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珍用运动背心擦了擦嘴，灌了一肚子啤酒，然后又出发了。
志愿者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现在最好别太兴奋。”其中一名提醒道，“只剩下最后二十英里时，你才算是完成了赛程的一半。”
“你得让她慢点。”另一个志愿者告诉比利，“她已经比半程纪录快了三个小时。”在山路上连续奔跑一百英里，跟在城市里跑马拉松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假如你在夜里遇上什么麻烦，要解决可不是那么容易。
“就这点能耐吗，老多米尼恩？”她一边挥拳一边喊着。作为珍的“后勤部队”唯一成员，比利已经给她准备好了路餐：奶酪比萨饼配一瓶啤酒。珍停止了挥拳，一口气吞下了整块比萨饼。
比利耸了耸肩。跟珍恋爱这一年来，他已经发现她什么都能做到，除了克制。即使她试图控制自己的冲动，那些被压抑的激情、灵感、焦虑、欢乐，也总会换个方式爆发。毕竟，她在北卡大学读书时曾经有过前科。身为校橄榄球队队员，创下了一百七十年的橄榄球运动史上空前的纪录：被裁定“太过野蛮，不适合参加赛后庆祝”。“她太过疯狂，只好被男性球员们按住，抬回房间里锁起来。”她当年的室友杰西·波利尼回忆道。珍总是在全速冲刺，只有在撞上墙的时候才考虑该怎么办。
几个月后，在奥多明尼昂一百英里耐力赛上，五十英里补给点的志愿者们忽然听见树林里传来了一阵号叫声。几分钟之后，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冲出了树林，在他们面前打了个倒立，接着一个后空翻，然后朝空气挥起拳来。
这一次，她是在七十五英里处撞上了墙。时间是傍晚六点，她已经连续奔跑了十三个小时，前面还有一个全程马拉松。这一次，她垂着头慢慢蹭进了补给点，根本没有力气再去挥拳。她站在摆满食品的桌前，累得吃不下一点东西，头脑混沌得不知该做什么。她只知道如果一屁股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新欢！疯狂的一代！撞上时光的岩石！”
“笨瓜，咱们走吧！”有人朝她喊。
“奇迹！狂喜！没入美国的河流！”他们一边喊，一边在海滩上奔跑。
比利刚刚抵达补给点，还没来得及脱掉外套。他贴身穿着扯掉袖子的T恤和冲浪短裤。如果最后二三英里有朋友陪跑，有的马拉松选手就感激不已，而比利的陪跑路程则相当于全程马拉松。珍一下子有了劲头。呆瓜。傻小伙儿。
每次出门奔跑前，珍和比利都会往随身听里塞上一盘由艾伦·金斯堡朗诵的《嚎叫》磁带。两人约定，一旦发现跑步变得还不如冲浪有意思，就立刻放弃。为了在跑步中寻找冲浪的感觉，他们选择了边跑边听垮掉派的诗。
“再来块比萨饼？”比利问。
不久之后，海湾边的渔夫们注意到，每天日落时分都会发生怪事。先是沙滩上传来阵阵呼号：“梦—境！凶—兆！幻—影！”然后就有东西现形，它四条腿，沿着沙滩笨拙地奔跑，既像人又像野兽。等到它接近，大家发现那其实是两个并肩奔跑的人，一个是头上系着手帕、胳膊上文着吸血蝙蝠的女孩，另一个看上去像是满月时分变身的狼人。
“嗯……没门。”
“我们的耐力跑是从《达摩流浪者》入门的。”比利后来告诉我。至于鼓舞，则来源于“酒鬼诗人”查尔斯·布考斯基：“如果你要试，就一直走到底/再没有别的感觉能如此/你会独自跟诸神同在/夜晚将被火点燃/……/你会驰骋人生，爆发/完美的笑声，这是/唯一有意义的奋战。”
“好吧。准备好了？”
“尝试在路上冥想，一边往前走，一边看着脚下的路，不要看别的东西，让自己逐渐陷入出神状态。”凯鲁亚克写道，“山路是这样的：你正飘浮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天堂里，眼前似乎随时都会有仙女和长笛男孩出现，而一转眼你又忽然发现自己正在烈日下挣扎，周围是尘土、荨麻和有毒的灌木……就像人生。”
“没问题。”
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专业帮助，所以珍一头扎进了书堆。跟往常一样，她心目中的偶像为她提供了答案。她跟比利首先仔细读了一遍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徒步喀斯喀特山脉的经历。
两个人朝前跑去。珍跑得异常安静，因为她仍旧感觉很糟糕，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返回补给点宣布放弃。幸好比利陪在身边，才打消了她的念头。她硬撑着跑完了一英里，两英里，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绝望被一种莫名的快感取代了。妈的，在这么美的山野中奔跑，欣赏落日的余晖，迎着清凉的山风，感受自由、赤裸、速度，真是惬意。
“老兄，这才对路。”珍说，“算我一个。”
夜里十点半，珍和比利已经超过了大部分选手，居于第二。珍不仅完成了比赛，夺得了总亚军，还把本项比赛的女子纪录缩短了三个小时。（直到今天，她十七小时三十四分的成绩仍然没有被超越。）几个月后，全美超长距离耐力跑选手排名出炉，珍发现自己在一百英里跑手中居于前三。不久，她又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以十四小时五十七分的成绩跑完了“落基浣熊”一百英里越野赛，这是全球女子一百英里越野赛最佳成绩。
在那之前，这两个人甚至没有跑过全程马拉松。他们是在海边长大的，几乎没有见过山，更别说在山路上奔跑了。他们也没有机会进行针对性训练，因为弗吉尼亚湾附近的最高峰就是一座沙丘。五十英里的山路离他们实在太遥远了。
那年秋天，《超级马拉松》刊载了一张珍的照片，上面的她正在弗吉尼亚州的一片树林里奔跑。那场比赛全程只有三十英里，她的成绩只排在第三名。她当时的着装毫无特点（黑色短裤，黑色运动背心），照片的拍摄水平也很一般（曝光不足，角度不算理想）。珍并不是在跟旗鼓相当的对手拼死竞争，脸上也并没有坚毅的神情。她只不过是在……跑。一边跑着，一边微笑。
“你这笨瓜，是一场赛跑。五十英里的山路赛。”
她的微笑中包含了一种另类的振奋。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她确实在享受奔跑，在那一刻，除了在荒郊野外的山路上奔跑，她别无所求。尽管刚刚跑完二十五英里，她的神态动作全无一丝疲劳，目光灼灼，马尾辫在脑后像胜利的旗帜一样摆动。她的微笑完全是自然的、由衷的，是她沉浸在艺术灵感之中的完美体现。
“没有。那是什么人？”
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当它逐渐丧失生命力的时候，当它因为成规旧俗而陷入死寂的时候，总会有某种光芒焕发出来，把原有的一切炸得粉碎，让新生艺术在废墟上发芽滋长。年轻一代的耐力跑手就像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以及六十年代的摇滚乐手：他们同样贫穷，同样落寞，同样没有背负任何期待，以及由期待所生的各种限制。他们是用身体进行创作的艺术家，而他们创作的，正是人类耐力的极限。
“你听说过‘山路自虐狂’吗？”比利问珍。
“那为什么不去跑标准马拉松呢？”我有一次在电话里问珍，“你觉得自己能打进奥运会选拔赛吗？”
“去他妈的冲浪。”比利忽然说。他意识到所谓“挑战极限”，并不在于你做的事情有多么危险，而在于你能拥有多少好奇心和勇气。阿姆斯特朗之所以作出如此勇敢的决定，是因为他很好奇，好奇自己究竟能不能以饱受癌症折磨的孱弱躯体重新挑战世界冠军。杰克·凯鲁亚克当年也是这样，当他出发去流浪、去用毫无拘束的疯狂文字描述流浪之旅时，从来没有想过它们有一天能变成铅字。在珍和比利看来，从凯鲁亚克到阿姆斯特朗，再到他们这对每天晚上酩酊大醉的弗吉尼亚湾救生员，一脉相承。他们并不指望做出任何成就，所以可以尝试任何事情。这就是勇气。
“老兄，说实话，”她告诉我，“预选赛门槛是两小时四十八分。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她后来用行动证明，就算只穿着比基尼，就算在半程补给点喝光一整瓶啤酒，就算五天前刚参加过蓝岭山五十英里越野赛，她也能在三个小时之内跑完一场马拉松。
她发现，阿姆斯特朗并不是一个只会骑车的无脑壮汉，而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迟来的垮掉派诗人，一个在漫长赛道上寻找灵感与纯粹体验的达摩流浪者。她知道阿姆斯特朗曾经战胜癌症，却不清楚他曾经命悬一线。在他接受手术治疗前，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大脑、肺部和睾丸。在化疗已令他虚弱得几乎站不起身的时候，他还要作一个紧迫的抉择：接受自己的运动生涯结束，领取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保险金，还是拒绝失败，尝试让自己重返赛场。如果是前者，这辈子就跟比赛无缘了。如果选后者，他没有退路：万一复发，没有钱也没有健康保险的他，没有希望活到三十岁。
“但是那又怎么样？”她继续说，“人们太把马拉松当一回事了。那样还有什么神秘感？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就在为奥运会选拔赛训练，未来三年里每一天的具体训练内容都安排好了！差不多每隔一天都要在操场上练习速度。我可受不了这样。有一次，我答应早晨六点陪她一起训练，结果又在凌晨两点给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喝醉了，恐怕不能陪她了。”
不那么疯狂的时候，珍和比利会聊聊冲浪和读书。珍非常崇尚五六十年代的“垮掉派诗人”，正在计划到杰克·凯鲁亚克虚体诗歌学院攻读诗歌创作，不过在这之前她得回到大学里，拿到本科文凭。后来她读了兰斯·阿姆斯特朗的《重返艳阳下》，顿时爱上了另一种类型的勇士诗人。
珍没有教练，没有训练计划，甚至没有手表。她每天早晨起来，吃下一个素馅汉堡，然后愿意跑多远就跑多远，通常是二十英里左右。跑完踩着滑板去上课，因为她已经回到了校园，并且门门功课都是“A”。
几分钟之后，海滩上响起了一片叫好声和欢呼声，因为珍光着身子从附近的移动厕所里冲了出来，将救生员制服丢在了厕所门口。耶，好家伙！她一直跑到了几百米外的下一处救生站，又转身从海滩上的母亲和孩子们中间跑了回来（而作为一名救生员，她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护这些孩子免受裸奔者的打搅）。令人惊讶的是，珍居然没有为此被开除（她是后来才被开除的，原因是她把一只活螃蟹塞进了救生队长的卡车引擎盖里，导致引擎出了故障）。
“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会有点假，不过，我去参加耐力赛为的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珍告诉我，“我想，假如我能跑完一百英里，肯定就能达到不一样的境界，甚至变成一尊佛，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微笑。结果我发现，我并没有达到什么境界，还是跟以前一样堕落，但是我也没有放弃呢。或许有一天，我真的能变成一个更好、更安静的人。”
比利摇摇头，“不行，就现在。”
“当我参加长距离比赛的时候，”她接着说，“我脑海里就只剩下一件事情：完成比赛。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能心无杂念，完全沉浸在奔跑的节奏中。我喜欢像个野人一样在树林里跑，就这么简单。”
珍居然笑了，“老兄，还真有你的。下班后吧。”
珍的话让我想起了卡巴洛。“你跟我在墨西哥遇到的一个家伙简直一模一样。”我告诉她，“再过几个星期，我得到他那儿去，参加他跟塔拉乌马拉人之间的一场比赛。”
“前提是，”比利继续说，“你得在海滩上裸奔一圈。”
“怎么可能！”
“太棒了！”
“斯科特·尤雷克也会去。”
“没问题。”比利被逼急了，“帽子归你。”
“你、绝对是、骗我！”珍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真的吗？我能带一个朋友一起去吗？噢，不行。妈的！我们得参加期中考试。我得赶快跟他商量一下。明天给你答复，好吧？”
但几乎是立刻，珍就缠上了他。她非要拿走他那顶带有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校徽的棒球帽。“哥们儿！”珍说，“我需要那顶帽子！”她也在这个大学读过一年，之后退学搬到旧金山来写诗，所以如果天理尚存的话，她才是那顶帽子的合理拥有者，而不是哪个漂亮的冲浪小生，戴帽子只为不让刘海遮眼睛。
第二天上午，我果然接到了珍的邮件：
珍和比利是在二○○二年夏天认识的，当时比利刚在弗吉尼亚州立邦联大学读完一年级，暑假回到弗吉尼亚湾担任海滩救生员。一天早晨，他来到救生站，发现“傻人有傻福”再度应验了。他的新搭档活脱脱就是从科罗娜啤酒广告上走出来的，并且和他一拍即合：她也爱冲浪，私下里是个书虫，并且特别喜欢聚会。她那辆破旧的三菱摩托引擎盖上用蜡笔画着一幅画—怪诞作家亨特·汤普森正举着一把点四四口径的麦格农，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看画人。
我妈觉得你是个连环杀手，会在沙漠里把我们干掉。这个险值得一冒。我们在哪里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