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里借助于猫鼬帮和绿兽帮来执掌政权。新宝石运动则借助其军队来执掌政权。就一个小岛而言，格林纳达的种族类型、口音、礼仪和教育水平都有着惊人的多样性。也许格林纳达这种凶残的、秘密会社式的政治应部分归因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归因于山岭、森林和小村庄的种种限制。在这里，人民不容易成长，而历史又近在咫尺。盖里不仅仅是一个工人领袖：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支持者那种源自非洲的宗教情感。也许宝石（Jewel; Joint Effort for Welfare, Education and Liberation[1]首字母的缩写）这个奇怪的名字是某种用于对抗绿兽的格林纳达反制魔法。在这个黑色的汉赛尔与格莱特的世界里，两个运动的共通之处是他们所允诺的——盖里向一个原始的种族允诺，而宝石运动向一个受教育程度略高的种族允诺——“突如其来的种族救赎”的愿景。
远远看过去，牛仔裤、衬衫和草帽（其中一个被拘押者的手里还拿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给了这些将要获释的人一种嘉年华的氛围。但靠近了看——巴士在营地外面短暂停留时，我们被准许上车看一看，并和这些人交谈——这是一些令人不安的脸庞：革命军成员的脸庞，他们仍然是一个团体，仍然在互帮互助：这不只是街上那些粗粝的脸庞，而是属于这样一些简单的人：他们在小小的格林纳达，曾经品尝过权力的味道。我不是美国人。那盯视着我的眼睛仍然在放射着力量和信念。
乔治·路易松是宝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局势崩溃之前，他一直是人民革命政府的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他常常被批有小布尔乔亚作风；在最后一刻，他想发动人民制造麻烦，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关进了监狱。美国人入侵之后，他被美军拘押在盐岬，关了一天。出人意料的是，后来美国人又来找他。这一次——他认为纯粹是一种心理骚扰——他们只扣留了他八小时。我们的会面是在他这次获释之后。
她哥哥在里面。她被准许见过他一面；她不知道他是否会在这个下午获释。他会获释：她看见他站在那些在牢房外排着队的人群当中。她把我们给忘掉了。
他三十二岁，来自农村，有着纯粹的黑人血统，块头不大。他是一个建筑商的儿子，职业是教师。他住在西海岸的一个村子里，去那里要经过一片看起来未经耕作的土地。他的房子位于一条石头很多的小道上，这条路不在海岸主干道上方，在一条山谷上方，旁边有一条奔腾的河流。山谷幽暗，避开了傍晚的阳光。尽管周围的环境很有气象，用混凝土修建的房子却很简朴，屋外有楼梯通往顶楼。
那个黑人女孩有着纯粹的怨毒，是贫民窟长出的“咬人蚁”中的一个。她对我们说话，却不正眼看我们：“他们用铁丝网把我们围起来。把公路围起来。把海滩围起来。他们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围了起来。”
夜幕突然降临。停电了，我们傍着烛光，在楼下简朴的客厅里交谈。
一辆民用旧车出现了。路障后面的陆战队员用枪瞄准了这辆车。车慢下来，小心翼翼地停好。一个黑人家庭走下车来：一个谦抑的男人，一个没有样子、闷闷不乐的女孩，穿的是裤子，还有一个更苗条、肤色更黑的女孩，身着亮丽的衣服，戴着红白色的塑料耳环，色彩和饰物与她的黑色肌肤形成了鲜明对比。
路易松身上没有入时的东西。他保留了他的出身带给他的诚挚和单纯。在这附近，路易松家是出了名的：他父亲的叔叔在一九〇〇年上了中学，是格林纳达最早接受正规教育的黑人之一。路易松的父亲生于一九一八年。他从村里的木匠和泥瓦匠开始做起，上了相关的课程之后，成了一个受过培训的建筑商。带着这样一种自我完善的冲动，路易松的父亲对当时的黑人运动产生了兴趣。他喜欢上了马尔库斯·加维“回到非洲”的观点；屋里有一张加维的照片。
有些被拘押者会在那天下午获释。我们就是来看释放现场的。我们必须等待。雨不时在落下。来了一辆军用卡车，把新垃圾倾倒在垃圾焚烧场里，跟车的都是本地人。大院里有一个陆战队员（可能是女性，另一种美国理想的胜利）在调校一挺机枪，她所在的位置也是即将获释的被拘押者集合的地方。
难道加维不是骗取了黑人捐给这个运动的钱？那没有打击到路易松的父亲吗？
关人的地方距跑道有一段距离，在一个垃圾焚烧场附近（就连垃圾看起来也是新的），四周环绕着一圈圈的铁丝网，并且有陆战队队员在守卫。用PVC覆盖的监舍每个有八平方英尺大小（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像高高的箱子。它们一排排地矗立在地上，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但美国记者说这里像猫鼬笼，似乎又太夸张了。
路易松说：“村里的人认为那是反加维分子和美国政府的欺骗性宣传。加维代表的不只是种族问题的探求。他代表的是反殖民斗争。”
经过格林纳达的森林、山岭和曲折的道路到达这里，就像是进入到了一片空旷、到了另一个国度：一片由混凝土和布满疤痕的土地组成的平坦荒地，两英里长的古巴跑道形成宽阔的水平条纹，一直通往地平线。附近有很多古巴的重型设备。跑道沿线架设着铁丝网。没有完工的飞机库是格林纳达最大的建筑物之一；尽管入侵已经过去三个星期，美国人和本地人仍在飞机库外边充填和堆砌沙包。垃圾车非常繁忙。直升机一如既往地在空中咔嗒作响。
在加维之后，格林纳达又出现了一位名叫马利修的政治家，他宣扬西印度联盟的概念。“马利修最后成了一个贫民。”路易松说。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巴巴多斯工党的格伦雷·亚当斯。
古巴人修建的大型机场就坐落在这里。机场已经成了美军大本营的中心，在计算机化的物资管理系统的帮助下，快速部队在这里建起了完整的军事驻扎区，包括装有空调的新型医疗帐篷，在十八个小时内就可以拆走。
“我父亲后来开了一家商店，就在这个房子所在的地方。店里成了大家讨论问题的地方。近六十岁时，他又尝试在村里开展成人教育。”当时是盖里统治时期。路易松的父亲一开始支持盖里，但在一九六〇年和他决裂了。“盖里的主要支持者是农民工，但他从没有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做过什么。盖里从不会试着去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
重要嫌疑人被关在圣乔治的民用监狱里。不那么重要的——被怀疑是人民革命军成员的——则被关在盐岬的拘押设施里，那里位于西南方向，要在蜿蜒的路上走几英里，经过海湾和灌木林才能到达。
“你父亲会这么想吗？”
两天后，记者与军队之间的相互憎恶达到了高潮：在海军陆战队夜间设置的一处路障处，美国一家著名报纸的记者表现出参加晨间新闻发布会的做派，结果被戴上手铐，强迫坐在地上。
路易松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的时候，我可能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对于死亡人数的争执实际上是关于军队发布假消息的争议，也是美国军方与美国媒体在格林纳达持续争执的一部分。双方都表现出职业的骄傲。死亡这一可怕事实就像是又一个故事，而格林纳达自身只是一个背景。
那时乔治·路易松十八岁，已经深深地卷入政治当中。他起步时很年轻，从事的是青年工作，“各种人道主义形式的政治”。然后一九七〇年的黑权运动赢得了他和他那一代人的认同。他没有出国留学，而是继续做着一名普通教师；他没有想过结婚。“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结婚。新宝石运动的许多成员都和我一样。对我们来说，那在七十年代初几乎成了一项使命。”黑权运动不只是一个名称。“关注种族问题的黑权运动在格林纳达持续了两年。一九七三年初发生了一件富有戏剧性的小事。我们要派人去参加第六届泛非洲大会。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我们听说盖里要去。”盖里的看法是，他，盖里，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他在格林纳达开创了黑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话没错。“这让我们意识到，黑权运动要面对的不是黑人问题，而是政治和全部观念的问题。”
大学图书馆馆员站在原来那座房子里，从窗口往这边看。窗户直接朝向演讲大厅的主席台；那些旁观者就像是伊丽莎白时代剧院包厢里的观众，又像是从体面的距离围观后院口角的西印度中产阶级。
在此期间，自我完善的过程仍在继续。路易松和他新宝石运动的同事们在学习之中。学习，还有“学习”这个概念，对这些诚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的学习似乎主要是关于政治问题的。“直到两个月前，我们还会进行集体学习。最广泛的主题。我们的学习一开始相当广泛，但在过去的六七年间，我们读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文献。”
会议所在的演讲大厅正对着房子后面的墙。没有多少新情况。大多数提问关心的是拘押设施和伤亡人数。死亡人数有争议：核查本地太平间获得的数字更高一些。有些记者变得咄咄逼人起来。军方发言人，一位是黑人，一位是白人，保持着冷静。黑人发言人不时说：“你想让我拿那个？”或者：“好的，我会拿那个。”“拿”显然成了术语，意思是核查一下。
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也就是独立前后，新宝石运动和盖里的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运动的领袖在一九七三年受了重伤——博物馆里还保留着他那件染血的衬衫；一九七四年初领袖的父亲被杀了。新宝石运动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三年时，我们是一个平民运动。到一九七四年年末我们认定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摒弃了过去的“人道主义政治”。他们的学习把他们引向了社会主义，在那之后社会主义圈定了他们的学习范围。“我们想要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那些可怕的邪恶。我们承认我们必须考察许多国家。古巴，理由显而易见——这个国家在那个进程中停留了二十年。我们还考察了也门和老挝。”
早晨的重要新闻发布会是在圣乔治城一所老式的小住宅里召开的，房子在港口上面的山丘上，位于一个十字路口旁边。这里是老式的西印度城市街道，社会成分混杂。奴隶主和奴隶曾经并排生活在一起；贫民窟——一些挤在一起、没有阳台的棚屋——与贵族氛围可能只隔着一个院子或一所房子。为配合格林纳达拥有一所西印度大学的谦虚要求，这所房子（在门口有一座本地现代雕塑，大厅里有一幅本地油画）已经进行过改造，现在又被改造成了新闻中心。门上钉着手写的提示纸片：“电报”，“会议室”。在一个房间里的绿板上用粉笔画出了伤亡情况表。KIA，WIA，阵亡；负伤：美国，18和113；古巴，42和57；格林纳达，21和280。
“这些地方与格林纳达不是有着显著的差异吗？”
那么如果适当地加上标点，指挥官也许是布里格迪尔·卢茨（将军、候晋）。
“我们想考察一些地方，那些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框架和帝国主义的施舍的地方。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些有过殖民地经验的国家。”
“这个词的意思是再过几天他就会晋升为少将。”上校笑着说，“抱歉用了一个军事术语。”
路易松无法充分解释他们是如何完成这宏大的最后一跃的——他将其作为事实说出来，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他的政治道路相当清楚。在这个村庄里，整个世纪都有像路易松这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到黑色救赎这个概念的影响。头脑简单的人把这个救赎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个简单的概念创造了像盖里这样的人，他们为了让自己始终保持救世主的地位而压迫人民。社会主义吸收了这个种族的概念，将其净化，涤除了其中固有的腐败成分。社会主义在涤除了种族问题之后，让人有了成为人的自由。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只是学习和忠诚的实践，是把种种正确的形式给予格林纳达。
“候晋，这是他的名字吗？”
但社会主义和其他信仰一样，信徒中有力求纯洁的人，也有狂热分子。“正如有人所说，革命在我们面前破产了。是我们自己毁掉了革命。”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人出于革命纯洁性的需要，要求实行集体领导，软禁了领袖，并派军队去镇压民众——这些人“疯了”。“他们追随的路线是空想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没有科学基础，也没有群众基础。”
如同想要记下每句话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记者们忠实而潦草地记着笔记。然后有人开始疑惑起来。
“唯意志论？一意孤行？”
“卢茨候晋准将（Brigadier-General Promotable）。L-u-t-z。”
“我说的唯意志论是指自私自利。”
“指挥官是谁？”
即使在灾难发生之后，路易松学过的社会主义仍在赋予他语汇去解释一切。他的房子被洗劫。人民转而反对革命，但他仍在为革命感到悲伤。“我处在一种深深的反思之中。”但在政治上，他只能停留在他的学习把他带去的地方。他无法再回到“人道主义政治”，也就是在没有社会主义指导的情况下，格林纳达的种种简单的种族观念。他无法忘掉他所获得的世界观，他无法再让自己缩小。
这是一个完整的回答。但美国记者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特种作战中心上。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新事物。他们想知道中心的基地在哪里，任务是什么，组织结构又是什么样的。
《大革命，小国家》——这是一部讲述格林纳达革命的古巴电影。但在人民革命政府统治的四年半期间，他们鲜有作为。
上校每说一句话都在表达一个要点：“我们到达那里时，他能用的只有那个。或许他们正在检查他的衣物；或许他正在洗澡什么的。他不想把床单披在肩膀上。照片表明他没有受伤。士兵之所以出现在照片里，是要表明那名指挥官的俘虏身份。”
在古巴的帮助下，他们在盐岬建起了大型机场。他们建立了一支军队和一支民兵队伍。他们不断与反革命斗争，一度挖出了一个由二十六个人组成的反革命团伙。他们通过各种新型的、效率低下的政府组织，为他们的支持者提供庇护。他们召来两百名国际主义工作者。他们粉刷标语。这就是钱的去向——钱被用在了各种表格上，用在了党的官僚体制、安保、展览以及权力的展示上。
《迈阿密先驱报》的记者想了解心理战中一张海报的情况，海报上有人民革命军指挥官的照片。“照片上他裸露身体，只围着浴巾坐着，身后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你不认为这是在侮辱人格吗？”
岛上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人们生活在对“manners”的恐惧之中。但在权力的最高层，在中央委员会里——美军入侵之后查获的会议记录披露了一切——存在着无能与困惑。
格林纳达海滨酒店，也就是以前的假日酒店，现在是八十二空降师的总部。酒店一翼的部分房间在战斗时遭到了轰炸；但不论在哪里，美军的轰炸都异常精确，酒店仍处在正常运转当中。心理战新闻发布会在花园旁边的露天餐厅召开，在那里只能依稀看到远处的铁丝网，崭新铮亮，还没有被海风所锈蚀。服务生像士兵一样身着齐整的制服，在为午餐布置台面。
在这座农业岛上，农业获得的投入却非常少，尽管各处的标语牌上写着“生产”字样，尽管格林纳达的大片闲置土地被盖里政权没收，然后多少又被弃置不用。教条阻碍了行动：褒奖效率最高的农夫，就是在农村褒奖阶级观念，而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创立合作社式的农庄。社会主义的教条还在以其他的方式与人民的天性相冲突。例如，穷人家的年轻人其实并不想去田里干活，尽管他们乐于种植大麻。另外还有“不良少年、草根少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用小心翼翼的、无阶级性的语言提出来的——政府对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这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一位摄影师说。而军方仍在以一种小而恼人的方式取得胜利。他们日复一日地从野外的帐篷里迁入，占据了记者的工作酒店。他们挖出海边的沙子，用以充填沙包；在草地上放置沙包和一种新型的带刺铁丝网；还在椰子树之间停放架有机枪的卡车。在早晨被酒店员工当作客人对待的记者到了晚上可能会发现，一个紧张的哨兵问他口令是什么。海军陆战队里也有女性。有时候只有当一个女性在夜里喊“不许动”时，这个事实才会被揭示出来。
新的大词被创造出来，用以表达旧有的态度：有人发现，格林纳达的工人被“经济主义”的子弹打得浑身是洞——他们只想要钱，在赚钱与工作之间看不到“概念上的联系”。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时弥漫着教室般的氛围：语言的技能，一种新的运用词语的方式，似乎成了其自身的目的。
记者们的人道主义担忧是真诚的，但其中也混合了新闻人的职业本能。格林纳达是一个更大的美国故事中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对军方的不信任是优秀记者的必备意识。在格林纳达，这种不信任非常普遍。美国记者感觉他们被排除在入侵之外，并将此视为对他们个人的冒犯。
“群众”集会的参与者在减少。中央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同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发生了改变。有一次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些重要的标语没有被粉刷出来；下面人的借口是没有涂料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开会时常常疲惫不堪，也不为议题作准备；有一次在会上，几个委员竟然睡着了。会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议程，这种社会主义的仪式似乎带来了很多愉悦。
记者们并不喜欢在位于盐岬的拘押设施所看到的景象。回到酒店，他们说起固定在地面上的八平方英尺的监舍，用PVC（聚氯乙烯）覆盖着，还有四英尺高的门帘。让他们担心的是，军队的人对这个设施如此满意，急于炫耀。也许这个设施是事先设计好的？也许入侵格林纳达只是在为入侵尼加拉瓜做演习？
他们创造出革命的机关，却不知该拿它怎么办。机关创立了，社会主义应该随之到来，但事情却没有发生。他们开始感到机关对此负有责任。于是，他们从俄国和古巴找来更多的社会主义专家，进一步扭曲了这里的社会生活；到事情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又认为应当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找来更多的教师，帮助他们进行党的组织工作。
有一个完全属于格林纳达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落后的岛上社群被受教育程度稍高的人绑架后，投入到一场浮夸革命的种种形式之中。另一个凌驾其上的故事，是美国人的故事——入侵格林纳达的美军的故事。美国记者所关心的，是后面这个故事。
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还产生了另一种疑虑；这种疑虑——被抑制的疑虑，在不同时期以杂乱的措辞被表述出来——就像是旧日的种族焦虑重又萌生一样。或许，格林纳达人民和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究竟是不相容的。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来自外面伟大世界的人，会把他们视为“滑稽的角色”。
革命生活——在米歇尔的画作中被描绘成了田园诗——听起来有一点残酷无情。领袖及其助手们的想象是，一个经过净化的民族得到正确的领导，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高层以及高层下面的人，总是会有不和，会有各种人物的冲突，以及人的冲动带来的戏剧，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管理者们不想向人民坦承的事情。
正是这种想要被人认真对待的愿望，这种把人装进理论框架的愿望，引领他们走上了非同寻常的道路。革命政府与拉斯特法里教徒之间产生了矛盾。在盖里时期，拉斯特法里教徒似乎是站在革命一边反对盖里，并且拒斥资本主义体制。但是革命到来时，拉斯特法里教徒却继续固守他们的生活方式，拒绝去工作或把小孩送去学校；他们赤裸着肮脏的身体到处走动；他们吸食大麻，并且认为在有需要时去偷东西是合法的。
离开格林纳达后，我遇到一位来自西印度另外一个地区的国际主义者，她认为米歇尔甚至有可能是CIA特工。这位西印度女性一度还认为她自己丢了工作，也可能是因为米歇尔在革命中的庇护人耍弄阴谋诡计，把工作给了米歇尔。
这样的现象让革命蒙羞。革命政府断定有些拉斯特法里教徒是反革命分子，是“反拉斯特法里教徒”；有些人被抓了起来。有人建议把拉斯特法里教徒关进劳改营，“实施严厉的管理并播放让心灵平静的音乐”。还有人建议在法庭上检控拉斯特法里“流氓”，送他们去监狱农场。无法在法庭上定罪的拉斯特法里罪犯会被关在黑监狱里，民兵将担任“武装守卫”，他们的“报酬优厚，并由党代表领导”。于是，革命的骄傲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与没有明说的种族骄傲相结合，让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萌生了设立集中营的想法。
母亲之死的反讽意味和米歇尔在格林纳达的理想破灭的反讽意味一样。她的生活之所以充满反讽，也许是因为她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不看”的方式。她的格林纳达属于她个人；她在格林纳达的地位和她以为的并不一样。并非所有革命者都那么看重她。她有一种强烈的美国人看待自我的意识；她的诗，她的画作，还有她平常的举止，都让她显得太过自我拔高。她和其他国际主义者一样，被认为是到革命中来“度假”的人，是有着美国式理想的人，是更关心抗议而非权力运用的人。
正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对纯粹的、不带感情的、无阶级革命行动的期望，带来了最后突然爆发的疯狂：软禁领袖，派出军队镇压民众，处决领袖和其他部长（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成员）。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友好的态度让他们感到震惊，他拒绝以任何方式帮助格林纳达对抗美国的进攻。根据后来发现的一份手写便条，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古巴人“针对在格林纳达发生的事件，采取了个人的、而非阶级的立场。”
米歇尔是听到她母亲出事之后、在格林纳达写下这首诗的。她母亲七十二岁了，在美国被街头的小偷枪杀。小偷也许是黑人，但诗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格林纳达革命，证明了自身，又摧毁了自身。
警察如此愤怒地看着我们三个：特德，黑人宝拉，白人还有我自由地在一起
心理战部队派出一个海军陆战小组到农村的一个地方去执行攻心任务。
被当作一种理想赋予她的共产主义，让她经历了一种近乎神秘的个人探求。在格林纳达，她找到了自己想要和需要找到的东西；尽管米歇尔的部分诗歌是在斥责某个似乎脱离了革命的人，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她那些关于格林纳达的诗歌是抽象的，比党的宣传口号好不了多少。她那些关于底特律黑人生活的诗歌更加个人化，更加具体，出奇地粗粝，许多锋芒转而刺向内部。在美国，抱有那样的理想是一种痛苦：在她的诗歌里到处都可以觉察到一种类似厌倦的东西，一种对在美国的斗争生活的厌倦。米歇尔有一首稍长的诗是自传性的：
CBS的一个电视节目组和他们一同前往，我搭上了CBS的小面包车。CBS的晚间新闻包含八九个录制的故事，每个长约一百秒。CBS节目组的制片人希望能录制一个这样的故事。他手下有一个摄像师、一个女录音师、一个记者（他有着深沉而富有权威的嗓音）、一个本地司机和一个本地向导。制片人会在那天晚上把一份脚本电传给纽约，如果纽约方面感到满意，制片人就会坐上直升机，把片子带到盐岬，再坐飞机飞到巴巴多斯，在那里做剪辑。
现在，灾难已经过去三个多星期了，她仍然有一些头晕目眩。她说，大家“在精神上处在震惊之中”；他们感觉“被自己人背叛了”。说起美国的入侵，她说大家“因为不用再对情势负责而舒了一口气。”而她自己现在只想走得“远远的”。
美国的军事行动有着众多侧面，又有众多的雄心壮志彼此依存。格林纳达又一次变成了背景。
森林移动土地观看猫在喵喵狗在汪汪革命启程
这次的慈善行动半是演习。陆战队所携带的物资主要是古巴的遗留物品：炼乳，有些罐头已经坏掉了。尽管陆战队会去看望病人，他们带的药品并不是很多。
三年里，黑人革命政权统治下的格林纳达对米歇尔来说就是一处天堂。她感觉自己找到了归宿，希望能够永远生活在那里。她找到了一处公寓，位于风景怡人的悬崖边一所重修过的老房子底楼，就在首相办公室下面。九重葛掩映着面朝大海的客厅和环形的阳台，把午后的阳光挡在了外面。这样的环境对一个来自芝加哥的人而言，一定像是田园诗一般；米歇尔就在这里为格林纳达革命效劳，帮助提高教育水平，画革命画，写作并发表革命诗歌（用手写，然后照相排版）。
我们去了一个叫慕尼黑的村子，在一家杂货店旁停了下来。周遭青翠湿润，丘陵起伏。杂货店门上的招牌写着店主的名字卡利斯塔，说他是圣乔治一家公司的代理，那家公司专营“防腐和货运”。店铺里能闻到腌鱼、油和香料的味道。柜台后面站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个头很大，神情平静，皮肤是棕色的。她是卡利斯塔夫人。
她是一个迷人的女性，棕色人种，将近四十岁，有着苗条的身材和小小的胸部，腋毛没有剃掉。那两簇毛发异常浓密，让人很难不去注意。她说，她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她的父母——母亲是俄罗斯犹太人，父亲是来自得克萨斯的黑人——都是共产主义者。
一个棕色皮肤的男子对她说：“你看，如果你们全都乖乖的就没事。如果你们好好过活，警察就不会来找你们。你们表现不好，他们就会来帮你们维持秩序。”他随后匆忙上了他的厢式货车，开车走了，像是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
让人惊讶的是，有一个美国“国际主义”工作者还在岛上。她叫米歇尔·吉布斯，来自芝加哥。美国军方“邀请”她离开格林纳达；她想走。她已经没有任何动机留在格林纳达。
一个小个子年轻男人走过马路，他裸着胸膛，头上刚开始留起拉斯特法里长发绺。他说到大麻，然后又以为我是陆战小组的一员，提议为我们做追踪者。他只是在装坏；他多少算一个体面人，在山里耕作一块自留地，和其他农民一样遭遇到各种困厄：肉豆蔻价格太低、交通糟糕，而且没有用于储藏易腐坏产品的设施。他说，卡利斯塔一家是这里最大的家族，他们有很多肉豆蔻树。路前面一座两层高的楼房里还住着一个有钱人；他在一楼经营一家舞厅，他还有一辆公共汽车。“他的现金更多。他们……”年轻人怀着敬意转动眼珠，把头偏向自信而平静地站在柜台后的卡利斯塔夫人，“他们的麦芽汁更多。”
“军队就是这样，”一个美国记者说，“你以前没和他们打过交道吗？他们喜欢行动。”
卡利斯塔夫人去了后面的屋子。下雨了，店铺外面的鸡粪被冲走了一些。一个赤脚的黑人女性自雨中走了进来，她容光焕发，未经梳理的头发布满灰尘；她的门牙掉了，穿着一件蓝灰色的脏衣服。她对打杂的女孩说：“问一下卡利斯塔夫人有没有做口袋用的布（clart）。”
黑色的直升机群掠过眼前的景观，一如它们整日所为。它们在民用监狱上空盘旋了数分钟之久。
“Clart？”一个老人说，“Clart？你现在得开始说扬基语了。你得说‘cloth’。”
这是东加勒比的雨季。拂晓时分，在圣乔治东面的山丘上，雨云像烟一样迅速升起。天空变暗了；雨倾泻而下，滋养着十八世纪建筑群之间碎石空地上的植物；天空又晴朗起来。傍晚时分，金色的光线失陷在起伏的山丘之间，被海湾折射出来，让所有的建筑都染上了玫瑰的颜色，与黑色的植物和东边乳蓝色的天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是啊，我们现在得说扬基语了。”
暴力的确来到了独立后的格林纳达。十年后，领袖被他自己创建的军队处决了。这一次没有纪念物。领袖的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女孩回来了，“卡利斯塔夫人说没有做口袋用的布。”
新宝石运动抵制过格林纳达的独立。他们害怕盖里会在独立后的格林纳达滥用权力。在一次抗议期间，运动的领袖和其他一些人曾被盖里的人暴打。在博物馆的另一个玻璃柜里放有那场冲突的纪念物：领袖血迹斑斑的运动衫，还有那块砸破领袖的头、令他的视觉出现重影的石头。
“没有做外国口袋用的布？”外国口袋，外国小包，邮寄到海外的包裹。“她店里不是有一些布吗？”
镇中心简陋的小博物馆里有一个玻璃柜，里面装有九年前不列颠在格林纳达独立之际赠送的礼物：一套银制的咖啡器具和二十四个韦奇伍德骨瓷咖啡杯，全都放置在天然色的粗制麻布上。
但是货架上的布太过精美了。
格林纳达的法律体系仍然是自大英帝国继承而来。但那天最重要的见证人——除了记者和电视团队——是八十二空降师的指挥官法里斯将军，他身材清瘦，头发花白，身着军服；还有一位身穿蓝色西装的是事实上的美国大使，也就是法里斯将军的军管当局的民事主管。
“好吧，”赤脚女人放弃了骄傲，说，“给我一个面粉袋。”她指着玻璃柜说，“让我看看那盒饼干。我不想买，呃，我想看一看。”她把饼干盒拿在手上，“什么？这个要三十五块？”就好像她先前不知道一样。以她那种贫穷女性不负责任的劲头，她很乐意把钱挥霍在那可口的饼干上，但即使是五毛钱对她来说也太贵了。她能做的只是这样去表演，让店里避雨的人感到尴尬，村里的这些人应该很清楚她的贫穷。
山丘北端，也就是马蹄顶部，是总督的豪宅所在。这所房子有宽大的阳台，用石头围成，但没有铺设地砖；接待室有高大的门，高高的木制天花板制作精良，里面还有镀金的镜子和手工制作的家具。总督是一个黑人，当过校长，现在是格林纳达政权残余权威的化身；几天后，他在这里见证了他的新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就职仪式。这些委员宣誓效忠于伊丽莎白二世，并亲吻了《圣经》。
卡利斯塔夫人又站在了柜台后面。一个黑人陆战队员突然出现，粗野地问她：“这是你的店？”
这个玩具般的镇子上的大街和港口处在同一水平面：消防队、烟厂、航空售票处、餐馆和邮政中心。在山丘的最高处——山丘很容易看到，环顾四周就能发现——是卷入了最近的戏剧性事件的政府办公楼。在西南方的海岬上，有一座绿顶的城堡，领袖和其他人就是在那里被枪杀的。在海湾对面，有一座红顶的房子，那是领袖被软禁的地方。离那里不远是关押平民的监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前委员现在就被关在那里。
他的口音很难懂，他也没介绍自己，或是说早上好。她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十八世纪时，西印度的蔗糖殖民地比美国殖民地更加富有。把奴隶炼的糖运往欧洲的船只有时会运来作为压舱物的砖块和泥瓦。这些泥瓦和砖块给老圣乔治街头带来了一种十八世纪的感觉；老圣乔治是一个小镇，建在一座环绕内港的马蹄形山丘的陡峭斜坡上。
“老板在哪里？”
美国人没有找到革命的踪迹。在之前的恐怖一周里，革命突然消失了。美国人出于自身需要，按照至少两年前就制定的一项计划入侵了格林纳达，发现自己被当成了解放者，还受到了欢迎。这座被入侵的岛屿，比凯列班的岛屿还要喧嚣，到处都有告密者；盐岬的拘押设施很快就关满了人。
“他不在家。”卡利斯塔夫人终于说话了。
人民不喜欢这样的处置。一周后，一群人冲进领袖家，释放了他。情况混乱，内战迫在眉睫。领袖和他的支持者来到位于乔治堡（当时叫鲁珀特堡，以领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军方哨所，向那里的士兵发表讲话。革命军事委员会——自危机爆发以来，是这个委员会在统治格林纳达——向乔治堡派出了装甲车。现场有人开枪，没有武器的人群惊惶逃跑，不知有多少人被杀死——从十七名到一百名都有可能；领袖和五名前部长被处决。岛上进入二十四小时戒严状态，大约一周的时间里，格林纳达人民生活在人民革命军的恐怖之中。随后美国人就入侵了，格林纳达前所未见的沉重“manners”被施加在每一个人身上。
“什么时候回来？”
领袖闪烁其词。他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有小资做派，但他真的不想下台。毕竟是他造就了这场革命；人民忠诚于他。于是到最后，被用在数百名其他人身上的“manners”也被用在了领袖自己身上。他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把他软禁在了家里。
“大概四点钟。”卡利斯塔夫人看上去很担心。
随后革命开始变味。它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取得的成功太了不起，也太突然。在高层，中央委员会有一些分歧，有人要求分掌权力。有些人觉得领袖过分地迷失在他的国际名声和出访上；国内的革命开始迷失方向。
“我那时候已经走了。”
随着模仿趋于完美，许多国家的忠实信徒也愈益兴奋；格林纳达革命在国外的宣传做得非常好。小小的格林纳达，一个落后的黑人国家，不仅爆发了革命，还涌现出了社会主义所有正确的形式。模仿似乎证明了理想的自然与正当。
赤脚女人抢过话头，对陆战队员说：“你可以和她说。她是卡利斯塔夫人。”
至少有两百名“国际主义”工作者、社会主义者被召来协助革命。其中半数来自欧洲和美国，半数来自西印度的其他地区。格林纳达的陌生人，在别人的革命盛宴上百般挑剔的客人，急于让格林纳达对社会主义的模仿尽可能地完整和纯粹。于是处于革命时期的格林纳达，有了对形式、组织、结构和委员会的执迷。格林纳达甚至还有作协。革命接近尾声时，一位来自美国的西印度访客发现了一个疏忽。在格林纳达，他说，他没有发现文化宫；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文化宫。于是格林纳达又开始兴建文化宫。
但这个队员并没有特别的消息要传达。他想说的只是心理战演习安排他在这个阶段说的话。他说：“我们会播放音乐，发布一些公告。声音会很大，还会有一个集会。”说完他就走了。
古巴为军队提供了武器。在盐岬兴建两英里大型机场的也是古巴，这令美国和加勒比其他地区产生了警觉。
但是后来并没有集会。那是在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心理战小组在一个本地护士的引领下，已经探访了很多家庭，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做了调查；CBS节目组一直跟着他们。
党的机关很荒谬，但权力是真实的。四年半的统治期间，党把格林纳达置于“heavy manners”（紧急状态）之下。这个词组是牙买加街头俚语，被革命采用，成了其一整套严肃的滑稽术语的组成部分。Manners，对革命及其领袖的尊敬，是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礼仪。格林纳达因而不能有选举，不能有反对派的报纸：人民的意志就是这么简单。“To manners”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动词。To manners一个“反动分子”，就是给一个反革命一点教训的意思：骚扰他，让他丢掉工作，不经起诉或庭审就把他关进监狱。有数百人曾一度被关进监狱。庭审是一种“资产阶级法律形式”，“革命”需要的只是人民的法律，heavy manners；只要用这两个词，就可以把法律的失败变成卡里普索歌曲的主题。为了让人民遵守礼仪，党创建了一支军队，这意味着党以某种方式雇用了那些人。
雨后，从杂货店往下走的脏石子路非常湿滑。
人民的语言，音形一致的拼写——党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让其教条中更晦涩的部分变得易于接受：让许多集会和“团结”游行显得更具民间风味；让舶来的社会主义统治和人事机构——党的组织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大量“群众”组织、军队和民兵——让所有这一切显得像是嘉年华，属于格林纳达和黑人，属于“de revo”。
“眼神不好，”一个老人说，“哦，眼神不好。”他听说有健康调查，便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他小心翼翼地从我身后的红路上走了过来，以为我也是小组的一员。但是陆战队没有谁能治好他的眼睛，也没有药可以治好一位老妇人的神经紧张。她也把自己和房间收拾好了，等着陆战队来探访。
Is only now I seeing how dis Revo good for de poor an ah dam sorry it ditn't come before.直到现在我才看到，这是一场有利于穷人的革命。我很遗憾它没有早点发生。
“她有一次精神崩溃了，”她做建筑商的侄子说，“去了医院。今年到现在为止，她又复发了四次。她住在山上那所房子里，情况变糟时，呃，我就把她带下来和我一起住。她这里发痒，那里发痒，背也总是疼。”
党的宣传家称革命为“revo”或者“de revo”。
这位老妇人因为疼痛已经有点半疯癫，她举起双臂说：“我神经紧张，我这里很疼。”
新宝石运动始于一九七二年，代表了格林纳达第一代受过教育的人。运动的领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在英格兰完成了学业。盖里的统治被这个由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运动推翻了，这一事件受到了人民加倍的欢迎。新宝石运动借此受欢迎的时机，把革命——从来没有进行过选举——带给了格林纳达。这完全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古巴成了格林纳达的盟友，帝国主义成了格林纳达的敌人。
但是陆战队没有可以治疗她的药。心理战小组的医生很难过；他说明天会再来看她。
但这些年来，就像其他加勒比的小岛上这种类型的民众领袖一样——盖里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惧、又有几分古怪的黑人酋长。在一些国际场合，他谈论UFO；在国内，他用大黑帮对付反对者。在后殖民时代的加勒比地区，盖里越来越令人尴尬和憎恶——这样看待他的，正是曾经在盖里身上看到过希望的那些人的后代。
心理战小组受训的地方是北卡罗来纳州。来格林纳达是他们第一次在外国人民中间执行任务。这里的人民很友好，没有什么“攻心”的事情要做。心理战遭遇的是真正的需求和真正的无助；这些人所受的训练是让他们扮演更为勇武的角色，所以他们没有处置这些问题的手段。
一九七九年三月，“新宝石运动”通过一次政变上台时，绝大多数格林纳达人都为之感到高兴。埃里克·盖里统治这个岛太久了。盖里出身简单，一九五一年组织了一次大罢工。凭着这种方式起步，他很快就作为贫穷黑人的拯救者赢得了政治权力，并且紧抓不放。在掌权期间，他变得时髦起来。他富有，优雅，爱穿白色西装；据说甚至曾有白人女性为他倾倒。住在格林纳达那些小房子里的乡下穷人理解这一切。他们觉得盖里的胜利是黑人的胜利，因此也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热爱他，一次又一次地投票让他执政。是盖里领导格林纳达走向了独立。
吉普车上的扩音器播放了一种奇怪的（也许是“让心灵平静的”）瑞格舞曲，还有在热带嘈杂的雨声中夹杂的鼓声。事先录好的声明，半是威胁，半是施惠，反复地播放着。探访的风声传到了其他村子。卡利斯塔夫人的店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有男有女，想要检查“血压”。
在格林纳达这个拥有八十五平方英里国土和一万一千人口的国家，革命就像它所引发的美军入侵一样，是一种强加给人民的东西，同样地富有戏剧效果，同样地不成比例。
CBS节目组的人录了很多场景，在雨里拖着沉重的步子四处忙碌。摄像师滑倒了，摔伤了肘部（但是保住了他的摄像机）。这部片子如果能在CBS晚间新闻播出，将是美国人在这一天里更大的成就。但如果没能在晚间新闻播出，它就比这次心理战演习更不重要。
汽车开始下坡，穿过潮湿的、长满蕨类植物的森林保护区，向着西海岸驶去。革命的象征——白色田野上的红色圆盘——出现在沿途的墙上和篱笆上。在首都圣乔治附近，革命标语牌越来越多，并且没有被涂掉。有些标语是关于“生产”的。在农村，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词，一个奇怪的词。它从来也无法拥有革命所赋予它的那种含义，而总是代表着那些统治者的权力。
在回圣乔治的路上，我们的车经过三个身穿白色衬衫和海军蓝裙子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喊道：“白——人！”那不是问候，而是一种描述，等同于一声口哨，在友好的讽刺与挑衅之间回旋，是一种对种族差异的确认。
等我们再次上路，我把刚才混乱的经过整理清楚，才弄明白收音机是那个男孩打开的，播出的音乐很快就变成了西班牙语节目，是给那个看起来像拉美人的陆战队员用的——他问了我一些琐碎且毫不相干的事情——用来评估我对西班牙语的反应。心理战，特种作战。所有这些搜查程序都事先演练过。美国人仍然在格林纳达搜捕古巴人。
心理战部队认为没有必要涂抹或消除革命标语——除了上山通往乔治堡的那条小街上的标语。那里是人民革命军的杀戮之地。
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没有挥手叫我们停下。他半蹲下，把紧握的左手推向我们的车。富有戏剧效果。似乎小村子里的所有小孩都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一个陆战队员是黑人，有一个是华人，有一个看上去像是拉美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搜查了行李，还搜查了车。路边的一个晶体管收音机音量被调得非常大，后来有陆战队员叫一个男孩把它关掉了。
那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变成了传奇。详情众说纷纭——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目击者或参与者；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当群众把领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时，他身体非常虚弱。他三天没有进食了，可能是害怕下毒，也可能是古巴医生给他注射了让人脱水的药物。他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被绑在床上。他无法行走。大家用车把他送去乔治堡。那里的士兵站到了他一边；他母亲让人为他送来了三明治和橙汁。随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来了装甲车。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现在已成为传奇，成了一个格林纳达人受难的故事。
出租车司机伦诺克斯说：“我很好奇。我听说他们今天要拦车搜捕。”他平静地说；他已经习惯了大事件。
从乔治堡可以俯瞰内港的入口。城垛上架设着十九世纪的加农炮。军队的驻扎地是一座牢固的殖民时期的旧建筑，有着与公共工程部类似的意大利风格，在人民革命军建军之前这里是警察总部。美军的轰炸精确而轻微：在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上，有四个相邻的洞。靠近院子的一侧是监狱区，生锈的铁丝在一个小院子的上方蔓延，有三个水泥小牢房通往这个小院子。
在公路沿线散布的房屋里，在路旁土路上的吉普和卡车里，海军陆战队员显得很放松，但仍然保持着警觉。在一个交叉路口处设有路障。
这个监狱就是对反革命分子实施“manners”的地方。有些囚犯是拉斯特法里教徒；可能有多达二十名教徒被关在那片小小的空间里。官方用红色模版印出的标语——纪律第一严守纪律我们宁死不做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仍然和拉斯特法里教徒混乱的（或许是吸毒后写的）抗议标语混淆在一起：人若失去灵魂，就算得到全世界，他又能拥有什么。
这里的房屋矮小，建在木桩或低矮的混凝土柱子上，倾斜的屋顶用瓦楞铁皮制成。更老的房子是木制的，有一些按照法属加勒比风格建造，有着经过雕饰的山墙、顶窗和百叶窗。房子周围有一些植物，看上去像灌木丛，其实是一块块的种植地：可可，紫色的豆荚径直生长在黑色的树干和小树的枝条上；西柚、鳄梨和芒果；大叶的面包果和热带栗子；车前草、香蕉和肉豆蔻。这里没有大片的地产。只是加勒比的农村而已。
城垛附近到处都是垃圾：平整的革命军制服被丢弃在地上，靴子，塞有填充物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俄制武器（箱顶上的清单是英文的），很多纸，很多文字。这支军队爱好学习。他们学习政治，学习防空武器的用法，还做了许多简单的书面作业。军营里有更多的纸：数不清的书面作业，还有许多共产主义杂志。
山上的公路蜿蜒狭窄，一路上有许多盲弯。至少有两辆被美国人接管的古巴大卡车出了车祸。蕨类植物和野香蕉的叶子在火山岩的峭壁上烂漫地生长。一品红（在这一带叫圣诞花）盛开着，还有平凡的木槿；一种叫作龙吐珠的野草在树篱和电线杆跟前播下一丛丛粉色的花簇。
革命依赖于语言。它在一个层面上使用含混不清的大词；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有意误用人民的语言。在这个地方，“学习”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好概念，在大多数格林纳达人的头脑中，这个词和自我完善是联系在一起的——被用来让单纯的人保持单纯和服从。
距离机场几百码的地方，电视上的场景似乎正在重演：在雨后潮湿的路边，持枪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押送五六个分散的黑人，他们脱得只剩下内裤。其中一个留着拉斯特法里运动的“骇人长发绺”。乱发、裸体和狂野的外表是拉斯特法里运动的风格特征；但这个被俘的男人此刻看上去格外丢丑。这些人是PRA嫌疑人。他们极有可能是被格林纳达人告发的：在几乎所有格林纳达人看来，革命和革命军已经变得很是可憎。这些俘虏正被押往机场，从法律上说，他们只是“被拘押”的人。那些黑色直升机中的一架将载着他们，越过森林覆盖的山岗，飞往位于西南沿海的美军大本营。那里设立了一个拘押中心，用于审讯和甄别嫌疑人。美国记者像雪貂一样，四处为每天一次或每天两次的报道搜索素材，刚刚才发现了这个中心，或者应该像新闻发布会上那样称它为“这个设施”。
“我的上帝，他们把枪对准了人民！”这是革命领袖最后录下的讲话中的一句。一张在枪决现场拍摄的照片上有装甲车、军用卡车和奔逃的人，还有位于乔治堡山脚的标语牌——后来被刷上了油漆——上面写着：政治、纪律、战斗、有备就是胜利。
在办理了格林纳达的通关手续后——从法律上说，当前的情势含混不清——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设了一道检查岗，他们手上已经有了一份打印的名单。而在几步之外，在海关的柜台处，又出现了非军方官员——一个高个子格林纳达黑人海关关员身着浅蓝色衬衫，上面隐约印有GUCCI字样。
这场革命是一场言辞的革命。那些受过教育的新人，他们在社会中找不到任何参照系来评价自己，最终也几乎不看重自己社会里的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言辞显得像是一种启明，一条通往尊严的捷径；他们无法适应社会；他们拥有的只是言辞。革命随风而逝，在格林纳达留下了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
机场因为直升机群的起降而喧闹不堪，黑色的机身显得十分阴险。四周到处是身着笨重作战服的海军陆战队员；卡车和吉普车上涂有迷彩，有一些还架着机枪；各处还有帐篷和伪装网。航站楼的一扇门上有一个古巴航空的标志，有人幽默地在上面画了一道粗粗的黑线，在标志下面潦草地写下：八十二空降师第二营。
一九八四年
美国的心理战部队——这是特种作战中心的一个分支，后者又是特种行动司令部的一个部门——（按照他们上校两天后的说法）“已经转入了对平民事务的处理”。现在他们正在准备海报，其中一张采用黑白两色印制，用了五种不同的字体，质量粗劣，像西部片的广告。“前PRA的士兵，你们腐朽的领袖已经投降，他们知道抵抗是徒劳的……”
（马维达译）
我去格林纳达是在美国入侵那里十七天之后，也就是机场对民航重新开放之后的三四天。真正的战斗早已平息。岛上的约七百名古巴人已被围捕并遣返，一并被送走的还有四十二具古巴人的尸体。由一千二百多名士兵组成的人民革命军（PRA），也就是格林纳达的革命军队，已经瓦解。革命军大部投降，其余的正在被追捕。
[1]意为“一同为安宁、教育和解放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