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烧光了，”继父肯定地说，“我们人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这么说，全烧光了？”
“是这样。水火无情啊。”
在一起喝茶时，大家兴味索然，外公看着窗外的雨洗涤着窗玻璃，问道：
母亲紧靠外婆的肩，附着她的耳朵低声说些什么，外婆眯着眼睛，就像被光线刺得睁不开似的。一切显得更加沉闷无聊了。
他俩仿佛刚才跑了很长时间，精疲力竭，满面倦容，衣服上全是皱褶，还有磨破的地方。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只想躺下休息休息。
外祖父突然大声地说起话来，语气挖苦但心平气和：
“嗳，知道吗，你们这儿太潮湿了！”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先生，我听到传闻说，压根儿没有失火，只不过是你打牌把家当输了个精光罢了……”
他嗅了嗅空气，说道：
屋里突然哑然无声了，像在地窖里一样，只听见烧开的茶炊发出噗噗的声响和雨珠拍打在玻璃上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母亲说话了：
“你好啊，小兄弟！你怎样啊，好吗？”
“爸……”
继父向我伸出了一只手，说道：
“喊什么啊——爸啊爸的，”外祖父震耳欲聋地大声喊叫起来，“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是对你说过，三十岁不能嫁二十岁的人吗？你活该，你瞧，他长得多清秀啊！好一个贵族公子哥儿，是吗？怎么啦，小女儿？”
“老天哪，你长得好快啊！”母亲用滚热的手掌紧紧捂着我的脸颊对我说。她穿得不好看，是一件宽大的棕红色的连衣裙，肚子鼓起来。
四个人一起喊了起来，叫得最响的是继父。我跑到过道里，坐在柴堆上，真是惊得呆若木鸡了。母亲似乎换了个人，完全不像从前的她了。我在屋里还不太觉得，可在这儿，在昏暗中，脑海里立刻清楚地浮现出了她从前的模样。
外祖父搬到地下室后不久母亲就回来了，她面色苍白，瘦了，眼睛显得更大，眼里闪烁着感情深厚的惊异的光。不知为什么，她看什么都仔细地端详，仿佛第一次看见她的父亲、母亲和我，而且看时一言不发，而继父则一个劲儿地在屋里踱来踱去，轻轻地吹着口哨，不时地咳嗽几声，两只手背在后面，不住地动弹着玩自己的手指。
后来，记不清为什么我住进了索莫夫镇[121]的一所房子。房子里的东西都不是从家里带去的，四壁没有糊墙纸，墙是由一根根原木排列起来的，原木中间的隙缝里用麻丝填塞，麻丝里有很多蟑螂。母亲和继父住两个房间，窗户朝街，我和外婆住在厨房里，只有一扇天窗。工厂的一根根乌黑的烟囱，就像俄罗斯表示嘲弄或轻蔑时握住拳头从食指与中指间伸出来的拇指，从屋顶向天空翘着，冒起一圈圈的浓烟。冬天的风把烟刮得到处都是，使全镇烟雾弥漫，我们冰冷的房间里总是充满浓浓的糊焦味。每天一早，汽笛就像狼一样地嚎叫：
以后，大约有两年时间我一直在这种不断要把我颠簸到什么地方去的感觉中度过，直到母亲去世。
“噢呜，噢呜，噢呜——……”
我们搬家时用两部大车拉东西，我坐在一辆车的家具什物中间，那辆车颠簸得非常厉害，好像过一会儿就要把我摔下车去似的。
倘若站到凳子上，可以从窗户上端的玻璃越过房顶看见被灯照亮的工厂大门。敞开的大门就像一个老叫化子张着没牙的黑洞洞的嘴巴，密密麻麻的小人儿成群结队地向里面爬。中午时分，又是一阵汽笛声，工厂撇开乌黑的嘴唇，张开了黑魆魆的深洞，令人作呕地吐出了被反复咀嚼过的工人，他们像一股污浊的黑流淌到街上。风刮着白色的毛茸茸的雪沿街疾驰，追赶着人群，并把他们抛到各自的家中。村镇上很难见到天。落满煤烟子的屋顶、雪堆的上空日复一日地低垂地覆盖着另一层灰蒙蒙的平顶，它紧紧束缚人们的想象力，那忧郁的千篇一律的色调使人眼睛发花。
我也不住地想哭，舍不得我的花园，我那窝棚。
每天晚上，工厂上空有一种浑浊的、发红的反光在晃荡，照亮了烟囱顶端，似乎一根根烟囱不是由地面向天空矗立，而是从烟云里由上向下降落，一面降落，一面吞吐着红色的火光，哀号着，吼叫着。这一切看在眼里令人厌烦和恶心，一种使人难以忍受的无聊啃啮着人的心灵。外婆当厨娘，每天做饭，拖地板，劈柴，挑水，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躺下睡觉时已经筋疲力尽，不住地哼哧哼哧、唉声叹气了。有时她烧好了饭，套上短棉袄，高高地掖起裙子，准备到城里去，说道：
“拉走吧！毁掉算了……”
“去看看老头子在那儿过得怎样……”
外祖父两三天里就把家具和各种零星杂物陆续卖给了几个收破烂的鞑靼人，卖的时候，他们讨价还价，相互咒骂，外婆从窗户里看着外面，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压低声音说：
“把我带去！”
“哎哟，孩子他爸，你小心，要招祸啊。”她认真地警告说，可外祖父火冒三丈，不准她把家神请过去。
“你要冻坏的，瞧多大的风雪！”
“等着，我给你送去，你这异教徒！你试试再给我丢脸……”
每次去城里，她要在雪夜里在被人们遗忘的路上走七俄里。母亲怀着孩子，脸色蜡黄，怕冷地用一条灰色的有穗子的破烂披巾裹着身子。我恨那条破披巾，因为它使母亲高大匀称的身材变了形。我恨那像尾巴似的穗子，想扯掉它们。我恨那所房子，恨那个工厂和村镇。母亲穿着一双已经走了样的毡靴走来走去，不住地咳嗽，震动着难看的大肚子，她那灰蓝的眼睛里显露出冷漠气忿的神情，经常盯着空无一物的墙壁，就像目光被粘到墙上了。有时，她整整一个钟头看着窗外的大街，那条街就像颌骨，一些牙齿老得发黑，东倒西歪，另一些牙已经掉落，新牙镶得十分难看，大得和颌骨很不相称。
外祖父从院子里向窗里看了一眼，喊道：
“干吗我们要住在这儿呀？”我问道。母亲回答说：
“家神爷，你是一家之主，给你雪橇，你乘上它和我们一起到新家去，去保佑我们家新的幸福吧！”
“唉，你别问了……”
外祖父在山脚尽头一所旧房子的地下室租了两间小屋，当我们搬到那两间屋里去的时候，外婆拿起一只系有长带子的旧草鞋，将它扔到炕炉下面[120]，蹲下来，开始唤家神迷信观念，类似中国旧时的灶神或灶君、灶爷、灶王爷等。说：
她很少和我讲话，要说也是命令我：
“好吧，既然这么说，那就这么办吧……”
“你去一趟，给我……去把……拿来。”等等。
外婆对他的这两句话泰然自若，好像早就知道他要讲这话似的，只不过一直等他说出来罢了。她不紧不慢地掏出鼻烟壶，填了点鼻烟到她那海绵似的鼻子里，说道：
家里人很少让我上街，因为我每次到街上去都被一些野孩子打得鼻青眼肿回来。打架是我的爱好和唯一的快乐与享受，我常常忘情地打，要打就打个痛快。母亲用皮带抽我，可惩罚更刺激了我，下次和那些孩子打得更狂暴，母亲便更厉害地惩罚我。有一次我警告母亲说，如果她还打我，我就咬她的手，逃到荒野地里，在那里冻死，她一听，吃惊地推开我，在屋里转了一圈，累得气喘吁吁地说：
“喂，孩子他妈，我以前一直养着你，实在养够了！现在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吧。”
“这小野兽！”
秋天，他把房子卖了，在卖屋前不久，一天吃早茶的时候，他突然阴沉、果断地向外婆宣布说：
在我心灵中，那生气盎然却又忐忑不安的称之为爱的情感所构成的色彩斑斓的虹褪色了，而那对一切愈来愈频繁地喷发出无法抑制的恼恨的蓝色火焰，一种难以忍受的愤懑和在这灰色的、死气沉沉的无聊环境中的孤独感，却在心中隐隐燃烧。
每当他陷入沉思时，就显得憔悴不堪，一动不动，像哑巴一样，简直有点怕人。
继父对我极端苛刻，不和母亲说话，老是吹口哨，咳嗽，午饭后久久地站在镜子前，细心地用松明细棒剔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他越来越多地跟母亲吵嘴，生气地用“您”来称呼她。他用这个“您”称呼我母亲使我怒不可遏。吵架时他总是严严关上厨房的门，不愿让我听到他骂的话，但我仍仔细听，仍然听见他那低沉的声音。
“我们不是老爷。没有人教我们，什么事都得自己弄明白。你看，那些书是为别人写的，学堂也是为别人盖的，我们什么都赶不上趟。一切都得自己去干……”
有一天，他突然跺脚大喊一声：
他开始教导我了：
“都是您这个难看可笑的大肚子，弄得我连客人都不能请，您简直是头蠢牛！”
“不为什么。干什么要说话？”
我大为骇然，简直像受了奇耻大辱，身子在宽床板上猛然向上一跳，头撞到了天花板，重重地把自己的舌头咬出了血。
“你为什么不说话？”
每逢星期六，都有几十个工人来找继父卖粮条，这些粮条是工厂当钱发给工人的，他们可以凭这些粮条在工厂开的小铺子里去换取粮食。继父做粮条倒手买卖，用半价收进。他就在厨房里接待那些工人，大模大样地坐在桌旁，阴沉起脸，拿着粮条说道：
有时他到我的窝棚里来，舒舒服服地朝草皮上一坐，久久地盯着我看，一声不响，出其不意地问我说：
“一个半卢布。”
外祖父的话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了，他说话愈来愈枯燥无味，唠唠叨叨和唉声叹气。他开始常常和外婆吵嘴斗气，把外婆从家里赶出去。外婆不是去雅科夫舅舅那儿，便到米哈伊尔舅舅家。有时她干脆一连几天不回家，外公便自己忙饭吃，手被烫了就大喊大叫，破口大骂，摔碗掼盆，显然逐渐变得贪婪了。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你难道不怕上帝……”
这是我一生中最最平静，感受最多和剖析自己内心世界最多的一段时光，正是这一个夏天，我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在内心形成并巩固了。我变孤僻了，有点离群了。我常听见奥夫相尼科夫家孩子们的呼喊声，但我不为所动，不到他们那儿去，即使我的表兄弟来了，也丝毫引不起我的高兴，他们来只能引起我的担心，怕他们破坏了我在花园里的小安乐窝，那是我平生第一件靠我独自力量完成的事业。
“一个半卢布。”
在她那一句一句有节奏的讲述中，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清晨和小鸟一起醒来。阳光直接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早晨的空气无声无息地飘动，露珠从苹果树的叶子上不时地掉落下来，润湿的青草上的反光愈来愈亮，像水晶似地清澈晶莹，青草上缓缓冒起一层薄纱似的蒸汽。淡紫色的天空上，阳光宛如扇子般地向外扩展，天空愈来愈蓝。云雀在目力难及的高空婉转地歌唱。所有这一切赏心悦目的色彩和音响，宛似露水缓缓沁入我的心脾，使我产生一种恬静的喜悦，激起我想快点起来做点什么事情，引发我和周围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友爱地一起生活的愿望。
这种荒谬的黑暗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在母亲生孩子之前，我被送到外祖父那里。那时他已搬到库纳维诺了，在一所两层楼房子里租了一间狭窄的、带有俄式火炉的房间，房间里有两扇朝院子的窗户。这所房子坐落在沙土街上，从这条街往下到小山丘，便是纳波尔教堂墓地的院墙。
外婆久久地不睡觉，双手放在脑后躺着，稍带点激动地讲述着什么，根本不关心我是否在听她讲。她很善于选择讲那些使夜变得更有意思、更美的童话。
“怎么啦？”外祖父迎着我说道，尖叫着笑起来了。“俗话说，‘再心爱的朋友也比不上亲娘’，如今看来我们要说，不是比不上亲娘，而是比不上老鬼外公啦！唉，你们啊……”
常有些夜晚，突然从旷野和街上传来了醉鬼的叫声，或有人踏着沉重的脚步橐橐地跑过去，这些我都习以为常，引不起我的注意。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这新地方，外婆和母亲就带着孩子来了。继父因为掠夺工人被赶出了工厂，但他去了什么地方一趟，马上受聘去火车站当售票员了。
响起了一会儿手风琴声，传来了一阵女人的笑声，军刀碰到人行道砖头上的声响和狗突然的一声尖叫，所有这些都令人厌烦，犹如日落黄昏时的最后的落叶。
过了很多天空虚无聊的日子，我又被送到母亲那儿，住在一幢石头房子的地下室里。母亲随即将我送去上学，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学校就引起我的厌恶。
有时候，太阳一下山，宽阔的天空仿佛涌流出几条火红的河。火红的河一烧尽，金黄色的灰烬便洒落到花园里天鹅绒般的绿茵上，接着你就感到周围的一切逐渐变暗，慢慢扩展膨胀，整个大地沉浸在温暖的朦胧中。吸足了阳光的叶子低垂着，青草弯向地面，愈来愈变得柔和松软，静悄悄地呼吸着各种亲切得宛似音乐的气息，而这时音乐也从远处，从旷野里缓缓飘浮过来：军营里正在吹晚点名号。夜正在降临。随着夜的到来，一种强烈的、清新的、宛如慈母爱抚似的感情渐渐注入人的心田。静谧犹如温馨的、毛茸茸的手温柔地抚慰着我的心，记忆中需要忘记的一切，白天里沾染的所有腐蚀人心灵的灰尘正在被荡涤干净。仰面躺在那里，注视着灿烂的群星在炽烈地燃烧，使天空永无止境地深邃下去。那深邃的天穹愈来愈高，让人不断地发现新的星星，似乎感觉到它在将你从大地上轻轻托起，这种感受多么令人陶醉！多么奇怪，不知是整个大地缩小到和你一样了呢，还是你自己奇迹般地变大了。你在扩展，融化、和周围的一切汇成了一体。一切逐渐变得更暗、更静了，但是，似乎到处都延伸着灵敏的琴弦，弦上发出的每一个音符——或是小鸟在梦中歌唱，或是刺猬窸窣跑过，或是人声突然轻微响起——无论什么声音，都因为周围那种令人觉得极为敏感的亲切的寂静而特别显得比白天响亮。
上学时，我穿的是母亲的矮靿皮鞋，用外婆的上衣改缝的旧大衣，黄衬衣和撒腿裤子。这一身打扮立刻引起了同学们的嘲笑，由于我穿的是黄衬衣，便得了个绰号叫“方块”[122]。不过我和男孩子很快就和睦相处了，可教师和神甫不喜欢我。
“你们要受凉的，一对傻瓜，这样要生病的，要不然会中风，或者小偷钻进来把你们掐死……”
教师是脸色蜡黄的秃头，鼻子经常流血。他每次走进教室时，鼻孔里都塞着棉花，坐到桌子后面，齉着鼻子问我们的功课。他问着问着，突然话说到半截就不说了，拉出鼻孔里的棉花，摇晃着脑袋翻来覆去地仔细看。他的脸盘扁平，黄铜般的颜色，萎靡不振，皱纹里仿佛布满了像铜绿似的东西，一对完全多余的呆板无神的眼睛，使那张脸显得特别丑陋。就是这对眼睛经常讨厌地盯住我的脸看，使得我总想用手掌把两颊擦干净。
外祖父嘟哝说：
我在一班第一排坐了几天，课桌几乎紧靠着教师的桌子，这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仿佛除了我以外，他谁也看不见，老是齉着鼻子说：
“一颗新的星星升上天了，瞧啊！多鲜艳多明亮啊！哦，美妙的天空啊，你是上帝的绚丽的法衣……”
“彼斯科夫[123]，换一件衬衫！彼斯科——夫，脚不要在地上磨蹭！彼斯科夫，你鞋子里又流出了一汪水了！”
或者她指着星星对我说：
为此，我狠狠地搞了一次恶作剧报复他：有一天，我找到半个冰冻西瓜，掏空里面的瓤儿，用细绳系在过道门的滑轮上。门开着时，西瓜随着滑轮拉到上面，教师来上课，随手一关门，西瓜皮就落下来，正好套在他的秃头上。事后，门房带着教师的字条把我送回家，我为这次淘气所付的代价是受了一场皮肉之苦。
“你瞧，又落下了一颗星星！这是什么人的纯洁的魂灵儿忧闷不安，思念大地母亲了！就是说，现在什么地方有个好人出生了。”
另一次，我在他桌子抽屉里撒了许多鼻烟，上课时他接二连三地打起喷嚏来，无法停止，不得不到教室外面去，最后不得不要他女婿来替自己代课。他女婿是个军官，强迫全班学生唱《愿上帝保佑沙皇》和《啊，自由啊，我的自由》。谁唱错了，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袋，不知怎么的，敲得特别响，令人好笑，但不痛。
整整一个夏天，当然除了刮风下雨，我都在花园里度过，温暖的夜里，我甚至就在花园里躺在外婆送给我的一条羊毛毡上睡觉。外婆自己也常在花园里过夜，她抱来干草，铺在我的“床”旁，躺下来，久久地给我讲些什么。她在讲的过程中，常常打断自己的话头，出其不意地插上一两句：
神学课教师是个年轻漂亮头发蓬松的神甫，他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没有《创世纪》，还因为我滑稽地模仿他说话的神情、语调和姿态。
“这是她第二次酗酒了，米哈伊尔要去当兵的时候，她猛喝起酒来。那个老糊涂劝我去替他买张免役证。我想，也许他当了兵后能变了个人……唉，你们啊……我是快要死了。就是说，以后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要自己照顾自己，自己的生活花费靠自个儿挣，懂吗？嗯，就是这样。你要学着自己独立干工作，不要听别人摆布！要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是要坚强！什么人的话都要听，但做的时候，要想想怎么做对自己最有利……”
他一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问我：
他很久没有说话，似乎在留心听什么，然后又不乐意地脱口说出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话语：
“彼什科夫，你书带来了没有？对了，书？”
“现在你要离开你母亲独自一个人生活了。她以后还要生孩子，她对那些孩子比对你亲。如今你外婆又喝起酒来了。”
我回答说：
他说的这话我十分重视和珍惜。有时他躺在我那用草皮铺成的“宝座”上，从容不迫慢吞吞地开导我，一字一句仿佛是费了好大劲才从嘴里挤出来似的。
“没有。没有带来。对了。”
“你学着自己把自己安排得尽量好一些，对你很有好处。”
“什么‘对了’？”
外祖父说：
“没有。”
从早到晚我和外祖父闷声不响地在花园里忙。他翻松田畦，把马林枝扎紧，刮去苹果树干上的苔藓，捻死毛毛虫，我仍然忙着建造和装饰我的那个小窝。外祖父把烧焦的木头上端砍去，将一根根细棍子插到土坑四周，我就把笼子里养的小鸟分别挂在木棍子头上，用干蒿草扎成密密的篱笆，还在那宽大的椅子上搭了个凉棚用来挡太阳和露水，我那个小窝简直舒服极了。
“好吧，你就回家吧！对了，回家。因为我不想教你。对了。不想教你。”
“我们回去喝早茶吧，”外祖父抓住我的肩膀说道，“看来，你命里注定跟我住在一起，你这条小鱼离不了我这洼水，你就使劲儿到我水里来游吧！”
这并不使我伤心，我离开学校，一直到放学之前都在镇上的几条肮脏的街上闲逛，细细地察看镇上的喧闹的生活。
这时天色还很早，家家户户的百叶窗还虚掩着，街上空空荡荡，我从未见过大街上这样空旷沉寂。远处有个牧人在惹人厌烦地吹着笛子。
这位神甫有一张端庄文雅基督式的脸，亲切的女人似的眼睛和一双碰到一切都亲切温柔的小手。每样东西，无论书、尺、羽笔，他去拿的动作，都惊人轻柔优美、温文尔雅，似乎他拿的是有生命的脆弱的东西。十分钟爱它，唯恐不小心把它碰坏似的，可是他对孩子们却不那么亲切和蔼，不过孩子们仍然喜欢他。
我坐在石墩子上，望着两辆马车在路上颠颠簸簸地走远了，眼看马车在街角转弯以后，我的胸口似乎什么东西啪的一下合上，紧紧地被关住了。
尽管我学习得还算不错，但不久仍然通知我说，由于我的行为不端要把我赶出学校。我十分懊伤，一场极为不快的波澜威胁着我：因为最近母亲变得越来越容易动怒，打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不会有……好结果的……在那儿……不会有的……”
但是，救星来了——突然学校里来了一个叫赫里桑夫[124]的主教，在我记忆中他是驼背。
他们走了。母亲几次回头，挥动着头巾，外婆一只手撑着墙，另一只手在空中向她摇晃着，老泪横流。外祖父也用手指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结结巴巴地咕哝着：
这位身材矮小的主教，穿着一件肥大的黑袍，在桌后坐下，从袖子里抽出双手，说道：
“好事。土耳其人该打[119]……”
“我的孩子们，让我们交谈交谈吧！”教室里顿时感到温暖如春，气氛活跃起来，似乎微微飘来了一阵从未体验过的令人愉快的轻风。
“肯定要去。”
继许多同学之后，我也被叫到他的桌前，他认真地问我：
“就是说，您要去打仗■？”外祖父问道。
“你几岁啦？才这么大啊？小弟弟，你长得这样高啊，是吗？你常常站在外面让雨浇的，对吧？”
绿色的老太婆和她当军官的大儿子坐上了另一辆敞篷马车，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画的一样，那个大儿子则用军刀柄挠着自己的胡子，一个接一个地打着呵欠。
他把一只瘦瘦的、留着又长又尖指甲的手放在桌上，另一只手捏着稀疏的小胡子，慈祥的眼睛一直凝视着我的脸，提议说：
“行——啦，够——多啦……”
“喏，你给我讲讲《创世纪》里你喜欢的一段，好吗？”
马克西莫夫急急匆匆地把自己穿着蓝裤子的两条长腿在马车上摆好，外婆把几个包袱塞到他手上，他就把包袱都堆在自己的腿上，用下巴抵住包袱，胆怯地皱起苍白的脸，拖长了声音说：
当我告诉他我没有书，没有学《创世纪》时，他扶了一下头上戴的高筒帽子，问道：
“你帮着拉一下，难道没看见？”外祖父对我说道，他不知道这时我已经难过得不能帮母亲拉了。
“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这是一定要学的！那也许你知道一些什么别的，从前听到过的？《诗篇》你知道吗？这很好！会念祷词吗？嗬，你瞧吧！那么说《使徒传》你也会■？还能念圣诗吗？哦，你是我的学识渊博的学生。”
他们坐上了四轮双座敞篷的轻便马车，母亲的衣裳下摆被什么东西挂住了，她气呼呼地拉了很久。
我们的那位神甫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地来了，主教在他面前画了十字，做了祝福，正当他要数说我的时候，主教举起了一只手，说道：
“要听外公的话。”母亲在我胸前画了十字说道。我一直等她讲一些别的什么话，所以很生外祖父的气，就是他给打搅了。
“请等一等……喂，你讲讲上帝的仆人阿历克谢，好吗？”
“你对他说，要听我的话。”外祖父眼睛看着朝霞尚未退去的天空，阴郁地说。
“这是极好的诗，小弟弟，是吗？”当我忘了哪一行诗，稍稍停顿一下时，他说道：“你还会什么？……大卫王的故事，会吗？我很想听听！”
“别了……”
我发现，他确实在听，是真喜欢诗的。他问了我很久，后来突然停住，很快地向我打听：
母亲是次日清晨走的，临别时她拥抱了我，轻轻把我从地上抱起，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目光探察我的眼睛，亲吻着我说：
“你以前学《诗篇》是谁教的？是慈祥的外公？是很凶狠的吗？难道是这样？那你一定很顽皮！”
我懒得再问土地测量是怎么回事了。家里孤寂无聊，只能觉察到一种像动物擦毛发出的极轻微的沙沙声，我真想黑夜快点到来。外祖父背脊紧倚着炕炉，微眯上眼睛看着窗外。绿色老太婆一面帮母亲收拾东西，一面不断地唠叨，唉声叹气，而外婆中午就喝醉了酒。家里人怕她丢脸，送她到阁楼上，把她锁在里面。
我窘得说不下去了，但还是说了声：“是的。”教师和神甫一齐■里■唆地说了我一大堆坏话，证明我应该认错，主教垂下眼睛听他们数落我，然后叹了口气说道：
“学土地测量。”
“你听到他们都说你什么了吗？嗯，到我跟前来！”
“你现在学习什么？”
他把一只发出檀香木气味的手放在我的头上，问道：
他们像跟大人说话似的和我交谈，这倒使我很愉快，但当我听到已经长了胡子的人还在学习时，感到很奇怪。就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顽皮呢？”
“你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你父亲要参加考试，考过试，毕业后就回来……”
“学习很枯燥。”
这时母亲来了。她说：
“枯燥？小弟弟，你这话说得就有点不对了。倘若你真的觉得学习枯燥，那你就学不好了，可是老师们都证明你学得不错。就是说，还有点别的什么原因。”
“那我给你寄别的东西吧。”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笔记簿，边写边说：
“我不会画。”
“彼什科夫·阿历克谢，就这样。呣，小弟弟，你还是要克制自己，不要顽皮得太过分！稍微顽皮点儿——可以，顽皮得太厉害了，就叫人讨厌！孩子们，我说得对吗？”
“你不爱画画吗？”
大家齐声地回答：
“我用颜料干什么呢？”
“对。”
“我答应过送你画图画的颜料，但这城里没有好的卖，而我自己用的颜料又不能给你，我以后从莫斯科买来寄给你……”
“你们自己不大顽皮，对吗？”
婚礼举行得很冷清。他们从教堂回来后，闷闷不乐地喝茶。母亲换去了礼服，到自己卧室去收拾箱子，继父坐在我的身旁，说道：
“不，我们也很顽皮！很顽皮！”
脚伤了，母亲去教堂举行婚礼，我没能去送，只能走到大门口看着她挽着马克西莫夫的胳膊，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踏着人行道上的砖头和从砖缝里冒出来的青草，仿佛她脚下踩的是铁钉尖。
主教往椅背上一闪，将我紧紧拥在怀里，惊奇地说了几句话，说得大家——包括教师和神甫在内——都笑了，他说：
他抛下铁锹，挥了挥手，到浴室后的花园角落去了，那里有他的小温房。于是我便开始翻土，谁知刚翻就被锹弄伤了脚趾。
“这事儿真怪，我的小弟弟们，要知道，我在你们这年龄的时候，也是个头号淘气鬼！为什么会这样，小弟弟们，啊？”
“你这小窝白造了！白费力，小兄弟。这房子我很快就要卖掉了。大概要交秋的时候我就卖掉它。要钱用，给你母亲办嫁妆。就这样，让她能过上好日子，上帝保佑她……”
孩子们笑着，他详细地问了大家很多问题，十分巧妙地使大家七嘴八舌地辩论，教室内快乐的气氛愈来愈浓了。最后他终于站起来说：
接着他又挖起土来了，他突然说：
“顽皮鬼们，和你们在一起很愉快，可我该走了！”
“我出汗了！你瞧，多少蚯蚓！”
他举起一只手，把大袖子捋到肩膀，挥起胳膊，在每个人胸前画个大十字，祝福说：
他全身抖动了一下，用手掌擦去脸上的泪水，茫然地看了我一眼。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祝福你们去为最美好的事业效劳。再见了。”
“你怎么啦？”我问他。
大家高喊：
突然，他抓着铁锹弯下身去，一声不响地发愣。我走到他面前仔细一看，只见从他那小小的像狗一样的眼睛里，不断流出的一小滴一小滴的眼泪落到了土里。
“再见了，大主教！您要再来。”
“把蒿子根拣出来扔掉！以后我替你在这儿种一些向日葵和锦葵，长起来才好哩！真好……”
他戴着那高筒帽子向我们点了点头，说道：
我拿来了一把铁锹，他向手掌上吐了口唾沫，喉咙里咯咯响了几声，用脚把铁锹深深地蹬进肥沃的土里。
“我来，我来！我给你们带书来！”
“想的主意真不赖！”有一天外公仔细地打量着我的工程说道，“只是你没把野蒿根刨掉，以后还会戳你的！去拿把铁锹来，我来帮你把土再翻一遍！”
他从容地走出教室，对教师说：
我在花园里的那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我用手拔，用柴刀砍，清除了坑里的野蒿，在坑的四周泥土塌落的地方，用碎砖破瓦填平围实，还用那些砖头瓦砾砌了一个宽大的坐位，大得甚至可以躺在上面睡觉。此外，我又收集了许多彩色玻璃和破碗碎瓷，用黏土把它们砌进碎砖破瓦的缝隙里，太阳一照进土坑，这些碎片就立刻闪耀出光彩夺目像彩虹般的光环，像在教堂里一样。
“放他们回家吧！”
然而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从前，母亲总是激起我对她很多很多亲切的思念，但是这些思念从来没有决心说出来。
他牵着我的手走进过道，在过道里俯下身子悄声对我说：
“请你别嫁人吧，我能养活你！”
“那你要克制自己一些，好吗？我理解你为什么要淘气！好，再见吧，小弟弟！”
对她一个接一个摆的这一连串的“然后”，我觉得仿佛是向下面什么地方延伸的一架梯子。这架梯子通到黑暗的深渊，使母亲离开得越来越远，去过孤寂的生活，所以它并不使我高兴。我很想对母亲说：
我十分激动，仿佛胸中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情在沸腾，甚至教师放走了全班同学，只留下我一个，说我现在应该表现得比水还要安稳，比小草还要顺从，我都会认真地心甘情愿地听完他的话。
“对，对了，”她轻声说，“别胡闹了！我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了，然后就去莫斯科，然后再回来，你就和我住在一起。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很善良又聪明的人，你会和他相处得好的。你将到学校去学习，然后当一名大学生，就像他现在这样，然后做医生。你想干什么？有学问的人能干想干的事。好了，去吧，去玩吧……”
神甫一边穿着皮衣，一边拖长了低沉的声音和蔼地说：
她热泪盈眶，把我的头紧紧贴在她的脸颊上，这使我心里特别沉重，不如她狠狠地打我一顿反好受些！我说我以后再也不得罪马克西莫夫家的人了，永远不了，只要她不哭。
“从今以后，你应该来上我的课！对了。应该上课。但你要安安静静地坐着！对了。安安静静的。”
“你听我说，为什么你总要任着性子干？你可知道，这么干我心里有多难过，我会倒霉的！”
我在学校里的事情刚搞顺当，可在家里却闹出了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我偷了母亲的一个卢布，但这不是我预先策划好的犯罪。有一天晚上，母亲出门到什么地方去，留下我在家看小孩。由于枯燥无聊，我便翻看继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札记》[125]。书页中夹有两张钞票，一张十卢布的，一张一卢布的。书我看不懂，便合上它，但转而一想，一个卢布不仅可以买到《创世纪》，说不定还能再买一本讲鲁滨逊的书。在这不久以前，我在学校里得知有这样一本书。那天很冷，课间休息时我在给几个小男孩讲童话故事，突然其中一个孩子鄙薄地说：
我不喜欢她把嘴捂住，便避开她跑了。我爬到屋顶上，在烟囱旁坐了很久。真的，我非常想捣蛋，对所有人我都恶言恶语，要想克制住这种愿望很难。有一次，我在我未来的继父和新奶奶坐的椅子上涂满了樱桃树的胶，两个人都被粘住了，好笑极了。外祖父狠揍了我一顿以后，母亲来到我住的阁楼上。她把我拉到面前，用两个膝盖紧紧夹住我，说道：
“又是童话，胡说八道，不好听，瞧，鲁滨逊，那可是真人真事！”
“啊，我的老天爷啊！哈，你真调皮，耶稣保佑你……”
还有几个看过鲁滨逊的男孩，他们都夸这本书好，我很气恼，外婆的童话故事他们竟不喜欢，于是我决定要看一遍写鲁滨逊的书，以便我也能说：“那才是胡说八道！”
母亲把我从桌旁拉走，我被屈辱地赶到了阁楼上。外婆来了，她捂住自己的嘴巴哈哈大笑说：
第二天，我带了一本《创世纪》、两本破破烂烂的安徒生童话集、三磅白面包和一磅香肠到学校去。在弗拉基米尔教堂的菜园旁边的一间昏暗的小铺子里，有一本薄薄的黄封面的书，第一页上印着一个身裹兽皮、头戴尖顶椭圆形的毛皮帽、满脸大胡子的人，单这身打扮就使我不喜欢了，童话书上印的图画，连人的外表都令人觉得可爱，尽管书已被翻得破烂不堪。
“要是你舍不得，就拿去吧……”
在课间大休息时[126]，我和孩子们分享了面包和香肠，接着便开始读异常优美的童话《夜莺》，这个童话立刻抓住了大家的心。
我立刻从嘴巴里掏出一块来，重新把它插在叉子上，递到她面前说：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帝本人也是中国人。”我清楚地记得，这句话以其质朴无华的语言、令人快乐和微笑着的音乐韵律和包含的惊人美好的内容，顿时就使我感到极为愉悦和惊愕。
“哎呀，阿廖申卡，你为什么吃得这么快？为什么这样大块大块地狼吞虎咽啊！亲爱的，你要噎住的！”
《夜莺》我没能在学校里读完，因为时间不够，回家时，母亲正站在炉口前的小平台旁，手里拿着煎锅活柄在煎鸡蛋，她用一种很怪的压低了的声音问道：
我恨死那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真是恨入骨髓了。这种难以忍受的心情使我挨了很多次的打。有一次在吃午饭的时候，老太婆可怕地瞪起眼睛说：
“你拿了一个卢布？”
她儿子顺从地低着头，皱起眉头一声不响。他在这绿色老太婆面前总是皱着眉。
“拿了。瞧，买的书……”
“这孩子一定要好好教育，懂吗，叶尼亚[118]？”
她用煎锅柄狠打了我一顿，两本安徒生童话则被她没收了去，藏到什么地方，我一直没能找到，这比打我更使我伤心。
她常常对她儿子说：
我几天没有去上学，在这段时间里，大概继父把我的“功绩”讲给他的同事听了，那些同事又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将这事传到学校里。当我上学的时候，同学就用给我起的新绰号迎接我，喊我小偷。这绰号既简短又明了，但不正确：因为我并没有隐瞒那一个卢布是我拿的。我试图向大家解释清楚，他们不相信我，于是我便跑回家告诉母亲说我不去上学了。
“你干吗老是绷着脸？”有时外婆问我，有时母亲也问我，她们问得我很不自在，因为我并不是生她们的气，只不过是家里发生的一切都和我格格不入罢了。在我们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那个绿色的老太婆常常在座，桌旁活像撅着一根旧篱笆上发出腐烂气味的木桩。她的两只眼睛仿佛是用看不见的线缝在脸上似的，眼珠儿转得很灵活，似乎眼看就要从皮包骨头的眼坑里滚出来。那双眼睛好像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发现。当她说到上帝的时候，眼睛就向天花板上翻，一谈到家务事，眼皮就耷拉到腮帮子上。她的眉毛就像用麸皮粘上去的。她的裸露的大牙能咬断她塞到嘴里的一切，而且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弄姿作态地蜷曲起手，翘起小指头，咀嚼时耳朵旁边一对圆骨头滚来滚去，耳朵跟着一动一动，连疣上的一小撮绿毛也像爬似的、在干净得令人厌恶的蜡黄的皱皮上微微蠕动。她浑身上下干净得和她的儿子一样，甚至碰他们母子一下都觉得不好意思，甚至是大逆不道的事。刚来的那几天，有一次她想把自己那只死人般的手伸向我的嘴唇，手上散发出一股喀山的黄肥皂的味儿，我扭身逃跑了。
母亲又怀孕了，她脸色苍白，失常的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她在喂小弟弟萨沙，眼睛看着我，嘴巴就像鱼似的张着。
花园里，小草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尖叶，苹果树上的幼芽已经长大，有的花蕾已经绽开，彼得罗夫娜家小屋顶上的青苔已经令人愉快地发绿了。到处莺歌燕舞，鸟儿成群，随处可以听到快乐的声响，一股股清新的芳香浓郁的气息，使人感到一种愉快的眩晕。在彼得伯伯抹脖子的那个坑里，被雪压断的棕红色的野蒿东倒西歪，凌乱不堪。看见这个坑就叫人沮丧，坑里没有一点春的气息，那些失火未烧尽的黑木段仍然哀伤地发亮，我觉得这个坑简直是多余的，刺激人的神经。我气愤得恨不能把坑里的野蒿全部拔掉，踩烂，清除那些破砖烂瓦、黑木段，把坑里所有乱七八糟的垃圾和废物打扫得一干二净，在坑里给自己安置一个清洁的小窝，夏天我就一个人住在这里，避开大人。想着，想着，我就动手干了起来。这一干，马上就使我忘了家中所发生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而且时间很长。虽然家里的事仍然使我感到十分气恼和难受，但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越来越引不起我的注意了。
“要是你撒谎，”她低声说，“谁也不会知道你拿了家里一个卢布。”
我不愿听她的话，甚至看见大人就不愉快。
“你去问好了。”
“那儿地还没干哩，再等两天吧！”
“是你自己说走嘴了。呣，你说，是不是你自己？你当心，明天我亲自去问，是谁把这事传到学校去的！”
“我要到花园里去。”
我说出了那个同学的名字。她愁眉苦脸，潸潸泪下了。
“不要光脚丫在地上走。”外婆说道。
我离开母亲回到厨房，躺到自己床上——床铺在炕炉后面箱子上——躺着听母亲在房间里哀号：
外祖父仔细起出窗框，拿到外面，外婆把窗子全部敞开。花园里的椋鸟在高声鸣叫，麻雀儿唧唧喳喳，已经解冻的大地散发出的醉人清香充溢满屋，炕炉上的发青的瓷砖似乎难为情地发白了——看着这些瓷砖都觉得有点冷。我从床上爬到地板上。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这几句简单的对话具有特别的含义，在这几句话后面隐藏着一件重大的、令人忧愁的，毋需说出来大家都已清楚的事。
被烤热了的沾满油污的抹布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气味，熏得我再也躺不住了，我便起来到院子里去，但母亲大声喝住了我：
“够了，你别说了！”
“你到哪儿去？去哪儿？到我这里来！……”
外婆就像在楼梯上回答我似的回答他说：
后来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膝盖上，抓着她连衣裙上的纽扣，头一点一点的，说：
“你高兴了，是吧？”
“纽纽，就是扣扣。”
“什么怎样啊？”
我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她搂住我说道：
“怎样，老婆子？”
“我们是穷人，我们每一个戈比，每一个戈比……”
有一天早晨，外祖父手里拿了一把凿子走进了屋。他走到窗前开始把冬天封住窗框的油灰剔下来。外婆端来了一盆水，带了抹布来，外祖父悄声问她：
她那滚热的胳膊紧抱住我，总是有些什么话没有全说出来。
一连过了几天空虚的日子，无聊得就像一股细水单调地无声无息地淌过去了。母亲订婚以后便到外地去了，家里冷清得令人难受。
“真是个坏蛋……坏蛋！”冷不防她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我已听她说过一次。
我不想哭。阁楼上又暗又冷，我颤抖着。床摇晃得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那个绿色的老太婆仿佛还在我的眼前。我假装睡着，外婆便下楼去了。
萨沙学着重复说：
“你要哭就哭吧……”
“‘忽’蛋！”
外婆把我放到床上，自己累得一头倒在枕头上，浑身哆嗦，哭出了声，她哭得两肩都颤动起来，抽抽噎噎嘟囔地说：
这个小孩挺怪：长得不匀称，大头，总是用那双非常好看的蓝眼睛看着一切，脸上带着温顺的微笑，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他很早很早就开始牙牙学语了。他从来不哭，一直处于恬静的快乐的状态中。他的体格较弱，刚刚学爬，一看见我就高兴，伸出两手要我抱，喜欢用他那软绵绵的小手指搓揉我的耳朵，不知为什么，他的小手指上总是散发出一股紫罗兰的香味。后来他出人意外地死了，没有生病就死了。他早晨还好好的，像平时一样，文文静静地高高兴兴地玩，可是傍晚时分，在教堂敲响晚祷前的钟时，已经躺在桌上了。他是在第二个孩子尼古拉出世后不久死的。
“你们都是骗子……”
母亲允诺我要做的事，她全做了。因此我在学校里的事已得到圆满的解决，一切正常，但是，我又被扔到外祖父那里去了。
“够了，你别说了！……”
有一天吃晚茶的时候，我从院子里进厨房听见母亲声嘶力竭地喊：
“你为什么以前不把这事讲给我听？……”
“叶夫根尼，我求你了，求求你了……”
实际上我没有晕过去，只不过闭上了眼睛。当她吃力地抱着我上楼梯的时候，我问她：
“愚——蠢！”继父说。
“他晕过去了。”外婆说了一句，她抱起我向门口走去。
“可我知道，你是到她那儿去！”
“一定要，一定要……”
“去又怎么样？”
房间里雪亮，屋角的桌上的银质枝形烛台上点着五支蜡烛，中间供着外祖父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圣像法衣上的珠子在烛光中忽亮忽暗，圣像头上金色光轮的深红贵榴石光芒四射。黑糊糊窗户外面站着几个人，他们不声不响；从屋里向外看，只见一张张模模糊糊的圆圆的脸像煎饼似地贴在玻璃上，鼻子都压扁了。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在向什么地方浮动，在旋转，那个全身是绿的老太婆一面用冰冷的手指摸我的耳朵后面，一面说道：
他们两人沉默了几秒钟，母亲一面咳嗽一面说：
“我要送给你画画的颜料。”
“你这个坏蛋太恶毒……”
接着她很快地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马克西莫夫稍稍眯缝上眼睛，俯身向我，说道：
我听见，似乎他重重地打了母亲，我奔进屋，看见母亲被打得摔倒跪在地上，脊背和两肘撑着椅子，胸口向上凸起，仰着脸，口中不断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眼睛里可怕地闪着光，而继父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新制服，正在用他的长腿踢母亲的胸口。我抓起桌上的骨柄镶银刀——那是我父亲去世后留下的唯一的东西，是用来切面包的——我抓起刀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向继父的腰上刺去。
“这是你父亲……”
幸好母亲及时把马克西莫夫往旁边一推，刀从腰旁滑过，但把他的制服划开一个大口子，只划破了他的皮。只听到继父啊呀一声大叫，捂住腰部从房间里奔了出去，母亲抓起我，稍稍举起，一声怒吼把我向地板上一摔。继父从院子里跑回来，抢走了我。
母亲淡淡一笑，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向我前面推了推，说道：
天已经很晚，他仍然出去了。母亲到炕炉后来找我，小心翼翼地轻搂着我，亲我，哭着说道：
“她算是你奶奶哩……”
“原谅我，是我不好！唉，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动刀子？”
“这是谁啊？”我胆怯地问。外祖父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说了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且我完全懂得的话，我对她说，我杀死继父，然后我也杀死自己。我想，这一点我能做到，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试试。甚至现在，仿佛那条穿着有一道鲜明镶边裤子的长腿还在眼前，它似乎还在我眼前来回晃动，用脚尖踢女人的胸脯。
老太婆全身都是绿的：衣裙、帽子是绿色的，连那张眼睛下长了个疣的脸，甚至疣上的一小撮毛，像草一样，也是绿的。她撇着下嘴唇，翘起上嘴唇，龇着满口发绿的牙齿，用一只戴着黑色的钩花的无指手套的手，放在眼睛上遮着光看着我。
在回忆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的这些像铅般沉重的令人厌恶的丑事时，我时刻反问自己：“值不值得提起这些卑鄙龌龊的事情呢？”每一次我都怀着重新恢复起来的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长久存在的丑恶的真实。这种丑恶至今尚未死亡。这是一定要从根上认识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从记忆中，从人的心灵中，从我们沉重的，可耻的生活中，把它从根上彻底铲除。
“用马林汤[117]灌他，再用被子把他连头蒙住……”
还有另一个迫使我描写这些丑恶的真实的积极原因是：这些丑事尽管令人厌恶，虽然使我们压抑，把无数美好的灵魂压扁至死，然而整个俄罗斯人的心灵仍然那样健康和朝气蓬勃，他们正在不断地战胜那些丑恶，而且一定能战胜它们。
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爬到母亲房间的了，我坐在外婆膝上，外婆面前站着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一个干瘪的脸色发绿的老太婆正在气势汹汹地说话，她的嗓音压倒了所有人的声音，只听她说：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讶不已的，这不仅因为我们生活中这层孳生出形形色色畜生般的坏蛋的土壤是如此肥沃和多产，而且还因为新鲜的、健康和富有创造性的事物，仍然透过这层土壤发芽，成长。善良，人所固有的善良，在不断地生长，它在唤醒坚不可摧的渴望，向往着光明的人的生活的复苏。
有一天傍晚我睡着了，醒来后感觉到我的腿有点能动了，便从床上把脚放到地上。这时腿又不能动弹了，不过我心里陡然有了信心，我的腿完好无损，以后还能走路。这简直太好了，我高兴得叫了起来，试着站起来将整个身子的重量放在两条腿上，谁知一下摔倒在地。但我立刻向门口爬去，顺着楼梯向下，脑子里想象着大家在楼下突然看见我时惊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