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往下念了，注意听着他讲，不时地看看他那忧郁的阴沉的脸。他的眼睛眯缝着，越过我看着什么地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既忧愁又使人感到温暖的神情。我已经知道，此刻外祖父平常的那种冷酷的性格正在他的心中渐渐融化消失。他用他细细的手指在桌上的的笃笃地敲着，染上色的指甲闪闪地发光，两道金黄色的眉毛不住地颤动。
“在玩儿和唱歌上，他可以算上大卫王[64]，可干事儿，他却像押沙龙押沙龙是大卫的儿子。叛父反大卫，自立为王，后兵败于约旦河东岸被杀。那样恶毒！就只会编编歌子，花言巧语，开玩笑和逗乐子……唉，你们这帮东西！‘整天快活地蹦蹦跳跳地玩’能跳多远？真是，能跳得远吗？”
“外公！”
我几乎从来没有猜错，过了一会儿，外祖父果然忘了我刚才说的话，唠唠叨叨地说：
“干什么？”
“看我敲你的后脑勺子，你会明白谁才是最幸福的人！”外祖父气呼呼地说，可我感觉得到，他生气只不过是习惯而已，是为了要我规规矩矩，不要乱说。
“给我讲点儿什么吧！”
“最幸福的人，这是指雅科夫舅舅吧？”
“你念吧，懒虫！”他就像刚睡醒似的用手指擦着眼睛，不满意地说，“你只爱听人讲故事，说笑话，就是不爱念圣诗……”
“布基—柳季—啊兹—拉—布拉；日维奥—捷—伊热—热—布拉热；纳什—耶尔—布拉任[63]，”我用一根小棒子一面在书页上指着字母来回移动，一面念着，由于枯燥无味，便问道：
但是，我怀疑外公自己就是这样：比起念圣诗来，他更喜欢讲故事，讲笑话。诗篇他几乎全都记得，他按自己许下的誓愿，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大声地念一节赞美诗，就像教堂里的执事每天念日课经那样。
很快，我就能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结结巴巴地读诗篇[62]了；这通常都是在喝了晚茶以后，每次我都要念一篇圣诗。
我一个劲儿竭力地央求他，老头儿的态度越来越温和了，最后终于对我让步了。
“你不知道？好吧，那我就告诉你：要是你耍滑头，这倒反而好些，老老实实——那是蠢，懂吗？绵羊才蠢呢。记住！走吧，去玩吧……”
“嗯，好吧，就只讲一个！以后你念圣诗的时间长着呢，我可很快就要到上帝那儿去受审判了……”
“不知道……”
他向古式安乐椅的兽毛绣花椅背上一靠，并再向椅背上靠得更紧一些，仰起头看着天花板，轻声而沉思地讲起他的那些陈年往事，讲起他的父亲，他说：
“你这是耍滑头，还是说老实话，啊？”
“有一天，有一伙强盗骑马来到巴拉赫纳来抢劫商人扎耶夫家。我的父亲拼命奔到钟楼去敲警钟，强盗追上了他，用马刀把他砍死，并把他的尸体从钟下面拖出来，抛下了钟楼。
但刚说了这话，他又立刻抓住我的肩膀，探察我的眼睛，问道：
“在那时候啊，我还是个很小的小孩子，这件事没有亲眼看见，现在也不记得了。我记事还是从看到法国人的时候开始的，那是一八一二年，我刚满十二岁。当时有三十来个俘虏被赶到我们巴拉赫纳来，一个个都显得个头很小，瘦得皮包骨头，身上穿的衣服各种各样儿的都有，比一伙儿讨饭化子还差。他们冻得直打哆嗦，有几个冻得站都站不住了。一些庄稼人想揍死他们，可是押送兵不让，接着警备队来过问这事了，他们把庄稼人赶回家去。后来还好，没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都习惯了。这些俘虏是法国人，个个灵活机智。他们在这里甚至相当快活，有时还唱唱歌。一些官老爷常常从尼日尼乘三套马的马车来看俘虏。他们来了以后，有些人对那些法国人破口大骂，伸出拳头吓唬他们，甚至动手打，另一些人则用法国话跟他们亲切地交谈，给他们钱，送他们各种各样的用来防寒的衣帽鞋袜之类的小东西。还有一个年岁大的老爷两只手捂住脸哭起来了，他说：‘拿破仑这个恶棍可把法国人给坑死了！’你瞧，怎么样，俄国人心肠好，连俄国的老爷都可怜别的民族的人……”
“咳，你这个异教徒！你怎么能够算得出，你该被揍多少次呢？除了我，谁能知道？走开，快走！”
外公闭上眼睛，用两个手掌慢慢向后把头发捋平，有一会儿没说话，他在细细地一点一点唤醒对往事的记忆，继续说：
他格格地笑了起来，说道：
“冬天，外面风雪交加，木头房子挡不住严寒的天气。那些法国人常常跑到我们家的小窗子下面敲玻璃窗找我母亲。他们一面喊，一面跳，因为我母亲是烤面包卖的，他们来找我母亲要热面包。我母亲不放他们进屋，就从窗口把面包递出去。法国人抓起面包就往怀里揣，刚出炉的滚烫的面包一下子就直接靠在光身子上，贴在胸口上，真弄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受得了！不少法国人冻死了，他们的国家气候暖和，不习惯这么严寒的天气。我家菜园子的洗澡间里，住了两个法国人，是一个军官和他的勤务兵。勤务兵叫米朗。军官是个细高挑儿，骨瘦如柴，简直是皮包骨头，身上穿的是一件娘儿们穿的又宽又大的斗篷式的外衣，所以外衣只能到他的膝盖。他对人很和气，是个酒鬼。那时，我母亲偷偷地酿啤酒卖，他一买到酒，就唱着歌大喝一通。他学会了说我们的话，有时叽哩咕噜半对半不对地说：‘你们这个地方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他俄语说得不好，但可以听懂。他这话说对了：我们上游地区气候是不讨人喜欢，伏尔加河下游比较暖和，而过了里海，似乎压根儿看不到雪了。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无论在福音书[65]里，还是在《使徒行传》[66]里，尤其是在《诗篇》里，都没有提到过下雪和冬天，而耶稣生活过的地方就在那里……我们读完圣诗，我就跟你读福音书。”
“干——吗？”
他又停住不说了，仿佛在打盹，实际上他正在想着什么，斜着眼睛看着窗外，整个人显得瘦小机智。
他轻轻地把我的下巴向上一托，眨巴着眼睛，拖长了声音说：
“您讲啊。”我轻声提醒他。
我寻思，过去他打我大概都是没有必要的，有一天，我把这个想法对他说了。
“哦，我讲，”他震颤了一下，又开始说，“就是说，法国人嘛！他们也是人，并不比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差。他们常常大声地喊我母亲：玛达玛、玛达玛……这就是喊：太太、夫人，而我的那位被称为太太、夫人的母亲，每天能从米面铺子里扛一袋五普特[67]重的面粉回家。她的力气大得不像个女人，我二十岁了，她还能揪住我的头发提起来晃上一阵，而且毫不费劲。要知道，二十岁的那年，我自己也挺棒了。那个勤务兵米朗·尼喜欢马，常常挨家挨户地打手势央求人家给一匹马让他刷洗刷洗！起先，大家担心他会故意伤害马——他是敌人嘛，后来大伙儿主动喊他：‘米朗，咱们去刷马吧！’他微微一笑，低下头，像牛似的跟着人后面走了。他的头发棕红，甚至可以说是通红的，大鼻子，厚嘴唇。他非常会照料马，还有一手惊人的给马治病的本领，后来在这儿，在尼日尼，他成了专门用土法给马治病的兽医，可过了些时候，他疯了，被救火队员活活打死了。那个军官在交春的时候，由于长期受折磨，变得越来越虚弱，在春天的尼古拉节[68]那一天无声无息地死了：他坐在浴室的窗口，头伸到窗外，就像在默默地思虑着什么，死去了。我很可怜他，甚至还悄悄地为他伤心了一阵。他对我很温情，揪住我的两只耳朵，亲切地跟我讲他自己的一些什么事情，我虽听不懂，但心里觉得挺舒畅！人的亲情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他本来想教我学他们的法国话，可我母亲不准我学。她甚至把我带到神甫那儿，神甫叫母亲揍我一顿，并且控告了那位军官。那时候，我的小兄弟，日子难过啊，你可没经受过，委屈和倒霉的事都是别人替你受了，你要记住这个！比方说，这种委屈和倒霉的事我就受过……”
认字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外公对我愈来愈关心，揍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虽然按我的想法，应该打得比从前更多一些才对，因为我渐渐长大，胆子也比过去大了，触犯外祖父定的规矩和训示的次数，比从前多得多，而他只不过骂几句，扬起手来装着要打我的样子就算了。
天黑了，在朦胧的暮色中，外祖父奇怪地变大了，他的两只眼睛像猫眼一样闪闪发亮。他讲述所有的事，声音都是轻轻的，小心翼翼的，若有所思的，但一说到他自己，就十分热烈，说得很快，而且有点自我吹嘘。我不喜欢他谈自己，也不喜欢他不断地叫我这样，叫我那样，比如说：
我不知道喊我“贝尔”是什么意思，况且给我起绰号我也不吃什么亏，倒是我单枪匹马来抵挡这么多人使我感到愉快，当看到你扔出的石头准确地击中了“敌人”，迫使他们落荒而逃，躲到灌木丛中去时，多么痛快啊。“交战”不是恶意的，结束战斗时双方都几乎没有一点感到委屈。
“记住！这个你一定要记住！”
“‘贝尔’来了！”他们一看见我，就急急忙忙地准备干仗，高喊：“揍他，剥他的皮！”
他讲的事情中，很多我不想记住，但是有些事，即使外祖父不叫我记，也像一根使人疼痛难忍的刺深深地扎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不给我讲童话故事，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我还发现，他不爱别人提问，正因为这样，我偏死死缠住他追根究底地问：
我正想到花园里去呢，一到花园，就有几个野孩子站在小山丘上，从谷地里向我扔石子，我也高兴地扔石子回敬他们。
“那么什么人好些：法国人呢，还是俄国人？”
“去吧，去玩吧！不许到外面去，就在院子和花园里玩……”
“嘿，这我哪能知道啊？你要知道，我从没见过法国人在他们自己家里是怎么过日子的。”他板着脸嘟哝了以后，又补充说：
他猛地用劲把我推开。
“在自家的洞里连黄鼠狼也是好的……”
“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可心里难过得不说不行啊……唉，多好的一个闺女，走错路啦……”
“那就是俄国人好，对吗？”
“哎呀，孩子他爸，干吗你这么说呀？……”
“好的坏的都有。到有了地主的时候，日子好过了些[69]。从前的人是被上着镣干活儿的，现在大家都自由了，可仍缺吃少穿的。当然，地主老爷们并不仁慈，他们更精明，这不是说所有的地主老爷都这样，要是有一个老爷心眼好，那可叫人看了心里也会高兴的！老爷也有另一个样儿的，有的是傻瓜，像口袋似的笨头笨脑，别人向袋子里装什么，他就拿什么。我们那儿麸皮很多。你一看，他长的是个人样儿，可再细细一看，给你装的尽是麸皮，麸皮里的面粉没有了，给吃掉了。我们要接受教训就好了，把头脑磨磨，可是没有真正好的磨刀石……”
外婆猛地一哆嗦，说：
“俄国人有劲吗？”
“小兄弟啊，你母亲把你撇在这个人世上……”
“有大力士，但问题不在力气大小，最要紧的是要机灵。人的力气再大，也大不过马。”
当我伸手拿书的时候，他又把我拉到他怀里，忧郁地说：
“那为什么法国人要打我们？”
“行了！拿着这本书。明天你要给我把整个字母表一字不错地念给我听，能念出来我给你一个五戈比硬币……”
“得啦，那是战争，是沙皇的事儿，我们弄不明白！”
最后，他开玩笑地把我往床下一推。
但是，当我问拿破仑是什么样的人时，祖父的回答却令人难忘，他说：
“死去的纳塔利娅弄错了，她说他记性不好。谢天谢地，其实他的记性简直像马的记性那么好！来吧，翘鼻子，接着往下念！”
“他是个剽悍烈性子的人，想征服全世界，然后让所有的人都过一样的生活，没有老爷，也没有当官的，就这么让你去过没有等级的生活！只是各人的名字不同，可权利大家都一样。信仰也只有一种。当然■，这是愚蠢。只有虾子才没有区别呢，甚至鱼都各不相同：鲟鱼和鲶鱼不是一伙，小体鲟和鲱鱼不是朋友。这些拿破仑派，我们俄国也有过——拉辛·斯捷潘·季莫费耶夫[70]、普加奇·叶梅利扬·伊万诺夫[71]，那些人我以后再讲给你听……”
他摇晃着汗淋淋的脑袋对外婆说：
有时，外祖父把眼睛瞪得圆圆的，仿佛第一次发现我似的，久久且默默地打量着我。这使我很不自在。
“我这么喊是因为我身子不舒服，你干吗喊呀？”
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谈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
外祖父友好地向我解释：
外婆也常插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她常常静悄悄地坐到屋角，很长时间坐在那里不说话，看不见她人，忽然她用充满了柔情的声音插进来问道：
“你们可真要把嗓子扯破了！……”
“孩子他爸，你还记得我和你到穆罗姆[72]朝圣去的情形吗？多好啊！这究竟是哪一年来着？……”
我看着他和外婆，心里感到很快乐，外婆用胳膊肘撑着桌子，拳头支住腮帮，看着我们，轻声地笑着说：
外祖父想了一下，详细地说了当时的情况：
“你自己在喊嘛……”
“孩子他妈，你瞧，他也念出火来了，是吧？你这个阿斯特罕的小鬼，打摆子啦？干吗这么狂喊狂叫？干什么？
“对了！那时我们还怕他们呢……”
这些单词的意思我是知道的，但那些斯拉夫字母和单词的意思不相符：“з”——“泽姆利亚”，意思是“大地”，但却像一条弯曲的虫子，“г”——“格拉戈利”像驼着背的格里戈里师傅，“я”[61]——样子很像外婆和我两个人，而在外公身上，则具有字母表上所有字母共同的某种东西。他按字母表顺序考问了我好久，有时不按次序问我那些我未必记住的字母。他那狂热的劲头感染了我，我也冒汗了，拼命扯着嗓门大声地喊，把他逗笑了。他笑得抓住胸脯，不住地咳嗽，连书都弄皱了。他嘶哑着嗓子说：
“就是，就是。”
“‘泽姆利亚’、‘柳季’[60]！”
我追问奥洛涅茨人是谁，为什么他们在森林里跑来跑去，外祖父很不愿意地解释说：
“你别管，住嘴！这样对我反而好，要不然，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来吧，列克谢，快念！”他用那条烫人的、汗涔涔的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小书放在我的鼻子下面，越过我的肩膀伸出一根手指，点着一个个字母教我念。他身上很热，发出一股像醋般的汗酸味和烤葱头的味儿。我被熏得几乎憋死，他却火冒三丈，嘶哑着嗓子对着我的耳朵喊：
“奥洛涅茨人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是不愿做工从官家，从工厂里跑出来的。”
“孩子他爸，你就安安静静地躺着吧……”
“那怎样抓他们呢？”
外婆插嘴说：
“嘿，怎么抓？就像小孩子捉迷藏那样：一些人跑，另一些人抓，到处找。一抓到他们，就用树条和皮鞭抽；还要把他们的鼻孔撕裂，在脑门儿上用火打上烙印做惩办的标记。”
“‘啊兹’。”
“为什么？”
“对！还有这个呢？”
“要这么做嘛。这事儿弄不清楚，到底谁有罪：是逃跑的人有罪呢，还是抓人的人有罪，我们搞不清……”
“‘格拉戈利’。”
“你还记得吗，孩子他爸，”外婆又说话了，“记得那场大火以后……”
“又碰对了！这个呢？”
外祖父对什么事都喜欢确切，他一丝不苟地问：
“‘多布罗’。”
“你问的是哪一场大火？”
“瞎说，‘啊兹’！你注意，这念‘格拉戈利’、‘多布罗’、‘叶斯季’，这念什么？”
他们每次回忆过去的事，就忘了我在他们身边。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轻轻的，你一句，我一句地那么和谐，有时简直就像在唱歌，但他们唱的全是些生病、失火、打人、死于非命、巧取豪夺的歌，还有些歌说的是疯疯癫癫的叫化子和爱发脾气的老爷、绅士，都是些听了叫人丧气的歌子。
“‘韦季’。”
“我们经历过多少事，看见过多少事啊！”外祖父低声地嘟哝着。
“给你碰对了！这个呢？”
“难道我们过得不好？”外婆说，“你想想看，我生下瓦里娅以后的那个春天，我们过得多好啊！”
“‘布基’。”
“喂，你这个彼尔米亚克的小捣蛋鬼，到这儿来！坐下，你这个像卡尔梅克人[58]的高颧骨的小家伙，看见这个字母的样儿了吗？这个字母念——‘啊兹’[59]。你念：‘啊兹’！‘布基’！‘韦季’！这个字母念什么？”
“就这么一去不回了。”外婆叹了一口气。
突然，外公从哪儿拿出一本新新的小书，把书往手掌上啪地一拍，精神抖擞地叫我：
“是啊，就这么无影无踪了！打那年起，上帝的恩惠，就像大水送木筏子似的流到我们家来。唉，瓦尔瓦拉……”
花园里，有好几个金龟子在白桦树的四周嗡嗡地飞来飞去，隔壁院子里有一个箍桶匠正在丁丁冬冬地干活，附近什么地方有人在霍霍地磨刀。花园那边的谷地里，有一群野孩子在玩耍，在灌木丛里哄闹。这番情景强烈地引诱着我，禁不住想去玩，但一种黄昏的惆怅不断地涌上心头。
“嗳，算啦，何苦啊，孩子他爸……”
于是，他便一个一个地出声地回忆，城里哪些人家有已经到了结婚年龄的合适的姑娘。外婆一直不吭声，一杯接一杯地喝茶。这时，我坐在窗户旁，看着城市上空通红的晚霞，晚霞照得房子上的窗玻璃红光闪闪。外公不准我到院子和花园里去玩，因为我犯了个什么错。
外祖父生气了，脸色阴沉起来。
“雅什卡和米什卡该尽快娶个媳妇。兴许新媳妇再生孩子，母子俩能拴住他们，让他们老实点，啊？”
“干吗算啦？不论从哪方面说，几个孩子都不顺当。我的心血都用到哪儿去了？我跟你心里想把孩子们安安稳稳地安置在柳条筐子里，上帝偏偏往我们手里塞了一只破筛子……”
他闭上眼睛，咂吧着发乌的嘴唇，停了一会儿没说话，后来突然像被针扎似的浑身哆嗦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他就像被火燎了似的大喊大叫，在屋里跑来跑去，近乎病态地哇哇乱叫，一会儿骂孩子，一会儿伸出瘦小的拳头威吓外婆。
“你不要再说话了，安安静静地躺着。”
“都是你一直宠他们，娇惯这几个小强盗，你简直是姑息养奸！你这个老妖婆！”
“就是呀，要是现在死了，简直就像压根儿没活过一样，一切都化成灰了！”
他悲伤至极，哭得呼天抢地，声泪俱下，钻到屋角，对着圣像，抡起拳头，把他那干瘪的胸脯捶得咚咚响。喊道：
“别怕，我照看着呢。”
“主啊，难道我的罪孽比别人的大？为什么这么惩罚我？”
“你看着我，别让我死掉！”
他浑身颤抖，盈眶的泪珠里闪烁着委屈和愤恨的光。
他大口大口地把一碗热茶很快喝了下去，喝得上气不接下气，喉咙咕嘟咕嘟地响，他说：
外婆坐在黑暗的地方，默默地画着十字，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面前，劝他说：
“喝和了蜜的茶，这对你的身子好一些！”
“嗯，你干吗这样犯愁？上帝知道要做什么。比我们儿女好的人家有几个？孩子他爸，家家都一样：吵架、打架加上瞎忙乎。所有的父母都要用自己的眼泪来洗掉自己身上的罪孽，不只是你一个人……”
“干吗不给我放点糖？”他像宠惯的小孩撒娇似的问外婆。外婆亲切但坚决地回答说：
有时，外婆劝说的这番话能使外祖父心里平静一些，他不再哭骂，疲倦地倒到床上。这时，我和外婆便轻手轻脚地走开，到我们睡觉的阁楼上去。
我记得，在一个静悄悄的晚上，我和外婆在外祖父房间里喝茶。外祖父身体不好，光着上身坐在床上，肩上披了一条长毛巾，时时刻刻地擦虚汗，不断地喘息，说话声音嘶哑。他的绿色的眼睛发黑了，脸上浮肿，涨得通红，两片削尖的小耳朵，红得发紫。当他伸手去端茶碗时，手怪可怜地颤抖着。他变得温顺了，完全不像平时的模样。
但有一次，当外婆走到他跟前温存地劝他时，他猛地转过身去，挥起拳头啪的一声朝外婆的脸上打去。外婆急忙闪开，一只手捂住嘴唇，踉跄了几步才站稳了脚，仍然心平气和地轻声说：
外婆由衷地笑了，她的鼻子令人好笑地颤动着，两只眼睛闪烁着无言的光芒，不断地抚爱着我，这比任何言语更能清楚地表明一切。
“唉，你真是傻瓜……”
“你知道，我也是孤儿长大的。我的妈妈是个孤苦伶仃的没有田地的贫苦农民，又是个残疾人。她还在当闺女时，被一个地主老爷吓坏了。半夜里，她吓得从窗户里跳出来，把自己的肋巴骨跌断了，还碰伤了一个肩膀。打那以后，她的右手，那只最需要用的手就麻木不能动了，而我的妈妈当时是个出名的织花边的能手。这么一来，地主老爷们便不需要她了，他们解除了她的农奴身份，说：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去吧。可没有手怎么能活啊？她只好到处讨饭，求人做好事施舍一点，但在那时候，人过得比现在宽裕，心肠也比现在好，巴拉赫纳的那些招人喜欢的木匠和花边女工，看得出全是好人！秋冬两季我跟着她，跟着我妈妈在城里要饭。大天使加百利[52]把宝剑一挥，撵走了冬天，立刻春满大地，这时候，我们便继续向前走，眼睛看到哪儿就往哪儿走。我们到过穆罗姆[135]，还到过尤里耶韦茨[53]。我们曾沿伏尔加河向上游走，沿着静静的奥卡河[54]走。春天和夏天在大地上流浪多好啊，大地那么让人感到亲切、舒服，遍地是天鹅绒般的草，至圣圣母在田野里撒满了鲜花，这时候你会感到非常快乐，心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有时，妈妈半闭上她那蓝色的眼睛，把嗓子提得很高很高地唱起歌来。她唱歌时，虽然没有使什么劲儿，但声音清脆响亮，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微微入睡，一动也不动，入神地听她的歌声。要饭的日子也挺美的啊！但我一过九岁，妈妈感到拖着我讨饭不好意思了，由于她怕难为情，便在巴拉赫纳[55]落了户。她颠颠颤颤地沿着一条条街，挨家挨户地要饭。节日里，她就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收集别人的施舍。而我就坐在家里学织花边。我拼命快学，想尽快能帮助妈妈，有时，有什么学不会，就哭鼻子。两年多一点，你瞧，我终于把这个活儿学会了，而且全城闻名。只要哪家要上好的花边，就会立刻找上门来请我：‘喂，阿库利娅[56]，你就晃晃你那小木杆儿[57]吧！’我有多高兴啊，像过节一样！当然，这不是我的手艺好，而是妈妈指点得好。她虽然只有一只手，自己不能动手织，但她会比划给我看。十个干活儿的抵不上一个好师傅。这时我有点儿托大了，对她说：‘妈妈，你别到处去要饭了，现在我一个人就能养活你！’可她却对我说：‘住口，你要知道，这是为了给你攒钱买嫁妆的。’过了不久，你外公突然出现了，他是个很引人注意的小伙子：才二十二岁，已经当上了驳船上的工长！他的母亲仔仔细细地把我打量了一番，最后选中了。她看到，我会干活儿，又是个叫化子的女儿，就是说，我将来会老老实实，安安稳稳过日子的，行了……她母亲是烤面包的，是个恶心肠的女人，其实不该再提起这一点了，唉，我们干吗回忆坏人啊？上帝自己会看见他们的；上帝看见他们，魔鬼喜爱他们。”
外婆在他脚旁吐了一口血水，他却“哇——哇——”拖长声音地号叫了两声，举起两只手：
于是，她又向我揭开了她生活中的一个片断：
“走开，我打死你！”
“咳，瞧你想得出！”她笑了笑，但立刻又若有所思地补充说：“我哪能啊，巫术是一门很难懂的学问。而我可是一个大字不识。你外公那才是个能断文识字的人呢，我嘛，圣母没有使我聪明起来。”
“你真是傻瓜。”外婆从门口走开时，又重复了一句，外祖父随后向她扑去，但她已经不慌不忙地跨过了门槛，随手把门一带，门从外祖父的脸旁掠过，砰地一声关上了。
“你是女巫师吗？”
“这个老畜生。”外祖父压低嗓音咬牙切齿地骂，他的脸气得像燃烧的煤块似的通红，手抓住门框，狠命地用指甲在门框上抓。
有一次，我问外婆：
我不死不活地坐在暖炕[77]上，怎么也不相信我所见到的一切：这是外祖父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外婆。我的心情感到十分沉重和厌恶，我在外祖父身上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某种品质，一种怎么也不能使人容忍的品质，它使我感到压抑。他一直站在那儿紧紧抓住门框，身子缩成一团，面色阴沉，好似蒙上了一层灰。
有时，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样子又高傲，又严厉，一双冷冰冰的灰色眼睛，就像冬天的太阳似地看着一切，但每次只待一会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没有留下可以使人回忆的东西。
忽然，他走到房间中央，向地下一跪，因为没有跪稳，向前一倒，一只胳膊碰到地板，但马上又跪直了，两手捶胸说：
我整天在花园里、院子里跟在她身边转，跟她一起到女邻居家去串门。她在邻居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边喝茶，一边不断地谈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仿佛长在她身上，和她连在一起了，现在我都不记得在我生平的这一段时期中，除了这位好动的、永不知疲倦做好事的老太太以外，我还见到过其他别的什么事情了。
“啊，上帝啊……”
“黄瓜自己会告诉人，什么时候该腌了。如果黄瓜没有土腥味儿，或者什么其他的味儿都没有了，那你就腌吧。要使克瓦斯[51]的味儿浓、翻泡泡，就需要发酵。克瓦斯不能甜，所以您在克瓦斯里搁点儿葡萄干就行了，不然，您要放糖的话，一桶只要搁一丁点儿就行了。酸奶的做法有各种各样的：有多瑙河一带口味的、西班牙口味的，再不，还有高加索口味的……”
我像滑冰似的从暖炕的瓷砖上滑下来，向外面奔去。外婆嘴里含着水漱着口，在阁楼房间里走来走去。
她为别人接生，帮人家排解家庭纠纷，为孩子们看病，给人背讲妇女念熟了就能“得到幸福”的《圣母的梦》[50]，还常常给别人的家务活儿出主意：
“你疼吗？”我问。
“老大娘，您老人家到佩乔雷[49]修道院去找苦行修士阿萨夫去吧，我回答不了您的问题。”
她走到屋角，把水吐到脏水桶里，平和地回答：
有时，她想了好久，劝告说：
“还好，牙齿没打坏，只是嘴唇破了。”
“要提防生虱子，我的太太，就要勤洗澡，要洗薄荷蒸汽浴；要是被虱子咬后长了癣，你就舀一汤匙最干净的鹅油，一茶匙升汞，三滴水银，放在小碟子里，用碎瓷片搅七下，搅匀后涂在身上！要是用木勺或者骨头搅，水银就没用了，也不能用铜器和银器，不然的话，伤皮肤！”
“他干吗打你？”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地以亲切的笑脸相迎，对每一个来人都殷勤地接待。她用大拇指把鼻烟塞进鼻孔，再用红格子手帕仔细地擦干净鼻子和手指，说道：
她看了看窗外，说道：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
“他肚里有气。他年纪大了，难啊，什么事儿都不顺……你乖乖儿去睡吧，别想这事了……”
可我并不觉得我们过得安稳。那些女房客不断在院子和屋子里乱哄哄地跑来跑去，女邻居们不是你来就是她去，然后又急急匆匆到什么地方去，总是为来迟了而唉声叹气。所有人都在准备干什么事，不断地有人喊外婆：
我还问了她另外一桩什么事，她一反常态，厉声地喊道：
“你好，圣洁的世界啊，愿你长命百岁！喂，你瞧，阿廖沙，我的心肝宝贝，这下我们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荣耀归圣母，不是一切都变得这么好了吗？”
“我不是对你说啦，叫你躺下睡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
外婆每天都是弄饭，做针线，在菜园或花园里刨土翻地，整天转来转去，活像一个被人用无形的鞭子抽着的大陀螺。她不时地闻闻鼻烟，有滋有味地打着喷嚏，一面擦着脸上的汗，一面说：
她坐在窗口，不住地嗍自己的嘴唇，直向手帕里吐血水。我一面脱衣裳，一面看着她：在她那黑色头影上面的窗外，星星在蔚蓝色的天空里闪烁。大街上静悄悄，房间里黑沉沉。
整个一座房子里，住满了房客。外祖父只留了顶层的一间大房间用来给自己住和接待客人，外婆则带着我住在小阁楼上。阁楼的窗户朝着大街，把身子探过窗台，每天晚上和每逢节日假期，都可以看见喝得醉醺醺的人从小酒馆里走出来，在大街上歪歪倒倒、跌跌撞撞地乱闯，有人大喊大叫，有人接二连三地摔跟头。有时，醉鬼就像口袋一样地被扔到大街上，他们爬起来又拼命向酒馆的门里挤。门被敲得梆梆响，不断地传出哗啦啦打碎玻璃的声音和滑轮发出的刺耳的尖叫声。有时打起架来了。从上面瞧着这一切，十分有趣。外祖父常常一早就到两个儿子的染坊，帮助他们安排活计去了，每次晚上回来都是精疲力竭，闷闷不乐，甚至气呼呼的。
我躺下以后，她走到床前，轻轻地抚摩我的头，说道：
“嗬，多少抽人用的树条子！”当我和外祖父沿着松软的、已经化冻的小路一面走，一面细细观看花园时，他快活地向我使了个眼色说道。“很快我就要开始教你认字了，这些树条正管用……”
“你静静地睡吧，我下楼去看看他……你不要心疼我，心肝宝贝，你要知道，我自己大概也有错儿……你睡吧！”
快到春天的时候，舅舅分家了；雅科夫留在城里，米哈伊尔搬到河对岸去了。外祖父在田野大街[48]买了一座挺招人喜欢的房子，楼下是石头砌成的小酒馆，楼上有一间舒适的小阁楼，屋后是一座小花园，从花园向下走就是峡谷，峡谷里密密麻麻长满了已经落了叶子的柳树条子。
外婆亲了我一下走了，我难过极了，一下子从宽大、柔软、温暖的床上跳了起来，走到窗口，望着楼下空无一人的大街，惆怅满腔，木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