百六十比索，五月一千一百比索。自庇隆时期以来，通胀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而现在已跃升至百分之六十。银行的储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四。当通胀到达这样一种爆发阶段，只有做火灾保险才能赚钱。保费上涨，索赔减少。当物价一周周飞涨，不知为何很少发生火灾。
[18]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Hector José Campora，1909－1980），1973年5月任阿根廷总统，正义党第二副主席，他一直是胡安·庇隆的铁杆心腹。
一九五六年，在被军队推翻仅一年之后，庇隆在巴拿马写道：“我担心某些奸猾的人将控制阿根廷。”现在，阿根廷在历经八任总统之后（其中六任是军人），正处于一场没有哪个阿根廷人能够完全解释的危机之中。国土像印度一样广阔，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盛产牲畜、谷物和巴塔哥尼亚石油，并且在安第斯山脉拥有富饶的矿藏，这个强大的国家却无法解释地迷失了方向。人人都心怀不满，突然间人人又几乎都成了庇隆主义者。其中不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舍过的工人阶级，有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年轻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年轻人父母的记忆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窃贼。
[19]庇隆界定他的学说（庇隆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作为第三位置的第三立场。
在被剥夺公民权利并流亡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胡安·庇隆在被称为铁门的马德里郊区向阿根廷军人政权宣布媾和条件。一九四三年，陆军上校庇隆积极鼓吹激进民族主义，发展成为阿根廷的一股势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两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掌控阿根廷的独裁者。他的夫人伊娃没有正式职务，却和他一道执掌政权，直到一九五二年。她在那一年死去。庇隆为她花费重金做了防腐处理，现在，她的尸体停放在铁门，和庇隆在一起。
[20]指《半生》。
博尔赫斯说：“我可永远也写不出这样一个故事。”
[21]18世纪中后期，160多位当时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编撰了一部《百科全书》，宣扬科学和理性，反对迷信和专制，这些人被称为“百科全书派”。
独裁者被推翻了，过半人民欢欣鼓舞。是他让监狱拥塞，国库空虚。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起初做得不坏。他想让他的国家变得伟大。但他自己并非一个伟大的人；而这个国家大概也无法变得伟大。十七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依然缺少伟大的人；国库依然空虚；人民处在绝望的边缘。他们开始回想起，独裁者曾经梦想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回想起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经慷慨馈赠穷人。独裁者在流亡。人民开始呼唤他的回归，而独裁者已入暮年。人民又回想起独裁者的夫人。她热爱穷人、憎恶富人，她年轻美丽。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为她死于独裁中期，死时仍然年轻，而她的遗体一直奇迹般地没有腐烂。
[22]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社会党领袖，1970年至1973年间任智利总统。
像博尔赫斯那样勾勒一个故事：
[23]秘鲁一个激进的游击队组织。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七二年四月至六月
[24]史蒂芬·坦南特（Stephen Tenant，1906－1987），英国贵族，以“颓废的生活做派”闻名。
1铁门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