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别人一堆堆高低不一的演讲稿，但就是没有关于格里尔的或者他本人的。他是后来才增补的演讲人。
女孩笑着问：“什么演讲？”
我说：“我猜明天报纸上会有他的演讲稿。”
听完政治家的演讲后，我想再去读一读橄榄球运动员的演讲稿。（我没有记笔记，各种信息设施让我变得懒惰起来）我后来去了媒体运作中心，就好像到了一个一切都会被录下的天堂。
她说：“未必。”
关于这位在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后面登上讲台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我还听到了一些传闻。他名叫罗斯福·格里尔，是一位“电视人物”，一位“名人”。结束橄榄球生涯后，他在众多职业中选择了做裁缝。但在政治上，他的立场在另一边。有人告诉我，罗伯特·肯尼迪被杀时他在场。所以他出现在共和党的讲台上，被认为是一件轰动的事情；我认为，这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一开始显得很笨拙。
的确如此，我在一家达拉斯的报纸上看到了格里尔，但是没有找到他的演讲稿。记者们既忙碌又顺从，知道什么该忽略掉。
在贝克、赫克勒或奥尔特加的语言里，没有什么与之类似的东西。雷同的演讲（或者非常近似）、雷同的口吻、雷同的性格（或者没有性格）和雷同的语言：缺少弦外之音、已经被过滤过、了无新意；虚弱而僵死；计算机式的语言，有时会按照程序表现出激情，但却不比广告文案的油腔滑调更好。就好像在这个伟大的、把人放大的场合中心，有一种空洞，一种空虚。
第二天，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来到了大会现场。报纸上充斥着半是钦羡、半是恶毒的报道，说他在七十一岁的高龄收入丰厚，甚至超过了他那十万美元的总统退休金。但是福特先生已经失去了右翼的欢心，（根据另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也是NCPAC（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选择在那一天举办得克萨斯募捐宴会，作为他们的“全美支持里根英雄会”项目的一项活动的原因。宴会的门票一千美元一张（媒体人士如果获准参加，则是免费的），将在纳尔逊·邦克·亨特的T环大牧场举行，那里距离达拉斯二十九英里。
这样的场合或许就是这样，这是庆典，是部落的宗教仪式，大家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就像印度教的圣人，常常只要随施功德，供人瞻仰，那就足够了）。但这些演讲如此缺乏个人色彩，如此相似，并不能让演讲者表达什么。英语就像其他还有活力的文学语言一样，总是在通过内部的典故丰富自身。如果不引经据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引用莎士比亚或钦定版《圣经》，引用众多诗人、戏剧演员、导演、历史学家或政治家中的一个，就难以运用这种语言。在一场战时演讲中，丘吉尔引用了诗人克拉夫的一句诗：“但是往西看呵，那是一片光明的土地。”克拉夫很快就被丘吉尔的名声掩盖，现在这句话成了丘吉尔的名言，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使用或曲解（现在也许主要用于反讽）。甚至撒切尔夫人也会化用（在她年轻时很有名的）克里斯托弗·弗赖伊的一部戏剧的剧名：“这位女士绝不回头。”
邦克·亨特，一个人怎么可能抗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试图垄断白银市场的人；一个携天文数字的财富进入黄豆和赛马领域的人；一个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十亿石油资产、并将其增值为二十亿的人；一个如同其兄弟和姐姐，财富多到难以想象的人。
奥尔特加：我的美国同胞们，在合众国新铸造的一元硬币上铸有自由女神的侧脸像，一九八六年，也就是里根政府第二任期的中期，我们将会一起欢度这座伟大雕像的百年庆典。
我和一个来自新泽西的年轻作家安德鲁成了朋友。安德鲁是开着一辆用六百五十美元买的旧车来达拉斯的；坐在这部没有空调的车里，我们向西驶出达拉斯，在温度高达一百多华氏度的高速公路上，以六到三十英里的时速冲进炽热的阳光之中。一路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去往达拉斯郊外乡下的车。其实那里算不上乡下。达拉斯－沃思堡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机场之一；一架接一架飞机拖着黑烟，仿佛排成两队，有规律地从炎热的赭色天空下降到我们的视野中，飞机上的灯光突然就开始闪烁起来。高速公路上的通勤车流发出嘶嘶的响声，四周的天空也在轰鸣。
赫克勒：对我来说很容易选择。在罗纳德·里根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特殊的、在神的指引之下的美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把我父母从爱尔兰吸引到了美国的海岸边。
安德鲁曾带着北方人的兴奋说，亨特的大牧场有自己的高速出口。那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你只是左转下高速而已，有一个交通警察在对面的车道阻拦车流。草地青翠，在炎热中让人讶异；围栏被漆成了白色。第一批助工就在里面（还有最外围的安保人员）：身着黑裤子和白衬衫的年轻男子，有些还戴着黑色或白色的棒球帽。
贝克：今年的美国不是要在罗纳德·里根和沃尔特·蒙代尔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一个证明了自己能够取得成功的团队和证明了自己无法取得成功的团队之间进行选择。
远处有一座白色的大帐篷。我们的车驶向那里。按照一定间距排开的低矮树木让这里显得更像是个果园，而不是景观公园。我们把车停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走下车来。这次宴会安排了专门的“代客泊车”服务——一千美元一张门票，当然要有这样的服务。身着黑裤子和白衬衫的年轻男子负责把车开到远处的停车场去，然后再跑着回来——跑着回来，就好像这也是礼节的一部分似的。
玛格丽特·赫克勒：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大十字路口上。我们可以在停滞与增长之间进行选择，在天花乱坠的承诺和创纪录的成就之间进行选择。
安保人员对我们进行了安全检查。我们把媒体通行卡挂在脖子上；年轻的NCPAC干事（他们自己的主办方铭牌固定在衬衫口袋上，是用一种粘贴纸做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这场宴会——该如何描述它呢？一个骑在白马上的牛仔在笑，但又不是朝任何一个人笑，他不停地转动着一个小套索，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一个女牛仔跨骑在另一匹马上。在“西部”打扮的酒吧里，女孩和枪手在宾客间穿梭。人们骑在驯化的长角公牛身上拍照。从一个开放的帐篷里传出音乐和歌声，是西部乡村音乐。有一些排档提供得克萨斯和墨西哥风味的食品。在开阔的地方，有人在烤牛排，油滴落进放在青草地上的一个长长的黑盘里。有些人坐在一辆驿站马车里，驾着车绕着小圈；那不是真正的驿站马车，也不是古董，是重造的。在另外一处，有一辆篷车，没有套马，停在那里，显然是一辆真的古董车。有三四个印第安人身穿满是羽毛的传统服装，站在宾客中间，等着有人给他们拍照。
凯瑟琳·奥尔特加：想一想，自从卡特－蒙代尔时代的通胀突破两位数以来，已经过去了多久，百分之二十一的利率，糟糕的经济。
我们是在得克萨斯，这里的高温和景观曾让第一批定居者惊叹不已。一辆驿站马车的平均时速是多少？六英里还是八英里？铁路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当时火车时速能否达到十五英里？但是这场西部风格的宴会并不是对往昔的庆祝，它更像是一场“演出”；按照NCPAC四处散发的宣传册上的说法，其实这就是一场演出，一场由一位专家和一家极其成功的公司（另一本非常全面的宣传册专门介绍了这家公司）共同导演的演出。影院和电视已经将往昔吞噬，这次宴会也许是为那些——像喜欢西部片一样——喜欢这样一个说法的人举办的：作为爱国者，他们喜欢西部片。而这种电影式的翻版西部正在被拍摄下来，准备在某个地方的电视上播放：演出嵌套着演出。一座装有电视摄像机的红色吊车不时在我们头上伸展上升，背后是壮丽的落日景象。天空中有几架轻型飞机：有人说也许是来赴宴的客人，正在降落。
霍华德·贝克：卡特－蒙代尔的组合给了我们两位数的通胀；利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一；外交政策就是任人发泄的沙包，经济指数也非常糟糕。
另一边，在远离红色吊车、电视摄像机、宴会和白色帐篷的地方，坐落着牧场的大房子。这所房子位于一块略微隆起的土地上，四周树木环绕，看起来平淡无奇。纳尔逊·邦克·亨特和他的妻子正在从这座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房子里走出来，电视节目组和一些旁观者走在他们前面，他们也许不只是宾客，也许是政治盟友，也许是被纳入私密社交圈的人。节目组——摄像师、音效师和记者倒退着走路，和螃蟹一样——让行进的队伍保持队形和庄重感。出席宴会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时，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气，就像是见到了圣人或皇室成员。而他的家庭、财富和冒险经历的确让纳尔逊·邦克·亨特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谁能和他相提并论。而他就在这里，在他自己的牧场上，为了一个他认为美好而虔敬的事业，担当着半个东道主的角色。
然后会议大厅里的演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位著名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出来介绍了几位奥林匹克运动员。这并非官方的安排，而是后来增补的节目；在介绍这位运动员时，主持人提到他个子很高（六英尺五英寸），还提到了相应的体重（我没能记下来）。之后登场的是一些政治家，都很有名。尽管现场有音乐、掌声和标语牌，他们的演讲似乎全都很雷同，口吻雷同，连所用的僵死语汇也是雷同的。
很难听清楚他在对电视记者说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似乎在斟酌用词；只有两三次我听到了“保守”这个词。他似乎在对保守主义事业的发展表示满意。
演讲稿可以取阅，不过柯克帕特里克的演讲本身要比稿子丰富得多。这位演讲人有着对语言的敏感；在大会期间，这是唯一一次能让人看到真正的智识在涌动的演讲，那是一种比政治智识更丰富的智识，尽管其中也有着种种对现实的简化。演讲的主题是“美国需要对俄国人及其盟友采取强硬立场”。这个主题被恶毒地编织进对另一个党的那些美国人的嘲弄之中：“但是那样一来，他们就会抢先指责美国”——这种克制的修辞一再被重复，获得了与马克·安东尼的“但是布鲁特斯是一个可敬的人”相同的效力（还有节奏）。听众对这次演讲的反应非常热烈；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张精彩的照片，照片上的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在成功的瞬间容光焕发，意气昂扬。
那天在《达拉斯新闻晨报》的“自画像”调查表上，他把“贪吃”列为自己最大的恶习（他显然爱吃冰激凌）；但是与伦敦报纸上刊登的、他在“白银案”时期的照片相比，现在的他瘦了很多。他说自己最喜欢蓝色；此刻他的确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带是皮革的，并不比鞋带厚，但是在最上面的纽扣处，领带没有打结，而是支起了一枚银质硬币，也许他这是在以开玩笑的方式影射“白银案”。他说话时半带笑意。他妻子站在他身旁，显得非常矮小，一直在笑，似乎对这样的场合感到非常满意——无论是宴会、宾客还是事业都令她满意。她别着一枚马蹄形钻石胸针——就这一点奢华的痕迹，几乎像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和她丈夫的银质硬币相映衬）；这枚胸针和她的笑容一道，就像是送给我们这些宾客的礼物。
影片结束后，乐队进行现场表演；代表们欢呼鼓掌。掌声富有节奏，热情洋溢，就如同在宗教复兴运动的聚会上一样。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说的是珍妮，我们爱珍妮”，是一些志愿者写好后，由其他志愿者放在代表座位下面的地板上的——在电视镜头前被举起和挥动：影片与现实，人们所经验的真实场景与放大的影像记录，令人困惑地持续交错着。
然后他们又和他们的媒体队伍一道向前走，经过了身披亮丽羽毛的俄克拉荷马印第安战士（Blue Hail酋长和他的部属），经过了复制的驿站马车和驯化的长角公牛：邦克·亨特夫妇在行进的过程中显得非常和善与热心公益，他们代表的是金钱、好运、石油、土地、工作、回报、上帝以及老派的做事方式，体现了一种把复杂的美国品德变得非常简单的能力——现场的烧烤和宴会的用意正是要颂扬和保卫这样的品德。
电视本身并不能真实地传递这里的氛围。但是在大厅里却有必要看一看电视上播出的影片，因为有些事情的动态只有通过电视屏幕才能了解。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演讲前，电视上先播放了一部关于她的短片。里根先生在这部片子里亲自把她介绍给我们，说这位女士有着与果尔达·梅厄和撒切尔夫人相同的地位。这样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媒体已经尽职地报道说，共和党人要在那天傍晚公布与“性别鸿沟”有关的一些东西。
有人召集大家去晚宴现场。是敲钟还是抽响鞭，我不记得了：召集的方式是西部式的，不寻常的方式，是这场昂贵活动的民俗演出的组成部分。巨大的帐篷里坐了近两千人，里面安装了空调（五百吨的空调设备是由休斯敦移动空调公司专门运来的，这是一家为炼油厂提供制冷设备的公司），真是不可思议。出席晚宴的约一千七百名宾客受到了娴熟的款待（晚宴是由达拉斯的美食家多萝西·贝里设计的）。
一位拉比[3]正在主持祷告仪式，他的虔诚似乎恰如其分。这样的场合放大了人，让现场有一种宗教感。不是作为沉思的宗教或是对神圣的个体经验，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本质的宗教；人与人的紧密联系与兄弟情谊超越了物质需求。人们之所以来达拉斯，不是为了政治辩论，而是为了这样的宗教。这里的规模和氛围，还有超现实的环境，让我想起五年前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大片有天篷的居住区里见到的穆斯林传教集会。我觉得，在达拉斯看到忙碌、虔诚的助工四处派发糖果或某种象征性的圣礼食品，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祝福仪式由杰里·福尔韦尔主持。他是原教旨主义浸礼会传道者，右翼的宗教明星，第二天还将在大会引介里根夫人之后主持祝福仪式。那天傍晚早些时候，福尔韦尔跨骑在那头得克萨斯长角公牛身上，供周围的人拍照。此刻，他站在帐篷里的讲台上，灯光照射着他，一台台电视摄像机在运转；他走进宴会的美国精神之中，又让他自己的宗教精神笼罩住了整个现场。他径直向神吁请：“这个傍晚奉献给您。”得克萨斯人的叫喊声在“阿门”之后响起。这些叫喊声并不是要亵渎神圣。这些人有着真正的谦卑之心（是有所成就者的大谦卑，而非失败者那种没有价值的谦卑），让自己站在神那一边，抨击一切不虔诚之人事，一切对这样的场合构成威胁之人事。
讲台上的演讲人看起来很小。但是在大厅后面，讲台上方有一个大屏幕，正在播放演讲人不完整的影像（也许是头和肩），比真人大了好多倍。在屋顶的钢梁上挂着一些较小的屏幕，同步播放着大屏幕上的影像；扩音器放大了声音。第一次走进大厅，一个人的现实感会被扰动；你走进了一个不断复制和放大自身、从而让其显得格外重要的场所：就好像在这里，时间——那正在消逝的一刻，被拉长了一样。
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有人伸手帮助邦克·亨特登上讲台，他随后宣布，宴会吸引到了一千六百五十位付费宾客，而不是他和NCPAC一开始所期望的四百多。扣除成本费用，帐篷里的宾客在这个傍晚为NCPAC的“全美支持里根英雄会”捐助了一百多万美元。
但照片和电视屏幕都不能给人亲临会议大厅的感觉。大厅规模之大让人难以置信。屋顶上那些高高的、纵横交错的钢梁让我想起了伦敦、帕丁顿和滑铁卢的钢架结构火车站（在达拉斯的高速公路附近，有人在复制建于一八五一年的水晶宫）。但是这里太大了：我无法信任自己对尺度的感觉。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坐在我们媒体这一桌的一位中年摄影师变得异常兴奋。没有朋友或同事与他随行，他需要找人说话。他在暗黑色的桌子对面说：“我拍了一张杰里·福尔韦尔骑在长角公牛身上的照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拍到这样的照片。我还拍了一张邦克的照片。邦克走在路上，看到草地上有一个叉子。他弯下腰来。他弯下腰来，拾起叉子，放进口袋里，然后说：‘这就是省钱之道。’”
给我通行卡的人在回答我的咨询时说（通行卡要挂在脖子上：会议大厅和媒体区里的每一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东西）：“楼上还有资料，你拿都拿不完。”的确，在媒体运作中心狭长的桌子上，资料一定有好几吨重：不管有名无名，每一个人都有简历；每一件事情的报道；还有从星期一开始，还没有进行的大会演讲的副本。从电视监控器上，你可以看到会议大厅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须亲身见证活动。精力充沛的记者，借着那些已经写好的资料和AT&T的设施，可以整天把各种报道传回报社。
伟大的一笔，这个故事已经变成了传奇。
大会开幕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在新闻发布厅的入口附近，莫罗坚果屋（“在全国有二百六十多家专营店”）的副总裁卡罗尔·莫罗亲自推着一辆装有穿梭什锦（以及宣传资料袋）的手推车。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场景：如此随意的邂逅，如此体面的女士，感觉就像是撞见唐恩都乐的老板（如果的确存在这么一个人）在派发甜甜圈样品袋一样。
正是在这样一种成功和集体自得的氛围中，现场放映了NCPAC的电影《罗纳德·里根的美国》。我们这些坐在媒体桌的人是反着看的。银幕就放在我们面前，把我们和那些百万富翁分隔开来。
大会期间，你几乎可以就任何话题拿到“宣传资料袋”，里面有一篇或几篇已经写好的文稿：关于西南贝尔移动公司的电话系统；关于AT&T[2]的运营（“在大会中心两百万平方英尺的范围内，布设了六十多英里的电话线和五千多门电话，可以满足四千四百七十位代表和候补代表、一万至一万五千位嘉宾以及一万三千名记者在通话和数据传输方面的需求”）；甚至还有关于莫罗坚果屋（“源自一八六六年”）的文稿，他们负责为代表们提供由坚果和干果组成的“穿梭什锦”，之所以用“穿梭”这个词，是因为这种食品以前是供应给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的。
电影一开头有约翰·韦恩的几个镜头。影片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物，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人物，而不只是一位现代演员。影片要告诉观众，所有像韦恩这样积极向上、努力工作、为这片土地奉献生命的人，都是英雄。其中潜藏的意思是，在里根先生身上，韦恩精神复活了。在里根先生从政早期，他的演员生涯也许是一件令他尴尬的事情，但现在却成了他的优势。美国精神已经成了保守主义者的理想；而最急于表现这一精神，最理想化、也最多愁善感的（右翼的任何理想都很需要这种多愁善感），是漫画书（《美国的社会公正》），是低级别影院里放映的电影。
我猜想，这就是埃尔德里奇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的地方。
如此惊人的财富和权力，如此惊人的科学和组织，被如此铺张地用在得克萨斯宴会的一夜演出上。在开车回达拉斯的路上，路旁的景象看起来如此闪亮。但是成就越大，允诺越多，想到这一切都有可能烟消云散，就更加令人痛苦。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对危机的预感——保守主义者的多愁善感的另一面——埃德·詹金斯第二天上午在谢尔顿－达拉斯酒店的NCPAC会议室发表了他的演讲。
事实上，很难避开维格里这个名字。印着出版者的地方用的是这个名字；这份杂志是“维格里传媒的刊物，该传媒是维格里公司的一个机构，公司总裁是理查德·A.维格里。”封面的内页印有配图广告：“每日广播评论，由理查德·A.维格里主持。”有七个地方提到维格里的名字。在杂志刊载的内容里，有一篇两页长的文章是理查德·A.维格里写的，还有一封两页长的信，作者是出版者理查德·维格里；封底在为一本书打广告，书的作者理查德·维格里预测将会爆发一场反对“精英统治”的革命，并预言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民粹”党。广告中列出了这本书（《建制与人民的斗争》）的一个主题：“怎样运用自由主义的修辞，将其与保守主义的理念融会贯通。”
安德鲁和我是一起去的。我们和埃德·詹金斯聊了起来，时间尚早，而他又是那里唯一一位成年人。他非常热情、开放而且迫切希望能帮助他人。他离开堆满文献的柜台，和我们一起围坐在一张圆桌边上。在我不安地提出要求之后，他甚至关掉了《罗纳德·里根的美国》的声音——前台附近似乎一直在播放这部电影，也许是为了吸引路过的人进来。
维格里是在谢尔顿－达拉斯的会议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是否太软弱？”）的明星。记者们想要看到和听到的，不是克利弗，是维格里。但我不了解维格里过去的荣耀。我离开的时候，带走的是克利弗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有一份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的《保守主义文摘》。这是维格里的杂志，在里面我没有发现实质性的内容。它就像一份传道杂志，不断重复着同一个理念，因此显得冗长乏味（并且在智识上让人尴尬）。而且在这份杂志上，维格里的名字似乎和保守主义的信息同等重要。
埃德·詹金斯，三十二岁，在保守主义联盟全职工作，这个联盟是NCPAC内部的组织之一。NCPAC的主席也是保守主义联盟的全国总裁。保守主义联盟（CALL）有一个叫“全美生存联合会”（NCAS）的项目，正在运作“人权与国家生存计划”（HRNSP）。埃德·詹金斯谈话的焦点是HRNSP；还有准备好的宣传资料袋，让我们对这个计划有了“基本的了解”：“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向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府提供技术、信贷、金钱和安全保证，以避免他们侵犯人权及犯下其他针对神和人类的罪行。”
维格里从事的行当是直邮募款。他为一些保守派的客户服务——基督教领袖保守读书会、反赦免逃兵协会和美国步枪协会（这份客户名单是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纽约评论》上列举的）。后来他意识到，对于那些为小众的或古怪的保守派事业捐助的人，可以鼓励他们去捐助其他的保守派事业，并最终参与到更大、更有成就感的保守主义活动中去。他把邮件列表、计算机和天分都用上了；他找到了这个国家的保守主义核心，而他的计算机可以列出其中的人物。就如同岩石、甚或得州的墨绿色大理石的小孔洞里可以喷涌出石油一样，在维格里的恳请下，金钱也会从保守的美国基层喷涌而出。他成了抢手人物，政治家们必须对他大献殷勤。
谈及CALL，埃德·詹金斯这样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共产主义，并把它赶回去。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不应该存在。我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像我们一样自由。”他们尤其对美国把高科技出口到俄罗斯感到担心。
一九六八年的“新右翼”变成了一九八四年的新右翼运动，克利弗就是后者的一员。来达拉斯之前，我对这个新右翼运动一无所知；而我所了解到的东西让我感到困惑。新右翼运动就像到处都是空调的达拉斯一样，是现代技术的产物，而其创立者理查德·维格里和特拉梅尔·克罗一样，是一个不同寻常、视野宽广的得克萨斯人。
然而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更为简单，甚至只关注国内事务。“CALL是七年前成立的，以前叫‘保守主义者反自由立法联盟’，去年改了名称。其宗旨是与肆意的自由化立法进行斗争。”埃德·詹金斯这句话主要针对的是busing[4]问题。“美国人民不想要busing。”Busing让许多家庭过得很糟糕；埃德·詹金斯有一个妹妹尽管搬到了离她丈夫工作的镇子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仍然在被busing折磨。
新右翼狂热追求的，就是要侵蚀并破坏这一共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让这种共识得以诞生的那些问题和情境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国家有一群人在逃避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起了这个运动。我当时知道我会去私立学校上学，我还记得我父母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他们是在努力逃离一种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新左翼和新右翼都是黑人革命的产物。在民权运动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广泛的全民共识，这种共识拥有足够的智慧和道德去拒斥右翼。这种共识矗立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和混乱局面之间，是美国最宝贵的财富。但是有些人鄙视这种共识。
我认为安德鲁不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当埃德·詹金斯说起busing问题——与HRNSP以及俄罗斯人的话题相去如此之远，但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到埃德·詹金斯的政治道路的逻辑，对他这样一位不愿擂响种族之鼓、甚至不愿承认种族冲动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在埃德·詹金斯说话的过程中，我看到安德鲁尽管有着作家的冷静、甚至还有学院背景，却表露出同情的神色，并且在做出回应。安德鲁来自新泽西，完全理解埃德·詹金斯所谈论的问题。
在这片充满了对立和纷争的土地上，那些真正关心美国黑人复兴问题的人，一直在无休无止地应对那些走到了自己对立面的黑人知识分子……
埃德·詹金斯继续说道，正是因为busing问题，人们才开始把他们的小孩送到教会学校去上学。也正是因为busing问题，宗教原教旨主义才变得可敬起来。
我非常熟悉那个进监狱的埃尔德里奇，但那个埃尔德里奇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我在某些方面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你也许会觉得这难以理解，但是监狱里的人非常容易失去自我意识。而如果他经历过种种极端、复杂和不受约束的变化，到最后他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于是，十六年后，这里的情势出人意料地证实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冰上的灵魂》中写下的话：“在民权运动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广泛的全民共识……新右翼狂热追求的，就是要侵蚀并破坏这一共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让这种共识得以诞生的那些问题和情境已经不存在了。”
克利弗的性格有很多层面，但此刻，在一个正式的公共聚会上，他人却无法用几个简单的问题解拆那种性格。要找到那个人，必须去读他的书，写于一九六八年的《冰上的灵魂》。这本书比我记忆中的印象更为动人和丰富，那个有很多层面的人就在书里：他对宗教持续不变的感情，他对拯救的关注（作为罗马天主教徒，作为黑人穆斯林，然后作为革命者）；他想要找到自己的共同体，这种需要不断把他引向种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他对自身变化的觉知；他的政治精明。
埃德·詹金斯说：“应该说，此前，原教旨主义者对政治并无兴趣。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是，在这个国家他们并非一种重要的力量。但你也一定得明白，新右翼运动不只是一种原教旨主义运动。它属于所有人。但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新右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但我非常尊重他们。
国旗旁边的银幕上又开始放映《你站在谁一边》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关于美国战后的衰落和困惑的影片。一个现代的声音在讲解一九四五年拍摄的一部老新闻片的片段：麦克阿瑟，重光葵，日本投降。克利弗离开了黑暗的角落，头发灰白，平静地靠在一面墙上。两三个记者上前去和他说话。但这个人展示出的那种全然的单纯使得记者只问了一些已经被问过了的、了无新意的问题。
“我自己属于新教圣公会。这是美国的主流教会之一，但我后来离开了，原因是我在那里听不到宗教的声音。我听到的是我们的牧师在怒斥我们的政府、社会的不公，还有越南战争。他会告诉我们，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士兵正在杀戮妇女儿童。当时我有三个姻亲兄弟在越南，有两个再也没有回来。
这多少就是他演讲的全部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和福利制度的陈述，似乎这就是人们对“埃尔德里奇”的全部期待。很快就有人宣布这次会议结束了。工作人员准备着再重来一遍。和在展销会上一样，表演一次又一次重复，其间夹杂着推销商品的吆喝。
“这里的变化非常富有戏剧性，非常微妙。我认为美国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信奉的自由主义为今天的右翼创造了权力基础。
有人问到他的政治野心。他说自己想进入伯克利市议会。然后有人不免又问到他对福利制度的态度。他的答复显得疲惫，给人一种同样的话已经重复过许多次的印象：“我之所以强烈反对福利制度，是因为它让人民成为依赖联邦制度的寄生虫……我想看到黑人被纳入经济体系之中……福利制度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踏脚石，因为它告诉人民，政府会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脱离了教会，因为我的牧师认定宗教必须成为社会运动。那些主流教会，比如新教圣公会，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原教旨主义教会牵涉进某种政治事务，那他们就是一群疯子。而如果是主流教会在——用我们的钱——把牧师派到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镇、去卷入暴力事件，那就是出于社会公义，而非出于政治动机。”
演讲者随后让他的一位同事讲几句话——他是CIA的前雇员，小个子，他的话多少只是在重复前面的人已经讲过的话——“埃尔德里奇”的话。克利弗终于站了起来。站在CIA雇员旁边，他显得很高大。现在的他大腹便便，甚至有一点松软。他那蓝色衬衫的衣领是白色的，长长的暗红色领带垂落在胸前。那种有格调的感觉让人感到放心。
安德鲁和我没有做任何提示，埃德·詹金斯开始说起他的家族史。这是他坦率性格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在回应我们对他的兴趣。
讲台上的演讲者正准备结束自己关于自由主义者的演讲。“他们不是对共产主义软弱……他们是被共产主义软化了。”演讲者是一个身着深蓝色西装的大块头，他腰下松弛的肉令他显得不那么结实。讲台上标有“谢尔顿－达拉斯酒店&塔楼”，以备有人拍照用：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要推销的东西。在演讲者的右边有一面美国国旗，从一根杆上垂落下来；国旗旁边有一台便携式银幕。
“我父亲非常保守。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城长大，家里非常贫穷，祖辈来自爱尔兰或威尔士。我母亲家有一些德国和荷兰血统。我父亲或许是最典型的美国人。他靠勤工俭学读完高中和大学，经常同时做三份工作。他之所以去读新闻专业，是因为上不起医学院。但他后来又回去就读，终于成了一位医生。那是在他二十七岁到二十九岁期间。起初他一无所有。他在五十七岁时因为过度劳累去世，但他完成了两件他立志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成为医生，而是要尽力成为最好的医生；另外一件事情是确保不让他的孩子再重复他的遭遇。他会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母亲也在场，说起他在发育时一周也许只能吃一次肉——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因为家里太穷，我父亲——我不想说营养不良——得不到足够的维生素和食物，也因此一生都非常瘦弱矮小。”
这个黑人现在如此平凡，如此安全，而有人曾预言他将作为革命者在铤而走险中死去。此前我只在他更早期的一张照片上见过他。他现在四十九岁，几乎已经秃顶，所剩无几的头发是灰色的。在他的眼睛里和颧骨上，有一种类似中国人的平和；他看上去非常有耐心。他的眉毛很细，像是用铅笔画的弧；半睁半闭的眼睛一片祥和。
埃德·詹金斯并不瘦弱，但他多少遗传了他父亲的小个子。
这似乎是一种大没落。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到会议室后，我发现那里没有听众；克利弗也不是那里最重要的人，他坐在第二排的最右边，有些人似乎不知道他是谁；提问的记者没有几个，他们对其他来自平民保守税团（Populist Conservative Tax Coalition）的人更感兴趣。
安德鲁有部分俄国血统，他问：“你的祖父呢？”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巴黎遇到一个人，他在六十年代末的革命时期拍过一部关于克利弗的重要电影。这位电影人认为，那个一度有过荣光的时期，现在看来只是一个充满谬误的时期。而克利弗自己现在也成了共和党大会穿插的娱乐节目的一部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只要能找到活做，他就在工厂做工。我祖父是美国第一支橄榄球队的球员。他去世的时候非常穷。那些最早加入球队的人赚不到钱——那时的一场冠军争夺赛，赢球的球队每个球员只能分到五美元。”
埃尔德里奇·克利弗！他是六十年代末的著名人物：他曾经承认自己强奸过多位白人女性，在监狱里待过好几年；他是黑人穆斯林；也是《冰上的灵魂》（1968）的作者，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更像是札记汇编，其中充满了非同寻常的暴力情绪，回应着那个时代的氛围。一九六九年我在美国待了几周，听到有人说，克利弗有一天会死在与FBI的枪战中。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克利弗先后去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寻求政治避难；在国外，他开始思乡，于是又回到了美国，此时的他已是重生的基督徒。
从某一角度来看，这是在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发生的关于贫困的故事；在许多国家这也许会激起人们心中的愤怒。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关于奋斗向上的故事：祖父是工人，父亲是医生。这也是埃德·詹金斯的看法。“美国人一出生就开始获得这样一种观念：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只要他们拥有愿望和意志，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这就是美国的美好之处。我还记得邻居家的小孩因为各种事情惹上麻烦，被家长打屁股。在我们家里无论是谁，最糟的事情就是不尽全力，不管是割草还是学习。”
上午十一点，新闻发布会，理查德·维格里和霍华德·菲尔普斯。主题：“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是否太软弱？”嘉宾：前黑豹成员，埃尔德里奇·克利弗
安德鲁说：“你会因为这个被打屁股？”
到会的记者有数千人之多，其中一位对我说：“开大会就像吃自助餐。在会议大厅外面有无数活动。新闻办公室（媒体运作中心）每天都会发布一份四页纸的日程表，列出大约五十个活动：新闻发布会、代表会议、早餐、午餐、派对、著名人物、时尚人物、古怪的组织和特殊利益集团，全都在争夺大家的注意力。例如，第一天早晨最好去做什么？不是有人说，有一家杂志赞助了一场去参观达拉斯漂亮住宅的活动？或者可以到大会中心，经过安检，去听得克萨斯小姐唱国歌，然后听特拉梅尔·克罗的老套致辞？或者——这个活动就在我下榻的谢尔顿－达拉斯酒店举行：
“是的。”
把得克萨斯视为因果的剧场——特拉梅尔·克罗会怎么看待这种说法？但这其实不过是克里斯韦尔博士原教旨主义的印度教版本，而透过这个印度教的版本，可以从新鲜的角度看待某些事物。抓住经济良机和好运不只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宗教行为，是领受一个人的“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作为一种政治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利己主义，并且还能够赢得掌声。
我问他：“你父亲是哪一年去世的？”
印度人为了追逐“梦想”而移民美国：在这片“机会”的土地上彻底实现他们的潜能。他们来追逐梦想、愿景和幸福，来追求卓越……最近几年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从“绿卡持有者”变成了“公民”，从而能够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程当中。他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美国作为他们的karmabhumi——因果（karma）或行动之地。
“一九六七年，就在我快满十六周岁的时候。我父亲反对政府的做法。他觉得我们的政府正在创造一个福利国家，在他看来，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除此以外，他觉得我们的政府在向共产主义者让步。他相信共产主义者想要统治全世界。在去参加大会之前，他一直是一个戈德华特共和党人。他把我也带去了，那一年我十二岁。”
并非所有与会共和党人都是基督徒。亚洲人有一个专门的组。据说在达拉斯－沃思堡地区有两万印度人；按照亚裔美国人组宣传册上的说法，印度教对美国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解释对移民和东道主都具有启发意义。
所以埃德·詹金斯不仅从小就接触到了正式的政治活动，在他的家庭取得成功之际，他还接触到了危机和动荡的概念（新的恐怖取代旧的恐怖），以及刚刚把握一个世界、旋即又被夺走的概念。
共和党人所信奉的原教旨主义已经超出了宗教范畴。它对整个世界进行简化，把许多不同类型的焦虑混合在一起：学校、毒品、种族、鸡奸、俄罗斯，这还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它给出的，最简单也最含混的解决方案是：美国主义，对美国主体性的强调。在党纲文件里拟定了关于实务的条文，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除了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关于外交事务的演讲，纯粹的政治讨论非常少。美国主义是大会主题，时而目中无人，时而多愁善感，就如同里根先生接受提名的演讲一样。按照共和党的政治解释，原教旨主义不只是一种消极的东西，而是和里根先生一样富有格调。共和党人“pro-life”。这本是反对堕胎的意思，但在这一周里，这个词组开始被赋予另外一种隐喻的含义。“pro-life”就是要充满活力、欢快并且乐观，远离另外一边的阴郁和悲惨，那些人只会谈论问题和税收。
“我感到政府正在摧毁美国的机体，摧毁让美国得以伟大的一切。”
然而在这个由高科技创造的城市里，克里斯韦尔博士在宣讲最后的火；他同时还是这里的一个人物。而持续超过一周的大会传递的讯息是，在古老美国的信仰和虔诚之中容纳美国的奋斗和成就，这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在他们的虔诚对面，是无神论和同性恋，两者可以被归总在一起。
但那个美好时代、那个安全时期是什么时候？
达拉斯的酒店、商店、住所和汽车里到处都有空调。大会中心更是如此，室内极其凉爽，比室外温度要低三十度。到处都是空调的达拉斯在我看来像是一项惊人的成就，是一个大愿景的产物，是最好的、也是最具人性的美国人的处世之道：金钱和应用科学创造出了一个优雅的城市，而这里的生活曾经非常粗野。
“人们有时问我，谁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有人说是肯尼迪。我不这么看。尽管我的看法可能会让我显得狭隘，但我还是要说，是泰迪[5]·罗斯福。他是一位战士，一个顽固的人。他几乎可以说是美国的销售员。美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证明这一点。他的一些品质也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所推崇的品质——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倾尽全力。关于泰迪，你可以这样说：当他承担起一项任务时，他总是带着热情、带着对生活的爱去完成它。他热爱生活。他热爱美国。”
大多数时候，你受空调的保护，不会暴露在高温下，仅仅因为阳光或天空的色彩才注意到它。但高温会不时像这样将你包围，一种稍纵即逝的感受，并不会引起不快，与四处的空调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提醒着你，你生活在气泡当中。
埃德·詹金斯原本打算为保守主义联盟工作了一年，结果一待就是四年。这在经济上是一种牺牲，但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必须这么做。“就像我父亲担心他的孩子们一样，我也担心我的孩子们。”
离开有空调的会场到外面去，你会再次感受到这个教会的资产规模，其中有很多都是以克里斯韦尔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尽管高楼的阴影让街道看起来很凉爽，你也会再次感受到达拉斯华氏一百度的高温。
安德鲁被埃德·詹金斯打动了，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感动。“右翼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述贫穷和奋斗的故事。”
很多人和我一样，来这里是为了听克里斯韦尔的布道，我们没有打算留下看唱诗班的演出以及新教友的入会仪式。
安德鲁是对的。“早年的贫穷”是那天傍晚的两场大会的演讲主题。参议员多梅尼西讲述的是他贫困的父亲在新墨西哥开杂货店的故事。浸礼会牧师希尔先生是一个黑人，他讲述的是自己一九四七年睡在达拉斯的一个猪圈里的往事。新闻网络没有播出关于猪圈的演讲，让一些人难过不已。这样的演讲能在政治上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一种美妙的宇宙观，神将在世界终结之际到来：这几乎不可想象。更难想象的是，会堂里的许多人将被以某种方式从宇宙的虚无当中拯救出来；任何人都有得救的机会。你可以从填写节目单上的决心卡开始；就像在酒店的早餐卡上，在你选定的早餐服务时间旁边打钩一样，在决心卡上列有仪式的各时段，你要在让你觉醒的时段后面打钩。关于宗教拯救和决心的理念就是如此平凡而普通。
组织者在大会期间向与会者分发了多份刊物，《总统圣经记分牌》是其中之一。据说（有多个来源相互印证）其目的是披露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堕胎、同性恋、女权、恋童癖、色情作品、核裁军和校园祈祷等问题。正如这些问题全都被视为“圣经”问题一样，它们似乎都成了“对与错”这个大问题的不同方面，需要的只是一种特定的信仰。
“那个特定时日将会在时间、历史、文明……终结之时到来。整个宇宙将会化为大火……当主来清理这人世，净化这人世时，这个人世间下面的大洞穴，所有的东西，都会化为可怕的火焰和愤怒……神将在世界终结之际到来。”
里根先生在《记分牌》里得分不太坏。在他当上总统之前，有一次一位记者问他：“州长，你生活里的榜样是谁？”里根先生说：“哦，这太容易回答了。那个来自……”看了《罗纳德·里根的美国》里约翰·韦恩的那些镜头，还有对里根先生演员生涯的着重刻画，你也许以为里根先生会说：“那个来自拉勒米的人。”但他说的却是：“那个来自加利利的人。”说来也怪，在大会这一周的时间里，这两个人似乎并无二致。弥漫整个大会的怀旧情绪——旧美国、旧信仰、西部（或西部片）、老电影和老明星——让两种信念走到了一起，而且几乎没有渎神的意味。里根先生把他的三种角色：演员、政治家、老派基督徒，融汇在一起，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他是人们诸多需求的答案；在复杂多变的右翼，有许多人在他身上实现了自己的想象。他是一位演员：演员可以沉默寡言，但仍然寓意良多。
在讨论了关于审判和法则（对“法则”的两种不同认识并行不悖）的观念之后，克里斯韦尔博士又谈起了卡尔·马克思。在这场布道仪式上，卡尔·马克思的位置是十九世纪的无神论者。克里斯韦尔博士提到了马克思生平的一些年份，但很少说到他的学说：在这个会堂里，卡尔·马克思只是一个名字，而那就足够了。卡尔·马克思没有死，克里斯韦尔博士说（至少这是我对他的话的理解：其中的神学对我来说有点难以理解）。卡尔·马克思仍然活着；只有到了特定时日，卡尔·马克思才会死去。
周三，在希尔先生（以盛气凌人的、浸礼会的风格）做完关于猪圈的演讲之后，会议中心放映了一部关于里根夫人的影片。片中的她在为一块纪念她父亲的牌匾揭幕；她父亲是外科医生；她似乎在啜泣。里面还提到了她的演艺生涯。弗兰克·西纳特拉唱了一首关于南希的歌。里根先生动情地说：“我不知道没有她我会怎样。”最后他们走下斜坡，走进了一片树林。
“神就像他的法则一样！”克里斯韦尔博士怒吼道，“到处都有法则。火的法则，重力的法则。”
灯光亮了，掌声响了起来。我们惊讶地发现，放映这部影片并不意味着里根夫人就不出场了。影片放映过程中，里根夫人被接到了会场，此刻她正站在讲台上，身着白衣。更令人惊讶的是，后面的大屏幕上播放的不是里根夫人的大幅照片，而是里根先生在特拉梅尔·克罗的阿纳托尔酒店房间里的实时场景。里根夫人朝着大屏幕挥手。有一两秒钟，里根先生似乎有点困惑，但随后也挥手回应。这是天伦之乐的伟大时刻。这就够了，这就是代表们所需要的。现在里根先生只需要出场就可以了，那将是我们在最后一天的节目。
艾滋病，在共和党大会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以那样一种雷霆般的声音被说了出来！但如果你思考一下，这个话题并没有那么不合适。艾滋病有一种奇怪的、圣经式的东西（尽管克里斯韦尔博士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它击倒鸡奸者和特定的黑人，宽恕其他所有的人。
在他的演讲中，和政治有关的部分他只是在重复其他人说过的话。最后富有诗意的部分，也就是关于“希望的春日”那一部分，与其说是演讲、是诗与语言的事情，不如说是一部简短纪录片的梗概，描绘的是一个多种族的、地貌多变的美国。于是，在这场盛会达到高潮之际，和那么多场演讲一样，其核心空空如也。总而言之，那种关于宗教和美国精神的怀旧情绪似乎只是暴露了一种智识的空缺，而大会所用的那种计算机语言只是揭示了这些政治人物想象力的贫乏。“似乎”——尽管大会安排了祷告和祝福仪式（最后的祝福仪式将由克里斯韦尔博士主持）——“似乎灵感已经枯竭，似乎不会再有巨大的希望、宗教、喜悦的歌曲、智慧以及比喻。”
“我们一生都在嘲笑神的话……并且让社会和文化向女同性恋、鸡奸者和同性恋敞开大门……现在我们要面对这可怕的审判……艾滋这种疾病和罪恶……”
这些话是爱默生说的，说的是英格兰。《英国人的性格》发表于一八五六年，是爱默生对自己在一八三三和一八四七年两次英国之行的记述。他感到当时的英国尽管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却已经在走向衰落，而英国的智识生活正在被关于权力、金钱和正当性的过度意识所窒息。“他们在低下的水平上运用每一种才能。”爱默生写道，“也许可以说，他们在一种次意识中生活和行动。”在达拉斯华丽的外表下我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权力”，而这种权力似乎太轻巧了：国家权力、个人权力和新右翼运动的权力。和爱默生在英格兰时一样，我走在达拉斯的会议大厅里，如同“走在大理石地板上，没有什么能在这里生长出来。”
克里斯韦尔博士在为他的审判主题作铺垫，他谈到同性恋问题。他的语言很率直。不委婉，无反讽，也并不幽默。自始至终，他都非常诚挚。他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有时还会短暂地（身着白色西装）把脸转向身穿红色长袍的唱诗班。
（马维达译）
唱诗班身穿殷红色的长袍。和里根夫人第一次出现在会议大厅时一样，克里斯韦尔博士穿了一件白色的（也可能是米色的或另一种颜色非常浅的）衣服。颜色的反差对电视拍摄会有帮助。在教堂长椅之间的过道上，有一台摄像机。这次礼拜仪式会通过电视直播，在节目单上（上面还附有“决心卡”）有提示说，礼拜的录像带可以在教堂的“联络部”获得。
[1]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三大城市。
像我这样迟到的或是没有预订位子的人，都站在后面。到了必须跪下的时候，我和大家跪在一起，四周全都是在低头祈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继续在我的谢尔顿－达拉斯酒店便笺本上记笔记。
[2]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本地和长途电话公司，创建于1877年。
大会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天，大多数代表和媒体已经离开，教堂里又回到了几乎全是达拉斯人的景象，克里斯韦尔博士在宣讲“白色宝座前的审判”。他的布道词以动态的方式——就像电影或戏剧的台词——显示在他的红砖会堂外面。会堂很大，是正方形的，除了彩色玻璃以外，看起来很普通，里面坐满了人。
[3]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
克里斯韦尔博士是达拉斯第一浸礼教会的牧师，在达拉斯非常有名。之所以这么说，不只因为他是一位强有力的布道者，也因为他的教会以及教会的建筑群位于达拉斯市中心，随着经济的繁荣，那些建筑现在的价值已经达到了两亿美元。金钱在哪里都受到尊重，但在达拉斯则被视为是神圣的；人们把在房地产业取得的成就与某种类似神恩的东西——在神的土地上信神所得到的回报——联系在一起。在达拉斯，（记者是一些乐于服从的人，对其他记者也亦步亦趋）我每天都会读到一篇关于特拉梅尔·克罗的文章或专访。他是当地的房地产大亨，修建了许多有着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和酒店。我一次次读到，特拉梅尔·克罗的身家有十亿美元。克里斯韦尔博士还达不到那个级别，但是他让自己获得了双重荣耀：在共和党大会上主持祝福仪式，而特拉梅尔·克罗只能致开幕词并提供资金。
[4]为平衡黑白学童比例，用车接送外区儿童上学。
共和党大会的每一项议程都以祷告起头（在升国旗唱国歌之后），以祝福告终。每个场合邀请的都是不同的牧师。最后的祝福是在里根先生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讲之后，由W.A.克里斯韦尔博士主持的。
[5]西奥多的昵称。
达拉斯，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