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的美国南方是个敬畏上帝、信仰深厚且认为末日将临的地方，因此趁父母到加油站加油时，我可以跑到旁边的蛇馆里面大开眼界；或者坐在车上看路边的宗教活动，在活动中凶恶的蛇最终总能被大快人心地“降服”；或者去沼泽旁边的小镇上一些简陋的神奇展览馆里参观。我知道，想对别人施咒，用一盒黑猫骨头就管用。而若想破解别人的咒语，就得戴上一副用十分硬币串成的手镯。我常看见背上爬满一群鳄鱼宝宝的短尾鳄妈妈。好家伙！我见过一条长达十四英尺的鳄鱼妈妈大张开嘴，我都可以站到里面了。那些睡着了的、像大木头一样的鳄鱼，如果醒了真想攻击你，别以为那张松垮垮的铁丝网，能救得了你——短尾鳄一小时能跑七十英里呢。我还见过一只得了白化病的鹿，身上长满了虱子，我伸手摸小鹿毛绒绒的鼻子时，虱子就跳到我的手上。还有一只长着绿宝石眼睛的黑豹和一条装在罐子里长三十英尺的绦虫。店老板告诉我，这条绦虫寄生在他十七岁的侄女肚子里，被一个医生用蒜头引了出来。一看见它露出一截身体，医生麻利地用一把剃须刀切掉它的头，继而将整条绦虫从她嘴里拔出来。
在美国，因为这类离奇之物找不到一个大众认可的地方放置，所以常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最近我开车经过南方，在佐治亚梅特镇一家烧烤小吃店前停了下来。一块三明治和一杯冰茶下肚后，我想要小解，浑身是汗、腆着一个大肚子的老板用脑袋指了指店的后面。我推开一扇没有任何标志的纱门，没想到里面竟然关着两只正在掉毛的鸵鸟。我大惑不解，一个住在南佐治亚边远小镇的家庭，养两只脏兮兮的鸵鸟干吗？是否带有某种宗教意义呢？将来我失眠睡不着的时候，又有问题可以思考了。
多么奇妙，多么神奇！但住在城里的我们，越来越难以接受超现实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已经被现实碾碎。在乡村，也许是离星空和树林近的缘故吧，我们才会相信。记得有一次，父母把车开到了佐治亚边界的一个加油站，离佛罗里达的卡斯珀城很近，他们就是午夜时分在那里结的婚。我下了车，想进一家珍奇馆看看，但母亲不大同意，说这些店的老板都是江湖卖艺人，里面没什么可看的东西，最多只能给我十分钟，否则他们加好油就先走了。虽然我有点儿害怕被丢在长满橡树、弯弯曲曲的路上，但我还是壮着胆子去了。所谓珍奇馆其实就是一辆银色的拖车，拖车四周浇上了水泥。有个女子一边看着里面一边用一个锡碗洗头，身边放着一台收音机，里面唱着“我好孤独，孤独得想要哭泣”。我当时就知道，现在仍相信，那个手臂上纹着一朵盛开的玫瑰、背上纹着一个磷光闪闪的火炬的店主，表演的是真的奇迹，而不是骗人的把戏。我跟着他走进一间竹屋，看见一条加尔各答眼镜蛇关在笼子里。店主拿起一把包在玻璃纸中的梳子吹了起来，笼子里的蛇立刻随之跳舞。一只疥疮满身的小狗垂着尾巴站在门口，好像被眼镜蛇催眠了。关在另一个笼子里的孔雀，似乎不愿输给眼镜蛇，也随即开了屏，那蓝色的羽毛比我和母亲的眼睛还要湛蓝，而我和母亲的眼睛是远近闻名的最纯正的天蓝色。那只孔雀的眼睛跟眼镜蛇的一模一样。店主的妻子从拖车里走出来，脖子上漫不经心地挂着条蟒蛇，她看了看另一条蛇，拿出一只大老鼠喂它，是整只老鼠。那老鼠像只缩进袖中的拳头，倏地一下没了踪影。我买了一瓶汽水和一块燕麦三明治，飞快地跑回正在太阳下突突震动的汽车。父亲踩下油门，车子疾驰而出，车后沙石飞溅。“你买了什么东西？”母亲转头问道。
读高中时，我和几个朋友曾跑到一家“摇喊教派”[2]的教堂外，趴在窗口偷窥他们做礼拜。教徒们说着奇怪的语言，脸上带着狂喜的表情，忽而高声尖叫，忽而在地上翻滚抽搐。我们真的很不虔敬，躲在一旁偷笑不已，觉得他们扭动的肢体非常暖昧，带着浓厚的性的意味。稍后，我们坐在汽车里，杰夫还抽着烟，看教堂里的人鱼贯而出，发现他们跟平常人完全一样。书上说，那不勒斯的一家教堂珍藏了一瓶圣热纳鲁的血。血虽然已经凝固，但每年会液化一次。还有一个十字架，以前会长出一根基督的长发，每年都得修剪一次。这件圣物似乎特别符合美国人的心思。
“就一瓶喝的和这个。”我举了举手中的三明治。
圣多萝蒂亚曾把自己禁闭在教堂里一间又阴又潮的密室长达两年。这两年里，她只靠面包和稀粥维持生命。看到她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黛比小姐。我讨厌跟母亲到黛比小姐家。母亲是去找她治脚上的鸡眼。黛比小姐先用一把水果刀割掉鸡眼，然后在创口上涂抹一种浓稠的药水，其气味既像曲轴箱中的机油，又像阿华田饮料。天花板上那盏明晃晃的灯泡，既照亮了母亲搁在垫子上的脚，又照亮了屋里的一副棺材。黛比小姐每晚以棺材为床，大概是想事先习惯躺在棺材里的感觉吧。
“那中间都是猪油，根本不是糖块，是猪油和砂糖，吃了牙齿会烂掉。”
我可以理解，我来自渴望奇迹的美国南方，那里每天都有匪夷所思的奇事发生。圣母的椎骨和圣马可的脚指甲，几乎成了人们记忆深处的一部分。我本人最喜欢的是耶稣养父圣约瑟的气息。在我脑海中，他的气息装在一只不透明的绿玻璃瓶中，只要拔开瓶塞，就会飞出来。小时候，那个替我家做针线活的女子，在缝纫机旁的窗台上放了一罐胆石。她替我缝裙子褶边，一边用含着别针的嘴巴说：“主啊，我不想再遭那种罪了。请现在显灵吧，那个东西放在汽油里都化不掉啊！”原来，窗台上的胆石是她与病魔作斗争的武器，对她而言，是一种象征和预兆。
母亲的话被我当成了耳边风，但我把三明治掰开发现，里面长了虫子，赶紧把它扔出窗外。
中午我坐在田间，一边让双腿晒太阳，一边看早期殉道者和中世纪圣徒的故事。圣劳伦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他因宗教信仰被抓，在烤架上施以酷刑。据说，烤了一会儿，他对行刑者说：“把我翻个面吧，这一面已经烤熟了。”因此，他成了意大利厨师最崇拜的圣徒。许多年轻童女因为信奉基督，遭强暴、凌辱、拷打或禁闭。但有时上帝也会伸出援手，救她们脱离苦海。厄休拉就是其中一个幸运者。她不愿嫁给凶狠野蛮的卡南，和其他一万名童女（全都是为了逃离男人的魔掌吗？）乘船逃走，上帝显能让厄休拉们升入天上，飞过不友善的天空，降落到罗马。在罗马她们用带石灰味的水沐浴后，成了一群虔诚的修女。中世纪奇迹之多，实在令人惊愕。好些德高望重的女子，自称耶稣的包皮显现在她们的口中。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圣物。（它是像一根嚼过的橡皮圈，还是像一块干掉的口香糖？）看到包皮显现之说，我足足沉思了十分钟之久。我想试着揣摩她们的心思，为什么她们会这么说，听者又作何反应。我盯着飞在菩提树间的蜜蜂，想象着当时的情景，而且这样的情景不只发生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在美国从未听说过这类离奇故事。虽然曾经有人寄了一箱书给我，是一套圣徒传记。我打电话到书店，询问是谁送的，但书店方告诉我，送书的人希望身份保密。我拿起书，继续往下看。有些圣徒仅以圣饼为生。要是哪个小镇挖到了圣徒的遗骸，这个小镇立刻芳香四溢。圣方济各对小鸟布道完后，小鸟排成十字架形，向四方飞走。圣徒会吮吸穷人的脓疮、吃穷人身上的虱子，显示自己的卑微；而信徒愿意喝圣徒的洗澡水，表达自己的敬畏。在一个圣徒死后，切开他的心脏，可能会找到一颗宝石，上面刻着圣婴、圣母和圣约瑟的形象。啊，我明白了，原来奇迹是圣徒们寄托敬畏的所在。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你在那间小破店里都看到了什么？”
过去，美国南方的树上常挂着“你们当悔改”的牌子。我曾看见一棵瘦巴巴的松树上被挖了一个凹槽流松脂，凹槽的正上方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耶稣近了”。我在托斯卡纳打开汽车收音机时，常可以听到一个恳切的声音，哀求圣母为罪孽深重的我们求情。在托斯卡纳附近，一家教堂里珍藏了一件圣物——一瓶圣奶。要是被我那位洛杉矶的学生看见了，准会说：那个……嗯，像圣母的奶。
“没什么。”我答道。
我很喜欢到科尔托纳的一间小教堂做弥撒，那种声音为此地的居民营造了一处近八百年的安宁之所。一次，正在做弥撒的时候，一只黑色猎犬闯进教堂，神父立刻终止布道，喊：“基于对上帝的爱，麻烦谁把小狗带出去。”如果不是周末，我就独自一人坐在里面，欣赏教堂里乡村巴洛克式的装修风格，心里暗暗道：这里可是教堂哟。我也喜欢看街上的圣物游行，身穿金袍的神父走在手捧香烛的队列旁边，身穿白袍的小孩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一路撒着金雀、玫瑰和雏菊的花瓣。正午热浪滚滚，我被晒得差点儿产生幻觉。抬在架子上的金盒子里，究竟是什么圣物？是耶稣摇篮的木头碎片吗？耶稣不是诞生在马厩里吗？但真的是耶稣摇篮的木片。难道是我听错了？应该是十字架的碎片吧。圣物一年会拿出来对众游行一次。观看游行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问题：很久以前，在佐治亚那座白色教堂内，人们吟诵的那句赞美诗“为我开裂”，是什么意思？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把南方人对住所的迷恋延续下来，住所对我而言就是自我的延伸。要是哪天我发现自己是用红土、黑水和白沙做成的，一点儿都不会吃惊。
我买了一尊手捧小杯子的圣母瓷像。这个举动令我自己莫名其妙。当过一阵子卫理会教徒、又当过一阵子圣公会教徒的我，本不应该信什么圣水，但我还是在家附近的山泉里舀了点水，倒进圣母的小杯子里。对我而言，山泉的水接近圣水。这汪泉水应是这栋房子最早的水源，或许它存在的时间比房子还要古老——或许是中世纪，或许是罗马时期，或许是更早的伊特鲁里亚时期。虽然天主教的某些内容会令我心生涟漪，但我不会成为天主教徒，甚至信仰者。我天生就是异教徒，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是美国南方的贫民思想。一想到主教的无上权威地位，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们的牧师称敬拜马丽亚和圣徒的行为是“偶像崇拜”。我的同学常常嘲笑安迪·埃文斯，学校唯一一个天主教徒，说他是个“吃鱼者”[1]。上大学的时候，有那么一小阵子，我挺喜欢弥撒的浪漫气氛，尤其是新奥尔良圣路易斯教堂凌晨三点的渔夫弥撒。但是听了我一个新奥尔良天主教徒朋友的话，我对天主教的兴趣登时散失殆尽。她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接吻超过十秒钟是有罪的。我不解了，十秒钟的干巴巴的吻不算有罪，而二十秒的热吻却会惹祸上身。虽然直至今日，我对宗教仪式仍然很感兴趣，即使是空洞的形式，但这里的宗教吸引我的是一些教徒更为极端的行为。
可是，成年后的我住在旧金山，从没觉得那个地方属于我。在白色的城市里，明亮的灯光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洁净的海滨美得令人动容，马丁山脉像个睡着的巨人，卧在绿毯之上。但我只是个游客，虽然惊叹于这里的美，也很高兴成年后能在这儿经历一番，但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我的房子不过是千万栋中的一栋，我的故事也只是千万个故事中的一个。我常站在餐厅窗口，凝望着泛美大楼剪刀状的尖顶和锯齿般参差不齐的天际线。在这里，每个人开门之前，都要先透过两英寸宽的门缝，看看摁门铃的是谁。我从我的门缝里看你，你从你的门缝里看我。生活在这儿，凡事只能靠自己。
意大利这片土地，吸引我的是它的山城、食物、语言和艺术，令我迷恋的则是尽情享受生活的态度、不同时代交叠的时空感。在这里，时间的长河是静止的，就像那面我每天清晨都会举着咖啡向它致敬的伊特鲁里亚石墙。我喜欢每年来意大利待上几个月，因为我对蕴含在这个国度里的一层层文化有着永无穷尽的好奇。但我压根儿没想到，意大利的教堂是我了解它的渠道之一。
意大利的教堂我百去不厌。没错，不过是些穹顶和宗教画而已。但是每座教堂各有独特的蓝色尘土味和时间气息。天使报喜图、基督诞生图和耶稣受难像每间教堂都有。归根结底，画中探索的皆为人类生活最核心的两大要素：生与死。人类很脆弱。在旁边的祭坛上、高高的穹顶上，或在地下室的玻璃手稿柜中、半圆形的壁龛里，这些画作放置的位置不同，画中那梦幻般的宗教热情给人的感受也不同。我特别喜欢一幅画风古怪的油画，那幅画挂在圣吉米纳诺教堂靠近天花板的镶板上，都快掉下来了。是幅夏娃诞生图。画中的夏娃大方地从卧在地上的亚当的肋侧走出来，跟我读《圣经·创世记》时想象的完全不同。我觉得夏娃应该是上帝瞬间造出来的，就像他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那样轻松。在这幅画中，神迹之中还有人的激情存在。就像在潮湿的南佐治亚，我看见的那条闻乐起舞的灵蛇。亚当只是一块肉。这个想法像黑暗中的火炬，呈现于观者的眼前。下面，请听听这个声音吧，它又清晰又响亮。在奥维耶多的主教教堂，有一幅西纽雷利的作品，画的是审判日死而复生的人，他们的旁边就是自己的森森白骨。复活者的部分身体仍带着幽幽白骨之光，而结实的新生肉体上散发的却是一圈淡淡的白光。多么奇怪的转变：以前我们总是强调肉体的易朽，而这幅画强调的反而是重生的荣美。除了西纽雷利的这幅画，教堂里的其他壁画，一律恐怖吓人。比如，长着绿脑袋和蛇状阳具的地狱魔鬼，捆绑着挨千刀万剐的罪人，被一个长了翅膀的魔鬼裹挟走的淫荡金发女子（她犯的罪不言而喻），只是魔鬼的翅膀很短，不符合流体动力学原理。显然，我们都在某个人的脑海里，成了他午夜奇思异想的一部分，或正直，或堕落，或高尚。虽然这些画作都很壮观，但是多数流于简单，像漫画一样。那无言而粗糙的表达方法和美国南方依旧盛行的原教旨主义者的行为颇为类似。如果松树上不仅挂“你们当悔改”的牌子，我想原教旨主义者一定会挂：“末日近了。”
多么甜蜜的日子，无与伦比的时光！天刚拂晓我便披衣起床，只因仲夏的太阳一升至山谷，就将第一缕阳光照在脸上。天色转为夹杂着玫瑰红的珊瑚色时，山谷里雾霭冉冉，金丝雀已放声歌唱，这时的我早已睡意全消。小时候在佐治亚，我和父亲常常在日出时分去沙滩上散步。但在旧金山，叫醒我的只有七点的闹铃、楼下催小孩上学的喇叭声，或者废物回收车中玻璃瓶的撞击声。我喜欢旧金山，但却一直没找到家的感觉。
我逛了不少教堂，看了一遍又一遍圣徒受难图。比如被万箭穿心的圣塞巴斯蒂安、把被切下的乳房放在盘子上的阿加塔（她的乳房就像两个煮熟的鸡蛋）和虔诚跪地坦然受刑的圣阿格尼丝（行刑的年轻男子相当可爱）。在意大利，几乎每一座教堂都有自己的圣物盒，造型如微缩的陵墓，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盒中装的要么是耶稣荆冠上的一根荆棘，要么是圣劳伦佐的一根手指。这些圣物仿佛在对参观者说：“一定要坚持，像他们一样，坚持信仰。”在一间乡村教堂幽暗的壁龛里，供奉着一把骨灰，不知已几百年，但我发现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还有人用新鲜的康乃馨祭奠它。由此，我悟到了第二个道理：圣物是意大利人寄托记忆和希望的地方。意大利的教堂，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储藏室，也体现了人类内心最深处的需要。对于圣方济各的粗布衣裳和圣母的眼泪这类圣物，我突然觉得亲切起来，它们跟野蛮血腥的教会史截然不同。在我眼里，它们就像我的那个宝盒，里面装着一缕黄色卷发，没有人知道它曾属于谁；或者像那盒藏在抽屉里的玫瑰花瓣；又或者像那粒我从半月湾捡回来的半透明白石子。勿忘我。每当我为瓷砖打蜡或拖地板的时候，都会想起主管家务的圣芝塔，就像想起老家的厨娘薇莉。乞丐、丧礼承办者、痢疾患者、公证人、洞穴学家，各色人等都有属于自己的典范，属于自己的守护神。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世界是上帝心灵的反映，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反倒认为，教堂是人类心灵寄托安慰的地图。说直接点儿，教堂是我们人类根据自己的渴望、自己的记忆、自己的追求以及自己内心的惊奇所创造出来的。
莫非这就是自由生活给予我的馈赠？那晚我梦见母亲用一碗雨水，清洗我的乱发。
如果我喝了橙汁而过敏，使得咽喉发炎，我就会向圣比亚焦求助。在圣比亚焦教堂的圣物盒里，放了一把他的骨灰。圣物盒的锁孔上写着一句非常贴心的话：你并不孤独。它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使得我全然忘记了喉咙的疼痛。圣比亚焦，请为我祷告，助我完成力不能及之事。如果电视图像不清晰了，怎么调都无济于事，就得请圣基娅拉来帮忙。圣基娅拉是个千里眼，这下你知道为什么传播媒体奉她为守护神了。这个超凡的女子真的很实用啊。在电视上放一尊她的塑像，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不为？！在明年的七月三十日，圣母的结婚戒指将在佩鲁贾的主教教堂展出。据史书记载，这枚婚戒是从丘西一家教堂“偷来”的。尽管对婚戒一说，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但这出好戏我是一定不会错过的。
雨水狠狠鞭打着串串葡萄。这就是大自然吧：什么水果成熟了？大水会冲毁车道吗？什么时候可以挖马铃薯？灌溉梯田的水井还剩多少水？在这里，我接通了儿时生活。有一回，我到屋外拾柴火，一只黑蝎子不知何时爬上了我的手臂，霎时我想起了母亲的一桩轶事。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母亲光着脚丫走在蒙特湖边，突然踩着一只毛绒绒的黑蜘蛛，母亲尖叫着抬起脚，蜘蛛像烂香蕉一样紧紧粘在她的脚趾间。
我爬到楼梯顶上，用指尖沾一点圣母瓶中的圣水，在额头上画了一个圈圈。我当初受洗的时候，卫理公会的牧师拿着一朵玫瑰，放入一个盛水的银碗中蘸了蘸，洒在我的头发上。我一直希望自己能跪在泥泞的土坑里，听着圣歌受洗。可惜我家的泉水化不作圣水，无法给我或其他世人除去罪孽。我家的圣母瓷像，更像玛丽——我最喜欢的姨母就叫这个名字，而非圣玛丽亚。在我心里，玛丽是一个朋友，是为孩子发愁的母亲们的朋友，是看着母亲为之发愁的孩子们的朋友。在托斯卡纳，她的照片随处可见：医院、银行、矿厂和面包坊，所以我已慢慢习惯了她的存在。英国作家提姆·帕克斯曾说过，无处不在的圣母像时刻提醒着我们，当今的世界还跟以前一样。若是少了它，“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此时此地的遭遇是唯一要命的……我忍不住暗忖，圣母与月亮是否存在某种相同之处。”说得没错，就连我倒入圣母瓶中的普通泉水，都能给我安慰。我站在楼梯顶端，反复念叨这个可爱的词：“Acqua.”（水。）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顿的湖边一棵盛开粉红花朵的大树下，教我的小女儿念这个词。女儿一边喊着“acqua，acqua”，一边用手舀水往头上泼。acqua这个词听上去像水花溅落的声音，又充满了潮湿与发现的意味。女儿的声音至今萦绕在我耳旁。我一边回想一边摸了摸小指头。那天，我戴在小指头上的图章金戒指，我家的传家宝，丢到草地上怎么也找不到。生命之水，亲密的回忆。
我选择巴玛苏罗，不只因为它与一个著名小镇为邻，更因为它与大自然为邻。我的一个学生从洛杉矶来这里做客，我带他到山边看湖景、栗树林、亚平宁山脉、橄榄林和山谷，眼前的景色令他出乎意料。如我所料，他愣在那儿一言不发，过了良久才说：“这里，嗯，跟大自然一样呢。”说的没错，大自然。这里有从湖面飘来的团团浮云，也有来自天宇的阵阵响雷。雷声近时好像我脊柱噼啪断裂的声响，远时就像天边大海的咆哮。我在笔记本里这样写道：“洗碗机被雷击中了，发出嘶嘶的声响。我们跟躲在山洞火边的原始人一样，看着外面大雨倾盆，恐惧袭卷全身。我如同一只被母猫叼着脖子的小猫，被轰隆隆的巨雷震得惶恐不安。一道闪电将我带回了遥远的家乡：我躺在离此地四千英里的地方，任凭雨水肆无忌惮地打在身上。”
亲密。就像夏娃触摸土地的感觉，再也没有力量能将她与土地分开。
在闷热的夜晚，空气的温度几乎跟人体的温度一样。一群群萤火虫飞了出来，仿佛天上的点点繁星。这样的夜晚，蚊子肆虐，它们嗡嗡地在人的头顶盘旋，连头发里都敢钻。夏天的白日十分漫长，可以尽情呼吸太阳的气息。我在这栋新买的异国房屋里一间间巡视，好像祖先的灵魂都留在里面似的，好像这里才是我该返回的家园。
在一些壁画里，科尔托纳这座山城，被圣母捧在手掌上，或罩在蓝裙下。凭着记忆，我至今仍能走遍故乡小镇的大街小巷。我依旧熟悉那放在山核桃树下的草叉，涵洞中的积水，还有小巷深处的那株梨树。托斯卡纳的村庄，很像一座大城堡，窄窄的街道就像城堡的走廊，广场则像一间挤满访客的大会客室。乡村教堂似乎都很私密，铺在祭坛上平平整整的亚麻花边桌布、插在广口瓶里的鲜红大丽花，都让人觉得自己是在一户人家的礼拜间里。家家户户的房子就像城堡里的一间套房。但我小时候的生活空间很大，因为祖母的房子、姨妈的房子、朋友的房子，还有自己的房子，我都了如指掌。我喜欢这里那条通往女修道院的羊肠小巷，常拿些花边放到一扇花窗旁，送给里面一个看不见的修女缝补。那些修女姐妹们在这个城堡的荫庇下，缝缝补补已经四百多年，而我连她们的半个指甲、一点身影都没窥见。离修道院不远处，有两个女子坐在门外旧木椅上，一边聊天一边织毛衣，看她俩的样子，一定是从小玩到大的。从这段石街到城墙，路陡得要命，但出了城墙就是宽阔的谷地。就在这时，我看见一辆微型菲亚特，妄图爬上这条汽车从不敢问津的陡坡。疯了！不过，我父亲就喜欢疾驰在被洪水淹没的路上，听到我吓得一路尖叫，父亲一边摁喇叭一边放声大笑，两旁的水花差点儿就溅到汽车窗户上了。水真的会溅得那么高吗？
科尔托纳的周日是扫墓的日子。虽然美国南方小镇的墓园不像这里的座座坟茔四周繁花似锦，但我们每次扫墓，也都会带上一束唐菖蒲或百日菊。我坐在车后座，将冰凉的花瓶夹在两膝之间，母亲则坐在前座，一个劲儿地抱怨：姑姑从不回家扫墓，埋在里面的是她的亲生妈妈，怎么老是做媳妇的在忙乎？墓园里，一群人围在一个刻有“安瑟姆·阿尔诺多（1904-1982）”的墓碑前。或许这家人说的话跟我们家人说的一样：感谢上帝把这个老东西带走，省得把我们逼疯。
每次，我只要打开大门，将那把大铁钥匙插入锁孔，推开房门，就能重回这栋大屋子里，开始我的新生活。
自到科尔托纳度暑假起，这里就像家，温暖舒适，令我既惊且喜。不仅如此，它还唤醒了朦胧的儿时记忆。大马路口，总有布满灰尘的卡车在卖西瓜。科尔托纳人和佐治亚人一样，用手拍拍西瓜就能知道是否已熟。那个卖瓜的小伙子，用生锈了的天平和砝码称重。他的双臂就像大力水手一样结实有力，微风将他身上的干草味、洋葱味和泥土味吹到我的鼻前。夏日的暴风雨天气，天上锯齿形的闪电直插地面，冰雹噼噼啪啪地砸在院子里，一股久违的臭氧气味，将我带回在佐治亚的日子。那时的我，在落完冰雹之后，总喜欢捡一大碗乒乓球大小的冰雹，放进冰箱冷藏。
[1]天主教徒过去习惯在星期五以鱼为食，故而得此名。
这里每间教堂的洗礼盆都是干的。我用手指摸了摸一个脏兮兮的大理石扇贝形洗礼盆，里面半滴水都没有。我还想弄点儿水洒到热乎乎的额头上降降温呢。托斯卡纳的七月，热气可以长驱直入人的躯体，却怎么也渗透不进这些石头教堂。它们吸收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湿气，正好趁夏天将阴沉沉的冷气慢慢释放出来。走在教堂里，我感觉自己就像走进了伸手可触的寂静中，仿佛有个盖子或一只潮湿的巨掌，盖住了我们。一步入蒙特普尔恰诺那恢弘的圣比亚焦教堂，一种空灵的宁静便迎面将你包裹。站在圆顶上说话或拍手，能听到从圆顶上方传来的奇怪回声，它不像冲着湖边大喊所传回，而是尖尖细细，一遍遍回荡，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不禁令人心生怀疑，是不是有个爱开玩笑的天使，藏身在壁画里。而事实上有可能在壁画上停栖的只有鸽子。
[2]该教派鼓励教徒在做礼拜时大喊大叫，手舞足蹈来表达虔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