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雪太厚，扎托佩克就只好在洗衣盆里原地踏步，顺便把衣服踩干净。等到小径上的积雪终于开始融化，他会全速冲刺四百米，再四百米，一连重复九十次，中间慢跑二百米权作休息。整趟下来，就超过了三十三英里。如果你问起速度，他会耸耸肩说自己从来没计过时。为了培养爆发力，他跟妻子黛娜曾经在足球场上互掷标枪，然后赶上去接住。扎托佩克最喜欢的训练方式结合了他心爱的所有：穿着野战靴在树林里跑步，还要背上心爱的妻子。
在一整天的辛苦训练之后。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新组建的捷克长跑队就像津巴布韦雪橇队一样，根本没有传统，没有教练，没有背景，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然而，正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抱任何希望，扎托佩克才得到了足够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尝试各种训练方法。以他的第一次备战马拉松为例。众所周知，训练马拉松的最好方式是反复进行长距离慢跑，他偏偏反复进行百米冲刺。
在冬天的雪地里。
我早就知道该怎么慢跑了，他想，关键在于怎么才能跑得快。在赛场上，他那玩命冲刺似的节奏成了记者们嘲笑的把柄（“自弗兰肯斯坦这个怪物以来最吓人的一幕”、“他跑起来就像随时都会倒下去死掉一样”、“看上去像是正在跟一条大章鱼搏斗”等），但他只是一笑置之。“可惜我天生不会边跑边笑。”他说，“幸运的是，赛跑并不是花样滑冰，只有速度才算成绩，没有所谓的‘印象分’。”
穿着野战靴。
天哪，他这张嘴真是够可以的！就算在比赛过程中，他也喜欢跟别的选手聊天，尝试用半生不熟的法语、英语和德语跟人搭讪，甚至导致一名英国选手投诉他“喋喋不休，干扰比赛”。在国外参赛时，他的房间里经常挤满了新交的朋友，以至于他自己不得不睡在门外。有一回在参加某场国际大赛之前，他跟一个澳大利亚选手交上了朋友，后者的目标是打破澳大利亚的男子五千米纪录。扎托佩克只报名参加了一万米比赛，但他提出了完美的方案：让新朋友退出五千米比赛，跟他一起参加万米比赛。前五千米扎托佩克担任陪跑员，陪新朋友打破了澳大利亚男子五千米纪录，再五千米他为自己赢得了万米冠军。
维吉尔其实早就找到过合适的人选。那是一个捷克退伍兵，跑步的姿势非常难看，简直就像是“刚刚被人在心口捅了一刀”—这是一个体育记者的原话。然而这个叫埃米尔·扎托佩克的怪人是如此钟爱跑步，就连在军营里受训期间，都会在夜里抓起手电，到树林里跑二十英里。
尽管成绩斐然，但扎托佩克一直是个纯粹的跑手，比赛对他来说只是件乐事。他实在太喜欢比赛的感觉了，所以在本该休息恢复的时候，他却仍报名参赛。四十年代末，他连续三年几乎每个月参加两场比赛，并且保持了六十九连胜的纪录。而在如此频繁比赛的间隙，他每周的训练量还能达到一百六十五英里。
维吉尔并不是在吹嘘“贫困的神圣性”，也没打算说服马拉松选手甘做穷光蛋。其实，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理解问题的本质，更别说给出答案了。他只想找到一个天生的跑手，一个为了快乐而跑的人，就像紧握灵感的艺术家，然后仔细研究他（她）是如何生活，如何训练，如何思考。这种思考的内容无论是什么，都有可能被重新引入美国的跑步文化当中，像一颗种子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一九五二年，扎托佩克去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这个谢了顶的三十岁中年人，来自一个不为人知的贫穷东欧小国，平时就住在公寓里，没有教练指导，训练都全靠自己。由于捷克实在是缺乏体育人才，扎托佩克得以自由选择比赛项目，于是长跑项目他一个不落。首先参加了五千米，不仅夺得金牌，还打破了奥运纪录。然后一万米，赢得了第二块金牌，一样刷新了奥运纪录。最后是马拉松项目。尽管之前他从没跑过马拉松，但反正已经拿到了两块金牌，还怕什么呢？
维吉尔当时就预见到了灾难的来临，也尽量警告他的选手们。“你们心中都住着两个女神。”他告诉他们，“一个是智慧女神，另一个是财富女神。每个人都以为应该先追求到财富，智慧便会跟着到来。于是大家都变着法子去赚钱。这彻底错了。你必须先爱上智慧女神，把所有精力投注到她身上，那样财富女神会感到嫉妒，主动来追求你。”换句话说，如果你并不是为了追逐财富而奔跑，那么你会得到意外的收获。
所有人都能看出扎托佩克真的缺乏经验。当时的奥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英国选手吉姆·彼得斯，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跑到第十英里的时候，彼得斯已经比他创下世界纪录的那一次少用了十分钟，并且还在加速。扎托佩克不知道如此快的速度是否合适，于是凑到彼得斯身边，开口问：“对不起，我是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我们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没错，要找理由有的是，比如肯尼亚人具有某种特别适合跑步的肌肉纤维。但问题并不在为什么别人跑得越来越快了，而是为什么我们跑得越来越慢了。事实正是：美国长跑运动的衰落过程，刚好跟金钱介入其中的过程相吻合。一九八四年之后，奥运会开始对专业运动员开放，这便意味着跑鞋厂商可以付钱给长跑运动员，把他们包装成“专业选手”。
“不。”彼得斯回答，“太慢了。”扎托佩克既然能笨到问出这样的问题，那他也应该笨到会相信任何答案。
钱。
扎托佩克感到很惊讶。“你说太慢了？”他又问道，“你确定这样的速度太慢了吗？”
究竟是为什么？我们怎么就从冠军堕落成垫底的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能找出不止一条原因，但如果非要挑出一个，那么答案可以精简为一个词：
“我确定。”彼得斯回答，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也吃了一惊。
在今天看来，当时的跑步是如此不专业，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样的训练量和强度会导致受伤、体力透支、无以为继。结果却是，他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跑得很快，飞快。弗兰克·肖特在一九七二年奥运会上夺得金牌，下一届夺得银牌；比尔·罗杰斯连续三年卫冕“世界最佳马拉松选手”的称号；阿尔贝托·萨拉查赢得了波士顿马拉松与纽约马拉松冠军，以及南非超级马拉松冠军。到八十年代初，单单一个波士顿径赛俱乐部就拥有六名能在两小时十二分钟之内跑完马拉松的选手。而这只是业余跑步俱乐部而已。但是到了二○○○年，全美国都找不出哪怕一个符合奥运会参赛要求、在两小时十四分钟内跑完全程的马拉松选手，只有罗德·德哈文以两小时十五分钟的最佳成绩勉强参赛，最终也只居六十九位。
“好，谢谢。”扎托佩克听信了他的话，加速超了过去。
他们的训练方式也同样原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训练量简直大得不近情理。“我们每天跑两次，有时候三次。”弗兰克·肖特回忆道，“唯一的训练就是跑步—跑步、吃饭、睡觉。”此外训练的强度也不可思议。“通常情况下，每隔一天就要进行一场比赛作为训练，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地跑得比别人快。”这是一位评论员的回忆。而作为竞争对手，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喜欢一起跑步。”在七十年代四次获得波士顿马拉松冠军的比尔·罗杰斯回忆道，“我们相处得很好，非常开心，从不觉得枯燥。”
当扎托佩克抵达体育场进行最后的冲刺时，周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观众在欢呼，各国运动员也在欢呼。他冲破了终点线，创下了他的第三项奥运纪录。他的队友们赶上前来祝贺他，却晚了一步：牙买加短跑队的选手已经把他扛在肩上，正绕着体育场游行。马克·吐温曾说：“我们要努力地好好过这一生—当我们死的时候，连殡仪馆的老板都会为我们遗憾。”而扎托佩克则努力地好好跑这一场—当他赢得冠军时，连别国的代表队都为他欢呼。
当然，事情并不从来都是这样的。而且当事情还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跑得很不错。七十年代，美国的马拉松选手跟塔拉乌马拉人非常相像：他们是一群异端，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奔跑，是因为爱奔跑本身。支撑他们的是最原始的本能，以及最简陋的装备。七十年代的跑鞋如果去掉鞋面，就完全是塔拉乌马拉人的拖鞋：当年的阿迪达斯和鬼冢虎跑鞋不过是平底鞋和鞋带的组合，没有支撑结构，没有内外翻控制，没有弹性衬垫。七十年代的跑步者根本就不懂“过度足内翻”和“过度足外翻”，因为当时的各家跑鞋厂商都还没有发明出这些概念。
而让人如此愉悦的奔跑享受，是金钱换取不了的，也是蛮横暴力无法强迫的。不幸的是，扎托佩克的遭遇印证了这句话。苏联军队于一九六八年开进布拉格后，扎托佩克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顺从苏联人，担任所谓的“体育大使”，要么后半辈子在铀矿里清扫厕所。他选择了后者。就这样，这位最受世人爱戴的运动员永远从赛场上消失了。
至于现代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真是扭曲。矫揉造作，急功近利，只追求那些物质的东西：奖牌、耐克公司的赞助合同、苗条的身材。这根本不是艺术家的态度，而是生意人的态度。难怪那么多人都不喜欢跑步：如果只把它当成为达到某种目的不得不采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也就是说如果追求的只是更苗条、更快速、更富有，那么求之而不得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坚持？
而此时，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恰巧遭遇了打击。天赋异禀的澳大利亚帅哥罗恩·克拉克，尽管跟扎托佩克并称当时最伟大的长跑选手，却有着与扎托佩克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当扎托佩克只能在深夜站完岗后踏雪跑步时，克拉克则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在阳光明媚的海滩上进行惬意的慢跑。扎托佩克所缺少的一切，他都拥有了：自由，金钱，帅气的外表，以及头发。
长跑这项运动长盛不衰，是因为它无可替代：它是人类能够生存下来，分布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基础。奔跑可以带来食物，也可以避免自己成为食物；可以找到心仪的伴侣，一起追寻新的生活。你必须爱上奔跑，否则就不可能活下来，更不可能有机会去爱别的东西。奔跑是我们所爱与所渴求的，是藏于血脉最深处的遗传。我们天生就会跑。我们都是跑手，塔拉乌马拉人一直清楚这一点。
罗恩·克拉克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但在澳大利亚人眼里，他仍旧是个失败者。尽管从八百米到一万米的各种径赛项目中，他打破过十九项世界纪录，却从来没能赢得哪怕一块奥运金牌。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在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一万米决赛中，他因为高原反应昏倒在地，丧失了比赛资格。回国意味着要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而克拉克索性绕路去了布拉格，拜访那个“从未失败过的家伙”。道别之际，他看见扎托佩克偷偷把一包东西塞进了他的行李箱。
这正是塔拉乌马拉人的秘密：他们一直都没有丢掉对跑步的爱，没有忘记奔跑是人类的天赋。我们的祖先还没学会在岩洞里绘制粗糙的壁画、在空洞的树干上敲出简单的鼓点，就已经学会了让肌肉、呼吸和思想融为一体，在野外飞快地奔跑。而当他们终于开始画岩画时，画的又是什么？一根竖斜线，中间和底部各一道闪电—恰好组成一个正在奔跑的人。
“我还以为那是他要我带到外界的消息，所以直到飞机起飞后才敢打开包裹。”克拉克回忆道。告别时，扎托佩克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并说：“那是你应得的。”这让克拉克非常感动：扎托佩克正逢人生低谷，却还有心情安慰他。
他对生理层面的认识已经足够精深，接下来该是心理层面了。特别是，究竟该怎么让人真正喜欢上这样的运动？该怎么拨动人体内的那个隐藏开关，让人们变回天生的跑者？毕竟，我们每个人在孩提时代，都曾整天疯跑不知疲倦，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归最初的状态？
打开包裹后，他才意识到扎托佩克根本就不是在安慰他：行李箱里是扎托佩克在一九五二年奥运会上赢得的万米跑金牌。扎托佩克把它送给了打破他当年纪录的人，尽管自己已经几乎一无所有。
维吉尔知道这听起来就像是嬉皮士的胡说八道，他自己也情愿他的论断中有最大耗氧量、训练周期这样精确化的细节，那样事情还能简单得多。但是在进行了五十多年的运动生理学研究之后，维吉尔不得不承认，了解的细节越多，越发觉得它们不重要。他可以告诉你，跟美国青少年相比，肯尼亚青少年的先天优势相当于一万八千英里的训练量。他也已经发现，俄罗斯的短跑运动员被要求跳六米高的台阶，是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加强体侧肌肉力量，还能缩短神经的反应时间，减少训练造成的损伤；秘鲁牧人的饮食秘密在于，高海拔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新陈代谢产生了某些特别的影响。他还可以再花几个小时解释耗氧率变化百分之一会对身体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他的激情，他的友善，他对生命的热爱，从一举一动中散发出来。”罗恩·克拉克后来说，“比埃米尔·扎托佩克更伟大的人，世上从未有过，将来也绝不会有。”
没错，爱。
而维吉尔教练想要探寻的正是，扎托佩克是原本就如此伟大，又恰巧选择了跑步这项运动，还是跑步让他变得如此伟大？维吉尔尽管没法用言语准确描述，但直觉告诉他，爱的能力和爱跑步的能力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二者的作用原理完全相同：你需要释放自己的欲望，把想要达到的目的放到一边，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充满耐心、同情心和包容心。性与速度，不都是我们的生存之本吗？没有爱，我们不会出生；没有跑，我们无法存活。所以当我们擅长其中一种时，或许也会自然而然地擅长另一种。
这些年来，维吉尔逐渐意识到，人类耐力的下一次飞跃一定跟性格因素有关。当然不是其他教练一直强调的那些“性格因素”，比如所谓的“对成功的渴求”、“昂扬的斗志”，或者“坚持到底的决心”。事实上，他的理念恰恰相反：不是好胜心和竞争欲，而是同情、友好和爱。
维吉尔是个科学家，而非神秘主义者。他不喜欢沉浸在菩提树下，但也不会刻意忽视它们。他获得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总能从别人眼中的偶发事情里寻觅出规律。他越是琢磨爱、同情与跑步之间的联系，越觉得其中颇有玄机。比方亚伯拉罕·林肯（“在赛跑中比别的男孩子跑得都要快”）和纳尔逊·曼德拉（上大学时就是一名出色的越野跑选手，即使在狱中，他也每天坚持跑七英里），都是爱跑步的人，这难道仅仅是偶然吗？或许罗恩·克拉克对扎托佩克的描述，并不是华丽的赞美，只是以专业选手的眼光对事实的把握：他对生命的热爱，从一举一动中散发出来。
只不过他也不确定这“答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已经亲眼看见了一直期盼看见的东西，但却没法完全理解它的内涵，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就像在烛光映照的昏暗图书馆里看见了一本珍贵古籍的封面。然而无论如何，他都清楚这答案正是他苦苦寻觅的。
没错！对生命的热爱！太对了！这正是维吉尔看着胡安和马丁曼诺笑着跑下坡时，心中翻涌的感受。他已经找到了天生的跑步者，而从他目睹的情况来看，他们的确像他想象的一样，心中充满了快乐。
这就是了！维吉尔兴奋地想，我找到答案了！
独自站在林中的维吉尔感到一条宏大隽永的道路正在眼前铺展。他真的作出了一个计划。一个伟大的计划。他发现的，不仅是如何跑步，同时也是如何生活，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本质，是我们原本该有的生存状态。维吉尔早就读过拉姆霍尔兹的笔记，但是直到那一瞬，他才意识到拉姆霍尔兹的话是多么正确：他把塔拉乌马拉人称为“人类历史的奠基人和缔造者”。或许我们所有的问题—暴力、疾病、肥胖、抑郁和贪婪，都是从我们停止奔跑的那一刻开始的。违拗本性，只能令本能以扭曲的方式出其不意地宣泄出来。
维吉尔一直在下意识地关注他们奔跑的细节。（看他们如何脚尖而非脚后跟着地，就像正在训练的体操运动员。看他们的背挺得多直！他们的头上简直可以放一桶水，一滴水都不会溅出来！这么多年来，我提醒过那些孩子多少次了，该挺直身体，腹部发力，像他们那样奔跑！）不过真正让他感到惊讶的，还是他们脸上的笑容。
维吉尔的任务很明确。他需要弄清楚，我们是怎么从塔拉乌马拉人这样的状态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又是从哪一步开始迷失了方向。在灾难片里，文明的终结总是伴随着毁天灭地的巨大灾难：核战争覆盖全球、彗星撞击地球，或是产生意志的机器人发起暴动，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或许早已走在了深渊边缘：由于肥胖症的肆虐，有三分之一美国孩子有患糖尿病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不如我们活得久。或许比起好莱坞的导演们，古印度教徒更懂得预言术，他们认为世界的终结不是一声爆炸，而是一个呵欠。司掌毁灭的湿婆大神如果要消灭我们，只需要让我们……什么都不做。让我们陷入懒惰之中，彻底丧失血管里奔涌的生命力。让我们变成黏糊糊的鼻涕虫。
“他们是如此快乐！”维吉尔教练感叹道。和肯·克洛伯一样，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真是令人难忘。”快乐和坚持原本水火不容，然而这两种情感却能在塔拉乌马拉人身上并存，仿佛拼命奔跑能唤起他们更旺盛的生命力。
不过维吉尔教练并不是个狂热分子。他从来没有想象过让我们涌入峡谷，跟塔拉乌马拉人一样住在洞穴里，把烤老鼠当成美味佳肴。然而，塔拉乌马拉文化中必定有某样内容，某样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可以在美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不是吗？
—理查德·布劳提根，《在美国钓鳟鱼》
因为……天哪，想象一下随之而来的好处吧。假如你可以奔跑几十年却从来不用担心受伤……每周跑几百英里，每一英里都乐在其中……眼看着你的心率和胆固醇直线下降，感受心头的压力和愤怒悄然化解……犯罪与贪婪彻底消失在奔跑的步伐中。跟这些相比，他指导的选手赢得再多奥运金牌，打破再多世界纪录，都不值一提。这将成为乔伊·维吉尔留给美国的遗产。
我全身的肌肉都柔软、放松，像是功能性背景音乐下进行的实验。
他还没有找到全部答案。但是当他目送塔拉乌马拉人飘舞的白斗篷消失在远方时，已经明白该到哪里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