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什么可怕的！”倪慧聪的心境很快平静下来了，她松快地说，“即使锯掉了右手，还有左手呢！喂，你坐下呀！这儿，就坐在这儿吧！”
苗康长吁了一口气，接着说：“当时我真怕！大家告诉我说是在右臂，我想，万一势必要动手术的话……”
苗康脱下他的漂亮的蓝咔叽布外衣，随后便坐在床沿上，并且伸手去抚摸她的火烫的额角。这使倪慧聪立刻回想起三年前曾经有过的同样的情景：在技专，她病了，他整天守护在她的床边，像现在一样，时时伸过他的冰凉的手来抚摸她的额角。
“还好，没伤着骨头。医生说，取出了弹头，要不了太久就会好的。”
“你还记得吗？苗康！那一次，我得了重感冒……”
“怎么样？”
“怎么不记得。那时候你老是要赶我出去：‘走吧！你上课去吧！走吧！’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老赶我呢？其实我已经请准了假。”
“那么，你坐吧！”
“晓得你请了假，可我们女生宿舍里不光住着我一个人哪。再说，我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你老是待在那儿，让人家看着够多没意思……哟！我们扯这些做什么！”倪慧聪悄然一笑，低下眼睛，“谈谈别的吧！告诉我，马群怎么样？还好？”
“不要动！你不要动！”苗康见倪慧聪要抬起身，连忙按住她的双肩说，“躺着吧！就这样好好地躺着吧！”
“难道你想会有什么不好？”苗康近乎得意地说，“你当然了解，我们马厩管理比较正规，马群一回来就按号头拴好，有条有理！至于畜病，用不着太担心，我几乎是每天按时检查，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好的征兆，我会立时采取行动的；虽说我们农业站医药器具各方面条件都很差。”
畜牧师醒来时，发觉一对熟识的眼睛正从很近的地方看着她——苗康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好久——这是他，他来了！终究还是来了！于是他们的目光相触了，凝结了。这是同样炽烈的、为对方所能明了的目光。以往不可协调的情感，意外地、如同噩梦一般地消逝了！事实上，许久以来彼此不睬不理，使他们各自的内心都感受到了极大的苦痛。现在，他们在一忽之间摆脱了这种苦痛，因而两个都激动得涨红了脸，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倒不是担什么心。我是想，我们得下功夫把饲养工作做一些改进。看我们的马，大半都露着肋条。这可不大好！在明年春耕以前，我们得要让所有的马都变得像一匹真正的马。”
苗康并非不想探望倪慧聪，只是他觉得不适于和别人一同前来，所以，直等人们在护士的催逼之下渐渐离去之后，他才单独地郑重地走进病房。
值班护士走进来说要取弹头了，让倪慧聪到手术室去。苗康想跟着去看一看，护士不允许。他也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要求，在人身上动刀动剪这样的事他不大敢看呢！因此，他仍旧留在病房里等待。
……当倪慧聪看见工委书记、站长和许多同志都围在她的床边时，她几乎要哭出来——只在这时她才想哭——但她却用微笑宽慰大家……与此同时，她觉察到在慰问者当中缺少一个人——苗康。是的！他没来。这使倪慧聪感到一阵比负伤更甚的剧痛。难道他不晓得？没有人告诉他？不！他不会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来呢？唔！他不会来的！他为什么要来！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是的！一切都改变了！完全不是从前的他了啊！可是，尽管那样吧，对一个受了伤的人，认识她的能假装不知道？
手术完了，倪慧聪被扶架回来。可以看出，由于麻醉剂的效力已经退去，她正在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疼痛。她咬紧下唇，眉头上冒出一颗颗的汗珠。她的手微微地颤抖着，她就用那颤抖的手把一个纸包递给苗康——里边是一颗发锈的手枪弹头——以郑重而又轻松的语调说：
倪慧聪接受任务后，立刻便到斯朗翁堆家去。当她拐过马厩墙角时，远远望见兽医苗康拿着一根又细又长的树枝向河边走去。他拖着肩，垂着头，显得那样忧闷、孤独，甚至倪慧聪觉得他有些可怜。
“这个。你看！我得保留着做个纪念！”
“不成！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什么事我也不许可你做。现在你的任务只有一条，休养！”站长坚定不移地对倪慧聪这样讲。但，他没有能别得过倪慧聪，终于还是找了事给她做。不过这工作是比较轻松的，让她到斯朗翁堆家里去帮着做些家事。因为秋枝在住院，斯朗翁堆又很忙，只有老婆婆在家，一定有不少杂务事需要帮助。并且她会很寂寞，倪慧聪去还可以安慰她，使她愉快些。
对倪慧聪的这个小小的纪念品，苗康根本没有理会。他异常紧张地看着她脸上的汗珠，看着她的抖动的手，看着她的缠满了白布的右臂。
今天，倪慧聪更进一步要求到地里去。她看到，为了能够尽快播种，每个人都忙得脚不落地。而她呢？已经有整整九天九夜躺在床上，什么事也没有做！早上，雷文竹临下地的时候告她说：今天一定要完成苜蓿地的撒粪工作。这更使她着急不安了。瞧吧！别人全做了，把什么都做完了：翻了地，撒了粪，下了种。我呢？连边也没挨！将来我望着遍地绿茵茵的苜蓿，心里会觉得不好受，会觉得难为情。我这算什么样的畜牧师呢！
“痛吗？”他怯怯地问。
倪慧聪在秋枝之先取得了医生的出院签证。但她并没有执行医生的忠告。回到农业站来，家门还没进，就去看她的那几只本地母羊。虽然它们过得显然十分舒适，还像从前一样肥胖，但在畜牧师看来，却觉得因为离开了她的亲自照料，似乎羊群已吃了不少的苦头。她用左手——右臂被一条白布兜着吊在脖子上——在它们茸茸的脊背上顺摸着，以至使它们由于领会到主人的怜爱而舒服地抖擞着浑身长毛。
“痛！”
6
“瞧！这有多糟。这全怪我！”苗康带着负罪的神色自责，“谁也不怪，全怪我！”
还没能来得及讲叙什么，两个护士气喘吁吁找上门来。她们要秋枝立刻回卫生院去，说着就上前拉她的手。秋枝挣脱了，并且往人后躲闪，仿佛人家的来意是极不友好的。农业站的人也七嘴八舌地从旁求情，说她既然不愿意回去，就让她留在这儿好了，我们会很好地护理她；或者，至少也让她在这儿多待一会儿。但两个护士执意不允，要知道，她们俩已经因为疏忽大意受到了医生的指责。病人只被准许在近处散散步，怎么竟放她走这么远到农业站去了呢？她的身体还十分虚弱，而且，严格说来，她的精神状态还并没有百分之百地恢复正常。
“什么？”倪慧聪抬起眼睛。
秋枝被紧紧围住。她不习惯地接受了每一个人的紧握和问候。这些人之中，有一些是她不太熟识的，是过去没有怎么注意到的。现在呢，她噙着眼泪，带着十分的感动，无言地一个挨一个望着他们。她觉得随便谁都是这样知己、亲热。这是可以理解的，她曾经认为绝对不能再见到这些人了，然而现在却又见到了他们，她回到他们之中了。
“全怪我！”苗康的口吻是沉重的、真诚的，“我真后悔！知道这样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让你到这里来的。即使我们不能在一起，也比这样强！让你受这么大的……我一想起来就后悔，如果子弹再偏里一点……多危险！只要再偏里一点点……”
的确，经过这场意外的风险，在农业站每个人的观念中，秋枝这姑娘已经不是一个被雇请的放牧员了，而是“我们的”，是农业站的秋枝。
“……”
听见吗？在人们的传嚷中，有一句共同的用语，那就是：“我们的秋枝。”
倪慧聪没作声，望了望苗康，随后紧紧闭住了眼睛。
“……”
待了一阵，兽医忽然换上愤懑的态度继续说：
“说是我们的秋枝来了，在哪儿呀？”
“我觉得，这件事领导上应当负责任的！人命是可以开玩笑的吗！既然连最起码的安全保障都没有，那为什么要把人家往危险的地方派！当然了，他们是不在乎的，身边就住着公安部队。”
“快去看看吧！我们的秋枝来了！”
“……”
“你知道不？我们的秋枝来了！”
起初，倪慧聪以为苗康是在随便说呢！可是看他的神色，听他的语气，她知道这些话是从他内心发出的。这使她全然被震惊，以至不知所措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豁然地袭击了她，她仿佛看见坐在床边的不是苗康，不是那个和他一块儿参加过入团宣誓的同学，而是另一个人，是她不曾见过的一个人。不！这是他，这是苗康。这些不可能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话，正是他说出来的。倪慧聪先是为这些话感到不快，接着，当她迅速地、认真地、逐字逐句体味这些话的时候，禁不住从心里涌上一阵对苗康从来没有过的嫌弃之感——她自己也暗暗惊异于这种感觉所形成的突然的明朗。
于是，整个农业站喧腾起来了。已经就寝的人也都穿起衣服开门出来，人们一面向机耕队拥来，一面相互传告：
苗康没防备他那简短的三五句话会引起了怎样意想不到的后果，同时，也没有留意对方有了什么样的反应。他尽管在抱怨领导上疏忽、不负责任，并且反复地、懊恼地述说，当他再三写信到农林厅请求把她分配到这个边地农业站来时，万没想到竟会使她遭受如此可怕的、危险的磨难。并且，他一直在反复地责难他自己：“这全怪我！我真后悔，要知道这样，那时候无论如何也……”
“喂！秋枝来了！秋枝来了！”
“好了！别再讲了吧！”畜牧师终于按捺不住了，“我一点也看不出这件事应当怪这个怪那个！”
叶海什么也没说，扭头就跑，差不多每家土窑都跑到了，像传扬一个非同小可的捷报，拍着人家的门呼嚷道：
苗康十分诧异。他觉得倪慧聪神色的突然变化是不正常的。于是他从床边站起，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朱汉才、叶海见是秋枝，一同惊叫起来。看他们俩那种惊异、欢欣的样子，简直会以为秋枝是死而复活的。
“后悔！我不懂得你后悔什么。我可不后悔！”倪慧聪继续说，“如果说后悔的话，那只有是后悔进山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没有带武器，此外再没有任何一点点可后悔的！”
忽然，她被一只手从背后抓住了，回过头，看见一个陌生的、凛人的面孔，显然她已被捕获。秋枝立刻跌回到她的噩梦中去了——在她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直觉是很容易错乱的——于是，她恶狠狠推开敌手，抄起一根木棒，准备以强力应付一切。
“你，你听错了我的话呀！”苗康焦急地解释，“我是说，假定你从学校毕业以后不要到这里来，那就不至于……”
当秋枝在农业站的空场中停住脚步，贪婪地向各处观察一番之后，心中的阴云霍然退去了；四外静悄悄的，一切都跟先前一样，这是多么好啊！她几乎要叫喊起来。她看了马厩，马在吃料，嚼得格嘣嘣地响；她看了羊栏，羊群安静地卧在地上；她看了库房，库房锁得好好的。她走到朱汉才和叶海的透着灯亮的窗前，这灯光，这窗子，对她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呀！她想往窗格上敲敲，她知道，只要轻轻敲几下，房门就会打开，但她没有敲，只是望着，久久地久久地望着，仿佛她敲了会使主人生气。她发觉“狮子”就在身旁，于是，她像审视珍宝似地欣赏它，抚摸它。水箱、履带、坐垫、轮盘，什么都还是完完整整的。
“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到这里来！”倪慧聪质问道，尽力把自己的音调压得平稳些，“莫非我到不到这里来是决定于某一个什么人？没有的事！我所以到这里来，不可能有什么离奇古怪的原因。我到这里来只是因为这里需要人！”
秋枝希望这只是一个噩梦，但她却克制不了心中的疑惧，她相信这是真实，因此她怀着侥幸和恐怖到农业站来了。
“我到这里来只是因为这里需要人。”这句话倪慧聪曾经说过。那是在“气象台”里作为久别重逢的首次“畅谈”时说的，苗康记得很清楚，因此，一听这句话，他当即醒悟过来了。唔！原来是这样……
今天，秋枝的景况已经好得多了，甚至医生都准许她到野外去散散步。她散什么步啊！一出卫生院，她便迈着软弱的、不太稳定的步子径直向农业站走去了。虽然阿爸阿妈常来看她，并且，为了满足她的要求，每次来都要向她报告一下农业站当天的活动情况，但直到现在还没能看见农业站的任何人，所以这仍然不能解除秋枝的疑惑。前些时，她在发高烧中做过一个梦，梦见山里的那帮歹人，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拥到农业站来了，他们把朱汉才、叶海和别的人都绑起来，身上拴着大石头，扔到河里去了。随后又用刀砍死了农业站所有的马、羊、鸭子，随后又把“狮子”砸得稀烂，随后又在库房点起火来，那个“王子”从火里烤好一根牛腿骨，填在嘴里啃着，那个又瘦又矮的汉人喇嘛在旁边直笑，露出白牙……
“我知道，倪慧聪！你一定听到一些什么话。”沉默了一阵以后苗康镇静地说，“其实，这！纯粹是你的误解……”
医生说病人神经受了刺激，特别需要静养。为了避免她精神振奋，除了父母之外，一般的探望者是不准许进见的，所以，这几天农业站的人虽川流不息地到卫生院来，但他们只能看到另一个住院的人——倪慧聪，而见不上秋枝，仿佛她是在患着恶性传染病。朱汉才跟叶海第五次到卫生院来时，曾要求趁病人在睡着了的时候进去看看，只消看看就出来，但还是遭到了值班护士的婉言拒绝。
“什么？我不明白，我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讲什么！”当然，倪慧聪并不是不明白，她明白，但她害怕了！她本能地害怕他面对面提起这件事，因此她抬起左手极力地制止他，“别讲了！你什么都别讲！”
……秋枝在半道上碰见了被派去寻救她的人，仿佛仅仅是中途失迷，并未经过什么意外，但，当她撩开脸上的乱发认出这些人时，便立地昏厥过去。于是，她被送进了卫生院，很久很久才从昏迷中苏醒，醒来便哭，哭得那样悲痛。她病了！发高烧，总在四十一二度，常常胡乱说一些怕人的话，有时睡得好好的忽然惊醒了，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
“的确！纯粹是误解，像电影上常有的那种情况一样。想想看，假如我……”
“秋枝！”
“好啦，好啦！我累了，得休息一会儿。请你出去吧！”
朱汉才和他的助手都在准备就寝，忽然听见窗外有人争闹起来，一出门，见洛珠正和一个姑娘对峙着。待这姑娘向他们转过脸来时，朱汉才和叶海一同惊叫出来：
“等等！至少你得让人家把话讲完吧！”
“……”
“走吧！你有你的工作呀！”
“你管我来做什么！”
“你这是……怎么？又要赶我吗？”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守夜人继续盘问。
“去工作吧！去吧！”
“你管我是谁！”
“不！你听我说……当然，我要去做我的工作。不过，”苗康下意识地正了正领扣，随即他的语调显然强硬起来，“不过，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我觉得，在我们的思想里，还存在某一种陈旧观点！甚至于，可以说这种观点很俗气。只要想一想，何必自己扰乱自己呢！你要知道，在一个单位里工作的人，为了工作关系，他们不可能避免相互接触。不可能！难道，仅仅为了他们没有避免接触，就对他们乱做判断！难道……”
“你，你是谁？”守夜人问。
“陈旧”“俗气”“判断”这些辞句使倪慧聪烦透了！那么严重地激恼了她。她骤然坐起，顺手抓起放在小桌上的铜铃……
“来吧！你敢动我！我不怕你！”那姑娘先开口说话，语气是沉着的、愤怒的。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抵抗姿态。
护士应着“丁丁”的铃声撞进来，以为病人发生了意外。
洛珠觉得不能再迟延了。他赶近前去，从背后一把扭住了盗窃者。然而对手不是好惹的，旋转身来当胸一推，洛珠身子摇晃了一下，仰面跌倒在地了。守夜人连忙骨碌爬起，抽出他的半段腰刀。对方也已顺手抄起靠在旁边的一根镐头把子，拉出了抵抗的架势。当洛珠正要再度上前时，忽然发现他的对手原来是一个姑娘，一个年纪很轻的、体弱的姑娘。他惊诧异常，不禁有些发愣了。
“这位同志要走，找不着门。”倪慧聪用握了铜铃的手指着苗康，“请你把他送出去吧！”
当洛珠因为腿酸正准备坐下来歇息时，看见一个人从小路走来。要是换上别人，也许一眼便可以看出这是谁。洛珠的目力是糟糕的，不过，他望见来者走到空场中时停在那里了，便断定这不是自己人，于是他退避到墙根黑暗处窃视。那个人向四外张望了一阵，便朝马厩走去，立在门口，向里望了很久很久，可是没进去，回转来又向羊栏走去，在那里俯下身去看羊子，随后，又拐过气象台，经过库房门前，并且到鸭棚那里绕了一下。洛珠心中已经完全肯定了，这是一个盗贼。不然，这时候为什么到农业站来？要是有事，为什么又始终不声不响，也不进任何人家里去？为什么偏偏在马厩、羊栏、库房这些地方兜圈子？接着，他又见那人向朱汉才、叶海住的土窑走去，在窗前停住了步，对着窗户站了好长时间。“狮子”就停放在窑门口，洛珠见那个人紧挨着“狮子”转，并且用两只手去抓摸。不用说，这是在寻索什么可以拆卸下来的东西——看！这没有守夜人怎么行呢？
苗康来不及穿好他的外衣，便被不知所以的女护士推着“送”出去了。
天虽刚近黄昏，外面已经静悄悄的了，因为奔忙一天已经过于疲累，大家都各自回家，准备休息。这时，洛珠带着他那把在和英国人厮杀中折断的藏刀，开始出巡了。这是他做守夜人的第一天，如果这时你能遇见他，你会看到这个老兵的神情是多么庄重啊。虽然他已经不能把自己的腰板挺直，虽然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两腿在走路时不要发抖。可是，他却显然企图使自己的样子尽可能威武一点。
可是，没隔多一会儿，护士又轻轻推开门说：
然而，在别人奉养下过日子对洛珠可一点也不习惯。照说，在他这样年纪，饭后只管敞开胸怀去晒太阳好了，不会有人说他的。但他却尽量去找事情做：扫地，饮马，放羊，喂鸭，往田间送水送饭，帮助库房管理员收理农具……都少不了他。此外，他还担当了守夜人的职务。这并不是谁委任他的，而是因为他感到必要而自己任命自己的。农业站一无高墙，二无大门，要是再没有一个守夜人那怎么能行呢？这样的事，洛珠也很在行，他从小就喜欢跟随父亲在军营里巡夜，父亲死了，依照西藏军队历来的习俗，他承袭了父亲的武器和地位。便开始作为一名正式的兵士去执行巡夜任务，后来，他又跟随商队跑里跑外，每当别人钻进帐篷入睡以后，他便持枪横刀在附近转来转去警戒四方。
“又有一个男同志来看你。他说……”
洛珠再不是一个孤老头子了。根据苏易的建议，他已经正式被农业站收留。自然，留下这样过于衰迈的人，等于让他在这里养老。可是，倘若农业站不肯收留他，让他继续流浪，那么，这个曾经着着实实打过英国兵、打过赵尔丰的老骑士便很难再拖延多少时日了。
“男同志，男同志！”倪慧聪没有好气地说。此刻，“男同志”对她是再讨厌不过的了，“叫他走！叫他走吧！谁我也不见，谁我也不愿意见！”
5
护士出去了，但很快又返回来说：
“前年年底，国民党二十四军从这里退走。他们抢啊！抢啊！不要命地抢啊！”老乞丐停住了工作，把拿在手里的一块旧砖头摔到地上去，怒气十足地说，“要不是我已经上了七十，我还要打他们，像打英国人一样，像打赵尔丰一样，着着实实打他们！明明是抢人，可他们还满有理呢！说是要把往年拖欠的捐款一次收清。你是晓得的，山里人，要是让人把积攒的一点钱搜去，把青稞、糌粑拿去，把马和牦牛拉去，他们还能指靠什么过下去！多少人家，就这么眼瞧着给踢踏了！走散的走散，讨乞的讨乞。我呢，也没能脱过去。里里外外，凡是值几文钱的东西全给拿走了！他们抢完了就走也算。不！他们不走。走不了啊！你想想，他们弄了多少东西，连喇嘛庙的金顶也‘买’下来了。他们到处抓乌拉去运送。年轻人钻山入洞地躲呀！藏呀！可你能全都躲得开吗？我儿子就让他们给拖走了……到今天，已经是二十五个月零九天了。我总在找，找！总想能找见他，哪怕只是看他一眼呢！可是，唔！别说什么犯忌的话吧……不！我不怕，我不在乎这个。我想，他多半是不在世上了，跟他阿妈一样，‘走’到我前边去喽！”……
“那位同志讲，他要送你一点东西呢！要是不见人，我看你就把礼物收下吧！”
提到儿子，洛珠仿佛受了无形的一击。脸色立时阴暗下来，现出悲愁、痛苦的神情。由于这种悲愁、痛苦的感觉，又引起一阵经久的、难堪的干咳。命运使这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有家有业的牧人。更重要的，他有了儿子。不用说，他本来可以依靠亲生儿子的奉养，舒心适意地度过晚年，用家庭的温暖来补偿几十年来在艰难历程中所受到的创伤。但是，他没想到，正在这过于衰迈了的晚年，他又变成了一个孤苦的流浪汉。
“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稀罕！”
“那么，你的儿子呢？”苏易问。
……
后来，洛珠又流浪到西康来了。这回他很走运，遇见一个有着羊群和十几头母牛的寡妇。从各方面说，这无亲无后的寡妇都很需要他。虽然他已经不年轻，虽然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但他毕竟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起先，她雇他做活。没几天，他便搬进了她的帐篷。过了不到三年——他四十四岁的时候——他们养了儿子，一个结实得像父亲一样的儿子。
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倪慧聪的心情早已冷静下来了。现在，她远远望见苗康向河边走去，望见他那拖肩垂首、忧闷孤独的样子，不禁对他怜惜起来，并且暗暗责备起自己来。那时候，他是讲了一些蠢话，可是，为什么竟能使他说出那样的话呢？为了你！可不是吗？你受了伤，你在忍受痛苦。在这种情形下，站在他的地位，自然而然地会找一些贴己的、富于情感的话来抚慰你。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呀！有什么值得吃惊呢？为什么要立刻对他进行打击呢？毕竟他是农业站团支部组织委员……随之，倪慧聪便也回想起苗康对于那件使他们如隔鸿沟的事所作的解释。当时，她对于他的那些话反感得听都不屑于听。可是现在，当她客观地、仔细地来审虑那些话语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认，她动摇了。同时，她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大约在你思想里确实还隐伏着一些陈旧的，甚至是俗气的东西吧？大约你确实是在自己扰乱自己吧？试问，到现在为止，你看见了一些什么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呢？没有！什么也没有看见。你听到了一些什么可以作为凭证的传闻呢？没有！除了那一晚间气象员所讲的含含糊糊的一席话之外，什么也没有听到过。而且，她所讲的“只是日常那么在一起聊聊”，不正是苗康所讲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接触吗！那么，既没有什么充足的根据，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作为尽往不好的一方面去设想呢？为什么呢？倪慧聪考问着自己。最后，她不得不满怀羞怒，把一种她认为是最可厌的感情归咎于自己，那便是——嫉妒。
他为了活下去，试着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总是很难维持住一个人的起码的生活。以后，又到商队里去给人家牵骆驼。走遍了前藏、后藏，也到过加尔各答，但他始终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汉。
苗康走远了，他的背影已在河湾消失。倪慧聪轻轻叹了一声。我怎么竟那样不容分说地从病房里把他赶出去了呀！可怎么好啊？是利用适当机会，表示一些不明显的但可以被领略的歉意呢？或是挨过相当时间，等事情在对方印象中淡漠下去之后再作计较？倪慧聪迟迟不能确定。一仰头，却恍然地发觉自己仍旧停立在马厩墙角——哟！我在这儿站了多久呀——她慌忙回顾四厢，看有没有人注意到自己，而后，整了整绷带，便继续向斯朗翁堆家走去。
洛珠一步一个血印爬到庄子上去。别人用麝香给他治伤。半年以后，伤好了，身体依然很强壮，但他却变成了一个跛子，完全失掉了从前那种英俊的骑士的仪态。
7
“到底寺庙是什么时候攻破的，我不知道。”洛珠说，“我受了伤，死过去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见月亮很明，这是当天黑夜还是第二天黑夜我也弄不清。四外，除了老鸦乱飞乱叫，什么声音也没有。地下满是一片一片的水，哪里是水，血！血呀！我就在血滩上爬着，翻开一个一个尸首去看：有差巴们，也有土司，头人，也有喇嘛；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我知道了，除了我，凡是守在寺庙上的人再没有一个活着的了……”
斯朗翁堆家虽说敞着门，可是没有人。据邻人说，老头子赶着马，扛着七寸犁翻地去了。本来，斯朗翁堆的地早应当翻完了的，可是，因为他被步犁训练班聘去做了“助教”，好些天来尽在帮助别人掌犁——斯朗翁堆乐意帮助人，这是没有谁不知道的——所以自己的地便被迟误下来。至于他的老妻，又被卫生院跑来一个穿白围腰的姑娘给叫去了。这话使倪慧聪立刻心跳起来，不要是秋枝有什么好歹吧！
洛珠讲道：他所在的寺庙居高，并且筑有很厚实的围墙，所以人们都聚集到这里来坚守。满清皇帝的兵虽多，还动用了五门大炮，但整整两个半月都没有能够称手。为这事，赵尔丰的胡须和头发全都变白了。后来，因为水源长久地被断绝，人们陷入了干渴、昏迷的困境，几乎无力再移动自己的身体，寺庙被攻破了……
倪慧聪想马上到卫生院去看个究竟，但正在这时女主人回来了。瞧老妇人那愉悦的神色，倪慧聪立刻放了心：
关于赵尔丰怎样借故发兵进藏，怎样骇人听闻地杀戮“番民”……所有这一切，苏易在做历史教师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但书本给人的印象究竟是遥远的。现在，听这位身经其事的老人的叙述，觉得格外真切。
“是秋枝要人来找你去的吧？今天怎么样？”
“……是我乐意跟别人使枪动刀？不是！可有什么法子呢？事情总是这样，逼得人没有路走。就是跟英国人打仗的第二年，满清皇帝差了边官凤全[5]要到拉萨去。他不骑马，坐在轿子里要人抬着走。走到巴塘[6]忽然让人杀了。说是牛场上的人杀的。你想，这怎能了结呢！皇帝当下就点派了一个本布，领着很多很多的兵来了。这个大本布的名字叫赵尔丰[7]，我们西藏人到什么时候也忘记不了他。要是小孩子哭得哄不住，你只消说：‘赵尔丰来了！’他就乖乖地闭住嘴不敢再作声。”
“你说秋枝？她很好！早两天她就在满世乱跑了！”女主人一边料理奶茶，一边说，“卫生院那个小女子来喊我去不是为这，是有别的事呢！我们到西坝去了。”
正因为英国人知道了他的名字，所以，洛珠不得不以“凶犯”的身份远离家乡，逃到西康来，在一所红教寺庙里做了喇嘛。但是，没过多久，已经削发的洛珠又不得不重新拿起了他的长枪和腰刀。
“什么事呵？”
“可是，不管怎么样，”老人的昏花的两眼异样地闪烁着，仿佛又回到了他的当年，“我们西藏人没有饶过他们，我们着着实实地打了他们！这谁都知道，连英国人也知道我的名字。”
“你猜猜吧……噢！你猜不到啊！”老妇人兴奋地说，“他们专意使人来叫我，是要我去看……怎么讲来的？噢！收生！要我去看收生。是个年轻女人，她是头一次，又碰巧是双胎，要不是请卫生院的人去，我看……”
虽然像这样的猎手到处都有，虽然西藏人勇于付出性命——在后藏的一次战役中，曾有四千多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男女奋战而死——但是，胜利者终于还是那些到别人土地上来的、装备精良而富有战争经验的“文明人”。他们既然战胜了，当然就要取得战胜者所要攫夺的一切，于是，许多重要的西藏城镇“有凭有据”地变成了他们的商埠；于是，紧跟在军队后面的一串串的商业家、“探险家”们，大模大样地在各处施展起他们的本领来了。
倪慧聪全然明白了。那次，听了关于在牛圈里生孩子的话之后，她当下便跑去，就这件事和卫生院交换了意见。最后确定，再遇接生，一定要把这位被天命所压服的母亲请去，好让她知道：为什么她的四个女儿竟那样硬着心肠，一个跟一个地离她而去。
“不行啊！我们不能在英国人的棚子里停久。要弄得很快，很利索。我从来不用刀尖去刺他们，我总是这样！”老乞丐把并住五指的右手在空中劈将下来，“可是，你知道，切断一根脖颈多少得用点功夫。他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不能让你一下子就了事！”
接着，老妇人兴致勃勃地叙述起她所看到的情形，还时不时插入自己的评语或见解。最后，她像作结论似的说道：
那时候，这位二十六岁的强壮的士兵，不仅在他们代本[4]里尽人皆知，甚至在整个后藏都是闻名的。他常常同了伙伴们横枪跃马去访问英国兵的帐幕。据说，有一夜，他不住气刺死了整整一百个英国兵。这数目，显然是人们根据愿望逐渐添加而成的。实际上，当夜他只完成了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来不及：
“哪一样都好，一百个好！只有一样不好——是在楼上屋子里生的。我说过，我们差巴的儿女没有一身好气力是不行的呀！”
就是老人说到的这些不速之客们，宣称他们是世界上顶顶“文明”的人。他们要西藏人不必自惊自扰，尽管站在门口、路旁迎接他们好了！是的，西藏人“迎接”了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迎接”了他们——从茂密的森林里用不会落空的枪弹“迎接”他们；从陡立的峭壁上用无法躲闪的滚石“迎接”他们；从平坝草地上用捕兽的陷阱“迎接”他们；或者，干脆诀别了自己的亲人，拔出腰刀，像“贵宾们”希望的那样：站在门口，站在路旁，去“迎接”他们……
“在屋子里又有什么不好呢？你知道，刚生下来的孩子总归是没有力气的，就连一根小草也拿不起来。要等长大了，长成了人！才会有力气。可是，要想让孩子长成人，头一样就是先得让他活。要是他不能活，他怎么长大呢！阿妈！你想过没有？要是你那几个女儿，也能像这样，不要到牛圈里去……”
“……跟英国人打仗吗？嗯！打过的，这我记得很清楚。我九岁的那一年，我父亲就跟英国人打过仗。等到我二十六岁的那一年[3]英国人又来了。”老人不慌不忙道，“听说英国离我们这地方很远。中间隔着很大很大的海，走十年都走不到呢！可是他们忽然间就来了！带着枪，带着炮。就像野猪闯进林卡一样……”
看样子，女主人想做什么辩解，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回过身，开始去擦洗碗、盘。是啊！她说什么呢？想要自己的孩子有力气，想要自己的孩子长成人，那就得要他活，活呀！
书记用藏语和山民们打过招呼，随后，他一边卷起袖子开始砌墙，（山民们颇为诧异，一个大“本布”为什么能像真正的泥瓦匠一样会干活儿呢？）一边和老人攀谈起来。老头子虽然不断地涨粗了脖颈干咳，像牛一样呼噜呼噜地喘气，但他的耳朵却没有失效。并且，他竟像说书的人那样健谈呢——倘若不是如此，便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四处漫游的老乞丐有过怎样平常而又不凡的经历了！
“我听说，卫生院想要办一个接生训练班。他们跟你讲了没有？”倪慧聪又问。
工人当中，有一个显然已经不适于再做这类活计的老头子。他深深向前探着肩，弯曲的两腿吃力地支架着身体，但他双手的动作却并不比别人缓慢，这便是前几天倒在陈子璜门口的那个老乞丐洛珠。苏易到这里来主要就是为了看看他，跟他聊聊。因为，老者被证明是一位四五十年以前享有过盛名的骑士，这就使曾作过历史教师的苏易更加注意。
“讲了，讲了。还要我到庄子里去找女人们，跟她们说，让她们去学学呢！”
建筑者们都在忙碌：挑土，和泥，截板，砌墙，打夯——劳动和着歌调的节拍进行——西藏人在盖房子的时候是不能不唱歌的。
“是吗？你说，这该有多好啊！阿妈！你就帮帮这个忙吧！”倪慧聪请求说，“要是她们不愿意……”
校舍是在一所建筑物的废墟上重新修盖的。当地老年人全都知道，这座建筑物最早以前是清兵盖起来的营盘，后来，国民党军队又稍加修补做了自己的兵营。为了赶工，在风雨中支撑了几十年的残墙断壁现在又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了。所以，整个校舍的院墙显著地分成了两半：下一半是古旧的，上一半则是崭新的。
“愿意！这样的事可有什么不愿意哟！我就是怕……山里人，女人们，什么也没有见过，能不能……”
怎样才能使家长们不再从教室里把学生夺走呢？苏易没有立即找到满意的答案。他和几乎被气哭了的女教师约定今晚在一起认真研究，现在他要到校舍建筑工地去。
“能！”倪慧聪断然说，“怎么不能呢！要学就能会！这跟学步犁一样。开头还不都是说学不会！学不会！可是，这会儿哪一家不在使用步犁翻地！去跟女人们说吧，只要她们愿意学，一定能学会。让她们大大方方到训练班去吧！你看，我自己不也是个女人？可是我觉着我什么都能学会呢！”
4
“唔！听你说的有多容易！”老妇人高兴了，她看出倪慧聪是真心真意地认为他们山里的女人也同样什么都能学会。她倒上一碗奶茶时满口应允说，“要是真能学会，那我就找女人们说说看。下晚我就到庄子里去。要是她们不乐意，我非得骂她们不识好歹……”她又沙声地笑了起来。
随后又有几个学生乘机从教师身旁溜了出去……
“你呢？阿妈！要是这么讲，你可得头一个去呀！”
林媛放开拦在当门的手臂，那女人拉着自己的儿子理直气壮地走了。
“我？要是人家不嫌我，耐烦教我这个老女人，我就去试试……得学！得要学！有用啊！”
“让他走吧！”苏易终于从门旁站了出来，“让他走吧！”
倪慧聪双手接过木碗，见女主人脸上现出肃然异常的表情。她一定是意识到：“去试试”，实际上便等于要给自己身上加上繁难而庄严的责任。老妇人能不推却而又心甘情愿地来担当这种责任，是受着母性的爱的力量所支持。很显然，生育，已经和这个衰弱的老女人根本绝缘了。正像她所说的，她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奶水喂养自己亲生的儿女了。但，这不是顶要紧的，顶要紧的是要使每一个到世上来的小生命——不管这是谁的骨肉——都能在世上站住脚，都能长成一个人，不要来了又走了。因此她才郑重地说：“得学！得要学！有用啊！”
“不！我是说，要等一等。等一小会儿就让他回去……”女教师一半生气一半央求说。
这当儿，没留意斯朗翁堆走进来了。他皱着眉，愁丧着脸，一句话也没说，径自把靠墙的柜移开，在黑暗的角落里翻寻什么。仿佛他猛然记起了那儿埋藏着什么贵重物件。
“怎么啦？”女人立即光火了，“这是谁的孩子？我的！是我的孩子。我可不让他吃了糌粑任什么事都不做。走！”
“找什么？找什么？”妻子见他那么粗手粗脚移动快要散摊的木柜，立刻就生了气，“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我说了，不能走！”
老头子不作声，尽管在翻腾。龌龊的烂布、破靴套、碎麻绳成堆地被抖了出来，并且被装进了条筐。
女人没有弄明白林媛的话，因为她无法了解“上课”是什么意思。所以推着孩子的肩膀就要走，林媛着急地伸出两臂。
“怎么回事？你做什么？你把这些脏东西收拾出来做什么？”
“那……这么吧！再过一会让他回去，你没看，”林媛指指黑板，“正在上课呢！”
在犁末后一块坡地的时候，斯朗翁堆发现小黄马——就是借用农业站的那匹马——开始发赖，一步都不想走了。他不愿意像抽打自家的牛一样抽打借来的马，所以拼命挥舞皮鞭威吓着，勉勉强强才算把地耕完。可是，等送回马厩以后，发现它既不吃料，又不饮水，就地一倒，站都不愿再站起来。农业站的人认为是它在满身大汗的时候受了风，而斯朗翁堆却断言它是中了邪气：他记起昨天下午路过玛尼堆的时候，它曾用鼻尖在经石上磨蹭了一下。而驱赶邪气只有一个从古流传下来的可靠的“绝方”：要用最污秽的烟冲着马的鼻孔里熏，直到它嘶叫着跳起来为止。背筐里的烂布、破靴套、碎麻绳便是作为那种有着特定效用的燃料而被收集起来的。
“念书？唔！念吧！叫他们念吧。他可得回去！”女人把孩子拉过去，“他爸爸有病，躺在垫子上半个多月了！不错，农业站是帮我们翻了地。可我得照应病人，没人弄水，没人捡干粪。再说，牦牛也得要人去放呀！”
倪慧聪得知，立即放下奶茶，匆匆忙忙下楼，向马厩跑去，使背了条筐的斯朗翁堆远远掉在后边。
“等一等！”林媛一壁说，一壁赶过去，“大嫂！你知道，降嘎是来念书的呀！你看，这么多孩子，不都是来念书的吗？”
天色已经不早，陆续从地里回来的人差不多都到马厩来了。大家都在为“十五号”（苗康的编制）的突然病倒着急呢！而最最着急的要算叶海了，这正是他从骑兵团带来的那匹，干脆说，这正是叶海的马。但，光是着急有什么用？
降嘎看了看女教师，看了看同学们，把受伤的手抽回到袖筒里去，带着被“逮捕”的神情，顺从地向母亲走去。
“兽医呢？”有人嚷道，“兽医同志怎么没有来呀？”
“该死！你跑到这儿来做什么？回去！”
“去找他吧！快去把他找来！”
这是一个和她儿子体格适得其反的、瘦高的女人。她撩起围裙，习惯地擦弄着双手，以匆忙的步子从苏易身边闪过，走进教室。她一进门便气高声厉地对儿子嚷道：
“可是他在哪呢？哎！谁知道兽医同志到哪儿去了？”
就像是得到了信息一般，正巧这时降嘎的母亲来了，“解救”了她的儿子。
“我，我知道！”刚刚赶来的倪慧聪高声说，“到河湾里去找找看吧！或许能在那里找见他呢！快去吧！”
为了满足老师和同学们的要求，降嘎本来可以随口应承下来的，可是，他不会说谎。就是说，在保证不拿别人一丁点小东西这件事上，他不完全相信自己，而他又明明知道，对于这种问题，是不能做否定回答的。因此，他只好顽强地保持着沉默。然而老师却一定要他回答，他开始感到不可开交地狼狈起来了。
叶海从人群中钻出来，向河湾奔去……
“听见没有？大家都说对！”林媛托起降嘎的下巴，使他仰起脸来，“你说，‘我往后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了！’好吗？怎么不出声！你跟大家说，‘我往后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了！哪怕一丁点小东西也不拿’……你说呀！”
8
“对！”
站长陈子璜像所有在场的人一样，听到兽医的诊断结论之后便释然地离开了马厩。但他刚刚回到家，苗康却跟进来向他提出一个有待决策的问题：
“同学们！我讲的可对？”
“怎么处理呢？‘十五号’怎么处理呢？”
“……”
这问题颇使人难解。他为小黄马诊断的当场曾满不介意地说：“一般疾病。”可现在竟又提出怎样处理。
“你听！她说借给你。你也不用掏，也不用夺。接过来就用，用过了就还给她！‘给，还你的小刀！’这样，下一回你要用，还可以再跟她借。你说呢！我讲的对不对？”
“不！它不是一般疾病。”苗康语势沉重地说，“是鼻疽！”
“借给！”
谁都知道，鼻疽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慢性传染病，现时还没有根本治疗方法。所以，听到这话之后，陈子璜和他的妻子都不禁为之惊愕了。
“往后可不许再这样了！啊！你知道吗？不作声拿别人东西是最丢脸的！要是我这样拿了人家的东西我就羞得不敢再见人了。干吗要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去呢！你要用小刀，可以好好地跟人借呀！‘让我用一用你的小刀吧！’她一定会借给你的。你说！”林媛转身对小姑娘说，“他要借你的小刀使一阵儿，你借给他不？”
“你看清楚没有噢！肯定是鼻疽病？”站长问。
女教师当即感到降嘎是那么讨人厌。她甚至要鄙弃地对他说：“你不是学生，你是小偷！”但她终于没有讲出口来。孩子们还没有听说过“小偷”这个新鲜的词儿。如果做老师的这么讲了，学生们便会记在心里，并且，会忘记这胖孩子姓甚名谁，而常常带着满意的语调喊他“小偷”的。“幸亏没有那样讲呀！”林媛自责自谴地想，一面挨近降嘎，微微弯下腰，以柔声但又包含了应有的斥责口吻说：
“肯定！”兽医沉沉地回答道。
“是这样。老师！准是这样！他总是拿别人的东西！”
陈子璜不再说什么，皱了皱眉头，便端过李月湘预备好的一盆水，开始洗脸。仿佛这是不关紧要的事。待了一阵，苗康以含含糊糊的、试探的语气说：
他不应声，好像不是问他。课堂里起了一阵悄声议论。前排一个最小的男学生跪在凳子上高声说：
“站长，你明天不是还到牧场去拉粪吗？我看你顺便把‘十五号’……带去。带到牧场去……我是说，当然，这匹马是不怎么行了，不过还能使用一段时间。如果有人愿意要，不妨……当然，价钱可以便宜些……”
“是这样不是？”
这话一经出口，苗康立刻就有些自觉羞耻。作为一个兽医，他本能地感到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但是，他觉得，如果农业站因为牲畜的不治之病而蒙受了损失，那么，兽医的威信和体面便也直接会受到损害；如果能把得病的牲口在有收入的条件下出脱掉，便会消除大家的受损的感觉。所以，他暗自希望站长能够同意这样做。并且他想，为了能捞一点“本”回来，站长会同意他的意见，悄悄把小黄马带到牧场去……
林媛断定，这女学生的话是实在的。因为“原告”已经把头耷拉下去，显然没有再作什么辩驳的意思。于是又转脸问他：
陈子璜一听，顿时勃然大怒了。他猛然仰起他的涂满了肥皂沫的脸，两眼瞪着苗康，由于骤然的激怒，一时没有说出话来。的确，陈子璜是气极了，特别他又联想到昨天的事，更是火上加油。
“不是！我没有割他的手。”小姑娘站起来——她没有忘记跟老师讲话的时候应当站起来——闪动着她那长长的、微微向上弯曲的睫毛申辩，“我没有割，我的小刀在我的口袋里装着。这个，就是装在这个口袋里。他伸进手来，想把小刀掏走。怎么行呀！我削铅笔得使唤小刀呢。我不要他掏，他就夺。我捉着刀把儿，他捉着刀刃。一夺一夺……他的手就……就破了！”
昨天从牧场回来，卸完车，陈子璜就去找兽医，说牛场上有几条牲口得了病，让他明天随着马车队去看看。按说，这是兽医的本分工作，可是苗康竟表示惊讶道：
“你讲讲吧！为什么你要用小刀割别人的手？”
“怎么？要我到山里去！”
这女孩子看来有八九岁，长得很好看——她那俊俏的小脸盘上又生了那么一对令人见爱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在所有学生当中，林媛顶喜欢这小姑娘（虽然她常常暗自忠告自己应当毫无分别地喜欢每个孩子）。从做学生的第一天起，她便依照老师所说的，总是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衣服穿得齐齐整整。并且，差不多天天都是她第一个到校。每当林媛东跑西跑到各处去“拉”那些迟迟不来的学生时，这女孩子早已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了。可是，现在她忽然做了“凶手”。林媛不能不以十分严厉的态度对她说：
“你随第一趟马车去，可以在牧场上工作几个钟点。等我们第二趟返来，你也随着车回来。”
包扎完毕，女教师便转来究问那个小姑娘。
“怕不成吧！事情太多，脱不了手呀！唉！也不知怎么弄的，整天忙得昏头昏脑！”兽医现出很伤脑筋的样子。
林媛有些吃惊。不过，见这孩子并没有因为受伤而嚎哭，便很快恢复了镇静。她没说什么，拉住他的手腕便到黑板后边去了。那里摆着一张小桌子。林媛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镊子，夹着药棉，蘸了红汞，在伤口上涂抹了一番，敷了磺胺粉，随后用一条纱布把受伤者的手指裹起来。苏易从旁望着这一切，他不禁暗暗对自己说：“她比我要难多了，我做教师的时候只是教书。可她现在还得兼做护士。”的确，林媛是十分重视这种护士工作的。因为她的学生们常常不是跌伤、碰伤，便是相互用什么“武器”割刺得流血不止。
“还是去一下吧！牧民们一般是不愿意求人的。他们既开了口，那就是说他自己没多少法子了。再说，这也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应该……”
“你瞧！”降嘎伸出一个血淋淋的指头，一面告发和他共坐一条板凳的小姑娘，“她把我的手割破了！”
“是啊！应当去。可是的确为难，我们站上有这么多牲口，每天都得检查，照顾。此地环境条件不太好，一时注意不到就会出岔子。”
“好的，这才对！”女教师点点头说，“你有什么事？”
“我们自己的事好说，搁一搁没关系！就这样，你明天就去一趟。”
各处随即响起了吃吃的哄笑。
“让他们把牲口牵到这儿来就诊不好吗？”兽医提醒道。
“老师！”
“那为什么呢？你去很方便，只有一个人，提一个小皮包就行。可是人家要来就不方便了，好几个人，拉好几头有病的牲口。”
降嘎一愣，侧目望了望同学们。这时，他才想起林媛不知多少次郑重其事地对学生们讲过，谁也不许喊她“江古修”——真奇怪，对女人来说，这是最尊贵的称呼，可是为什么她听见就像挨骂一样不高兴呢？——而现在，他又重复了这种错误。于是他立刻用手背擦抹了一下拖出的鼻涕改正说：
“那有什么办法……嗯！如果再有一个兽医就差不多，哪怕能力弱一点的也行。那我们两个人可以经常轮流值班，轮流出诊。”
“你刚才怎么喊来着？重来。”
兽医不仅坚持不肯答应，而且还以攻为守，提出了兽医干部缺少的问题。实在说，假如是从前，苗康早已痛快地接受了站长给予的这项任务。可是，现在他不能这样做。自从前次工作队在牧场遭到袭击后，苗康便暗暗决定不能轻易进山：那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是毁灭自己！是的！那里有公安部队，马车队的同志也带有武器。可是他们不能总守在你身边呀！况且，要是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万一碰到致命处，你就完了！一切都完了！就是受点伤——像倪慧聪那样，也够可怕的。谁乐意去谁去好了。我是来做医生，不是来当兵，犯不上去冒险。……
林媛回过头，望了望降嘎，随后十分不悦地向他走去。看来她一定要给这学生什么教训了，但她到了降嘎跟前，却临时换了和气的语调说：
陈子璜已经承许了牧人们，说明天一定派兽医来。但苗康却无论如何不肯去，列举了几十条理由。陈子璜憋了一肚子气，当时没好发作。可是现在呢！一匹马得了鼻疽病，他却不知耻地要把它弄到牧场去卖。这怎么不叫陈子璜愤怒呢！不过，他还是努力让自己暂时莫出声，他知道他一开口就要刺痛人了。
所有的学生都向教室后角转过脸来。喊声是降嘎发出的。这是一个胖得几乎眉眼不分的孩子。他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肮里肮脏的脸上带着冤屈和愤怒的神色。
李月湘正在为丈夫张罗晚饭。听见苗康的话，立即从灶房出来反对道：
“江古修！”[2]
“可不能卖呀！要真是那种病，怎么能卖呢！要是谁买了，那不是坑了人家？”
林媛背着身正在向黑板上写字。俨然是一个庄重的教师啊！她高高抬起右臂，紧捏着自制的又粗又长的粉笔，为了让学生能够看清笔画，她写得很大很慢。但，一个字还没写完，只听有人高声叫道：
“这怎么能算是坑人哪？”兽医辩解道，“我又不是不明白它得的什么病。在马群里是一天也不能留。不过，要是把它弄到远处去，弄到山里，让没有牲口的人去单使，我想没有多大害处。况且，我也说过，要价可以便宜些，哪怕到不能再便宜的地步呢！这样两方面都有益，买主只花很少很少几个钱……”
苏易到学校来的时候，正在上汉文课。他轻步走近草棚，不！轻步走近教室，倚在门旁望着整个课堂。学生们，有一些是坐得端端正正的，挺着胸脯，倒背着手，看来满有一种军人的尚武精神。而另外一些则是斜七扭八地趴在不够结实的小木桌上。猛一看，课堂里异常肃穆，没有一点动乱现象。可是，你留意桌子下边吧！那里并不平静，不是这只脚在踩踏那只脚，就是那条腿在踢蹬这条腿。就像浮游在水面的一群小鸭子，表面上都是那么稳重老实，但水下面的双脚却忙得厉害呢。
“钱！钱！钱！亏你说得出口！”陈子璜再也压制不住自己了，“对这样的钱你有脸伸得出手去？想想吧！按住自己心口想一想！人家牲口得了病，苦苦地来求，我们都不肯到牧场去一趟。可是我们的牲口得了鼻疽，倒是暗暗盘算把它弄到牧场上去……同志！不要说卖给人，就是把这匹马随便送给哪家老百姓都是农业站的罪过！你听见没有——罪过！”
不过，事情可并没有因此被阻拦下来，相反，在校舍尚未落成以前，宗政府便决定暂借农业站的草棚开学了。只是因为到校学生太少，不得不把开学式推迟举行。但总算开学了。
苗康从来还没见站长这样动怒，他甚至有点害怕了。因为自知理屈，也没有再作任何论争。在十分难堪的情势中待了一阵，他终于以疑惧的、惭愧的目光望着站长问道：
有将近三十个人正在为更达小学赶修校舍。其中有一部分是雇请的小工；另一部分则是自动来帮忙的热心的家长们，虽然，他们对未来学校的想象是那样模糊，但他们却肯定让子女念书总归会有益处的。前几天，宗政府宣布呷萨活佛为更达小学名誉校长，这更增加了当地居民对学校的信任和希望。不过还有不少人对这桩事根本不发生兴趣，他们认为，让子女们成天坐在学堂里，总归是失算的，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做好多事呢！因此，自动报名的不多。林媛只得挨门挨户去登记学龄儿童。就这样，某些家长还极力隐报自己的儿女，仿佛在逃避“支乌拉”[1]。林媛问过几个孩子：“你愿意不愿意上学？”他们大多是坦白地回答说：“不愿意。”——分明是做父母的已经事先警告过孩子了。同时，新近在各庄上又传播着一种为人们半信半疑的流言，说孩子们当了学生，将会被弄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替汉人打仗送命……
“那么，你看怎么处理‘十五号’呢？”
雷文竹在工委会没有找到苏易。工委书记到更达小学去了。
“这个你比我明白。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站长断然说。
3
“你的意思是……”兽医现出严重的神色，“进行最后处理？”
陈子璜一扬手，鞭梢在空中打响了，马车轮更快地向前滚去。
“是呵！既然这样，那你就利利落落地把它杀死吧！”
“随你的便！”
屠杀在山坳里进行。
“我不会告状。不过，我想把这一个建议直接提到工委会去。”
这件事，叶海得知最晚。终因隐瞒不严，他还是知道了。于是，他把黄油桶向拖拉机履带上一放，手也没顾得擦便向山凹赶去。
“要告我？”
路上，虽是在跑，可是他心念中一刻也离不开那匹身架不高然而英俊的、皮毛像兔子一样的青海马。这是他多年来相随相伴的朋友。不！这是他多年来贴身并肩的战友。是的！如果懂得“战友”这个平凡的词句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便会懂得这匹平常的小马对于叶海有着怎样的情谊。从叶海做骑兵的第一天起，一直到而今，始终没有谁使得他和这匹小黄马分手。他在它的背鞍上不知度过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它驮着他翻越过多少道山冈，蹚涉过多少条江河。在难忘的、如火的解放战争年代里，他骑了这匹骏马，几乎驰遍了整个中原的广阔的田野。曾有多少次，随应着冲锋号音，他俯伏在它的鬃颈上，箭一般地穿过枪弹织成的火网，有如从天而降，出现在敌人面前。于是，他呼喊着，挥劈着闪闪的、带血的战刀，而它则狂嘶着，踏着敌军的残断的尸体……
“不过，我先在这儿给你申明。回头我要去找苏易同志。”
最难忘的是：三年前，他被选拔参加了骑兵侦察队。途中意外和大队敌人遭遇。当他执行排长命令卧在地下射击，完成了掩护同志们撤退的任务后，忽然发现自己两处受伤，腿上的伤较重，已经无法站立，就是说，无法再踩镫上马了！前途只有一个，用最后的一颗手榴弹和敢于来俘虏他的敌人同归于尽。但这时，它——除了不会说话之外和人一样晓事的战马——应时在他身旁卧倒了，并且曲转脖颈用头去推扶他。他明白了，强持身体爬上马背。接着，它平地跃起，在敌人密集的射击和蜂拥追赶中飞奔而去。
“那好吧！既然是这样……”农业技术员不想再说什么了。他做了一个准备姿势，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但旋即又跑步追上前去，以冷静的语调对站长说：
现在呢？它要被杀死了！无缘无故地被杀死。并且连尸骨也将要被大火焚毁。
陈子璜的突然盛怒更使雷文竹气愤了，不过他却强制了自己，仿佛骤然间就恢复了镇定：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苗康用他的白净的手不慌不忙地在马脖根寻找静脉血管的所在。正在这时，叶海赶到了。他不顾一切，冲到圈子里边去——病畜身边用浇过汽油的干柴枝围成了一个圆圈——早已在惊慌不解的马一见叶海，像找到依仗似地摆了摆尾巴便向他靠拢过来。他一只胳膊环抱住马头，另一只手狠狠推开苗康，摆出一副十足的打架姿态，强硬、蛮横地说：
“行啦！你认为，你认为！你是谁？是不是上边专门派你来管我的？同志！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干什么吃的？不管好赖，我是站长！至少暂时还没有撤掉我的职。那我就有权照我的意思办事。”
“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可是不能等冬天呀！修堤得要挖沟打根基。到冬天上了冻就更费事。我认为必须趁着现在……”
苗康连连往后倒退，护着针管——他觉得叶海要把针管夺去，并且以求助的目光望望站长，还说了两句什么话，但听不清，因为他差不多整个的脸都遮没在又大又厚的双层口罩里。
“你还有完没完？”陈子璜发火了，“你马上就要动工还是怎么！就算是修吧，也得要等到冬天哪！现时地里家里都忙得磨不开身，你叫我怎么办！你说吧！你叫我怎么办！”
陈子璜把叶海拉过来，以同情的然而是命令的口吻说：
“以后！以后！这就是你的逻辑。造好计划送上去，你就在上边批上‘缓办’两个大字，找你谈，你就是‘以后再说’！总是以后！请问你，以后是什么时候呢？”农业技术员异常愤慨，以斥责的口吻嚷了起来。
“让开！这，已经决定了！”
“好吧！好吧！我考虑考虑！”陈子璜终于无奈地说，“以后再说吧！”
“谁决定的？谁？”
沉默了！谁也不再说话。马车依然在辘辘地往前走，已经走出很远了。看来，如果站长不给雷文竹满意的答复，他会赖在车上不下来的。
“我！我决定的！”站长说。
“……”
叶海没再说什么，脸涨得通红，脖颈上暴出青筋。愣了片刻，他猛然背转身，像被打倒了似地爬到柴堆上去，把头埋在自己的双臂中，显然由于激动和伤心而肩头微微颤动。
“那我不管！这是你的事！”
乘这机会，苗康上前两步，以纯熟的动作将针头插入马体。于是，随着针管中石炭酸的渐渐减少，“十五号”的四腿慢慢软瘫，倒下去了！
“要花！钱从哪儿来？”
从始至终站立在旁的倪慧聪没有立刻离开，也没有注意人们怎样无言无语地燃起大火。她以近似仇视的目光，久久地盯住兽医的双手——这双手，在整个“最后处理”的过程中竟是那样果决不疑，未曾有过丝毫的虚怯。
“当然要花钱！”
9
“啊！说得倒轻巧！请工人！要花钱不要？”
以往，总是由苗康担任会议的主席，但今天他在会议上将处于另一种地位。所以由团支书雷文竹担任主持人。
“我们不会请工人吗？”
这是支部扩大会。除全体团员参加而外，还吸收了农业站其余所有的青年同志，刚从卫生院出来的秋枝也应邀列席了。
“可就说呢！”
有许多事项，秋枝是不能对自己作解释的。比如：开会以前，那些人为什么要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集送给某一个人？大约请他代买东西吧？看来不像，当他们把钱交到他手中时，什么托付的话也没说——趁着人员齐全，小组长们在收团费呢。又比如：为什么女教师领着大家唱一支歌？因为高兴吗？看来不像，当他们唱歌的时候，规规矩矩站着不动呢！——这是青年团员之歌。她看见许多人都举起了手，于是自己也赶忙举起来。可是旁边的人立刻对她说，秋枝，你不消举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既然大家都举了，我也得举呀——这是在表决是否允许一个候补团员转正。但，会议最重大的一个项目秋枝是明了的——给牲畜治病的“门巴”有了过失，人们对他生了气，一定要他当着众人的面来认错。
“为什么光说农业站？就算农业站全体出动，总共才几个人！”
很遗憾！苗康并没有像同志们所期望的那样，知错认错。他在做检讨时，态度虽然恳切，甚至沉痛，但那长篇大论的发言，让人印象明确的不是由于他工作浮飘，疏于职守，因而给农业站带来了什么损害；相反，从他那婉转曲折的言语之间，倒可以有系统地了解到他曾对农业站有过一些什么不可抹煞的建树。因之，这番自我批评顿时激起了到会者的责难。恰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块石头，当即浪花四溅。几乎是所有人都同时喊出“报告”，请求发言。
“人——”陈子璜苦笑了一下，“老天爷！我到哪儿去给你弄人来！你自己去找吧！你看农业站哪一个人能抽出来我就给你哪一个。”
雷文竹准许了那位刚刚成为正式团员的青年人。
“人！”
“……我有这么个感觉。对不对大家说吧！我觉着苗康同志的话有点像吓唬人。你说修了马厩，这不假！谁都看得见，马厩是修了。可这是你一个人修的吗？不是！压根儿不是你一个人修的。我们支部里每一个团员都出过一份力。伐木料的时候，差不多全农业站的人都上了手。”他望了望大家继续说，“就看在这儿坐着的人吧！一个挨一个数一数，谁没有参加过修盖马厩呢！还有，你说到饲养管理有次序，说马匹都编了号……”
“那你要什么？”
“提起编号的事——报告——提起编号的事，我对苗康同志还要补充点意见呢！”另一位青年团员插上说，“那天，我见两匹牡马在槽头上干架呢！又咬又踢。我就问老饲养员：‘你为什么不把它们弄开，偏偏要拴在一起呢？’他说了：‘你往它们身上看，一个烫着八号，一个烫着九号，没法子！兽医不许把号数弄乱哪！’我真是摸不透。为什么宁肯让牲口打架都不肯错乱号头呢？我说完了！”
“行啊！我就试试！可是你叫我怎么干？空着两只手……”
兽医刚准备就牲畜编号的重要性作一些解释，但这时，在对面的叶海却冷丁向他提出一个看来是不着边际的发问：
“怎么！不服劲？好吧！那你就试打试打看！”
“苗康同志！你能不能在支部会上讲一讲，那天你在河湾做什么？”
“办不到吗？那为什么呢！”
苗康和悦地笑了笑，表示这“戏闹”是不屑于作答的。
说话间，马车越走越快，雷文竹很难再跟得上。他只好追赶几步，抓住前杠，跃上车去。这时，他已经十分不悦了：
“讲吧！”叶海认真地追问，“你就讲一讲吧！”
站长扭回头来从容回答说：“因为现在根本办不到！”
“你想让我讲什么呢？”苗康仍旧微笑着，仿佛这问题真的没有使他难堪，“我们大家各自有事，都应当同样尽力去工作。至于完成任务以后，怎么样去开销其余的时间，那各人有各人的喜好……”
“为什么不是现在的事情呢？”
“不是说这个。我是问，那天我跑去找你的时候，你正在河湾做什么？”
陈子璜说着，顺势把缰绳一抖，车轮向前滚动了。农业技术员一边快步跟随，一边质问道：
“怎么的？难道我做了什么犯罪的事！我说过了，每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开销……”
“知道！我知道！牧草地、家畜场、粉房，还有水闸、发电站。好啊！这还用说？再好也没有了！我倒希望今天下午我们就把这些都办妥。可这不是现在的事呀！同志！这是将来的事！”
“行了！不要开销了吧！再开销就把农业站的牲口都开销完了！”叶海气鼓鼓地嚷道。随又转脸对大家说，“那天，小黄（叶海这样称呼他的马）病得要死要活。我跑到河湾去找他，你们说他在做什么？钓鱼！在钓鱼呢！”
“那当然！不过你要知道，只要这道堤一修起来……”
钓鱼本来是平常事。但从会场的反映来看，这却像是耸人听闻的奇谈。可不是吗？现在，人们都恨不得把太阳拴死在树梢上，而他，竟能在短促的、可贵的白天里找得出这么多“其余的”时间。现在，人们恨不得身上多长出几双手来，而他，竟能够坐到河边，用两只手握着钓竿……
“反正得修堤。摆几块石头总不能把水挡住。”
会场开始紊乱了。三三两两，议论纷纷。甚至于还有几个团员不经许可便大声地向兽医发出责难。兽医本人也在这种哄哄的语声中要求辩驳。雷文竹把秩序加以整顿后，应允苗康发言。
“用不了太大太高。”雷文竹连忙说明，“夏天发大水也不过是涨到……”
“当然！我是兽医，对于‘十五号’的死亡，我应当承担责任。这我方才已经检讨到了。不过，有些客观情况，同志们是不是也需要适当考虑呢？不是推卸，的确！应当注意事实。我们农业站的医疗设备大家都很清楚。”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先不讲什么重要器具吧！就像樟脑酒、松节油这类普通药品我们也没有，消毒用品也不全。老实说，以往做过的几次手术，都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进行的。说到鼻疽，也许同志们知道。这种病在潜伏期是不容易察觉的。需要使用玛来因[8]才能检验出来。是的，这不是种什么贵重药品，可是我们没有，一点也没有啊……”
“唔！这么说，你们是打算从这里修一条大堤！”站长终于答话。
假若倪慧聪不是坐在墙角里，人们一定会看见她怎样由于激愤而满脸通红。仅仅在不多天以前，苗康还亲口对她说道：“……至于畜病，用不着太担心。我几乎每天都按时检查。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好的征候，我会立时采取行动的！虽说我们农业站医药、器具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现在呢！他却又毫不费力地说出了一整套完全相反的话。是的！他只不过是会说，最多也是穿起白罩衣戴起口罩摆摆样子给人看。要是真的每天检查口蹄，就算没有玛来因，也该发现点征候呀！
雷文竹的言谈、动作并不夸张，仿佛他所谈论的不过是一项很轻易很平常的工作而已。然而，你却不由得会感到他是那样有气魄，那样自信。你不禁会被他的想象和描述打动。尤其是陈子璜，作为农业站站长，对这样的事该报以多大的热情啊！但，恰恰相反，陈子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的态度是淡然的，待听不听的样子，好像雷文竹并不是在对他作一项事关重大的提议，而是在跟他讲一个无趣的故事。这一点，雷文竹有所觉察，因此，越到后来越讲得不带劲，以至于不能不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他的口头报告。
苗康又讲了些什么，倪慧聪根本没能再听进去，但她一直注视着他，注视着他的眼睛、神态以及每一个琐细的动作。他在讲话时忽然咳嗽起来，并且接二连三向脚下吐了几口痰——苗康素有这种习惯，只不过倪慧聪是第一次发觉——这些使她感到异常厌恶。
于是，雷文竹比手画脚，以快活而又十分郑重的语调开始了他的富于想象的口头报告。因为是在实地，所以讲得又是那么周详和确切。根据他的描绘，你仿佛可以看见：从山脚起沿河而下筑起了一道雄伟的石堤，汹涌的洪水用尽全力向石堤上冲撞一下，然后不得不掉转头来，顺从地由河道流出，石堤背后，已经不是一片不毛的沙滩，而变成了农业站第二个大田；在这肥沃的大田中，根据畜牧师的计划种植了多种多样的牧草，并且，根据她的计划，家畜场和粉房也设在这里；更使人神往的是，在河堤打弯处修起了一道水闸，从闸门入口，又沿着山根挖了一条水渠，直通到下游，跟农业站隔河相对的地方，水电站就设在此地，这水电站规模很小，可是，对于未来的更达机耕农场和附近的居民们已经足够了。当然，如果需要，还会出现别的什么建筑物，这里有空阔的地面，傍山近林，不仅可以就地取材，而且四周环境也很适意……
林媛是会议记录，但她什么也没有写下来。她费了不少工夫在调理桌上的蜡烛，但总是不能调理好。灯芯亮了，可是紧跟着一阵“劈啪”作响，冒几颗火星便又要熄灭。起先以为是风吹，关了窗子仍然无济于事。原来这是一支外表精美而内中有假的、掺了水的蜡烛！于是林媛决然把它摔到一边，换点了一盏使室内异样光亮的煤油灯。
“介绍什么？”站长把牲口吆喝到旁边，勒住套绳，停了车，让后边的车辆和牦牛过去。
“至于叶海同志提到的事，是这样！”兽医退后一步，他仿佛不习惯这种过于明亮的灯光，“我不否认，那天下午是在河湾钓过鱼。不过，我并不是真想给自己弄盘煎鱼吃。钓上来几条我都扔回到河里去了。可以告诉大家，我只是想独自在野外待待。那几天，为了一些私人的事，我自己的心情不太好……”
“好吧！你等等，站长！”农业技术员赶上两步，“有件大事要请示你呢！本来应当由倪慧聪同志写正式报告——这完全是她出的主意——可是她在卫生院，况且报告上怕也不容易写明白。正好，你到这儿来了，我这就跟你介绍一下吧！”
林媛本来决定一言不发，只把写在纸上的建议交给主席，但这时她委实不能忍耐了，于是出人意料地把笔往桌上一丢立起来说：
“行啊！我昨晚上不就说，你用不着去了！唔！对了！要是家里有什么事你就替我照顾照顾。”
“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想吃煎鱼。也不在于你的心情好或是不好，这都无所谓。我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在于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你自己应负的责任！刚才你讲应当注意事实，这我同意！是应当注意。事实比任何中听的话都要可靠。事实怎么样呢？事实证明你是在尽可能地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你总是说没有这，没有那，举手也是困难，抬脚也是困难。这还用得着嚷？我们的困难是够多的。可请问你，一个青年团员，怎么好意思去利用各种各样的‘困难’修一道铜墙铁壁来保护自己呢？”气象员的神情严厉得不像她自己了，“讲来讲去一句话，你对待工作，对待别的方面也是同样，你只会耍花样。对不起！我这样讲当然不怎么好听。我觉得，你站到阳光底下都映不出影子来！”
“怎么样？那我就不去了吧？路，马车队的同志认识，粪集中在什么场子，他们也知道。”
“这不是批评！”苗康把头一偏，以愤懑的语调说，“我希望能够就事论事。不希望谁费心编一串俏皮话来教训人。”
“这还能说假？赶车我还是一把老手呢！”
“怎么是俏皮话？难道这对你不合适？我认为……”
“站长！你真的要自己到牛场上去？”
“你认为那只是你认为！”苗康更为愤怒了。
马车大队已过来了。雷文竹一边收回拖在地上的皮尺，一边迎上去：
雷文竹抬起双手制止了这种对口争辩，要求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能平心静气。
这两天，雷文竹埋着头，日夜忙于张罗这件他不熟悉的工作，测量，计算。总算求出来几个大的数字，虽说并不细致，但他认为，即使马上动工也没有什么大的难题了。
“好吧！如果这是俏皮话，我可以不再往下说。我也不愿意教训人。不过……”林媛随手把一张纸条交给主席，“我有这样一个建议，请支部大会考虑！”
前些时，雷文竹看过了畜牧师关于修筑堤坝的报告稿，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当时约定一同到现场测量，以便起草正式的报告。但因为大田的工作紧迫，后来又进山到牧场去，事情便一直被耽搁下来了。紧跟着就出了事，现在，倪慧聪因为受了枪伤在卫生院休养，而雷文竹手边又堆了不少的事。看来，他们的计划更得拖下去了，可是，雷文竹忽然决定把别的一切先甩开，用突击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一方面，这工作的确也不宜再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雷文竹这样做是为了倪慧聪。他决心在倪慧聪住院期间完成测量，开始修筑堤坝。他相信这样会使倪慧聪高兴，会减轻她精神上的烦恼，甚至会减轻她伤口的创痛；她虽然躺在病床上，她虽然在忍受痛苦，可是农业站却开始在完成一项重要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工程。而这正是根据她的提议和策划来做的。
所有人的眼光立即集中到那张小纸条上去了。雷文竹站起来，以冷静的、认真的态度讲道：“我建议支部大会撤换现任组织委员。”
过河时，陈子璜远远望见雷文竹和几个生产队员扯着绳子，摆着小旗在测量什么。
10
一早，马车队出动了，后边还跟着几十头牦牛。无论是马车队员还是本地人，差不多全都带了武器。好像不是到牛场去拉粪，而是奔赴前线。
散会以后，夜已经很深了。
陈子璜吩咐妻子，赶紧把昨天剩下的米饭热一热给这老乞丐吃，并且给他找一双旧鞋。随后，他便到马车队去张罗套车。
林媛回到气象台，像刚刚走下火线的士兵那样筋疲力尽地倒在铺上。她紧紧闭住眼睛，希望能够立时睡去。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怎么能够睡着呢？她的心情差不多还像在会场上一样纷乱、激动。同时，依照习惯，不写过日记也是不可能安心就寝的。于是她爬起来点着灯。翻开那个用了一年多的黑皮练习本写道：
2
今晚的会议，是一个真正的团的会议。
这话，乍听似乎是莫名其妙、没有来由的。但，在场的每个人都理解这话的意义。因为大家已经注意到放在“死者”身边的那半截洋铁罐，显而易见，这物件是用来沿门讨乞的。
从前我为什么竟是那样傻，那样蠢呀？
“听……听说……这里正在……正在放麦种？借给我吧！借给我吧！”他不随和地伸出两只干柴一般的手，“我不要很多，一点点！要一点点就够了。”
他只爱自己，除了自己他谁也不爱。
老人的眼睛缓缓地、十分勉强地睁开了。这眼睛是那样无力，像是一个极端需要睡眠的人硬被扰醒了。他审视一下围在他身边的人们，随即，下巴微微颤动起来，抖落着须梢上的霜花。可以分明看出他要讲话了。
过去了的事就让它像河水一样流去好了！
“他活着呢！”陈子璜正要这样说。可是，恰在这时，发出了几个不约而同的声音：“瞧！瞧！眼睛。瞧他的眼睛……”
（林媛的日记从来就是这样，顶多不超过十来八句话。别人看来不大容易懂，甚至觉得欠通顺。但无论过后多久，她仍然能根据这些独立的、不太连贯的句子去重温曾经体现了自己不同情感的各式各样的生活。）
陈子璜把手伸到那老羊皮袍里面去，立即感到了死者的心脏还在跳动，微弱地，但却是沉重地在跳动。
写完日记，林媛觉得心情平静多了。但她仍然不能去睡。她想起了摆在桌上的一叠学生们的“图画作业”。这是必须今夜批阅的。父亲常跟她讲：“当天的工作不应当推到明天！”
左邻右舍的人都衣帽不整地冲出了窑洞，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扶着死者仰坐起来——这是一个相当衰迈的老头子。那丛生的胡须上挂满了无数个小小的露珠。他的宽大干皱的脸，完全是土灰色。皮肉像松散粗糙的沙泥，这一块块沙泥上，又布满了像用三角刀刻出的深纹。总之，这老者整个的面部是脏污的，僵硬的，可怕的！他头上扣了一顶呢质礼帽。可以看出这帽子原先是属于贵人或是商人的，现在虽已破旧不堪，但戴在他脑袋上仍然显得有些不相称。上身裹在一件牧人的老羊皮袍里。腰间横插着一把生锈的折断一半的藏刀。下身则穿一条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油污的棉军裤。他没有鞋，两只脚上穿了两只不同的袜子，一只是粗白布袜，另一只是颜色鲜艳的女式毛袜。
“图画作业”还不算是正课。
李月湘匆匆忙忙梳了头，在鬓后系上了她最近才加饰的一条宽宽的黑绸发带——一个工作人员，站长的女人，头发总跟鸡窝似的像什么话——随后便出去弄引火柴。她一开门，发现窑洞前摆着一堆什么东西，上面盖了白花花的一层夜霜。是谁丢在这里的呢？她走过去翻看。但，她立即惊叫着缩回了手，不由得退回门里去了。这不是什么东西，是人，一个死人。
前天，学校发给每个学生几张“比布还厚的纸”和一支“奇怪的铅笔”——用这一头写是红颜色，用另一头写却是蓝颜色——果然，正像所预料的，这引起了孩子们极大的兴趣。为了能领到“比布还要厚的纸”和“奇怪的铅笔”，已经决定不再“坐板凳”的孩子们又自动回到学校来了。
蛛玛从俄马登登那里被放以后，无处投生，又找到农业站来恳求怜惜。农业站既然挽救了她的生命（这不能不归功于糜复生那如神的一枪。虽然他因为决赌的事受到了严重批评），自然也不吝于给她帮助。结果，在舆论支持下，她被允许住在马车队旁边那个破窑里，依靠揽洗衣服挣些零钱来维持她孤苦的生计。陈子璜觉得，把衣服送给蛛玛洗是顶合适的：一方面能为妻子替出些时间来，另一方面又能作为对这个无亲无故的异乡女子的一点周济。
全部十九名，不！已经是二十三名了，全部二十三名学生差不多都画了图画。显然，他们对于随心所欲地在纸上画物件比练习写字要起劲得多。可是，几乎全体学生还没有一个能写出自己的名字来——不论是藏文或是汉文——所以，每张画的作者是谁，教师都不得而知，只有在发画卷的时候，要他们各自认取。
争执的结果，确定把换下来的衣服拿给蛛玛去洗。
第一张是画了一只五指分列的手，林媛认为这是一个偷懒学生的作品。显而易见，他是把自己的小手按在纸上拓下来的。不过，女教师还是用红笔在卷子上打了一个圈。第二张是画了一头四条腿的牲畜。脑袋上长出两只角，满身长毛。根据尾巴来判断，这是羊子而不是牦牛。第三张画最使林媛满意：虽然轮子歪扭四棱没能画圆，虽然忘记了画履带，但这毕竟是一头“狮子”。烟筒里还在冒着蓝烟。而且，“狮子”上还加了一个人，虽然这人的头几乎要占全身的一半，两根棍子一般的胳臂是从脖颈上长出来的，但这毕竟是人，是双手掌着轮盘的驾驶者。林媛忘记了一切，她颇为兴奋地、良久地观赏着这幅画，带着骄傲的心情暗自赞许着这学生的天才：也许，若干年之后，他会成为美术学院的高才生，成为画家呢！于是她不假思索便打上了三个很大的圆圈。她已告知学生们：要是我在你的纸上打一个红圈，那就是你画得好！打两个，就是更好，打三个圆圈是顶好。但林媛立刻又认定这学生不会成为画家，而会成为很好的拖拉机手。因为，她发觉驾驶者身旁注了一个字，起初她没认出来，后来她猜到了，这是一个写掉了两笔的“我”字。作者标明了：这个驾“狮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呀！
“白天没工夫我不会夜里洗！”
忽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倪慧聪。
“我看就改天再说吧！你哪儿有工夫！”
从搬到仓房去住以后，畜牧师几乎没有再来过气象台。故此，深夜来访不仅使林媛感到十分意外，而且她自己也感到突然。所以，一见面两人都很窘。
“那是做什么！你找着让别人骂我还是怎么的！”
“还没睡吗？”
“算了！正晌午日头很毒，我自己在河边搓一搓，晾到沙滩上，一小会儿就晒干了！”
“没有呢！我在看学生们的画！你坐！”
“快换吧！”李月湘欠起身，又一次催促丈夫。
“他们可以画画吗？”
陈子璜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衣服脏了就脱下来往床角一丢。别的人，在完成本分工作之后，总可以多少得到一点闲散的空隙。而他的妻子，除去竭尽全力在对付职责以内的大大小小事体之外，并没有谁替她解除或是减轻繁琐的主妇的劳务。
“还不错呢！你看！”
从此，陈子璜觉得，如果从农业站再找出一个像李月湘这样勤勉认真的库房管理员来还是不怎么容易呢！他仿佛初次明确地意识到他的妻子的存在，并且是那样显著地、不可缺少地存在着。他除了在表面上继续保持着做丈夫的严峻、威仪之外（他认为不能不这样），却不禁暗自带着几分愧感，谴责着自己。他觉得，对于妻子来说，他完全是一个不通情理的冷冰冰的人！
于是，她们伏在灯前，开始一张又一张评阅图画作业，但谁的注意力也没有集中在画纸上。她们实际上是借了动作的掩饰，在进行一种“无声的谈话”，并且，通过比语言更富表现力的目光的接触，她们完全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也肯定对方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就这样，许久以来相互规避的两位女友挨近在一起“谈着”“谈着”，深为彼此的无声的语句所感动。
陈子璜虽则遵照工委书记的意思委任了李月湘。但他总觉得她不像一个掌管全站物资的库房管理员。他想，就让她暂且凑合着吧！但等随便找到一个什么人，马上就把她换下来。可是，李月湘到任不满五天，站长便发觉：仓库顶上漏雨的裂缝用草泥补严了。装种子的布袋已经不堆在潮湿的地上，而吊上了耗子难以接近的木架。所有的农具：七寸犁、钉齿耙、宽镐头、背筐、洋锹、镰刀……分门别类，像阅兵分列式似地摆在敞棚里。而且，陈子璜还在生产队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哎哟哟！新官上任三把火，一点也不假。我们李主任办事手续好严呀！”“哪个李主任？”“库房管理处主任哪！”“唔！她呀，那自然啰！这是我们站长的内当家嘛！”“不知道她由哪儿搬来的这套规矩。我要一条扁担，使唤一小会儿就完事，可她非得要我一口说定什么时候送回来，还得把我的名字写到她那个破登记簿上！”——陈子璜曾见他的妻子用旧报纸订了一个不整齐的小本，但他没想到那便是后来挂在敞棚柱子上的登记簿。
图画看完了，视而不见地看完了。
以前，李月湘见丈夫在为工作忧虑、发气、争吵，她总是暗暗感到难受。因为丈夫无论怎样奔忙劳累，怎样受熬煎，她也只能从旁观望而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她注意到，倪慧聪和林媛却和自己不同。站长和她们俩商谈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用那种庄重的神情和信赖的语调。而对她，对他自己的妻子却从来不这样。一想到这，李月湘便立刻会伤心，羞惭。她觉得自己是无用的，是站在行列之外的，是不能和农业站任何一个人相比的。可是现在呢？她也像别人一样，有了自己的职务，再不是根本不关紧要的人了。她已像倪慧聪、像林媛、像农业站所有的人一样和站长——她的丈夫——并肩走在一起。一句话，她觉得自己完全成为另一个人了。
“林媛，我来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呢！”倪慧聪终于说，“在仓房里住有些不太方便。只有一把钥匙，李月湘带在身上。她总是要锁门，我一天不知得找她多少遍……”
但，李月湘并没有在波涛大浪中感到无力和虚怯。正相反，她内心却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充实。
“还到我这里来吧！”
这职务，想来是平常、简单的，但事实上却沉重而繁杂。不待说，对于李月湘便更有许多难处。因此，她每时每刻都怀着紧张的心情，带着急迫的动作，身心贯注地在履行落到她肩上的职务。正如一个初学游泳的人跳入了滔滔洪流，丝毫不敢大意。
“可以吗？我倒也是这样想。”
不是说笑。李月湘正式地做了农业站库房管理员。
“怎么会不可以呢！”林媛的语气不是应允，而是感激。感激倪慧聪愿意和她一起住，“你看，你的铺我一直没有拆掉。我想，你一定还会跟我在一起住呢！一个人住，真把我寂寞死了！来吧！倪慧聪，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俩一直在一起住，要是我们俩一辈子在一起工作，那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住。好吗？”
“我？”李月湘有点慌张了，“别说笑吧！苏书记，我能做什么！”
“好的！我明天就搬回来。”
“你的人已经够多了！”苏易果然这样说，“特别是找一个库房管理员，更不用费难。我敢说，你能找到这样的人：又经心，又靠实，做这件事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他一边说，一边带着夸耀的神色望望坐在火台前面的李月湘。
“干吗要明天？现在搬不好吗？”
前星期，苏易到农业站来。陈子璜对他诉起了人手缺少的苦处：别的不提，库房、农具至少应当有一个专人来负责管理。可就是找不出人来，老鼠把装麦种的布袋咬了好多洞。一对粪桶在太阳地撂着，晒裂了，不能使唤了……不过，陈子璜也明白，他无论怎样诉苦也白费。工委书记连一个人也不会派给他的。
“行！就搬！现在就搬！”
搁在过去，不消谁提醒，只要衣服一脏，陈子璜便立刻会脱下来往床角一丢。可是现在，他总拖延，不愿意更换。
真的，她们当下就到库房里去，古里古冬地拾掇着，把畜牧师的行李、用具弄到气象台来。邻近的人多半被闹醒了，他们惊奇地推开窗子；这两个姑娘发疯了吗？为什么黑更半夜像码头工人一样搬运起东西来了呢？
“还凑合呢！都发酸了。”她从枕头下翻出浆洗过的、压得平平展展的一套白布衬衣，“你自己不觉着，可往人跟前一站，那股汗气谁闻了谁讨厌！”
[1] 支乌拉——支应差役。
“不慌吧！还能凑合几天。”
[2] 江古修——太太或贵妇。
“把身上的衬衣脱下来吧！该洗了！”
[3] 英帝国主义曾两度派兵侵入西藏，第一次在1887年，第二次在1904年。
土窑里还有些昏昏暗暗，陈子璜便带着睡意摸索着穿起衣服，把棉被轻轻加盖在李月湘身上，生怕把她弄醒，可是李月湘偏在这时醒来了。她睁开惺忪的眼看了看丈夫，随即说：
[4] 代本——西藏军队编制单位，相当于团。
总之，这桩事使整个农业站都处于沉闷的气氛中了。不过，人们并不恐慌，一切都照常进行。马车队也照常到牛场上去拉粪，但为了谨慎起见，陈子璜决定亲自带队前往——他的作战经验可以应付任何情况。
[5] 凤全——满清驻藏帮办大臣，赴拉萨途中为藏民截杀。
不消说，这对斯朗翁堆夫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老妇人，她连茶也不想煮，奶子也懒得挤了，整天泪淋淋的，如痴如呆地坐在门前。或坐在屋顶上向山道眺望。邻人们都以最大的同情来宽慰她，有的甚至替这个失去理智的老妇人去问卦，到玛尼堆上去磕头许愿。农业站可就更加焦虑了，因为这姑娘是作为放牧员，作为农业站的一员随工作队进山去的。同志们都很难过，很激愤。特别是机耕队助手叶海。他一听说，就从拖拉机上蹦下来，找站长请求，非要跟宗政府的人一起进山去不可，站长好费力才算劝阻了他。……
[6] 巴塘——位于原西康省中南部。
工作队遭受袭击后，宗政府有关部门随即派出一支武装，一来要寻救秋枝，二来要进行必要的侦察。的确是很意外的，这个牛场离更达最近，公安部队常在这一带活动，没想到会出了这样的事。
[7] 赵尔丰——原为道台，后为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统兵入藏。返来时辛亥革命爆发，于成都被四川都督尹昌衡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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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玛来因——药液。滴入牲畜眼中，可验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