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ragosto，圣母升天节，即八月节，一度让我们大惑不解。起初我们以为它不过一个节日而已，后来才知道它带来的是一种心态，而我们自己也渐渐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说简单点，八月十五，是圣母身体与灵魂一同升入天堂的标志。为什么定在八月十五呢？恐怕是天气太热，圣母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吧！帕尔玛小镇的教堂圆顶上，画着圣母在众人的陪同下升天的壮丽景象。从下往上看，她们飞舞的裙摆如同从教堂地板起飞的气球，但没有一个人的内衣裤春光外泄——真是不朽的艺术成就！这一天对意大利人来说只是一个标志，因为它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意义：八月长假到来了，每个人都自由了。我们慢慢发现，人们把八月的全部工作都推到一边置之不理了。即使是在游客纷至沓来的时候，即使是意大利最好的餐厅，都会挂出一块“外出度假”的牌子，关门大吉；商店老板早收拾好行囊，踏上旅途了。这种行为与美国的经商之道大相径庭。美国的商家绝对不会错失这种日进斗金的良机，他们往往选择四月或十一月这种旅游淡季出门。但对意大利人来说，有何不可？这可是八月啊！每年八月，交通事故的数字明显攀升，海滨城市游人如织。现在，我和埃迪也入乡随俗，除了做做果酱，什么事儿都懒得做。有时我连果酱都不做，只是用帽子装满李子，坐在树下，一边呷着果汁，一边把果皮和果核扔过石墙。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整个意大利都在举办庆祝活动，科尔托纳举办的是全市牛排大餐。
现在，我们成了意大利人吗？恐怕没有。肤色还太白了，说话时也不能够自然地做出那么多手势。我以前见过一个意大利人，把听筒扯到电话亭外面打电话，因为里面空间太小，两手不好比画。许多人打汽车电话时，也得先把车停到路边，因为握方向盘的时候，他们无法既拿电话又打手势。我们也永远学不会意大利人几个人同时讲话的本领。我常在窗边看见外面的路人，三五成群出来散步，大家的嘴里都说着话。究竟听谁的呢？或许他们是为说话而说话吧。看完足球比赛，我们也无法像意大利人那样，加大汽车油门满街鸣喇叭，或者骑着小摩托车，一圈圈绕广场转。至于意大利的政治，就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sagra”（节）这个词在科尔托纳很平常。托斯卡纳的居民常因为某种食物进入时令季节而借机庆祝一番。整个小镇的种种氛围，告诉你某种节到了，像草莓节、栗子节、葡萄酒节、圣酒节、杏子节、田鸡腿节、野猪节、橄榄油节和湖鳟节，不一而足。今年初夏，我们还参加了镇上的蜗牛节。小镇沿街大约摆了八张桌子，音乐喧嚣，但由于最近没有下雨，蜗牛们集体消失，主办方只好改用炖小牛肉奉客。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山城的节日抽奖活动中，抽中了一头驴子。我们在那里吃了番茄肉末酱汁面、烤羊羔，看见一对仪态端庄的老年夫妻，先生身穿笔挺的衬衣，太太一身长及脚踝的黑裙，随着手风琴音乐翩翩起舞。
如今，埃迪每天都要上田里走走。他已经养成穿短裤、靴子和贴身汗衫的习惯。他的双头肌和胸肌大得像漫画中的人物。他父亲原本是农民，四十岁才弃农进城。他的祖先也一定是波兰农民。我相信，要是他们来到巴玛苏罗，从田的另一头一眼就能认出埃迪。虽然埃迪在旧金山常常连花都会忘了浇，但在这里，他却会一次次、一桶桶地提水，给田间干涸的新栽果树浇水，像照顾婴儿般照料散发独特香味的薰衣草，每晚读有关施肥和剪枝的书籍直到深夜。
科尔托纳的牛排大餐为期两天，准备工作早在几天前便开始了。镇政府雇来人手，在镇公园搭建了六个巨大的烤炉，有二十英尺长，六英尺宽，一英尺高，上面铺着一层铁烤板，有点儿像美国的烤窑。还是在镇公园，这些设备将在过些日子举办的秋季牛肝菌节再次派上用场。据说，科尔托纳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蘑菇煎锅。我虽然从来亲临现场，但想象得出牛肝菌香飘四溢的诱人场面。工作人员在树荫下摆好一张张桌子，有四人桌、六人桌、八人桌和十二人桌，并在周围挂上灯笼。烤炉附近有很多小服务亭，工作人员又从一个满是灰尘的小棚子里抬出一个售票亭，擦去上面的灰尘，摆在公园入口处。经过的时候我瞥见棚子里堆满一捆捆的木炭。
我的一个朋友每次问起埃迪就说：“你家的约翰尼·阿普尔西德[1]还好吗？”她曾亲眼目睹埃迪站在高高的梯田上，检查每一棵果树，时而用手抚弄一株小樱桃树，时而拾起田里的一块石头。埃迪对山上的每一株冬青、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树桩，乃至每一棵橡树都了然于胸。劳作与付出增进了他与它们之间的情感。
平时的公园禁止通行车辆，但为了招徕全镇居民，在牛排大餐这两天破例。这对我们家门前的那条道路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它可是直接通向公园的。车流从早晨七点涌入，又从晚上十一点涌出。为了躲避白茫茫的灰尘，我们决定从罗马古道步行到公园。到了公园里，邻居普拉切多看见我们直招手，他是烤牛排节的志愿者。
在买下它时，我们已有心理准备，将来得清理这片土地，修剪一下树枝，顶多再除除草、施施肥。但是大自然强大的再生能力让我们始料不及，这片土地的生长能力更让我们惊愕万分。拾掇花草的经验告诉我，植物需要精心呵护才能长好，但在这里，常春藤、无花果、漆树、洋槐和黑莓，无时无刻不在生长。一种我们称为“毒草”的藤蔓植物最为难缠，要想铲除它，得把它那胡萝卜大小的根拔出来才行。对待荨麻也是如此。这里没有被荨麻统治简直是一大奇迹。要想把它们挖出来，即使手上戴着厚手套，也难保不被它们的汁液“刺”到。竹子也一样不让人省心，小竹笋总是当仁不让地抢占车道上的地盘。暴风雨过后，许多树枝都被吹得东倒西歪，而小橄榄树必须重新用绳子绑紧固定。每年，我们都得犁田，得给橄榄树锄草施肥，得花好几星期悉心照料葡萄。总之，虽然我们的土地不多，构不成农田，但需要农夫的照料与劳作。只要我们稍加懈怠，这片土地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倒退回我们刚买时的荒芜模样。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视农活为负担，要么学会自得其乐。
一大块一大块牛排被火红的木炭烧得吱吱作响。我们排着队，准备领取盘子、沙拉和蔬菜。取烤肉的时候，普拉切多叉了两块巨大的烤牛排给我们，我们端着盘子，在一张快坐满人的桌边找到位子坐下。大罐的葡萄酒被传来传去。几乎全镇居民倾巢出动。奇怪的是，除了一长桌英国游客，看不到其他的外国游客。我们并不认识同桌的人。他们是从活水葡萄园来的，两对夫妇和三个孩子。小女孩啃着一根骨头，看起来吃得很香。两个男孩跟其他意大利孩子一样，规规矩矩，正在认真地切牛排。两对夫妻向我们敬酒，我们也回敬他们。听到我们介绍自己是美国人，同桌的一位男士问我们认不认识他住在芝加哥的舅舅和舅妈。
意大利这片土地还在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改变了埃迪。起初，我们想买的是一栋拥有二三十亩土地的房屋，巴玛苏罗五英亩的面积似乎太小了些。可是等我们开始披荆斩棘装修房屋之时，才发现这地方其实一点儿都不小。我们的柠檬屋里早已塞满了各种工具；而在美国，只需一个小金属工具箱就可以装下所有的工具。以前，我们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去买钻孔机、链锯、修篱剪、除草机、各种型号的锄头、耙子和另外一些数不清的仿佛工业革命之前的工具，比如镰刀、葡萄剪和长柄大镰刀等。
吃完晚餐，我们随着人流到镇上散步。大街上人山人海，酒吧里人满为患。我们费了好些劲儿才买到蛋筒果仁冰淇淋。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坐在市政大楼的台阶上唱歌。三个小男孩乱扔爆竹，之后又想装出一脸无辜，可是办不到，于是笑得越发响亮了。我站在酒吧外一边听孩子们唱歌，一边等候正在酒吧里喝“黑圣水”的埃迪。回家的途中，我们路过镇公园。此时已是夜里十点半了，烤板上还冒着烟。我们看到普拉切多正在和美丽的妻子、女儿以及十来个朋友一起用餐。“镇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节的？”埃迪问他们。
埃迪喜欢在高速上驾车还有一个原因，在这里他的两大爱好——喝咖啡和开快车——能够兼顾。在高速每行驶三十英里左右，就有一个休息站。有的休息站里设有酒吧和加油站，有的还有餐厅和商店，甚至是汽车旅店。埃迪很欣赏这些小酒吧的整洁与高效。他通常点一杯浓咖啡外加一份香肠面包，而我喜欢慢慢喝上一杯卡布其诺，虽然下午人们一般不喝这种咖啡，但埃迪总会在一旁耐心地等我。埃迪从不泡吧，一般都是喝完咖啡便走人。等再次上路时，浓咖啡赐予他的旺盛精力，使得我们的汽车风驰电掣起来。天哪！
“一直都有，一直都有。”普拉切多应道。据学者研究，安提俄克人在公元三七〇年就开始庆祝圣母升天节了。这么算来，到今年为止，已经是第一千六百二十六次庆祝该节日了。像科尔托纳这么古老的城市，说不定宰白牛祭神灵的仪式，早在公元三七〇年之前就有了呢。
可是一回到意大利，埃迪就原形毕露。我们大部分时候都行驶在小路上。只要觉得风光无限，即使是崎岖不平的山道，我们也奋勇向前。通常，这样的路况还不错，至少是可以通行的。但有一次，我们沿着一条粗糙的山路一直往下开，想找一座十三世纪的废弃教堂，谁知开着开着前方没了路。因为在小镇上也经常倒车，所以这对我们俩来说不是难事。可这一次却不同，必须在一条弯曲的单行山道上，自下而上地把车倒出去。这倒是让埃迪这个驾驶狂过足了瘾。“哇——”埃迪侧着身，一路喊叫，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搭在我的椅背上。我望出窗外，朝正下方一看，上帝，一个美丽的山谷正等着接收我们呢。车轮距离山路边缘不过五英寸远。路上我们遇到了另一辆驶来的车。车上的人跳下来，问过埃迪后，也开始了倒车之旅。于是，一支白痴车队诞生了。前面开道的是一辆红色阿尔法GTV，与埃迪美国的那款车相同。终于，我们退到了一片较为宽敞的地方。所有人都下车小憩，讨论起阿尔法GTV来，该配什么镜子，转向灯会出什么状况，现在的车价等等；我呢，把地图铺在菲亚特滚烫的车篷上，研究怎样才能开出山谷。显然，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废弃的教堂。
八月节之后，科尔托纳通常会安静好几天。想外出度假的都走了。留下的店主都坐在店铺外面，要么看报纸，要么心不在焉地看着街道。你若是在这个时候向他购买什么，得等到九月份，他才会拿出来给你。
“我什么时候变成胆小鬼了？”
我们的邻居普拉切多，就是那位烤肉大师，其实是镇上的税务官。每天，他都会骑着摩托经过我们家，一天四次：早上上班、午餐时间、下午上班和下班回家。只要他经过，我们就知道现在大约几点钟了。我已经把他的生活理想化了。外国人看本地人，很容易把他们理想化、浪漫化、典型化或者简单化。清晨搬完箱子多喝了几杯走不稳路的人，极有可能被我们当成酒鬼看待；佝偻着腰长着蓝黑色长发的女子就成了刚堕完胎的；每天早上到三间肉铺觅食的棕白花色的小狗被认定是镇上的野狗；同样，还有疯狂的艺术家、法西斯分子、古典美女以及先知。一旦我们对一个人有了真正的了解，想象的色彩就会慢慢褪去，还以真实面貌。就拿普拉切多来说吧。他养了两匹白马。每天骑着摩托唱着歌儿从我家门前经过。家里养了鹅、孔雀和白鸽。刚刚步入中年，留着一头浅色长发，有时会用大手帕扎起来。骑在马上潇洒从容，是个天生的骑马高手。太太和女儿都极其漂亮。妈妈常到我家神龛前献花，他的姐姐称埃迪为“英俊的老美”。这就是我对他的全部了解。也正是基于这些了解，我想象着他的生活特别幸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他。“哇，原来你是普拉切多的邻居呀，真有福气。”他走在镇子上，会和任何人打招呼。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他生活在哪个年代都如鱼得水。他拥有由一栋石屋和一片橄榄梯田构筑的平静小王国，在那里，他可以随时随地畅游徜徉。似乎为了证实我的直觉，我这个卢梭式的邻居，手腕上停着一只带着头套的猎鹰，站在我家门前。
“但很安全，现在不就没警察拦你了吗？”
不知为什么，我自小就有恐鸟症，所以我最害怕出现在门前的，非猛禽莫属了。普拉切多是和一个朋友一同前来的，他们想借我家院子训练猎鹰。我强装镇定地说了句：“我怕鸟！”可是没有用，他没听懂我说什么，反而朝我走来，想让我试着把鸟放在胳膊上。埃迪刚巧下楼过来，乍一看见那只猎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或许是受了我的影响吧。但我们还是很高兴，普拉切多能把我们两个老外当成好邻居，我们跟着他们来到院子里。他的朋友拿着猎鹰，站在五十英尺开外的地方。普拉切多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东西，猎鹰见了，张开大得吓人的大翅膀，死劲拍打着。
“你的车子太慢了。”他抱怨道。
“是只活鹌鹑，下次我去广场上抓只鸽子回来。”他笑着说。他的朋友解开猎鹰头上漂亮的皮制头套，刹那间，这只鹰箭一样地冲向普拉切多。瞬时，羽毛纷飞。才一会儿工夫，鹌鹑就被猎鹰吞进肚里，只剩地上的羽毛和斑斑的血迹。普拉切多的朋友吹了声口哨，猎鹰旋即飞回他那里，他重新给它戴上头套。这样的表演实在叫人胆寒！普拉切多说，意大利一共有五百只这样的猎鹰。他这只是在德国买的，而那个头套是在加拿大买的。他说必须每天训练它，同时一个劲儿地夸奖手腕上这只纹丝不动的鸟儿。
有一阵子，我们俩换车开。这也是不得已。因为埃迪再开快车，驾照就可能被吊销。可我驾着这辆银箭似的跑车去上班，从来没接到一张罚单。埃迪只能开我那辆老爷车。
当然，这次训练丝毫没有改变我原来的印象：普拉切多可以生活在任何时代。我似乎看见他骑着白马，擎着猎鹰，去参加中世纪的马上枪术比赛或者某个古代的展览会。我经过他家门口时，看到了那只关在笼子里的猎鹰。看着它那严肃的外形，我不由想起了七年级时的老师哈达威夫人。这时，猎鹰突然转了一下头，我又立刻想起了哈达威夫人发现我们在课堂上传纸条的表情。
埃迪对意大利的警车阿尔法·罗密欧也很感兴趣。我们初次从意大利游玩返美之后，他买了一辆二十年车龄的银色阿尔法GTV，但车子性能很好，毫无疑问也最漂亮。可他开这辆车才短短六个星期，就接到了三次超速罚单。对其中一次，他很不服气。他对法官说，他没有超车，是交警对跑车格外挑剔。但埃迪的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法官劝告他，要是他不满意美国的司法系统，最好趁早把车卖了，并当场把罚金加倍。
正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取道罗马飞回美国的时候，接到了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她从杂志上读过我写的有关买房和装修的文章。“很抱歉打搅你，但我实在不知道该和谁说。我很想做一件事儿，但又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我在巴尔的摩当律师，我母亲去世了，我……”
不过，托斯卡纳这里的居民要守规矩得多。他们虽然会在红灯将要转成绿灯时抢先离开，却不会硬闯红灯。在这里，真正危险的是那些狭长的中世纪街道：如果一辆车开进这样的街道，两旁只能各剩下几英寸的空间，连自行车都无法拐弯。好在大多数城镇开始禁止汽车开进这些古老的街道，这对谁都好，广场上也逐渐恢复了人气。再者，对我的神经也好，因为那种弯弯曲曲的街道对埃迪特别有吸引力。当这些街道最终变得无法通行时，他才会把车一点一点倒回来，这样所有的行人都得止步，纷纷让路，看着我们一点点退出他们的城镇。
我懂她这种冲动，也懂她渴望改变的心思。“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我借用里尔克的诗句回答她。刚到意大利度假的头几年，我把学到的一切像铁锭一样存放起来。就拿我学来的意大利语单词为例吧，对于每一样东西的新名字，一旦我对它们熟悉得如同母语一般时，比如pompelmo（柚子）、susino（李子）、fragola（草莓），心里就会感到特别满足。刚离婚时，我曾担心自己的生活会日渐狭隘。我想，我们家族过去的女子大都是听天由命而略带遗憾地走完了她们的一生，年老色衰的她们，只能靠欣赏夹在世界地图集里的玫瑰花瓣调节生活。而我们这代经历了妇女运动的女人，又总感觉它并不是那么真实，女人似乎并不能真正主宰自己命运。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块冲浪板上，浪头随时会扑向我，把我卷入深深的海底。但我慢慢相信，只要下定决心好好生活，任何力量都不会夺走我的快乐。电话那头的女子，一定是从我的学校里打听到我在意大利的电话号码。
有一篇采访那不勒斯市市长的报道，把埃迪乐坏了。那不勒斯肯定是全世界交通最乱的地方。但埃迪却喜欢那里，因为他可以在人行道上开车，而行人都走在马路上。“绿灯就是绿灯，它的意思就是‘向前，向前’！”市长发表高见，“红灯只是个建议。”当被问到黄灯的意思时，市长口出妙语：“黄灯代表的是快乐。”
“你打算做什么呢？”我问这个陌生人。
“是的，所有司机都心知肚明，他们早就适应了。”
“我一直很喜欢华盛顿海岸附近的那些小岛，那里正巧有栋房子出售，可我朋友认为我疯了，跑到那么远的天边，还得坐轮渡……”
“对，但是快看哪！他们老爱在弯道上超车。现在就是弯道，超车时机又到了。这一定是他们从驾校学来的。我敢说，驾校的教练车只有油门，没有刹车。你知道，在意大利，你后面要是有车，这辆车肯定正准备超过你——这简直就是他的义务。”
“没什么好犹豫的。”我肯定地告诉她。水管问题、经济问题、语言障碍、浴室的热水问题、横梁上厚厚的污垢、从加州到此地的长途飞行，凡此种种，同我们在托斯卡纳小山坡上的收获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
“看好了，在有人超车未遂的时候，后面的司机不会赶着去补这辆车的空位，只有这辆超车成功才会补位，这是给超车者留有余地，万一他超车失败，不至于无路可退。此外，从没有人在右侧车道超车，打算超车的司机都会在左侧行驶。而在美国，大家没有这种约束，想在哪条车道上开就在哪条车道上开。”
我很想邀她来此做客。我觉得我们是同路人，可以很快成为知已，促膝相谈直到深夜。可我马上就得走了。在我与摩天大楼里的她通话的当口，半个透明的月亮已经悄悄爬上了梅第奇古堡上空。透过窗户，在梯田上方，看得见橡树下埃迪为我做的长凳：一块厚木板架在两个树墩上。临近黄昏，夕阳镀金的光芒洒向山谷，长长的山脊渐幽渐暗，我最喜欢在这种时候，顺着蜿蜒的山道，走过层层梯田，坐在那张长凳上。我从来没当过嬉皮士，但我问她是否听过他们的座右铭“追随你的幸福”。
“什么规则？”我问道。正巧这时有一辆和我们的菲亚特一样小的汽车，以一百英里的时速呼啸而过。不用说，意大利也有限速，根据汽车马力大小而不同。但我在意大利待了这么多个夏天，从没看见哪辆车因为超速而遭到拦截。反倒是那些以六十英里时速规矩开车的人四面楚歌。不清楚这里的交通事故比例到底有多高，但我猜测，大部分事故是开慢车的司机（没准是游客开的）被身后高速驶来的车撞翻而造成的。
“听过，”她回答，“二十五年前，我还参加过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会呢。现在，我主要在接一些跨国公司的劳资纠纷案……可我觉得这些事儿都很没劲。”
意大利文化中吸引埃迪的另一处是驾车。大多数游客都有这种体会：应该把自己曾在罗马的开车经历写到个人履历表中。在这里，开车是在考验一个人的胆量，只要沿亚马菲海岸驾驶一圈，就知道跟地狱打交道是什么情形。有一次，我们开着租来的菲亚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埃迪一个劲儿地对我夸意大利人的驾驶技术有多高超。他说：“这里个个都是驾驶高手。”说着准备打灯上超车道，就在这时，通过后视镜中看见超车道上有一辆车，正全速在车后飞驰，我们自知不是对手，赶紧退回右车道。看着那个汽车勇士，埃迪不无羡慕地说：“瞧见了吧，人家两个轮子都腾空了！当然，也有一些笨蛋在两条车道中间开车，但大部分人都是很守规则的。”
“那你觉得自己正朝更自由的方向前进吗？我觉得在这里收获的快乐无与伦比。”我没有对她说起这里的太阳，没有告诉她等我离开此地回想这儿的生活时，每一幅画中都有金色的阳光，那温暖的阳光早已渗透此时的我，直至骨髓深处。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女士曾说过，人若想获得快乐，“需咬紧牙关，强颜欢笑”。我在旧金山时偶尔得效仿此法，但在这里所有的快乐都是自然生发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随意自在。如同集市里卖瓜的男孩在天平的一端放上大西瓜另一端放上生锈的砝码以保持平衡般轻松自如。
在巴玛苏罗，埃迪也买了一台拉帕奥尼咖啡机，只是这一台是自动的。每晚临睡前，埃迪都要喝一杯他的“圣水”，有时是在家里，有时是在镇上。他很喜欢上酒吧喝咖啡，因为那里有不同款式的咖啡机。他先是认真打量一番咖啡上的泡沫，然后摇晃几下，举杯一饮而尽，还狡辩地说，这玩意儿能改善他的睡眠质量。
我期待着她能告诉我，她已经买下了那栋加了护墙板、带个深水小码头的别墅。
第二年夏末我们从意大利回美国时，埃迪在佛罗伦萨买了一台拉帕奥尼牌手动咖啡机。咖啡机是不锈钢的，闪闪发光，顶端还立着一只鹰。有了这台机器，我就可以躺在床上喝卡布其诺了，我们还可以在晚餐之后，给客人端上一杯意大利杯子装的意大利咖啡。
我依稀看到，她的蓝色自行车正斜靠在一棵松树下，牵牛花爬满了她家的阳台护栏。
“你的生活一定很甜蜜，”一个侍者对他说，“要不，你怎么总喝苦咖啡呢。”经他提醒，埃迪才注意到每一家酒吧都有一只船形的糖碗，侍者每次把咖啡递给客人的时候，都会将碗盖打开，朝客人手边移近。意大利人加糖的数量惊人，满满两到三勺。有一天，我惊异地发现，埃迪也在往咖啡里加糖。“这样就是一道甜品了。”埃迪自圆其说。
多么勇敢的女孩！普拉切多的女儿手腕上站着那只猎鹰，跟着爸爸走向猎鹰训练地。她每走一步，长长的卷发就上下摆动。即使令我恐惧之物，也让我保存到了记忆深处。冬天，我会梦到这一幕的。或许，猎鹰会飞入我的一个噩梦之中，但梦中的猎鹰，不过是只在黄昏时刻陪着我的邻居到柏树间做飞行训练的鸟儿。这个夏末，我要带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记得意大利诗人塞何里·帕维泽的诗歌《夜》就是这样结尾的：
“对，对，普通的咖啡。”埃迪回答，略有点儿不耐烦。但是没过多久，他点咖啡的语气就变得权威起来，也不再有人问他究竟要哪一种了。他留意到当地人喝咖啡全都是一饮而尽，而不是一口一口地慢慢喝。他还熟悉了不同酒吧出售的不同咖啡品牌。对咖啡上面的那层奶油，他也开始有了看法。平日里，他喜欢喝苦咖啡。
那些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记忆啊，在平静如水的日子里，将会时时重现。
要想察觉新环境对自己的改变着实不易，但要发现别人的变化却易如反掌。我们刚到意大利的时候，埃迪喜欢喝茶，可能是他上大学留下的习惯吧。他有一学期是在英国念的，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一间只有冷水供应的廉价房里。在读艾略特和康拉德的作品时，他常喝加了奶和糖的茶来提神。但在意大利，浓咖啡随处可见，走在任何一个广场上，都能听到咖啡机的嘶嘶声。我还记得埃迪第一次来托斯卡纳度暑假的情景。在小酒馆里，他老爱盯着点咖啡的意大利人看。他们总是一迈进酒馆就冲着侍者痛快地说上一句：“一杯咖啡。”那个时候，浓咖啡在美国还很少见。可当他第一次学意大利人那样点咖啡时，侍者却问了句：“普通的咖啡吗？”他肯定认为这个外国游客搞错了，我们应该要的是“大杯的棕色咖啡”，意大利人总是这样称呼我们美国人喝的咖啡。
[1]约翰尼·阿普尔西德（1774-1845），美国著名的拓荒者和果园种植者。
“意大利人”埃迪是个计划狂。在我家的餐桌上、床头柜上、汽车坐椅上、衬衫和运动衣的衣兜里，都能找到一张张折好的便条。购物计划、短期计划、长期计划、园艺计划，以及应做什么计划的计划，应有尽有。计划中英语和意大利语混杂，哪一种语言的字母少，就写哪一种。有时遇到某件只有意大利才有的工具，他就写意大利文。我真该把他的便条都保存起来，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把它们当成壁纸贴在浴室墙上，效仿乔伊斯当年对待退稿通知的做法。我们俩的习惯似乎颠倒了过来：埃迪在美国连购物清单都难得一列，反倒是我事无巨细都会列清单——要给谁写信啦、家务清单啦，周计划更是非写不可。但是到了这里，我反而没有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