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后扫了一眼，蓦地发现自己居然爬升了这么高。开阔的基亚纳山谷，犹如一把绿扇子，映入我的眼帘。晴天里，站在这儿，看得见远处的圣萨维诺山、辛纳兰加和蒙特普尔恰诺。以前这些小镇如有节庆活动，可以用烟火传讯：快来吧，这里今晚有庆祝活动！不久，我就站到了科尔托纳高耸的城墙边了。为了进一步了解伊特鲁里亚人，我一直把车开到了最后一道城门前：科洛尼亚大门。城门地基是伊特鲁里亚人用大得惊人的巨石建成的，上面部分是中世纪和其后时代加建的。
离开古墓，我开始朝山上行驶。上山的路起初还很平坦，随后就崎岖陡峭起来，只好缓缓爬行。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到山坡上一片片橄榄树林、锯齿形的帕拉佐宫塔楼，卢卡·西纽雷利当年就是从这里摔下几个月后含恨而终的；远处，一个残破的瞭望台和几家黄褐色的小农舍静立。所有一切都朦胧而柔和：石头轮廓柔美；橄榄树枝随风摇曳，在阳光的照射下，不时从苔绿色变成银灰色；湖边冉冉升起的雾霭像轻纱似的遮住了天空。七月里，橄榄树周围的麦田一派金黄，如同雄狮的毛发。我望了一眼科尔托纳，它高贵得如同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起初，我处在那座宏伟的文艺复兴时期圣母大教堂下方，随后拐了一个二百八十度大弯继续爬坡，很快就与这座结实的教堂等高了。我继续攀升，教堂那银色的圆顶和十字形造型被我远远地落下。这座教堂是制革商出资兴建的，又被称为石灰窑圣母教堂，是因为石灰是制革的原材料，而教堂又建立在一个石灰场之上。真奇怪，似乎圣地就是圣地：教堂坐落在伊特鲁里亚遗址上，很可能当初这里就是一座神庙或一片坟茔。
我喜欢在飞速行驶的车中，看城门里的风景。镇上卖的一些明信片里的风光和我此刻见到的一模一样：大铁门、向上延伸的小街以及两旁的古宅。一进科尔托纳镇，我立刻觉得，我在城门里面了。城门能给人一种安全感：一旦走进去，远处的敌情，管它是保皇派、教皇派或其他什么，都跟我无关；甚至于尽管刚才险些与一辆飞驰电掣的小汽车相撞，但来到这里，一切又都踏实了。
在科尔托纳周边地区，人们称这些出土的古墓为“甜瓜”，这是因为其圆弧形顶部状若甜瓜。在这样的墓穴旁逗留片刻，你就能真切感受到何谓天地苍茫。带着这样的体悟，你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尔托纳。
开车前来，我常把车停到城门外，沿着达尔达诺斯路走进小镇。达尔达诺斯是神话中特洛伊城的建造者，据说他出生于此地。在路的左边，我经过一家只在中午营业、摆有四张桌子的小食店。虽然这里没有菜单，也只提供简单家常菜，但芝麻菜烤牛排味道非常不错。看着厨房木火炉边忙碌的两个女子，我纳闷她们怎么就感觉不到热呢！
我相信，伊特鲁里亚文物还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埋在地下。一九九〇年，在当地一座伊特鲁里亚墓穴旁边，又发现了一段七级台阶的楼梯，楼梯一侧刻着狮子食人图，极可能出自对冥府的恐怖想象。丘西，跟科尔托纳一样，属于十二个最古老的伊特鲁里亚城镇之一。不久前，那里发现了一座古城墙。在科尔托纳和丘西发现的大量伊特鲁里亚文物，有的是考古学家挖掘出的，有的是农民耕地时发现的。在丘西，你还可以在博物馆馆员的带领下，参观当地数十座伊特鲁里亚古墓。古罗马人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斗胜好战（他们自己何尝不是），所以流传下来一些有损伊特鲁里亚人名誉的说法，幸亏有那些墓室、大陶马、铜像和日常用具作证，人们才知道伊特鲁里亚是个有尊严、有创意、有幽默感的民族。毋庸置疑，他们的确是个强壮的民族，不然怎么可能处处留有用大石头建造而成的石壁和古墓呢。
这条街上保存完好的“逝者之门”，令我很是好奇。一般认为，开这些门是为了把患瘟疫的死者抬出屋外。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如果将死者从正门抬出，会给活人带来厄运。如果真有这种说法，那肯定源于基督教之前的某种迷信传说，因为瘟疫流行时基督教已经非常盛行了。也有人说，这些门是纷争年代正门被封时，用于逃难的。我私下以为，它们只是普通小门，天气恶劣时，方便马车和骑马者直接进入，免得踩踏水洼或者泥泞的街道。甚至在晴天，女士们在这些门中穿行，也不会被街道弄脏长长的丝裙。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乔治·丹尼斯，就将科尔托纳描述为“非常肮脏”的小镇。但是，由于这些门的形状和棺材颇为相似，被误认为是用来抬死尸的，也不算捕风捉影。
啊，谜一样的伊特鲁里亚人！来意大利之前，我对他们知之甚少，只懂得他们的历史早于罗马人，文字很难解读，所建多为木头建筑，遗迹难寻。可我错了。尽管他们留下的文字不多，但多数已被破解。这得多亏萨格勒布的一个重大发现：考古学家从萨格勒布馆的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发现了几条用煤烟或木炭写满伊特鲁里亚文字的亚麻裹尸布。为什么写着伊特鲁里亚文字的亚麻布，会成为一个妙龄少女的裹尸布，至今仍是个谜。可能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罗马人入侵时，她跟着其他伊特鲁里亚人一起逃难至埃及了吧。又或许是人们在将女孩制成木乃伊时，手边刚好有这些亚麻布，于是撕开包在了她身上。虽然裹尸布上的文字没有全部破译出来，却提供了足够的资料来解读伊特鲁里亚文字中的一些关键词。遗憾的是，破解出的石刻文字多为墓志铭或公文。一个朋友告诉我，去年一个装修师在监督修复一幢农舍时，无意中踢到一块埋在土里的铜板，上面刻满了伊特鲁里亚文字，他把它带回了家。当晚，警察就打来了电话。估计现在这块铜板应该在考古学家的手中吧。
小镇中心有两个形状不规则的广场，由一条短街相接。也许，没有一个城市规划者会如此规划，不过，这种格局倒是很吸引人。沿共和广场往上爬二十四级大台阶，就是建于十四世纪雄伟的市政大楼。傍晚，人们常坐在这些环形台阶上，一边吃冰淇淋，一边欣赏夜景。坐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远处一个位置略高于广场的凉亭，过去那里是个热闹的鱼市场，如今成了一家餐厅的露台，同样也是眺望风景的好地方。广场四周，建筑风格和谐，街道四通八达，但最终通往那三座城门。街道上人声鼎沸，一片生机，却没有一辆汽车，着实叫人惊诧，这也恰恰说明了在这个小镇里人的重要。我还发现，此地低矮建筑总是与高大建筑比肩而立，连为一体。科尔托纳中心街道的官方名称为“国民大道”，但当地人却爱叫它“平坦大道”。这是一条步行街，只有早晨运货时间才允许车辆通行，城市的其他街道因为窄而陡不宜通车。通常，为连接高处和低处的街道，设有一些步行小巷。比如，夜晚小巷、黎明小巷、浅阶小巷，光听这些名字，就想走进去一探究竟。
如果来我新的家乡旅游，最佳起点莫过于位于科尔托纳下方平原地区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古墓。从卡姆基亚火车站前往佛亚诺的途中，散布着一座座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古墓。这些古墓的管理员从不接受小费。也许是在那些阴森森的夜晚，守着古墓心情不好吧。月明之夜，由一小块豆子地、一窝满地乱跑的小鸡构成的管理员农舍与坟墓共处，显得十分诡异。沿着山坡往上走，有个锈迹斑斑的黄色路标，指示前方是“毕达哥拉斯之墓”。我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沿着一道小溪前行，接着转入一条柏树夹道、直通古墓的小径。古墓入口处有一扇门，但好像从来没关上过。一个圆形石头平台上，安放着雕刻精美的石棺，周围布有一些神龛，与我那位于车道下方的圣地有些类似。墓顶有几处破损，但凭着所剩弧形，不难想象原来的圆顶形状。我竟身处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建筑里。墓门上方有一块巨大的楣石，状如一弯精美绝伦的半月。
走在托斯卡纳古老的石头小镇上，我并没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在南斯拉夫、墨西哥和秘鲁时，我却常有此感。托斯卡纳人是活在当下的，他们只是本能地把历史带到了今日。如果说美国的文化是“人走即烧桥”（我们的确如此），科尔托纳的文化则是“在桥上自由穿行”。假如哪个十四世纪的瘟疫死者重新回来，可能还会找到自己的房屋，甚至发现它完好无损。不论喜欢与否，在科尔托纳，历史与现实共生共存。共和广场上那个古老的梅第奇球形徽章，直到去年还与一个由铁锤和镰刀构成的共产党党徽并排而立。
一旦到达一个地方，你的心灵列车要么驶向最遥远的内心深处，要么原地停留。有些感受只能属于你自己，它有时无法言喻，任何书本都捕捉不到；有时又非常简单，就像那日午后阳光下，我看见三个手挽手的女子脸上的光芒，如同上天赐予的祝福。我也希望能被这样的阳光照耀。
穿过那条连接两个广场的短街，就到达了以大画家西纽雷利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这个广场略大一些，周六的集市日，广场上人山人海，向来如此。在夏季，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又成了古董市场。两家小酒馆的露天座位，一直排到了广场上。每次来这里，我都要抬头看看那只站在柱头上、渐被腐蚀的佛罗伦萨狮子，它看上去是那样的孤单。无论多晚到此，广场上总是人满为患，有人专门赶来这里喝午夜前的最后一杯咖啡。
请把我送到另一种生活之中吧主啊，因为现在的生活日渐暗淡我不希望一直如此。
也是在这里，市政府偶尔会出资举办音乐晚会。每逢这个时候，大家倾巢出动，广场上挤满了周围的农民和乡间别墅里的住户。今天晚上，在这座有着几十个天主教教堂的城镇里，有一个美国黑人福音唱诗班进行表演。他们不是美国南方自发组织的浸信会教派合唱团，而是芝加哥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业唱诗班。单从那些红色和蓝色的舞台照明灯以及两千里拉一盒的磁带，便可见一斑。他们热情澎湃地演唱了《神的恩赐》和《玛丽不要哭》。奇怪的音响和唱诗班的歌声，在这些十一二世纪的建筑群上空回荡。这里经常举办马上枪术表演和掷旗比赛。在一些节日里，主教会站在高处举着圣徒的遗骸，牧师们则摇晃着燃烧着没药树的火盆，引着众人走在被孩子们撒满鲜花的城镇街道上……音响师调好了麦克风，主唱立刻调动场下观众的情绪。“来，跟我一起说，”他用英语说，“赞美主。感谢你，耶稣基督。”自从一九四四年英美联军解放了科尔托纳以来，可能再也没有这么多外国人聚集于此，更不可能有这么多黑人了。这是个大合唱团。佐治亚大学有一些学生在科尔托纳的艺术系学习，这样的场面勾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几乎所有的游客和科尔托纳市民都涌进了西纽雷利广场。“噢，快乐的一天……”黑人领唱边唱边把一个意大利女孩拉到台上。小姑娘的声音嘹亮清脆，毫不费劲就融入了合唱团，她那小小的身躯里似乎装满了歌声。你们都在想什么呢，有着古老血统的科尔托纳人？是在回想坦克开进城里的那一天——那可是快乐的一天——英美士兵向孩子们扔橘子的情景，还是在想这些音乐怎么跟教堂弥撒毫不相同呢？或许他们什么也没想，只是跟着美国的耶稣随音乐摇晃身体。
除了平常的周末游玩，大多数旅行都是为了满足一种潜在需求。我们在找寻什么。是什么呢？乐趣，逃避，冒险……到底是什么？“这次旅行改变了我的一生。”外甥自意大利游玩后告诉我。他是一开始就感觉到内心渴望改变，只是到意大利印证、并完成自己的感觉吗？应该不是。他一定是在走访意大利的途中，逐渐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一位到我家做客的朋友，喜欢拿这里的一切，如供水、建筑、地貌还有葡萄酒，与美国相比，根据她的标准，美国无法超越。我听了非常生气，差点儿用胶布封住她的嘴，指着一座十一世纪的修道院，喝问：“看！那是什么？”我猜她返美之后，一定脑袋空空。不久，她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她来意大利前刚刚离婚（可她在这里只字未提），跟她一起生活了十四年的丈夫宣告自己是个同性恋者。再次回想她在这里的表现，我恍然大悟，原来她的表现只是出于对那个舒适、却不复存在的家的极度留恋呀。另一位今年初夏来此做客的朋友，三周之内旅游了七个国家。虽然我很想奚落她，但是更想探明，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走了那么多路。依我看，第一动力应该来自美国的行事风格，我仿佛听到她在说：司机先生，开车吧，去哪儿都行，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其实这样的游客，一心只想“离开这里”，虽然有时会找诸如此类借口掩饰真相：多看一些地方，下次就知道该去哪里了。他们旅游不是为了感受目的地的人文景致，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行动能力，或者逃到一处无人认识的地方，忘却一切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负担。好像一只蜥蜴，尾巴被巨石压住了，却仍幻想着自由的天地。人们去或不去旅游，都有众多理由。我的一个大学同事对我说：“很高兴自己去了伦敦，以后就不必再去了。”另一个朋友夏洛蒂却截然相反，她坐在一辆卡车后面横穿中国，只是为了去看西藏。美国诗人W.S.默文在诗歌《一个动物图腾的告白》中，一语道出真谛：
西纽雷利广场的焦点建筑是卡萨里宫殿，即现在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一个公元前四世纪的精美铜烛台。其造型极具创意，烛台中间的碗可以喂油给四周的十六盏灯。灯与灯之间是充满想象的浮雕：动物、长角的酒神、海豚、俯卧的裸体男子和长了翅膀的女妖。其中的两盏灯之间写着“tinscvil”几个字母。据詹姆斯·威拉德所著的《寻找伊特鲁里亚人》书中所说：“tin”相当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宙斯，而“tinscvil”可解释为“向主神致敬”。这个大烛台是一八四〇年在科尔托纳附近的一个沟渠里发现的。它悬挂在博物馆的一面镜子下，以便游客全面观察。我曾听一位英国女士说：“蛮有意思的，不过，要是在旧物拍卖会上看见了它，我是不会买的。”这里的其他展品还包括环形花、花瓶、瓶子、一只造型奇妙的铜猪、双头男子、好些玩具士兵大小的铜像等公元前七世纪到前六世纪的作品，其中一些让人想起雕塑家贾科梅蒂的雕塑。除了这些伊特鲁里亚藏品，馆里还有不少埃及的木乃伊和手工艺品。很多博物馆都有上乘的埃及展品，我常想，古埃及是不是遗失了很多文物？每次逛这座博物馆，我都要去看那几幅喜欢的油画。一幅描绘的是沉思的普林妮娅。这位圣诗女神身穿蓝衣，头戴月桂花冠，从表情来看，非常尽职。长久以来，这幅油画都被认定是罗马时期约公元一世纪的作品，但现在又被认为只是十七世纪的卓越仿制品，只是博物馆并没有把那个令人动容的日期牌换掉。
无论旅游指南上怎么写，一个地点能否让你印象深刻，全凭个人的嗅觉和本能。我曾经去过好些地方，总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指南走遍每一处景点，晚上又认真标出第二日的行程，可是归来以后却毫无印象。而第一次到意大利游玩的时候，兴致高涨，旋风似的在两周之内游历了五个城市。那两周发生的一切至今历历在目：在博洛尼亚的拱廊下喝到生平第一杯浓咖啡，刺激得喉咙发疼；爬遍了每一座高塔，到了晚上不得不用热水泡满是泡的双脚；在佛罗伦萨的一家烛光餐厅，首次吃到牛油和鼠尾草做的意式方饺，买回的一盒盒糕点包装得像礼物盒；在一家散发着浓重皮革味道的鞋店，买到第一双意大利鞋，从那儿以后购鞋欲望一发不可收拾；在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的一个角落，发现了阿洛里的画作；站在济慈故居附近的西班牙台阶上，把手伸进旁边船形喷泉中，想象着济慈也曾如此……对这次旅行，我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之后的每次旅行都写了旅游日志，因为我已经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记忆都会随风消散。记忆，就是一个大骗子。我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待过三天，但只记得那里的初秋气息和餐厅里见到的一个漂亮红发女郎。不过，我没忘记在秘鲁库斯科摸过的每一块石头。虽然我对墨西哥瓦利亚塔港印象模糊，但对其西南部尤加敦半岛的记忆却清晰如昨：在滚滚热浪下参观玛雅遗址，我们的茅草屋门口睡了一只大蜥蜴，当地居民固执又孤僻，天气喜怒无常，暴风雨吹倒了电线杆，我还记得床上飘动的蚊帐，以及迅速熔化的蜡烛。
卡萨里宫一侧的建筑上雕刻有天鹅、梨树和想象中的动物装饰，旁边有一条短街直接通向主座教堂和主教博物馆（以前是耶稣会教堂）。有时，我也会去那里参观。主教博物馆的楼上，最珍贵的藏品要数费拉·安吉列科修士[1]的油画《天使报喜》了。画中的天使长着橘红色的头发，正对玛利亚说些什么，玛利亚则垂头回答天使。这是安吉列科修士最有名的油画之一。他在这里工作了十年，这三张相连的《天使报喜》和圣多米尼哥修道院大门上方业已褪色的油画，就是他在这里留下的所有作品。
因为对这里已经有所了解，所以看这本书时我倍感亲切。它又将我带回城墙内侧那条洋槐树下的小路，我回忆起城墙一侧那些简单朴素的石屋和另一侧的基亚纳山谷。仿佛看到了石屋门口那只三条腿的土狗和院子里晾晒着的一排排大短裤。黄昏时刻，附近居民纷纷搬出藤椅，看日落风光，数天上繁星。昨天，我打那里经过的时候，差点儿踩到了一只软塌塌的死老鼠。从一扇朝街开着的门中，我瞥见一个女子趴在厨房餐桌上，头埋进双臂。是在哭泣还是睡觉，我不得而知。
卡萨里宫的右侧是西纽雷利剧院。剧院建于一八五四年，算是这个城镇的新建筑了，风格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这座剧院带有一个拱形门廊，可以为卖菜小贩遮阳避雨。剧院内部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所描写的：椭圆形的梯形座椅、小包厢、红色椅垫和一个不太大的舞台。我曾在这里看过一场两小时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到了冬天，剧院就成了电影院。电影放到一半时，幕布徐徐拉下，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到了。届时，全部观众起身去喝咖啡，闲聊十五分钟。对于很爱说话的人，如果整整两小时不能开口，肯定非常难受。在夏季，电影都是在星空下放映，地点选在镇公园。橘黄色的塑料椅摆在圆形的石头露天剧场里，很像一个没有汽车的汽车电影院。
《蓝色的旅行：意大利北部之旅》绝对是本值得一看的旅游指南。此书不吝篇幅，用七页纸介绍了科尔托纳。作者细心地引领你穿行于每一条街道，指出每一处值得留步的景致。还会带你穿过城门，到四周乡村游览。作者按方位顺序，描述了主教教堂两侧的每一个祭坛。因此，只要你能辨别东西南北，就能独自行走于蜿蜒小路，在偏僻的角落流连忘返时也不会迷路。教堂里唱诗班背后的墙壁上，有一幅幅晦涩难懂的壁画，体贴的作者连这个都照顾到了，每一幅都有文字鉴赏。阅读着这本旅游指南，小小山城的艺术、建筑和历史，又一次令我沉迷痴醉。科尔托纳原本只是意大利几百个哨所之一，唯独它位置得天独厚，风景优美。
在两个广场的周围，街道向四处辐射。这条通向中世纪的房屋，那条通往十三世纪的喷泉；这条通向小广场，那条通往庄严的修道院和一些小教堂。我常在这些街道上逛荡，但每次都有新的发现。今天，我走的是一条名叫“尘土”的小巷，可我根本没觉得它比其他小巷的灰尘更多。
裁缝店的老裁缝没有戴眼镜，没准像童话里一样，他的活儿也是小老鼠代劳的吧。昏暗的小店里，靠窗摆了架缝纫机，线轴在窗台上一字排开。屋里还有一辆崭新的白色自行车，把手上系了一个供长途骑车用的水壶，后轮处挂了个漂亮的小皮包。后来，我在镇上公园里又遇见了他，他心无旁骛地从皮包中拿出食物喂三只流浪猫。小猫的眼睛滴溜溜地跟着他的手转。星期天，偌大的公园里只有我和他，其他人不知都去忙什么了。上周，我送了条裤子到他店里锁裤边儿，他让我看墙上挂着的一圈照片。照片里他的妻子还很年轻，双唇微启，波浪似的头发分梳两侧，可如今她已经离开了人世。他母亲也已去世了，但照片中还像个苹果娃娃。他姐姐的照片也在其中。还有一张是他自己的：一个年轻人身穿戎装，一头乌发，双腿分立，肩膀后仰。二战结束时他在罗马，是教皇卫队的一名卫士，刚二十五岁。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亲人们相继离开。他拍了拍身旁的自行车，说：“从没想过，最后只剩下我一人。”
若是脚力不错，可以再往高处走一点儿。即使午后骄阳似火，你也会发现不虚此行。经过一家有道长长走廊的中世纪医院时，我暗自祈祷，千万别跑到这里做阑尾炎手术。正是吃饭时间，女人们端着盖着盖儿的盘子或托盘，匆匆走进医院。住在医院，一定很盼望家人带着食物来看望吧。医院旁边是永久关闭的圣方济各教堂。这座朴素的建筑物，是圣方济各的朋友伊莱亚斯修士设计的。教堂墙边，隐约可见穹顶回廊的痕迹。再往前走，街道纤尘不染，两旁的老房子维护良好。只要有四英尺长的空地，就有人种番茄和莴苣。附近的居民最爱在罐里种天竺葵和八仙花了。四处可见如灌木丛高的八仙花，粉红色的花朵经久不败。当地妇女都爱面街而坐，一边剥豆子或缝补衣服，一边和邻居聊家常。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又瘦又干的老太太，穿着黑色长裙，披着黑色头巾，蜷缩着身子坐在一把小藤椅上。莫非现在是一七〇〇年？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发现她正拿着手机跟人说话。在贝尔勒基尼街三十三号房，墙壁上挂着一块牌子，宣称此处是彼得罗·贝尔勒基尼的出生地。这时，我才猛醒，他一定就是十七世纪的大画家彼得罗·达·科尔托纳了。绿树成荫的广场四周是一些风格酷似市政大楼的老房子，房前都有精致的小花园。如果在这里居住，我一定选择那一栋——爬满五叶地锦的凉亭下摆有一张大理石餐桌，朴素的白窗帘在窗前静垂。一个挽着精致发髻的女子，抖开一张桌布，铺在餐桌上，端盘上菜。她做的番茄肉末酱汁，令我垂涎欲滴，惹得我死死盯着绿格子桌布和餐桌上的农家葡萄酒。
我们把家中的一些工具拿到一家铁匠铺里去打磨，可是铁匠抱歉地说，恐怕第二天才能打磨完。第二天登门去取的时候，锄头、大小镰刀等十件铁器寒光闪闪，惹得我很想用手试一下刀刃，最终还是没有那个胆儿。
圣克里斯托夫教堂大概位于整个城镇的最高处，也是镇子里我最喜欢的建筑。它历史悠久，建于伊特鲁里亚遗址之上，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一九二年。我在教堂外面看见了小礼拜堂里的天使报喜壁画。画上的天使刚刚降落，用白垩溶液绘制的袖子和裙子看上去胀鼓鼓的，像要随时飞走一般。教堂大门一直敞开着，严格地说是半掩着，因此进去之前我犹豫了片刻。教堂里面的布局大体属于罗马风格，木制风琴台上刻着美丽的花饰，像是乡村风格的巴洛克。有一幅褪色壁画，画的是基督受难图，一点立体感都没有。耶稣的每处伤口下，都有一个飞翔的小天使，手捧着杯子，接滴落的鲜血。这一带的教堂大都朴实无华。我很喜欢圣坛上罐装的鲜花（今天有六罐），也喜欢堆放在另一幅天使报喜图下的天主教杂志。这一幅画中的圣母听到天使的消息，举起了双手，好像在说：“你在开玩笑吧！”教堂后方黑漆漆的。我听到轻微的鼾声：一个男子躺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睡得正香。
镇上还有许多旧家具翻新作坊。很多工匠用旧木头做桌子或柜子，可不是为了仿造古董，而是因为这些古老的木头不易断裂，容易染色和打蜡。最重要的是，它古色古香，易与周围环境搭配，协调顺眼。
圣克里斯托夫教堂后面，是一幅令人惊愕的山谷景观：一列高耸入云的古堡围墙，从山坡上横切而过。经过了这么多世纪，是什么让它屹立不倒？梅第奇古堡高高矗立于山顶，眼前这列围墙就是古堡的延伸。我继续往上走，前往蒙塔尼亚城门，即镇里最高的城门。这里也是伊特鲁里亚人生活过的地方，很古老吧？我常从这个门进镇，因为我家就在山的那一侧，从我的房子到科尔托纳的上城区，平平坦坦，没有斜坡，因此我喜欢走这个最高的城门，省得再去爬坡了。我走路进镇的乐趣之一，就是能看到新圣母教堂。和石灰窑圣母教堂一样，新圣母教堂也位于城镇下的开阔山地之间。走在通往蒙塔尼亚门的路上，可以俯瞰它纤巧的造型，韵律十足的线条，优美的圆顶，以及阳光下闪着海蓝色和青铜色的彩色玻璃。虽然石灰窑圣母教堂是弗朗西斯科·马蒂尼设计的，也更声名赫赫，但我认为新圣母教堂更赏心悦目。它的线条设计让整栋教堂轻盈飘逸。好像只要施与适当的神迹，这栋看起来会发光的建筑就会腾空飘起，飞往另一个地方。
整条街上，最吸引人的要数油画修复作坊了。作坊门口香水味儿迎面袭来，原来在作坊中工作的是两名白衣女子。她们正灵巧地清除油画表面因年深日久而留下的污垢，并修补画面上遭损毁的地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常用大理石粉、白垩粉和蛋壳粉充当油画的底色。有时还会用金色的叶子和大蒜制成油画的底色。黑色颜料提炼自煤、橄榄枝和坚果核。有些红色颜料的原料是由亚洲进口而来的昆虫分泌物。石头、梅子、桃核和玻璃则被用来提炼其他颜色。他们的作画工具常由野猪毛、貂毛、羽毛和翎管制成。可见，精神艺术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当然，为使画中的深紫外衣、淡紫斗篷和石青裙子更加鲜艳，现代冶金术帮了大忙，功不可没。
我从蒙塔尼亚门掉头，朝圣尼克洛教堂走去。这座教堂相对较新，建于十五世纪中叶。同圣克里斯托夫教堂一样，它的装饰简朴而迷人。教堂里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应是西纽雷利的一幅油画了。这是一幅双图画，一边是被卸下十字架的耶稣，一边是圣母和圣婴。论时间顺序，圣母和圣婴的画像应该放在左边才对，但现在却挂在了右边，可能是管理人员搞错了。大热天里，圣尼克洛教堂可是个不错的休息场所。既有名画让你大饱眼福，又有清凉的石头地板给双脚降温。在出口处，我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看见一尊很小的基督像。这尊基督像是吉诺·塞维里尼的作品，他也是科尔托纳人。作为未来派艺术代表人，他签署了《来来主义者宣言》，也赞同“杀死月光”这一口号。我一时半会儿很难把他和宗教艺术联系起来。未来主义者主张摒弃过去，拥抱速度、机械和工业。在小镇的餐厅和酒吧里，我看见过一些塞维里尼设计的海报，色彩浓烈、醒目动感。在运动酒吧的一张餐桌上，我见过一尊圣母哺乳像，就是出自他手。圣母造型不同以往：双乳如哈密瓜般大，而在传统的圣母像中，圣母的乳房似乎与身体分离，只有网球般大小。伊特鲁里亚博物馆有一间独立的展览室，专门陈列塞维里尼的部分有趣创作，可惜他的重要作品不在其中，只展示了一些他曾经尝试过的艺术风格：未来派最爱的齿轮、水管和记速器组成的布拉克[2]式拼贴画，一副萨金特[3]风格的女人像，艺术学院式的素描和著名的立体派抽象画。在两个玻璃箱内，放着他的出版物和几封布拉克和阿波利奈尔[4]写给他的信。这些藏品没有一幅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的艺术活力和抱负。当然，所有的未来派艺术家都因早年热衷于法西斯而名誉受损，一步错似乎难回头。更糟的是，他们成了现代绘画风格的始作俑者。直到现在，艺术潮流还是跟着法国走。未来派艺术家的许多令人惊异的作品，名气都不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晚年的塞维里尼渐渐向先辈靠拢。我总觉得，意大利画家的血管里都潜藏着某些微生物，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画耶稣和圣母。
也是在这条街道的两侧，有不少工艺作坊。工匠师傅敞开作坊门，好让阳光照进屋子。看着他们手中的活计，我以为中世纪的行会又开始运作了呢！一个小伙子正在整修一张十七世纪书桌上的精美花果图案。他认真地修补着一小幅梨树图案，那架势就像外科医生给病人作拇指缝合手术。我走进一个位于圣阿戈斯蒂诺门附近的工艺作坊，店主安东尼奥正在专心致志地装订一本有关植物的书籍。我看见架上有一面可爱的古镜。“Posso？”（可以看看吗？）说着，我拿起镜子，不料镜框上方突然松动，银制的古镜从我手中滑落，摔碎了。我非常不好意思。但老板担心的是，打碎镜子会给我带来七年厄运。我坚持要赔钱给他，他却一再推辞，说自己可以用碎片做出很多面小镜子，而这个镜框只要装面新镜子就行。我离开时，看见他正小心翼翼地捡拾地上的碎片。
我离开圣尼克洛教堂，向山下走去，经过好几座几乎没有窗户的修道院（它们的后面肯定有大院子），其中一间至今没有开放。要是有饰带需要修补，可以把它放到一扇圆花窗前，里面的修女会拿去修补。有两座修道院有小礼拜堂，看上去相当现代。下坡时我在圣马可教堂，又看到一幅塞维里尼的马赛克画作。沿着这条路走，就是他设计好的十字架之路。一路上，一系列镶在石头神龛里的马赛克画作，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到从十字架卸下的经过详尽描绘了一遍。大热天里，我仿佛觉得自己也背了一个十字架。路的尽头，是圣玛格丽特大教堂暨女修道院。教堂里的一个玻璃罩内，安放着圣玛格丽特像。她又干又瘦，双脚如柴。通常，前来祈祷的女子都会跪在她的面前。玛格丽特是一个禁食的女圣人，每天得由人哄骗着勉强吃下一汤匙橄榄油。她曾跑到街上大喊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换作今天，人们肯定当她是疯子，得了厌食症。而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她渴望像耶稣一样受苦。据说，一二八九年但丁也曾向她请教，怎样克服自己的“卑怯”。玛格丽特在当地备受尊敬，这一点极易证明：在公园里，妈妈们呼喊孩子时，最经常听见的名字就是玛格丽特。贝纳大门（现已关闭）旁的一块牌子上说，玛格丽特于一二七二年首次从此门入镇。
她的大部分顾客是游客，进来只是买少许葡萄或几个桃子。有一次，一个外国游客买好桃后，做了个洗手的动作，又用手指了指水果。她猜他想知道哪里可以洗水果，于是告诉他水果都洗得很干净，没人碰过。显然，她是在对牛弹琴。不得已她把他领到街上，指了指公共喷泉。事后，她哭笑不得：“那个人凭什么认为我的水果不干净啊？”
共和广场的主街通向镇公园，咖啡馆和小商店分立两侧。店老板或在店门外的椅子上坐着，或拿着咖啡在附近转悠。从烧烤店里飘出阵阵烤鸡、烤鸭和烤兔肉的香味，让我垂涎三尺。烤肉店也卖快餐，午餐供应酱汁宽面，全天供应panzarotti。panzarotti是一种夹馅面包卷，不好翻译。里面的馅五花八门，丰富异常：香菇、火腿、奶油等等。味道最好的莫过于香肠馅和莫泽雷干酪馅了。
我们每天都会到她的店里买东西。见到我她总是说：“夫人，看看这个吧。”同时举起一大篮甜美的番茄，或一根长得古怪、她不喜欢的胡萝卜，或一小把滑稽可爱的白萝卜。她店里的每一头大蒜、每一只柠檬、每一个西瓜，都足以引得顾客的青睐。所有的水果都被冲洗干净，排列整齐，务求最好的顾客能买到最好的商品。我挑李子时（在水果店里不该用手摸水果，可我经常忘记），她总是陪着我细心挑选，看见有瑕疵的水果，嘴里一边嘟嘟囔囔一边换上更好的。买每一样东西，她都不吝啬建议：做蔬菜通心粉要用甜菜，再加点儿帕尔玛干酪调味；把这些洋葱泡到橄榄油里，再加点儿香醋……
在加里波第圆形广场（在意大利，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加里波第广场），你肯定能感受到科尔托纳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城市之一。一个绿树成荫的公园沿着路边花坛延伸约一公里长，科尔托纳居民每天都会来这里溜达。在公园里，时间是静止的。除了游人的服饰、花草、树木的大小有所变化，它跟一百年前毫无二致。清凉的喷泉中央，矗立着一尊仙女骑海豚雕塑。喷泉四周，年轻的父母看着自家孩子玩耍。长椅上坐满聊天的附近居民。一个父亲正在教儿子骑自行车，望着孩子摇摇晃晃的身影，做父亲的既得意又担忧。这还是一个读报的好地方，小狗也可以跟着主人尽情散步。公园的右侧是山谷和特拉斯蒙诺湖。
和往年七月底一样，玛丽亚·丽达的果蔬店里，白桃又上架了。无花果熟得正好，只是我担心买回家时会熟过头。篮中的杏子像初升的小太阳，一捆捆莴苣上晨露晶莹。那个拉帕雷利女孩，为了真切体验基督受难的痛苦绝食而死，被当成圣女，尸体做了防腐处理，安葬在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坟墓里。女孩没绝食之前，曾在这里停下脚步购买葡萄。“这是早上刚从院子里摘来的。”这句话女孩一定听过吧。丽达举起甜瓜，让我闻瓜香。她的手虽然经常接触泥土，却总是干干净净的。她领我到果蔬店的后面感受凉爽，那里曾是中世纪的养兔场。如今这里的许多建筑正面出售摄像机、丝绸裙和工艺品，后面依然是养兔场。我们拾级而下，经过她平日洗果蔬的水槽，来到一个狭长的石室。“凉快吧？”她边问边用手扇风，接着指了指放在木箱间的椅子，告诉我她有空就坐在那里休息。她的空闲时间并不多，顾客喜欢爽朗的笑声，也喜欢质量上乘的商品。她的店铺每周开张六天半，还得打理院里的蔬菜和果树。她丈夫今年病了，所以搬运货物的工作也得她亲自动手。到了晚上八点，她总是笑眯眯地清洗店铺门廊，尽力擦去金字塔似的红辣椒留下的红色印记。
公园尽头与我家门前的那条白鹅卵石路相通相连。道路两侧柏树成荫，一株柏树纪念一位一战中的阵亡士兵。我沿着这条尘土飞扬的道路往家的方向走了大约一公里，抬头望见位于梅第奇古堡尽头的伊特鲁里亚石壁。这个石壁名叫“巴玛苏罗”，我家房子的名字正取于此。石壁朝南而立，很像博洛尼亚附近马察博托的神庙，也许这道石壁本来就是太阳神庙的一部分。一些当地人告诉我，叫“巴玛苏罗”（渴望阳光），是因为山的这一侧冬天日照稀少。有谁知道这个名字由来多久了呢？一整个夏天，阳光从清晨就直射在石壁上了，常常把我叫醒。看着清新而动人的朝阳，我感受到了一种古老而原始的反应：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黑夜之神并没有将太阳吞噬。所以，在所有的建筑物中，太阳神庙最合乎常理。或许，石壁的名字真的可以追溯到二千六百年前，当时的伊特鲁里亚人正是因为对太阳的渴望才以此命名它。我仿佛看到伊特鲁里亚人对着亚平宁半岛上的第一缕阳光，吟唱祈祷；然后全身涂满橄榄油，躺在古老的地中海大太阳下，享受一个早上。
修鞋匠似乎也一直守在洞穴似的小店铺里。店里除了他坐的那张小椅子、一个工具架、一些鞋子，只能勉强站立一个顾客。地上躺着一只红靴子（很像主教区博物馆里一幅油画上小天使穿的红靴子）、一只Gucci平底便鞋、一只舞鞋和一只破旧笨重的工作鞋，它肯定比初生婴儿还重。一架三十年代产小收音机，正在播报亚平宁半岛的天气。他一边擦着刚修好的凉鞋，一边对我说这只鞋肯定能再穿好几年。
亨利·詹姆斯也曾走过这条鹅卵石路，他在《旅游的艺术》一书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顶着炎炎烈日，绕行石壁一周，我看见了许多没抹灰泥的巨石。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强烈的白光，我不得不戴上一副蓝色的眼镜，以寻找合适的角度，观察伊特鲁里亚的朦胧历史……”蓝色的眼镜？是不是十九世纪的太阳镜？我好像看见亨利站在鹅卵石路上，凝望着石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拍拍尘土走回旅馆，去写每天必须完成的文章。我也同样在这条路上漫步，也想尝试着同样的神奇举动，把那道很久很久以前的阳光带入今晨的明媚之中。
或许，我的教书工作一样年代久远，只是少了时间背景，自己浑然不觉而已。我上课的那栋大楼因不抗震，行将拆除。明年秋天，就要搬进新大楼授课了。新楼的建筑结构具有弹性，适合建在多沙地带。而旧楼是二战后的产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已经破旧不堪了。
[1]费拉·安吉列科修士（1378-1455），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佛罗伦萨派画家。
还有，那个钟表匠也仍然守候在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修表店中。这家钟表店自十一世纪以来，一直在市政厅的楼梯间安家，尽管现在钟表匠可能是在替某个外国留学生更换芝华士名表的电池。而过去，他的主要工作是修理滴漏和制作钟表玻璃面。他对水钟也有研究。他总是坐着，从没有人见他站起过身。一定是有铁环之类的东西将他的后背固定了，否则坐了这么多世纪，脑袋怎么能不低垂？他戴着一副几乎遮住了整张脸的大眼镜，厚厚的镜片显得眼睛格外凸起。我来到他的店铺前时，他正借着斜斜的日光，在和数不清的小齿轮或金色小三角打交道。白色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有的已脱落：4、5、9，四散在桌子上。
[2]乔治·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曾与毕加索一起发起立体主义绘画运动。
从这些建筑的正面，可以看出不同主人的不同心思。原来是门的地方被封起来，原来的窗户变成现在的拱门，原来独立的两栋建筑被连起来，原来的三栋中世纪房屋，硬生生加了一堵文艺复兴时期的共用外墙。那个中世纪的鱼市，成了如今的餐厅；那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私人剧院，变成现在的展览馆。只有洗衣服的石槽依然守在原地，等着哗哗的水流，等着提篮洗衣的妇人。
[3]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美国画家。
意大利人总喜欢把自家的底楼当店铺。即使是豪门望族的别墅，底楼也有砖砌的拱门，隐约可见等腰高的柜台痕迹，一定有人曾在那里贩卖成桶的咸鱼或装了馅的烤乳猪。如今，它们已被一周一次的集市货车或路边小摊取而代之。每次我经过那些房屋，总喜欢让手在破旧的砖砌柜台上慢慢滑过。那些奇怪的窗户，想必就是当年卖家酿葡萄酒的窗口吧。有一些大宅邸的一楼是仓库。我在科尔托纳的开户银行，就设在大名鼎鼎的拉帕雷利大宅之内，那可是建在伊特鲁里亚石壁上的建筑呢。夜里，透过窗户，看得见建筑顶楼双臂合抱大小的古老枝形大吊灯。经常会有两三个人站在窗前，探出头来，看着广场上又一天走向历史。商业主街两侧，建筑宏伟，鳞次栉比。但几乎每栋建筑的一楼，都无一例外被改成了商店：五金店铺、瓷器店、食品店和布艺店。很多建筑，也许自落成伊始，就一直是店面。
[4]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9），法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