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在等装修批文，但仍希望八月底回美国的时候，能先完成房梁喷砂的任务。每个房间都有两到三根大梁和二十五到三十根小梁，任务很艰巨啊！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科尔托纳的邻镇湖堡镇的一个广场上，都有小型旧货集市。有一次，我们从集市里淘到一张发黑的旧照片，上面是一群面包师傅和几个栗色衣帽架。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走马观花，那些藏在旧车库里的旧家具价格高得令人咋舌，不敢问津。回家路上，我们看见一起车祸：一辆小型菲亚特在弯道上超车，却迎面撞上了一辆新的阿尔法跑车。超车似乎是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恶习。菲亚特翻倒在一旁，一个车轮还在转动。人们从变形的车身中抬出两个乘客。救护车呼啸着驶来。被撞毁的阿尔法没有翻，车门开着，前排座位空无一人。我们驶近那辆车子时，发现后座有一个十八岁左右的男孩，身体笔直，系着安全带，已经当场毙命。由于这起事故，道路拥堵得厉害，车辆只能慢慢蜗行。我们距男孩那双空洞的蓝眼只有两英尺远，鲜血从他嘴角一滴滴往下流。这以后，埃迪开车明显稳健多了。第二天，我们去湖堡镇游泳时，向酒馆老板询问那男孩是不是本地人。“噢，不是，他是从特朗托拉来的。”特朗托拉距离湖堡镇不过五英里。
在意大利，每年的八月十五日不仅是圣母升天的纪念日，还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在这一天前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该放下手中的活儿，好好休息。我们低估了这个日子的影响力。等石墙筑好想找人来喷砂时，才发现整个意大利就只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愿意接活。他说他会八月一日来，三天内结束活计。但是到了八月二日，也不见半个人影。我们打了好几次电话，最后，一个听上去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冲我们喊：他去海滨度假了。看来他终于还是选择了在沙滩上散步，而不是给黏糊糊的房梁喷砂。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他会半路折返。
伊丽莎白决定卖掉房子，改租一间十三世纪建造的温泉圣母教堂的侧室。那原来是神父的卧室。虽然她要到冬天才搬家，但已经开始整理东西了。也许是第一次在我家吃饭的经历让她念念不忘吧，她送了一张户外用的铁桌子和四把弯背椅给我们。几年前，她参与了一部专访意大利著名作家摩拉维亚的电视节目，摩拉维亚希望在拍摄的空当有个休息的地方，于是就买了这套桌椅。我为这张“摩拉维亚桌子”选了一块墨绿色桌布（类似巴黎公园中长椅的颜色）。她还送给我们好几个书柜和几个装满书籍的购物袋。即使是十四世纪在此隐居的雅士，也一定会对我们白色房间内的摆设赞不绝口：一张床、一堆书、一个书柜、几把椅子和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衣服就放在一些柳条篮子里。
尽管在中央供暖系统装好之前，不能给房子内壁上漆，但我们仍然决定把墙上的旧漆刮掉，为日后的油漆工作作准备。每个星期六或手头没其他活儿可干时，那三个波兰人就会过来帮忙。我和埃迪刮墙的时候，白色粉尘纷纷落下，落得一身都是。波兰人是用海绵或湿布擦漆，在他们的手下，掩藏于灰泥之下的一层更久远的鲜蓝油漆显露出来，这种颜色大概是受圣母身上的蓝衣启发吧。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只能靠从位于现今阿富汗的采石场运回的天青石，取得这种稀罕的颜料。在每面墙的顶端，依稀可见一圈业已磨损的叶形装饰。楼下的卧室墙壁被漆成一英寸宽的蓝白相间条纹图案；二楼的两间卧室则呈明黄色，这种颜色深受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钟爱。它是用烤过的黄玻璃、红铅和来自阿诺河岸的沙子提炼出来的。
我还为即将到来的女儿阿雪莉挑了一张床。这里没有弹簧床，我们买的是那种金属床柜、木头底板的床。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床上跳着玩儿，突然床板、床垫连同弹簧哗的一声全塌了。不过，我买给女儿的床肯定不会这样，它结实而舒适。星期六的集市上，有一位黑发黑眼的年轻女子，专卖旧亚麻织物。我挑了一条钩边亚麻床单和一个镶边格子枕套，配女儿的床铺。看那货色，肯定是哪个新娘的嫁妆。两件物品都非常新，我真怀疑新娘子有没有从箱子里取出来用过。不过床单和枕套在折叠处有些脏，我把它们浸泡在肥皂水中，洗完后晾在正午的大太阳下。阳光是天然的漂白剂，床单和枕套立刻洁白如初。
突然，从三楼传来克里斯托夫喊埃迪的声音，紧接着埃迪大声喊我，声音急促而兴奋。我跑上楼，看见克里斯托夫和里卡杜一边用波兰语说话，一边指着餐厅墙壁的中央。墙壁上画了一座拱门！克里斯托夫拿着湿布在拱门四周轻擦，慢慢地露出了一小片蓝色，然后是一个农舍，接着是杏绿色的羽毛状图案，应该是棵大树。老天，他们居然发现了一幅壁画！我们提来水桶，用海绵小心翼翼地擦着墙壁。每擦一下，画面就多露一点：岸边的两个人，湖水，远山。湖水的蓝色与底层卧室的蓝色相同。天空的蓝色比湖水的略浅，云朵是淡绯红色的。湿润的时候，壁画的颜色非常鲜艳，但水干了之后，就暗淡了不少。一根埋在墙上的电线大煞风景，破坏了整个古典画面。我们擦了整整一个下午，水顺着手臂流淌到地上。到最后，我觉得自己的胳膊就像没有弹性的橡皮筋，使不上一点劲。这幅画占了一整面墙，画中的风光看着有点眼熟，像是特拉斯蒙诺湖四周的景色。从朴实的画风可以看出，我们的新发现并不是乔托的大作，但还是相当不错。肯定有人不喜欢这画，所以在上面刷上了白石灰。幸亏用的不是黏性更强的漆，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就着柔和的湖光享用晚餐了。
我和埃迪对镇上的了解越来越多了。我们尽量在本地商店里买东西：小五金、变压器、隐形眼镜护理液、蚊香和胶卷。卡姆基亚有更廉价的超市，但我们并不愿光顾。从面包坊逛到果蔬店，再到肉铺，把买来的东西全部装进随身携带的蓝色帆布包里。玛丽亚·丽达每次看到我们，都会特地走到店后，把新摘的莴苣和精心挑选的水果拿出来。如果我们没带零钱，她就会说：“明天一起付好了。”好像我们只怀揣大钞票似的。在邮政局，女职员会一边跟我招呼“太太早”，一边使劲儿地往我的信上盖邮戳，好像与它们有仇。在拥挤的小杂货店，我数过，多达三十七种干面条可供选择，柜台上摆放着新鲜的意式面饺、阿尔弗雷德宽面和两种方饺。现在，这里的服务员好像都摸清了我们的喜好，知道我们要买哪种面包，知道我们要的乳酪是水牛乳做的，而不是一般牛乳。
要让这栋房屋和周围的梯田焕然一新，恐怕一百年都不算长。我用醋将一楼的窗户擦拭干净，蓝天下烟蒙蒙的青山登时清晰可见。埃迪站在第三层梯田上，挥舞着又长又大的镰刀。他身穿的红色短裤像旗帜一样鲜艳，为了防止荆棘划破双脚，飞溅的石子伤眼，还特意穿了一双黑靴，戴着眼罩。他就像一个强壮的天使，前来给圣母报喜。而事实上呢，他只是无数个在此间辛劳劳作的平凡人之一，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不让农场荒废成一片陡坡。伊特鲁里亚人生活在此之前，托斯卡纳还是一片茫茫林海之时，巴玛苏罗想必只是陡峭的山坡。
每天早上，伊丽莎白都会去镇上买报纸，然后拐进同一家咖啡店喝咖啡。我也爱早起，也喜欢散步到镇上，观看小镇苏醒的模样。我总拿着一本意大利语动词变化表，一边散步一边记忆。也会带上一本诗集，因为诗集和散步是绝配。有时会读上一两句，掩上书细细品味，接着再读一两句，有时仅仅是诗中的个别词句就足以让我琢磨一个早上。一边散步一边沉思，很容易把诗句从纸页中解放出来，因为我是踏着诗歌的韵律散步的。但埃迪觉得我这样走路很滑稽，恐怕会被当地人看作“美国怪人”。因此后来我走到镇口时，就把书收起来，看卖果蔬的玛丽亚·丽达整理水果，看用细枝扫把，（很像巫婆的扫把）扫地的商店老板和靠在理发椅上的理发师，他正在抽今天的第一支烟，一只带条纹的小猫睡在他的腿上。我常撞见伊丽莎白，这样的不期而遇一星期总能有一两次。
除草机发出的刺耳嗡嗡声，淹没了路边白马的嘶鸣和每天清晨唤醒我的婉转鸟啼。可是，为了防止火灾，干草必须割除。埃迪打着赤膊，在炎炎烈日下干活，身上的皮肤日渐黝黑。他弯腰将修剪下来的橄榄枝堆在一起，在凉爽的夜晚再烧掉。橄榄枝一烧便着，灰烬又可以当肥料撒在树下。跟猪一样，橄榄树也浑身是宝。
我赶紧到集市上挑了块亚麻布，铺在屋后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接着到外面采了一把野花，插进花瓶里，摆在餐桌上。我精心准备晚餐但又力求简单：用鼠尾草和牛油做意式方饺、炒鸡丁、做意式熏火腿卷和新鲜果蔬。伊丽莎白来到的时候，埃迪正要把桌子搬到山边。突然，桌面和一条桌腿散架了，哗地掉在地上。主客之间的生疏是打破了，但晚饭到哪儿吃可就没了着落。伊丽莎白帮忙重新拼好桌子，埃迪拿来钉子钉牢靠，再次铺上桌布，放上杯盏，没想到效果还不错。我们一边带客人参观新居，一边谈论着水管、水井、烟囱和油漆等话题。伊丽莎白告诉我们，她到托斯卡纳的时候买的也是破房子，后来被她装修得漂亮极了。她初搬进房子的第一天，一面墙倒了，墙后跑出了一头脾气暴躁的老母猪——可能是先前的农家忘了带走。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位客人对意大利了如指掌，于是赶忙向她询问：去哪里检验水质？一罗马里等于多少英里？哪家肉铺价廉物美？买得到老式瓦片吗？申请长期居住好吗？自从一九五四年搬到意大利，伊丽莎白就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方方面面，对历史、语言和政治知之甚详。此外，她还知道不少优秀水管师傅的电话号码，认识会制作略带罗马北部风味面饺的妇女。晚餐在月光下持续了很久（虽然一直很担心饭桌会再次倒塌）。一顿饭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窗户上的旧玻璃有几处凹陷了，窗外清晰的景象也随即变为一幅水景般的印象派作品。换作在旧金山，如果把时间花在擦银器、熨衣服和扫地这样的家务上，我肯定觉得自己是“浪费时间”。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比比皆是，记备忘录、备课、写论文和写作。大学的工作已让我身心俱疲，家务事早成了可恶的负担。我种的花草不是涝就是旱。可为什么在这里，我却能哼着小曲擦窗户呢？这可是十大恐怖家务之一啊！现在，我还想建一个超大的花园。此外，还想亲手缝一块亚麻布帘，挂在浴室玻璃门上。将来，这栋房子的每一块砖和每一把锁，都会像我自己或爱人的身体一样，为我所熟悉。
结束时分，伊丽莎白走到我面前，说：“我以为你会给我打电话呢。我找过你的电话可是没找着。伊比（我姐姐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在这里买了一栋房子。有一次我在罗马一个宴会上碰见过你姐姐。哦，不对，是在佐治亚碰见她的。”我推说自己忙于房屋装修，没空找她。接着在冲动之下，邀请她星期天到家里做客。我说自己是一时冲动，因为家里那时空空如也，没有家具，没有餐具桌布，只有一个配备不齐的厨房和寥寥几只碗碟。
修复。我喜欢这个词儿。房子、土地，或许还有我自己，都有待修复。只是修复成什么样儿呢？我们的生活非常充实，从早忙到晚，却乐在其中，这种热情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难道只要有个目标，就可以不管意义何在？还是因为高涨的兴致，阻止我们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抑或是巨轮在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奋力前推？但我清楚，把我们吸附在这些琐事之上的是一条巨大无比的根，可以与自石墙边挖出的在大石块上盘根错节的树根一较高下。
理查德把他用马斯卡普尼干酪制作的柠檬冰淇淋端上桌的时候，宴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旁边的桌上，放了好几个空酒瓶。火辣辣的太阳，透过栗树枝叶的缝隙照着凉亭。这是老朋友之间的聚会，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经历，我和埃迪想插话都找不到什么机会。费妮拉说了她最近去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考察的经过。她丈夫则讲了从非洲出差回来时，在大衣口袋中夹带一只灰鹦鹉过关的趣事。辛西娅说了她们家人怎么争抢名人母亲的笔记本。麦斯讲述了他的一个经历，把我们全乐坏了。有一次，他飞往纽约时坐在一个电影制片人旁边，他抓住机会拼命向对方推销自己的剧本，终于说服对方，没想到后来对方主动拜访他并买下了版权。伊丽莎白好像听得很认真。
我想到了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的大作《空间的诗学》。这本书我没带在身边，只有在笔记本里摘抄的几句话。巴什拉把房子称作“分析人类灵魂的工具”。回想曾经住过的房子，我们学会了如何“安顿”（这个词我喜欢）自己。关于房子，我与巴什拉英雄所见略同。他在书中这么写道：一个人独守空屋，能听见太阳照射进屋的奇怪声音。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另一个观点：房子是梦的庇护所。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房子就是能够让人安心做梦的场所。在巴玛苏罗留宿的客人，往往第二天一大早就跑下楼，讲述自己的梦。通常出现在他们梦中的，是已经过世的父母。“我梦到自己坐在车里，父亲在开车。奇怪的是，我就是现在的我，可我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就去世了。他开得很快……”一个客人曾做过这样的梦。他们大都睡得香甜。我们每次回巴玛苏罗，睡眠也很好。在这个世界上，这里是唯一让我在早上九点还有睡意的地方。难道这就是巴什拉说的“深层梦境的睡眠”？在这里待上一周，我就能像十二岁时那样精力充沛。巴什拉让我们知道，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房子，总会把我们带回出生后的第一栋屋子，甚至是最初的自我。美国南方人身上都有一种无法从DNA中找到的基因，相信住所乃命运一说。你居住的地方决定了你是谁。你与自己的住所越息息相通，你的自我就越与它难分难舍。一个人选择居于何处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你内心的渴望。
“我倒希望不是。”她应到。她脸上掠过的是微笑吗？随即她转头与身边的著名翻译家攀谈起来。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沙拉。
我记得童年时的房间有六扇窗户，夏夜窗子都开着。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夜里家人睡得正酣，而我突然醒了，起床趴在窗台上，看着窗外如沙滩球大小的八仙花。吊扇的风轻轻吹拂着白色窗帘，把外面木樨的香味送进屋里。我摆弄着窗闩，不小心将它弄了下来。我至今仍记得它那金属的质感，我的小手指几乎可以塞进孔里。后来，我爬上窗台，跳进黑漆漆的后院，开始奔跑起来，一种奇怪的感觉——现在我知道了，那叫自由——涌遍我的全身。湿漉漉的草地、黑色灌木丛中绽放的白山茶、跟我当时一样高的小松树从身边掠过，我跑到胡桃树下抓着树枝荡秋千。那时，我刚学会上下用力晃动，又能荡多高呢？我绕着屋子乱跑，跑过每个家人的卧室，然后站在平时大人从不允许我穿过的街道上，再从不上锁的后门溜回自己的房间。
我倾了倾身子试着问了句：“听您的口音，像是南方人吧？”
那种纯粹的快乐，那种激流般的欢愉，就像把插头插进插座时产生的电流。就是那种感觉。
现在，我仰慕的作家伊丽莎白，就坐在我的对面，用手盖住酒杯，不让麦斯添酒。“你知道我在午餐时间从不喝酒。”她婉拒道，看来还挺古板。她长了一双蓝眼睛，眼神专注，皮肤白皙，跟我一样带点儿南方口音。
我从前在旧金山住过一间小套房，后面是一个种满鲜花的小阳台。站在阳台上俯身下望，三层楼的下面是都市里常见的小中庭，四周是迷人的花圃，由一位园丁专职打理。但它们引不起我丝毫的兴趣。公寓高墙边的茉莉花沿着后楼梯的栏杆，爬到三楼我的阳台上，开得无比热闹。对此，我倒是一直难以忘怀，心存感激。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会到阳台上，给茉莉花浇水，望星空，闻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金银花和栀子花的身上，都有南方的味道，那儿才是我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家。虽然这种联系时断时续——毕竟，我的双脚站立在距离地面三层楼高的地方。就算我离开房间走到楼下，又有混凝土把双脚与土地隔开。住在一楼和二楼的都是我的朋友，有时我们会聚在一起，商量什么时候修台阶，什么时候粉刷楼道。我时常静静地欣赏外面的树冠，多美的树啊！房子的后面正对着一座私家花园，附近是一排维多利亚式的房屋，一户挨着一户。这个街区的中央是一块绿地。如果我们都把围墙拆掉，就有一大片草地可供散步了。我很喜欢自己的小房子，也因此心满意足。
来客中有一位我仰慕已久的作家。二战结束后她移居意大利，起初住在荒凉的南部，后来到罗马住了一段时间，大约二十年前搬到了这里。我知道她住这里，还从我们俩的一个共同朋友那儿获得了电话号码。那个朋友住在佐治亚，每年都会到旧金山待一些日子。可是要我打电话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迟迟动不了手。再说，我内心里对她敬畏有加，她能用极其朴实动人的文字，描述生活在贫困的巴斯利卡塔的妇女阴暗、粗犷而曲折的人生故事。
莫非在巴玛苏罗，真有一位老祖母暗中坐镇一切？这座平地而起的三层楼房，在我醒着和睡熟的时候，正在慢慢自我修复。修复的是房子吗？一道灵光闪过我的脑际：当人与他最初的自我相认时，他就重新获得选择的权利。但丁在《神曲·地狱篇》的开篇处直接发问：人要想成长，应该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时麦斯也加入谈话。他上周刚去了趟罗马，说交通乱糟糟的。吉卜赛人以为他是游客，缠着他不放，冲他晃动纸牌，想分散他的注意力，趁机偷钱。“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了，遇到这些人，就是要恶狠狠地瞪他们几眼，他们才会作鸟兽散。”他告诉我和埃迪。别的客人也纷纷表示，意大利今非昔比，可是如今的大千世界，又有哪个地方不是如此呢？自长大之后，我就不断听人说，以前硅谷果树成林，亚特兰大城的居民彬彬有礼，出版业都是绅士在经营，房子跟汽车一个价钱……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除了好好珍惜时下的生活，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在罗马买了一栋房子，她对罗马着迷得不行，我和埃迪也很喜欢那里。也许经历过海湾大桥的拥堵和旧金山飞涨的物价，没有哪个城市让人接受不了吧。
在旧金山的家中，我经常梦到自己以前住过的房子，但房子里多了一些未曾有过的房间。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也做过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爬到三年前在纽约苏摩区住过的房子里。那是栋十八世纪的建筑，我很喜欢。梦中我爬进阁楼，发现了三个新房间。其中一间有一株奄奄一息的天竺葵，我把它拿到楼下，给它浇水，没想到像迪斯尼的片子里演的一样，天竺葵马上抽叶开花。我梦见一栋又一栋房子，高中好友的家、儿时的家以及父亲年幼时的家，每次打开门总会有新发现。在梦中，纽约家中的灯全都开着，我从每扇窗前经过，看里面的人在忙些什么。但我从来没梦见普林斯顿那个四四方方的公寓，也从未梦见旧金山那套我喜欢的小房子，也许是因为我在入睡前总听见传至海湾的雾号声吧。那些深沉的声音取代了梦，直触灵魂，呼唤埋藏心底的声音——那个声音人人都有，却不知如何利用。
“没错，我女儿的想法跟你一样。你以前没去过罗马，现在的罗马大不如前了，一塌糊涂，可以前的罗马真的很迷人，见了就不想走。”我突然意识到，在座的各位都是经历“二度流亡”的漂泊人士：从美国“流落”到罗马，又从罗马“流落”到托斯卡纳。
几年前的夏天，我在维其奥租了一栋房子，竟把周而复始的梦境变成了现实。那栋房子很大，侧屋住着一位管家。有一天，我走进一间没人住的卧室，打开原以为是壁橱的门，不料发现一条两侧都是空房间的石廊，白鸽在里面飞来飞去。原来那是管家所住的侧屋二楼，以前我并未意识到那里没住人。打那以后，我清晨醒来，常把那扇房门打开，看太阳映在地板上的方形光影和鸽子飞翔的白色羽翼。
“我们也有同感。”我说，话音刚落就发现其实不然。虽然，我和她一样臣服于意大利的“神奇”，但我知道这里之所以吸引我，部分原因是它能平衡我在美国的生活。即使办得到，我也不会永远离开美国。我想修正刚才的话。“在美国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喜欢，它是我前进的动力。旧金山并不是我土生土长的故乡，但那个城市机遇很多，很漂亮，适合居住，尽管会有地震什么的。而意大利的日子呢，能让我远离美国的疯狂、暴力和不顾现实的一面，还有从早到晚忙碌不停的生活。到这里才短短三个星期，我就发现，我已经不像在美国那样，整天把神经绷得紧紧的。只是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并没发觉自己的防卫心那么重。”费妮拉听了，一脸同情。美国时下的暴力问题，已经严重到外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在这里，我发觉自己的脉搏都慢下来了。”我接着说，“但还是觉得，美国最适合我思考问题，毕竟，那儿才是我的文化、精神和过往的源头。”我不知道自己的言辞是否达意。费妮拉向我举起了酒杯。
在巴玛苏罗，我又可以重享与户外相连相通的喜悦。这里的窗子都开着，蝴蝶、马蝇、蜜蜂……任何小动物，只要喜欢都可以随意从窗中进出。我们几乎每顿饭都在户外吃。我重获了母亲对季节和时间的敏感，即使是擦窗户，我也兴味盎然。我又拥有了一栋可以安心做梦的房子。房屋一端紧挨着小山，这是不是又一个暗示：此屋的居民可以与大自然重新连接？在这里，我从不做跟房子有关的梦。在这里，我在梦中的河流自由徜徉。
宴会设在一个爬满葡萄藤的凉亭里。桌上放着凉拌沙拉、冰镇酒、水果，火炉上烤着一大块蛋奶酥。太阳烤着远处的橄榄树，这个石凉亭却很凉爽。主人又把我们介绍给了其他宾客：小说家、记者、翻译家和一个非小说类的作家。他们都较早搬到这里，都是住在附近山城里的外国人，也都有整修房子的经历，所以算是“老前辈”。我很想永远生活在异国，但也很疑惑：是什么让他们仅仅到意大利访问或旅游一次，就决定定居于此呢？我把心中的疑问告诉了身旁的费妮拉，她是一个国际新闻记者。“你想象不到五十年代的罗马是什么模样。只能用‘神奇’来形容了。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就像爱上某个人一样，于是开始找机会来这里生活。后来，费了一些周折，我进入路透社做特约记者，才终于可以定居在这里。看看以前的老电影你就知道，当时的罗马街道基本上没有车。虽然二战才刚结束，整个意大利破败不堪，但这里有真正的生活。当时物价极其低。我们其实没什么钱，但还是可以住在一个有许多房间的大宅里面，租金很少，像白送的一样。每次回美国，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回来。这不算背叛吧？或许算，除了意大利，我哪儿也不想去。”
尽管白昼很长，夏季依然短暂。阿雪莉到来之后，我们像疯子一样，冒着酷暑四处游玩。阿雪莉第一次站在房前时，凝视了良久才说：“这房子就要成为我们记忆的组成部分，真奇怪。”我懂她的意思。每次旅行或移居到另一个城市，都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将与我们融为一体，难以分割。
一天，一个法国女子和她的英国丈夫拜访我家，自称是我的邻居。他们听说有对美国夫妇买了这栋房子，非常好奇，于是过来看看究竟是谁这么疯狂，千里迢迢自讨苦吃，修缮如此破的房子。他们还邀请我第二天去吃午饭。因为都是作家，目前也都在修自己的小农舍，所以大家一见如故。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楼梯应该安在哪里？这个小屋用来做什么？把楼下的小马厩改成卧室好吗？光线会不会太暗？我告诉他们，市政府禁止老房子开新窗，即使是密不透风的房屋也不行。所有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外观必须保持原样。他们又邀请我隔天共进晚餐。在那里，他们介绍了另外两个外国作家给我认识，一个法国人，一个亚裔美国人。一周后埃迪回来了，我们再次接到邀请。
我当然希望阿雪莉喜欢这里，但我不想强求。还好，她已经开始计划在这里过圣诞。她给自己挑了一个房间。“家里有做意大利面条的机器吗？”“可以顿顿吃瓜吗？”“可以在第二块梯田上挖个游泳池。”“有去佛罗伦萨的火车时刻表吗？我要去买双鞋子。”
过了几天，我的生活有了规律。凌晨三点醒来，读一会儿书，六点钟起床。取消原来下午一点钟的午餐，改在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三点各吃一顿小点心，比如口感像苹果的番茄。在炎热的午后，还会睡两小时午觉。我并不是真的很困，只是在令人昏昏沉沉的热浪中，吹着嗡嗡的小风扇，不知不觉也就迷糊了过去。晚上，我终于可以躺在铺在院子里的床单上，一手拿电筒，一手拿星座图，辨认星座。凭着屋顶上方的北斗星，我很快就找到了双子星座的北河三和小犬星座的南河三。我本已忘记星星的模样，但现在它们就在眼前，晶莹透亮，有明有灭。
阿雪莉大学一毕业就去了纽约。艺术家似的生活，打零工的漂泊，加上漫长炎热的夏季，让她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们去了后山一个教士开的山泉泳池中泡澡，到伊特鲁里亚人的海边晒日光浴，租了沙滩椅整天待在太阳下。到了晚上，找一家绝对地道的本地餐馆，用完餐后四处溜达。
没有月亮的夜晚，黑暗中的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待在一枚鸡蛋里。埃迪回明尼苏达参加他父母结婚五十周年的庆典了。要不是有一扇百叶窗砰砰地响个不停，屋里静得连我自己的血液流动声都听得见。独自一人守着偌大的房子，我以为会彻夜难眠，胡思乱想。比如，想象一个瘾君子端着一把乌兹冲锋枪，闯上楼来。而事实上，我一整晚都趴在堆满书本、卡片和笔记本的床上，做一件平日极少做的事——给朋友写信。写完信，我又重拾了另一个爱好：像学生时代那样，一边享用可乐和核桃巧克力饼，一边把自己喜欢的诗歌或文字抄在笔记本上。我的黑猫“小妹”要是在身边就好了，孤独之时，它是一个让人十分信任的伙伴。不过，就算它在这里，也不能像往常一样躺在我脚边睡觉，因为实在太热了！它只能睡到床尾的那个枕头上。我睡得像个新生婴儿。起床后，我在阳台上喝了杯咖啡，步行去镇上买了些杂物回家，之后又去花园里干了一会儿活，进屋喝水时，才刚到十点。时间慢慢地过去了，我没有感到任何说话的必要。
日子像流水般飞逝，转眼又到了我和阿雪莉告别巴玛苏罗的时间了。我必须回去工作，但埃迪会多待十天，没准那位喷砂工人度假回来了呢。
巴玛苏罗距离科尔托纳只有两公里，但给人的感觉却像地处偏僻的乡村。虽然有时能听得到有人在喊自家的小狗，却看不到一个邻居。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我可以通过太阳光射在房屋上的位置判断时间，好像我们的房子是个大日晷似的。清晨五点半，第一缕阳光照射在阳台门上，唤醒沉睡的我们，赐予一个欢乐的黎明。到了九点钟的时候，一大束阳光从边窗直射进书房。那是整栋房屋中我最喜欢的窗户，透过它，可以望见远处的柏树林、山谷里的小树林和亚平宁山脉。很想把这幅图景画下来，可是我的绘画水平不高，作品只宜放在储藏室。十点钟，太阳高高挂在屋前的天空上，下午四点之前，它会一直待在那里。四点过后，一道长长的黑影穿过草坪，意味着太阳正在赶往山的另一侧。如果我们此时出发去镇上，会在途中看见一轮巨大的落日，悬在基亚纳山谷之上，迟迟不肯下山。即使已经落山，它也会将一缕缕金黄和藏红的光芒留在天际，照亮我们的归路。到晚上九点半，靛青的夜幕才真正合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