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不捉之前，你要先捉一只送给我。”
“好吧，我以后不捉了！”
“送给你，那你要什么样的鸟？”
“不，你别捉鸟，让它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吧……”
“要快乐会叫的鸟儿，放在笼子里。”
“鸟儿叫得可好听呢。”
“就是说，你要黄雀。”
“你干吗要捉鸟？”小弟弟问道。
“猫会把它吃掉的，”老二说，“再说，爸爸也不准养。”
很难使人相信，他们这样的孩子，也和我一样挨打，我为他们抱屈。
大哥也同意二弟的意见：
“打了。”老大回答说。
“不会准的……”
“你们挨打了吗？”我问。
“你们有母亲吗？”
我们钻进仓库遮檐下的那架旧雪橇里，相互打量着，交谈了很久。
“没有。”大哥哥说，但老二改正说：
“下来，到我们这儿来！”
“有，只是她是另外一个妈妈，不是生我们的妈妈，我们自己的妈妈没有了，她死了。”
兄弟三人将近一个星期没出来，后来出来玩时，说笑声比以前大些了，老大看见我在树上，亲切地向我喊道：
“另一个妈妈叫继母。”我说。老大点点头说：
这一切发生得这么快，我看了看，甚至刚才我从上面跳到院子里来的那个树杈还在晃动呢，有一片黄叶子正从上面落下来。
“对。”
三兄弟走了。
兄弟三个陷入了沉思，变得忧郁起来。
“对，不要说，”小弟弟打着寒噤同意说，“我是跌到水洼里的，对吧？”
我从外婆讲的一些童话里知道继母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懂得，为什么他们沉思不语。他们一个模样，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真像三只小鸡。我顿时想起了童话故事中的那个用蒙骗手段占据亲娘地位的妖婆后母，便告诉他们说：
“我们走吧，他要感冒了！我们就说他摔倒了，掉下井的事不要说！”
“亲娘会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听了他的称赞，我很高兴，还没来得及握住他的手，他就对二弟说：
老大耸耸肩说：
“你跑得真快！”
“如果她已经死了呢？不会回来的……”
老大点了点头，然后向我伸出手，说道：
果真不会回来？老天啊，有不少人死了多少次，甚至已被人剁成一块一块的了，还每次都能复活，只要向他们身上喷生命之水就行了。以前多少次死，都不是真死，不是上帝的意旨，而是中了巫师和妖婆作的法！
“你们会挨打吗？”我问。
我开始激动地把外婆讲的那些故事说给他们听，开始时，老大一直微微含笑，后来轻声说道：
“我们回家吧，反正瞒不住了……”
“这我们知道，这是童话……”
“你发疯了，就这回事儿。”他的二哥搂着他，用手帕擦他脸上的血，老大愁眉不展地说：
他的两个弟弟一声不响地听着，小弟弟绷着脸，紧闭双唇，二弟弟一只臂肘撑着膝盖，向我探过身，另一只胳臂勾住小弟弟的脖子。
“我怎——怎么掉——掉下——去啦……”
已经很晚了，映着晚霞的云彩挂在屋顶上，这时，我们旁边出现了那个留两撇白胡子的老头，他穿着栗色的像神甫穿的长袍，头上戴了顶毛茸茸的皮帽子。
我们很快将小弟弟拉上来了，他也吓坏了：鲜血从右手手指上直往下滴，颈子上的皮擦伤了好大一块，从脚到腰都湿透了，脸色苍白得发青，但一面打着寒噤，一面还在笑。他睁大了眼睛笑着，拖长了声音说：
“他是什么人？”他指着我问道。
“请轻一点！”
大孩子站起来，用头向外祖父的院宅点了一下说：
老二和我同时跑到井栏边，他紧紧抓住井绳，猛向上拉，他的两只手被绳磨得像火烧似的受不了，我及时地上去截住了井绳，就在这当口，他们的大哥也跑到井边，帮助我把吊桶往上拉，他说：
“他是那个院子的……”
“掉到井里啦！……”
“是谁叫他来的？”
我惊呆了，眼看着上足了油的辘轳一点声音也没有飞快地旋转着，但是我很快就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纵身便跳进了他们的院子，喊道：
三个孩子立刻不声不响地爬出雪橇，回家去了，这情景又使我想起了三只驯服的小鹅。
小弟弟急了，猛地一下跳到井栏上，抓住井绳，把两只脚伸进空吊桶，只听见吊桶在井栏壁上咚咚响地轻轻碰了几下，人就不见了。
老头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押着我从院子里向大门口走去。我被吓得直想哭，但他步子又大又快，我还没来得及哭出来，已经到街上了，他在大门上的便门口站住，指着我吓唬说：
“一，”哥哥喊道，“二……”
“看你再敢到我这儿来！”
有一次，他们玩起了捉迷藏游戏，轮到老二找人，他跑到仓库拐角里，两只手老老实实地蒙住眼睛站在那儿，一点儿不偷看。哥哥和弟弟跑去藏起来。哥哥跑得很快，机敏地躲进放在仓库遮檐下的一架宽雪橇里，而那个小弟弟慌了神，可笑地围着井旁跑来跑去，找不到可以藏自己的地方。
我火了，说道：
我好多次坐在围墙上面的树杈上，期待着他们喊我去跟他们一起玩，可他们从来没喊过，但是，我思想上已经跟他们一起玩了，有时入了神，情不自禁地大声叫着笑了起来。这时，他们三个人便一起看看我，悄悄地在说着什么，我十分难为情，便爬下树了。
“我根本不是来找你的，老鬼！”
他们像三只小鹅，听话地、不紧不慢地走了。
他立刻伸出他的长臂膀又抓住了我，拉着我沿着人行道向前走，一面走，一面问我，他的问话像一把锤子敲我头似的使我发昏：
“孩子们，快回家吧！”
“你的外祖父在家吗？”
有一次，我爬到树上，向他们打了个口哨。他们一听到口哨就都站住了，然后不慌不忙地聚到一起，不时地看看我，开始悄悄地商量。我一想，他们一定要用石子扔我，便赶快下来，拾了好多石子，把几个口袋都塞满，停了一会儿又爬到树上，可他们已到离我很远的院子角落里去玩了。很明显，他们已把我忘了。这使我惘然若失，但我也不想先开仗。过了一会儿，有人在通风的小窗口喊他们：
我真倒霉，偏偏外祖父在家。外祖父站到气势汹汹的老头儿面前，仰起头，胡子向前翘起，看着老头儿那毫无表情、圆得像二枚二戈比铜币似的眼睛，急忙说：
他们从不你骂我，我骂你，也不相互欺骗，三个人都很机灵、有劲、不知疲倦。
“他妈妈出远门了，我又是个忙人，没有人看管他，务必请您原谅，上校！”
“瞧你这笨样儿……”
上校两脚一碰喀嚓一声，震得满屋响，身体笔直像木头似的一个向后转，走了。过了一会儿，我被扔到院子里，躺在彼得伯伯的大车上。
我从围墙缝里观察他们，他们从未发现我，可我倒希望他们发觉我。我喜欢他们那么有趣、快乐、和睦地玩我没有见过的各种游戏，喜欢他们身上穿的衣裳，喜欢他们相互关心，特别使我喜欢的是两个哥哥对小弟弟——那个长得挺滑稽的、活泼机敏的小不点儿的态度。倘若他跌跤了，两个哥哥就会笑起来，但并不像通常一些人对栽跟头的人那样幸灾乐祸地笑，而是马上就去帮助小弟弟爬起来，如果他跌脏了手或膝盖，他们就用牛蒡叶子、手帕擦净他的手指和裤子，那个二哥还好心地对他说：
“又碰到倒霉的事儿吧，乖孩子？”他一面卸马，一面问。“为什么挨打了？”
院子里，几乎每天从中午到晚上都有三个小男孩在玩耍。他们穿着一样的灰色上衣和长裤，戴一样的小帽子，三个人一模一样；圆圆的小脸，灰色眼睛，我只能从个子高矮来分辨他们。
我把为什么挨打的事对他说了，他突然发火了，恶狠狠地低声说：
有时，院子里有个高高的微跛的老头走动，他的头发和下巴上的胡须都剃得溜光，只在上唇留了两撇雪白的胡子，像松针似的向两边翘着。有时还看见一个满脸络腮胡子、鹰钩鼻子的老头儿，他从马厩里牵出一匹灰色的马，这匹马脸长、胸窄、腿细，走到院子里对四周的所有东西，头都是一点一点的，就像谦恭的修女。跛脚老头用手掌响亮地拍打着马，吹着口哨，出声地吁着气，然后马又被牵回，藏到黑洞洞的马厩里去了。我仿佛感到，这个老头儿想离开这幢房子，但是又不能够，因为他被施用了魔法走不出大门了。
“你干吗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是小少爷、小毒蛇，瞧你为他们被打成这样子！现在你自己去照样儿也把他们狠狠揍一顿！”
这个宅子虽是平房，但高屋建瓴，一直伸到院子里。整个院子覆盖着草坪，清洁、僻静。院子中间有一口井，井上有两根小柱子支撑着一个小井棚。房屋就像想躲开大街似的，离街有一段距离。屋子的三扇狭狭的仿佛窟窿似的拱形窗户，离地面高高的。窗上的玻璃若明若暗，受到阳光的照耀，映出五光十色彩虹。宅院大门口的旁边是一个仓库，仓库的正面和宅屋一模一样，也有三扇窗子，不过窗子是假的——三块贴脸板安装在灰色的仓库墙上，在贴脸板上用白漆画上窗框和窗扇。这三扇像瞎子般的窗户很难看，整个仓库仿佛再一次地向人暗示，这幢宅子想隐蔽起来，想过与世隔绝不引人注意的生活。在整个宅院里，在空荡荡的马厩和仅有一扇门的光溜溜的空板棚里，充满了一种平静的、不知是屈辱还是傲世的气氛。
他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我因挨打正憋住一肚子火，起先他说的话还能引起我的共鸣，可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不住地颤动，愈来愈使我厌恶，而且我想到那三个孩子也要被打一顿，可他们兄弟三人对我并没有什么过错。
奥夫相尼科夫一家的严肃、沉默、不苟言笑却使外祖父肃然起敬。
“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好孩子，你尽瞎说。”我说。
“异教徒，不信神的人。”他在谈论这一家所有人时这样评论，对这一家的妇女，外公总是用脏话称呼她们。有一次彼得伯伯把那些脏话的意思解释给我听，他用的字眼也不堪入耳，而且有点幸灾乐祸。
他看了看我，出其不意地大叫一声：
而贝连特家却从早到晚热热闹闹，快快活活，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夫人、太太、军官、大学生进进出出，屋里不断地传出笑声、喊叫声、歌声和音乐声。宅院的整个外貌也敞亮、鲜明，看起来使人高兴。窗玻璃擦得雪亮，窗户里各式各样的红花绿叶，交相辉映，鲜艳夺目。可外公不喜欢这一家。
“给我从大车上滚开！”
在向那个老爷头上吐痰的事儿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寂静无声的奥夫相尼科夫的家，很久以来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总感到，仿佛在这幢灰色的房子里，过着一种特别的、神秘的童话般的生活。
“你是傻瓜！”我从大车上跳下来，也向他大声喊。
打那时起，我再不愿意和他交谈了，我开始回避他，与此同时，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马车夫的一举一动，模糊地期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他满院子跑来跑去追我，可就是捉不到，一面跑，一面喊，连声音都变了：
他哧哧地笑了起来，使了个眼色爬下了板床。
“我是傻瓜？我瞎说？看我把你……”
“走开！”我一面用手和脚把彼得推开，一面高声喊道。
外婆走到厨房门口，我一下子钻进她的怀里，彼得向她告起状来：
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位老爷圆圆的、没毛的、像小孩一般的脸，我记得，他像小狗崽子一样，轻声委屈地尖叫着，不住地用两只小手擦他发黄的秃头。我本来感到十分内疚，恨死了两个表哥，但当我睁眼看清了马车夫的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后，立刻忘记了一切：因为那张脸令人可怕而且憎恶地颤动着，活像外祖父揍我时的脸。
“这小家伙搞得我活不下去啦！我的岁数比他大五倍，他竟骂我娘，什么话都骂出来……还骂我是骗子……”
“你真机灵，乖孩子，竟想出这样的主意来！”他对我用耳语说，“对这只老山羊就该这样唾他；就这样唾他，唾那帮人！用石头揍他霉烂的脑袋瓜子才好呢！”
每当有人当着我的面撒谎，我都会惊讶得茫然失措，张口结舌。这时，我真心慌意乱，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但外婆却果断地说：
挨了打后，我躺在厨房的那张有一人高的宽板床上，彼得伯伯穿得像过节似的高高兴兴地爬上了我的床。
“嘿，彼得，你确实是瞎说，他不会骂你这么难听的话的！”
谁知，一口痰掀起了轩然大波，家中吵闹得不亦乐乎，贝连特家男男女女一大帮子人到我们院子里来兴师问罪，挑头儿的是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年轻军官。因为在我闯祸时，两个表哥还在大街上不声不响地玩着，他们一点儿不知道我已经搞了这个恶作剧，因此外公只把我一个人揍了一顿。这样，贝连特院子的所有住户才大大消了一口气。
要是外公，他就会相信这个车夫说的谎话了。
在人头上吐口痰有多大罪过？我不知多少次听见，而且亲眼看见有人做的坏事比这事坏得多呢。当然，我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我所担负的任务。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就开始了一场无言而恶意的暗斗：他竭力装着仿佛无意地撞我一下，用马缰绳把我碰痛，有时放走我的鸟，有一次他把我养的鸟儿喂猫，还找各种借口在外祖父那儿告我的状，而且每次总是添油加醋地乱说。我愈来愈感到他跟我一样，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只不过表面上扮成个老头样子罢了。我偷偷拆散他的草鞋，不显眼地捻松和稍微弄伤他绑树皮鞋的绳子，让彼得一穿鞋绳子就断。有一次我在他帽子里撒了好多胡椒面儿，硬叫他整整打了一个钟头喷嚏。总之，我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报复他。每逢节假日，他整天整天机警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不止一次当场捉住我和那三个小少爷交往这类犯禁的事，一捉住就去向外祖父告密。
“你向他的秃头上吐一口痰！”
我与三个小少爷仍然继续交往，而且越来越觉得愉快。在外祖父的院墙和奥夫相尼科夫家围墙之间有一条僻静的小巷，那里有几棵榆树、椴树和茂密的接骨木丛。我就在这接骨木丛下面的围墙脚上掏了一个半圆的小窟窿，他们兄弟三人轮流或者每次两个人到窟窿跟前，我们蹲着或跪在那里悄声交谈。他们三个人里总有一个人望风，生怕万一上校出其不意地碰见我们。
一个表哥提议说：
他们叙述自己过着枯燥沉闷的生活，连我听了心里也十分难过。他们还讲我替他们捉的那几只小鸟饲养得怎样，讲他们的童年，但关于他们的后母和父亲的情况却只字不提，至少我不记得他们是否说过这些。最经常的是他们直率地要我讲童话故事，我就认认真真地把外婆讲的那些故事复述给他们听，如果有什么忘了，便请他们稍等一下，立刻跑去找外婆，问她我忘记的情节。这使外婆很开心。
“怎么吓唬他呢？”
我对他们讲了很多关于我外婆的事。有一天那个大孩子深深叹了口气说：
逢年过节，我的两个表哥常来作客，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还是那副懒洋洋、愁眉苦脸的样子，而雅科夫舅舅的萨沙则做事认真仔细，非常懂事。有一天，我们三个人在房顶上，从这家到那家，再从那家到另一家，看见贝连特院子里有一个身穿绿色毛皮常礼服的老爷，坐在墙边的一堆木柴上逗几只小狗玩，他那又小又黄的秃头上没戴帽子。一个表哥提议偷他一只小狗，立刻一个巧妙的偷窃计划拟定出来了：两个表哥马上就跑到贝连特家朝街的院宅门口，我在房顶上吓唬那个老爷，他一被吓跑，两个表哥就设法钻进他家的院子去抓狗。
“大概所有的外婆都很好，我们从前也有个好外婆……”
于是，他又胡编一些枯燥无味、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常常这样忧郁地说：过去我常常觉得，就像在大地上过了一百年，而不只是活了十一年。我记得，他的手掌窄窄的，手指很细，整个身子显得单薄、柔弱，一双眼睛虽然亮晶晶的，可温和柔顺，好像教堂的长明灯的柔和的火光。他的两个弟弟也挺讨人喜欢，非常容易使人对他们产生信任感，总想为他们做些使他们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的哥哥。
“那你就别开口！”
我专心专意地和他们谈心，常常连彼得伯伯走到面前都没有发觉，他一见我们就拉长了声音大叫一声，把我们赶散：
“我不知道……”
“又——在——一起啦？”
“那什么才好笑呢？你说吧！”
我发现，彼得忧郁地呆滞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能事先判定他干活回来时的心情：他回来通常都是不紧不慢地打开大门，大门的铰链似乎懒洋洋地吱吜——发出一声长音。一旦他的心情不好，就只听见铰链嘎地一声，声音短促，好像“啊”地喊了一声疼。
“这一点儿不好笑！”
他的哑巴侄儿去乡下结婚了；彼得一个人住在马厩里的一间又窄又暗又脏、像狗窝一样的陋室里，陋室只有一扇很小的窗子，里面充满了发霉的皮革、焦油、汗和烟草混杂在一起的气味，我怕闻这味儿，从来不进他住的地方。现在他睡觉时不把灯吹灭，外祖父很不高兴。
我生气地说：
“彼得，你当心烧了我房子！”
“好笑的事儿是那个厨师把一块有鱼、肉、白菜的大馅饼做坏了，伯爵夫人就逼着他把那块大馅饼马上全都吃下去。他全吃下去后就闹肚子了。”
“绝对不会，你放心吧！夜里我把灯放在盛水的碗里。”他目光避开外祖父，回答说。
“当然是女的，她是伯爵夫人，可是她嘴唇上有小胡子，黑黑的，她是黑皮肤的德国种，是类似黑人的一个小民族。那么——这个厨师呢，乖孩子，这故事才好笑呢……”
现在，不知为什么他跟任何人说话眼睛都向旁边看，他已很久不参加晚上外婆安排的聚会，也不请大家吃果酱面包了。他的脸瘦得皮包骨，皱纹更深了，走路摇摇晃晃，两只脚一划一划的，像个病人。
彼得伯伯尖声笑了。
有一天，不是假日，下了一夜大雪，一早我就和外祖父在院子里铲雪。突然小门的门闩鼻不同寻常地一响，一个警察走进了院子，他用背挡住门，动动灰色的粗手指招呼外祖父过去。外祖父走到他面前时，他弯下腰，把长鼻子脸伸向外祖父，好像要啄外祖父的脑门。他轻声讲了几句话，外祖父急忙回答说：
“为什么你叫她塔季扬？难道她是男的[97]？”
“在这里！什么时候？让我好好想想……”
“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家。”
忽然，他使人好笑地往上一跳，叫道：
“哪家？”
“上帝保佑，真的？”
“好吧，你这个贪心的孩子，就再讲个别的。我们家有个厨师……”
“小声些。”警察严厉说。
他先紧紧闭住双唇，脸部的皱纹全部聚到嘴角，然后嘴巴一张，皱纹又抬到了眼角，同意地说：
外祖父看看周围，看见了我，说道：
“再讲一个别的吧！”
“收起铲子，回家去！”
诸如此类的故事，我本来就很熟悉了，很多是以前从外婆和外祖父口中听到的，故事虽然各式各样，但它们都奇怪地相似：每个故事里都有人遭受虐待和折磨，或者受别人挖苦、嘲弄和压迫。因此我有点厌烦，不想再听这样的故事了，于是请求马车夫说：
我躲到屋角后，只见他们向马车夫的那个“狗窝”走去，警察摘下右手的手套，在左手掌上拍打着，说道：
“好孩子，这个赫里斯托福尔虽是梁赞人，可很像是茨冈或者乌克兰人，上嘴唇的两撇小胡子一直长到耳朵根，那一张凶脸铁青，下巴的胡子刮得精光。不知他是真的没有人性，还是为了避免别人向他问长问短，常常装傻。有时他在厨房里倒满一杯水，捉苍蝇，要不，就捉蟑螂或捉甲虫，然后用树枝把那些小虫按到水里，按很久很久，一直到淹死为止。再不然，就从自己后脖领子里捉虱子，捉到后再把它淹死。”
“他——懂得很，扔掉了马，自己藏了起来，你瞧……”
他无动于衷地、详尽地讲述打人的情景：伯爵夫人身穿白色的细纱连衣裙，头上扎着一块轻盈的天蓝色头巾，坐在圆柱门廊廊檐下的一张小安乐椅上，赫里斯托福尔就当着她的面用鞭子抽打农妇和农夫。
我跑到厨房，外婆正在微微摇晃着满是面粉的脑袋，在发面盆里揉面准备烤面包，我把看见和听到的一切，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她。外婆听后，平静地说：
“你外公打你的时候，你生气吧，”他安慰我说，“其实，乖孩子，你怎么也不该生气，打你是为了教训你，这种打，不过是管管孩子！你瞧瞧我的那位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太太吧，嗬，她打人可出了名啦！为了打人，她专门养了一个打手，名字叫赫里斯托福尔，这家伙打人可算是个行家，有时邻近庄园的地主老爷们特地来向伯爵夫人借他去帮忙，他们说：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太太，您放赫里斯托福尔去把我家的那个用人揍一顿吧！于是，她就放他去了。”
“大概他偷了什么东西了……你去玩吧，不关你的事！”
最有趣的是他形容捉鱼了：他有声有色地叙述鱼儿怎么在鱼饵周围游来游去，形容鲈鱼、雅罗鱼、鳊鱼上了钩以后怎样挣扎的情景。
我三步两跳地又跑到院子里，只见外祖父站在院子的小门旁，脱下便帽，看着天空，在胸前画十字。他怒容满面，毛发竖起，一条腿不住地哆嗦：
“这很好。眼下当兵也不苦了。当神甫也不错，不时地自言自语地忏悔几句‘上帝饶恕我吧’，就完事儿啦！当神甫甚至比当兵更轻松些，当渔夫那就更轻松了，打鱼根本不要什么学问，只要习惯就行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滚回屋去！”他把脚一跺，对我大声呵斥。
“去当兵。”
他也跟在我后面回来了，一进厨房就喊：
“乖孩子，以后长大了干什么啊？去当兵，还是去当官？”
“你到这儿来，孩子他妈！”
彼得伯伯对我很亲切，跟我说话比对大人说话温和，也不避开我的目光，但在他身上总还有某种东西我不喜欢。他常请大家吃心爱的果酱，但每次在我的那片面包上抹的果酱总要比给别人的厚，有时他还从城里给我带来麦芽糖饼干、罂粟饼，每次和我谈心总是一本正经的，声音低低的。
他们到隔壁房间小声谈了好久，当外婆回到厨房时，我明白，肯定是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了。
“这话也对；虽是自己的财产，可不值几个钱……”
“你为什么吓成这样？”
彼得伯伯同意地说：
“别多嘴，知道吗？”她轻声回答。
“嘿，就是那时候也不太心疼。”外婆说道。
家里整天都令人很不自在，充满了恐怖气氛。外祖父和外婆时时提心吊胆地交换眼色，说话总是悄悄地，只三言两语，我听不懂，这就越发加剧了家里的惊恐气氛。
“怎么不会？会的。他们自己还常常你打死我、我打死你呢。有一天，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家里来了一个枪骑兵，忽然他和马蒙特抬起杠来，两个人马上各拿一支手枪到公园里去，在公园池塘边的一条小路上，这位枪骑兵啪的一枪，正打中马蒙特的肝脏！结果，马蒙特被送到乡村墓地，而那位枪骑兵被流放到高加索。瞧，他们两个人就这么都完事儿啦！就是说，他们自己人还打死自己人呢！何况农民和其他人，那简直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现在他们对人也许特别不留情，因为那些人已经不是他们自己的农奴了。从前打死了多少还有点儿心疼，毕竟是自己的财产嘛！”
“孩子他妈，你给我到处都点上长明灯。”外祖父一面咳嗽，一面嘱咐外婆。
“那个老爷会打死人吗？”
我们勉强吃了午饭，但吃得急急匆匆，就像在等待着有谁来我们家。外祖父疲惫地鼓着腮帮，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嘟哝说：
彼得伯伯的叙述并未使外婆惊奇，像这种事她自己知道何止几十个，不过我倒感到很不愉快，我问彼得：
“魔鬼比人厉害！看上去仿佛挺虔诚，还是教徒呢，可现在，你瞧怎么办吧，啊？”
“他没事儿。傻瓜不论手和脚都不需要，单凭他那傻样儿就能填饱肚子。无论什么人都喜欢傻子，因为傻子不会得罪人。俗话说：是官儿就会管人，是傻瓜就不会欺人……”
外婆不住地叹气。
“傻子呢？”
这银白混沌的冬日消逝得十分缓慢，漫长得令人困倦，加之家里的气氛越发使人感到不安和难以忍受。
“他算个什么射手啊！我从前的那个主人塔季扬·列克谢夫娜伯爵夫人，更换丈夫就像调换听差的一样。她手下有个临时充当丈夫职务的人，名字叫马蒙特·伊里奇，是个军人，好家伙，枪法可真准！老太太，您知道，他只用单颗儿的子弹打，不用别的子弹！他叫傻子伊格纳什卡站在好远的地方，大概离他四十步，在傻子腰带上系一个瓶子，瓶子就吊在他的两条腿中间，伊格纳什卡把两腿叉开，呵呵地傻笑着。只见马蒙特·伊里奇操起盒子枪——啪地一响！瓶子啪一声碎了。只有一次，不知是牛虻，还是什么东西，咬了伊格纳什卡一口，他动了一下，子弹打到他膝上了，正好打在膝盖骨上！找了个医生来，马上把他的腿砍下来了事，断腿给埋了！……”
傍晚前来了一个警察，不是第一次来的那个，而是另一个。这是个红头发的胖子，他坐在厨房的长凳上，头向前一点一点地打盹，断断续续地小声打着鼾。外婆问他说：
他仔细地看着手掌上的一粒粒挑出的霰弹，说道：
“这事儿是怎么查出来的？”
“我哪里是任他胡作非为？我故意想逗弄逗弄那位老爷……”
他停了一会儿才用低沉有力的声音回答：
“那你干吗要任他胡作非为呢？”
“我们什么都查得出，你放心吧！”
“不——怎么也不可能，阿库琳娜·伊万娜。”彼得拖长声音轻蔑地说道。
我记得，我坐在窗旁，把一枚古铜币含在嘴里使它变热，然后把它放在窗玻璃上，竭力想使铜币上的打败毒蛇的胜者格奥尔吉[98]的像印在窗玻璃的冰花上。
“你干吗纵容那个野蛮的家伙？万一他把你的眼珠子打出来就糟了！”
突然，过道里传出了喧哗声，门啪地一声打开了，彼得罗夫娜从门口向里面震耳欲聋地大喊：
有一次，霰弹打进了他的肩膀和颈子，外婆一面用针替他把霰弹往外挑，一面婉言责备彼得伯伯说：
“你们快去看呀，看你们后院里是什么？”
“这次打着下襟了！”
她一看见岗警就又往过道里奔，但岗警抓住了她的裙子，也吃惊地大叫：
彼得伯伯并不加快脚步，仍然一摇一摆地走到我们面前，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说道：
“站住，你是什么人？去看什么？”
“砰……砰……”
她在门坎上一绊，摔倒在地，跪在那儿大喊大叫起来，声泪俱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有时，彼得伯伯来回逛得毫无效果，看来那位猎手不承认他是野禽野兽，不值得一射，但有时双筒枪突然连响两下：
“我去挤牛奶，看见卡希林家花园里有个像靴子样的东西，真的”
每次，一听到街上枪响，彼得伯伯只要在家都会立刻把他那过节才戴的、已经晒褪了色的宽檐帽子戴到瓦灰色的头发上，匆匆忙忙跑出大门。到了大街上后，便两臂藏在背后长衫下面，把长衫向上顶起，像屁股上长了个公鸡尾巴。他挺着肚子，大摇大摆地沿着人行道从那位射手面前走过。他走了一趟，返身再走，来来回回地走。我们全院子的人都站在大门口，那个军官老爷伸过发青的脸孔，从窗子里向外看，他妻子的头也从他脸的上方伸了出来，连我们院子右面的贝特连家也出来几个人看，只有左面邻居奥夫相尼科夫上校家的灰色房子里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出来。
外祖父顿时暴跳如雷地大叫大喊：
另一次，外祖父的腿上被那位射手打进了几粒小霰弹。外祖父气坏了，向民事调停官递了诉状，并开始在街上召集受害人和证人，可是那位老爷突然不见踪影了。
“胡说，你这混账东西！你不可能看见花园里的任何东西，围墙那么高，墙上又没缝，你撒谎！我们家什么也没有！”
“不值得。”
“老天爷啊！”彼得罗夫娜放声哀号，一只手抓住头，另一只手伸向外祖父。“对了，老天爷啊，我是说谎！我走着，突然看见有脚印通向你们家围墙，有一块地方的雪被压实了，我再向围墙那边一看，看见他躺在地上……”
我们街上的一座房子里，搬来了一位脑门上长着个疙瘩的老爷，他有个非常怪的癖好：每逢节假期，他总坐在窗口用鸟枪的霰弹打狗、猫、鸡和乌鸦，看见他不喜欢的行人，也对着射击。有一次，他的霰弹的细铅砂子射中了“好事儿”的腰部，虽然霰弹没有射穿他的皮上衣，但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几颗小霰弹，我记得，我们的那位搭伙的房客透过眼镜，细细地一一查看了那些灰蓝色的铅砂。外祖父劝他去告状，可“好事儿”把小霰弹向厨房角落一扔，说道：
“谁——？”
“走开。”他声音低沉而严厉地说。
这一声喊得长得可怕，以致他喊的是什么话一点也听不清，但顿时所有的人就像失去了理智，你推我挤地拥出厨房，向花园奔去。大家在坑里，在松软的雪地上发现了彼得伯伯。只见他脊背靠着烧焦的木桩，头耷拉在胸前。他的右耳下面，有一道很深的鲜红的口子，像一张嘴巴，有几片发青的东西，像牙齿一样从血口子里翘到外面。我吓得半合上眼睛，透过睫毛，看见彼得膝盖上有一把我认识的马具刀，刀旁是他的右手，发黑的手指弯曲着。左臂甩在一边，埋在雪里。马车夫身子下面的雪，表面上和边上已经融化了，他那瘦小的躯体深深地陷进柔软发亮的绒毛般的雪里，更像个小孩了。他右面的雪地上，有一条红殷殷的奇怪的花纹，花纹像一只小鸟；左面的雪没有人碰过，平平的，闪着耀眼的光芒。他的脑袋恭顺地垂着，下巴抵住胸口，弄乱了浓密拳曲的胡须。赤裸的胸膊上，几道通红的血流已经凝结，血迹上有一个大的铜十字架。院子里七嘴八舌，闹哄哄的，令人头晕。彼得罗夫娜不断吱吱哇哇地叫嚷，警察喊叫着，打发瓦列伊到哪儿去干什么事，外祖父嚷道：
“你怎么啦，彼得伯伯？”
“不要把雪上的脚印踩掉！”
他爱说话，看样子挺和善，快快活活，但有时两眼布满血丝，目光浑浊，像死人似的呆滞不动，常常坐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弯起身子缩成一团，阴沉着脸，像他的哑巴侄儿那样，一声不吭。
但是，他忽然皱起眉头，瞧着自己脚下的地，一本正经大声地对警察说：
“多余的东西，碍人走路！”
“老总，你怎么喊也白费劲！这事儿是上帝的意旨，由上帝来裁判，可你却乱七八糟地瞎搅和，唉，你们这帮人啊！”
彼得伯伯很爱整洁，每次走过院子，都要把路上的木片、碎瓦片、骨头一脚踢开，一面踢，一面追上去，喊道：
大家顿时不再作声了，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死者，叹息着，画着十字。
“滚开，列克谢！”外祖父火冒三丈，绿眼珠直闪光。
有几个不认识的人从院子跑到花园，他们刚才从彼得罗夫娜那边翻围墙过来时摔了跤，不住地哼哼哧哧，但总还算安静，可外祖父转脸看了看四周以后，绝望地叫嚷起来：
“可你的那么多‘霍姆’有哪点好？那些‘霍姆’对上帝一点儿也不好！也许上帝一边听你的祈祷，一边想：任你祷告千万遍，还是不值一文钱！”
“街坊们，你们怎么把马林树苗糟塌成这样，你们难道不觉得害臊！”
而彼得伯伯则一面烟雾腾腾地抽着烟，一面挖苦地问道：
外婆拉了我的手，哽咽着领我回屋……
“我认为是这回事，你偏认为是另一回事！”外祖父急得冒火了，脸涨得通红，有意嘲弄地学他读：“瓦沙、希沙！”
“他干了什么啦？”我问道。外婆回答说：
彼得伯伯也识字，《圣经》上的知识很丰富。他和外祖父经常为圣徒中谁最神圣而争论不休，他们对古代有罪的人谴责得一个比一个严厉，特别对大卫王的儿子押沙龙大张挞伐。有时候他们的争论纯属语法性质的差异，外公把“作孽、犯法、欺骗”三个词的词尾都加“霍姆”，而彼得伯伯却断定词尾应该是“沙”。
“你不是看见了吗……”
“怎么也不可能，瓦西里·瓦西里耶夫，怎么也不可能，尊敬的先生！基督教里没有丹尼卡这样的名字，只有塔季扬娜！”
整个晚上，一直到深夜，厨房和厨房隔壁的房间里都挤满了外人。他们不断地大声叫喊，警察在发号施令，还有个像教堂里的助祭似的人，一面写着什么，一面像鸭子叫似的问：
“你为什么给牲口起一个基督教的名字？”
“嘎克，嘎克？”[99]
有一天，外祖父对彼得伯伯说：
外婆请大家在厨房里喝茶，有个麻脸、留小胡子的胖子坐在桌旁，他吱吱哇哇地叙述着：
那是一匹老马，好像它原本是白马，有一次一个吃醉酒的拙劣画家，用乌七八糟的颜料在它身上乱涂，而且一涂就涂个没完。马腿已经脱了臼，全身像是用一块块破布缝起来似的，瘦得像骷髅似的马头悲哀地垂着，马眼浑浊无光，磨破的衰老马皮上，青筋突出，松弛地套在躯体上。彼得伯伯对它总是客客气气，从不打它，管它叫“丹尼卡”。
“他的真正的姓名、父称不知道，只查出他是耶拉吉马人。那个哑巴侄儿，压根儿不哑，他全招供了。还有另一个人也招供了，这个案子里一共三个人。很早很早以前他们抢劫过教堂，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头几年，伯爵夫人塔季扬，那位亲爱的列克谢夫娜吩咐说：‘你去干铁匠活儿吧！’过了些时，又命令我：‘去给花匠帮忙！’去就去吧，只不过——天生是个乡巴佬，在哪儿都不讨好！过了一阵子她又说：‘你啊，彼得鲁什卡，你该去捕鱼！’反正对我来说，哪儿都一样，我就去打鱼……可是，我刚对那一行上了瘾，就又和鱼儿说，谢谢，再见了！这次她叫我到城里来当马车夫，缴代役租[96]。好吧，有什么好说的，赶马车也行，以后还会怎么摆弄我呢？以后啊，那位伯爵夫人还没来得及吩咐我改行，农奴就解放了；我身边就剩下一匹马，现在它就算是我的伯爵夫人了。”
“啊，我的上帝。”彼得罗夫娜叹息着，她满脸通红，泪流满面。
自“好事儿”搬走以后，那个老车夫彼得伯伯和我成了朋友。他长得和外祖父一样瘦削，身上收拾得干净利落，但他的个头比外祖父矮，整个儿比他小一套，看上去就像是故意为了逗笑而装扮成小老头儿的半大孩子。他的脸好似细藤筛子，整个脸孔由密密麻麻很细的皮肤皱褶编成，在那皱褶中间，有一双灵活的逗人发笑的眼睛，眼珠活像鸟笼里跳上跳下的黄雀，在发黄的眼白里骨碌骨碌地转。他那瓦灰色的头发拳曲着，胡子像蔓藤，一圈圈地绕在嘴边。他抽烟斗，冒出的烟和他的头发一样颜色，也是一圈一圈地飘浮在空气里，连说话都绕圈圈，咬文嚼字，用了很多俏皮话。他说话的嗓音好似蜜蜂发出嗡嗡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很亲切，可我总感到他对所有的人都持嘲讽的态度：
我躺在宽板床上，望着下面，我觉得厨房里所有的人，似乎都变得又矮、又胖、又可怕。
青年时代，我把自己想象成蜂房，而各种各样平凡的、默默无闻的人，犹如蜜蜂将蜜源源不断储入蜂房那样，各尽所能、毫无保留地将生活知识和思想传授给我，丰富着我的心灵。这种蜂蜜常常夹杂着污垢，含有苦味，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知识，归根结底还是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