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儿都做不了，贝尼托不接我们的电话，我又得了咽炎。我们连圣诞礼物都没有买，埃迪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女儿阿雪莉也得了流感，听说这里一团糟后，取消了到意大利过节的计划，宁愿只身一人待在纽约。我翻看杂志时，无意中发现一则巴哈马的旅游广告，怔怔地看着里面的照片：清澈蔚蓝的大海，金光闪闪的沙滩。我仿佛看见某地的某个人，躺在黄色的小舢板上，将手伸进温暖的海水，在阳光下浮想联翩。
家具运回巴玛苏罗以后，我和埃迪把它们一股脑儿塞进事先清理好的两间屋子里，盖好塑料布，关上房门。
平安夜，我们去一家当地餐馆用餐，点了野蘑菇意面、小牛肉和一瓶上好的奇扬第酒。平安夜是家人聚在一起共享晚餐的时光，所以餐馆中除了我们，只有另外一个客人。他身穿咖啡色西装，笔直地坐在桌边，一边吃菜一边喝酒。每次他只给自己倒半杯葡萄酒，然后举杯先闻闻酒香，再缓缓送入口中，好像喝的是人间珍酿，而不是普通家藏。他吃菜也很小心翼翼。我们吃完晚饭，看看手表，才九点半，于是打算回伊丽莎白家，生个火，享用下午买来的麝香酒和小蛋糕。埃迪等咖啡时，我们的晚餐伙伴正在吃一盘干酪和一碟核桃。餐厅里静悄悄的。“咔嘣”一声，他压碎一颗核桃，拿刀切取一片干酪，先放进嘴里尝尝，然后再吃核桃。接着，又是“咔嘣”一声，又一颗核桃。突然，我很想把头埋进白桌布里，痛哭一场。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装修进程慢慢减缓，最后完全停工了。我们压根儿没料到，工人们的假期那么多。临近新年就有好几个假期，而为感谢圣徒斯特凡诺，我们以前从未听过他的名字，工人们又多了一天假。伊丽莎白请来弗朗西斯科·菲克替我们搬家具。弗朗西斯科帮伊丽莎白干了将近二十年的活儿，这天，他带着儿子和女婿，开了辆大卡车过来。他们把大橱柜大卸八块，连同其他家具一并装到车上。唯一的漏网之鱼是一张书桌，因为太宽，没法从书房搬出来。伊丽莎白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看来它舍不得离开旧主。我捧着一堆碗碟向自己的汽车走去，抬头正好看见弗朗西斯科用一条绳索，将书桌从二楼的窗户缓缓吊下。书桌轻轻落地时，大家不禁鼓掌叫好。
根据伊恩的说法，房子的装修在二月底圆满完成了。我们按合同付给贝尼托费用，但没有理睬他后来添加的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账单。比如，装扇门要收一千美金。我们得实地查看他到底多做了什么。至于这笔尾款官司怎么了结，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谢谢你，伊丽莎白，多温暖的房子。我们买了红蜡烛，砍了一根柏树枝拖进屋里，多少得有点过圣诞的气氛吧。虽然商店中的冬令时蔬非常诱人，可惜我们无心下厨。伊丽莎白送的家具很让人倾心。除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床、一张咖啡桌、两张书桌和一盏台灯，还有一个古老的栗木食品橱，上面可以揉面粉、做面包什么的，下面是橱柜和抽屉。我尤其爱抚摸栗木温暖的表面。此外，伊丽莎白还留下了不少东西：一个特大号的橱柜，大得可以装进我们家所有的亚麻桌布、床单和窗帘；一张餐桌、一只旧箱子、一个五斗橱、两把椅子和好些餐具。真没想到，一下子就有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但是，我们丝毫不担心从此失去挑选家具的乐趣，因为摆进伊丽莎白的家具之后，剩余空间还很多。经历了装修房子的诸多烦恼，伊丽莎白的这份厚礼无异雪中送炭，让我们倍感温暖。这些家具摆在伊丽莎白整洁的房子里是那么协调。可是我们离开美国之前，必须把它们搬进另一栋瓦砾狼藉的房屋。
四月末，埃迪回了意大利，学校的春季学期结束，开始放假。他计划在六月一日我到达之前，先打理田里的事情，再给房梁染色打蜡。等我到达后，一起打扫、清洗、粉刷房间和窗户，将地板还原到装修前的样子。新厨房里只有水槽、洗碗机、炉子和冰箱，我们不打算买橱柜，想用石灰砖砌框、厚木板当挡板，放置厨房用品。厨房的灶台就用大理石。我们这么积极动手是有原因的。好朋友苏珊计划六月底到科尔托纳举行婚礼。我问她为什么选择在意大利结婚？她神秘兮兮地说：“我希望证婚人用的是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宾客住在巴玛苏罗，婚礼定在那栋十二世纪的市政大厅。
“当然是我们的工头。”
埃迪告诉我，他目前只能蜗居在二楼那间带露台的房间——整栋房子唯一没有垃圾的避难所。他已经清好了一个浴室，取出了几只碗碟，基本生活能够运转维持。贝尼托从屋里搬了几堆垃圾出去，不过就堆在车道上，如今的车道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场。在屋前的田地里，石头堆得跟座山似的，都是打门洞敲下的。而从露台和主卧敲下来的砖块堆成了另一座山。尽管如此，埃迪还是喜不自禁。工人们全走了！新浴室的地板上铺了一尺见方的瓷砖，装上了漂亮的支柱水槽、浴缸，宽敞而豪华，跟原来那个用木桶提水冲厕的浴室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春天绿意葱葱，田地里的草丛中绽放着数以千计的野鸢尾和黄水仙。他发现一条季节性的小溪潺潺流过长满青苔的山石，两只箱龟爬到石头上晒太阳。杏树和果树都美极了，他得挣扎一番才能安心在屋子里工作。
“Furbo.”就是胡说、别上当的意思，他问：“是谁furbo？”
我们说好少打电话，因为一通起话就没完没了，光话费都可以添制许多件东西了。可是，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房子大为改观，总想找人说说，告诉对方房梁打蜡后多漂亮，而脖子仰了一天之后又有多酸。现在准备清理第四间屋子。埃迪说，光是房梁、天花板和墙壁，一间屋子就要花去四十小时。地板最后再打扫。工作日程是：早七晚七，一周七天。
下午四点，黄昏翩然而至，五点时分已夜色朦胧。冬日的商店午休过后依旧开张——早上工作，午间休息，天黑再营业。看来，科尔托纳冬天的生活节奏和炎热的夏天并没有区别。我们顺道看望了马提尼先生。见到他我们很高兴，知道能学到很多万金油似的语气词。我们用结结巴巴的意大利语将房子的情况告诉了他。临别时，我突然想起那个奇怪的手势，便用手拉下一边眼皮，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终于，终于到了六月，我可以启程了。听了埃迪的描述，我以为等待我的是一栋窗明几净的房子。可是，埃迪只是把他已经完成的事告诉了我。
二楼露台的活儿倒是干得相当漂亮。地上铺好了玫瑰色的砖块，生锈的铁栏杆也都加固了，看起来既结实又古色古香。平心而论，还是有些活儿做得不错。
我初进家门时，简直不敢相信埃迪已经来了这么久。的确，房梁很漂亮，但是地板上全是垃圾和石灰，甚至连那个旧水槽都没有扔掉。电工没有到位，还有六间房子没有打扫，家具全都塞在三间屋子里，简直跟战场一模一样。我尽量控制情绪，不让惊愕流露出来。
巴玛苏罗简直就是一处灾难现场。为了安装暖气管道，每间屋子的墙壁都挖了小沟。大大小小的石头，堆在毫无遮盖的地板上。塑料布只是随便往家具上一扔，根本没按照我们的吩咐去做，以至于所有的书籍、桌椅、杯碟、床铺、毛巾，甚至收据，全被泥土占领。弯弯曲曲的管道凹槽，从地板伸至天花板，如同一道道没有包扎的伤口。新浴室才刚刚开工，堆了一地水泥。新厨房的灰泥已经开裂了，不过新的大水槽已经装完毕，效果不错。不知哪个工人在餐厅壁画上用黑色白板笔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埃迪看见了，立刻拿来一块湿布使劲擦抹，但是徒劳，气得他把抹布狠狠扔进石堆里。他们任由所有的窗户开着，而早上的那场大雨，使得地板上到处都是积水。粗心大意造成的恶果随处可见，就连电话都没幸免于难，被深埋进沙土中。我火冒三丈，快步走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贝尼托不在现场，大概忙别的活儿去了。一个工人看见我们垂头丧气，安慰说房子快装修完了，效果会很不错的。他很腼腆，不过像是真的关心我们。多漂亮的房子！多好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说着，用一双朦胧而苍老的蓝眼睛难过地看着我们。这时，贝尼托回来了，一见面就开始吹牛皮：那些沙土都是要清理的，只是赶不及在我们回来前做好，再说，都是管道工弄出来的，明明说好来清理，却不见人影，把他的活儿都给耽搁了；不过，所有的活儿都干得漂亮极了。厨房的裂缝会补好，那只是因为下雨天灰泥干不透才造成的。我们几乎一句话也没回应。就在他手舞足蹈口水飞溅之时，我瞥见刚才那位工人朝我们做了个奇怪的手势。他站在贝尼托身后，朝贝尼托的背影点点头，然后用手拉下眼皮。
我本想过来好好读书和写作的，不幸的是，除了立即卷起袖子干活之外，别无选择。离第一批客人到来不到三个星期。那可是人家的婚礼，这样的地方谁愿意待呢？
我们还是按照原定计划，飞往意大利过圣诞，盼望能有奇迹出现。伊丽莎白让我们借住她在科尔托纳的房子。她已将部分物品整理清楚。因为新居比旧居小，她还决定再送我们一批家具。我们坐车驶离罗马机场时，大雨像打开的水龙头，哗哗地打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越往北走雾越浓。路过卡姆基亚的时候，我们下车到一家小酒馆喝了两杯热巧克力，并决定先把行李卸到伊丽莎白家，午饭后再去巴玛苏罗。
埃迪身高六英尺二，我身高五英尺四。正所谓体形决定命运，天花板归埃迪，地板归我。不过这两份工作孰轻孰重，眼下很难分清。埃迪倒是真喜欢刷横梁。漆天花板的砖块虽然没什么意思，但也小有成就感。原本黏糊糊的横梁打蜡上漆之后，黑亮光泽；而斑斑驳驳的天花板刷上油漆之后，朴素白净：房子顿时有模有样了。埃迪用野猪毛大刷子刷墙壁，效率很高。我们使用的是纯白色漆，刷在灰泥上显得比其他任何颜料都白。埃迪每漆好一间屋子，就轮到我刷当地人称为“扫把沾”的墙边，就是把离墙基六英寸高的地方刷成灰色。因为这个地带是扫把最容易碰到的地方，故名为“扫把沾”。这一带的老房子，通常把“扫把沾”漆成砖头的颜色，因为深色耐脏，常被扫把或拖把碰撞也没有关系，但我却偏爱浅一点儿的灰色。为了精确测量每面墙的六英寸高度，我几乎是倒立着完成任务——在地板和墙壁之间用胶带隔出六英寸的空间后，在两条胶带之间上漆，漆罢再把胶带撕掉。撕胶带时总会把部分白漆粘连带下来，所以稍后还得补刷。总共十二个房间，每间房四面墙，加上楼梯和门口，好大一个工程啊！那个石吧台我们没动。这件事完工后，我开始清理地板。第一步，先清扫大灰泥块和泥土，接着用吸尘器吸一遍，然后在地板上洒一种特殊溶剂，溶解残余的泥土、灰泥和油漆，接着再用抹布擦三遍（擦第二遍的时候，我用了一种温和的肥皂液），这些活儿都是跪在地板上完成的。第二步，用掺了少许盐酸的水接着擦抹地板，冲水后，再用亚麻籽油刷一遍，让地板自行吸收风干。两天后，我像个女佣一样，跪在地上，再给地板打蜡。我以前从未如此长久地跪地，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痛得要命，差点叫出声来。最后一步，用软布擦拭地板。经过这三道工序，地板终于恢复了原样，色彩稳重，闪闪发光。每个房间都各司其职，像我们当初买的时候一样，但是横梁更漂亮了，暖气也到位了。记得当时我对管道工抱怨：“Brutto.”（丑死了。）他回答道：“没错，但冬天就好看了。”
十一月中旬，贝尼托将二楼露台装修完毕，三楼和雇农卧室相连的两扇门也开好了。我们原本想打通主卧和雇农卧室，现在计划取消。一想到贝尼托的手下惊恐逃生的景象，就丧失了勇气。不久，伊恩汇报第二项工程进度落后，即新浴室和热水系统不能如期完工。他劝我们圣诞节别过去，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圣诞节这里供不上热水。事实上，这屋子那时根本没法住人，因为中央供暖的管道必须安在房子里，装在房屋后面的想法行不通。”贝尼托请伊恩转告我们，实际费用会高于预算，因为工作比预期的多很多。按照合同，原来由他承接的项目，比如水电安装委托给了别人，导致一大叠重复账单出现。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分配的，而伊恩一样一头雾水。我们汇了部分款项过去，他却迟迟没收到，这令他大为光火。显然，因为没有亲临现场监督，班里图总是先忙完别的活儿，有空才过来装修我们的房子。
埃迪说得对：一周七天，早七晚七。我们把碎石铺到车道上，让来往车辆慢慢碾平。大石头和砖块则挖坑掩埋，上面盖上碎草，交给时间处理。而贝尼托扔在车道的石料，请人用卡车运走。过了几天散步的时候，发现离家一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庞大的石堆，里面竟然有我们家的灰泥，上面还是圣母蓝衣的颜色，让人大吃一惊。
我们马上打电话给伊恩，问了他一箩筐的问题：事先用东西撑住房屋了吗？难道贝尼托没用钢筋？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不知道可能会出这种状况吗？伊恩回复说，石屋的情况难以预测，不像美国的房子如何动手心中有数，不过房门已经开好了，看起来不错，就是比原计划的窄一些，开大了或许会有危险。我一方面生气他们的无能，另一方面又暗自庆幸房子没塌，没伤着他们。
从高中到研究生，埃迪都是半工半读：当过搬家工、餐厅侍者助手、家具木工、送冰箱的工人。有个朋友打趣地称他为“肌肉诗人”。他干活的时候劲头十足，但到了晚上就蔫了。而我从来没做过粗活，最多只是给家具上光、修剪果树、油漆和贴墙纸什么的。目前的劳动完全超出了我的身体负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肌肉不痛。什么叫膝水肿呀？我想我可能落下这个毛病了。一躺到床上，我就跟个死人一样。可一到早晨，我们俩又不知哪儿来的精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接着埋头苦干。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能这么吃苦耐劳。我第一次真正了解普通工人的处境，他们的报酬应该翻一番才对。
随后的一封传真告诉我们：已经开始在厨房和餐厅那堵三英尺厚的墙上打洞。两天后的传真把我们俩吓了一大跳：工人把石墙上一块大石头抽出来时，整幢房屋吱嘎作响，吓得他们以为房子要塌了，夺门而出。
我在大太阳下给露台地板上亚麻籽油，而且拿定主意，再热都要把活儿干完，除非被太阳烤晕。为了舒缓身体，我不时站起身来，闻闻种在大盆子里的金银花香气，看看开阔的景色，接着弯腰把刷子蘸进桶里的亚麻籽油中。谁会在花高价请人铺露台的时候打听清楚，所付的工钱包不包括最后的清理工作？我和埃迪都没想到，厨房和露台还得涂这种黏糊糊的玩意儿。
我们回了一封传真，说了些鼓励的话，并请他吩咐工人将每件家具盖上塑料布，再用胶带加固。
每天晚上收工后，我们俩都会走来走去，看看还落下了什么，效果如何。虽然不打算要孩子，但打理巴玛苏罗就像养了三个孩子。每清理完一个屋子，我们就把家具摆进去。慢慢地房间都布置好了，虽然空空落落，但基本配备齐全。我在伊丽莎白送的那对床上铺了白色的床罩。还抽了一个早上去了一趟阿雷佐，买了几盏用传统的意大利锡釉陶花瓶改制的桌灯。眼看着工作一件件完成，真让人开心极了。太棒了，我们做到了！都干净了，冬天不用挨冻了！我们俩得意洋洋，干活的劲头也更足了。
“Festina tarde”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谚语，意思是“欲速则不达”。通常，这个谚语的形象表达，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或一只铁锚缠身的海豚，或一位端坐的女子一手握一对翅膀，一手握一只乌龟。画上的女子应该是一手握着大石墙，一手握着中央供暖系统、厨房、露台和浴室才对。十月十二日，我们收到伊恩的第二封传真，“工程进度落后了，原来的计划可能会有不少改动。”但他还是很有信心，叫我们不必担心。
婚礼前一周，好朋友莎拉和凯文从加州来到巴玛苏罗。老远就看见凯文从火车上搬下一个双人棺材大小的箱子。原来是他的自行车！白天他们俩去佛罗伦萨、阿西西参观历史遗迹，我和埃迪则在家里继续干活。晚上，我们四人一起享受丰盛的晚餐。他们讲述一天的见闻，我们则说着打算在浴室装一个新的喷头。他们俩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喜欢听我们的每日传奇，比如如何清理厨房地板砖。没有外出远游的时候，凯文就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莎拉是个画家，被我们硬留在家里，为巴玛苏罗画装饰画。她在一间卧室的窗户上，画了一些粉蓝色的半圆形。我们从乔托的画中选了颗星星，她照着做了个模板，用金色的漆在拱门上印上一颗颗金色的星星。几颗星星还从拱门上“落”到了白墙上。我们开始着手布置新房。我在佩鲁贾附近的古玩店里买了两张彩色星座图，上面画着神话中的野兽和人物，又到科尔托纳的集市上买了几条白色绣花浅蓝底的棉布和亚麻布被单。为了迎接第一批客人，我们买了二十个葡萄酒杯、几块亚麻桌布、一个烘焙结婚蛋糕用的煎锅和一箱葡萄酒。
九月十五日，收到伊恩的第一封传真，贝尼托第一天开工就跌断了腿，得等他能走路了，装修才能重新启动。
要在婚礼之前把一切准备妥当，完全不可能，不是吗？但我们还是竭尽所能，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客人全部到齐的前一天，凯文下楼问道：“为什么马桶会冒热气？这是意大利马桶的特色吗？”埃迪赶紧拿来梯子，爬到墙边的水箱旁，用手试了试水温。是热的。检查其他浴室后，发现只有新浴室没有问题，另一间旧浴室的水也是热的。我们几乎没用过那两间旧浴室，所以不知道居然没有冷水。等到客人洗澡的时候，问题才冒出来。莎拉说，她洗澡的时候就觉得热水特别烫，因为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所以没有说。水管工几天内来不了，婚礼期间，不管淋浴还是冲马桶，都得速战速决。
伊恩，我们买房子时的翻译，替我们监督工程的进度。已经画好装修的草图，插座、开关和暖气的位置，浴室的格局，厨房的设计，就连水槽的高度、水槽和水龙头之间的距离，都有标记。甚至我们事先买好的浴室瓷砖和灯具放在哪儿，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总之，只要我们想到的全都写在了纸上。我们焦急地等待意大利开工的消息。
最前面的一块山地至今一片荒芜，为了转移客人的视线，我们沿着石墙种了一盆盆天竺葵。至少废石全被运走了，四间房子里都有床铺。苏珊的两个表哥会从英国过来，科尔的兄嫂也在路上。莎拉和凯文到时会搬到镇上的酒店住几天。其他几个朋友将从美国佛蒙特州赶来会合。
他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正在佛罗伦萨附近的高速上，准备前往尼斯，搭乘飞机回国。他的声音听起来既疲惫又兴奋。我们的修缮批文下来了，喷砂工作也大功告成！可惜比安基先生要做胃部手术，不能接活儿。埃迪只好跟贝尼托·坎托尼签约——就是那位长得像墨索里尼的黄眼老兄。房子会马上动工，预计十一月初结束，来得及过圣诞。但砂子的清理却没有进展，据喷砂工人说，要把全部砂子清理干净需要五年时间！
人马到齐的那一天，我们家就有十二个人了，帮忙准备饮料和午餐的人手一下子多了许多。因为烤箱很小，用它做出的婚礼蛋糕肯定很寒碜，所以必须另想高招。我打算做三层杏仁果酱蛋糕，喷上用榛果和奶油调制的糖霜，配上奶油泡沫和红酒加糖浸泡的樱桃。我们找不到合适的煎锅放蛋糕，只好买了一个喂狗的锡碟来充数。烤出来的蛋糕相当漂亮，可惜歪了，好在有花朵点缀其间。宾客们一个个都往外跑，观光的观光，购物的购物。
回到家，我听到了埃迪的留言，声音好像有点儿烦躁。“亲爱的，真希望能逮着你，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工作吗？我送你去机场后回到家，那位喷砂工人就已经到了。”他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他带了一台巨大的喷砂机过来，吵死人啦。砂子真的是喷出来的，满地都是，跟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尘暴一样。他昨天喷了三间屋子。你无法想象地板上的砂子有多厚。我把家具全都搬到露台上，把自己关在一间屋里。咱们家到处都是砂子。不过处理过的横梁挺漂亮的，都是栗木的，只有一根是榆木。我不知道拿那些砂子怎么办，连我耳朵里都是，可喷砂的时候我已躲得很远了。用扫把清扫肯定不行，要是你在场就好了。”埃迪平日说话很少用这么多强调语气。
一个清新温暖的夜晚，我们举行了婚前晚宴，来宾全都穿上浅色系的亚麻或棉布衣裳。大家照了不少相片：台阶上牵手并立的，斜依栏杆的，各种姿势都有。苏珊的表哥取出他从法国带来的香槟，大伙儿一边喝香槟，一边吃烤面包和干橄榄。接着上的是茴香汤。我还做了一锅简便的乡村砂锅，里面放了鸡头、白刀豆、香肠、番茄和洋葱。餐桌上摆着一碗青豆、一篮子面包、一盘芝麻菜和菊莴拌的沙拉。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经历的结婚趣事。麦克本来要跟科罗拉多的姑娘结婚，可是婚礼当天姑娘逃婚了，一个星期后嫁给了别人。凯伦曾是一场游轮婚礼的伴娘，新娘的妈妈穿了一身花雪纺，烂醉如泥。而我二十二岁结的婚，本打算办一场午夜婚礼，请每个来宾穿上长袍，手捧蜡烛，却被牧师一口否决，说午夜“不够光明正大”，他主婚的时间最晚不超过晚上九点。结果长袍没穿成，我改穿姐姐的婚纱，手持一本皮面济慈诗集，踏上红地毯。母亲扯了扯我的裙子，在我侧身聆听她的智慧之言时，向我耳语：“你这个婚姻撑不过六个月。”事实证明她错了。
巴玛苏罗现在是早上八点。埃迪也许正在给橄榄树除草，不然就是着急地踱步，等待那位喷砂工人大驾光临。我把车子倒进车库时，看见只剩一颗牙的流浪汉艾维特，正站在我家垃圾桶边，寻找瓶瓶罐罐。邻居车库门上多了一张告示牌：“请勿停车，违者拖走！”
也许我们该请个手风琴师，像意大利的名导费里尼的电影中那样，再或者弄匹白马给新娘当坐骑。虽然没有这些排场，但晚宴的气氛相当不错。听着CD中的音乐，大家忍不住在餐厅里起舞。本来，吃完那道白桃馅饼，晚宴就该落幕了，不料众人听了埃迪对镇上奶油泡沫和榛果冰淇淋的描述之后，倾巢出动，坐上车朝镇上直奔。已是晚上十一点，小镇依然一片生气。大家全都待在户外，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在吃冰淇淋，还有的在喝amaro（一种苦味餐后酒）。推车中的小婴儿和父母一样，眼睛依旧炯炯有神；少男少女们则结伴坐在市政大楼前的台阶上，只有一只小猫蜷缩在警车车顶，呼噜呼噜睡着了。看到这热闹的夜景，我们这些外国人全都傻眼了。
忙完工作，我上街去买日用品，发现有机蔬菜店新聘请了一位女按摩师，日后买马铃薯之前，我可以坐在按摩室享受七分钟的按摩，放松紧张的神经。但今天，一看到收银台前排着的长龙、一排排新鲜的农产品和商店前部新开的面包坊中诱人的面包，我就精神抖擞起来。芥末、蛋黄酱、巧克力、保鲜膜——我买了一大堆整整一夏无缘见面的东西，又去熟食店买了够吃两天的螃蟹饼、香葱马铃薯、玉米沙拉和小麦沙拉。接下来的日子，我肯定忙得没空下厨。
婚礼当天早上，我、苏珊和莎拉三个人到屋外采了一把欧薄荷、一些粉红和黄色的野花，做了一束新娘捧花。我们一干人，女士绸裙男士西装，沿着罗马古道，浩浩荡荡地步行前往市政大厅。女士的高档皮鞋先放在一个袋子里，交给埃迪拎着。苏珊给了我们每人一把中国纸伞，抵挡正午的艳阳。我们穿过小镇，来到市政大楼前拾级而上。市政大厅又高又暗，两侧挂了不少织锦和壁画，还摆放了一排类似法官椅的高背椅，的确是山盟海誓的好地方。科尔托纳市政府送来了一束红玫瑰，埃迪联系好了“运动酒吧”，请他们在婚礼结束后送来冰镇普罗赛柯红酒。苏珊的表哥布莱恩拿着录像机来回穿梭，从各个角度捕捉镜头。简短的仪式结束后，我们穿过市政广场，前往洛格塔餐厅享用精挑细选的托斯卡纳大餐。首先上的是crostini，一种小圆面包，顶上放着橄榄、辣椒、香菇和鸡肝；prosciutto e melone，煎橄榄，外面裹着干酪和辣面包屑；还有当地的finocchiona，意大利萨拉米香肠，表面上撒了茴香籽。接着是主菜，包括意式小方饺配黄油和酱汁，以及本地土豆丸子配香蒜酱。佳肴一道接着一道送上餐桌，高潮部分是烤羊肉、烤小牛肉和著名的基亚纳谷烤牛排。凯文看见餐厅一角的大花瓶下有一台钢琴，便怂恿钢琴家科尔弹奏一曲助兴。科尔弹奏意大利作曲家斯卡拉蒂的曲子时，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埃迪，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是啊，就在三个星期之前，眼前的一切还仿佛一场梦、一个远镜头、一个令我们望而却步的未来。“干杯！”苏珊的英国表哥喊道。
因为我在意大利待得太久，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匆赶回，所以必须立即返校。再过四天就要开学了。虽然在意大利能收发传真，学校里的秘书又极其称职，但我毕竟是系主任，开学时得亲自坐镇才说得过去。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去学校报到。“暑假过得怎么样？”每个人问的都是这句话。新学年伊始，校园一派生气，弥漫于空气中的勃勃生机感染着每一个人。书店里挤满了买教材的学生，我本打算买些圆珠笔、有五种检索方式的记事本和活页纸，只好暂且作罢。待在办公室里签字、记备忘，打电话给一大群人，使我像台高速运转的马达，早已将时差带来的不适抛至九霄云外。
回到巴玛苏罗，美味的食物加上炎热的天气，令我们晕乎乎的，大家一致决定结婚蛋糕傍晚再吃。我听到有一个人，不，是两个人，鼾声如雷。
电话里有十一条留言。“你回来了吗？”“我需要您在我的毕业证上签名……”“请来电确认会面时间……”帮忙看家的太太记了一长串来电者的名字。书房里堆了三叠齐膝高的邮件，大部分没有要紧事宜。我打起精神，一封封地浏览。
结婚蛋糕虽然做得不够专业，却是迄今为止我所吃过最美味的。感谢屋外的果树，是它们提供了上好的坚果。莎拉和凯文又在餐厅里翩然起舞了。其他人走到屋外，站在梯田的尽头，眺望碧湖幽谷。我们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吃晚饭，最后决定还是到卡姆基亚吃比萨。可是等来到卡姆基亚，我和埃迪最中意的几家比萨店都打烊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光顾了一家既没档次又没气氛的比萨店。没想到，那里的比萨出奇地好吃，谁也没空去注意脏兮兮的窗帘和跳上邻桌舔残羹的小猫。桌子另一端，新娘和新郎手握着手，完全沉浸于二人世界。
电灯、垫子、橱柜、被子、桌子，以及墙上的画，对一个在七千英里之外的空屋子里居住了一夏天的人来说，是多么舒适，又是多么凌乱。书柜装得满满的，厨房的玻璃架上摆着五颜六色的盘子、水壶、碟子，一应俱全。厅里的那张长地毯多柔软哪！我能永远离开这里吗？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二战期间曾避难于乡下。一次空袭后，她赶回伦敦，发现房子已成废墟。照理应该伤心欲绝才是，但她却感到一阵莫名的狂喜。遇到这样的事，我的反应肯定与她的不同。每次大地震过后，看着裂痕处处的烟囱、破碎的花瓶和玻璃杯，我都要难过好几天呢。只是现在，我踩惯了冰凉的瓷砖地板，看惯了朴实的白墙而已。我的躯壳回来了，灵魂还留在那里。
吃完比萨，苏珊和科尔起身前往卢卡，再从卢卡返回法国。他们的亲戚也都离开了。
虽然旧金山近在咫尺，但我脑海里的依旧是那栋石屋、堆着干草垛的山野，以及布满葡萄园、橄榄树林和向日葵的连绵青山，眼前的繁华都市让我觉得陌生。我开始找家里的钥匙，在记忆中它们放在手提箱的内袋里，可是没找到。是不是被我弄丢了？怎么办，虽然两个朋友和一个邻居都有我家的钥匙，但我担心听到的是电话留言：“我出门了，星期五才回来……”出租车驶过一幢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屋，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窗帘严实，唯有廊灯照着门廊旁的木栏杆和园中的花草。街上没有一个人，连遛狗和买牛奶的人都没见着。想到科尔托纳人可以随意把钥匙留在门上，晚上全都出去溜达、访友、购物、喝咖啡，我好生忌妒。埃迪还在巴玛苏罗，因为他的学校开学稍晚，而我们希望喷砂工作能在这个夏天完成。出租车把我放下后，绝尘而去。我的房子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蔷薇长高了，缠着柱子往上攀爬。我终于从一堆意大利硬币中摸出钥匙，打开家门。小猫“小妹”听到开门声，窜到我面前，喵喵地叫个不停，还用一侧身体蹭我的脚踝。我弯腰抱起小猫，闻着她身上的泥土与湿叶子味。在意大利，我经常在一觉醒来的时候以为“小妹”睡在床上。接着，它纵身跳上行李箱，蜷起身子打起盹来。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它肯定受了不少苦。
莎拉和凯文在我家多住了几日。我和埃迪去了一趟石材厂，选购厚厚的白色大理石板做厨房的灶台。第二天，石匠按照我们的规格，切割好石板，由埃迪和凯文两个人扛进汽车后备厢，载回巴玛苏罗。一夜之间，厨房神奇地变成了我理想中的模样：砖地、白色家用电器、长水槽、木碗架和大理石灶台。我裁了一块蓝色方格子布，挂在水槽下面，又在壁架上吊了一串大蒜和一束干香草。我们还从镇上买回来一个农家用的旧杯碟架，深栗色的架子挂在白墙壁上分外和谐，终于替那几只富有当地特色的陶瓷杯碗找到了容身之所。
走出旧金山机场，一阵湿冷的雾气迎面袭来，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咸味和引擎的油烟味，吓了我一大跳。一个出租车司机走到路对面，帮我提行李。我和司机说笑了一会儿，就沉默下来。我是真的不想说话了，要知道，我已一路舟车劳顿二十四小时。和女儿阿雪莉在纽约机场分手后，我独自飞回旧金山。这一段旅途十分坎坷，因为遇上罕见大风，飞机延误了一个小时。坐在飞机上俯瞰，山上的房屋好像一条光链，很快旧金山海湾便出现在我的右边，几乎将整条高速环抱在胸。一条小道蜿蜒曲折，道路尽头，天际线边灯火通明，旧金山市赫然在望。我知道，飞机很快就要在山顶俯冲，楼宇间的一湾蓝水即将一掠而过。
客人全走了。我们把剩下的结婚蛋糕一扫而光。埃迪又开始忙碌，列了一大堆马上要做的事儿，厚厚的一叠纸都够我们贴面墙了。厨房美轮美奂，我们在里面放了好些新鲜果蔬。现在才七月四日，夏天还长着呢。女儿阿雪莉不久会过来。不时会有路过科尔托纳的朋友，进来吃顿午餐或留宿。来吧，这里已是万事俱备，只欠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