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十一月

人们十分期待这场如此巴黎式的盛大典礼，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一天，是优雅与勇敢相结合的日子。对我们少有的那些还不知道这件大事的读者，让我们说得更明确一些吧，这件事不是什么别的，就是一场婚礼：新娘是玛德莱娜·佩里顾小姐，著名工业家马塞尔·佩里顾的女儿，而新郎则是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我们的爱国英雄。

一场华丽的婚礼

婚礼仪式本身很简单，在奥特伊教堂举行，只邀请了几十个双方家庭成员以及亲朋好友，他们有幸听到柯万代主教大人的优美贺词。但是，婚庆的宴会典礼却安排在了布洛涅森林的边上，围绕着古老的阿尔默农维尔围猎行宫，而这栋建筑把美丽年代优雅的建筑风格与现代化的设施装备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整整一个白天，无论在平台上、花园里、客厅中，没有一刻会缺少那些最杰出最著名的上流人士。据说，现场来了六百多位宾客，他们得以欣赏年轻动人的新娘，她的那件婚纱(珠罗纱的与女公爵软缎的质地)是由家族的好友让娜·朗雯亲自设计定制并赠送的。而我们得提醒一下读者，那位幸福的新郎，风度翩翩的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这个姓氏则是最古老的贵族姓氏之一)不是别人，正是“普拉代勒上尉”本人，是停战前一天仍在英勇痛击德国佬的113高地战役的胜利者，他因多次令人钦佩的战功，而前后四次获得勋章。

突然，《高卢人报》的一篇文章映入了他的眼帘。

共和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先生，正巧也是佩里顾先生的好友，他也悄悄地亲自出席了婚庆典礼，这让现场的气氛更为欢快，到场的还有另一些重量级政界人物，例如米勒兰先生和都德先生，另外还有几位大艺术家，如让·达尼昂布弗雷、乔治·罗什格罗斯[21]，等等。他们全都抽时间来参加这一异乎寻常的盛典，我们毫不怀疑，它将被载入史册。

无论如何，都必须证实一下。他马上十分贪婪地翻阅起来。几乎每一张照片上都有普拉代勒，一些照片就跟一页画报那么大，有很多很多人，还有各种各样的鲜花。普拉代勒很谦逊地微笑着，像一个中了彩票的人，不愿意人们把他当作吹牛夸大的家伙，却又希望有人来羡慕他。佩里顾小姐挽着他的胳膊，容光焕发，身穿一件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人会穿的婚纱，买来只为穿它一天，而那大礼服，那燕尾服，那精美的装扮，那袒胸露肩的低领衫，那胸针，那项链，那新鲜奶油色的手套，新郎新娘拉着手，就是他，普拉代勒，这里，是食品丰盛的冷餐台，新娘子那一边，无疑就是她的父亲了，这一位，佩里顾先生，即便在微笑时，也不像是个随和的人，到处都是擦得锃亮的皮鞋，是带硬胸的衬衫，在尽头，衣帽间里，一顶顶圆筒礼帽整整齐齐地挂在铜质杆子上，而前面，则是一大摞摆放成金字塔形状的香槟酒杯，服务生身穿制服，手戴白手套，人们跳着华尔兹，一个管弦乐队，新婚夫妇再一次从左右两边满满的人群中间走过，接受众人的喝彩……阿尔贝情绪激昂地翻着相册。

阿尔贝合上纪念册。

正是他，毫无疑问，阿尔贝不会弄错的。

他对这个普拉代勒生出的仇恨，变成了对自己的仇恨，他恨自己竟然还在害怕他。单单是这个姓氏，普拉代勒，就让他心跳加速。一种如此的畏惧，还要持续到哪年哪月？他差不多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怎么提及这个人了，但他总是会想到他，根本无法忘记他。阿尔贝只要瞧一瞧自己的周围，就到处都能看到这个人留在他生活中的痕迹。还不仅仅是在他的生活中。爱德华的脸，他的所有动作，从早到晚，一切，绝对的一切，全都来自开创性的那一刻：一个人奔跑在一片世界末日般的背景中，目光凶狠，直盯前方，这样的一个人，其他人的死亡对于他根本就不作数，他们的生命也同样不作数，他用尽了全力撞倒了一个惊慌失措的阿尔贝，然后，则是那番神奇的拯救，它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而现在，则是这张从中央破碎的脸。就仿佛，对于种种苦难，一场战争似乎还远远不够。

现在，客厅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门又关上了，仆人会去通报，马亚尔先生已到，他的傻笑已经停止，这一番寂静，这一派庄严与豪华迫使你乖乖闭上嘴。他摸了摸绿色植物的叶片，他想到了那个可爱的小女仆，假如他敢……他尝试着去读书架上那些书的书名，他的食指滑过一件镶嵌工艺品，他迟疑不定地碰了碰大钢琴的一个琴键。他完全可以一直等到她下班，谁知道呢，她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呢？他试了试一把扶手椅，坐了下去，又站起来，又试了试长沙发，它有一个很柔滑的漂亮皮面，他瞧了一眼摆在茶几上的英文报纸，漫不经心地翻动了一下，对那个漂亮的小女仆，他该怎么做呢？在出去的时候朝她耳边悄悄地送上一句什么话吗？或者，假装忘记了什么东西，再次摁响门铃，往她手里递一张字条，写上……写上什么好呢？他的地址吗？再者说了，他又能把什么东西忘记在这里呢，他甚至都没有带一把雨伞。他就这样一直站着，翻阅着摆在那里的几本《时尚芭莎》《美术报》《时装指南》。他坐在长沙发上，或者就这么等着她下班，这样恐怕更好，要像刚才那样成功地逗她笑。茶几的角落上，放着一本很大的纪念册，封面是浅色的皮子，摸上去柔滑得如丝绸一般。假如要邀请她一起吃晚餐，那得花上多少钱啊，首先的问题，是去哪里吃，这又是一个让他左右为难的问题。他拿过纪念册，打开来，去杜瓦尔小食铺，这对他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邀请一个年轻姑娘去那里，不可能，尤其是一个像她那样在大户人家那里做事的姑娘，即便是在厨房干活儿的，也都是见惯了银餐具的。突然，他的肚子有些抽筋，他的双手立即出了汗，湿漉漉、滑溜溜的，他使劲地咽着口水，生怕会呕吐出来，一股胆汁的味道已经涌上了他的嘴。在他眼前，有一张结婚照，玛德莱娜·佩里顾和奥尔奈-普拉代勒上尉肩并肩地在一起。

阿尔贝瞧着前方，却什么也没看见。这就是故事的结尾。这一桩婚姻。

巨大的门厅，地面上铺有黑白相间的大方砖，像是棋盘一样，门厅的每一边，各自耸立着两杆高脚灯，顶上有五个球形的灯盏，分别框定了一条通道，通向用圣雷米云纹石铺砌的大楼梯。楼梯的两道扶栏是白色的大理石，呈对称的螺旋形蜿蜒向上，通往上一层平台。一盏具有现代装饰艺术风格的巨大的分枝吊灯射出一道黄色的光芒，就像是从天上弥漫消散而下。那个漂亮的女仆仔细打量了一番阿尔贝，问他叫什么名字。阿尔贝·马亚尔。他瞧了一眼四周，真不是盖的。他就算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穿上了一套量身定做的西装、一双贵得离谱的皮鞋、一顶名牌的大礼帽、一件大礼服或者一件燕尾服，但一切都是白搭，无论什么东西，都会给予他一副他本来的乡巴佬模样。穿着方面这一巨大的不协调，最近几天的焦虑情绪，还有长时间等待所带来的紧张……阿尔贝不禁笑了起来，只是笑了笑，没别的。能看得出来，他是在为他自己而笑，在笑他自己，手捂住了嘴，那么自然，那么真实，就连那个漂亮的女仆也跟着笑了起来，这牙齿，我的上天，这笑声，甚至连她那尖尖的粉红色舌头，也成了一道奇异的美景。她的那双眼睛，他在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还是直至现在才注意到的？乌黑，明亮。两个人全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笑什么。她转过身来，满脸已经通红，仍然还在笑着，但她还有事忙，她打开了左边的门，那是候客的大客厅，里头摆放有三角大钢琴、高大的中国花瓶、满是古旧书的樱桃木书架、皮面的扶手椅，她为他指了一下那地方，他可以随意在那里待着。她最后说了一声“抱歉”，只因为她刚才没能控制住那一阵笑声，他则挥了挥手，不，不，笑吧，我没事。

他想到了自己的存在，尽管他不是一个很达观的哲人。还想到了爱德华，想到了完全不了解战场真相的爱德华的姐姐，竟然嫁给了谋害了他们两人的凶手。

当他意识到了时间的迫近时，他的焦虑感开始急剧上涨，十九点十五分了，他浑身冒汗，他大步行走，先是往远里走，然后又转回，眼睛瞧着地面，十九点二十分了，他始终还没有拿定主意。大概在十九点三十分，他又从府邸前经过，走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他决定回家去，但转而又一想，那样的话，他们会上他家来找他的，会派司机来，而司机是不会比他的女主人更体贴的，纵使他有一千零一条理由在大脑中来回互相碰撞，他也永远都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于是，他跨上六级台阶，摁响了门铃，然后往后抬起一只脚，接着是另一只，交替着在小腿肚上匆匆地擦了擦鞋面，大门打开了。他的心在胸腔中猛跳起来，他已经来到了大厅中，这大厅高得如同一座大教堂，到处都是镜子，一切都那么美，甚至包括那个女仆，她一头褐色的短发，神采奕奕，我的上天啊，这嘴唇，这眼睛，富人家里的一切都那么美，阿尔贝心想，甚至连里头的穷人也是一样美。

他又看到了深夜中墓地的形象。还有另外的形象，去墓地的头一天，当那个戴着貂皮手套的年轻女子出现时，英俊的普拉代勒上尉站在她的身边，作为救命恩人。然后，在前往墓地的途中，阿尔贝坐在浑身汗酸味的司机身边，只见他不停地用舌头尖把一小截烟头从嘴角的一边挪到另一边，而与此同时，佩里顾小姐则跟普拉代勒中尉坐在豪华小轿车里，他早应该怀疑到的。但是阿尔贝从来就什么都没看到，他始终都傻乎乎的，惊讶得目瞪口呆。连连问自己，他是不是真的有一天会长大，这个小崽子，甚至连战争都没能教会他什么，真叫人失望呀!

他犹豫不决，不知道是继续坐在长椅上好呢，还是再回去坐地铁好，但是，坐地铁去往哪里呢？以前，他非常喜欢巴黎大林荫道街区。自从他胸前背后戴着广告牌天天在那里来回行走后，感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于是，他去公园里闲逛了。尽管他提前了，他还是打发掉了时间。

刚发现这一桩婚姻时，他的心一下子就以一种令人眩晕的节奏狂跳起来，而现在，他感觉他的心已经融化在了胸膛中，快要停止跳动了。

还要等上差不多两个小时，时间太长了。

那股胆汁的味道就在喉咙深处……又一阵恶心袭来，他竭力地抑制住，并且猛地站起来，离开了这个客厅。

林荫大道上，一些假装很忙碌的女子从四轮马车上下来，几个仆人跟在她们身后，手里提着盒子。一些送货的汽车停在那些小门前，司机跟那些煞有介事的仆役争论着什么，人们能感到，这些趾高气扬的奴仆代表了他们的主人，他们用一种严厉的眼光，仔细检查着送来的一筐筐蔬菜、一箱箱面包，而稍远一些的地方，人行道上，沿着小花园的栅栏，有两个举止优雅的年轻女人，身材瘦长得跟火柴棍一样，互相挽着胳膊，一边笑着，一边走过。在林荫大道的拐角，有两个男子互相打着招呼，胳膊底下夹了一份报纸，手里捏着大礼帽，亲爱的朋友，回见了，他们的样子就像法庭上的法官。其中一人往侧面走了一步，给一个穿水兵衫的小男孩让开了路，那孩子一边跑，一边滚着铁环，紧跟在后面的保姆也是一边小跑着，一边低声叫喊，请路上的先生们原谅；一辆花商的车子来到，卸下了一束束鲜花，足够为一场婚礼所用了，当然，眼下没有什么婚礼，那只是每周一次的例行送货，这里头有那么多房间，当有客人前来时，就得好好准备布置，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得花上好大一笔钱呢，但是人们会笑着说这些话，买这么多花，真是有趣，我们可喜欢接待客人啦。阿尔贝看着所有这些人，就像曾经有一次他透过一个玻璃鱼缸看一些来自异国的鱼儿一样，而那些鱼儿几乎都不像普通鱼儿的样子。

他刚刚意识到了。普拉代勒上尉就在这里。

他坐上了地铁，最后一段路再步行。他越是往前走，内心就越是感到一阵阵不适。离开了他居住的那个满是俄国人与波兰人的区，他发现了一栋栋雄伟的大楼，一条有三条普通街道那么宽的林荫大道。就在蒙梭公园的正对面，他找到了目的地，确实，人们是绝不会错过，佩里顾先生家这一巨大的府邸的，它的前面，停放着一辆漂亮的汽车，一个司机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一身无可挑剔的制服，正在仔细地擦着车子，就像是在给一匹赛马擦身子。阿尔贝感到了自己心脏的猛烈跳动，因为他实在是太激动了。他假装非常着急的样子，走过了这座府邸，沿着附近的街道走过，用脚描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圆圈，然后回到公园那里，找到一把能从那里斜向地观察这座豪宅正面的长椅子，坐了下来。他已经彻底受不了啦。他甚至很难想象爱德华就出生在这里，就在这栋楼里长大。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而他，阿尔贝，今天来到这里，却带来了人们所能想象的一个最大谎言。他是一个作恶的坏人。

跟佩里顾小姐在一起。

他更想快快地溜之大吉。另外，他心里想，他还得好好思考一下，等思考之后，对种种论据的价值没有了丝毫忧虑，他就会在几秒钟里打定主意，到底是前去佩里顾的家，还是不去。

这是一个为他而设置的陷阱。一顿家庭晚餐。

露易丝发出了一记赞美的尖叫声，向前走了几步，等着阿尔贝俯下身来，好为他重新整理好领带结。他们取笑他，爱德华拍着自己的大腿，高高地竖起他的大拇指，露出一种明显的热情神态，并从喉咙深处发出了几下偏尖锐的隆隆声。露易丝也不甘落后，她手捂着嘴，笑将起来，说着：“阿尔贝，您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好了……”这几乎就是成年女人才会说的话，然而，她才几岁啊，这个小姑娘？超量的赞美与祝贺稍稍有些伤害他，即便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嘲笑也会让人难受，尤其是在眼前的情境中。

阿尔贝将不得不跟他面对面地吃晚餐，将不得不忍受他那尖锐的目光，就像在莫里厄将军的办公室里，还记得，他们当时曾讨论要不要把他送交行刑队，真的是难以逾越啊。如此说来，战争就永远都不会结束了吗？

于是乎，突然看到阿尔贝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模样，该让他多么惊讶啊!

必须走掉，立即就走，乖乖缴枪，要不然，他就将死去，再一次被人杀死。赶紧逃跑。

一天晚上，他对爱德华讲了这一切。他心想，跟他讲一讲这些事情兴许会让他开心一些的，你看看，我也一样，最终不得不放弃跟女人的正常关系，不过，他实在是找错时机了：阿尔贝是能够活下去的，而爱德华，则不能够。阿尔贝还能够遇识另一个女人，瞧，一个年轻的寡妇，现在寡妇可是多得很哪，只要她不是那么挑剔，只是，他得去寻找，得睁开眼睛，但是，哪一个女人会接受一个爱德华呢，假如他也爱女人的话？这场对话让两个人都感到很难受。

阿尔贝一下子跳将起来，跑着穿过房间，他来到了门口，门自己开了。

一下子，他就返回去找莫奈斯提埃太太了，但她也有她的自尊心，一个女人并不因为给自己的丈夫戴了绿帽子，就得放弃自己的自豪感。这是一种变数很多的骄傲感，因为，实际上，如果说她目前不再需要阿尔贝了，那是因为她正跟新的店员睡觉，那是一个长得极其像塞茜尔男朋友的家伙，反正阿尔贝记得就是那样，那一天，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陪同塞茜尔上电梯的那个年轻人，也正是在那一天，他拂袖而去，甚至放弃了好几天的工钱，若是换作别的人，他也还是会那样的……

站在他面前的是玛德莱娜·佩里顾，满脸笑容。

这还没有算上一点，即阿尔贝是一个腼腆的人，假如事情没有主动来找他，那他恐怕并不会……

“您来啦!”她说道。

而即便他找到了一个对他的悲惨状况并不太嫌恶的年轻姑娘，他又能为她提供什么样的未来呢？他难道可以这样对她说：“您来跟我住在一起吧，我现在跟一个残废军人合住，他没有了下巴，他从来都不出门的，他要给自己注射吗啡，他还戴着嘉年华会一般的面具，但您什么都不要害怕，我们每天都有三法郎的钱来过日子，我们还有一道破烂的屏风，可以保护一下您的隐私。”他能这样对她说吗？

她这就仿佛是在赞美他，但不知道究竟在赞美什么，兴许是赞美他找对了路，找到了勇气。

爱情问题是两个人之间开玩笑的一大主题，敢情是两个年轻的男子嘛……但这是一个痛苦的主题，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没有女人的年轻男子。时不时地，阿尔贝会偷偷摸摸地跟莫奈斯提埃太太上一次床，这样做到头来让他品尝的更多的是痛苦，而不是甜美，因为，这反而让他感受到，他是多么缺少爱的滋润。不久后，他就停止了跟她上床，开始时，她还会坚持一下，到后来，她也就不再坚持了。他常常看到漂亮的年轻姑娘，到处都有，商店里，公共汽车上，她们中很多人都没有未婚夫，因为战争中死了很多男人，她们在等待，在守候，在期盼。但是，一个像阿尔贝那样衣衫褴褛的人，你说是胜利者，他却在大街上不停地转来转去，焦虑得像一只母猫，穿着一双很有些年头的鞋子，而他褪了色的皮袄也呈现不出一丝吸引人的风度来。

她情不自禁地从头到脚打量起他来，看得阿尔贝不由得低下了眼睛。他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双新买的鞋，锃光发亮，配上那件过短的、穿旧的上装，效果是再糟糕不过了。他曾是那么为它自豪，他曾那么地渴望它……这双全新的鞋在高声叫嚷着他的穷困。

爱德华明白，他的战友有一次风流约会，他为之非常感动。

他的一切滑稽可笑全都集中在那里，他讨厌这双鞋，他讨厌他自己。

然而，此时此刻，真正的好戏还不是这个面具，而是从屏风后出来的阿尔贝的那副模样。他那样子，活像一个要去参加婚礼的肉铺学徒。

“快点，来吧。”玛德莱娜说。

当阿尔贝从屏风后头出来时，爱德华和露易丝不由自主地都抬起了头。他们刚刚做好了一个新的面具，象牙色的，带有一个粉红色的漂亮嘴巴，像是不屑一顾地撇了一下嘴刚刚闭上；两片褪了色的秋叶贴在脸颊上方，像是勾勒出了两滴眼泪。然而，整体上丝毫没有忧伤的情调，人们恐怕会说，这是一个远离尘世而沉浸于内心的人。

她一把挽住他的胳膊，像是一个老朋友那样。

在最终做出前往库尔塞勒林荫大道，去佩里顾家赴宴的决定之后，他便到处寻觅一件尚能穿得出去的像样的上装。他找到的唯一一件，还是向一个同事借的，那人是在香榭丽舍那一带活动的广告人，个头稍稍比他矮一点。他不得不把长裤尽量往腰身底下拉，要不然，裤腿吊起来的样子会让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小丑。他差点儿问爱德华借一件衬衫，他知道他有两件，不过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万一他的家人认出来了，那可怎么办呢？于是，他只能向那同一个同事借衬衫，很显然，它也稍稍短了一点，那些扣眼还有些扣不严。剩下的还有鞋子的棘手问题。他找不到合他尺寸的鞋子。那就只有穿他自己的旧鞋了。他尝试着给一双鞋跟有些破损的鞋子打蜡，但最终还是白费了劲，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再也找不回来青春靓丽与体面端庄的外貌了。绞尽脑汁之后，他最终决定，还是买一双新鞋，这一点，是他的经济条件所允许的，毕竟，现在，吗啡的预算刚刚减轻了不少，给了他一点儿喘息的余地。这是一双很漂亮的鞋。三十二法郎，在巴塔鞋店买的。走出鞋店时，他把鞋盒紧贴在身上，他承认，实际上，自打他复员以来，他特别想给自己买一双新鞋穿穿，他也总是从一个人穿的鞋子漂不漂亮上来判断其优雅与否。一件旧了的上装或者一件旧了的外套，这都还好说，但一个男人的价值是要凭他的鞋子来判断的，在这一方面，是好就是好，是坏就是坏，没什么中间选择的。他的这一双鞋是浅褐色皮子的，在这一场合穿上它，就是他唯一的乐趣。

“家父马上就下来，他正迫不及待想见到您呢，您可知道……”

另外，还有着装方面的棘手问题。像他眼下这样，是不可能体体面面地前往佩里顾家的，就连他最好的衣服，也会在三十步开外的地方让你闻到难闻的脏臭味。

19

他越是对自己提出疑问，他的思路与记忆就越是混乱模糊，噩梦连连回归，犹如有幽灵相助，占满了他的一个个夜晚，恰似杯盘堆满了整整一个橱柜。

“您好，先生。”

然而，他已经回想不起来他当时在信中到底写了一些什么!他搜索枯肠地寻觅。他到底虚构了一些什么呢？一次英勇的牺牲，当胸中了一颗枪弹，就像在小说中常常能读到那样，在什么情况下呢？这还没有算上，佩里顾小姐是在普拉代勒那个下流胚的帮助下前来找到他的。而那个家伙，又对她说了一些什么呢？他一定自吹自擂地表现出了他自己的优点。而假如阿尔贝的说法跟她从普拉代勒那里听到的说法相矛盾，那她会相信谁的呢？他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吗？

佩里顾先生比阿尔贝早先想象的要矮得多。人们常常以为强者都很魁梧高大，而当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平常人时，人们往往会觉得很惊讶。此外，要说是平常人，他们其实也并不那么平常，这一点，阿尔贝看得是清清楚楚，佩里顾先生有一种自己的方式，他一眼就能看穿你的心思，他会把自己的手在你的手里多放上那么一秒钟，还有，他有他独特的微笑……在这一切中，没有任何惯常的东西，他应该是用钢铁铸成的，有一种超出常人的自信，世界的统领者正是来自于这样的人当中，而战争，也正是由这些人发起的。阿尔贝有些害怕，他实在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对一个这样的人撒谎。他还一个劲地瞧着客厅的门，每一秒都在等待着看到普拉代勒上尉的出现……

在做了无穷无尽且互相矛盾的反复思考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他要去佩里顾的家(不然的话，他们还将会对他纠缠不休)，他要掩盖住真相，这一决定是风险最低的解决办法。他会给予他们他们想要的那一切，会告诉他们他们的爱德华是如何死的，这就是他将要做的事。并且，从此再也不见他们的面。

佩里顾先生彬彬有礼地伸手指了指一把扶手椅，然后，他们便坐了下来。他只是眨巴了一下眼睛，底下人马上就过来了，他们推着一个小小的酒吧车，来到他们跟前，送上各种小吃。在那些仆人中，就有那位漂亮的小女仆，阿尔贝竭力不去看她，佩里顾先生则很好奇地注视着他。

他简直无法自拔。一切全都纠缠到了一起，阿尔贝不断地做着噩梦。深更半夜里，他的反应惊动了几乎从来睡不好觉的爱德华，爱德华焦虑不安，撑起胳膊肘半坐在床上，使劲推着他战友的肩膀，把他摇醒，一脸疑惑地递给他谈话时写字用的本子，阿尔贝则示意他没什么，一切都很好，但，那些噩梦一而再地回归，没完没了，而他，跟爱德华完全相反，他需要睡眠。

以前，阿尔贝始终不知道爱德华为什么不想再回自己家中，他想他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直到见到佩里顾先生之后，他才隐隐约约地明白到，人们还是需要摆脱这样一个人的控制的。这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对他是不可能抱任何希望的，他是用一种很特殊的合金制成的，就像是手榴弹、炮弹、炸弹，一爆炸就能把你杀死，甚至都不等你来得及发现。阿尔贝的双腿道出了他的心声，它们老是待不住，总想着要站起来。

他兴许可以写一封信，借口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无法前往赴宴。但他们会改天再邀请的。他兴许能构想出一个近乎于不可能的原因来。但，他们会派人来找他的，而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发现爱德华……

“马亚尔先生，您想喝点儿什么呢？”这时候，玛德莱娜一面问他，一面朝他送上大大的微笑。

但是，把这些事情都讲给他听，不也是一种背叛吗？由此，爱德华被抛在一边，孤苦伶仃，在那里苦苦等待，心中很清楚自己的战友正在跟被他自己弃绝的家人共进晚餐!因为，最终，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不再想见到他们，就等于弃绝他们，难道不是吗？

他哑口无言。喝点儿什么呢？他不知道。遇到重大场合，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喝点儿卡尔瓦多斯苹果烧，那是一种普通的烈酒，而在富人家，恐怕不应该要这样的酒。那么，在眼下的情境中，用什么来代替它呢，他是连一点儿概念都没有。

还有，对他的同伴爱德华只字不提，自己一个人前往佩里顾的家，跟他的父亲还有姐姐见面，兴许还会见到他家的其他成员，这也太不够仗义了吧。假如爱德华知道了，又会做出什么反应来呢？

“来一杯香槟，您觉得如何？”玛德莱娜建议道，为他解了难。

人们会诉诸司法，这一切就会重新落到阿尔贝的头上!或者，人们甚至会迫使他把那个可怜的无名士兵再一次从墓中挖出来，以便让佩里顾家的人摆脱他，而他，他对这一切，对这些剩下的问题，又能怎么做呢？说不定，人们还会顺藤摸瓜，一直追查到他在军队花名册上作假的事呢!

“说真的……”阿尔贝大着胆子回答说，他其实不怎么喜欢有气泡的酒。

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他坦承真相，那人们对那个无名士兵又会说些什么呢？现在，他就躺在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兴许就在佩里顾家族的墓穴中，一个擅入者，人们不会长时间地容忍他的。而人们会拿他如何做呢？

一个手势，一段长久的沉默，然后，管家拿着冰桶出现了，众人观望着开瓶塞的仪式，结果瓶塞被很巧妙地留住了，没有飞上天去。佩里顾先生有些等不及了，做了个动作，来吧，来吧，快倒酒，我们可不能等它一个晚上。

阿尔贝不停地权衡着这一邀请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假如他向佩里顾家的人承认，爱德华依然还活着(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呢？)，这样一来，他就得把爱德华强行拉回到他的家里，而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想再踏进家门一步。那样做，无疑是在背叛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爱德华为什么就不想回家呢，真是他妈的!要是换了他，阿尔贝，能有一个这样的家庭，他该会多高兴啊!他从来就没有过姐姐，而这一个姐姐一定会很适合他的。如今，他深信，他去年在医院听从了爱德华，是完全做错了；阿尔贝经历了一种绝望的心境，他本不该让步的……但是，既然木已成舟，他也就将错就错吧。

“看来，您跟我儿子很熟了？”他终于问道，俯身朝向阿尔贝。

佩里顾一家的邀请一直困扰着阿尔贝。本来，改换身份这件事就已让他真正地永远寝食不安了，他常常梦见警察前来找到他，逮捕他，把他投进监牢。而他一旦被抓，让他忧愁的事就是，再也没有人能够照顾爱德华了。而同时，他又感到一阵轻松。因为，在某些时候，爱德华也会让他滋生一种无声的怨恨，同样，阿尔贝也会抱怨爱德华绑架了他的生活。自从他的战友执意离开医院，并且得知他们不可能领取任何一种补助金的坏消息之后，阿尔贝的内心中至少还留存了一种情感，他感觉到，万事万物还是遵循了一种正常的、持续的进程，但这种感觉被佩里顾小姐的来临突然揭示为谎言，而且，这一邀请的前景让他竟然有些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最终，他将面对爱德华的父亲吃那一顿晚餐，表演一出儿子死去的喜剧，忍受住他那一脸客气样的姐姐的目光，当然，她再也不会往你的手中塞上几张钞票，就像在打发一个送货员。

这一刻，阿尔贝明白到，晚宴本不是什么别的，就是这个啦。佩里顾先生在自己女儿的注视下，询问他有关自己儿子之死的情况。普拉代勒将不参与这出戏剧。这是一桩家庭事务。他松了一口气。他瞧了一眼桌子，他的那杯香槟正冒着气泡。从哪里开始说起呢？说些什么呢？他倒是好好地思考了一阵，但是，他实在找不到打哪里说起。

18

佩里顾先生心里琢磨了一下，认为必须补上一句：

出发的那一刻，当他过来拥抱她时(他伸出嘴唇在她的脑门上贴了一下，他不太愿意跟她嘴对嘴地亲吻)，玛德莱娜又一次抓住了他的领带结，帮他整理，让他更有派、更有型。她后退一步，欣赏他。她们说得很有道理，所有那些骚货，她的丈夫真的很漂亮、很帅气，她会跟他生出漂亮的孩子来。

“我的儿子……爱德华……”

还因为，他生活在佩里顾家的府邸中，成了一个新富。老佩里顾先生娶了一个玛尔基斯家的姑娘，她本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只不过是毛线批发商的一个女性后代，一个用拍卖的方式买来的贵族称号，幸亏它只能由家族中的男性来继承，而一旦成为一个佩里顾家的人，就将永远都是一个佩里顾家的人。他们还需要五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抵得上一个奥尔奈-普拉代勒，还有呢!五个世纪之后，他们的财富说不定早就消失殆尽了，而奥尔奈-普拉代勒家的人，则将靠着亨利光宗耀祖，重振王朝般的家业，将继续在他们位于拉萨勒维埃的祖屋的客厅中接待客人。而恰恰为了这番宏图大业，他得赶快加紧了，眼看都快到九点了。傍晚之前，他得赶往老家的重修现场，而第二天，整整一个上午，他得给工头们下达指令，得检查工作，永远都得盯在那些人的屁股后，估算工程预算表，争取让价格降下来，工人们已经完成了屋顶的铺设，七百平方米的石板瓦，好大一笔钱呢，眼下要对付的是房屋的西翼，那里毁坏得最严重，一切都得重新修复，要跑很远的路，到一个既不通火车，也没有驳船河运的地方，一个远在天边的地方，去寻找石料，而他，必须通过挖掘战争英雄们的遗体，来为自己家这一切的一切付钱!

此时，他不禁问起了自己，眼前这个小伙子是不是真的认识他的儿子。他本人不是还写过一封信吗，说不定，部队上的人并不知道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兴许随随便便指定了一个人写信给战友的家庭，每个士兵都会有服这一苦役的日子，每一次都重复同样的东西，或者几乎同样的东西。然而，答案却蹦了出来，非常真诚：

她又做起自己的事来，她的双手不再颤抖，她的嗓音也不再颤抖。她常常以这样的方式来说事，干巴巴地，然后，一说完就不再去想了。她跟她父亲一样，这父女俩，真的是一对。亨利并没有因此而生气，他穿上了长裤，从根本上来说，她说的还真是不错，十一月一日也好，十一月十一日也好，全都不要紧……至于七月十四日，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对国家的这一纪念日，还有什么启蒙啦、革命啦，所有这些事情，公开地表达出一种格外独特的仇恨，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有过什么深思熟虑的想法，而是因为，依他来看，这是一个与他作为一位贵族的身份相称的并且很自然的行为。

“哦，对啦，先生，我可以说，您的儿子，我常常跟他见面!”

“我明白，”她继续道，“你需要排练你的场景，然后才能正式面向公众，在你的老战士协会中，在你那些俱乐部中，还有我都说不上来的什么场合中……但我可不是你的什么排练人!那么，你的怒火，你的暴脾气，你有本事就冲着那些对此有兴趣的人去发吧。别冲着我来呀，就让我安静安静好吧!”

佩里顾先生想知道的关于儿子之死的细节马上就变得没什么重要意义了。而这位老兵的话反而变得更重要了，因为他讲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爱德华。爱德华趴在泥浆里，喝着菜汤，分发着烟卷，晚上玩着纸牌，爱德华远远地坐着，俯身在他的画册上，在阴影中画着画……阿尔贝描述出的那个爱德华，更多的是他想象中的那一个，而不是曾经与他并肩走在战壕中、他却并不怎么接触的那一个。

他转过身来朝向她，打量她。下身始终还只是穿着短裤。但是这一次，这一副装束并没有惹她发笑。她直直地盯着他看。

对于佩里顾先生，这一切并不像他曾想象的那样痛苦，这些形象，甚至还算挺不错呢。他有些不太自然地微微一笑，而很久很久以来，玛德莱娜都没有见他这样真诚地微笑过了。

“亨利，别说这个了!不管是七月十四日，还是十一月一日[20]，是圣诞节，还是鬼才知道的什么圣人节，你根本就不在乎!”

“请允许我这样说，”阿尔贝说，“他真的很爱开玩笑……”

玛德莱娜有些恼怒，便打断了他：

他壮着胆子讲述起来。就在那一天，对，就是那一天，对，我还记得的……这并不困难，他所能回想起来的这个或那个战士的一切，只要对爱德华有利的，他全都安到了爱德华的身上。

“而那些伤残军人还在准备投入这一游戏!而我，我要说，只有一个日子能用来向英雄们致敬，那就是十一月十一日!而我兴许还要走得更远……”

佩里顾先生，会由此重新发现他的儿子，有人正对他讲述着一些十分惊人的事情(他真的说了那个吗？既然我对您说了，先生!)，那就没什么能让他吃惊的，因为他早已有了这么一个概念，即，实际上，他从来就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人们尽可以想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一些犯傻的故事，什么部队食堂啦，什么剃须皂啦，什么少年郎的恶作剧啦，什么大兵们的闹剧啦，终于找到了一条路的阿尔贝，决定就此继续不停地走下去，带着信心，带着愉悦。他用那些关于爱德华的奇闻趣事激起了一时间的笑声，佩里顾先生擦了擦眼睛。香槟酒更是让阿尔贝壮了胆，他一个劲地说了又说，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故事已经滑了开去，并在不断地滑开去，他已经从卫兵的笑话，说到了冻僵的脚，从纸牌游戏，说到了像兔子一样大的老鼠，以及担架员都无法及时抬走的那些尸体所散发的恶臭。这一切，他都当作笑话讲了出来。这是阿尔贝第一次滔滔不绝地讲到他经历的战争。

“行了，亨利，”玛德莱娜一面漫不经心地说着，一面打开了大衣柜的门，“别说这些了，太让我烦了。”

“瞧，您的爱德华，有一天，他这么说……”

“现在，庆祝仪式掌握在了布尔什维克的手里，这个你该承认吧!”

阿尔贝大着胆子讲啊讲的，太过热烈，太过真实，不免有些超越了必要的限度，甚至有些糟蹋了这位被他叫作爱德华战友的综合形象，但他很幸运，碰上的是佩里顾先生在他的对面，而这个男人，即便当他微笑时，当他放声大笑时，仍然具有一副猛兽的面目，拿他灰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你，这就足以平息你的满腔热情。

她穿上了高跟拖鞋。亨利突然说了一句：

“他是怎么被打死的？”

不错嘛。玛德莱娜终于起了床，她又穿上了一件睡衣，她会等到他离开之后再来慢慢地梳妆打扮，而等待的这一会儿，她就在一边整理着衣服。

这个问题响起，如同断头台的铡刀落下来发出的声音。阿尔贝不由得一怔，愣在了那里，玛德莱娜朝他转过身来，平庸而又优雅。

“为纪念伟大的战争，竟然要来一次闭门不公开的纪念仪式!”

“一颗子弹，先生，在113高地战役中……”

他对这种说法十分满意。他寻找了确切的表达法，反复掂量了词语，就像是含着一口葡萄酒测试它的滋味。一次闭门不公开的纪念仪式!很好。他愿意尝试一下，便转过身来，带着愤怒的口气说：

他突然停了下来，感觉到这一明确提法，“113高地战役”，这个词本身就应该够了。它对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反响。玛德莱娜回忆起了普拉代勒上尉当时对她做的那些解释，那时候，他们彼此刚刚认识，那是在复员事务办理中心，她手里捏着通知爱德华死讯的那封信。佩里顾先生情不自禁地再一次想到，正是这场113高地战役夺走了他儿子的生命，并给他未来的女婿带来了战争十字勋章。对于阿尔贝，那是一系列的不同形象，炮弹坑，向他飞奔着猛冲过来的中尉……

“革命的七月十四日，为了庆贺伟大战争的胜利!不，我们将看到一切……大战的停战纪念日，要在荣军院举行守灵仪式!几乎是闭门不公开的秘密仪式。”

“一颗子弹，先生，”他带着他所能有的全部坚信继续道，“我们发起了113高地战役的冲锋，您的儿子是最勇敢的，您知道吗？而……”

他又回到镜子前，好的，现在，领带还得重新再系一遍。他接着说道：

佩里顾先生不知不觉地朝他俯下身来。阿尔贝顿时住了口。玛德莱娜也俯下身来，很惊讶，很热切，像是要帮助他找到一个很难的词。这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阿尔贝还没有真正地瞧过对方，突然，带着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确切性，他刚刚发现了，在爱德华的父亲的眼神中，的的确确有着爱德华的那一种眼神。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为纪念七月十四日，会有盛大的活动安排!”

他硬撑了一小会儿，然后，泪如雨下。

亨利终于系好了他领带的结，有时间好好地思考一番了。实际上，他已经相当周到了，真的不是时候。昨天晚上……而现在，今天早上，她又……他还拥有一些必要的精力储备，这个并不是问题，但是在某些阶段，比如说，现在，简直可以说，她饥渴得如狼似虎，必须每时每刻不停地上床搞她，才能从中能赢得安宁。以在家中负起丈夫的责任为交换条件，他就能在外头找到其他的乐趣。这个算盘打得还不算太糟糕，只不过，有些艰难而已。他从来都做不到忍受她的私密体味，这是一些很难启齿讨论的事，她本来是能够明白的，但她有时候表现得像是一个女皇，而他，倒反而成了一个仆人，老老实实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吧，这一点，说实在的，倒不是太不舒服，但是他真的不想为此奉献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他平时总喜欢自己做决定，拿主意，而跟玛德莱娜在一起时，则正好相反，总是她来提出想法，拿定主意。玛德莱娜重复道：“福煦元帅……”她明明知道亨利并不怎么渴望做，但她还是继续逼迫，她的手变得暖和了，她感觉他在膨胀，就像一条又胖又大的蛇，很慵懒，但很有力，他从来不会拒绝，他也没有拒绝，这实在让人惊骇，他转过身，把她抱起来，然后放倒在床的一角，既没有解开领带，也没有脱掉鞋。她紧紧地抓住了他，迫使他多停留了好几秒钟。他也就多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他站起身，这就完事了。

他捂脸痛哭，结结巴巴地说着抱歉的话，这是一种强烈的痛苦，即便在塞茜尔离他而去的时候，他都没有感觉过一种如此的悲痛。整个战争的结束，还有孤独的重压，全都汇聚在了这一苦痛中。

“亲爱的，你也太夸张了!福煦元帅他，毕竟……”

玛德莱娜递给他她的手帕，他继续一面道歉，一面哭泣，大家都沉默无语，沉浸在各自的悲伤中。

他只穿着短裤，正忙着系领带。玛德莱娜看得笑了起来。穿着短裤，竟然会有如此的愤慨……虽然他有两条肌肉发达的漂亮的腿。他转身回到镜子前，想最终弄好领带结，短裤底下，显示出两瓣又圆又结实的屁股的轮廓。玛德莱娜心里在想，他是不是该迟到了？但她最终认定，他迟到不迟到根本就不要紧，时间，她有的是，多了去了，甚至对他们俩也绰绰有余，就如对耐心或固执。再者，他献给情妇们的时间精力都已足够的了……她悄悄地来到他背后，他并没有觉察到她的走近，直到后来，她的手，依然还很凉的，伸进他的短裤里，绝对是一只瞄得很准、很奉承、很慵懒、很坚定的手，而她的脑袋贴到他的背上，玛德莱娜带着热恋般的口气，说着美丽动听的放荡话：

最终，阿尔贝大声地擤了擤鼻涕。

“福煦？那又怎样？”

“我很抱歉……”

这一次，亨利转过身来，十分不悦，甚至有些愤怒。

刚刚开始的晚会，就因真相告白的这一刻而告结束了。除了一次简单的会面，一次晚餐，还能寄希望于别的什么呢？无论现在做什么，该说的都已说了，由阿尔贝说出，以所有人的名义。这一中止让佩里顾先生稍稍有些难受，因为，烧得他嘴唇发烫的问题，他并没有提出来，他知道他也不会再提了：爱德华有没有谈到他的家？这都不重要了，他早已知道了答案。

“有福煦元帅[19]出席，无论如何……”

他有些累，但很端庄，他站起身来：

“在荣军院举行一场可怜兮兮的纪念仪式，瞧你说的!”

“来吧，我的小伙子，”他说着，伸出手，要把对方从长沙发上拉起来，“您得吃点东西了，这会让您好过一些的。”

17

佩里顾先生瞧着阿尔贝在那里狼吞虎咽。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他那天真的眼睛……靠着一些这样的士兵，我们到底是怎么赢得战争的？在所有这些关于爱德华的故事中，到底哪些才是真实的呢？只能他自己去选择了。重要的是，马亚尔先生讲的故事反映的并不那么像是爱德华本人的生活，倒更像是整个这场战争期间他所亲自经历的氛围。这是一些每个白天都在浴血奋战，而到了晚上则会带着冻僵的双脚大开玩笑的年轻人。

而且，他还不会是唯一一个大吃一惊的人。

阿尔贝吃得很慢，但吃得很贪婪。他打扫干净了他的那一份。他根本不可能为端上来的菜肴安上一个名称，他更愿意有一份菜单摆在自己眼前，那样才能跟上一道道菜的来回穿梭；这一份，人们应该叫作甲壳类海鲜慕斯，这个，则是一份肉冻，一份野味肉冻，而那个，那应该是一份蛋奶酥，也叫舒芙蕾，他使劲注意着，尽量不让自己露怯，不显现出自己的穷酸样来。若是自己换成了爱德华，即便带着一张中间豁了个大口子的脸，他还是愿意回到这里，尽情地享受这些奶油、这些装饰、这份奢华，连一秒钟都不会犹豫的。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黑眼睛的美丽小女仆呢。真正妨碍他、阻止他欣赏该吃下去的那所有美食的因素，就是正好位于他背后的那道门，上菜的人每一次都要从那里进来，每次这道门打开时，他的身子就会发僵，就会回头去看，而这些动作使得他更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很吝啬地注视着一道道菜的到来。

假如他没有搞错的话，他将会发大财。年底之前，大吃一惊的人，就应该是阿尔贝了。

佩里顾先生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在他听到的那些故事中，包括有关他儿子之死的不多情节中，哪些部分才是真实的。现在，这真的不再重要了。他心里想，正是通过这样的放弃，哀悼才能完成。晚餐期间，他尝试着回想起当年对妻子的哀悼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但是，那一切都已太遥远了。

这一次，是一个女人，直立着，一个乳房裸露着。应该让乳房裸露着吗？不。他又画起了他的速写。他遮住了乳房。他重新削铅笔，他本来应该有一个很细的笔尖，再加一张不带很多颗粒的纸，现在，他不得不把纸铺在膝盖上画画，因为桌子的高度不太理想，他本该有一个斜面，所有这些困难与障碍其实都是好消息，因为，它们全都意味着，他很有工作的欲望。他又一次抬起头来，将画纸拿远了仔细看。相当不错的开始，女人站立着，褶裥表现得很成功，要知道，褶裥是最难画好的，画面的全部意义都集中在那里，褶裥与眼神，这就是秘密。就在这些瞬间中，爱德华几乎宣告了回归。

那一刻终于来到，阿尔贝在停止了说话之后，也停止了吃喝。好一阵沉默，大客厅中，能很清楚地听到餐具的磕碰声，丁零当啷，像是铃铛响一样。这是一个令人很不自在的时刻，每个人都在指责自己没能好好利用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佩里顾先生陷入了他的沉思遐想中。玛德莱娜开始了她的杂役：

他开始投入工作中。

“哦，对了，马亚尔先生，我冒昧地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安坐到了他的土耳其长沙发上，一边削起了一支铅笔，一边仔细注意着，让刨花一般的木屑全都落到那张纸上，而那张纸也被他紧紧抓在手里，并藏进包里，一个秘密就是一个秘密。跟往常一样，他从浏览最里头的几张图画开始，随着画作的逐步完成，他也找到了满足与勇气。已经有了十二幅画图，表现的是一些士兵、几个女人、一个孩子，尤其是士兵，有伤员，有凯旋者，有垂死者，有跪着的，有躺着的。这里，有一条伸出来的胳膊，他很为这一条伸出来的胳膊而骄傲，很成功，假如他能够微笑的话……

阿尔贝赶紧咽下他那一口母鸡肉，抓住了他那杯波尔多红酒，喝了一口，发出一阵鉴酒人一般的喃喃声，无非是想拖延一下时间罢了。

他终于站立起来，恢复了他正常的呼吸与平衡。在给那枚大针消毒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的注射器放进小小的白铁皮盒子中，然后盖上盒子，放回到搁架上。他抓起一把椅子，拉过来，眼睛来回一转，四下里寻觅着想找到那个准确的地方，接着，稍稍有些费力地登上椅子，因为那条僵硬的腿。然后，他伸直胳膊，轻轻地推开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活动门，来到了屋顶底下的一片空间，那里，根本就无法站立，只能弯腰进入，真不知道张挂有多少世代的蜘蛛网，积攒着多少岁月的煤灰。他从里头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包，包里珍藏着他的宝贝，一个开本很大的绘画册，那是露易丝淘换来的，她这么说，但是，究竟是拿什么换的，那可就是个谜了。

“广告行业，”他终于回答说，“我在做广告。”

小露易丝用她那些面具的故事令他开心，这个勤奋而又灵巧的女孩，就跟阿尔贝一样，还是一只蚂蚁，总是为他带回来外省出版的报纸。他的生活改善了，因为他过于脆弱，生怕失去这样的好日子，他自己也克制着不怎么显现出来，而这一改善恰恰来自于报纸，来自于报纸所给予他的种种想法。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不时地感觉到有一种激动从疯狂的内心深处升起，他越是去想它，就越是会重新发现他青少年时代的那些极乐状态，记得那时候，他总会酝酿一种恶作剧、一种任性行为、一种乔装改扮、一种挑衅。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还能拥有他少年时代的那种穷开心、爆炸性的特点，但是，他在他体内的最深处隐约感觉到了它，“某种东西”在复归。他几乎都不敢说出脑海里的那个词：快乐。一种短暂的、谨慎的、断断续续的快乐。当他能够大致上有条有理地捋清自己的思绪时，他竟然会忘记现在的这个爱德华，而重新变为战前的那个年轻人……这一点，真叫人难以相信。

“这太有意思了，”玛德莱娜说，“那么……您具体都做些什么呢？”

尽管，一段时间以来，情况有所好转。

阿尔贝放下酒杯，清清楚楚地说：

爱德华是一个累赘，但他不担心未来。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决堤崩溃了，骰子一旦掷下，无情的坠落带走了一切，甚至包括恐怖。唯一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是忧伤。

“我不是在做严格意义上的广告业。我是在一个广告公司中工作。我，我是会计，您瞧。”

爱德华从不出门，一直待在他的房间里，在这一凄惨的生活中。哦，不，这么说其实并不太确切，说凄惨应该有些过头了，不过，到了这一地步，让人感到气馁的，是那样的一种平庸、那样的一种匮乏，生活在无能为力之中。人们总是说，习惯总会成自然，可是，情况并不如此，爱德华始终习惯不了。当他有足够的精力时，他会站在镜子前，瞧着自己的脑袋，不，什么都没有减轻，什么都没有缓和，他恐怕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喉咙就这么大大地向外敞开，没有了下巴，没有了舌头。只有一排巨大的牙齿。肌肤已经变得坚实，伤口已经灼焦成痂，但是这一敞开的口子的暴力却毫发无损，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植入假体应该是很有用的，那并不是为了减弱你的丑陋，而是为了引导你走向屈从。而说到生活的凄惨，也是同样的道理。他自小生长于一个奢华的家境中，从不曾算计过金钱，因为从来就没有缺过钱。当然，他也从来不是一个乱花钱的男孩，然而，在学校里，在同学中间，他却见到过一些花钱如流水、赌钱不要命的少年……但是，即便他不爱乱花钱，他周围的世界始终还是那么宽广、便利、舒适，宽敞的卧室，适意的座椅，丰盛的饭菜，名贵的衣装，而眼下，这样一间陋室，地板上留有大大的缝隙，窗户是灰蒙蒙的，烧煤还得精打细算，廉价劣质的葡萄酒味道很差……在这种生活里，一切都显露出了其丑陋。他们整个的经济来源全靠阿尔贝一个人，这样，就没什么可指责他的了，他辛辛苦苦地搞来吗啡，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手的，肯定是花了钱买通了人，真的是一个好战友啊。偶尔，这份忠诚也让人心暖，有了它，他永远都不会有一丝抱怨，也不会有一番责备，总是装出一副开开心心的模样，但在内心中，很焦虑，当然啦。根本就无法想象，这两个人，将会变成什么样。然而，假若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未来便不会有丝毫闪光之处。

这就不那么好了，他在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不那么摩登，不那么来劲，而这也不是一个好话题。

除了玛德莱娜，剩下的还有谁呢？一些战友，他们中，有多少人还活着呢？即便是他，爱德华，总是走运的人，也在这场战争中死了，那么，其他人，你们倒是说说……还有他的父亲，但是，这一位没什么可说的，他应该忙于打理他的生意，忙得焦头烂额，万般凄凉，儿子的死讯应该没让他停步太长时间，他没有忘记坐上汽车，对司机恩斯特来上一句：“去交易所!”因为他需要去那里做决定，或者来一句：“去赛马俱乐部!”因为人们正在准备选举。

“但是我紧密关注着这个行业的发展，”阿尔贝补充道，他明显感觉到了听众的失望，“这是一个很……很……有意思的领域。”

对他来说，死神就在那里，永远都在，在那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揭他的伤口。

这就是他能说的全部了。他很谨慎地放弃了甜点、咖啡、烈酒。佩里顾先生盯着他，脑袋微微倾斜，而玛德莱娜，则表现出一种对此类场合很有经验的自然神态，维系着一场极其乏味的对话，没有一点儿停顿。

任何事物都无法跟镜子中爱德华的脑袋相比。

当阿尔贝来到大厅时，主人让仆人去取他的外套，那个年轻的女仆就会来到吧。

爱德华很少想家，但他想玛德莱娜，要比想其他人更多一些。他保存了很多关于她的回忆：开怀地哈哈大笑，躲在门后偷偷窃笑，手指头弯曲起来挠他的头顶，他们俩合谋干的恶作剧。一想起她，他就感到心里难受。得知他的死讯时，她应该十分悲痛，就像所有失去了亲人的女人那样。这之后，时间，这位伟大的医生，会治愈一切的……一件丧事确实让人悲痛，但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想开了。

“非常感谢，马亚尔先生，”玛德莱娜说，“感谢您愿意来我们家做客。”

爱德华闭上眼睛，轻松地长叹出一口气，他的肌肉慢慢地放松了下来。他勉强还拿得稳马上就要脱手的针筒，终于把它放在了身边，他的双手依然在颤抖，但他那本来像是被紧紧压住的胸脯已经开始松缓开来。注射之后，他又躺了很长一段时间，身心都是空空的，很少会有困意出现。这是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他的狂躁慢慢地退去，就像一条渐渐远离的小船。他从来就没有对海上的东西产生过什么好奇心，也没有幻想过要乘船远航，但是，装吗啡的那些安瓿瓶，本身应该带有一种幸福感，它们为他提供的种种形象，常常具有一种大海的色调，这一点，他实在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它们兴许像一盏盏油灯，或是一瓶瓶神药，能把你吸进它们的世界中。若是说，针筒和针尖对于他仅仅只是一些外科器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那么，可以说，安瓿瓶里的吗啡，则是活生生的。他将高举着瓶子的胳膊伸向灯光，瞧着这半透明的吗啡，能看到瓶子中的玩意儿，这也太神奇了，就连占卜用的水晶球，恐怕也不会有比它更高级的功能、更丰富的想象力了。他从中汲取了很多东西：歇息、安宁、慰藉。白天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他都在这种不确定的、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度过，时间不再有什么厚度。若是独自一个人的话，他说不定就会一味地沉迷于注射，以求能始终停留在这一状态中，飘飘然，仿佛飘荡在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始终是大海的形象，它们应该来自很远的地方，当然，来自于母体的羊水)，但阿尔贝是一个小心谨慎的男人，他每天只给爱德华注射最小的必要剂量，而且他把一切全都记录下来，然后，到晚上，回到家后，他要背诵一遍日历表，计算一遍使用量，他要像老师检查学生作业那样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爱德华任由他那样做着。就像露易丝对待面具那样。总之，有人照顾着他。

然而，出现的并不是那个漂亮的女仆，而是一个丑女人，年轻，但很丑，全身上下都透出乡下人的气息。另一位，那个漂亮的，应该已经下班了。

16

这时候，佩里顾先生想起了他刚才发现的阿尔贝穿的那双皮鞋。他低下头，瞧着地面，他的客人则穿上了那件褪了色的外套。玛德莱娜，并没有瞧那双鞋，她刚才一下子就看到了它们，崭新的，锃亮的，便宜的。佩里顾先生若有所思。

他胸口绷得很紧，感到一种畏惧，当他操起长长的铁锹，开始往桶里装煤时，他听到，街上传来了豪华轿车开动时发出的沉闷声响。

“告诉我，马亚尔先生，您刚才说，您是会计……”

他又疲惫不堪地走下楼梯。他始终就理不清他的思绪，也想不明白，被邀请去爱德华的家做客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的。”

只是到了楼上的过道中，他才想起他还没有去拿煤，也没有去拿吗啡。

这就是他本该在这小伙子身上更好地观察到的东西：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是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的……真可惜啊，现在太晚了。

他担心她会又一次把钞票塞到他的手里，作为他的封口费。这一想法让他觉得有些受辱，他便赶紧转过身去，上了楼梯。

“是这么回事，”他继续道，“正好，我们那里需要一位会计。银行信贷业正处在大发展中，您知道，国家需要投资。当前，有很多的机遇。”

她微微一笑，充满了感激之情。

对于阿尔贝，这就有些遗憾了，这番话跟巴黎联合银行的经理几个月之前把他赶出门时说的可是大不一样啊。

“当然，这您不用担心。”阿尔贝急忙说。

“我不清楚您的薪金是多少，”佩里顾先生接着说，“但这并不重要。要知道，假如您同意来我们这里工作的话，我们将为你提供最好的待遇，我会亲自来处理这件事的。”

“家父从来都不知道那些……细节，你明白的……我希望……”

阿尔贝咬紧了嘴唇。他被这些信息轰炸得有些晕乎，被这一建议窒息了。佩里顾先生和颜悦色地盯着他。在他的旁边，玛德莱娜很亲切地微笑着，就像一个家庭主妇看着自己的小孩子在玩沙子。

她转过身去，接着，又转过身来朝向他，目不转睛地凝视了一下他。一脸严肃的表情很符合她的身份，但也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成。

“这个嘛……”阿尔贝结结巴巴地说。

“那好，我就告辞了，马亚尔先生。十分感谢。”

“我们很需要既有魄力又有能力的年轻人。”

阿尔贝点了点头，十九点，没问题，普罗尼街，很容易找到。星期六。一阵沉默。

这些形容词终于把阿尔贝给吓坏了。佩里顾先生这样跟他说话，就仿佛他是从巴黎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他显然大大地看错了人，此外，阿尔贝还感觉到，能活着从佩里顾家的府邸走出去，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一想到还要再一次接近佩里顾家族，他不禁毛骨悚然，即便是为了一份工作，可是，普拉代勒上尉的身影会始终回荡在那些走廊中……

“我们就住在库尔塞勒林荫大道上，”玛德莱娜说着，又戴上了手套，“就在普罗尼街的拐角处，很容易找到的。”

“非常感谢，先生，”阿尔贝说，“但是，我已经有一份很不错的差事了。”

上流社会的小小客套结束了，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犹豫，双方就像是陷入沉思中，而这把他们打发到了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他们回想起，他们俩当时互相并不认识，却有着某种同样的害怕、某种同样的禁忌：那个秘密，挖掘一名死亡士兵的尸体，偷偷地把它给运走……这一具尸体，他们把它安葬在哪里了？阿尔贝在心里问，他紧咬着嘴唇。

佩里顾先生举起了双手，我明白，没问题的。当大门重新关上时，他一时间里纹丝不动，若有所思。

“家父一定会很高兴的。”

“晚安，我亲爱的。”他对女儿说。

她冲他微微一笑。

“晚安，爸爸。”

“好吧……”

他在女儿的额头上亲了一口。所有的男人都会这样亲她的。

“太棒啦，”她决定道，“那我们就定在十九点好了，这个钟点对您合适吗？”

20

“好吧……”

爱德华一下子就看了出来，阿尔贝很失望。他约会回来时闷闷不乐，看来，跟女朋友在一起，事情不像他预计的那样顺当，尽管他穿了一双漂亮的新皮鞋。或许，恰恰是这双鞋坏了他的大事，爱德华心想，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优雅，当时，看到阿尔贝穿了一双新鞋出门去时，他便断定，这不会给他带来更好的运气的。

她的口气十分愉悦，几乎都算故意逗她了，就仿佛这个想法是刚刚突然来到她脑子中的，就仿佛他们将一起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

回到家里后，阿尔贝转过头，目光朝向一边，像是一个腼腆的人，这可不是常见的现象。相反，通常，他总会紧紧地盯着爱德华问—还好吗？那是一种几乎有些极端的目光，它在说，他是不会害怕面对面地直视对方的，即便他没有戴面罩，就跟那天晚上一样。但今天，阿尔贝并没有表现出那样，而是把鞋子收到盒子里，像藏一件宝贝那样藏起来，却没有一点点开心的样子，那个宝贝很令人失望，他有些后悔当初屈从了自己的欲望，花了那么大一笔钱，只为能够像模像样地出现在佩里顾先生的家中，实在太浪费了。说不定，那个可爱的小女仆已经结婚了。他一动也没有动，爱德华只能看到他的背，僵僵的，纹丝不动。

“那么，就星期六吧？”她建议道，“我们一起吃晩餐。”

正是这一切让他决定插手其中。然而，他曾经承诺过，只要计划没有彻底地卡壳，就什么都不说。此外，他还没有对他所做出来的东西感到完全满意，而阿尔贝又没有一种足够好的精神状态，能关注那些严肃的事……种种理由促使他停留在最初的决定上，尽可能晚地再跟他摊牌。

阿尔贝又一次转过身，面向楼梯最上面。玛德莱娜以为楼上有一个女人，而她的来到碍了他的事，她可不愿意牵累到他。

如果说，他最终决定，无论如何得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那也是因为战友的忧伤情绪。实际上，这一论据只不过遮掩了他真正的理由：他有些迫不及待，从下午画完了那幅孩子的侧面像起，他就一直很焦虑。

“那么，您哪天有空呢？”年轻女子问道。

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不管它好不好了。

实际上，他根本就无法解释第二天为什么就不能是他接受邀请的好日子，他只不过需要恢复一下镇定。一时间里，他稍稍想象了一下他母亲与玛德莱娜·佩里顾之间的对话会是怎样，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惨白。他羞愧万分。

“至少，我晚餐吃得还不错。”阿尔贝说，没有站起来。

“我是想说，”阿尔贝继续道歉，“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改一天吧，因为明天我……”

他擤了擤鼻涕，他不想转过身来，不想这样丢人现眼。

玛德莱娜·佩里顾为这一回答的明确感到十分惊讶。

此时，爱德华经历了一个紧张的时刻、一个胜利的时刻。不是关于阿尔贝的，不，但是，自从他的人生受挫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胜利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想象到未来就将取决于他自己。

“哦，不，明天，那是不可能的!”

阿尔贝站起来，垂着眼皮，说他要去楼下取煤，还没等他走，爱德华就已一把把他拉住了，假如他有嘴巴的话，他甚至还会亲吻他一下。

“明天，您看行吗？”

阿尔贝总是穿着他那双苏格兰格子花呢的大布鞋，我去去就回，他补充说，就好像有必要说得很明确：那些老夫老妻之间就是这样的，人们彼此说的好些话，都是出于习惯，说的时候通常不会意识到其中有什么含义。

“同意……”他补充道。

阿尔贝一走下楼梯，爱德华就跳上一把椅子，掀开天花板上的活门，从中拿出那个包，放回椅子，快速地掸去椅子上的灰，安坐到土耳其沙发上，弯下腰，从长沙发底下掏出他的新面罩，戴上，等待着，他的那个绘画本就放在膝盖上。

既然已经缓过神来了，阿尔贝就只有一个意愿，那便是不等爱德华焦虑不安地下楼来，就先打发她早早走人。或者说，在楼上，他会听见她的说话声，他会明白谁在这里，离他仅只有几米远。

他太早就准备好了，他觉得等的时间似乎有些长，他静静地听着阿尔贝的脚步声在楼梯中响起，很沉重，因为他提着煤桶，那玩意儿，是大号的，分量很重的。阿尔贝终于推开了房门。当他抬起眼睛时，他立刻就惊愕地愣住了，手一松，煤桶落下，发出一记巨大的金属声。他试图稳住自己，伸出一条胳膊，却什么都没拿到，他大张着嘴巴，生怕身子会跌倒，他的腿不听使唤，最终跪倒在地板上，万分震撼，不知所措。

“是的，那是当然……”

爱德华所戴的那个面具，正是他画的那个马头，尺寸跟真的一样大。

她说这一切时带着一丝和蔼的微笑，好像她在提及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要求，对他就必须传递上些许的任性。

他把马头塑造在了混凝塑形纸中。一切都包含在了里头，颜色是暗褐色的仿大理石斑纹，质地为一种栗色长毛绒，做成了发黑皮毛，触摸起来很柔和，下垂的脸颊上瘦骨嶙峋，长长的面额则有棱有角，通向两个张开的鼻孔，如深坑一般……两片厚厚的嘴唇微微开启，全都布满了绒毛，其逼真性令人叹为观止。

“因为您见证了我兄弟生命的最后时刻。”

当爱德华闭上眼睛时，则是马儿本身闭上了眼睛，他就是它。阿尔贝从来就没有比较过爱德华和这匹马。

这句话，一丝紧张的嗓音，就如同一记来自内心的呐喊。玛德莱娜耸了耸肩膀，表示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找到了一个童年时代的好友，一位兄弟。

“我吗，为什么？”

“可真没想到!”

“是这么回事，”她开始解释，“家父很想认识您。”

他流着泪，一边哭，一边咧开嘴笑，可真没想到，他重复道，他没有站起来，始终跪在地上，瞧着他的马儿，可真没想到……真的是太愚蠢了，他自己这才意识到，他有一种冲动，要冲上去亲吻那张毛茸茸的大厚嘴。但他只是凑近过去，伸出一根食指，碰了一下那嘴唇。爱德华认出来了，这跟露易丝曾经做过的是同一个动作，激动之情顿时淹没了他全身。一切要说的都在这里头了。两个人都停留在沉默中，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世界中，阿尔贝抚摩着马脑袋，爱德华则接受着这一抚摩。

他其实很想说，不，不，我无法邀请您上楼来，来喝点儿什么，这是不可能的。玛德莱娜·佩里顾并不觉得他不礼貌，她把他的这一举止归结于惊诧、尴尬。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它叫什么……”阿尔贝说。

“是的……”阿尔贝大着胆子说，也不知道是在回答着一个什么问题。

即便是巨大的欢乐都会给你留下些许遗憾，在人们所经历的一切中还是缺少了一些东西。

她微笑着，指了指四周的背景，棚屋、院子、楼梯，就仿佛她看到了一套资产者的公寓。阿尔贝点了点头，却连一个音节都说不出来。她完全可能在他打开鞋盒子的那一刻来到，由此撞见他正在那里取吗啡。他想象着，要是万一爱德华亲自下楼来取煤的话，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可就更糟糕了……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细节，人们才能看出来，人的命运实在是一场荒唐戏。

接着，阿尔贝发现了那个绘画的本本，仿佛它刚刚自个儿出现在了爱德华的膝盖上。

“您在给我们的信中留下了您的地址，”玛德莱娜用一种很温和的口吻说，“我就去那里找了。您的妈妈给了我您这里的地址。”

“哦，你又重新开始画了？”

而阿尔贝，哪怕要让他付出少活十年的代价，他也不愿意处在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情境中，生生地夹在玛德莱娜与她的兄弟之间，一头，是站在楼梯底下纹丝不动的玛德莱娜·佩里顾，而另一头，则是被说成已经死去的爱德华，现在就在楼上，正戴着一副饰有蓝色羽毛活像是一只鹦鹉的绿面罩，用鼻孔吸着纸烟。眼下这一刻，他还当真变成了一个受到前后夹击的三明治广告人。当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跟这年轻女子打招呼时，他就晃了晃手中的煤桶，像是在抖着一块抹布，他刚刚想要向她伸出一只黑乎乎的手，马上就道着歉收了回来，把手放到了背后，然后，走下最后的那几级楼梯。

一声发自内心的叫喊。

短短一瞬间里，她观察了一下这张没有血色的脸，这一脸焦躁不安的神色。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曾经养了一条总在不停颤抖的小狗，那不是一种病，它天生就是那样，它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从头到脚都在不停地颤抖，有一天，它终于死于心脏停止跳动。阿尔贝的样子让她立即想到了那条狗。她用一种非常温柔的口气对他说话，仿佛生怕他会被这一如此的惊奇所吓倒，会一下子热泪滚滚，或者会跑到地窖中躲藏起来。他一直一声不吭，左脚右脚来回地挪动着，像是在跳舞，并使劲地咽着口水。然后，他突然转身，朝楼上走去，神色有些不安，甚至还有些慌张……玛德莱娜在这小伙子身上注意到了这一表情，这一长久的畏惧，这一永恒的惊慌失措，怕是有什么事情背着她发生了：去年，在墓地中，他就已失去理智，不知所措。带有这样一种温柔与天真的表情的男人，往往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

“你可不知道，这让我有多高兴啊!……”

“你好，马亚尔先生。”玛德莱娜说。

他独自就笑开了，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开心至极。他指着面罩。

阿尔贝一下子就怔住了，半张着嘴巴。

“这也是，嗯!你可真能想啊!多么美好的夜晚!”

玛德莱娜沿着栅栏走过，摁响了房屋的门铃，耐心地等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看到走出来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便说自己是来求见阿尔贝·马亚尔先生的。那女人纳闷了好一阵子才明白过来对方要找的人是谁，才把这一求见与眼前这个女人联系到了一起，只见她年轻，华贵，楚楚动人，化了妆，浑身散发出一阵阵的香水味和脂粉味，恰如一段尘封多年的回忆。玛德莱娜又重复了一遍：马亚尔先生。女人一声不吭，指了指院子，那边，就在她左边。玛德莱娜点了一下头，在女房东和司机的双重目光注视下，伸出一只手，坚定地推开了那道被虫蛀了的栅栏门；接着，就毫不犹豫地大步走在了泥泞不堪的院子里，一直走到那个小棚屋的入口处，往里一进，没了踪影。但是，一进到屋里，她立马就停住了脚步，因为就在她的头顶上，楼梯在一个正走下楼来的人的脚步底下颤抖了起来，她抬起眼睛，认出来了士兵马亚尔，只见他一手提了一只装煤用的空桶，他也猛地一下停住了脚步，站定在了楼梯中，问了一声：“嗯？怎么啦？”他的模样像是丢了魂儿似的，如同那一天在墓地中一样，就是他们前往小墓地挖掘可怜的爱德华遗骸的那一天。

带着一种贪吃的神态，他指着那本绘画册。

当汽车停到佩尔斯死胡同的入口处，让她下车时，已经是晚上二十点多了。从蒙梭公园到马尔卡代街，只有一个区的间隔，但那也是整整的一个世界，人们这就从美丽的富人街区，过渡到了平民住宅区，从奢侈豪华过渡到了三教九流。在佩里顾家族的府邸面前，通常会停着一辆帕卡德双六型敞篷车和一辆V8发动机的凯迪拉克51型车。而在这里，玛德莱娜从栅栏门那已经被虫蛀蚀了的木头支架之间看过去，发现的是一辆把手已经掉落、轮胎已经磨损的破破烂烂的手推车。但她并没有被眼前这一败落的场景吓住。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了高级轿车，而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手推车，而父亲的祖辈都曾是卑微的贫苦人。甚至，贫穷的状态，从父母家两方面来看，都能追溯到遥远的朝代，玛德莱娜家的历史中始终都有这个，匮乏，拮据，就如同清教主义或者封建制度，它们一直就没有彻底消失，种种痕迹如同烙印，深深地留在了一代代后人的身上。司机，他就叫恩斯特—在佩里顾家族中，从第一代恩斯特开始，人们就把所有的司机都叫作恩斯特—他看到夫人就这么一步步远去，便带着鄙夷的神态，朝院子里瞥了一眼，在佩里顾家的府上，他做司机仅仅还只是第二代。

“哎……我可以看一下吗？”

这一意外的来访耽搁了她很长时间。玛德莱娜瞧了一眼大挂钟。最终，这样反倒更好，已经十九点三十分了，她有更多的运气，会在自己家中等到他。

他坐到了爱德华的边上，爱德华把本子缓缓地打开，好像一个真正的仪式。

伊冯娜挥了一下手，哪里，哪里，她们彼此交换了一个吻，脸颊贴着脸颊，嘴唇留在空中，我走了，再见。毋庸置疑，这个女人是所有贱货里头最贱的那一个。

从最初的那几张画开始起，阿尔贝就感到了失望。根本无法掩饰这一失望。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啊，是的……很好……很好……但只是为了撑住时间，因为，实际上，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不会显得假模假式。说实在的，最终，那画的都是一些什么啊？在那张大纸上，有一个士兵，十分丑陋。阿尔贝合上了画册，指了指封面。

“感谢你的光临。”玛德莱娜说着，站了起来。

“告诉我，”他说，神情颇有些惊讶，“这东西，你是在哪儿弄来的？”

她已经完成了她的任务，看到玛德莱娜脸上凝定的微笑就已足够，口信也已经带到，伊冯娜欣喜若狂。

解闷自有解闷的价值。那都是露易丝的功劳。显然。找到绘画本，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孩游戏。

“好了好了，”伊冯娜咯咯地笑着说，“这一回，我就告辞了。”[18]

随后，就该好好地再次瞧一瞧那些画，说些什么呢？这一次，阿尔贝点头表示同意……

佩里顾先生为这一情境而痛心，“你将会很不幸。”当女儿说到要嫁给亨利时，他曾这样预言道，但他的话完全不起作用，她只是伸出手，搭在她父亲的手上，仅此而已。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不然，他又能怎样呢？

他停在了第二幅画面前，精细的铅笔画描绘出了一座放置在一块石碑上的石雕。能看到，页面的左边，画着的是它的正面，而右边画着它的侧面。它展现了一个站立着的法国士兵，全副武装，戴着头盔，长枪斜挂在肩上，他向前，正在出发，昂首挺胸，目光投向远方，一只手稍稍有些拖在了后面，而那伸得直直的手指尖上，则是一个女人的手。她就在他的后面，身穿围裙或是罩衫，怀中还抱着一个孩子，她哭泣着，他们俩都很年轻，图画的上方写有标题：为战斗而出发。

剩下的时间，他就爬到别的女人身上做爱，他四处出差，打来电话，留下口信，谎话连篇。他的不忠尽人皆知(从五月底起，就有流言开始传播，有人发现他跟吕西安娜·徳·奥尔古泡在一起)。

“画得真是好啊!”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而就在这之前，她会再一次爬到他身上做爱。

他找不到更多的话可说了。

当他回家时，通常都很晚了，她会爬到他身上做爱。

爱德华并没有感到不快，他向后一倒退，摘下了面具，放到身前的地上。这样一来，马儿似乎从地板上伸出了脑袋，向着阿尔贝张开了它那张毛茸茸的大嘴。

几个星期以来，玛德莱娜几乎没有见过亨利，很多次出门旅行，很多次约会，几乎没时间跟他妻子的女朋友们调情，政府的这番订货任务紧紧地缠住了他，让他分身无术。

爱德华轻轻地翻开了下一页，再次吸引了阿尔贝的注意力：《进攻!》，这幅画就叫这个题目。这一幅上，有三个士兵，他们完美无缺地诠释了标题的含义。他们聚合在一起向前冲，一个高高地端起上了刺刀的枪，第二个，紧跟着第一个，伸开了胳膊，正准备扔出一颗手榴弹，第三个，稍稍偏后一点，刚刚被一个子弹或者一块炮弹片击中，他身子一歪，膝盖一软，马上就要后仰倒下……

她的兄长雷翁个头太矮小，算不上一个男人，但是伊冯娜，她，还算长得相当漂亮。当人们喜欢婊子时，当然啦，玛德莱娜心里暗暗又补了一句。一张大嘴，平庸不堪，迫不及待，让人立马就想象到种种肮脏的行为，男人们是不会弄错的，到了二十五岁的年纪，伊冯娜就已榨干了扶轮社[17]的一半人。玛德莱娜不免有些夸大了：扶轮社的一半人，这么说似乎也太过了吧。稍稍为她辩白一下，人们就能理解她，她同样也是很严肃的，伊冯娜只不过是和亨利睡了两星期的觉，而这一如此迅速地朝他妻子家猛冲，以求享受这一场景的方式，实在有些太不地道。比起被她自己的丈夫干来，这样总是多点什么，这事情，本身，倒是并没有什么难的。亨利的其他情妇都表现得更为耐心。为了细细品味她们的胜利，她们至少在等待着机会来临，模拟着一次意外的偶遇。这之后，她们全都一样，频频出入社交界，面带微笑，神态谄媚：“啊，我亲爱的，你真是有个好丈夫啊，我实在太羡慕你啦!”就在上个月，她们中有一位甚至还毫无顾忌地嚷嚷道：“亲爱的，你可得留点神啦，有人可是要从你身边把他抢走呢!……”

阿尔贝连连翻着画页：《死去的人，站起来!》，接着是《一位保卫旗帜的垂死法国兵》和《生死战友》……

“哦，我……”年轻女人回答道，假装出一种默默忍受的样子。

“这些都是雕像……”

“好啦，你可是并不缺少追求者的……”

他这话说得犹犹豫豫，听上去像是一个问题。那是因为，阿尔贝早已期待着一切，可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玛德莱娜·佩里顾平静地微微一笑，谦卑地瞧了一眼她的指甲，心里想：“真是个臭娘儿们。”然后就简单地说：

爱德华点点头，眼睛一直瞧着画，是的，是雕塑。很满意的样子。好，好，好，阿尔贝似乎在说，再没有别的了，剩下的全都堵在了他的胸中。

“你有一个多好的丈夫啊!”她十分羡慕地说，“多好的运气啊!”

他清楚地记得在爱德华的衣物包里找到的那个素描草稿本，里头画满了随手捕捉到的种种场景，用蓝铅笔画的，他已经把它寄到爱德华的家中，随同那封宣布他死讯的信。总的来说，这跟今天看到的场景是同样的，都是战争中的士兵，但是，在以前的那些画面中，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真实性，真实得栩栩如生……

伊冯娜·德·雅尔丹-波利厄摆了摆手，行啊，行啊，行啊，但并没有做出一个起身的动作，心说这里实在太好了，根本就想不到还要送人。

在艺术上，阿尔贝什么都不懂，区别无非就是，有的能让他感动，有的却不能。而他在这里看到的，都表达得很明确、很精细，用了很多心，但是，它们……他寻找着一个适当的词来表达，它们很……凝滞。最终，他找到了：这一点儿都不真实!就是这样。他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他曾经是这些战士中的一个，他知道，这些形象是那些并没有参加过战斗的人造出来的。慷慨崇高，无可争议，无非是想打动人，但稍稍过于为感动而感动了。他是个腼腆的人。而这里，线条却在不断地夸张，几乎可以说，那是用形容词描绘出来的。他继续向前，翻动画册，眼中出现了一幅名为《法兰西为她的英雄哭泣》的画，表现的是一个悲哀啼哭的年轻姑娘，紧紧地抱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士兵；然后则是一幅名为《孤儿对牺牲的思考》的画，画面中，坐着一个小男孩，一手托着腮帮子，在他身边，应该是他梦幻或他思考的场景，有一位士兵躺在那里，奄奄一息，行将死去，伸出一只手，伸向下方，伸向小男孩……这很简单，即便对于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那也是一种彻底的丑，必须亲眼见到，才能相信。这里，又有一幅画，名叫《雄鸡踩踏着德国佬的头盔》，我的天哪，这雄鸡昂首挺立，角喙指向天空，身上的羽毛五颜六色，花团锦簇……

“我得跟您告别啦，伊冯娜，我真的很抱歉……”

阿尔贝一点儿都不喜欢。以至于看到最后连一丝嗓音都没有了。他偷偷瞥了一眼爱德华，只见他正以一种保护者的目光看着他的画，就像人们温柔地瞧着自己的孩子，即便孩子们长得很丑，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其实，阿尔贝的忧伤，正在于他证实了，可怜的爱德华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失去了一切，甚至连他的才华也丧失殆尽，尽管，在眼下这一刻，阿尔贝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司机又一次来禀告夫人，说是夫人的车正等着夫人呢，还问夫人是否准备屈尊移步上车，而玛德莱娜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势，谢谢，恩斯特，我这就来，同时，转向另一位，用一种流露出抱歉意味的口吻说：

“这个……”他开始说。

15

毕竟，他还是得说一点什么。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就签订了基本意向合同。每天往奥尔良火车站发送两百口棺材。单价下降到了二十八法郎。普拉代勒对谈判结果相当满意。他刚刚还清了他的那辆希斯巴诺-苏莎汽车的贷款。

“为什么要画一些雕像？”

“告诉我，拉瓦雷，一米三十长的棺材，那应该是在什么价位？”

爱德华翻到本子的最后，从中抽出一些报刊的剪报，展示了其中的一份，他已经用浓铅笔圈定了几行内容：“……在此与各地都一样，城市，乡村，学校，车站，所有人都想为死者建立起纪念碑……”

这时，普拉代勒装模作样地打听种种情况，似乎并不想真正了解结果，只是想多探问一些有用的信息：

这一条剪报剪自《东部共和报》。还有很多别的，阿尔贝已经打开了卷宗，他根本就抓不住其中归类的逻辑，东南西北，全国各地，这里有同一个村庄、同一个行业中的死者名单，那里有一项庆祝活动，这里有一次阅兵式，那里有一个募捐活动，所有一切全都是关于修建战争纪念碑这一想法的。

每个人都开始想象起实际后果来：把一个身高一米六的士兵的尸体装进一个只有一米五的棺材里。在工头的想象中，必须让死者的脑袋弯下来，下巴抵着胸脯。迪普雷则认为，最好还是让尸体侧着躺下，那样的话，腿就可以稍微弯一下。而加斯东·拉瓦雷，则是什么想法都没有，在索姆河战役中，他同一天里就失去了两个侄子，家人要求寻找并归还遗骸，他自己制作了棺材，用的是硬橡木，点缀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以及镀金的把手，他拒绝想象人们会以什么方式把太大的遗体塞进太小的棺材中。

“好的，同意!”他回答道，尽管他实在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嗨嗨。”普拉代勒嘴巴半张着，哼了一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爱德华于是用手指头指了一下页面上的一个角落，他在那里已经写了一个算式：

“三十法郎……”他用一种很平淡的嗓音宣布道。

30000座纪念碑×10000法郎=3亿法郎。

拉瓦雷终于抬起了眼睛，想法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

这一次，阿尔贝看得明白了一些，因为那是一大笔钱。甚至是一笔财富。

这一新的说法顿时让所有人惊诧不已，没有人考虑过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比预定的要更短些的棺材。细木工场老板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一假设，必须好好算算账，他重新打开了他的本子，投入到了一种叫按比例计算的算法中，它要花费好些时间。人们等待着。亨利一直就待在松木棺材跟前，他已经停止了对它的轻轻拍打，只是用目光打量着它，就仿佛为自己赢得了跟一个刚刚来到的姑娘待在一起的愉悦。

他还无法想象，用这样的一笔钱可以买到什么。他的想象力撞上了数字，就像一只蜜蜂撞上了玻璃。

“我们说好了，一米七长度的棺材是三十三法郎，”普拉代勒继续对拉瓦雷说，“那么，一米五的棺材呢？”

爱德华从阿尔贝的手中拿过来那个绘画本，给他指了指最后那一页。

迪普雷点头肯定。一米七的，正是。

爱国的追忆

招标条件中，对棺材的长度有着不同的规格要求，有一米九的(相当少)，一米八的(几百个)，然后，长度就下降到一米七，这是大部分市场的情况，也是平均长度。最后，还有几批涉及到更小型的棺材，一米六长的，甚至还有一米五的。

石碑、纪念碑、雕像

“说到贡比涅和拉昂，他们规定的棺材长度，是一米七吧，对不对？”

为我们的英雄

拉瓦雷、迪普雷、工头，所有人的神经又重新紧张起来。

以及法兰西的胜利

“告诉我，迪普雷……”亨利颇有些不安地继续道。

样品名录

人们还没有从这一突然的投降中醒过闷来呢。拉瓦雷在他的本子上记下了这个数字，这一意外的胜利让他激动得战栗不已，他精疲力竭，内心充满了后怕。

“你想卖死难者纪念碑？”

“好的，”他终于说，做出了妥协，“那么，我就退一步好啦，三十三法郎。”

是的，正是这样。爱德华很为他的发现而满意，他一边拍着大腿，一边喉咙中发出声音，咕噜咕噜的响声，也不知道它是来自哪儿，更不知道他怎么发出来的，它跟什么也不像，只是，听上去让人十分难受。

亨利久久地点着头，表示了同意，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阿尔贝不太理解，人们居然还那么渴望建造纪念碑，但是，相反，三亿法郎这个数字则开始在他的想象中开辟出了一条道路：这意味着“房屋”，就如佩里顾先生家的府邸，“豪华轿车”，甚至是“豪宅”……他脸红了，他刚刚想到了“女人”，那个笑起来很可爱的小女仆，正悠悠地从他眼前飘过。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当人们有了一些钱，就总是想找女人共处。

几乎可以说，他的个子一下子就长高了十厘米，脸色通红，手中的铅笔抖个不停，一副毫不妥协的样子，像是宁可当场被人杀死，也不愿牺牲这三个法郎。

他又继续读了下面的几行，那是用小小的大写字母书写的广告词，这些精心写就的字，几乎像印刷出来的一样：“……你们痛苦地感受到需要永远地纪念你们城市与乡村的孩子，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抵挡侵略者的活的城墙。”

“三十法郎是不行的，绝对不行!”

“这一切真美啊，”阿尔贝说，“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人们能听得出来，这一次，而且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拉瓦雷是立场坚定，不会动摇的。这从他矫揉造作的表情中也能看出来。

他现在更加明白到，为什么那些画让自己失望了，因为它们画出来不是用来体现一种敏感性，而是为了表达一种共同情感，为了取悦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需要有激情，他们希望有英雄主义。

“不，不，不!”他喊道，“就是算上你的数量，也是三十三法郎!”

接着往下：“……竖起一座纪念碑，配得上你们的城市，也配得上那些死去的，能为你们的后代作出榜样的英雄。在此展现的纪念碑模型，根据你们现有的材料制造交付：大理石、花岗岩、青铜、硅酸盐合成石料，或者电镀青铜……”

拉瓦雷忙着找着他的铅笔，等他找到的时候，他就已经丧失了每口棺材三法郎的差价。

“你要做的这事，还真有些复杂呢……”阿尔贝接着说，“首先需要设计出纪念碑来。紧接着，当方案卖出去后，还得把它们造出来!这就需要钱、人力，需要一个工厂、种种原料……”

“考虑到我要的货的数量，咱们就定为三十法郎，怎么样？”

意识到这一切都代表着什么时，他十分惊讶，那等于要建造一个铸造工厂。

老板急忙拿出了他的备忘录。

“……然后，那些纪念碑，还必须把它们运输过去，安置到场……那得要很多很多钱!”

“您说的，三十三法郎，是吧？”

总是回到了老问题上来。钱的问题。即便再灵巧的人也不能单靠自己的能力，还得需要钱。阿尔贝亲切地笑着，轻轻拍着战友的膝盖。

亨利朝他的助理转过身来，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那只会是他自己的问题。而且，他也不要求什么回答。拉瓦雷本来很想再提一提价，回顾一下他那家工厂的声誉，强调一下……但是，亨利猛地就打断了他：

“好的，听我说，我们来好好考虑一下。我认为，你愿意重新开始工作，这是一个很棒的主意。你兴许不应该转到这一方面去，纪念碑，那实在太复杂了!但是，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要紧的是，你又找回了对事物的乐趣，是吧？”

“我明白，但从此之后，那就不再是您的问题啦。您负责交货，这不就完了吗？迪普雷，你说说，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不。爱德华捏紧了拳头，来回在空中舞动，仿佛是在擦皮鞋。从中传达的信息很明显：不，要快点干!

“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您要知道，请允许我坚持我的说法，恰恰就是在人们开始搬运它们的时候，困难来了：要把它们从卡车上卸下来，把它们放置好，然后再运走，接下来，人们就得开始把尸体装进棺材……”

“得了，快点干，快点干……”阿尔贝说，“你也真够逗的!”

“到达时，您把它们装上车，还是没有问题嘛!”

在大本子的另一页上，爱德华匆匆写下一个数字：“300”座纪念碑!他划掉了“300”，写下“400”!多么令人鼓舞啊!他又补充写道：400×7000法郎=3百万!

“是啊，一开始……”

毫无疑问，他完全疯了。仅仅提出一个不怎么切实可行的计划，对于他根本就不够，还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付诸实践，时间很紧迫。好的，三百万，从原则上说，阿尔贝显然不会反对。甚至，说不定还大为赞成。但是，很显然，爱德华根本就不再脚踏实地了。他只画了三幅画，而在他的脑子里，就已经一步跨到了工业领域!阿尔贝深吸了一口气，差点儿脱口而出。但他竭力平静地说：

“您把它们平躺着打发走。一开始，没有问题的嘛!”

“听着，我的老伙计，我认为这不太合理。想要制造四百座纪念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运输啊，亲爱的先生!我再重复一遍，运输，一切的问题都在于运输!”

嗨!嗨!嗨!每当爱德华发出这样的声音，就表明此事很重要，自从他们认识以来，他已经这样来过一两次了，这是刻不容缓的，没有愤怒，他只是要别人来倾听他。他抓起了铅笔，写道：

“满足需要？”亨利打断了他，“什么需要？”

“我们不制造它们，”他写道，“我们只是卖它们!”

“不好意思，请听我说一下，这种样品真的无法满足您的需要。您瞧您的……”

“可是，这样!”阿尔贝叫将起来，“但，这就见鬼了!当我们要把它们卖掉时，就必须把它们先制造出来啊!”

拉瓦雷以为自己应该证明一下自己的专业化水准：

爱德华把脸靠近阿尔贝的脸，几乎都快要贴上了；他双手捧住阿尔贝的脑袋，像是要亲吻他的嘴。他说，不，他的眼睛在笑，他又重新拿起笔来写。

好极了。亨利把手放到棺材上，轻轻地拍了拍，就像是在拍一匹赛马，显露出一种几乎很赞赏的神态，但人们不知道他到底在赞赏什么，究竟是木工活的质量，还是价格的便宜，还是他自己脑袋瓜的灵光。

“我们只是把它们卖掉……”

“嗯……三十三……”

最期待的事情往往在最令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发生。而这也是阿尔贝将要经历的。爱德华开心得要死，一下子就回答了他战友从第一天起就对自己提出的烦人问题。他笑了起来!是的，笑了，这是第一次。

“多少钱？”

这是一阵几乎正常的笑声，一阵来自喉咙的笑声，相当女性化，又高又尖，一阵真正的笑声，带有震音，带有颤音。

“这是松木的!”

阿尔贝有些喘不过气来，嘴巴半张着。

亨利指着这一系列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几乎就在次品木做成的那些样品面前。

他垂下眼皮，看着纸上爱德华刚刚写下的话：

“那这个呢？”

“我们只是把它们卖掉!我们不去制造它们!我们只为拿到钱，这就够了!”

“三十六……”

“可是……”阿尔贝问道。

“多少钱呢？”

他很紧张，因为爱德华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这是桦木的!”

“然后呢？”他坚持问道，“我们怎么办？”

他们向前走去。拉瓦雷开始放声大笑起来，笑得极不自然，因为实在太响亮了。

“之后吗？”

“这个呢，它是什么木头的？”

爱德华的笑声又一次爆响起来。笑得更响了。

亨利把脑袋转向左边。

“然后我们就带着钱溜走!”

“三十法郎，我们以这个价格出售的，只是杨木棺材。禁不起折腾的!它们会裂开，破碎，甚至坍塌，因为它们设计出来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搬运事宜。至少，也得是山毛榉木的。四十法郎。还有呢!我说这些，是因为您需要的数量大，不然的话，就得四十五法郎啦……”

21

“我可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麻烦。”

还没到早晨七点，天气寒冷。从一月底开始，大地就不再冰冻—这还算不错：否则就得挥镐刨地了，而这是被规则严厉禁止的—但是，一股又湿又冷的寒风不断地吹来，这一年的冬天竟然如此寒冷，幸亏仗已经打完了。

“因为还得考虑到运输的因素，亲爱的先生!”细木工厂老板以一种很学究气的口吻声称，“假如只是要去一下附近的墓地，那一切都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您的那些棺材是要旅行的。它们从这里出发后，将先到贡比涅，到拉昂。然后，它们将被放下，再被装上，运到挖掘地，装上尸体后，再运到军人墓地，要知道，这要走好多好多路，这一切……”

亨利不想站在那里干等，他更愿意留在汽车里。实际上，在汽车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你只能暖和了上头就暖和不了下头，不可能两头都暖和。不管怎么说，眼下这一刻，一切都让亨利犯难，没什么是顺心的。他在生意中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现在难道就不能稍稍享一会儿清福吗，连这都不行吗？我让你见鬼去吧，什么地方总会有那么一点点障碍、一点点意外，他必须时时操心、处处在场，他真恨不得自己生出三头六臂来。那样倒是简单了，事必躬亲嘛。可是，他的屁股后总是有迪普雷跟着……

普拉代勒假装出一种极度的惊讶。

显然，亨利也承认，这么说多少也有点儿不公平，毕竟迪普雷总是在东奔西跑，他很勤快，而且热情冲天。亨利心里想，必须好好算一下这小伙子给我带来的好处，这样就会让我平心静气了，但是，现在，他冲着整个世界大发脾气。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疲劳产生的后果，他不得不深更半夜出去了一趟，而那个犹太小女人吸干了他的精力……然而，老天才知道，他有多么不喜欢犹太人—在奥尔奈-普拉代勒家族，从中世纪起，人们就始终是反德雷福斯派—但是犹太人的女儿，真的，当她们干起那事儿时，真是神妙的浪荡鬼啊!

“好嘛，这才是我想要的。”

他神经质地紧捂住外套，瞧着迪普雷敲响了省府[22]的大门。

“这样吧，奥尔奈-普拉代勒先生，”拉瓦雷为了缓和气氛，装出一副学究样，继续说，“当然啦，我们也是有这个价位的棺材的……”

门房终于穿好了外套出来开门。迪普雷向他解释了来意，指了指汽车，门房弯着腰手搭凉棚，仿佛要遮一下阳光。他已经得到消息了。一个信息，从军人墓地传到省府，甚至都要不了一个小时。办公室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大门又一次打开，普拉代勒终于从他的希斯巴诺汽车中出来了，迅速地走过了门廊，超越了想为他指路的门房，果断地挥动着一条胳膊，连声说，我知道，我认识，我熟悉这里就跟熟悉我自己家里一样。

亨利死死地盯着他。

而省长，加斯东·普莱泽克先生，他可不这么认为。四十年里，他对所有人一律都说不，他可不是布列塔尼人。他一夜都没有睡好。在他的思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兵们的尸体就跟那些中国工人混淆在了一起，一口口棺材就自行向前走动，其中某一些还显现出一种嘲弄般的微笑。他选择了一个更为自负的姿势，它似乎更能反映出他那地位的重要性：站在壁炉前，一条胳膊搭在壁炉框上，另一条胳膊则插在里面那件上装的衣兜里，下巴翘得高高的，这很重要，身为一个省长，下巴得抬起来。

“好的，假如您愿意的话……”

普拉代勒才不买他的账呢，什么省长，什么下巴，什么壁炉，通通不在乎，他径直走了进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姿势，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一屁股坐在了为来访者而准备的扶手椅中。

“我叫奥尔奈-普拉代勒。”

“喂，那到底是什么，这么个破东西？”

“可是，普拉代勒先生……”

普莱泽克顿时被这一评语说得有些挂不住了。

“合适不合适，跟能做不能做，”普拉代勒说，“这是两件根本不同的事。这样吧，我们从头开始谈一谈，但是，要快点儿，因为，我并不是只有这件事要做。”

这两个男人已经见过两次面了，第一次是在政府项目一开始的技术会议上，后来又在工地的奠基仪式上，市长讲话，默哀……亨利原地跺着脚，好像他只有这件事可做!省长知道—但是谁又不知道呢？—奥尔奈-普拉代勒先生是马塞尔·佩里顾的女婿，而老先生则是内务部长的同届校友和朋友。共和国总统都亲自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普莱泽克不敢想象这整整一个故事里头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友谊关系。这也正是让他睡不稳觉的原因，在种种的麻烦后头，应该还会有一大批重要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推动力，因而，他的职业生涯就像是一根随时会被火花点燃的麦秸。来自于整个地区各地的棺材，只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才开始汇集到未来的当皮耶大墓地，但是，一想到应该以何种方式实行现场埋葬，省长普莱泽克立即就变得忧心忡忡了。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出于本能反应，总是先想到自我保护；现在，早就有什么东西在他耳边嗡嗡地提醒他，他兴许心中已经有些发慌了。

“但是，嗯，三十法郎，这样的价格可不……”

他们驾着汽车，一路静静地行驶。

走近来看，老板的女儿不仅不漂亮，甚至还有点儿丑(她再怎么弄她的头发都没有用，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令人失望)，而白葡萄酒则有点儿太甜，太温乎，与酒相配的小吃，实在是难吃得很，拉瓦雷简直就是把普拉代勒当作了一位来访的黑人国王。工人们不停地彼此使眼色、捅胳膊肘，这一切让他亨利感到十分别扭，他曾希望人们能加紧干，更不用说，他还想早点儿回巴黎吃晚餐呢。一个朋友曾答应过，要给他介绍蕾奥妮·弗朗谢，她是一个滑稽歌舞剧的女演员，他上星期还刚刚见过一面，真的是一个相当棒的姑娘，所有人都这么说，而他，则急着要自己来确定一下。

坐在他旁边的普拉代勒暗自思忖着，他的贪心是不是有点太大了？真让人讨厌。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废话，”普拉代勒打断了他的话，“您这里有没有低于三十法郎的？”

省长咳嗽了一声，汽车驶过一个坑洼处，他的脑袋撞了一下车顶，没人对他说一句同情话。坐在后座上的迪普雷也碰了好几下脑袋，现在知道该如何稳住身体了，他两个膝盖分开，一只手撑在这里，另一只手撑在那里。他车开得也实在太快了，这老板。

“我们的英雄……”拉瓦雷开始说，显出一副很博学的样子，同时把一只手搭在一口正好位于开间正中间的栗木棺材上。

镇长得到了省府门房的电话通知，正在那里等着他们一行的来到，他胳膊底下夹着一册登记簿，站在未来的当皮耶军人公墓的栅栏前。这不会是一个太大的墓地，也就九百来座坟墓。人们永远都不会明白，当初部里头是如何决定把公墓建在这里的。

普拉代勒和拉瓦雷来到主车间，身后跟着迪普雷，还有一个工头，他为这一特别场合穿上了星期日才穿的蓝色正装。他们从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一长列棺木面前走过，死气沉沉的棺材僵硬得如同死去的士兵，而它们的质量，很明显地从头到尾依次递减。

远远地，普拉代勒瞧了一眼镇长，他那样子就像一个退休的公证人，或者像一个小学教师，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这类人总是把自己的功能、自己的特权看得很重要，真是一些严肃的人。普拉代勒认为他更像公证人，因为小学教师通常要更瘦一些。

提供给殡仪馆的棺材的美妙样品，就是从这些车间中造出来的，那是一种质量上等的精美的橡木棺材，价值六十法郎。既然它已经面对招标委员会行使了诱人的功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对待严肃的事情，对待将切实交付的棺木。

他停车，下车，省长紧随在他身旁，大家见面，一言不发地握了握手，场面很严肃。

“那么，我们就快点儿吧。”

他们推开那道临时栅栏。面前，伸展开一大片平坦的原野，光秃秃的，乱石众多，地面上已经画出了一条条笔直的线，横竖垂直，整整齐齐。军人味十足。只有最远处的那些小径已经修好，墓地正在慢慢地被坟墓以及十字架所覆盖，就像被人铺上了一层床单。在入口处边上，几个临时搭建的岗亭用作了管理办公室，好几十个白色十字架堆放在大托盘上。再远处，一个货棚底下，堆积着一些棺材，都覆盖着雨布，有一百来个。通常，棺材的运达会依照下葬的节奏来安排，假如有很多的棺材提前来到，那肯定是这里的工程有所耽误。普拉代勒朝身后的迪普雷瞥去一眼，后者赶紧证实了这一事实，确实，这里没有提前准备好。有鉴于此，亨利心里想着，就更有理由加快进度了，想着想着，他也不禁加快了步子。

在参观之前，拉瓦雷想先送上一份小小的点心，他指了指位于大车间右侧的那栋房子的台阶，亨利摆了摆手，表示谢绝，然后，他就发现了那个年轻女郎，在那里，围着围裙，只见她一边等候着参观者，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头发。拉瓦雷立即补充说，他的女儿，爱米丽艾娜，早已准备好了一点小吃。亨利最终还是接受了：

太阳很快就要升起来了。方圆几公里之内连一棵树都没有。墓地令人联想到一片战场。这一队人在镇长的带领下走着，镇长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E13号，瞧，这就是E13号……”他十分了解这个该死的E13坟墓的地点，因为头一天他就来过这里，待了几乎一个小时，但是，毫不寻找就直接过来，对于他而言，似乎就像在侮辱他谨慎的心灵。

亨利和拉瓦雷在院子里打过招呼，亨利并没有向他介绍迪普雷。后来，他也只满足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事儿，您找迪普雷去解决吧。”这时，拉瓦雷才转过身来，冲那位走在他们俩身后的管理人微微点了点头，这一动作就算是相互介绍过了。

他们最终停在了一座刚刚被挖开的坟墓前。一口棺材出现在一层薄薄的泥土底下，底部已经清理出来，并被微微抬起，可以读到上面刻写的铭文：“埃内斯特·布拉谢—第133步兵团下士—1917年九月四日为法兰西战死。”

拉瓦雷锯木细木工场已经默默无闻地经营了三代人，直到战争爆发，才给他们带来了转机，战争的持续使得它能为法兰西军队提供总长达好几百公里的枕木、撑木、木头支柱，用于建造、加固和维修战壕与通道，他们的工人数量从十三人增加到了四十多人。老板加斯东·拉瓦雷本人也一样，有一辆很漂亮的小汽车，但他只有在重要场合才肯把它开出来，这里毕竟不是巴黎嘛。

“这又怎样呢？”普拉代勒问道。

在三十来个工人羡慕的目光下，亨利把他庞大的高级轿车停好。停在院子的正中央，为的是显示出究竟谁才是老板。老板嘛，就是那个来指挥、来下命令、来订购定制的人，人们也把他叫作客户，或者国王，全都是同一个说法。

省长指了指镇长在他面前翻开的登记簿，就像是在读一部天书或是一本圣经那样，庄严地读了起来：

他们在近中午时分到达。

“‘E13号位：西蒙·佩尔拉特’—第六军的二等兵，—1917年六月十六日为法兰西战死。’”

当兵时，迪普雷就一直在普拉代勒上尉的命令下做事，而后者在退伍后就雇佣了他，给了他一口饭吃，早先临时的工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固定的薪水。迪普雷出身农民，习惯于在自然现象面前乖乖地臣服，他把这种市民社会的隶属关系当作自然万物状态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继续而接受下来。

读完后，他啪的一声使劲合上了登记簿。普拉代勒皱起了眉头。他很想重复一下他的问题：这又怎样呢？但他没有问，他还是不慌不忙地让信息本身去说话。于是，省长接上了话头，牵涉到市镇级和省级之间的权力划分问题，并最终使出了撒手锏：

车内，一边是迪普雷，他的长裤显得太短，文件夹搁在膝盖上，车从巴黎出发后，他就一直在静静地欣赏着胡桃木制作的纹理清晰的仪表板，这可是亨利对他自己当初所做决定的唯一的小小违背，他本来说得很清楚，要把自己收入的基本部分都集中用于拉萨勒维埃家产的整修，而现在，他为汽车中的装潢也稍稍奢侈了一把。另一边，就是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本人，他是马塞尔·佩里顾的女婿，大战中的英雄，三十岁的百万富翁，成功人士，前途无量。在奥尔良的公路上，他开车开得时速超过了一百一十公里，已经轧死了一条狗和两只鸡。好在，那也只是一些牲畜，瞧，我们总是会回过头来说到牲畜的。有的人飞黄腾达，有的人命丧黄泉。

“您的团队弄混了棺材与安葬地点。”

希斯巴诺-苏莎汽车公司为H-6-B型汽车(六缸发动机，135马力，时速137公里)选定的飞鹳标志，还是由卓越的传奇人物乔治·基纳梅尔[16]率领的著名空军中队的标志。基纳梅尔跟亨利属于同一类人，除了一点，即基纳梅尔已经死去，而亨利却始终还活着，而这一点，则为亨利确保了一种毋庸置疑的超过那位空军英雄的优越性。

普拉代勒转过身来朝向他，满脸狐疑。

迪普雷中士长，则绝妙地图解了前一类：勤劳肯干，微不足道，顽固执拗，毫无才华，听从命令。

“活儿都是您的那些中国人干的，”省长补充说，“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对地方……他们把棺材埋在了最先碰到的坑里。”

对于亨利，世上的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役用的牲畜，注定要辛勤劳作，盲目地干活儿，一直干到头，过一天算一天；另一类是精英的造物，一切好处全都归于他们。这全都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系数”的缘故。亨利很赞赏这一说法，这是他某一天在一份军事报告中读到的，他就把它采用了。

这一次，亨利转过身去看的人是迪普雷。

与它比起来，迪普雷实在是一个庞然大物，一座巍峨的高山。他不是一个侦察兵，他是一个步兵。他具有步兵的那种特殊性格，就是步兵们自己宣称的忠诚可靠、光明正大、忍辱负重，所有那些傻帽玩意儿。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些中国人？”

前方，远远地，有一只鹳伫立在汽车散热罩的盖子上，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瞧了瞧它，又看了看坐在自己身边那位心宽体胖的迪普雷，情不自禁对这两者做起了机械的比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恰好相反，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而亨利正是为了区分他们，让他们彼此对立，才对两者做比较的。假如这只鹳没有一对巨大的翅膀，向下扇动时让两翅的尖端拂过地面，或者，它没有极其优雅的细长脖子，顶端连着一个自由自在的角喙[15]，那么，凌空飞翔的它兴许就会像一只野鸭子，但是，它还是要比野鸭子更加庞大……更加 ……(亨利寻找着一个适当的词来表达)更加“终极”，只有上天才能明白，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那翅膀上的美丽条纹，他心里想着，赞赏不已……就如呢绒上的一道褶裥……甚至就连拖在后面的爪子，也拉曳出了细微的曲线……人们几乎可以宣称，它就在汽车的前头劈开了空气，却没有摩擦气流，它如同一个侦察兵，开辟了道路。对他眼前的这只鹳，普拉代勒始终赞叹不已。

回答的人却是省长：

14

“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法语，奥尔奈-普拉代勒先生……你雇佣了一些不懂法语的人来干这个活儿。”

早在回家路上，他就已开始了一番快速盘算。即便爱德华对吗啡的依赖继续维持在目前这样稍稍偏高的剂量上，他们也依然能享受几乎六个月的安宁日子。

一时间里，亨利有些站不稳脚跟了。然后，回答声喷涌而出：

他朝前走了三步，掀起了覆盖在一辆早已破烂不堪的三轮车上灰尘蓬蓬的雨布，推开那些乱七八糟地堆放在车斗中的杂物，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珍贵的鞋盒子放了进去。

“这又能怎么着呢？这帮他妈的浑蛋!当那些死者的家属前来致哀时，他们会为确认埋在坟里头的真的是他们的孩子而去挖坟吗？”

尽管马尔蒂诺大夫已经为他那被希腊人扎破的左手做了包扎，伤口依然生出一种钻心的疼，他的心里也是一团乱麻。拼死拼活夺来的这一点货，给了他些许喘息的时间。现在，对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来说，寻找吗啡变得如此紧要、如此迫切，而他，对各种各样的激情，却早已是如此敏感、如此漏洞百出……同时，他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从那里带回来的东西，足以杀死他的战友二十次，甚至一百次。

所有人都惊呆了。除了迪普雷，因为他很了解眼前的这个男人：自从开工以来，四个月里头，他见此人总是到处疲于奔命，这里堵塞漏洞，那里填补缺口，应付最严重的问题!这样的一份工作，总会出现一大堆特殊情况；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该多雇几个人盯着，而老板却不愿意多雇人；那就这么凑合着吧，他说，他们人数已经够多了，更何况还有你哪，不是吗，迪普雷？我是可以信任您的，是不是？于是，现在，一具尸体占据了另一具尸体的坑，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天，当阿尔贝晚上回来，那个硬纸鞋盒夹在胳膊底下，走到楼梯底下时，时间已经快二十一点了。

相反，镇长与省长则气得牙根直痒痒。

爱德华和露易丝的时间就花费在了这上面，制作各种各样的面具。每个面具，爱德华从来不会戴第二次，新的一定会替换掉旧的，而换下来的就挂在房间的墙上，跟它的那些同类待在一起，就像是猎获的战利品，或者是一家易装癖商店里所展现的那些化装用品。

“等一等，等一等!……”

几天之后，爱德华戴上了一个全白的面具，上面画着一张充满了笑容的大嘴。而且，那上面，他的眼睛也是笑眯眯的，闪烁着光亮，他那样子很像是一个意大利戏剧演员，某一个斯佳纳莱尔[13]，或者帕利亚乔[14]。从此，爱德华读完他的报纸后，就会把报纸捣成纸浆，用来制作面具，那颜色白得就如白垩粉，然后，再由露易丝和他涂上颜色，或者加以种种装饰。本来只是一种游戏的东西，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一种日常消遣活动。露易丝就是一个大巫师，总是能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例如彩色玻璃珠花、珍珠、布料、彩色毛毡、鸵鸟羽毛、人造蛇皮。此外，当然还有报纸，跑遍全城去寻找所有这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应该是一项真正的大事，而阿尔贝，甚至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

说话的是镇长。

那些面具留了下来，如同露易丝。

“我们是有责任的，先生。这毕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这时候，他听到左边传来了一记颇有些沉闷的小小声响，于是就转过头去，但他只来得及看见露易丝嗖的一下跑向了楼梯，就没有了踪影。他还是没能听见她的笑声。

马上就是一番慷慨陈词。看来，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阿尔贝表现出了惊讶。爱德华伸手做了一个戏剧动作，像是在问他：“哎，你觉得怎么样？”这很有些怪异的意味。自从他们互相认识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爱德华做出了一种真正具有人情味的表达。实际上，人们也不能说出相反意思的话，这确实很漂亮。

“是的，那是当然，”普拉代勒以一种很随和的口吻接着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显而易见。但是，您知道，这是……”

爱德华用一只鼻孔吸着烟，脸上戴着一种很特别的夜蓝色面罩，它从鼻子底下开始，覆盖了脸的整个下部，一直到下巴，就像是一把大胡子，一个希腊悲剧演员的那种大胡子。那是一种深深的但又闪亮的蓝色，上面点缀有金色的细小斑点，仿佛是在烘干之前撒上了一些闪亮片。

“是的，先生!确实如此，我知道的，你想象一下吧!那不是别的，那是对我们死者的一种侮辱!因此，我要让这项工程停下来。”

大概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时分，阿尔贝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他胸前背后披戴着三明治广告牌(广告的一面是品客药丸：一点点时间足以大大地改变一切；另一面是朱韦尼尔的女子紧身胸衣：全法两百家店铺任你选!)，溜溜地走了一个下午：整整一条巴黎林荫大道，从巴士底广场，到共和国广场。回家后，他发现爱德华躺在那张年代久远的土耳其长沙发上，那是他几个星期之前才得来的，当时，他是用一个早先在索姆河战役中认识的战友的手推车把它运来的，那家伙用他仅剩的一条胳膊—他得以存活下来的唯一手段—使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才拉动这一重负。

省长很庆幸自己已经发电报提前通知了部里。他得到了上级的保护。哦呼。

正是在这一时候，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形成了。她一放学回来，就会上楼来爱德华的家。她为他东一处西一处地收集来最近的旧报纸，前两天的，或者上个星期的。这是爱德华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内容，读报，剪文章。阿尔贝曾经瞥过一眼他保留剪报的那个文件夹，里头都是关于战争死难者、纪念活动、失踪者名单等内容，相当悲伤的东西。爱德华不读巴黎的报纸，只读外省的。露易丝总是能为他找来不少，也不知道她是用了什么办法。每天，或者几乎每天，爱德华都能得到一大摞过期的《西部闪光报》 [12]《鲁昂报》或者《东部共和报》。她就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做她的作业，与此同时，他就在一旁，一边吸他的下士牌纸烟，一边从报纸上剪下他需要的文章。露易丝的母亲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普拉代勒思考了很长时间。

从他们家门口逃走之后没几天，小姑娘露易丝又露面了。阿尔贝心想，那一定是爱德华的样子在她心中激起了好奇。她在他们那个大房间的门口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她二话没说就进了房间，走向了爱德华，向他的脸伸出了手指头。爱德华跪了下来—的确，阿尔贝后来也看到过他这样的滑稽景象—他任由小姑娘用手指头在他那个巨大深洞的边缘来回游动。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全神贯注，人们简直会说她是在做一个作业，就仿佛，她是在用一支铅笔，在法国地图上细心地勾勒着一个轮廓，用来记熟它的形状。

“好吧。”他最终也松了口。

这番话语的劝说作用适得其反，很显然，再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刺激一个十一岁小姑娘的好奇心了。不过，她将会厌倦的……阿尔贝心里这样想道。但是，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那样的。因此，当他看到她来到了楼梯的最上头，坐在了房门边的一个台阶上，当他看到她静静地等在那里，只要房门打开了一点点，就趁机赶紧朝里头瞥去一眼，他就把那道门开得很大很大。结果，小姑娘就倚坐在门槛上，嘴巴半开着，形成一个漂亮的很圆很圆的“O”形，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一声不吭。我们必须说，爱德华的脸的确非常可怖，那个巨大的窟窿，那一排上牙看起来似乎比实际上要大上一倍，这一切跟人们已知的关于人脸的一切全都毫不相像，阿尔贝也曾对他不兜圈子地直说过：“我的老兄，你当真让人感到害怕，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一个如此的脑袋，至少，你也能赢得别人的关注了。”他说这个，本意是为促使对方下决心去做移植手术，“我不信”。为了证明这一点，阿尔贝就指了指房门，只见那个小姑娘一看到他的脸，就惊惶地从门边溜走。爱德华根本就不知畏惧，只是堵上一个鼻孔而通过另一个鼻孔重新吸上一大口烟，然后让烟从同一个鼻孔中吐出来，因为，他无法从喉咙中吐气。“爱德华，”阿尔贝说道，“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说实在的，这真的让我好害怕，就像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我向你发誓，不信，你就拿镜子照照自己，你会看到的。”阿尔贝是到了六月中旬才接他战友过来住的，可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像是一对老夫妻。日常生活确实非常艰难，始终缺钱，但是，既然到了这一步，这些困难反而让两个人更亲近了，简直就是一种焊接的效果，牢不可分。对他朋友的悲剧，阿尔贝是极其敏感的，他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不是上天派他来，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拯救爱德华，那么……而爱德华，也感觉到了，阿尔贝是如何一个人挑起了两个人生活的重担，因而也竭力想减轻他的负担，于是，他也开始动手做起家务来，我向你保证，他们这日子，过得真像是一对夫妻。

镇长叹了一口气，他并没有想到，胜利竟来得如此容易。

“看来，没什么好看的，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房间，这是照顾他的那位战友对我说的。”

“我要让人打开所有的坟墓，”他口气强硬地说，一副毋庸置辩的神情，“来彻底查它个清楚。”

她的女儿露易丝是个十分机灵的小姑娘。十一岁了，长了一双猫一样的眼睛，满脸的雀斑，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了。她的言行举止令人惊讶不已。有时候十分活泼，就如岩石上的潺潺流水，有时候却又一下子安静下来，纹丝不动，像一座雕像。她很少说话，阿尔贝几乎不怎么听到过她的嗓音，连三次都没有，她也永远都不微笑。尽管如此，她长得真的很可爱，假如她继续照这个样子长下去，她就将引来麻烦的打架斗殴了。阿尔贝始终就没有弄明白过，她到底是如何征服了爱德华的。通常情况下，爱德华不想见到任何人，但是这个小姑娘，什么都阻止不了她。从搬过来的最初几天起，她就留在了那里，在楼梯脚下，在那里东张西望。孩子们总是很好奇的，尤其是小姑娘，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她母亲一定告诉了她有新的房客搬来住了。

“同意。”普拉代勒说。

他们的新房东叫贝尔蒙太太，她于1916年死了丈夫，一年后又死了兄弟。她还很年轻，兴许还很漂亮，但多灾多难的不幸生活让人实在有些看不出她的魅力所在。她跟她女儿露易丝生活在一起，她表示，“两个年轻男子”的到来，让她感到心安，因为，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带着孩子，住在死胡同的这个大房子里，总是让她有些担忧，万一出了什么事，现有的那三个房客肯定是指望不上的，毕竟，他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她靠着收房租，另外，还东一家西一家地干些打扫清洁的杂活，过着清贫的日子。剩余时间里，她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窗户边上，瞧着丈夫以往堆放在院子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眼下，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用了，生出了红锈。阿尔贝俯身靠到窗户前来时，每每总能看到她。

省长普莱泽克任由镇长在那里施展他的拳脚，因为跟奥尔奈-普拉代勒这么一个圆滑的人打交道，会让他感觉很困惑的。在最初的两次见面中，他就觉得对方手脚勤快、为人高傲，根本不是今天所表现出的那类好通融的人。

阿尔贝和爱德华用一辆手推车拉着行李杂物，自己搬的家，因为租货车要花很多钱。那是九月初。

“好吧。”普拉代勒重复道，又拉紧了他的外套。

很快，他们就寻找到一处够两个人住的地方，这样的两个人：一个偏执狂，一个残疾人。阿尔贝对日常生活的开支省了又省，只求能细水长流。报纸上继续大肆宣传，说是，德国人将会彻底赔偿他们在战争中损坏的一切，就是说，差不多半个国家。等待期间，物价一个劲地不停上涨，复员费却始终还没有发下来，抚恤金也不见踪影，交通状态一片混乱，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毫无保障。因此，黑市贸易大行其道，很多人靠投机倒把活着，他们削尖脑袋拉关系钻营，每个人都通过各自的熟人再去认识其他人，彼此交换着各种信息渠道和联系方式，正是这样，阿尔贝来到了佩尔斯死胡同9号，找到了一栋已经住有三个房客的市民阶层的房子。在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房，曾经用来做货栈，现在楼下堆放了一些杂物，楼上还没有人住。房子看起来不太牢固，但面积很大，带有一个烧煤的炉子，由于屋顶不太高，炉子一烧，整个屋里很快就能暖和起来，底下就有自来水，很方便，两扇窗户很宽大，一个屏风上描绘有牧羊女、羊群、纺羊毛杆的图景，中间有些破裂，已经用粗线缝补过。

很显然，他很明白镇长的处境，也准备坦然对待厄运。

爱德华的眼眶依然还是湿的。然而，当着阿尔贝的面，真不该哭得太多，因为这段时间里，阿尔贝的个人境遇就已经很容易引他落泪了……爱德华很理解他，他只是把一只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给予安慰。他实在感到抱歉。

“说定了，重新打开坟墓检查。”

战争铸造了阿尔贝那不幸的灵魂，但是这一次，沮丧至极的他感觉自己的境遇就是一种不公正。甚至还更糟，就是一种彻底的弃绝。我都作了什么孽啊？他心里说，惊慌失措。自停战以来一直在他心中微微作沸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他的脑袋往隔墙上使劲撞了一下，挂在墙上的那幅画有马脑袋的画框震落下来，玻璃从正中间碎裂开来，阿尔贝一屁股瘫坐到地上，连续两个星期中，他的脑门上一直鼓凸着一个肿块。

他后退几步，准备走掉，然后似乎又想要核实最后一个细节：

假如调查进行得更细致，查到了登记簿，查到了偷换的手段、作假的篡改，那么，最终的结局就将是坐牢，而不是抚恤金了。

“当然，一旦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了，就请您通知我们，行吗？而您，迪普雷，您给我把那些中国人派往夏齐埃尔-马尔蒙去，那里的工程有些耽搁。说到底，这件事最终还算不太糟糕，凑合着吧。”

爱德华早就改换了身份，他将什么都无法证明，他也将什么都得不到。

“嘿，等一等!”镇长吼叫起来，“应该由您的人来重新打开坟墓!”

无论如何，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从来就没有一名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士兵在113高地战役中受伤后被登记收治。人们应该会找到一个叫爱德华·佩里顾的，从战场上撤离下来后就因伤重不治身亡，然后，一个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伤员被转院到了巴黎。但是，只要做一个哪怕最简单的行政调查，就将证实这个故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个住院的伤兵爱德华·佩里顾，跟这个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战士本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后者在两天之后就转了院，转到了位于特鲁代纳大道上的罗林医院。但他恐怕根本无法提供要求提供的材料。

“啊，不，”普拉代勒回答说，“我的中国工人，他们只负责下葬。我只付钱让他们干这个。我倒是很愿意他们能掘墓挖出尸体来，请注意：我本来是跟政府一次性算账付款的，但是，现在这么一来，我就得跟你们算三次账。第一次是下葬费用，第二次开掘费用，而当你们要为对头的棺材重新选择对头的地点，那我就得请你们付第三次款，让他们重新安葬。”

这真是令人震惊。

“这可不行!”省长喊叫道。

阿尔贝皱了皱眉头。于是，爱德华站起来，从他的军用背包中掏出一份已经捏得有些皱巴巴的表格，表格上印刷着这样的字样“领取抚恤金申请表”，里面列着必须向有关委员会提供的相关文件的清单。阿尔贝的目光停在了由爱德华本人用红笔画了线的材料名称上：伤病或残疾证明原件—最初的战地医院或诊所收治病人的登记表—复员遣返档案卡片—最初的军队医院住院登记表……

是他签署的合同，确定的价格费用，他知道政府拨款的预算，在超支的情况下，是要挨上司的剋的。他已经因为一次行政错误而被下调到了这里，那一次，他和一位部长的情妇有点事，却不料事态趋向恶化，结果是，一个星期之后被调动到了当皮耶，而这一次，那就免了吧，他可不想被派往海外殖民地，在那里结束自己的官场生涯。他是有哮喘病的。

爱德华再一次摇了摇头。而由于阿尔贝始终就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拿过来那块对话用的写字板，用粉笔在上面写道：“欧仁·拉里维埃尔。”

“我们可不能付三次账，门都没有!”

“我来做这个吧，老兄，”阿尔贝说，“你就不用操心啦。”

“你们俩自己去想办法吧，”普拉代勒说，“我，我得知道拿我的中国工人做什么!他们要么好好工作，要么就走人!”

他心里想，是这样的，爱德华还没有摸到门道呢，他还没有填写过申请表，也没有投寄提交过呢。

镇长听了不禁惊慌失色。

“怎么就不成呢？”阿尔贝问道。

“好了，先生们!”

爱德华在一旁摇着头。

他挥动胳膊，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动作，大致指了指整个一片墓地的面积，天光正从墓地上空亮起。四下里一片空旷，气氛阴森，没有青草，没有树木，没有边际，在乳白色的天空下，在凛冽的寒风中，只有那些被雨水淋得变紧实了的土堆，那些散乱堆放的铁锹、手推车……这场景实在是太凄惨了。

对于阿尔贝，经济问题将会幸运地得到解决，那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爱德华的伤残抚恤金将会缓解经济上的负担，帮助这位战友接济生活，解决困难。一个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战士，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再继续一种正常生活的士兵，一个跟战友们一起赢得了战争，把德国人压倒在膝下的士兵……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阿尔贝在这上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他翻来覆去地计算着复员费、退伍补贴、伤残补助……

镇长又打开了他的登记簿。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反复搅动着种种形象、种种艰难，阿尔贝早上出门干活儿，晚上回家。当他们必须讨论什么时(阿尔贝总希望能讨论一些什么)，爱德华就从他的遐想中摆脱出来，那往往已经是二十点钟了，他甚至都不会点亮灯。阿尔贝像个蚂蚁一样忙个不停，很有兴致地说着话，而最常见的话题，就是缺钱。阿尔贝每天都要去攻打一座叫维尔格兰的棚舍[11]，那是政府为最缺吃少穿的人开设的一家日常用品小商店，他说，那里的物品常常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他从来就不怎么提及吗啡的价格，他有着他自己表现其精细的方式。他通常都会说到钱，但说话时的口气几乎很是愉快，仿佛那只是一种暂时的尴尬，之后便能开心地对付，这就如同，在前线时，为了互相安慰，鼓舞士气，人们偶尔会把战争当成另一种简单的服兵役形式，一种最终会给人留下美好回忆的艰苦劳役。

“好了，先生们……”他重复道，“我们已经埋葬了一百一十五个士兵……”

爱德华以前很憎恨他父亲，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两个男人会合在了一种彼此互有的轻蔑之中。爱德华的生活彻底坍塌了，因为它甚至连仇恨都没有了，让他根本无法撑住自己。这场战争也一样，他是彻底打输了它。

他抬起头，被这一证明压得有些消沉。

所有这些脸，包括他自己的脸，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张都没有留下来。在一个没有了脸容的世界中，还能紧紧地纠缠住什么，还能跟谁做斗争？对于他，这不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充满了没有脑袋的人影的世界，而出于一种补偿效果，躯体的比例成倍地增加，达到了他父亲的那种魁梧程度。他童年时代的感觉像一个个泡沫那样冒了出来，一会儿是接触他时所产生的畏惧中夹杂了赞赏的甜美战栗，一会儿又是父亲那种微笑着说话的方式：“不是吗，儿子？”仿佛是在让他见证一下什么才是成人间的谈话，见证一下他还不理解的一些事。人们几乎可以说，他的想象力在枯竭，被降低成了种种现成的形象。由此，有时候，在他眼中，他父亲出现的时候会紧随着一个宽大而又密集的幽灵，就像画册中的吃人妖魔。而他父亲的背影!这个宽阔而又可怕的脊背，一向让他觉得巨大无比，直到后来他自己也变得跟他一般高大，并最终超过了他，而这个脊背，只有它自个儿本身，才善于如此清楚地表达出冷漠、轻蔑、厌恶。

“在这些士兵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

尽管爱德华根本做不到理清纷乱的思绪，他还是听到了阿尔贝在那里谈及日常生活，他试图集中起注意力，是的，当然，必须考虑钱的问题，没错，他现在将成为什么呢，拿他这么一个大个子做什么好呢，根本不可能超越对处境的简单认可，他的脑子就像被什么东西一过滤，一下子滚得远远的。当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已经是晚上了，阿尔贝干完活儿回家了，或者，时间还是大中午的，是他的身体要求打针了。然而，他还是做着努力，他当真尝试着想象会发生什么事，他紧握着拳头，但这一点儿用都没有，他的思绪飘飘悠悠，从最细小的缝隙中飘走，很快逃逸得没了踪影，只留下自由的空间给那些没完没了的反复琢磨。他的往昔像一条大河流淌过去，毫无秩序，也毫无头绪。经常反复回到他心中的，是他母亲的形象。母亲在他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一点点东西，而偶然涌上心头的那一丁点儿回忆，他总是牢牢地抓住不肯放手。那是一些模糊的形象记忆，集中在种种刺激感官的感觉中，一种他试图重新找回的含有麝香的香味，她那玫瑰色的带有绒球的花带头饰，还有她的香脂香膏，她化妆用的刷子，一种绸缎的柔和感，那是一天晚上她朝他俯下身来时被他抓住的，或者，一枚她为他而打开的金质像章，微微倾斜着，像是在倾诉一段秘密。相反，她的嗓音却没有给他留下丝毫印象，他记不得她的任何一句话，也想不起她的任何一道目光。他的母亲消融在了他的回忆中，经历了跟他所了解的所有生命体的同样命运。这一发现把他击垮了。自从他自己丢失了脸容以来，其他所有的脸容也随之全被抹除了。他母亲、他父亲的脸，他那些战友、他那些情人、他那些老师的脸，玛德莱娜的脸……她也一样，她的形象会经常返回。只是再也没有了她的脸，剩下来的，只有她的笑。他从来就没有见识过比她更爽朗的笑声了，而为了能听到这一笑声，爱德华曾干过一些疯狂的事，而这对他并不算太难，一幅素描画，两个鬼脸，一个仆人的漫画—他们自己也大笑不已，因为爱德华画画时心中并没有什么恶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尤其是乔装改扮，对此，他有着一种放肆无度的趣味，乐此不疲，并且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才华，而这，很快就转向了货真价实的易装癖。面对着那个化妆的场景，玛德莱娜的笑总归有些不太自然，不是出自于内心，不，而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她说道，“假如他看到这个的话，那你就完了。”她竭力监视着周围的一切，注意着细枝末节，生怕出错。有时候，局面也会摆脱她的掌控，于是，晚餐期间，就会出现冷冰冰、沉甸甸的尴尬场面，只因为爱德华下楼时故意忘记了擦掉睫毛上的睫毛膏。佩里顾先生一旦发现这样的事，就会立马站起来，放下餐巾，让他的儿子离开餐桌，爱德华则会嚷嚷起来，嗨，怎么啦，假装一副很不愉快的模样，我这又怎么啦，但是，这时候，没有人会笑。

省长心里在想，镇长是不是会哭出来，这时候，似乎还真的需要哭一哭才是。

爱德华出了院，带着医生的处方、一点点吗啡，还有一大摞写着欧仁·拉里维埃尔姓名的材料。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坐在了窗前的一把椅子上，那是在他战友那个可怜的小公寓中，而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到了他的肩膀上，就仿佛在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之后，他刚刚走进了他的监牢。

“这些年轻人都是为法兰西而战死的，”镇长补充说，“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很长时间里，他都停留在封闭状态中，保持着一种盲目的抵抗态度，就像其他不少士兵那样，人们都说，这些士兵始终凝滞在早先的那种习惯状态中，挛缩，蜷曲，扭弯，这场战争所曾创造的那一切，真是疯狂。他的抗拒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画笔底下莫德雷教授的形象中，在他看来，这个莫德雷就是一个肮脏的浑蛋，他更关心的并不是那些病人，而是医学，以及外科医术的进步；兴许，那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但爱德华看不出这里头的细微差异，他的脑袋正中央破了一个窟窿，他根本没有兴致去掂量对与错、好与坏。他已经依赖上了吗啡，他调动起他所有的精力，低三下四地求爷爷告奶奶，弄虚作假，甚至不惜出手去偷，千方百计地让医生给他开这种药的处方。他兴许想到了，有朝一日吗啡会要了他的命，我才不管它呢，必须搞到更多的吗啡，而在听到他拒绝了一切，拒绝了器官移植、肢体再接、假体安装之后，莫德雷教授最终也把他赶出门外。人们拼死拼活为这些家伙尝试各种治疗方法，人们热心地向他们建议最新的外科技术，而他们却更愿意停留在早先的状态中，他们只是冷冷地瞧着我们，就仿佛是我们把一颗炮弹扔到了他们头上。那些精神病科的医生(士兵拉里维埃尔去看了很多精神科大夫，但他十分封闭、固执，从来就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因此，也对这类伤员顽固的拒绝总结出了一大套理论。莫德雷教授对种种解释皆不以为然，只是耸耸肩膀了事，他希望把他的时间和学问都贡献给值得他付出心血的那些年轻伤员。他连看都没看爱德华一眼，就为他签署了出院证明。

“是吗？”亨利问道，“你们应该尊重他们吗？”

他尝试着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逗他战友开心，因为他真切地希望能改善他的状态，同时，也为了打破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谜团：爱德华想开心大笑的那一天，又会如何做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的喉咙中会制造出一阵尖厉的滚动声，是那种让你听了很不舒服的滚动声，它会让你生出一种渴望，想要去帮助他。这就如同，当人们看到一个口吃的人在那里结结巴巴地说话时，会赶紧说出一个词，好让对方尽快摆脱让他结巴的那个音节，因为，那实在太让人烦了。幸好，爱德华很少会那样，也许，那更多的是由疲倦造成的，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但是，这一笑的问题，阿尔贝始终没能成功地超越。此外，自从他被活活地埋在炮弹坑里那件事以来，这也不是唯一始终萦绕在他脑际的顽念。除了紧张、持续的焦虑不安，以及对一切随时可能突发的情境的害怕，他还有另一些时时牵肠挂肚的操心事，简直要把他累得趴下，这就像在早先，他一心一意地想重新构思死马的那个脑袋。他把爱德华的那幅画装裱了起来，这让他花费了不少钱。它成了他房间里的唯一装饰品。为了鼓励他朋友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或是只是让他每天都有些事可做，他有时候会站立在那幅画前，双手插在衣兜里，不加掩饰地欣赏着它，嘴里不断地说着，真的，真的，他真有才华，这个爱德华，假如他愿意……但是，这些全都没有用，爱德华点燃一支香烟，有时用右鼻孔吸着，有时用左鼻孔，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主要由一个个锌皮屋顶和一支支烟囱构成的城市景象中。他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乐趣，在住院的好几个月时间里，他也没有制订任何计划，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跟外科大夫、值班医生的禁令作对上，不仅是因为他拒绝自己的新状态，还因为他无法想象之后的日子、未来的生活。对于他，时间仿佛骤然停在了炮弹爆炸的那一刻。爱德华还不如一座出了故障的挂钟，即便是停了摆的钟，一天中至少还能有两次准确的报时。他二十四岁了，而在受伤之后的一年，他还是没能做到重新变回以前的样子。他无法恢复以往的任何东西。

“绝对应该，而……”

“瞧瞧，我还真的算是运气好的呢，”他一边对爱德华说，一边为他做着鸡蛋肉末糊糊，“说到对话这件事，我若是落到一个不好相处的处处要跟我作对的人手里，那岂不是更糟糕吗？”

“那么，就请给我解释一下，已经快两个月了，在你们镇上的公墓中，您为什么让一些文盲来随随便便地安葬他们呢？”

阿尔贝不停地跟他说话，这也就是说，他一个劲地自言自语，就像一个老人在自己的陋室里独自唠叨。

“又不是我把他们埋得乱七八糟的!那是您的那些中……您的那些人!”

阿尔贝很熟悉“神经衰弱”这个词，他四处打听过，提问过，并且还收集到了“忧郁”“消沉”“抑郁症”等词语，这一切对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场，最基本的现象就在他眼前：爱德华正在等死，无论死神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来到，这就是他唯一可能的出路，这远不是一种改变，而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简单过渡，被耐心而又无奈地接受，就像那些肢体不便、沉默寡言的老年人，人们再也不会去注意他们的存在，而他们也一样，除了死去的那一天，再也不会给人带来什么惊讶。

“但是，是您受了军事部门的委托，负责这些登记造册的，不是吗？”

他拿来纸和颜料，爱德华做了一个表示感谢的动作，却从来没有打开过颜料盒。他没有丝毫寄生虫的举止、丝毫吃白食的做派，这是一个空空的信封，没有欲望，没有期望，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想法：就算阿尔贝把他拴在一座桥的底下，就像人们抛弃一个不想再养下去的宠物那样，然后拔腿溜走，爱德华也不会记恨他一丁点儿的。

“镇公所的一个雇员一天过来两次!但是，他不可能一天到晚都盯在这里!”

于是，阿尔贝软下心来，决定从现在开始全面彻底地负责照顾爱德华，照顾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有所好转，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重新制订生活的计划。阿尔贝认定这一恢复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得按月来计算，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什么比按月计算更好的办法。

他转身朝省长瞥去恳切求援的一眼，像是一个遭遇了海难的水手。

他询问过爱德华未来有什么打算，想去哪里寻求躲避。但是，讨论常常在一开始就已结束，阿尔贝一看到他战友那种沮丧的神情，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这双眼睛是他眼前这一幅绝望的画面里唯一有生命的活物，那是一道狂乱的目光，表达出一种彻彻底底的无能为力。

沉默。

他十分害怕。

所有人丢弃所有人，全都各自为政。镇长，省长，军方高层，行政高官，战争抚恤及复员安置事务部长，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中，还有很多的中间商……

两个人挤在一起的共居生活立马变得困难起来。爱德华骨架巨大，身体却很瘦—也只有他们常常看到从屋顶上走过的那只灰猫比他更瘦了—他一个人就占据了整个空间。房间对一个人来说本来就已够小的了；现在要住两个人，几乎就像是挤在一种杂乱的战壕中。那种压抑感，让他们觉得对人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利。爱德华睡在地上，底下只铺着一条毯子，他整天都在抽烟，那条僵硬的腿伸直在身前，目光朝向窗户外。阿尔贝出门之前，会为他准备好吃的东西，还有药剂、吸管、胶皮管、漏斗，至于爱德华会不会去碰它们，他可就不管了。整整一个白天，爱德华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像一座盐雕。简直可以说，他任由生命就那样消逝，就如让血从一道伤口中流走。与苦难为伍是如此令人难忍，阿尔贝很快就编造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尽快地出门离去。实际上，他只是前去杜瓦尔小食铺吃晚餐，要知道，独自一人留下来，跟一个如此悲哀的人交谈，是一件多么伤脑筋的事情啊。

他们都懂的，真的要追究责任时，每个人都是有一份的。除了中国工人。因为他们不识法文字。

爱德华没有任何地方可去。那时候，阿尔贝住在七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那是在顶楼上，穿堂风很大，走廊上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冷水龙头，他就在一个水盆中洗脸擦身，只有当必要的时候才去街区中的公共澡堂洗澡。爱德华走进了房间，似乎没怎么看清楚它，他在窗户边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从那里瞧着大街、天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用右鼻孔吸着。阿尔贝当即明白了，他待在那里是不会再动了，而对爱德华的这一照顾将很快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真正源泉。

“听我说，”普拉代勒建议道，“从今往后，我们就得注意了，是不是，迪普雷？”

那一天，阿尔贝前去医院接他。尽管生活拮据，手头很紧，他还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尽管，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人们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肢残者—在这一方面，战争同样让人具有了一种难以预料的想象力—不过，这样一个格莱姆[10]的出现，拖着一条僵硬的腿跛行，脸的正中央还有一个大洞，还是把那个出租车司机，一个俄国人，吓得够呛。就连阿尔贝本人，尽管每星期都会去医院探望他的这位战友，也一样会被惊吓到。在室外，它所产生的效果跟在室内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如同，有人牵着一头动物园的猛兽在大街上溜达，你倒是想一想。他们一路无话。

迪普雷点了点头。镇长沮丧至极。他应该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知肚明地让那些安葬入土的士兵跟坟墓上的姓名对不上号，而独自一个人守住这一秘密。这一墓地将成为他的噩梦。普拉代勒一会儿瞧瞧镇长，一会儿又瞧瞧省长。

六月份，爱德华回归平民百姓生活后不久，他们就搬来这里住了。

“我建议，”他以一种吐露知心话的口吻说，“这些个小事情，我们就别再张扬了……”

一场瓢泼大雨底下，阿尔贝推开了小院子前的那道栅栏门，他左手缠了绷带，一个鞋盒子夹在胳膊底下，小院子里堆积着整扇整扇废弃的门窗，一些旧车轮，一些破马车的顶棚，一些断了腿的椅子，一些无用的物件，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破烂是如何堆到这里来的，也不知道它们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到处都是烂泥污浆，阿尔贝甚至都没有求助于放置在烂泥地上的一块又一块的石板，因为近来频繁的雨水早已把它们冲得七零八落，不成队列了，他必须像杂技演员那样灵敏地腾跃，才能保证不落到水坑泥洼中。他已经没有橡胶鞋了，因为最后的那一双早就寿终正寝了，不管怎么说，随身带着装满吗啡瓶的鞋盒子，要完成这样高难度的舞步，实在是有点儿……就这样，他踮着脚尖穿越了小院子，来到了那个小楼中，这栋楼的二层经过整修，以每个月二百法郎的价格出租，跟巴黎的一般房租相比，这个价格就算是低得可怜了。

省长咽下一口唾沫。他的电报兴许已经到了部里，它就像是一份调任殖民地的申请书。

13

普拉代勒伸出一条胳膊，搂住了一脸茫然的镇长的肩膀。

就在他出生的那个区的最中心。

“对阵亡士兵的家属来说，最重要的事，”他补充道，“就是让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不是吗？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儿子长眠在了这里，不是吗？这才是最要紧的，请相信我!”

他在一个漂亮的广场上看到了这一切。

麻烦就这样解决了，普拉代勒上了车，使劲地带上车门，他没有像以往常有的那样光火，甚至还平心静气地发动了汽车。

那上面，将会有他的名字，还有他战友们的名字，在他周围。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迪普雷和他一直一言不发，就那么静静地行驶着，瞧着车窗外的景色。

现在，他将让人建立起一座纪念碑。定制的。

这一次又顺利逃脱，但是，疑惑还是抓住了他们的心，当然，各自的疑虑程度不同，但问题在增多，而且到处都有。

佩里顾先生沉浸在自己的万千思绪中，他站立在窗前，眺望着大街却并没有真正地细看。爱德华的名字并没有留在家族之墓上，算了。

普拉代勒终于开口说话了：

仅仅一次，就有那么多的信息，拉布尔丹花了不少时间才抓住关键。当他终于将所有这一切一一具体记住时，当他明白到他还有什么需要去做，并明白到主席先生是何等地急于看到他的意志得到了执行时，佩里顾先生早已把手伸向了他。拉布尔丹有些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便紧跟着也伸出手来，但他的手落到了空无之中，因为佩里顾先生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就返回到了他的套间中。

“我们得拧紧螺丝，加强措施，嗯，迪普雷？我能寄希望于您吗？”

“至于广告，很显然，我是不想要的。您来创建一个慈善机构吧，一个什么协会，您看着办好了，我会为它提供所需的一切的。我给您一年时间。到明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我希望它能落成。在那碑文上，我要看到所有出生于本区的死难将士的姓名。您明白吗？所有的死难将士，一个不缺。”

22

佩里顾先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银行家生涯，他的财富一半来自于证券交易，另外一半则来自各种工业企业的开发。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比方说吧，投身于政界：政治已经诱惑了他的很多同行，但他们在政界中却什么都没有赢得。他的成功总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本领之上，而政治成功则往往取决于跟选举一样不确定、有时甚至可说是一样愚蠢的环境，他感到很厌恶。此外，他也自认为没什么政治细胞。要干那一行，首先得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他的玩意儿、他的伎俩，只是金钱。而金钱总是喜欢暗着来。佩里顾先生把谨慎当作一种美德。

不。一根食指来回摇动，就像汽车的雨刷一样，但更为迅速。一声坚定的、决定性的“不”。爱德华闭上了眼睛，阿尔贝的回答早就在他的预料之内。这是一个腼腆的人，一个胆怯的人。即便是做没有任何危险的事，要下个决心也得花上好几天工夫，而现在，你想想，要去卖死难者纪念碑，还要带上钱财开溜!

“您先找一个地方，”佩里顾继续说道，“假如需要的话，先铲平地基。但愿它会很漂亮，不是吗？它将值得它所值的。发起一场竞争吧，召集一个评委会来讨论一下形式，但是，最后得由我来拍板，因为是我掏的钱嘛。至于这桩生意的广告嘛……”

在爱德华看来，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搞清楚，阿尔贝最终能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之内接受这件事，因为即便主意再好，也禁不起一拖再拖，凡事拖得时间一长，就容易泡汤。他贪婪地阅读的那些报纸让他不断地感觉到：不久后，当市场上纪念碑的供应趋于饱和时，当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铸造匠一窝蜂地涌向这一生意时，那就为时太晚了。

拉布尔丹张大了嘴，眨巴了一下眼睛：“好，好，好……”

要么当机立断，要么永远放弃。

“我很想做点什么，”他干巴巴地说了一句，“您的那个纪念碑，我来付钱好了。全部由我来付。”

对于阿尔贝，就是永远放弃。食指的摇动—不。

傻瓜们有时候也会有惊人的言行。这一疑问其实并不太傻，因为佩里顾先生并不住在他的那个区。那么，他为什么要掺和到这一个纪念碑的故事中去呢？这种直觉是很准确、很清醒的，从拉布尔丹这方面来看，证明了这一次是思维上的一个意外事件。以前，跟一个聪明人，尤其是跟一个聪明人，佩里顾先生从来就不曾让自己表现得如此真诚，他实在做不到那样，而眼下，面对着一个如此的傻瓜，那可就……再说，就算他愿意，那也是说来话长了。

爱德华则依然固执地继续他的工作。

“但是，您，主席……您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呢？”

他的纪念碑作品的设计接连出笼，一幅接着一幅，并有了作品样品的名录册。他刚刚孕育了一幅很成功的《胜利女神》像，那是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获得的灵感，但已不再是无头的女神，而是有一个法国大兵戴了头盔的脑袋，这个模型将会让人神魂颠倒。由于在露易丝近傍晚时分过来之前，他一直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所以，他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思考，回答自己提出来的种种问题，并进一步琢磨自己的计划，他得承认，自己的计划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尽管困难比他早先想到的要少，他还是竭力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它们，并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的困难来。不过，障碍虽然多，他还是坚信不疑。在他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失败的。

他解释了一切。他从前面向上提了一下他的长裤，那模样像是在说：现在，我得好好地喝他一杯。佩里顾掂量了一下，想知道自己在何等程度上轻视了这个毕竟有着—这样的事毕竟是会发生的—惊人反应能力的人。比如说，现在，此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真正的好消息是，他带着一种出人意料的几乎火爆的热情工作着。

“我向您发誓，”拉布尔丹总结道，他有些被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所压垮，“表面来看，这事情很简单，但实际上，它真的是可—怕—至—极。”

他兴味盎然地沉浸在这一奇妙前景中，他完全被它给裹挟了，占据了，他的整个生存全都取决于此了。在跟这些与生俱来的鼓动者的愉悦以及恶作剧本性重新结合之后，他又变回了原先的那个自己。

佩里顾先生心如明镜，明白得很。

阿尔贝倒是很享受这一点。这个爱德华，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过他，除了远远地，在战壕中；现在看到他回归于生活，他觉得这当然是命运对他的一种真正回报。至于他从事的事业，阿尔贝认定它断然不会成功，因而也就几乎不为他担忧。在他看来，此事打从根上起就成不了。

“我们总归不能对他们说：‘把钱拿回去吧，这事情办不了啦。’您明白吗？而从一方面来说，假如我们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就随随便便地竖立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意儿，那我们又该如何来面对选民们呢，那样的话，可就糟透了，您明不明白？”

这两个男人之间，早已经开始了一种力量的竞赛，一个发动进攻，一个拼命抵抗。

他等了饱含意义的沉甸甸的一秒钟，好让佩里顾先生自己去掂量这样一个悲剧性结果。

如同往常，胜利的天平并不倾向于强力，而是消极。只要阿尔贝说“不”的时间足够长久，就能获得胜利。对他来说，最残忍的，并不是拒绝进入这一疯狂的计划中，而是让爱德华失望，把他重新找回来的美丽的生命力扼杀在萌芽状态，把他打发回他们生存的那种虚空之中，进入一种毫无规划的未来中。

“因为，尤其缺少的就是金钱，这您是知道的……国库已经空了，这个您不会不清楚的。因此，一切都得依靠民间的募捐。但是，人们又能募捐到多少钱呢？假设，人们只能筹集到修建纪念碑一半的钱，那剩下的另一半我们又怎么解决？看来，我们必须介入了!”

也许应该向他建议一些其他东西……那么，建议一些什么好呢？

人们没完没了地争论，总是有一些事情会耽搁，拖后腿，有些人想要一个比临近那个区更雄伟的纪念碑，有人说要建一座纪念性的标志牌，有人说要来一幅巨型壁画，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主张，强调着自己的经验……各种各样的争执与论战持续不断，没完没了，拉布尔丹硬是从中摆脱了出来，一拳头砸在了桌子上，然后，他戴上了帽子，直奔妓院去躲清闲了。

因此，每天晚上，他都会对爱德华为他显示的那些新画作、那些新石碑、那些新雕像，表示出一种彬彬有礼的欣赏态度，尽管其中不带什么情感的流露。

“那是因为，一切都需要花大钱，这玩意儿实在不便宜呢!”

“你得好好理解这一想法，”爱德华在他的对话本子上写道，“人们可以自行建造他们的纪念碑!人们可以展现一面旗帜，一个法国大兵，这就有了一座纪念碑。人们可以拿掉那面旗帜，把它换成一座《胜利女神》像，人们便有了另一个纪念碑!用不着太费力，也用不着非得有什么才华，人们就能成为创造者，显然，这将大受欢迎!”

他有些喘不上气来，因为他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技术上的困难。需要组织募捐，展开竞赛，筹建一个委员会，找一个办公地点，但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地方，更不用说评估计划的可行性了。

啊，仅仅在这一方面，阿尔贝暗想到，人们就能指责爱德华很多东西，但是他很有才华，能想到好多主意，尤其是针对种种灾难时的创意性举措：改变身份啦，不去领取政府的抚恤金啦，拒绝回到自己条件优越、生活舒适的家中啦，抗拒做器官移植手术啦，沉迷于对吗啡的依赖啦，而现在，他又玩起了利用死难者纪念碑的欺诈伎俩……爱德华的想法真的是一把把惹麻烦的铲子、一根根搅臭屎的棍子。

“但是，有很多障碍，我亲爱的主席，很多的障碍!您都想象不到的!”

“你真的明白你给我的建议意味着什么吗？”阿尔贝问道。

这说明，拉布尔丹对待此事认真到了何等地步。

他挺身站立在他战友面前。

“人们甚至都命名了专门人员!”

“一种亵渎神圣……的犯罪!偷窃死难者纪念碑的钱，就如同亵渎墓地中死者的灵魂，这是一种……一种对爱国精神的冒犯!因为，尽管政府也拨了那么一点点预算，但是，用于这类纪念碑的基本资金，你知道是来自哪里的吗？来自死难士兵的家属!一些寡妇，一些失孤老人，一些孤儿，一些战友!跟你相比，就连兰德鲁[23]也都成了一个初领圣体的人。整个国家的人都将来追捕你，所有人都将站在你的对立面!而当人们把你抓住时，你将面临一场正义的审判，因为从诉讼的第一天起，就将有一座断头台竖立起来，等待着你，要照你的意思砍下你的脑袋!我知道，你的脑袋，你早就在烦它了。但我知道，我的脑袋还很适合我，我还得好好地留着它呢!”

这项计划差不多已经烧了他近一年的钱。因为，明年在凯旋门建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很好，但还远远不够；每个区的居民们，以及各个老战士协会都想要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纪念碑。所有人都在要求这个，在议会中都已经投过票了。

他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一边准备回到自己正干着的活儿中来，多么愚蠢的计划啊!他转过身来，手中还拿着抹布。自从他去佩里顾先生家拜访就餐以来，普拉代勒上尉的那张脸就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现在，这一形象又一次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突然明白到，很久以来，自己的脑子里实际上早已在酝酿着强烈的复仇计划。

瞧他们干的好事。

而现在，时机终于来到了。

“我们还没有……任何进展呢!”

显而易见，这是一次天赐良机。

拉布尔丹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胡编乱造什么，于是，他便说：

“我要对你说，我的心里特别希望，让普拉代勒上尉这个下流胚也挨一挨枪子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眼下的这种生活，我们今天的所有一切，全都是因了他的缘故!”

“这个嘛……”

爱德华似乎并没怎么相信这一套新说法。他的手悬在了他那张纸的上方，有些疑虑。

“是的，”佩里顾鼓励他说，“告诉我一切好了，这样做最好。”

“当然是这样啰!”阿尔贝趁势接着说下去，“看来，你有些忘记他了吧，这个普拉代勒!但是他，并不像我们这样，他衣锦还乡，作为英雄回归，戴着他的勋章、他的奖章，他还拿到了军官抚恤金!我敢肯定，战争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呢……”

他显得有些尴尬。

“他是不是有道理走得更远呢？”他在心中自问道。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在回答它。现在，在他看来，向普拉代勒报仇雪恨便是一件如此明显的事……

“我亲爱的主席，为了告诉您一切……”

他开始投入了：

他对所有人都称“主席”，因为，现今，所有人都是主席，不是这个机构就是那个机构的主席，这就如同在意大利谁都是“博士”那样，拉布尔丹就喜欢这样简单易行的叫法。

“他带着他的那些勋章与荣誉，我想象他因此有了一桩漂亮的婚姻……怎么不会呢，一个像他那样的英雄，人们当然会打破脑袋地争抢了!眼下，正当我们无可奈何，坐以待毙之际，他应该正在谈大生意，干大事业……你觉得这样合乎社会的公共道德标准吗？”

“我亲爱的主席……”

令人惊讶的是，阿尔贝并没有从爱德华那里获得他所期望的支持。他的战友抬起眉头，又俯身在纸上写道：

拉布尔丹很惊讶，咂了咂嘴唇，睁开了一只山鹑般的粉红色眼睛。

“这一切，首先是战争的错。没有战争，就不会有普拉代勒。”

“您的那个战争纪念碑的计划，”佩里顾问道，“都进展到了哪一步啦？”

阿尔贝差点儿没能喘过气来。显然，他很失望，但尤其是，他伤心透顶。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个可怜的爱德华早已好高骛远，不再脚踏实地了……

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说话的。拉布尔丹已经按捺不住，为之激动起来，人们需要他，他乐于助人。佩里顾先生很清楚，他的女婿总是在利用他的一些关系，而拉布尔丹近来被推举进了管理那个军人墓地事务的招标委员会，他并没有过问得太紧，他只是满足于了解一个大概情况，但是最基本的信息他都掌握了。无论如何，到了他想知道所有一切的那一天，拉布尔丹想必会为他和盘托出的。再说了，这位区长，他也早就准备好了，坚信自己这一次就是应邀来谈这件事的。

两个男人多次重复过这一对话，而谈话则始终把他们引向同一个结果。阿尔贝以道德的名义，始终幻想着复仇。

“亲爱的朋友……”

“你把它当成了一件个人私事。”爱德华写道。

两个小时之后，佩里顾先生在自己家富丽堂皇的大客厅中接待了拉布尔丹。在这位区长来到时，他并没有前往迎接，也没有去握他的手。他们就在那里干站着。拉布尔丹容光焕发。如同往常那样，他急匆匆而来，早已准备好要提供服务，要表现出有用，既是送上门的礼品，又能提供一些奉献，啊，他可是真的愿意像妓女那样，为人带来欢乐。

“这个，正是发生在我头上的事，我觉得它们相当私人化。你不这么认为吗？”

当他用这种方式来说话时，那一定是有紧急情况。

不，他不这么认为。复仇并不能满足他的正义理想。对他来说，死死地抓住一个人让他来负责，这还很不够。尽管现在天下太平了，爱德华却向战争宣了战，并且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换句话说：以他自己的风格来行动。道德不道德，那就不关他的事啦。

“哦，还有……”他说着，停下来一会儿，仿佛他突然想起来一个什么细节，“你愿不愿意给拉布尔丹打个电话，让他过来见我一下？”

看得出来，他们俩各自都想继续自己的故事，而且它们将不再是同一个故事。他们在寻思，他们是不是应该各自写各自的，各以各的方式分别进行。

他站起来，放下手里的餐巾，对着他女儿莞尔一笑，准备离开房间。

当阿尔贝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便更愿意去想别的事。对了，喏，佩里顾府上那个小女仆的形象至今还在他的脑际转悠呢，我的天呢，她有一个多么漂亮的嗓音啊，还有，他又想起了他的那双新皮鞋，他已经不敢再穿它了。他为爱德华准备着蔬菜与肉的混合液，而爱德华，每天晚上，则会一再返回到他的计划，这真的是一个固执透顶的小伙子。阿尔贝什么都不肯让步。既然道德没能赢得胜利，他就只能转而求助于理性了：

当他说到“其他任何人”时，他想说的就是“你丈夫”。玛德莱娜很明白，这并没有伤及她。

“要想做好你的事，你得明白，必须创建一个公司，提供种种证件，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不然，人们会把你的样品名录扔到野地里，人们用不着跑得太远，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人们会很快抓住我们的。而在逮捕与行刑之间，你几乎来不及好好地喘息一下!”

“这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佩里顾先生认可道。

爱德华似乎丝毫不为所动。

“但是，当然啦，爸爸，”她微笑着继续道，“没有必要对着人家的屋顶大张旗鼓地呐喊。”

“我们还需要有地方来办公，”阿尔贝大声吼叫道，“办公室!而你还能戴着你的黑人面具来接待客户吗？”

玛德莱娜抬起了眉毛，几乎有些很开心的样子，这一次，她久久地等着迟迟不来的结局。在董事会上，佩里顾先生可能会用一个很小很小的眼神，打断任何人的发言。而在他女儿面前，他甚至都无法说完他自己的句子。

爱德华躺在他的土耳其长沙发上，继续翻阅着他自己画的那些纪念碑图案、他的雕塑样图。这都是一些风格练习。要成功地画出某些丑陋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

“显而易见，没有必要再……”

“而且，还得有一部电话!还得要有人手，回复电话，写邮件……还要有一个银行账户，假如你想接触到钱的话……”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俩闭口无语。

爱德华忍不住悄悄地笑了出来。他战友的嗓音中透出些许惊慌，就仿佛这件事是要拆掉埃菲尔铁塔，再在一百米远的地方把它重建起来。真的有些惶恐。

“邀请他来我家，”玛德莱娜说，“是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对你来说，”阿尔贝补充说，“一切都很容易。当然啦，你可以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

“不，”他继续道，“我是想说，我们也许应该……”

他咬住了嘴唇，但为时已晚，话已出口，覆水难收了。

佩里顾先生闭嘴不说什么了。对他来说，这样一种赶在他之前便早早理解了他心中感受到什么、嘴里想表达什么的方式，真正是他自寻烦恼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源泉，这也给了他种种渴望，想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王子[9]。

当然，这是公正的，但爱德华受伤了。马亚尔太太常常说：“我的阿尔贝，他的本质挺不坏的，甚至，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啦。但他不会来事，不够圆滑。所以啊，他的一生还是一事无成。”

“对他表示了感谢，是的，那是当然。”

唯一能让阿尔贝稍稍动摇，不再一味拒绝的东西，就是金钱。就是爱德华答应能给他赚到的财富。的确，人们将会在这方面花费大量的钱。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种纪念死难者的狂热情绪中，而这种狂热，跟国人对幸存者的排斥态度恰恰又是成比例的。财政方面的理由很有诱惑力，因为阿尔贝现在掌管着钱，他看得十分清楚，花钱容易挣钱难：必须精打细算，把每一笔账都算上，卷烟啦，地铁票啦，食物啦，精打细算了，才能细水长流。那么，爱德华所承诺的那一切，锦衣玉食，百万钞票，住进大房子，出门有车子……

玛德莱娜微笑着表示同意，又点了点头，像是在鼓励他。

还有女人……

“是的，或许……”佩里顾说着，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我们可曾……”

而在女人这一问题上，阿尔贝开始变得焦虑起来，紧张兮兮，一段时间里，人们可以独自对付着挺过去，但是，这毕竟不是爱情，到后来，人们就会因为遇不到任何人而烦闷。

“阿尔贝·马亚尔。”

确实，他对女人的欲望已经非常强烈了，而比起对女人的渴望来，要投入到一件如此疯狂的事情中去，他的恐惧就更厉害了。好不容易才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却要最终在监狱中度过余生，有哪一个女人值得我们去冒一个如此的大险呢？尽管在瞧着画报上的一个个大美女时，他也曾觉得，她们中的很多人似乎还是值得他为之冒险的。

“你弟弟的那位战友，那个……”

“想一想，”一天晚上，他对爱德华说，“当那道门吧嗒一声关上时，我就会浑身一震，你能想象我投入到一件类似的事情中去吗？”

玛德莱娜擦了一下嘴，用疑惑的目光询问他。

一开始，爱德华沉默无语，继续画着他的画，任由他的设计方案自己慢慢成形，但他发现，时间并没能解决他的事情。相反，他们越是谈论它，阿尔贝也就越是能找到理由来反驳他。

“告诉我……”

“再说，就算咱们能把你想象中的那些纪念碑都给卖了，而且那些市镇政府也能垫付预付款，我们又能赚到什么呢？难道一天能赚两百法郎，第二天还能再赚两百法郎？你是在说财源滚滚吧，别白日做梦啦!冒了那么大的险，才收获仨瓜俩枣的，谢谢啦!而要卷一笔钱逃走，那就得赶上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有利因素全都同时凑到一起，你的这桩买卖，那是不可能的!”

快到中午时，玛德莱娜上得楼来，敲了敲她父亲书房的门，发现他直挺挺地站在窗户前，若有所思。大街上，不少行人都捧着一束菊花，能听到一阵阵军乐声传来，反复回荡在大街上。看到父亲如此沉浸于自己的思绪中，玛德莱娜便建议他换换脑子散散心，两个人一起去吃饭，他欣然接受了，尽管他显然一点儿都不饿，他几乎什么都没吃，把餐盘里的菜又退了回去，只喝了半杯水，一脸忧虑的神色。

阿尔贝说的是有道理的。早晚有那么一天，那些买家最终会意识到，在这一切背后，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公司，那样一来，他们就得溜之大吉，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也就是没什么东西。考虑来考虑去，爱德华最后想到了一招。在他眼中，这一招完美无缺。

但是，当玛德莱娜把她父亲在赛马俱乐部中感觉到的不适以及后来他如此不合常规的衰竭联想在了一起时，她对他要去从来都不曾去过的墓地这一突如其来的惊人决定，实在感到有些诧异，让她诧异的，还有他最后流下的眼泪。她十分担忧。这场战争结束了，死敌本来也是能言归于好的，只不过，其中的一方付出了死亡的代价。甚至，连和平也变得毫无意义。整个家，在这1919年的十一月，充满了忧伤的气氛。

今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在巴黎，法国……

当有人前来家中，告知爱德华的死讯时，她接受了佩里顾先生默默地放松的心境，首先是因为，她父亲是她现在所仅剩的一切了(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她有那么一点点像是那位玛丽亚公主[8])；其次，因为战争已经结束，即便它完结得很糟糕，至少，它总算是结束了。她久久地掂量着那种意愿，想把爱德华的遗体运回老家。她十分想念他，知道他离得那么遥远，就好像被遗留在一个陌异的国度，想到此，她每每感觉心痛。那是不可能的，政府不会同意的。但她始终默默地酝酿着这件事(这一次，她做得依然如同她的父亲)，而一旦决心下定，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她了。她四处打听，完成了种种必不可少的秘密交易，找到了人，安排了行程，就出发—一开始，她就违背着父亲的意愿，随后，也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去她兄弟战死的地方寻找他的尸体了，她把他埋葬在了将来有一天她自己也会埋在那里的地方。这之后，她就嫁给了在那里遇识的英俊的上尉奥尔奈-普拉代勒。每一个人都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来做自我了结呗。

那一天晚上，阿尔贝从林荫大道那边回家时，在人行道上发现了一个篮子，里头有些水果。他挑了挑，削掉那些腐烂的部分后，把果肉做成了果汁。每天每顿都是喝肉汤，都喝得有些烦了，而他自己，在变换菜单方面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想象力。至于爱德华，则是你给他什么，他就喝什么，这方面，他倒是不挑剔，好伺候。

佩里顾先生对爱德华的敌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其中的理由玛德莱娜猜得很对：爱德华的行为举止毕竟很像是一个女孩，有多少次，她费尽全力地把他拉回到“正常地”笑，然而，种种的努力工作往往以眼泪而告结束—因此，佩里顾先生的敌意变得如此要命，连玛德莱娜最终都不免感到了一丝庆幸，因为这两块大陆始终没有彼此相遇，这样反而更好。

阿尔贝在围裙上擦了一下手，然后就俯身在那张纸上，从战场上回来后，他的视力就在下降，若是有钱的话，他就应该去配一副眼镜了，他不得不凑得很近才能看清楚：

一边是这个有爱之心却无爱之行的父亲，另一边就是爱德华了，如涓涓溪水的爱德华，十岁了，十二岁了，十五岁了，如洪水恣意泛滥的爱德华，世界末日般的可怖者，乔装打扮者，演戏者，滑稽可笑者，行为过分者，燃烧的火炭，创造性，那是一些画在墙上的有一米来高的图画，让仆人们看到后为之尖叫，女用人则红着脸，哈哈大笑，咬着拳头，从走廊中匆匆跑过，因为佩里顾先生的脸被画成了肿胀的魔鬼样，两只手抓住了自己的鸡鸡，那副模样，简直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玛德莱娜擦着自己的眼睛，立即叫来油漆匠刷墙。佩里顾先生回到家里，见满屋都是工人，感觉很惊讶，玛德莱娜则解释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务过失，没什么太严重的，爸爸，她那时十六岁，他则说，谢谢，我亲爱的，如此，便轻松下来，为家中有个人处理这一类日常杂务而感到欣慰，毕竟，一个人总归是分身无术，不可能长得三头六臂嘛。因为他尝试过了一切，但一切都归于失败，请保姆，女管家，家庭教师，寄宿女伴，所有人全都走了，谁也待不下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这孩子，爱德华，真的是有某种魔鬼附了身，太不正常了，我向你们保证。“正常”这个伟大的词，佩里顾先生总是挂在嘴边，只因为它很有些意思，能用来指一种没什么意思的亲子关系。

今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在巴黎，法国将竖立起一座“无名战士”的墓。请你们也参加，参与到这一庆祝活动中来，并把这一崇高的行动变成一场巨大的民族节庆，在这同一天，也在你们自己的城镇中竖立起一座纪念碑来!

她在青少年时代一直扮演着外交家的角色，夹在不共戴天的死敌之间，随时准备听取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抱怨，缓和父与子所有的敌意，扼杀种种冲突的企图，遏制任何争斗的意愿。由于始终忙于关注这两个男人，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她自己都变得其貌不扬了。当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难看，只是有些平庸，但是，在一个那样的年纪，平庸，便是不如很多别的人那样漂亮。太过经常地，玛德莱娜的身边总是围着一些迷人的年轻姑娘—有道是，有钱男人娶美丽女人，能生漂亮孩子—终于有一天，她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相貌平平。那时候，她十六七岁的样子。她的父亲看到她时，总是亲吻一下她的额头，却并不仔细瞧她。家里头也没有女人告诉她，作为一个姑娘她该怎么做，该如何打扮，她只得多多琢磨、多多猜想，她只能观察其他女人是怎么做的，模仿她们，但做得总是略略有些欠缺。她本来对此类的事就没很大的兴趣。她看到，她的青春，它本来可能会是她的美丽，至少也会是她的性格，现在已经消融分解，已经散成丝丝缕缕，因为没有人会来关心她。她有的是钱，这个，在佩里顾他们家是不会缺少的，它甚至取代了所有一切，于是，她大把大把地付钱请化妆师、美甲师、美容师、女裁缝，根本不计较成本。玛德莱娜并不是一个丑女人，她是一个缺少爱的年轻姑娘。她期待能给她一道爱的目光的唯一男人，能够为她提供一点点必要保证，让她成为一个幸福姑娘的唯一男人，是一个十分忙碌的男人，很忙很忙。人们说到他，就如同说到一块被敌人占领的领土，而这个敌人不是别的，就是生意，就是竞争的对手，就是股票市场，就是政治影响力，捎带着，还有他根本就不在乎的那个儿子(这一任务也费了他很多的时间)，所有这些事情会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啊，玛德莱娜，你原来在这里啊，我刚才没有看到你，亲爱的，你自己去客厅里玩吧，我这里有工作要做!”而她那时候其实刚刚换了一个新发型，或者刚刚穿了一条新买的裙子，而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她。

所有的订货单都会在年底前到来……爱德华总结道。

随后，两人之间的鸿沟不断地加深，直到发展为彻底的沉默，一种连玛德莱娜也无法确定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沉默，反正，到后来，两个人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再说话，同时，也拒绝彼此争斗与对峙，而更愿意保持一种无声的敌视、一种冷漠的情感。她必须追溯到很远很远，方能够回想起几乎成为潜在内战状态的冲突中那个争执的时刻，虽然冲突一直就没有断过，但那一刻，她却是再也找不到了。兴许，曾经有过一个标志性的突发事件，但她早已无法定位它了。那还是爱德华十二三岁的时候，一天，她突然觉察到，这父子俩已经不再面对面地直接交流，而是通过她来传话了。

阿尔贝颇有些不快地摇了摇头。你真是彻彻底底地疯了。然后，他转身去配制他的果汁。

因为，这一场夺走了爱德华生命的战争，它很早就爆发在了家庭内部，就在这个像德国人似的死板的父亲与这个肤浅的、骚动的、迷人的、充满魅力的儿子之间。它由一些秘密的军队行动而告开始—那时候爱德华只有八九岁—而这些行动暴露出了两个阵营的焦虑不安。父亲先是表现出关切，然后是焦躁。两年之后，儿子长大了，就再也没有了一丝丝的疑虑。于是，他变得冷漠、疏远、轻视。而爱德华，也变得冒失、叛逆。

在他们关于这一话题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中，爱德华向阿尔贝强调，用卖了那些东西后得到的钱，他们俩可以远走高飞，前往海外殖民地生活。然后投资一些前途光明的生意，永远免除贫困的威胁。他为阿尔贝展现了他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种种图像，或者是由露易丝带回来的明信片，一些印度的风光景色，一些林场与种植园，画片上有一些殖民者，戴着头盔，一副征服者的样子，站在由土著采伐来的木材前，他们一个个肥头大耳，活像一群僧侣，脸上还挂着自命不凡的微笑。一些欧洲式样的汽车穿越了几内亚阳光灿烂的山谷，车上坐着女人，她们白色的围巾随风飘舞。还有喀麦隆的江河，越南北部的花园，花园中，茂盛的植物从陶瓷做的大花盆边缘恣意满溢出来。而西贡内河船务托运公司中，法国殖民的招牌闪闪发光，总督宫显现出一派富丽堂皇。暮色中，剧院前的公园广场上，男人们穿着大礼服，女人们则穿着长及拖地的晚礼服裙，手里捏着烟嘴，或是一杯清凉的鸡尾酒，人们还以为能听到乐队奏出的音乐。那里，生活似乎很容易，做生意也很容易，财富很快就能积累，当然，还有让人无精打采的热带气候。阿尔贝假装只对它们给予一种观光客的兴趣，但他在科纳克里集市景象的照片前停留了更长的时间，照片上，高大的年轻黑人女子都露着乳房，体态优美如同雕塑，漫不经心地闲逛，显现出一种令人痴迷的性感，他不禁再一次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然后返回了厨房。

战争爆发。

他突然停了下来。

玛德莱娜对她父亲的反应感到惊讶，但她从来就不会流露出来。这一次突发奇想地前来公墓，这一把眼泪，是那么意外……那道把爱德华跟他父亲分隔开的鸿沟在她眼中始终显得如同一个地质学的数据，自古以来就已存在，就仿佛这两个人本来就是两个大陆，位于两个不同的地质板块上，两者的相遇，不会不产生剧烈的海啸。她经历了一切，见证了一切。随着爱德华渐渐长大成人，她看到了，来自于父亲方面的怀疑与猜测也逐渐变成了排斥、敌意、拒绝、愤怒、否认。爱德华则表现为相反的运动，一开始，那只是对亲情的要求、对呵护的需要，后来却渐渐地转变为蓄意的挑衅、剧烈的发作。

“还有，要印刷你的样品名录，要把它寄送到好几百个城镇乡村，你有这笔钱吗？你告诉我……”

他又瞧了一眼画本中这个疲惫不堪、几乎瘫倒在地的士兵，他恐怕从来都不曾确切知晓他儿子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他只能满足于听听别人的一些故事，例如，他女婿的故事，一些同样也发生在那里的英雄故事，同样也跟爱德华战友的那封信一样，满是谎言。关于爱德华，他能有的也只是这些了，一些谎言而已，除此之外，他可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一切都已消逝。他重新合上了绘画本，装进了上衣的内里衣兜。

对很多问题，爱德华已经找到了应对的法子，但对这个问题，完全无招。

之后，他打开了那个本子，一个用得很旧了的物件，用来缠住硬纸板封面和封底的那根橡皮筋已经松得丧失了弹性，人们几乎可以说，它已经绕地球转了三圈，就如同一个探险家的航海日志那样。佩里顾先生立即明白到，这里头是他儿子画的画。画的是前线的士兵。他知道他可能无法一下子就翻阅这整个本子，而为了面对这一现实，面对自己那十分压抑的罪恶感，他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停留在了那一页上，那上面画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戴着头盔，坐在那里，他两腿分开，平贴在地上，肩膀低垂，脑袋微微低下，这是一种疲惫不堪的姿势。若是他不留有一撮小胡子的话，那就活脱脱是一个爱德华了，他心里想。在他始终没有见他的这几年战争岁月中，他是不是老了很多？他是不是跟那么多的士兵一样，也留了一撮小胡子？我又给他写过多少次信呢？他这样问自己。所有这些用蓝色铅笔画的素描，是因为他只有蓝色笔用来画画吗？玛德莱娜应该给他寄去过包裹的，不是吗？回想到此，他感到有些倒胃口，他记得自己曾经对一个女秘书说过这样的话：“别忘记给我儿子寄一个包裹过去……”那位女秘书也有一个儿子在前线当兵，1914年的夏季失踪了。佩里顾先生仿佛又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返回办公室时的情景，她完全变了个人。整个战争期间，她给爱德华寄过几次包裹，就像是在给她自己的儿子寄，她说得很简单，我准备好了一个包裹，佩里顾先生向她致谢，他拿起一张纸，他写道：“祝你一切都好，我亲爱的爱德华。”然后，他犹豫起来，不知道该如何落款，写“爸爸”也许有些不合时宜，而写“佩里顾先生”，则不免显得可笑。最后，他只签上了自己姓名的缩写。

为了把钉子钉得更深，把问题说得更透，阿尔贝前去找来他的钱包，将硬币堆放到盖在桌面的漆布上，一个个数给他看。

佩里顾先生是一个商人，领导着好几家银行、海外商行、工业企业，因此，他凡事都会抱定怀疑的态度。对这样一个现成的传奇故事，他是连一个字也不相信的，这是刻意编排出来的，很像是一幅蹩脚的彩色画片，专门用来安慰阵亡者家属的。爱德华的战友写得一手好字，但他是用铅笔写的，信纸已经老化了，字迹在消退，就像一种编得很糟糕的谎言，没有人会真正相信。他把信叠起来，塞进信封中，然后放到书桌的一个抽屉里。

“我能先借给你十一法郎七十三生丁。你呢，你有多少？”

(……)发生时，我们的部队正在攻打一个德国兵的阵地，这对我们赢得胜利至关重要。你们的儿子，他常常冲在队伍的最前头，此时当胸中了一颗子弹，当场就牺牲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并没有什么痛苦。你们的儿子，他总是提到，保卫祖国是他最高的职责，他应该为自己像个英雄那样死去而感到光荣。

这很懦弱，残忍，无用，伤人，爱德华身无分文。阿尔贝并没有乘胜追击，他收起他的硬币，转身去准备饭菜。整个晚上，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立即认出了它，他喝了茶，拿起信，念了一遍，又是一遍。他久久地停留在爱德华的战友回忆他牺牲情景的那一段：

这样的一天终于来临，爱德华理屈词穷，再也说服不了他的战友了。

佩里顾先生严格遵循布朗什大夫的叮嘱，整整一个星期天都在休息，喝药茶，服药片。他还整理了一下各类文件，在那个银制的托盘上，就在信件旁边，发现了由一张特别女性化的纸做成的一个小盒子，那是玛德莱娜特地放在那里的，里头装了一个小本子，以及一封已经打开了的手写的信，看那样子，是一封很久之前写的信。

说不，就是不。阿尔贝根本就不会改变主意。

星期六那天，他接到了很多电话，都是来询问他的健康状况的。“请问先生，您感觉好点儿吗？”有人这样问他，或者，“您可是把我们着实吓得够呛，我的老兄!”他则冷静地一一作答。对所有人来说，这就表示了一个信号，即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时光如梭，样品名录差不多已经完成，只需要做几点修改，就可以送去印刷并寄送了。但是，剩下的一切全都得一一去做，组织工作，一项巨大的工程，可他们却一分钱都没有……

玛德莱娜来到他身边，挽住了他的胳膊，两人一起返回。

这一切给爱德华剩下的只有一系列没有用的素描画。他崩溃了。这一次，没有眼泪，没有糟脾气，没有恶劣情绪，他只感觉到屈辱。一个小小的会计，以神圣的现实主义之名，判了他一个不及格。艺术家与资产者之间的永恒斗争在此重复了一遍。从一些几乎没什么不同的标准上来说，这就是他面对他父亲而输掉了的战争。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想入非非的梦幻者，因而，是一个无用的人。爱德华相信自己听出来了，这恰恰就是阿尔贝所说的那些话背后的真正意思。在父亲面前也好，在阿尔贝面前也好，他都感觉自己矮了一截，站在了受救济者的行列，一个全力干着徒劳活儿的微不足道的存在者。他已经表现得很耐心、很博学、很雄辩，但他还是失败了。把他跟阿尔贝分开来的，并不是一种意见上的分歧，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他觉得对方心胸狭小，没有气魄，没有抱负，没有狠劲。

他左右来回地摇了摇头。

阿尔贝·马亚尔只不过是另一个马塞尔·佩里顾。人就是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是他没有那么多钱。这两个自信满满的人一扫帚扫过去，就把爱德华所拥有的最具活力的东西扫了个干干净净。他们杀死了他。

你倒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来替他理解一下，读到他死去儿子的名字，读到“爱德华·佩里顾”，在他的眼中，突然具有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意义!

爱德华吼叫，阿尔贝抵抗。他们争吵。

当然啦，既然他儿子并没有被认为埋在这里，就不可能镌刻上他的名字，好的，这一点很显然，但是，对于佩里顾先生，这就如同命运拒绝了他对一次正式死亡的最终认可。当然，官方倒是寄来过一纸证书，那份文件证明，他为法兰西而战死，但是，这样的一座坟墓又是什么，人们甚至都没有权利在此读到他的名字？他把这一切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试图说服自己，最基本的并不在于此，但是，他所感觉到的那一切，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

爱德华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朝阿尔贝投去杀气腾腾的目光，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嘶哑的、威胁性的咆哮。

这一发现让他非常惊愕。

阿尔贝也大声吼叫，说是，他已经打过仗了，他不想再去坐牢。爱德华掀翻了土耳其沙发，沙发禁不起折腾，一下子就散了架。阿尔贝赶紧跑过去，他很看重这件家具，这是家里头唯一一件还有些时髦的东西!爱德华发出狂怒的吼叫声，声音前所未有地巨大，带着激流一般的唾沫，从他敞开的喉咙中喷发出来，这一切直接来自他的腹腔，活像是一座火山正在爆发。

爱德华的名字不在那上面。

阿尔贝一边捡拾起破沙发的碎片，一边说，爱德华尽可以砸碎整个房屋，这也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他们俩谁都不是做这类生意的材料。

玛德莱娜假装被稍远处的一座坟墓给吸引住了，朝那边走了好几步，把他留在了原地。他掏出了他的手帕，擦了擦眼睛。他读着他妻子的姓名：莱奥波尔迪娜·佩里顾。娘家姓玛尔基斯。

爱德华一边继续吼叫，一边一瘸一拐地在屋子里大步走着，用胳膊肘一捅，打碎了一块玻璃，还威胁着要把他们仅有的几个餐盘全都扔碎到地上，阿尔贝赶紧扑到他身上，把他拦腰抱住，他们一起倒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佩里顾先生双手插在他燕尾服的衣兜中，并没有摘下他的帽子。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所有的思绪全都落在他的儿子上，全都围绕着他的儿子，在那里打转。他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他不知道，爱德华的形象，其实在他心中还是留下了不少，先是一个小男孩，然后是一个年轻人，而他所憎恶的那一切又一次让他强烈地怀念不已，他的笑声，他的叫喊声。头一天夜里，他看到曾被长期遗忘的一些场景重新出现，事情可以追溯到爱德华的童年。那时，他对他儿子的真实本性只有些许怀疑，面对儿子的素描画，他可以任由自己走向一种适度的、可控制的满足，确实，那里头有着一种罕见的成熟。后来，他又看到过儿子的另一些素描。爱德华是一个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小孩子，他的想象力充满了一些异国情调的形象，一些火车头，一些飞机。有一天，佩里顾先生被爱德华的一幅画所震撼，画的是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用一种难以想象的写实主义手法，他自己从来都没有从这样一个角度观察过一辆汽车。在这张画面凝定的草图中，到底是什么给了人以如此的感觉，让一辆行驶得如此迅速的高速赛车看起来像是就要飞起来？真是一个奥秘。爱德华那时才九岁。在他的素描里，总是有很多的运动。甚至连百花也在召唤着微风。他还记得有一幅水彩画，画的是花卉，究竟是什么花，他却没有认出来，花瓣非常细腻，他能说的只有这些。表现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框架中。佩里顾先生尽管对这一艺术不太在行，却还是看明白了，这里头有着某种极具创意的东西。此外，这些素描，它们都到哪里去了？他这样问着自己。玛德莱娜是不是把它们保留了下来？但是，他真的不想再看到它们，他更愿意把它们留在自己的心中，他再也不希望这些形象从他的身心中出来。从他的回忆中挖掘出来的东西中，尤其有一张脸反复浮现。爱德华曾经画过很多很多的人脸，各式各样的脸都有，但他对某些面容线条有着一种特别的偏爱，这一点，人们经常能发现，佩里顾先生在问自己，人们称之为“有一种风格”的东西，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那是一张年轻男子的纯正的脸，嘴唇很厚实，鼻子稍稍有些长，很挺，下巴正中央有一道很深的沟沟，但尤其是有一道奇特的目光，稍稍有点儿斜视，没有一丝笑容。他试图想说的那一切，如今还能找到词语吧……但是，又能向谁去说呢？

他们开始恨起对方来。

家族之墓是一个小小的石头房，门楣上镶嵌有一个十字架，它有一道铁门，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佩里顾家族”的字样。石屋的每一边，都镌刻有死者的名讳，不过，这一切只是从佩里顾先生的父母那一辈才开始，因此，还很新，还不到一个世纪。

阿尔贝一时间里丧失了理智，狠狠地击打了几下爱德华的太阳穴，而爱德华则出其不意地打在了阿尔贝的胸口上，把他钉在了墙上，差一点把他撞死。他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面对面地直视对方，爱德华打了阿尔贝一巴掌，阿尔贝则回击了他一拳头。正好打在脸上。

他把汽车停在了公墓门口。父亲和女儿互相挽着胳膊，缓缓地走向家族的墓区。天气晴朗，一轮清凉、明媚、黄色的太阳，把已经摆放在墓前墓后、小径四周的鲜花照得鲜亮。佩里顾先生和玛德莱娜两手空空地来了。两个人谁都没有想到要买花，然而，墓地入口处有的是卖花的人，有的是选择。

然而，爱德华正好面对着他。

墓地中，早已是人声嘈杂。佩里顾先生作为观察敏锐的商人，早已觉察到，那些在露天卖祭品的人心情都很愉悦。他们卖着菊花，有花束和花捧，全都卖得很好，真的是一笔好生意。尤其是因为，今年，政府希望所有的纪念活动都在十一月二日亡灵节那天举行，而且整个法国都要在同一时刻行动。整个国家都将以一个统一的运动来向烈士默哀。从他的小轿车里，佩里顾先生就已看到了种种的准备工作，有人拉开了布条，有人安置了路障，管乐队都是平民着装，正在做着练习，但并不吹奏出声响来，人们清洗了人行道，撤走了停在那里的马车和汽车。佩里顾先生瞧着这一切，脸上毫无表情，他内心的悲伤纯粹是个人的。

阿尔贝紧握的拳头深深地陷入了他脸上的大豁口里。

玛德莱娜曾试图对她父亲解释，她跟奥尔奈-普拉代勒上尉当时是怎么相遇认识的，他表现得又是如何殷勤体贴、关怀备至，佩里顾先生却听不进去，他完全是一副装聋作哑的样子。为什么他女儿要嫁给这个男人，而不是别的人？对于他，此事始终就是个奥秘。他对他儿子的生活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对他的死也是一点儿都不了解，说到底，他对他女儿的生活也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对她的婚姻也一样不了解。从人心的角度来看，他真的是什么都不了解。公墓的保安失去了右胳膊，跟他打照面时，佩里顾先生不禁想到：他是肢体的残疾者，而我，我则是一个心灵的残疾者。

几乎连手腕都快进去了。

还有那个女婿。当时，玛德莱娜前往她兄弟战死的乡下寻找他(他到底是怎样死的？他对此一无所知……)，返回时就带上了那位普拉代勒，第二年夏天，她就跟那一位结了婚。当时，这一事实根本就没有引起佩里顾先生的什么看法，而今天，他却觉得其中有一种奇怪的交换意味。在他儿子彻底消逝之时，他迎来了这个男人，而且要把他作为女婿来接受。这是无法解释通的，就仿佛他要把此人看作对他儿子的死亡负责任，这固然很愚蠢，但他情不自禁还是那样想了：其中一个人的出现恰好就在另一人消亡的那一刻，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建立，似乎是以机械的方式，而对他而言，这就是说，是以自然的方式。

却立即凝定了。

奇怪的是，玛德莱娜所选择的，恰恰正是眼下的这一刻，两个人坐在汽车中的这一时分。她透过车窗，瞧着飞快地向后掠去的街道，把自己的手搭在他的手上，就仿佛她什么都明白似的。她明白我的心，佩里顾先生心里说。这让他感觉很好。

阿尔贝吓坏了，看到自己的拳头扎进了战友脸上的洞洞里，就仿佛他已经彻底穿透了对方的脑袋。而就在他那只手腕的上方，是爱德华惊惶的目光。

佩里顾先生心里想，要把爱德华安葬在家族墓穴中，首先必须把他从阵亡者公墓中挖出来。而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口就发紧，引来一阵疼痛。他尝试着想象死去的爱德华躺在那里的形象，但那始终是一种平和死亡的图像，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鞋锃亮，四周点燃了蜡烛。这很愚蠢。他摇着脑袋，对自己很不满意。他又回到了现实中。过去了那么多个月，一具尸体又会像什么呢？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一些形象浮现在了他的脑际，那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其中有一个问题凸显出来，黑夜也不足以让它消隐，他很奇怪，自己以前怎么就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一问题：为什么他对儿子死在了他前头从来就没有感到过奇怪？这可不是世间万物应有的秩序。佩里顾先生已经五十七岁了，他很富有，受人尊敬，他从来就没有打过任何仗。然而，他时时处处都是胜利者，甚至包括他的婚姻。如今，他还好好地活在人世间。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两个人就这样停顿了好几秒，纹丝不动，好似瘫痪了一般。

佩里顾先生对此丝毫不知情，也从来没有提过任何问题。在开往公墓的汽车里，在默默无语的女儿身边，他想到了头天夜里自己反复回忆过的一切。以前，他什么都不想知道，而今天，他却表现出一种渴望，他想了解最细的细枝末节……一想到儿子，他就产生了想痛哭一场的冲动。幸好，尊严很快又占了上风。

他们听到了一声尖叫，两个人全都转身向门口望去。只见露易丝一只手捂住了嘴，正瞧着他们俩，满脸是泪水，她跑着离开了门口。

当夜，他们就给所有人发了钱，给墓地的保安、装殓工、司机，一个工人挖开了家族的墓穴，两个人放下了棺材，然后，又封上了墓穴的门。玛德莱娜默哀了一小会儿，然后，有人过来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因为在黑夜，这样久久地待着不是个事儿，既然她兄弟已经埋在了这里，她什么时候想来完全可以再来，但是，眼下，最好还是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们立即挣脱开对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他们笨拙地抖动着身子。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感受到一种有罪的窘迫。

即便是在玛德莱娜前往战区找回了弟弟的尸体，并把它带回家族墓穴之后，佩里顾先生还是没有动身前来。是她一再坚持要让她的弟弟“回来”的。对这件事，他并不怎么坚持。儿子已经为国捐躯了，跟那些爱国者埋葬在一起，这就符合万物的秩序。但是玛德莱娜希望那样。他曾经坚定不移地解释说“在他的立场上”，让他女儿做一件如此彻底违禁的事，那绝对是无法想象的，而当他的词语中求助了那么多的副词时，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玛德莱娜却并不那么感觉，她当时回答说，活该倒霉，那她就自己去干好了，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只消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就行了，她会独自一人承担一切后果来的。两天后，她在父亲留下的一个信封中，看到了她所需要的钱，还有写给莫里厄将军的一份嘱托。

他们明白，一切全都结束了。

他只去过一次公墓。那还是在他妻子去世的时候。

他们共同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超越落在这张脸上的这一拳，就仿佛它刚刚把它给打死了。这一动作，这一感觉，这一魔鬼般的亲密接触，一切全都那么过分，令人眩晕。

来到人行道上后，他告诉司机，他不需要他开车，请他回去。他自己开车，这事情并不常见，他不太喜欢这样，除非他愿意独自一人待在车上。

他们两个人的愤怒各自有所不同。

“我们走吧……”他说道。

或者说，它们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如此简短的话语中所包含的一切……玛德莱娜下达命令，跑回自己房间，换好衣服返回。她穿了一件灰色的外套，里面是一件腰部带有褶裥的黑色呢绒衫，头上戴了一顶同样是黑色的钟形女帽。看到他女儿这样出来，佩里顾先生心中想到，她是爱我的，他很想说，她很理解我的心。

第二天一早，爱德华就开始打他的背包，他的那个军用背包。他只拿上了他的衣服，其他什么也没有拿。阿尔贝一句话也没说，就出门去工作了。爱德华给他留下的最后形象就是一个脊背，他正在收拾背包，很慢很慢，就像一个还没有下定决心要走的人。

“把车叫过来，我们出去。”

整整一个白天，阿尔贝肩负着他的广告牌，走在林荫大道上，满脑子转悠的都是忧伤的思绪。

一个小时后，佩里顾先生走出了他的套间，刮了脸，换了衣服，他什么也没吃，玛德莱娜见他连药都没有吃，身子很虚弱，耷拉着肩膀，面色苍白。他穿着外套。他坐到大厅中的一把椅子上，让仆人惊讶不已，因为，通常，人们会把待不了太长时间的来访者的外衣放在那椅子上。看到玛德莱娜，他就朝她伸出手来。

晚上回家时，只见一张字条：“谢谢你做的一切。”

玛德莱娜准备反驳他。但是，面对这张沮丧而又坚定的脸，她没有张口，抽身离去。

他感到，房间里空空如也，就像当时塞茜尔离开后他的生活一样空虚无物。他知道，一切终将重新来过，但是，自从打胜战争以来，他却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每天都在输掉它一点点。

“我要起床了。”他说道。

23

由于整整一夜都没合眼，到早上，他已经疲惫不堪。他的脸色透露出他心中的忧伤，但是，由于他始终什么都没有说，搞得玛德莱娜一头雾水，十分害怕。她朝他俯下身来。他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他的心境无法用言语表达。

拉布尔丹将手平放在书桌上，显出一种跟在餐桌上等待火烧冰淇淋“热烤阿拉斯加”时一样满足的神情。雷蒙小姐一点儿都没有奶油冰淇淋的味道。不过，她跟那镀金一般的奶油夹心烤蛋白却有点儿相像，而且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味的。这是一个假金色头发的姑娘，那金色有些偏棕色，她的肤色很苍白，而她的脑袋则有些尖。雷蒙小姐一进门，看到她的老板处在那样一种姿势中，便做出一种既表示恶心却又不得不认命的撇嘴来。因为，她一从他面前走过，他就会把右手伸进她的裙子底下，动作出奇地快，快得令人惊讶不已，因为他的体形毕竟是那般臃肿，而且，他的机灵在其他方面是没有丝毫显现的。于是，她会快速地移动一下胯部，但拉布尔丹，在这方面，有一种天生的本能，能预知一切变幻。无论她如何躲闪，他总能达到他的目的。于是，她打定了主意，快速地扭了一下身子，放下手中的文件签名夹，同时，只在离开时发出了一记无奈的叹息。对于这样满是嘲讽意味却又悲剧性的障碍，她尝试过采用一种想必实用的方法(穿越来越紧的长裙或者窄裙)来对抗，但这反而使拉布尔丹的快感猛增数倍。如果说，她作为秘书，在听写速记和文字拼写上表现得相当平庸，那么，她的忍气吞声则大大地弥补了工作上的缺陷。

我哭，但我的眼泪是干的，他心里想，我是个无情的人。他真希望自己也消逝了。生命中第一次，他喜欢另外一个人更甚于自己。

拉布尔丹打开了文件，不禁啧啧称奇起来：佩里顾先生将会很满意。

他终于又哭了出来。

这份文件拟定了一个漂亮的规则，来实施“关于在法国籍艺术家之间展开一个设计与建造1914—1918战争死难者纪念碑的竞赛”的计划。

即便是在听闻儿子的死讯时，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又看到了那一幕。玛德莱娜晕倒在地。他扶住了她的肩膀，表现出了榜样的样子。尊严啊，玛德莱娜，尊严，他无法对她说，这一失踪回答了他曾不断地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忍受得了一个像他那样的儿子？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爱德华这个括号刚刚关上了，这里头有一种公正。世界的平衡重新找到了基准。当年，经历了妻子的去世，他感叹命运的不公，因为她死得太年轻，但是，他得知儿子的死讯时，同样的想法却没有来到他的脑子里，无论如何，儿子死得更年轻啊!

在这份长长的文件中，拉布尔丹自己只写了一句话：第一条的第二句。他坚持一定要亲自来写这一句，不让任何人来帮他。每个词全都掂量了又掂量，斟酌了又斟酌，而且，他还拟定了其中哪些词要用大写字母来写。他是如此自豪，以至于强调说，这句话必须用粗体字来印刷：“该纪念碑应表达出我们对为国捐躯的光荣死者所寄托的哀思。”无懈可击的语句节奏。又一次啧啧称奇。他接着再次自我欣赏了一遍，然后，又快速浏览完了文本的剩余部分。

如今，既然这儿子已经死去(此外，他并不知道儿子是怎样死的，他从来就没有问过)，于是，对自己的种种指责，所有那些强硬的、决定性的字词，那些紧紧关闭的门、紧紧关闭的脸、紧紧关闭的手，就全都从心底里翻涌了上来，面对着这个儿子，佩里顾先生曾经把一切都关闭得紧紧的，他只为他留下了战争，让他可以死在里头。

人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点，早先被市政部门的停车库所占据：正面长四十米，纵深三十米，有可能在周围设置一个花园。规则明确规定，纪念碑的体积应该跟“所选的地址保持和谐一致”。要镌刻上所有那些死难者的姓名，就必须有足够大的地方。准备工作差不多已经结束：成立了一个由十四个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成员中包括议员、当地艺术家、军人、老战士代表、死难者家属，等等，这些人全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若不是已经欠了他人情，就一定是有求于他(他是委员会的主席，握有决定性的一票)。这一拥有高度艺术性和爱国情感的大胆创举，是他任职期限内要具体落实的头等大事。这件事做成了，他再次当选也就十拿九稳了。日程已经敲定，竞赛即将启动，平整土地的施工也已开始。竞赛启事会刊登在巴黎和外省的各大主要报刊上，一项漂亮的工程，而且真的很顺利……

而这个儿子迟迟没有来到。夫人有过几次流产，不幸的事件，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佩里顾先生甚至都等得有些生气了。然后，爱德华就来到了这个世上。终于。他把这一诞生看作他意愿的一个纯真结果。此外，他的妻子在不久之后去世了，他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信号。最初那几年，为这儿子的教育他投入了多少心血啊!他心中孕育着多大的希望，承担了多大的责任啊!后来，失望便紧随而至了。而当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的时候，爱德华已经八九岁了。那是一次失败。佩里顾先生还没有太老，应该能重建他的生活，但他出于自尊心拒绝了那样做。他拒绝了向挫折低头。他把自己关闭在了苦涩之中、悔恨之中。

什么都没有遗漏。

玛德莱娜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但是，他依然不耐烦地等待夫人能生个儿子。

只是在第四条中还有一处空白：“纪念碑的预算支出总额为……”

而夜晚就这样过去了，种种回忆，种种悔恨，到处都是爱德华，小孩子，少年郎，长大成人，还有这笑声，这是什么样的笑声，这一生命的喜悦，假如他没有过那种行为方式，那种无休止的挑衅闹事趣味……跟他在一起，佩里顾先生一直就不得有好日子过，他总是受不了他的胡作非为。这孩子的很多地方很像他母亲。当年，与妻子结婚时，他就成了有钱人(她的娘家是玛尔基斯世家，世代经营棉纺业)，他也继承了她家的文化传统，而在这一传统中，好些东西被认为是很不幸的灾难。比如，成为艺术家。但是，即便是儿子的艺术家方面的才华，在当时，佩里顾先生还是很习惯的，总之，有不少人，通过为市政部门或政府绘画，还是能在生活中达到某种成就的。不，佩里顾先生一直无法原谅他儿子的地方，并不是他所做的事，而是他原本所是的人：爱德华有一个太高太尖的嗓音，身体也太瘦，而且太关注他自己的穿戴，他还有一些动作太……这一切并不太难看出来，他真的有些女性气质。在他的内心中，佩里顾先生甚至从来都不敢对自己说出那些字词来。当着他朋友们的面，他总是为儿子感到难为情，因为，那些卑鄙下流的字词，他很明显地从他们的嘴唇上读了出来。他可不是一个坏男人，而是一个可怕地受了伤、受了侮辱的男人。这个儿子就是对他认定为合法希望的一种活生生的侮辱，他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忏悔过这一点。他女儿的诞生对于他曾是一个大大的失望。他认为，一个男人希望有个儿子是很正常的事。他想道，在一个父亲与一个儿子之间，存在着一种狭窄而又神秘的联盟，因为后者就是前者的继承者，当父亲的建立并传承，当儿子的则接受并发扬光大，这就是生活，从古到今，向来如此。

这让佩里顾先生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思中。他想要某种美丽的而不是宏伟壮观的东西，而按照人们传达给他的信息，要做这样的一个纪念碑，价格将会在六万到十二万法郎之间，某些著名的艺术家甚至会向你要到十五万、十八万法郎，跨度如此之大，该如何确定一个界限呢？这可不仅仅是一个金钱的问题，还是一个公平衡量、恰当评估的问题，得好好思考一下。他的目光落到了他儿子的照片上。一个月之前，玛德莱娜在他书房的壁炉上摆放了一张爱德华的照片，并按照他的意愿配了一个相框。她还有他的另一些照片，但她只挑选了这一张，因为这一张似乎很“中庸”，既不太乖巧，也不太冒失，既不太文静，也不太闹腾。可以接受。父亲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让她震惊，由于她担心这一切会越来越严重，她就谨慎巧妙地处理，一点一滴地改变，今天拿出素描画册来，明天再拿出一张照片来。

儿子的东西，佩里顾先生什么都没有保留下来，没有一件玩具，没有一张草稿画，没有一幅油画，没有一张水粉画，什么都没有。兴许，玛德莱娜保留了什么？不，他从来就不敢问她这个问题。

佩里顾先生先是足足等了两天，然后才走近照片，把它摆到他书桌的一角上。他并不想问玛德莱娜那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也不想问她是在哪里拍的，一个做父亲的理所当然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在他看来，照片上的爱德华只有十四岁，如此说来，应该追溯到1909年。他站在一个阳台的木头栏杆前。背景有些看不太清楚，照片大概是在一栋雪山小木屋的露台上拍的，那时候，每年冬天都会让他去滑雪。佩里顾先生记不清具体是什么地方了，很可能是他们常去的同一个滑雪场，兴许，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部，或者，也许在南部。反正就是在阿尔卑斯山。他儿子身穿一件羊毛衫，因为阳光太强烈，眯缝着眼睛，一脸的微笑，像是有人在摄影人的身后做鬼脸。这也让佩里顾先生开心起来，他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孩子，一个淘气鬼。这么多年过去后，那一天如此开心的微笑，让他回想起一个事实，他儿子与他从来就没有在一起欢笑过。这让他不免有些心碎。于是，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把照片翻转过去。

整整一夜，他一点儿都没有睡，他又看到了孩提时代的爱德华，他向着深深隐藏在内心中的回忆微笑，他发现并挖掘出它们来，仿佛它们始终崭新如初。这一切全都那么乱糟糟的，丝毫没有任何秩序可言。他甚至都无法说清楚，爱德华是不是化身成了小天使(但是，他还长着堕落天使路西法的耳朵，他看待什么事情都没有个严肃样，他应该是八岁的样子)，反正，他那样子应该远远早于那一次与学校校长的会面，那都是因为他的那些素描画，我的上天啊，他的那些素描画，何等羞愧啊，但又是何等的才华。

在照片背后的最底部，玛德莱娜写了一排字：“1906年，巴黎，肖蒙小丘公园。”

更有甚之，他感觉自己有罪，因为他从他儿子的死讯中感受到了一种解脱。

佩里顾先生拧开钢笔帽，挥笔写下：二十万法郎。

不，还不完全是这个，眼泪在对他说，夹住他心胸的老虎钳、抵住他喉咙的利剑在对他说。

24

一年来，他内心中的巨大苦难始终有增无减，事实是，说到底，这还是爱德华第一次为他而存在。他突然就明白到，他曾有多么爱这孩子，悄悄地爱着，情不自禁地爱着；那一天，他突然就明白了这一点，因为，正是在那一天，他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事实，即他永远都无法再见到儿子的面了。

由于没有人知道约瑟夫·梅尔林长的会是什么模样，负责接待他的四个人打算等火车一到站，就请站长广播，然后再举着写有梅尔林姓名的牌子等在出口处……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接待方案中似乎没有一个能跟一位部委特派员的地位以及声誉相配。

实际上，他的死要追溯到一年前。

于是，他们选择了集体等候在月台上，就在出口附近，因为，实际上在夏齐埃尔-马尔蒙下车的旅客并不是那么多，拢共也就三十来个人，一个巴黎的官员，应该一眼就看得出来。

在他生日那天，他甚至都没有想起他来，形象就像一阵风，早已消散无形，一切的积累都在那一天爆炸了。

然而，他们却没能一眼看出他来。

爱德华死去了。在眼前这确切的一刻，爱德华刚刚死去不久。他的小男孩，他的儿子，他已经死了。

首先，从火车上下来的人并没有三十个，只有不到十个人，而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是政府的特派员。当最后一个旅客经过出站口，整个车站变得空荡荡一片时，他们不禁面面相觑。行政助理图尼埃并了一下鞋后跟，而夏齐埃尔-马尔蒙镇公所的民事登记官保尔·夏博尔，则使劲地擤了擤鼻涕，代表死难失踪者家属的全国退伍军人协会的罗兰·施耐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用来表示他克制自己不发作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所有人都走出了车站。

他为他儿子的死而哭泣。

迪普雷，只管着记录相关的信息。他为准备接待这次检查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远比他花费在组织其他六个工地上的工程的时间还更多，要知道，他得在那些工地上没完没了地来回跑，这就已让他忙得焦头烂额了，谁料想却在这里被放了鸽子。一走出车站，四个人就直接走向小汽车。

当他明白到，他为什么会痛苦到这一地步时，他的眼泪一下子又流了下来。他紧紧咬住了被单，发出一记长长的、低沉的、狂怒的、绝望的吼叫，他在那里所体验到的，是一种可怕的异乎寻常的煎熬，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无法忍受。它还是那么暴烈，尤其因为，他不……他实在找不到字词来说明，他的想法仿佛被一种难以估量的苦难液化了，毁灭了。

他们的精神状态倒是大致一样的。证实政府特派员并没有来到，他们全都感到了一点儿失望……不过，同时也感到了一阵轻松。没什么好害怕的了，当然，他们认真地准备了接待，但是，一次视察总归是一次视察，这样的事情就像天上的风向一样，说变就变，他们早已见识了不少的例子。

这一表达法毁灭了他。

自从当皮耶墓地中国劳工的那个事件以来，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一直就忙得焦头烂额。他的脾气坏透了，根本就不能触碰一下。迪普雷一直跟在他身边，不断地听着他那些互相矛盾的指令。必须加快进度，雇佣更少的人手，只要不被人发现，就使劲去钻各种空子。自从雇佣了迪普雷以来，普拉代勒就承诺要给他涨工资，但一直就没有落实。但他总是说：“我寄希望于您，迪普雷，您可知道，嗯？”

恭恭敬敬地站立。

“至少，”保尔·夏博尔抱怨道，“部里头也应该发个电报来通知一下我们吧!”

钳子轻轻地松开了，他的呼吸还是有些不畅。渐渐地，眼泪不再流淌，哭泣声也平息下来，让位给了一种巨大的空虚，他已然筋疲力尽，但困意迟迟不来。他这一辈子，睡眠总是很好，包括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比如说，他妻子过世之后的那一段，他都吃不下什么饭了，但他依然睡得很沉，他就是这样的人。然而，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那是一个可爱的女人，拥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可惜那么年轻就去世了，可见，老天真的是太不公平了!不，真的，对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来说，找不到困意，真的是太不寻常了，甚至是太令人费解、令人不安了。这不是心脏的问题，佩里顾先生心里想，布朗什大夫真的是一个傻瓜。这是焦虑的问题。有某种东西在他之上飘荡，沉甸甸地笼罩着他，威胁着他。他又想到了他的工作，他下午的约会，他在寻找。整整一个白天，他就那样很是差劲，上午就已经如此乱糟糟的。这毕竟不是跟证券经纪人的那种争论，没有必要发火的，没有任何太异常的东西，职业就是这样嘛，证券经纪人就是这样嘛，在三十来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消耗掉好几十个经纪人了。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开月度总结会议时，银行家、经纪人、中介人，所有人在佩里顾先生面前都会恭恭敬敬地站立，跟士兵见了长官就得立正敬礼一样。

他摇了摇头：都把我们当成什么了，都是为共和国作奉献的人，怎么着也应该事先通知一下才对嘛。

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阴影中，他瞧了瞧书架上的那些藏书，还有那些绘画、那些挂毯上的图案，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它们。他感觉自己十分衰老，尤其因为，周围这一切在他眼中显得都是那么新，甚至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新。压迫感是如此剧烈，他的喉咙像是被一把老虎钳死死地钳住，而且那钳子一下子又掐得更紧了，泪水顿时涌上了眼眶。他开始哭了起来。只是简单的泪水，大量，盈眶，一种悲伤，他记不得那是不是他所曾熟悉的，哦，不，孩提时代兴许有过，它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放松感。他任由自己陷入悲伤之中，让眼泪就那么哗哗直流，毫不羞愧，这很温柔，如同一种慰藉。他用被单的一角擦了擦脸，想继续他平静的呼吸，但怎么都不管用，眼泪还是止不住地继续流下来，痛苦侵入身心。这是衰老，他想道，却并不愿意相信。他欠起身来，靠在枕头上，拿起床头柜上的手帕，擤了擤鼻涕，同时把脑袋缩到被单底下，他不想让人听到他哭，让人担心，让人过来。让人看到他在哭泣吗？不，不要这样。他不喜欢这样，当然，一个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还要像一头牛崽那样哭个没完，那可就有点儿太跌份儿了，说到底，他宁可独自一个人默默忍受，也不要他人来安慰。

他们走出了车站。正当他们准备上汽车时，一个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就在他感觉已经好多了的时候—赛马俱乐部中的那次不适，如今仅仅是一个回忆了—他又认出来这一股曾突如其来地把他击倒的涌浪。它抓住了他的肚子，然后向上侵袭，涌上胸脯，一直来到肩膀上，最后到达脑袋。他的心跳得几乎要破裂，人们简直会说，它都没有位子可待了，佩里顾寻找拉铃绳，但又放弃了，某个声音在对他说，他还不会死去的，他的死期还没有来临呢。

“你们是公墓的人吗？”

但是，他很快就为女儿的离去而感到遗憾了。

这是一个相当老相的人，长了一个小小的脑袋，躯体却很庞大，一副空荡荡得躯壳，那样子就像是吃剩下的一只家禽的骨架。过于长的四肢，一张红兮兮的脸，一个窄窄的脑门，短短的头发，发际线很低，几乎跟眉毛连在了一起，还有一道痛苦的目光。在此之外，还要补充说一下，他的穿着就像扑克牌中的黑桃A，一件过时的战前式样的大礼服，尽管天气寒冷，礼服还是大敞着，里头是一件栗色的天鹅绒夹克，上面满是墨水的污渍，仅有的两粒扣子还掉了一粒。一条灰色的长裤早已没有了形，尤其，他还穿了一双巨大无比的鞋，大得极其夸张，简直就是圣经中的鞋。

“请帮我关上灯。”他说道。

四个人顿时愣住了，一个个全都说不出话来。

她指了指唤人用的铃绳，他点头示意了一下，是的，没问题，你不用担心，她又检查了一遍水杯、水瓶、手帕和药片。

吕西安·迪普雷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向前迈出一步，伸出手来，问道：

“那我就走了。”她站起来说道。

“您就是梅尔林先生吧？”

换作是别人，听他这么说，一定会提出抗议，但玛德莱娜只是微微一笑。对他们而言，如此长时间地彼此单独相见，这样的机会还真的很罕见。她真的不算太漂亮，佩里顾心里说。他老了，他女儿心想。

部里来的特派员舌头跟牙龈一碰，发出一记小小的响声，啧的一响，就像是为了剔出塞在牙缝中的食物。他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实际上，这是他摆弄假牙的一个动作，一个相当烦人的习惯，在驱车前往公墓的途中，他都在做这一动作，他们真的很想为他递上一根牙签。他的旧衣服，他那肮脏的大鞋，他的整个外表样貌，都让人预感到，而且是从火车站出发的那一刻起就已得到证实：这个男人，身上的味道真的是不太好闻。

“这还真像是守灵呢。”他这么说。

一路上，罗兰·施耐德觉得眼下正是大好机会，可以对他们正在穿越的地区，做一番战略上、地理上、军事上的大规模评论，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约瑟夫·梅尔林仿佛根本没听到似的，一个句子刚说到一半，就打断了他，问道：

当人们把他带回家之后，玛德莱娜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坐在他的床边，耐心地照看他。当她最终抓住了他的手时，他感觉有些受不了。

“中午……我们能吃到鸡肉吗？”

佩里顾家族拥有一座特别宽敞的府邸，正面的那些窗户都面对着蒙梭公园。佩里顾先生已经把他这房产中的绝大部分让给了他女儿，女儿结婚后，按照自己的趣味重新装饰布置了一番整个三层楼，她跟她丈夫就住在那里。佩里顾先生，则独自居住在最高一层中，那是一个带六个房间的套间，不过，实际上，他真正占据的只是其中那个巨大的房间—它同时被用作图书室和办公室—外加一个浴室，小小的，但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已足够大了。对他而言，整个家完全可以简化为这一套间。从他妻子去世以来，除了去底楼那个华丽壮观的餐室吃饭，他的脚几乎再也没有踏入其他房间一步。要是有什么招待活动，那就只有他一个人参与，一切都会安排在瓦辛餐馆进行，回到家里后也不会再谈及。他的床安放在一个凹进的角落里，由一道深绿色的天鹅绒帷幔隔开，他从来不在这里接待女人，为女人，他会去别的地方，这里，绝对是他一个人的专有空间。

他的嗓音带着一些鼻音，让人听了相当不舒服。

接着，玛德莱娜、女婿、女管家都赶来了，在病房周围紧张地绞着手。大厅里，电话铃响个不停。过来的还有布朗什大夫，带着他的点滴管、他的药片、他那神父般的嗓音、他那没完没了的千叮咛万嘱咐。由于他找不出任何具体的原因，他就说大概是心脏的问题，太疲劳，太操心，还有巴黎的空气，总之，他是在随口乱说，反正，这一位在医学院里还是有地位的，他是一个医学权威。

1916年，凡尔登战役[24]—打了十个月的仗，死了三十万人—开始之际，夏齐埃尔-马尔蒙这片地方，因为离前线不远，而且通公路，并且离战地医院也很近，运送尸体很方便，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被认定为是一个埋葬阵亡将士的理想之地。军事阵地的不断变动，还有战略形势的变幻莫测，使得这里的好些地方多次陷入巨大的混战，这片四边形的广阔战场中，如今埋葬有两千多具尸体，当然，没有人能说得清其确切的数目，甚至有人认为有五千具尸体，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场战争本身就已打破了所有的历史纪录。这些临时墓地促使了种种登记册、地图、清单的建档归档，但是，短短十个月时间内，就有一千五百万或者两千万颗炸弹落到你跟前—其中有几天，平均三秒钟就有一颗炮弹炸响—那就必须在地狱般的条件下，埋葬比预想的多上二百倍的死人，而那些登记册、地图、档案文件的价值就变得相对很有限了。

当佩里顾先生确信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时，他便又睁开了眼睛。只见整个的赛马俱乐部里一派沸沸扬扬……所有人全都手忙脚乱，就仿佛，他在众人面前的突然晕倒还不足以丢脸……

国家决定，在达尔梅维尔建立一个很大的公墓，把周围那些墓地的遗体都集中到那里去，尤其是夏齐埃尔-马尔蒙墓地中的遗体。由于人们实在不知道要挖掘出、转运走、再入葬多少具尸体，所以很难制定一个包干合同。政府决定按尸体数目结付费用。

12

这是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市场，没有什么竞争，普拉代勒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竞标。他已经计算过了，尸体数目达到了两千的话，那么，他赚到的钱，就将允许他为重修拉萨勒维埃的老家马厩的屋架轻松地付上一多半的费用了。

真的是一个该扔进塞纳河里去的玩意儿。

如果有三千五百具尸体的话，整个屋顶的费用就都齐了。

这一插曲故事之后，阿尔贝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只能去街上做广告三明治人，他把两块广告牌像穿衣服那样穿挂在身上，一块在胸前，一块在背后，那玩意儿，简直就跟死驴一样沉重。牌子上的招贴画吹嘘着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商品低廉的价格，或者是德迪翁-布东自行车上乘的质量。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再次碰上塞茜尔。穿一身花里胡哨的制服，对他就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而现在，要身裹着为金巴利公司做宣传的招贴画，这对他几乎就是难以克服的折磨。

要是超过四千这个数，那么，他就将翻修鸽棚了。

很多东西就这样被送进了当铺，而假如他没有在那上面画了一个十字的话[7]，那他现在恐怕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们一件一件地赎回来。

迪普雷带来了二十来个塞内加尔工人到夏齐埃尔-马尔蒙，而为了讨好官方，普拉代勒上尉(迪普雷继续这样称呼他，习惯嘛)同意在当地招聘一些辅助工。

几天之后，因为看到他委曲求全地屈尊于这一仆役般的差事，塞茜尔心里大概生出了些许怜悯之情，退还给了他订婚戒指。是通过邮局寄还的。他很想把它退回去，他根本就不求别人的施舍，他看上去难道真的穷酸到了极点吗，即便是穿着他那套仆役的宽大制服？但是，时世当真非常艰难，一包下士牌香烟都卖到了一法郎五十生丁，煤的价格也已涨得极其离谱了，钱必须省着用。他就把那枚戒指送去了当铺。从停战以来，人们总是把市立信托寄售商店挂在嘴边，这听起来更有共和派的味道。

工地开始动工，在阵亡士兵家属的要求下，工人们开始了挖掘，人们确信能重新找到遗体。

塞茜尔和她的朋友在内衣柜台的那层楼出了电梯，他们甚至都没有彼此交换一下目光。电梯回到底楼后，阿尔贝一秒钟都没有等，就脱下他的制服，扭头走出了百货公司，根本就没有去讨要他的工钱。一个星期就这么白干了。

很多家庭是全家人一起来，在夏齐埃尔-马尔蒙下的车，真的是一支不断流泪与呻吟的队伍，惊惶不安的孩子，弯腰驼背的老人，走在因为满地都是泥浆而铺了一排木板的窄路上，竭力保持着平衡；而且，不赶巧的是，每年到了这一季节，几乎总是在下雨。不过，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在大雨底下，挖掘动作变得很快，没有人愿意在雨中坚持。一开始，出于体面方面的考虑，这份挖掘士兵尸体的工作原本是由法国工人来做的，现在才转由塞内加尔人来做，你知道是为什么吧，因为那会吓倒某些家属的：人们不是会把挖掘他们儿子尸体的事当作一种低下工作，就此把它委派给一些黑人来干吗？到达公墓时，当人们远远地看过去，会看到那些高大的黑人淋在雨水中，正在一锹锹地铲土，或者运送棺材，孩子们的目光就一刻也离不开他们了。

对于阿尔贝，除了战场上被活活埋在炮弹坑里的那一刻，从来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显得如此漫长过。此外，他觉得，这两个事件之间有着一种让人难以言表的相似性。

这支家属队伍的行进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塞茜尔低下了眼睛。她真的很为他羞愧，这是显而易见的，她一个劲地搓着双手，看着自己的脚下。那个宽肩膀的年轻家伙，则一个劲地称赞着电梯，显然已经为现代科技的这一奇观所惊呆。

普拉代勒上尉每天都会打电话来问：

对于他，受侮辱的，倒不是跟她的相遇，而是被她撞见自己身穿着剪裁得很别致的军装，如同一个微不足道的士兵，戴着有流苏的花里胡哨的肩章。

“喂，迪普雷，这些破事很快就将结束了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看到她的第一秒钟，他就犯下了第一个错误，阿尔贝假装并没有认出她来，只是全神贯注地操作着电梯。塞茜尔和她的朋友要去商店的最高一层，而电梯每一层都要停一下，这就构成了一段没完没了的上升过程。通报每一个楼层的相关柜台时，阿尔贝的嗓音变得有些嘶哑，好一段骷髅地的行程。他不由自主地呼吸着塞茜尔新牌子香水的气味，而她是那么优雅、奢华，散发出金钱的气息。那个年轻人也一样，散发出金钱的气息。他很年轻，比她还要年轻，阿尔贝觉得这一点很叫人惊讶。

然后，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开始了，那就是挖掘所有准备转运到当皮耶大公墓去的死难士兵的尸体。

他操作一部带透光栅栏门的漂亮电梯，并负责通报电梯所到达的楼层。他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事(他仅仅给他的战友爱德华写过信)，因为他并不太喜欢这份工作。他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在六月的一个下午，他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天，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塞茜尔在一个肩膀很宽的年轻家伙的陪同下进来了。收到塞茜尔给他的最后那封信以后，他们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而对那封信，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同意。”

任务并不简单。有一些尸体已严格按照规定被分类编号，那是不会引起任何问题的，因为写有他们姓名的十字架依然还在原地，但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尸体需要重新辨认。

百货公司的领导层更愿意招聘一个复员的老兵，有很多的勋章可以展示，以期“讨好顾客”，但是，好吧，能找到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吧，于是，他们雇用了阿尔贝。

许多士兵当年被埋葬时，身边伴随有他们身份牌的一半，但并非所有尸体都是那样的，远非如此。因此，为了辨认身份，还得依据在他们身上或者衣兜里发现的物品，来一次真正的调查。这样一来，就得先把尸体放到一边，对它们重新编号，等待重新研究的结果，有时候，人们会找到所有的东西，而有时候，即便把泥土翻了个遍，也只能找到很少的东西……这时候，人们就只能在墓碑上刻写下“身份不明的士兵”。

他决定，剩下的路就步行走了。他得来点儿运动。塞茜尔，以往的生活，以往的希望……他觉得自己很傻，真不应该向这样一份荒唐的怀恋让步，但是，在大街上这样行走，鞋盒子夹在胳膊底下，左手缠着绷带，反复回忆着所有这些如此快就变成了往昔的事情，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了国籍的人。自今晚以来，他就成了一个流氓，兴许，甚至还是一个杀人凶手。至于这一条螺旋线怎样才能停下来，他心中连一丁点儿的概念都没有。除非还会有一个奇迹出现。因为，所谓的奇迹，自从他复员以来，也确实有过那么一两次，不过，它们全都转化为了噩梦。好吧，那就塞茜尔吧，既然阿尔贝还在想着她……不过，跟塞茜尔，最难的事情已经变成一个奇迹，而其中的信使，则由他的准继父来充当了。他本来应该小心提防的。自从银行拒绝重新聘用他以来，他就一直在找工作，找啊找，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活儿，他甚至都参加了灭鼠运动。杀死一只老鼠可以得到二十五生丁的奖赏，他母亲对他说过，靠做这个是根本发不了财的。此外，他所做成功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被别人给牢牢地咬住，没什么可奇怪的，他总是那么笨拙。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他回来已经三个月了，依然穷得跟约伯一样，身无分文，你说到有一份礼物要给他的塞茜尔，马亚尔太太很明白这个。没错，她是那么漂亮、那么标致，他又能带给她什么样的未来，根本就没有保障；人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把塞茜尔换成了马亚尔太太，穷日子还是穷日子。因此，在三个月的零打碎敲，尝试了各种杂活之后，他依然还在等待人们总是说到的那笔复员费，但政府一直就没有能力支付。而就在这时，来了一个奇迹：他的继父为他找到了一份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开电梯的差事。

工地上，种种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着。工人们已经挖掘出了将近四百具尸体。一辆辆卡车运来了空棺材，一个由四个人组成的小组专门负责把它们拢集起来，敲钉固定，另外一个小组则负责把棺材抬到坟坑边，装上尸体后再转运到货车上，由货车再送往达尔梅维尔的大公墓，在那里，再由普拉代勒公司的人员负责最终的埋葬。他们中的两个人专门负责汇编归档、刻写墓碑和最终统计。

出门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阿尔贝突然就想到了塞茜尔。

政府特派员约瑟夫·梅尔林步入了墓地，就像一个带领迎神游行队伍的圣徒。走过水洼时，他那双巨大的鞋子溅起了不少泥水。只有在这一时刻，人们才注意到，他还拿着一个很旧的皮包。尽管皮包里装满了各种文件，它看起来还是很像一张薄薄的纸，快要从他长长手臂的一端飞出去。

打开门时，一见是他，医生就让他进来，既没有讨论，也没有提问。他住在四层楼上，一个几乎空荡荡的公寓，一天到晚都拉着窗帘，房间里堆放着破了口的装书的箱子，还有一些绘画，全都面朝着墙根，角落处有一把扶手椅，进门处的走廊用来当作候诊室，另外还有两把可怜兮兮的椅子，面对面地摆放在那里。假如这位医生没有这间小小的屋子，没有屋子里的这张病床，以及那些外科手术器材，那么，他本来会成为一个公证人。他问阿尔贝要的费用，比出租车费还要少。

他停下步子。在他身后，迎神队伍也停止不动了，似乎都有些担心。他瞧了这个背景很长时间。

“这是一把好刀。”医生只是脱口简单说了一句，没做任何别的解释。

墓地中，始终弥漫着一种酸涩的腐烂味，它有时候会劈面朝你扑来，就像一朵云团被风吹动，然后又跟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有些糟烂的棺材燃烧时的烟雾味混杂到一起，按照规则，这样的棺材是要立即就地焚烧的。抬眼望去，天低云暗，灰蒙蒙、脏兮兮的一片，举目一看，这里，那里，都有人在忙碌着，有些人忙着转运棺材，有的则弯着腰在挖坑；两辆卡车停在附近，发动机却一直运转着，工人们用力把棺材举起，送进车厢。梅尔林鼓动着假牙，“啧，啧”，抿紧了他那厚厚的嘴唇。

马尔蒂诺大夫给他的伤口消了毒，把它包扎起来。阿尔贝疼得要命，只能咬紧牙关忍住。

这就是他目前所处的状况。

朝夕之间没有了供货人，阿尔贝便去一些暧昧的酒吧，到处打听相关的地址。最终发现，要搞到吗啡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的事：鉴于日常生活中物价不断地上涨，巴黎已经成为各种黑市贸易的交会点，人们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就这样，阿尔贝找到了希腊人。

他当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公务员，临退休之时，被派来这里巡视公墓的修建情况。

当吗啡供货人巴希尔被捕时，形势已经变得特别复杂了，这个巴希尔涉及一桩肮脏的案件，人们发现他不仅身上藏满了毒品，而且双手沾满了药剂师的鲜血。

梅尔林先后在多个部委中工作过，殖民地部、总军需部、商务部、工业部、邮电部、农业与粮食部，三十七年的职业生涯，三十七年里始终被到处乱扔乱丢，错过了一切，在他从事的所有岗位上，他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梅尔林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沉默寡言，十分傲慢，稍稍有些爱卖弄学问，脾气也很糟糕，一年到头都绷着个脸，没个笑容，想要跟他开个玩笑都……这个人不仅长得丑陋，面目可憎，而且气量狭窄，傲慢自大，不断地让他的同事心生怨气，让他的上司也气不打一处来，于是，自然也就遭来了种种打击报复。他一到任某一单位，就会有人派给他一个艰难的任务，然后，大家开始厌烦他，因为，很快地，大家就觉得他滑稽可笑，不仅趣味过时，而且思想守旧，总之，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于是，人们就会在他背后取笑他，给他起外号，开他的玩笑，那都是他该受的。然而，他从来都没有犯过大错。他甚至还可以开列出他行政管理上良好业绩的单子，而且，这份单子还在不断增补之中，他总是在反复检查它，以便多少遮掩一下自己那整整一段惨兮兮的职业生涯，借口有一种不求回报的廉洁奉公，哪怕再被人瞧不起，也能释怀。有时候，他从某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过渡，就很有些像学校里老生对新生没完没了地戏弄。有很多次，他不得不高高地挥动手杖，抡得团团转，同时大声地呵斥着什么，仿佛随时准备赤膊上阵，要跟整个大地干上一仗，他真的让人感到害怕，尤其是让女人们，你们得明白，现在，女人们都不再敢接近他，她们倒是想要得到男人的陪伴，但她们不能留住一个像他那样的家伙，尤其是因为，这话怎么说呢，这男人，他身上的味道可实在不好闻，让人实在有些不方便与之相处。没有任何地方能留得住他。在他的生命中，只有过很短的一个光彩阶段，那开始于一个七月十四日，是他与弗兰西娜的相遇，而结束于当年的万灵节，那一天，弗兰西娜跟一个炮兵上尉跑了。而这一切，已早是三十四年前的事情了。以一次对公墓的巡视来结束他的职业生涯，这件事并没有任何令人惊奇之处。

对于阿尔贝，找钱已成为一种全职工作。

梅尔林就职于战争抚恤、津贴与补助及复员安置事务部已经有整整一年时间了。在部里，人们也是让他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然后有一天，人们接收到来自于那些个军人墓地的烦人消息。说是那里并非一切都很顺当。一位省长点明了在当皮耶发生的反常情况。但是，从第二天起，他就收回了前次的言论，不过，这已经引起了高层部门的注意。部里头认为，应该确保国家把纳税人的钱真正用到实处，确保能在有关政策条文严格规定的条件下，给予为祖国捐躯的孩子们体面的安葬。

银行没有再留用他。想当年，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曾经用手捂着心口宣告，国家“对它那些亲爱的士兵有着一笔荣誉与感激的债务”，可是，那个时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阿尔贝收到过一封信，信中解释说，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允许银行重新雇用他，为此，它不得不辞退那些人员，同时感谢他们“在这场残酷战争的五十二个月期间，为我们的公司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业绩……”，等等。

“真他妈的!”梅尔林说，瞧着眼前这一派凄凉的景象。

很显然，开支中的最大部分，依然还是吗啡。物价在飞涨，因为一切都在飞涨。而这一药品的价格也跟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飞涨，它的价格指数完全取决于整个的生活指数。阿尔贝总在抱怨，政府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竟然强行推出了一种“国标上装”，卖价一百一十法郎，同时，却并没有让一种“国标吗啡”只卖五法郎。它本来完全可以同样也推行一种“国标面包”、一种“国标煤”、一种“国标鞋”，或者一种“国标房租”，甚至，一种“国标工作”，阿尔贝不禁问起自己来，带着这样的一类想法，人们是不是会变成布尔什维克？

因为，正是他被指派来到了这里。人们觉得他是执行这一无人愿意干的任务的最佳人选。其方向就是那些大公墓。

阿尔贝在一张纸上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他为爱德华注射吗啡的次数以及用量，什么日子，什么时候，什么剂量，以求能帮爱德华控制他的消费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他把一道关，然而，这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好的效果。但是，至少，在那一时刻，爱德华在走向好转。他哭得少了，只不过，他不再画画了，尽管阿尔贝还在为他带来本子和画笔。可以说，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躺在恢复用的长沙发上度过，在那里想入非非。这之后，到了九月底，吗啡的存货所剩无几了，可爱德华却一点儿都无法断奶。六月份时，他每天要注射六十毫克，而三个月之后，剂量却增加到了每天九十毫克。阿尔贝实在看不到何时才是个头。爱德华总是独自幽居，很少说话。而阿尔贝，只有在跑去找钱付房租，买吃的食物和烧的煤的时候，才会停止跑去找钱买吗啡。至于衣服，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实在太贵了。钱花出去，就跟水哗哗地流出去一样快。阿尔贝早已把能拿去典当的东西拿到当铺去当了，他甚至还跟机械钟表店的胖老板娘莫奈斯提埃太太睡了觉，他就在她店里做一些包装，而她则给他一些钱，以做生活贴补(这就是阿尔贝心里想的，在这个故事中，他自愿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实际上，他对这一情景并没有什么不满，毕竟他差不多六个月里没碰女人……莫奈斯提埃太太胸部巨大，他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它，但是她待他很是亲切，毫不吝惜地给她丈夫戴上了绿帽子，这丈夫简直就是一个跟在身后的大傻瓜，总是在那里说，那些没有得到战争十字勋章的人全都是贪生怕死的可怜虫)。

助理图尼埃听到了他的话。

马尔蒂诺大夫就住在附近，同意过来为他打上一针，这是一个表面很冷淡的人，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说他1916年在战壕中曾经做过一百十三次截肢手术。听到这些后，爱德华找回了心中的一点点平静。正是通过大夫，阿尔贝联系上了巴希尔，后者则成为了他的吗啡供货人。此人一定是在药店里、医院里、诊所里大大地偷了一把，他对各种药品十分在行，他可以为你找到你想要的一切。不久之后，阿尔贝就撞上了大运，巴希尔为他提供了一批他亟须脱手的吗啡，以某种形式的促销价清仓处理。

“您说什么？”

爱德华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怕，像是一副精瘦精瘦的骨架中住进了一个魔鬼。

梅尔林转过身去，瞧了瞧他，“啧，啧”。自从弗兰西娜与她的上尉那件事以来，他就憎恨起了军人。他的思绪又返回到墓地的场景中来，很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站在这个地方，意识到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这个小小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最后，迪普雷壮起胆子说了一句：

爱德华六月初从罗林医院出院，几天之后他就开始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焦虑症状，从头到脚浑身哆嗦不已，而且大汗淋漓，会把吃下的一点点东西全都吐出来……阿尔贝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因缺乏吗啡而来的最初一轮打击是如此剧烈，阿尔贝不得不把他绑在床上—就如去年十一月份在医院时那样，真的该这样做，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还得把房门给堵死了，以防房东们为平息他的痛苦(还有他们自己的痛苦)而进来杀死他。

“我建议我们首先得……”

阿尔贝是在六月份认识他的，那是爱德华最初的发作期间。我们不知道爱德华住院治疗期间是如何搞到吗啡的，但是他早已习惯于依赖吗啡来止痛，对它上了瘾。阿尔贝竭力试图说服他：我的小祖宗啊，你现在已经从斜坡上往下滚了，真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啦，你得好好地治一下啦。爱德华却根本听不进去，他表现得跟当初拒绝接受假体下巴时一样固执。阿尔贝对此实在弄不明白。他说，我认识一个双腿截肢者，他就在圣马丁郊道街上卖彩票，他曾经在夏隆的二月军营中住过院，他跟我说到了他们现在做的假肢，很好，即便小伙子们没有变得很漂亮，却毕竟让你有了一副人模狗样，但爱德华连听都不想听，坚定地连连回答一个字：不，不，不。他继续在厨房的桌子上玩他的纸牌通关游戏，用一个鼻孔吸着纸烟。他嘴里不断地散发出一种可怕的臭气，显然，他整个喉咙是完全敞开的……他用一个漏斗喝水喝饮料。阿尔贝为他寻觅到一个二手的研磨器(那玩意儿的原主人在做完假体手术之后死掉了，留下了好多东西没用上，一个真正的倒霉鬼!)，这就稍稍简化了日常生活中的进食，但是，尽管如此，一切还是很复杂。

但是，梅尔林一直留在那里，像一棵树一样呆立在这一令人沮丧的景象面前，而这一景象，实际上也构成一种对他习惯了被迫害的倾向的奇特回应。

这一带居住了数量众多的俄罗斯人，但医生是个法国人，他就是马尔蒂诺大夫。

于是，他决定加速事情的进程，以求早早摆脱这一繁重的劳役。

最后，出租车把他拉到了西马尔街的拐角，司机要了他十二法郎车钱，并等着阿尔贝付一些小费，然后才走掉。

“臭狗屎。”

“那些复员军人，他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对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对一切生活资料的剥夺？”诸如此类的句子，阿尔贝实在是听得多了，耳朵都听出了老茧，听得都能背一个滚瓜烂熟了，什么煤的价格啦，面包的价格啦，正是这一类信息，他最容易记在心上。自从他复员以来，他已经证实：想要安安静静地生活，最好还是把胜利者的军功牢牢地锁进抽屉中[6]。

这一次，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没人知道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

“您兴许是想说，因为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是不是？”他问道。

“依据191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法令条文的规定，做民事登记；按照1916年二月十六日的政府通函，建立个人档案卡片；按照1920年七月三十一日公布的财政法第106条所提及的，对权利所有者表示尊重，嗯。”梅尔林说着，这里打个钩，那里签个字，气氛并没有缓和下来，但，一切进行得很正常。只不过，这家伙身上发出一阵阵的臭味，就像一只臭鼬；当你跟他一对一地待在特地为身份登记而设置的木棚里头时，那真的是无法忍受。人们不得不让窗户就那样一直敞开着，尽管会有冰冷的寒风一阵阵地灌入。

司机觉得很别扭，事情总是这样的，那些复员军人，总是不断地插嘴，拿他们的战争来说事，总是给所有人上课，现身说法，人们都已经开始受够了那些战争英雄!真正的英雄已经死去了!那些人，是的，对不起了，他们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此外，当一个家伙对你讲述太多他在战壕中经历的事，你最好还是提防他一下，小心为妙，大多数人还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度过整个战争的。

梅尔林的视察从绕着墓坑走上一圈开始。保尔·夏博尔急忙在他的头顶上撑起一柄伞，但是，政府特派员的动作实在很难预料，他会突然转变方向，从而频频打击这个当地行政官员的良好意愿，让他无所适从，手中的雨伞也总是只为自己挡雨。梅尔林并没有觉察到这些，雨水从他的脑门上淌下来，他瞧着坟坑，那一副模样像是完全不明白要在那儿检查什么。“啧，啧。”

“毕竟，还有不少人参战上了前线。有些人回来的时候，一条腿比另一条显然短了好多。”

接着，众人来到棺材边上，他们为他细细讲解安葬的过程，他戴上了眼镜，镜片是灰色的，上面还带有几道划痕，简直就像是腊肠的外皮。他对照着身份信息：档案卡片上的，登记表上的，贴在棺材上的牌子上的，然后，“很好，就这样吧。”他嘟囔了几句，“我们也不能一整天时间全都搭在这上头。”他从夹克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块很大的怀表，没有通知一下任何人，便迈开坚定的步伐，大步走向办公的大棚。

“啊，我不是，我是在这里参的战，我有哮喘病，我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

到中午时，他就填完了他的审查表。看到他工作时的那副样子，人们就会更好地明白他的衣服上何以有那么多的墨渍了。

“因为您不是复员军人吧？”

现在，所有人都得签字。

“这个嘛，我是想说，复员的军人，这个，你可别误会了……”

“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分内事!”助理图尼埃宣称道，一副雄赳赳的样子，十分满足。

“像我这样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阿尔贝问道。

“正是。”梅尔林回应道。

“嗯，很抱歉!我说这个，因为像您这样的人，常常……”

一番客套。众人全都站在棚子里，彼此传递着签字的笔，就像入葬的时刻众人互相传着圣水器那样。梅尔林把他那根粗大的食指摁在登记簿上。

阿尔贝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展示给司机看。司机这才放下心来，但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工夫。他已经习惯这样了，他有过此类的经历，而这是他的出租车。然而，他只不过是天性有一个商业头脑而已，绝不是一个无耻小人。

“这里，有请家属代表来签……”

“您确定您有钱吗？”

全国老战士联合会对政府足够地履行了职责，几乎享有了在全国到处出场的权利。梅尔林以一种阴沉的目光，看着罗兰·施耐德在那里签上了字。

尽管如此，在司机的心中，疑虑有增无减。

“施耐德，”他最终说(他故意把这姓氏念成了“施那伊-达”，以强调自己的这番话)，“听起来是个日耳曼姓氏啊，是不是？”

“不，不，”阿尔贝否认道，“我只是有点儿累。”

对方立即昂首挺胸，想要反驳。

“因为……要是您生病了，我就只能让您下车了!”

“这都不要紧，”梅尔林止住了他，又指了指登记簿，“这里，有请民事登记官来签……”

“不，不，没有。”阿尔贝回答道，调动起了自己仅剩的一点点紧张度。

他的话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浇来。签字在一片沉默中结束。

“您这不会是生病了吧？”

“先生，”施耐德开始说，他才刚刚有些醒过闷来，“您的想法……”

司机的岁数应该跟他差不多。他一边开车，一边带着疑惑的目光，久久地观察着他的顾客，只见他面色苍白得就如一块白布，蜷缩在座位上，身子摇晃不已，一条胳膊紧紧地捂住了肚子。当阿尔贝因车内这一封闭空间引起了一种很难遏制的不安情绪，而擅自打开车窗时，司机的担忧不由得剧烈倍增。司机甚至想到，他的顾客这是要呕吐了，就吐在那里，他的车里。

但是，梅尔林已经站了起来，比他高了整整有两个脑袋，又俯身向着他，用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盯着他，问道：

带着这样明显的伤口，只能放弃坐地铁或者有轨电车了。他总算勉强遮掩住了他手上胡乱的包扎，还有军大衣上的血迹，在巴士底附近叫住了一辆出租车。

“在餐馆，我们能吃到鸡肉吗？”

他合上了鞋盒盖，站起身来，突然，他看到普洛斯的手臂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这个人，他至少很善于武装自己，那是一把真正的弹簧短刀，带有槽口，尖刃很锋利。此人出手是那么迅速，刀口划到了阿尔贝的左手，他只觉得一种剧烈的热辣感。他原地一个旋转，猛地抬起一条腿，脚后跟就踢中了希腊人的太阳穴。希腊人的脑壳一反弹，就撞到了墙上，发出了敲锣般的哐的一响。阿尔贝手里紧紧拿住了鞋盒子，用皮鞋狠狠地踩了几下普洛斯那依然握着刀的手，然后，他放下盒子，又用两手抓住那扇木头门，开始砸起对方的脑袋来。然后，他停下手。因为使了劲，也因为害怕，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流了很多血，他手上的伤口很深，他的军大衣也都血迹斑斑了。每见到血，他总是害怕。而这时候，他开始感到了疼痛，这也提醒了他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他在地窖里乱找一通，找到了一块满是灰尘的布，用它紧紧地包扎住左手。然后，他很胆怯地朝希腊人的躯体俯下身来，仿佛他不得不靠近一头正在睡觉的野兽。他听到了对方低沉而又有节奏的呼吸声，毫无疑问，他的脑袋真的是很硬啊。之后，阿尔贝一胳膊夹住鞋盒子，颤颤巍巍地离开了那栋楼房。

吃鸡是他生存中的唯一乐趣。他的吃相很邋遢，他永远都不会脱下他的那件上装，在那点点墨渍之上，还有一块块的油斑。那都是吃鸡的好见证。

阿尔贝俯下身子，侧耳细听。普洛斯正喘着粗气呢。很难知道他受伤是不是很严重，但是，有一道细细的血流正从他的头顶上流下来。阿尔贝处在了一种惊慌失措的状态中，近乎于昏厥，他捏紧了拳头，反复念叨道：“稳住，稳住……”他弯下腰来，把胳膊探入墙洞中，掏出来一个鞋盒子。如假包换的奇迹：满满一盒子二十毫克和三十毫克的吗啡安瓿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阿尔贝对吗啡安瓿瓶的剂量早已熟稔于心了。

就餐期间，除了施耐德一直在那里搜索枯肠寻找反驳的词语，每个人都努力尝试着积极投入对话中。但是，梅尔林只顾自己一个劲地吃，连鼻子都埋在了盘子中，同时，仅仅只是从喉咙中发出几声咕噜咕噜，还有假牙的啧啧声响，作为对大家谈话的回应，而这也很快就扼杀了众人的交谈意愿。然而，视察已经结束，尽管特派员实在有些让人讨厌，饭桌上的气氛还是很快就缓解了过来，变得轻松活泼。工地的启动工作曾经相当困难，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小麻烦。在这类工程中，没有什么会跟人们预料的完全一样，即便文本写得极其详细，也从来不可能在你开展工作时完全符合你眼前的实际情况。就算你再怎么尽心尽职，还是会出现很多的意外情况，这就需要你大胆果断，敢于拍板，随后，既然你已经以某种方式开始了，那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他好不容易才恢复了镇定。那个希腊人死了吗？

现在，在这个墓地，人们真希望赶紧完成这里的任务，赶紧把它清空。视察的结果是圆满的、正面的、令人欣慰的。不过，回过头来看一下，每个人还是有点儿后怕的。众人喝得不少，反正都是公家结的账，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甚至连施耐德最终也忘记了方才的羞辱，他不想争辩，只是在蔑视这个粗鲁的政府官员的同时，连连不停地喝着罗讷河谷出产的葡萄酒。梅尔林让人添了三次鸡肉，像个饿死鬼似的狼吞虎咽。他那胖胖的手指头上沾满了油。当他酒足饭饱时，他全然不顾同桌的其他人，把他根本就没有用过的餐巾一下扔在桌子上，站起来就走人，离开了餐馆。所有人全都猝不及防，四下里顿时一片大乱，必须急忙咽下最后一口菜，喝空杯中的酒，催要账单，核对费用，付钱，人们推倒了椅子，人们跑向门口。当他们来到外面时，只见梅尔林正对着汽车的轮胎在撒尿呢。

有好几次，他走着走着还回过头来看，以确认他的客户还乖乖地留在原地。阿尔贝眼睁睁地瞧着他越走越远，无能为力，但是，当那希腊人突然朝右一拐，阿尔贝便马上跑了起来，尽可能快地跟上他来到那条通道，眼睛则一点儿都不离开普洛斯刚刚消失的那个地方，那是一栋破败的楼房，从中飘散出一股浓烈的饭菜味。阿尔贝推开大门，进到一条走廊中。走了几步后，他就来到一处通向地下室的半底层，于是，他便走了下去。从一扇玻璃很脏的小窗上，投射进来街上路灯的一点点光亮。他隐约看到希腊人蹲在那里，伸出左臂，正在墙洞里挖着什么东西。在他旁边，他还特地用一扇小小的木头门挡着，以遮住那个洞口。阿尔贝一秒钟也没停下来，连忙跑过去，穿越地窖，双手抓起了那扇木门，它比他想象的只稍稍重那么一点儿，朝希腊人的头猛地一砸。这狠狠的一击下去，像是敲响了一记锣，普洛斯顿时倒在了地上。只是在这时候，阿尔贝才明白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他的心中是如此惧怕，只想着要赶紧逃跑……

前往火车站之前，还得再去墓地转上一下，拿上梅尔林的皮包以及登记簿。列车四十分钟后出发，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耗费更长时间，更何况，天还下着雨呢，刚才就餐时，雨倒是停了那么一小会儿，现在又下了起来，而且还是瓢泼大雨。在汽车里，他没有向任何人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感谢迎接和邀请的话也没有，真正是一个无赖。

这不是吗，希腊人根本不等他回答，就远去了。

一来到公墓，梅尔林就加快了脚步。他那双巨大的鞋子很危险地压弯了铺垫在水洼上的木板。一只瘦骨嶙峋的棕色皮毛的狗碎步向他跑来，梅尔林并没有放慢脚步，却把重心暗暗移到左脚上，冷不丁地抬起巨大的右脚，就朝那狗踢去，正好踢在它的腰身上；那狗大叫一声，在空中飞出去一米来远，摔了个仰面朝天。还没等到它翻身爬起来，梅尔林早已一步跳入深及脚踝的水洼，一脚就踩在狗的胸口上，巨大的鞋子让那狗动弹不得。狗开始发疯似的嚎叫起来，像是怕被淹死，并在水里扭来扭去，张大了嘴，似乎想咬什么。看到这一场面，所有人全都惊呆了。

一道命令，只能服从，不能上诉。

梅尔林俯下身来，用右手掐住了那狗的下颌，左手则掰开它的嘴，狗发出细小的呜咽声，挣扎得更厉害了。梅尔林早已死死地摁定了它，在它肚子上猛踢了一脚，又使劲地掰开它的嘴，就像是在对付一条鳄鱼，然后，猛地一松手放开了狗，狗在水里滚动了一下，重新站起来，拖着肚子逃走了。

“就在这里吧。”

水洼有些深，梅尔林的鞋子全部淹没在水中，但他全然不在乎。他转身朝向身后那一排站得整整齐齐的人，只见他们全都待在了木头的踏板上，瞠目结舌。而这时候，他已经在胸前挥舞起了一根足有二十多厘米长的骨头。

阿尔贝扫视了一番四周，荒芜一人。十九点过后，附近唯一的灯光就是一家咖啡店里的灯光，离这里有大约一百米。

“这个，我是认识的，这可不是一根鸡骨头!”

“你等在这里!”

如果说，约瑟夫·梅尔林表现出他是一个相当肮脏、相当可憎的官员，是一个愤愤不得志的官场失败者，那么，他还是一个谨小慎微的、深思熟虑的人，一句话，一个正直的人。

两个男人走上了塞代纳街，一直走到萨拉涅尔通道。到了那里后，普洛斯便指了指人行道，再一次说道：

这些墓地实在让他有些心碎，不过，他并不露声色，外表上没有显出什么痕迹来。自从上司任命他担任这个谁都不愿意担任的职务以来，这已经是他视察的第三处墓地了。对于他这个只是通过食品的限量供应与殖民地部的公务评语来看战争的人，第一次视察确实令他万分震撼。尽管长期以来始终躲开了枪林弹雨，他那颗愤世嫉俗的心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开始动摇。并非由于本来意义上的大屠杀，这一点，人们还能承受，大地始终遭受着种种灾难与瘟疫的摧残毁坏，而战争只不过是这两者的结合罢了。不，让他伤透了心的，是死者的年龄。灾难杀死了所有人，瘟疫灭绝了老人与儿童，而只有战争，在屠杀数量如此多的年轻人。梅尔林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如此的结果所震撼。事实上，他自身的某一部分已经停留在了弗兰西娜的阶段，而他这个巨大的、空洞的、不成比例的躯体中，依然还掩藏着小小一部分年轻人的灵魂，那正是战争中死者的年龄。

从这一刻起，阿尔贝又返回到陌生人的角色中，对自己到底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连一点儿概念也没有了。

比起他的大多数同事来，他远没有那么愚笨，自他作为一个细心的官员对军人墓地进行第一次视察以来，他就发现了种种不同寻常的现象。他在登记簿里看到了许许多多有待争议的东西，种种遮掩得极其笨拙的前后不一，但是，你又能怎样呢，当人们考虑到这一任务的艰巨重大，当人们看到这些被淋得湿漉漉的可怜的塞内加尔人，当人们想到这番不可思议的杀戮，当人们估算着眼下必须挖掘出来并转运走的尸体的数目……人们还能表现得挑三拣四、吹毛求疵吗？人们会闭上眼睛，不加理会。种种悲惨的情境必然会催生某种实用主义，梅尔林认定，对种种不合规矩的行为，最好还是眼开眼闭，不置一词，老天啊，让我们结束它吧，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吧。

“好吧，去吧，快点儿!”他轻声嗫嚅道。

但是，在这里，在夏齐埃尔-马尔蒙，焦虑死死地压住了你的胸口，让你几乎透不过气来。当你把两三个指标加以对证，例如，那些扔在深坑中的旧棺材的木板，那些没有烧掉而是被埋入土中的木板，又例如，挖掘好的坟墓数量与送走的棺材数量，还有某些日子里大致上的总结记录……这一切会把你引导到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而你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想法都会发生动摇。于是，当你遇见一条蹦蹦跳跳的癞皮狗，像一个舞女那样，嘴里还叼着一根法国大兵的尸骨，你体内的血会噌的一下涌上头顶。你会急切地渴望弄它个明明白白。

希腊人端详了一番这张疲意满满的脸，马上做出了决定。

约瑟夫·梅尔林立即放弃了坐火车返回的打算，整整一天都忙于进行核实，要求人们做出解释。施耐德开始出汗了，如同在大夏天那样，保尔·夏博尔不停地擤着鼻涕，只有助理图尼埃，每当特派员向他问话时，会一如既往地使劲碰击鞋后跟，这个动作已经融入他的基因中，它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

他同样还保留了他那双寿命早过了一多半的高帮皮鞋，另外还有两条军用盖毯。所有这一切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而且不仅仅是染色的痕迹；还有这一张沮丧、疲竭的脸，很多复员军人的脸都是这样的，这是萎靡不振与委曲求全的神态。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瞧着吕西安·迪普雷，而他，却观望着他那渺茫的未来前景，它正在渐渐地离他远去。

希腊人抓住了他的衣袖，迟疑了一秒钟。阿尔贝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悯。有时候，这其实也是他的力量。为显出一副可怜样，他并不需要刻意地夸张表达。在经历了八个月平民百姓的生活之后，他始终还穿着复员军人的军装。在他退伍时，他可以在一件军装和五十二法郎之前做出选择。他当时选择了军装，因为他感觉到冷。实际上，国家只是把匆匆重新染过的旧军大衣贱卖给法国老兵而已。当天晚上，雨水一淋，军装就开始掉色了。好一个忧伤者的条条斑痕哪!阿尔贝返回去，说是最终他更愿意要五十二法郎，但是为时已晚，木已成舟，他本该早早考虑好的。

有关的统计表、笔录书、清单方面，梅尔林不想要任何人来帮忙。他来回走了几个地方，甚至还去了棺材仓库、货栈，以及好几处坟坑。

“好吧，同意。”阿尔贝说，很果断地赶到了他的前面。

然后，他再回到仓库。

普洛斯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行。

人们远远地看着他靠近过来，又离开，又返回，挠着脑袋，目光朝四面八方乱转，好像是在寻找一道数学题的答案。这阵势击打着人的神经，这态度那么咄咄逼人，这家伙竟然还一言不发。

小便池的臊臭气味，再加上一种想离开他越来越感到内心焦虑的这一弹丸之地的意愿，这一切，促使他采用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语气。他唯一的计策就是，找到办法跟着这个希腊人走。

然后，终于，他叫了一声：

“不!”阿尔贝叫住了他。

“迪普雷!”

他走出了小便处。

每个人都感觉到，揭示真相的那一刻就要来临。迪普雷闭上了眼睛。普拉代勒上尉曾对他明确交代过：“他检查他的工作，他视察他的情况，他提他的意见，我们全不在乎，您明白吗？而仓库，则相反，您可一定要把它们给我藏好了……我能寄希望于您吗，迪普雷？”

“好，就十二安瓿，你留在这里!”

这恰恰就是迪普雷所做的：仓库迁移到了市镇所管辖的货棚中，总共是两天的活儿，除非这位其貌不扬的特派员，善于计算了再计算，把种种信息汇总对照，而那样的话，不会拖得太久。

他展示出他那整整一沓子钞票，但他是不能够动用它的，因为这是他维持接下来大约三个星期生活的所有钱。看到钱，普洛斯的眼睛发亮了。他朝阿尔贝伸出了手指头，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看好像少了一些棺材，”梅尔林说，“甚至，还缺少了很多，我很想知道，你们都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了。”

“我要十二安瓿。”阿尔贝说。

这一切全都是由于那条笨蛋狗，时不时地来这里找什么吃的，谁知道恰好在今天撞上了冤家对头呢。早知道的话，就应该朝它扔石头，赶它走，或者干脆把它打死得了。人类啊，好好瞧一瞧吧，这一切会把你们带到哪一步。

他说得很夸张，还手舞足蹈(当他跟外国人交谈时，他经常会表现得仿佛对方是聋子一样)。普洛斯皱起了他那粗粗的眉头。

白天快结束的时候，工地上已经很安静了，干活儿的人员也快走光了，梅尔林从市镇所辖的货棚回来，简单地解释说，他还有事要做，他就睡在民事登记处的棚子里了，还说这事没什么要紧的。然后，他又迈着一个果断老人应有的步伐，朝墓地的小径走去。

“我还需要更多……”阿尔贝嗫嚅道。

迪普雷在跑去给普拉代勒上尉打电话之前，最后一次转身过去瞧了瞧。

普洛斯停下脚步，一副不安的表情，瞧了瞧阿尔贝。

那边，远远地，梅尔林一手拿着登记簿，刚刚在墓地北侧的一个坟茔前停了下来。他脱下了上衣，把登记簿合上，把它塞在衣服中，放在地上，抓起一把铁锹，用那只穿着满是污泥的鞋的大脚用力一踩，整个铁锹头都插进了泥土中。

“等一等!”阿尔贝叫嚷起来，上前抓住了他的袖子。

25

这是电话里已经谈好了的价钱，希腊人准备转身离开。

他去哪儿了？他是不是还有一些早先并没有说到的熟人朋友，去他们那里避难了？没有了吗啡，他又该怎么办呢？他有办法找到吗啡吗？兴许他最终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中，这倒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只是，爱德华早已彻底丧失了理智。此外，他战前又是什么样的呢？阿尔贝不禁问起了自己。那时候，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而为什么，他，阿尔贝，当初在那场盛宴中没有向佩里顾先生多问几个问题呢？因为，他也一样，也是完全有权利问问题的啊，提出种种问题，了解他的生死战友早先在认识他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吗？

“五安瓿[5]。”他说。

但是，首先的问题是，他到底去哪里了？

他想看到钱，便用目光指向了阿尔贝的衣兜，但他不知道里头藏了一把刀，而那把刀的尺寸实在有些可怜，尤其因为，现在两个男人紧紧地挤在窄小的小便间里头，那把刀就显得更小了，小得甚至都微不足道了。阿尔贝轻轻地转过身来，让对方看另一个衣兜，并故意让好几张二十法郎的钞票露了出来。普洛斯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爱德华离开他已经整整四天了，这四天里，从早到晚，萦绕在阿尔贝脑子里的就是这些想法。他反复搅动着他们一起生活时的种种形象，像一个老人那样怀旧。

“钱呢，带来了吗？”希腊人问道。

说实在的，其实他并不那么想念爱德华。爱德华的失踪甚至还给他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战友的在场加给他的种种责任的重负，突然间就化解于无形，让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感觉到了解脱。只不过，他还是平静不下来。毕竟，他又不是我的孩子!他想到。尽管如此，假如人们好好地想一想爱德华的依赖感，他的不成熟，他的固执，那么，把他比作孩子倒还是很恰当的。如此愚蠢的想法攫住了他的脑袋啊，关于战争纪念碑的那些念头!阿尔贝从中看到了他的病态。且不说他是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所有人那样，他一心只想着复仇呢。但是，他对阿尔贝那些理由充足的论据保持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这也够奇怪的了。他根本就不懂得一个计划与一个梦想之间的差别!这个小伙子，说到底，太不脚踏实地了，富人家的孩子里，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就仿佛现实跟他们根本无关。

对一个如此肥硕壮实的人来说，他走路的速度快得惊人了，他小步紧凑，健步如飞。刀子太短小，而这家伙却太过敏捷……阿尔贝的计划实在有些差劲。希腊人往四周扫了一眼后，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了小便处。那里头有很长时间没有冲水了，尿臊味冲鼻，气氛有些令人窒息，但是这一切看来根本就没让普洛斯感到丝毫别扭。这个臊臭的地方，几乎就像他的候见厅。而对怀疑所有空间都是幽禁之地的阿尔贝，折磨则是双倍的。

一种又潮湿又严寒的天气笼罩了整个巴黎。阿尔贝曾经要求，让人来换掉他的广告牌，一天走下来，它已经膨胀得越来越厚，变得十分沉重，但是，始终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普洛斯。”他来到的时候这样说。

早上，在地铁附近，他的肩上就挂上了木板广告，中午吃快餐的时候才能换下来。干这活儿的，大部分是还没有找到一份正常工作的复员军人，他们有十好几个人，就在同一个区里，还有一个专门负责监督他们的，这个可恶的人，总是躲藏在某个角落里，一等你把广告牌摘下来，揉一揉肩膀，他就会突然冲出来，威胁你说，假如你不马上继续你的转悠，那就请你立马走人。

约会定在了圣萨班街街角那个公共小便池附近。阿尔贝对事情到底会怎样发生是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他在一家咖啡店里给希腊人打了电话，说自己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过来的；希腊人什么也没问，因为他的法语连二十个词儿都说不上来。他的全名是安东纳普洛斯。所有人都叫他“普洛斯”，就连他自己也这么叫。

这是一个星期二，走在奥斯曼林荫大道的日子，要在老佛爷商场和圣奥古斯丁之间行走(广告牌的一面是：拉维巴——给丝袜染上绚丽的色彩，另一面则是：利普……利普……利普……乌拉——胜利之表)。夜间刚刚停住的雨，到上午十点钟又开始继续下了起来，阿尔贝刚刚走到帕基耶尔街的转角。即便一个小小的停顿，从衣兜里找一下他的鸭舌帽，也是被禁止的，必须继续走。

似乎一切都在联合起来反对他，那真的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就这样，干活儿，向前走，”监督者说，“你不就是个木偶，不是吗？在这里，都是一回事!”

当他看到那个希腊人时，他的第一个想法终于在脑子里生成，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皮肤很粗糙，身材很厚实，走起路来两脚分得很开，每走一步都会气喘吁吁，尽管十一月的气温已经偏低，他还是大汗淋漓。阿尔贝瞧了瞧他，心里有些惊慌，因为他肚子巨大，胸脯肥实，在他的呢绒套头衫底下鼓鼓囊囊地乱晃乱摇，他脖子粗粗的，跟牛脖子一样，他的腮帮子肉很松弛，耷拉下来，阿尔贝心里想，对付这么一个大汉，他的小刀可一点儿都不管用，他需要一把刀刃至少十五厘米长的刀，或者二十厘米长。形势的对比本来就很不妙了，眼下，装备的低劣更是让他士气万分低落。他母亲早就说过了，“你总是这样的，从来都没能好好地安排一切!你只能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我可怜的孩子啊……”而她，一定会高高地抬起眼睛，瞧着天花板，祈求上帝做证。在她的新丈夫(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结婚，但是马亚尔太太总是把这一切看作正常情况)面前，她总会更多地抱怨自己的儿子。那一位继父，他—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部门经理—总是把事情弄得更烦琐、更细腻，但是，他的抱怨也是同样的。面对着他们俩，即便阿尔贝找到了力量，他还是很难有效地自卫，因为他几乎每天都在为他们多提供一点点抱怨他的理由。

但是，雨下得很大，还很冷，真倒霉，阿尔贝左看看，右瞧瞧，然后，就后退一步，靠在了一栋楼房的墙上，膝盖一弯，广告牌就碰到了地面，正当他低下身子，准备从皮带子底下钻过去时，建筑物倒了下来，整个一堵墙全都砸在了他的头上。

弄吗啡这件事儿吧……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一粘上就会弄脏手的墨水瓶，很棘手。爱德华已经依赖上它了，须臾不得离开。迄今为止，阿尔贝始终还能够勉强解决他的需求。可这一次，这一次，他再怎么刮抽屉底地搜索都不管用了，他再也没有什么钱了。因此，当他的战友实在忍受不了这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痛苦，而苦苦哀求他干脆结果了他的小命时，同样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阿尔贝，也就不再做什么思考了：他顺手就从厨房抄起一把菜刀，这也是他手边能找到的第一把刀，他匆匆下了楼，像一个自动玩偶似的，他去乘地铁，一直坐到巴士底站，然后就隐入到了希腊人的街区，就在塞代纳街那一边。他一定要为爱德华找到吗啡，假如需要的话，他甚至会不惜动刀杀人。

撞击是如此猛烈，他的头当即向后一仰，带动了整个身子也往后一倒。他的后脑壳就砸在了石头墙上，广告牌碎了个四分五裂，皮带缠绕在了一起，把阿尔贝的脖子勒得死死的。他像一个溺水的人那样拼命挣扎着，有点儿喘不过气来，本来就很重的广告牌压在他身上，让他动弹不得；当他试图站起身来时，皮带又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脊背。

阿尔贝的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无法说出两个想法来，无法想象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他试图理清他的思绪，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归于秩序。他大踏步地走着，手里只做着一个动作，伸在衣兜里，机械地抚摩着那把刀的尖刃。时间可以一分一秒地过去，地铁可以开过一站又一站，出了地铁，还可以继续在街上走，但一丝有用的想法都没有想出来。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做的事，可他毕竟已经都做了。他准备好了去做一切。

这时候，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际，令他惊愕万分：这就跟他当年在战场上被埋在炮弹坑里的情境完全一样。他被抑制住，无法动弹，缺氧，窒息，他心里想，他兴许就将这样死去。

11

他有些惊慌，他的动作变得很混乱，他想大声叫喊，但叫不出声来，一切发生得很快，太快，实在过于快，他感觉有人抓住了他的脚踝，要把他从瓦砾堆里拉出去，缠在他脖子上的皮带勒得越来越紧。他试图把手指头伸到那下面去，想扯松带子，松一口气，只听见一记猛烈的打击落在一块广告牌上，打击声回响在他的脑子中，突然间，一片光明出现，皮带松开了，阿尔贝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吸了太多的空气，他开始咳嗽起来，差点儿要吐。他寻求着保护自己，但抵抗什么呢？他试图挣扎，简直可以说，这就是一只感到了危险的盲目的小猫；他最终睁开了眼睛，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刚刚坍塌的楼房构成了一张人的脸，那是一张朝他俯下身来的愤怒的脸，眼睛瞪得大大的。

这样好的运气，简直叫人无法相信。

这个庞然大物安东纳普洛斯叫嚷道：

他岳父即将枪口朝左[4]一命归天的那一天，也是他成为百万富翁的那一天。

“浑蛋!”

老天啊，这是怎样的一天啊!

他的脸蛋胖嘟嘟的，厚厚的肉下垂耷拉着，仿佛点燃了愤怒之火，他的目光似乎想要把阿尔贝的脑袋到处都穿透。这个刚刚把他撞倒的希腊人，扭动着身体，扑上前来，猛地就坐在了广告牌的残片上，他巨大的屁股压在了广告板上，连同木板底下阿尔贝的胸脯，还一把揪住了阿尔贝的头发。这希腊人就这样骑坐在阿尔贝的身上，拔出拳头，开始狠狠地捶击他的头。

普拉代勒快速跑了出去。

第一拳打下来，眉骨裂开了，第二拳下来，嘴唇裂开了，阿尔贝的嘴里立即就有了血的味道，他被压得死死的，根本无法动，希腊人继续吼叫着，从他嘴里喷出来一个一个的词，打在阿尔贝的脸上。一，二，三，四，阿尔贝喘不过气来，听到了叫喊声，他试图转过身去，但太阳穴上又挨了一下，他的脑袋一下子就爆炸了，他昏了过去。

“我的老弟，赶紧叫一辆车来，情况很严重。”

嘈杂声，嗓音声，四周乱糟糟的一片……

然后，转过头来，悄悄地对普拉代勒说：

一些行人过来干预，终于推开了大喊大叫的希腊人，推得他侧身倒地—他们可是三对一啊—阿尔贝终于得救了，平躺在了人行道上。有一个人立即说道要报警，希腊人顿时勃然大怒，他可不愿让警察过来，他所想的，无疑，就是要了这个躺在血泊之中失去意识的人的命，他伸出拳头指向他，叫喊着：“浑蛋!”有人大声呼吁安静，女人们连连后退，眼睛却一直盯着这个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失去意识的人。有两个男人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冲上去从背后抓住了希腊人，于是，他就像一只乌龟无法翻身了。有人高喊着要给他一些教训，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干了什么，对刚才发生的情况，早已是众说纷纭了。有人说，这都是因为一个女人，你会相信吗？摁住他!您还好吧，您，摁住他，倒是过来帮帮我啊!这个希腊老粗，他也实在太壮了，当他试图翻身时，真的像一头抹香鲸，但是，说要真的伤到人，他看上去又太笨重了。有一个人说，无论如何，还是得叫警察来!

“我说，佩里顾，您到底哪里不舒服？”

“警察，不要叫警察!”希腊人比画着吼叫道。

医生从图书室那边大步赶来，问道：“出了什么事？”他的平静给人印象深刻，人们纷纷闪开，让出位置给他，同时却伸长了脖子，只为看得更真切。布朗什大夫一面给老人把脉，一面问道：

“警察”这个词加剧了他的愤怒和恼火。他一条胳膊挥过去，就把一个好心过来帮忙的人推倒在地；女人们齐声尖叫起来，尽管群情激昂，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人们似乎对争执的结果不感兴趣，几个嗓音在远处响起：“是一个土耳其人吗？”“当然不是，那是罗马尼亚人!”“哦，不!”一个很内行的人反驳道，“罗马尼亚人，就跟法国人一样，不是的，这个，是土耳其人。”“啊!”第一个人很惊喜，“瞧我说什么来的，是土耳其人吧!”正说到这里，警察终于赶来了，是两个警员，“到底出了什么事？”很愚蠢的问题，因为人们看得清清楚楚，这里有一个人在犯浑，人们正在试图阻止他打死另外一个人，后者就躺在四米开外，已经不省人事了。“好的，好的，好的，”警察说，“我们会弄清是怎么回事的。”实际上，人们却是什么都没能看到，因为事态发展得实在太快了。刚才已经控制住了希腊人的那些行人，这会儿看到穿制服的警察过来，都放开了手。而那希腊人，根本就不再需要费更多的力气，就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先是跪起来，再是站起来，那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了，他就像一列加了速的火车那样，你可能被他碾过，没有人胆敢冒险，尤其是警察。希腊人扑到阿尔贝身上，而后者的潜意识大概也感觉到了危险的回归。就在那个安东纳普洛斯扑向他的时候，阿尔贝—实际上，那只是他的躯体在做自动反应，他依然还闭着眼睛，像梦游人一样轻轻地晃着脑袋—阿尔贝，也从地上一骨碌爬了起来，挺身站立起来，并开始跑，在人行道上先向左后向右地跑了个“之”字形，越跑越远，希腊人一直就在后面追着。

只见他岳父就坐在地上，背靠着壁炉架，双腿伸直在身前，双目紧闭，脸色蜡黄，他的右手紧紧抓住背心靠心口的地方，仿佛他想摘掉自己的一个器官，或者想把它保留住。“快拿嗅盐来!”一个嗓音高喊道，“快给他扇扇风!”这是另一个嗓音，俱乐部总管也闻讯赶来，招呼着让人们散开。

所有的行人都很失望。

普拉代勒听到有人在呼叫，也赶紧朝那边跑了几步，他眉头紧锁，好奇心更多于焦虑感。

人们还在那里为事情的究竟而争得热闹非凡，却不料，故事的主角却跑了个无影无踪。人们都很失望，没能见证一次逮捕、一次审讯，因为，说到底，人们既然都已经参与了，总该有权利知道故事的结局吧，是不是？只有警察不觉得失望，他们高高地举起一条不带武器的、相信宿命的胳膊，任由事情自行发展，希望那两个人继续久久地跑下去，一个逃，一个追，因为，一旦跑过了帕斯基耶街，那就不再是他们负责的地界了。

大厅的另一头，壁炉脚下，围了一群骚动不已的人，还有人继续从弹子房，从吸烟室，从四处飞奔着赶过去。

此外，两个人的一追一逃实际上也很快就终止了。为了看得更清楚，阿尔贝用衣袖擦了一下脸，他跑得就像一个命悬一线的人，速度极其快，而希腊人则太肥胖，追不上他，不一会儿，他就被甩开了整整两条街，然后，三条街，再后来，四条街，阿尔贝先是向右跑，接着往左跑，他只要不是转个圆圏又回来撞上安东纳普洛斯就行，他已经不用再担心了，假如不用考虑到他已经被打碎了牙齿，打破了眉弓，脸上有血肿，肋骨疼得很。

普拉代勒向前走去。

这个身上流着血、走路摇摇晃晃的人很快又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行人们见他过来，纷纷不安地躲开。阿尔贝明白到，他已经成功地拉开了行凶者和他之间的距离，也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对周围人所产生的糟糕效果，于是，就在斯克里布街的喷泉处停了下来，捧了些水洗了一把脸。也正是在这一时刻，他才开始感觉到疼痛。尤其是裂开的眉弓。他没有办法止血，即便他用衣袖紧紧压着额头，血依然流得到处都是。

但就在这时，客厅门猛地一下开了，有人叫了一声：“亨利!”边上也传来了一阵喧闹，真的是人声鼎沸。

一个戴着帽子、衣着漂亮的年轻女郎独自一人坐着，把她的手包紧紧贴在身边。阿尔贝一走进候诊室，她就把目光移到了别处，要想不被人看到，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里头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还是面对面地待着。她的身子扭来扭去，瞧着窗外，而窗外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到，她偶尔还咳嗽几下，咳嗽时就赶紧用手捂住脸，好像更担心被他注意到，而不是瞧着他的惨样，他还一直在流血—他从头到脚都是血迹斑斑—他那破了口子的脑袋说明，他刚刚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时刻。而眼下，在从公寓另一端传来脚步声和嗓音，马尔蒂诺大夫的身影最终出现之前，他又经历了第二段糟糕的时刻。

“瞧瞧，我亲爱的朋友……”

年轻女子站了起来，但马上又停住了。看到阿尔贝的那副模样后，大夫对他做了个手势。阿尔贝走向前，年轻女子又回到自己的椅子上，一言不发，重新坐下，像是被罚了一样。

于是，他认定，说他那句话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医生什么也没问，把了把他的脉，这里摁摁，那里摁摁，做了一个简明的诊断：“你的嘴脸被揍得可以啊……”接着用纱布堵住牙龈上的裂口，嘱咐他去看牙医，还给他缝合了眉骨处的伤口……

“明天上午我们还要开会讨论，”区长补了一句，“还有星期六!”

“十法郎。”

普拉代勒早就迫不及待了，他从对方手中一把抢过纸来，转身走开了几步，目光投到了那些数字上。贡比涅一万八千口棺材，拉翁军区五千，科尔马地方六千出头，南锡和吕内维尔军区八千……至于凡尔登、亚眠、埃皮纳尔、兰斯……的数量，则还有待于确定。结果大大地超出了他的预期。普拉代勒无法抑制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丝满意的微笑，这当然也被拉布尔丹看在了眼里。

阿尔贝翻开他的所有衣兜，开始扒拉，结果只有几枚硬币掉到了椅子底下，他赶紧趴在地上捡，医生一把拿过所有的钱，根本就不到十法郎，差远了，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一言不发地领着阿尔贝走向门口。

“贡……比……涅……”他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贡……比涅，我们来瞧瞧……”

一种恐惧感立即就攫住了阿尔贝。他紧紧拉住了那一道宽得足可通车辆的大门的门把，世界开始在他的周围旋转起来，他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他直想吐，感觉就要倒在原地，或者就要扎入土地之中，就像要陷入流沙之中。一种可怖的眩晕感。他睁圆了眼睛，手摁着胸口，简直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门房立即赶过来。

拉布尔丹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贡比涅……他放下了手帕，赶紧去掏他的衣兜，找到了那几张叠成四折的纸，那几张纸上，他记下了商讨后的最后结果。

“您不会吐在我门前的人行道上吧？”

“究竟有多少？”普拉代勒大发雷霆道。

他无法回答。门房看了看他刚缝合的眉骨，点了一下头，然后抬眼看天，心想，没有什么比人更娇弱了。

“这个嘛，嗯……”

发作并没有持续。很剧烈，但很短暂。他曾经经历过同样的情况，就在1918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在被埋入弹坑之后的那几个星期中。即便在夜里，他也会惊醒，梦见自己埋在土地下，窒息而死。

客厅的门刚一关上，这个高个子年轻人不等他开口说话，就用凝定的目光看穿了他的内心。拉布尔丹想象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也就等于他什么都没有想到，如他平常习惯的那样。

当他开始行走时，街道在他的周围跳起舞来，他似乎觉得，现实环境是全新的，比真实的要更模糊一些，更扑朔迷离，摇摇晃晃，影影绰绰。他踉踉跄跄地走向地铁站，每一记响声、每一个动静都会让他惊跳起来，他一连二十次地扭过头去看，提防着随时有可能出现的那个巨人普洛斯。真是倒霉透顶了。在一个如此的大城市中，人们有可能待上整整二十年而不会遇见一位老朋友，而他，他却一下子就撞上了那个死敌希腊人。

“贡比涅，有多少？”普拉代勒立即打断了他的遐想。

阿尔贝的牙开始剧烈地疼起来。

那一天，他在会议过程中耗尽了仅有的那点精力，他应该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口舌，最后弄得个精疲力竭。虽然精疲力竭，却很高兴，因为他很满意他完成了任务。在出租车上，他反复咀嚼着在他看来“很有分量”的那几句话，其中这一句他最为得意：“我亲爱的朋友，不是我吹牛，我想我可以这么说……”

他在一家咖啡馆门前停下，想喝他一杯卡尔瓦多斯苹果烧酒，但是在点酒的那一刻，他才猛然意识到，他所有的钱已经全都给了马蒂诺医生。他又走出咖啡馆，去乘地铁，不太流通的空气几乎令他窒息，一阵极度焦虑的情绪掐住了他，他返回到地面，步行走完最后的一段路，回家后，他已经疲惫不堪，白天剩下来的时间里，他一直浑身哆嗦着，不停地回想他所遭遇之事的种种细节。

对于拉布尔丹，这是一个噩梦的开始。一想到他会辜负使命，他就胆战心惊，夜里就睡不好觉，就会胡思乱想，一一回想起那些指令，但是，他越是重复，就越是把它们弄得一团糟，这一招标命名变成了对他的苦苦折磨，而这一委员会，则成了他最不待见的东西。

他莫名其妙地发怒。他本来应该在第一次遭遇他时就把他杀死的，这个浑蛋希腊人!但在通常情况下，他对待自己的生活会如同看待一场无名的灾难，他从心底里感到自己的渺小，他感觉他很难能逃脱这一切，在他的意愿中，某种抗争的念头也被粉碎了。

“您该不会给我开空头支票吧……”他说，“您也不会把它放到乐蓬马歇百货公司的玻璃橱窗中去，只让人饱饱眼福吧!”

他瞧了瞧镜子里自己的形象，整张脸都肿得很厉害，血肿处有了淤青，真是一个苦役犯的脑袋。以前，他的战友也曾一样，瞧着镜子里的自己，以证实自身的霉运。阿尔贝把镜子扔到地上，然后，不带一丝愤怒，把摔碎的镜片一一捡起，然后再扔掉。

拉布尔丹很希望能进入这样的委员会、评委会、代表团，他从中看出一种对自身重要性的证明。他毫不怀疑，这一最新的任命应该来自于佩里顾先生本人，而老先生也一定听取了他女婿的建议。他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他应该遵循的那些珍贵指令，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很大。下达了所有这些命令后，普拉代勒指了指那一纸文件。

第二天，他什么也没吃。整个下午，他就在客厅里一个劲儿地转圈，像是旋转木马那样。每当他重新想起这件事，恐惧感就重新把他攫住。他生出种种愚蠢的想法：既然希腊人已经找到了他，就一定会四处打听，会去找他的老板，会找到这里来，向他讨债，把他杀死。阿尔贝跑到窗边，但是，在那里，他根本就看不到普洛斯可能会露面的那条街，他只能看到房东的家，像往常一样，贝尔蒙夫人就站在窗后，目光空洞，神色茫然，沉浸在回忆中。

“你将被命名为招标委员会的成员。”普拉代勒有一天曾这样对他宣布说。

未来的前景一片暗淡。不再有工作，被希腊人紧紧跟踪，必须搬家，寻找另一份活儿。好像这件事很容易似的。

拉布尔丹是一个笨人，从小到大始终处在他的愚钝之中。他的愚蠢总是带有一种特别固执的形式，政治上无可争议的美德，尤其是，他的愚钝只是来自于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观点，来自于想象力的一种彻底缺乏。这一愚昧可笑常常被人看作很实际、很通用。拉布尔丹各方面都很平庸，几乎总是很可笑，他属于那样一类人，无论被放在哪里，都会体现出一种忠诚，像是一头牲口，人们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除了生来不够聪明这一点，其余都是巨大的优点。他把一切全都明明白白地挂在了自己的脸上，他的敦厚和善，他对食物的趣味，他的懦弱，他的微不足道，而尤其，还有他的贪欲好色。他根本就抵抗不住说下流话的欲望，并总是用十分贪婪的眼光来瞄看所有女人，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女仆，一旦她们转过身去，他就会伸手去摸她们的屁股。以前，他总爱去妓院，每周要去三次。我说“以前”，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区长，而他的名望也渐渐地超出了他的那个区，很多乞求者会在他当班时纷纷前来找他，他也不得不把他上班的日子增加了一倍，而他也总是能找到一两个上门服务的女郎，让他不必专门跑一趟窑子，这样他就能留在办公室里享乐，同时还能签一个字、盖一个章、发一道命令、来一次特殊接待什么的。拉布尔丹，他很幸福，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大腹便便，裤裆饱满，总是准备着在下一张饭桌上饱餐，为下一拨屁股脱裤。他当选区长，全靠了一小撮很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而那些人则全都乖乖地听命于佩里顾先生。

随后，他渐渐安下心来。要说希腊人会找上门来，那纯粹就是一个笑话、一个幻想罢了。首先，他又能怎么着呢？他难道会发动他的全家人，以及整个行会的同行，来寻找一个装有吗啡的纸盒吗？更何况，那里头的内容都已快耗尽了，简直是滑稽可笑之极!

这会儿，拉布尔丹满头大汗地走进了吸烟室，手上捏着一块很大的手帕。亨利忍住了一声表示轻松下来的叹息，一口喝干了杯中的白兰地，站起身来，一把抓住对方的肩膀，把他拉到隔壁那个客厅。拉布尔丹在普拉代勒身旁快步紧走，来回倒腾着又粗又短的小腿，仿佛他还没有流够汗……

但是，阿尔贝脑子里想到的东西，他的躯体却无法在行动中分享。他继续颤抖不已，他的害怕显然毫无理性可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黑夜来到，随着黑夜一起降临的，则是鬼魂、恐惧。黑暗所造成的情绪放大并摧毁了他仅剩下的那一点儿清醒，惊恐又占了上风。

亨利看着他岳父忙他的事。他从中学到不少，而且暗暗钦佩不已。毫无疑问，这固执的老螃蟹真是能干。多么镇定，泰然自若。他带着一种有所选择的慷慨，提出种种意见、吩咐、推荐。周围的人都早已学会了把他的建议当作命令，把他的保留看成禁令。他是这样一类人，当他拒绝了你某一件事情时，你从来就不可能对他发火，因为留在你这里的，他随时可以从你身上拿走。

阿尔贝哭了，他很孤独。关于阿尔贝生命中的眼泪，足可以写出一个故事来。这些眼泪，绝望的眼泪，根据他所看待的是生命还是未来，会在忧伤和恐惧之间漂移不定。他时而直冒冷汗，时而忧郁万分，时而心跳加速，时而悲观绝望，时而感到窒息，时而又眩晕不已。他心里想，自己再也不能离开这个套间了，但同时，他又不能再留在那里头了。眼泪加倍，越流越多。逃跑。这个词突然在他脑海里鸣响起来。逃跑。由于黑夜的缘故，这一想法渐渐地膨胀，扩大，挤碎了所有其他的前景。他不再想象这里的未来，不仅是这个房间里的，同样也是这一城市中的，这一国家中的未来。

好多人团团围绕在了显贵周围，成了他的客户：天下财富没有一种是缺乏奉承者的。

他跑到抽屉前，翻出那些带有殖民地风光的照片，那些明信片。一切从零再开始。接下来的一记闪电映现出了爱德华的形象。阿尔贝冲向大衣柜，找出那个马头面具。他小心地戴上面具，就像在拿捏一件珍贵的古董一样。他立即感到受到了掩蔽、保护。他很想看一看自己，想从垃圾桶里翻找出一块相当大的玻璃片，但是不可能。于是，他只能在玻璃窗上寻找他自己的映像，结果遇见了一张马脸，他的恐惧消失了，一种亲切的温和感笼罩了他，他的肌肉也放松了下来。在慢慢地适应过程中，他的目光落到了院子的另一端，落到了贝尔蒙夫人的窗户上。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只有从很远的一间房子里照过来的一道微光，还映在方格玻璃窗上。

佩里顾先生从旁人口中得知了他女婿迅速致富的方式。毫无疑问，这小子显现出下手快、效率高的特点；他统领着三家公司，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赚取了大约一百万法郎的纯利。在这一方面，他可真算得上时代的宠儿，但是佩里顾先生从心底里质疑着这一成功。太悬乎了，有很不确定的敏感问题。

霎时，一切都变得明朗了。

其次，他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好处：家族的关系联络网(他是马塞尔·佩里顾的女婿、德夏奈尔先生的好友，还是普恩加莱先生、都德先生[3]，以及其他众多社会名流的朋友)。而他对投资上的最初那些回报感到很满意。再过几个月，他就能够直视他未来的岳父了：他睡了他的女儿，他一手控制了他的关系网，而三年后，假如一切能按他的意愿发展下去，那么，在赛马俱乐部，他就能更加一帆风顺，而那老头儿，就进他的吸烟室抽烟去吧。

阿尔贝必须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才能摘下马头面罩。他感觉到一阵寒冷，特别不舒服。就像那些炉子那样，由于燃烧时积累了很多的热量，当炉火熄灭很长时间之后，还能保持相当的温暖，阿尔贝也事先存储了一点点力气，足够用来打开房门，把马头面具夹在胳膊底下，慢慢地走下楼梯，掀开雨布，然后，他发现，装着吗啡的那个硬纸盒不见了。

亨利还没有发大财。同样，买卖也远没有失败。首先，因为这桩婚姻为113高地的那段给他带来些许悲伤的老故事画上了句号，就让战争场景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好了(人们以为早已忘却的一些陈年往事，有时还会一再地显现)，那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了，因为现在，他成了富人，即便只能通过委托书来实现财产转移，他也有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家庭来撑腰。娶玛德莱娜·佩里顾为妻几乎让他成为无法伤及的人，真正刀枪不入。

他穿过院子，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米，夜空现在是一团漆黑，他夹紧了胳膊底下的马头面具，摁响了门铃。

首先，他感觉自己受了骗，他的努力只得到了糟糕的回报。在他不少朋友的生活中，婚姻解决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不过，有时候，一段好姻缘也是很难赢得的，必须巧妙周旋，精心经营，但是，一旦成功的话，那就会带来滚滚财源，从此以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然而，对于他，婚姻没有改变什么。从名誉地位这方面来看，这个，没什么说的，他获得了利益，真的很辉煌。亨利本是个穷小子，现在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在他的个人小金库里，他很快就挪用了差不多十万法郎，并立即投到了他故乡家业的修葺上，但是，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一切都坍塌了，真的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啊)。

贝尔蒙夫人过了很长时间才过来应门。她认出了阿尔贝，一句话没说就打开了门。阿尔贝走了进去，跟在她后面，他们穿过一条走廊，进入一个窗户板已经打开的房间。露易丝睡在一张儿童床上，床有些过于狭窄，但她双腿蜷曲着，睡得很香。阿尔贝朝她俯下身来，这个熟睡中的孩子显现出一种出奇的美。地上，躺着爱德华，身上盖着一条白色的被单，在阴影的映衬下，那白色变成了一种象牙色，他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走进屋来的阿尔贝。在他身边，摆着装有吗啡的硬纸盒。十分内行的阿尔贝马上就确认，吗啡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太多。

佩里顾先生没有坚持他的反对意见，这是一场还没开始就已注定要失败的战役。他只是谨慎地提出他的最终底线。在资产者阶层中，这叫作婚姻契约。玛德莱娜从中没有发现什么可指责的。而那位英俊的女婿却相反，看到那份由家庭律师制订的计划书时，则很不高兴地板起了脸。两个男人彼此对视，一言不发，好谨慎的措施。玛德莱娜继续是家族中唯一的资产持有人，并成了婚后所收获的一切的共同物主。她很明白她父亲针对亨利的那些疑虑重重的保留措施，这份契约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明。当一个人拥有一份如此巨大的财产时，小心谨慎也就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她微笑着对她丈夫解释说，这不会改变什么的。而他普拉代勒，则知道，这已经改变了一切。

他微微一笑，为摆脱束缚，戴上了马头面具，向爱德华伸出手去。

男人们实在看不出来，这个亨利，他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地方，竟可以激得佩里顾大小姐如此心急难熬，他这个人倒是不错，这一点我们也认可，但是……这是男人们的看法。因为，女人们，她们可是抓得很紧的。她们瞧着这副如此俊朗的容貌、这波浪般卷曲的头发、这明亮的眼睛、这宽阔的肩膀，还有这皮肤，天哪，她们明白，玛德莱娜·佩里顾当初真的很渴望品味这一切，而之后，则深深地为之心醉神迷。

将近子夜时分，爱德华坐在窗户底下，阿尔贝坐在他边上，很认真地把爱德华画的那些纪念碑的图样放到膝盖上。爱德华看了一眼他朋友的脸。真够惨呐。

佩里顾先生很爱他的女儿，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他从来就不太感情外露，只要她不是那么傻乎乎地一味沉迷于对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的狂恋，那么，知道她很幸福，他也就感到幸福了。出身于豪富家庭，时时养尊处优的玛德莱娜·佩里顾，向来就是一些浪荡公子垂涎三尺的追求对象，尽管她长得只是稍稍说得过去，还是有很多男子迫不及待地来向她献殷勤。她可并不傻，只是性子火暴，容易发怒，像她已故的母亲，总之，这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女人，不是那类能轻易得手，能向诱惑让步的人。还在战前，她就早早识破了那些人的真面目，这些野心勃勃的小人，发现她从正面看上去很是一般，但从嫁妆那一面看上去非常漂亮[2]。她以一种相当有效而又隐秘的方式让他们打消了念头。三番五次地有人前来求婚让她心中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太多的信心，因为，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她才二十五岁，而当战争随着她的弟弟阵亡而告结束时，她也才三十岁，当然，弟弟之死对她是个可怕的打击，就在这一阶段，她觉得自己开始变老了。这一点兴许能够解释那一点。她在三月份遇识了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七月份就嫁给了他。

阿尔贝说：

他们之间，嫌恶之情向来是自发的、平静的，而且几乎是安宁的。那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敌视。一开始，佩里顾就立即嗅出，普拉代勒身上有一种荒淫无耻的恶棍味道，但是，他抵挡不住女儿玛德莱娜对此人的迷恋。对此，没有任何人说什么，但是，只须花一秒时间察看两个人在一起的情景，人们便会明白，亨利很讨她的开心，而她也不会停留在这一步，这个男人，她是要的，她是死死地要定了的。

“好吧，你给我好好地解释一下。这个关于纪念碑的故事……你到底是怎么看的？”

他转过身来，看到了女婿的后背。这姿势明显是故意摆出来的。被人如此地从背后观察，应该是很不舒服的。而人们看到这两个人彼此较劲的样子，会很容易猜到，两个男人正在下的这盘棋才刚刚开局，之后一定会波澜起伏，好戏连台。

正当爱德华在一个新的对话本上写着他的句子时，阿尔贝翻阅起了那个素描本。他们研究了这一问题。这件事情中，一切都是能够解决的。他们根本用不着创建什么皮包公司，只需要一个银行账户就行了。也不需要什么办公室，只要一个简单的邮箱就可以。关键的问题，是要在一段相当有限的时间内，对客户推广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促销，让客户把订货的预付款打过来，然后，他们立马带着钱逃跑。

佩里顾先生迈着一种缓慢而又温厚的脚步，走进了赛马俱乐部的大厅。他假装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他女婿的举止，就把这一举动归类到了欠下债务终须一还的行列。他从一张张桌子之间穿过，不时地伸出一只仁慈君王般的软绵绵的手，同时，以一种总督大人的高贵口气，随口叫出在场之人的名字：“你好，亲爱的朋友巴朗热。啊，弗拉皮耶，您也在这里。晚上好，戈达尔，还拼命展现自己特有的幽默感，但是……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不是帕拉梅德·德·夏维涅吗？”走到亨利身边的时候，他仅仅微微低了一下眼皮，带着一种心领神会的神态，像一个神秘莫测的斯芬克斯，然后，继续他在客厅中的穿行，一直来到壁炉边上才停下，他伸出两只分得很开的手，显出一种极其夸张的满足感。

只剩下一个问题，而且是个极大的问题：要启动这笔生意，首先还是需要有钱。

他一直在那里苦苦思索，竟没有看到他的岳父走了进来。只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鸦雀无声，才让他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过失，那是一种如同被裹进了棉花包一般的死寂，让人不寒而栗，恰如主教进入了大教堂。等他明白过来，已经为时晚矣。老人家来到时，你还停留在这一懒散的状态中，真的是一种大不恭的行为，实属不可原谅。而要过于快速地改变态度，则等于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了自己的从属关系。总之，左右都是糟糕的结果，怎么选择都不妥。不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刺激他人，普拉代勒宁可自取烦恼，在他看来，这样做似乎代价最小。于是，他往后挪了挪屁股，尽可能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同时还掸了掸肩膀上一粒看不见的灰尘。他把原本搭在椅子扶手上的右脚放下，滑到地面，身子在扶手椅中挺起来，装出一副好脸色，同时在他那张复仇的清单中默默地记录下这一情境。

爱德华恰恰就是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启动资金问题，以前还是如此重要，简直就彻底束缚住了阿尔贝的头脑和手脚，还让他几乎动怒，而现在，它怎么就变得不再要紧，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很显然，这应该跟他眼下的身体状态有关，他的血肿，他刚刚缝合的眉弓，他青肿的眼睛……

而普拉代勒，除此之外，还将赢得权利，得以举起他的那杯白兰地，并在赛马俱乐部的大厅中肆无忌惮地打嗝，而不会有任何人觉得此举有什么可指责的。

爱德华又想起来几天前阿尔贝的那次外出，想起来他回来后的那种失望；他想象着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一段爱的悲伤。他寻思着，阿尔贝是不是因为受到了一时性的愤怒的打击，才做出的这个决定？他会不会明天就不干了？无论如何，爱德华别无他择，假如他想投身到这一冒险之中(天知道他是多么执意地看重这个!)，那他就得豁出去干，把他战友的决定看成是深思熟虑后的举措。然后，为他祈祷吧。

要制作如此大量的棺材，就得把生意转包给很多的专门公司，而这个，却是被跟官方签订的契约所严厉禁止的。但是，假如一切全都正常进展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人会来细查。因为，为了利益，所有人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观点完全一致—在一个适当的期限内，让国家拥有数量虽不多却容量很大的漂亮墓地，得以让每一个人都能把这场战争最终归类到种种糟糕的记忆中去。

这场对话中，阿尔贝显得很正常、很理智，他说的话都很合乎情理，只不过在说到一个句子的正当中时，突如其来的寒战会让他从头到脚都乱抖起来，尽管房间里温度不太高，他还是会大量出汗，尤其是手掌心。这一刻，他同时就成了两个人，一个像一只兔子似的哆嗦不已，是被活埋在弹坑中的前法国兵；另一个则在那里思考、计算，是银行的前会计。

普拉代勒转过头来，看着自己手中的那杯白兰地，心中无数次地盘算该采取什么样的计策。

因此，做生意所需要的钱，怎样才能弄到手呢？

他面色苍白。普拉代勒移开了目光，这是要打发他走。雅尔丹波利厄赶紧撤退，假装认出了赛马俱乐部的一个成员，可怜兮兮地赶紧跑向宽敞大厅的另一头。普拉代勒看着他远去，这家伙，鞋后跟分明垫了什么东西。假如他不因自己个子矮而自惭形秽就好了，他本来会是一个聪明人，而眼下，他的自卑情结让他彻底丧失了冷静，真的太可惜了。普拉代勒在自己的计划中拉拢他，看中的可不是这一品质。雅尔丹-波利厄有两大弥足珍贵的价值：一个当议员的父亲，一个身无分文(要不然，谁会愿意嫁给一个如此的小矮个!)却美妙动人的未婚妻，这是一个褐发女郎，有一张美丽的小嘴，再过几个月，雅尔丹-波利厄就要娶她为妻了。在第一次见面介绍认识时，普拉代勒就感觉这个姑娘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着这一联姻，她知道这桩婚姻要以她的美貌为代价，她能赢得种种好处。这一类女人的付出是需要回报的，看到她在雅尔丹-波利厄家的客厅中走动的样子—对这一切，普拉代勒的目光从来就不会出错，他心里说，这就像他在挑选赛马那样，从来不会看错眼—他敢打赌，她应该是很会做人的，甚至都不会期待什么婚礼仪式。

阿尔贝久久地瞧着那个马头面具，只见它也在静静地盯着他。落在他身上的这一平静、亲切的眼神，对他是一种鼓励。

“我不知道……”

他站了起来。

普拉代勒装出上流社会精英在最紧张的情况下也会有的那种冷漠神态，但实际上，他的神经质让他几乎都快要疯了。很可惜，对他提出的问题，雅尔丹-波利厄暂时还没有什么答案。他的微笑一下子就僵住了。

“我想我可以找到办法……”他说。

他的担忧并不仅仅跟招标委员会的讨论有关。统一负责户籍事务、财产继承、军人墓地的那个处室隶属于战争抚恤部，在紧急情况下，或者在它认为必须的情况下，部里授权该处室来负责各方都能达成一致的市场行为。此时，便无须通过一种竞争来解决问题。而在这一情况下，一种真正的垄断形式便会向普拉代勒股份公司敞开怀抱，它就基本上能做到它所希望要的，每一具尸体一百三十法郎的价……

他一直走到桌子前，慢慢地清理着桌上的杂物。

“是的，这个，我知道，”普拉代勒吐露道，稍稍有些厌烦，“问题是，什么时候呢？”

他坐了下来，桌子上铺开了一张纸，摆上了墨水瓶、羽毛笔，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在信纸的左上方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与地址之后，他写道：

“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

尊敬的先生：

雅尔丹-波利厄窄窄的脸上绽开了一丝宽宽的微笑，他回答说：

您上次邀我拜访贵府期间，曾热心地向我推荐了您门下某公司的一个会计职位。

“部里可有什么消息？”

假若这一推荐还有效的话，请相信我很愿意……

那一天，公开合同的招标委员会召开了投标大会，整整讨论了十四个小时。靠了他的积极介入，外加十五万法郎的贿赂，普拉代勒已经把委员会给彻底搞定了：三人委员会必须从不同的竞标者中断然做出选择，必须公正不偏地做出决定，结果，三个委员中有两个被普拉代勒收买，合穿了同一条裤子，他们应该会认定，普拉代勒股份公司出的价钱最合理，它出具的摆放在殡仪公司货柜中的棺材样本最符合要求，既维护了为国捐躯的法国士兵的尊严，又充分考虑到了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有鉴于此，普拉代勒应该看到了自己在诸多方面遥遥领先，假如一切顺利的话，会有十来个小项领先，兴许还更多。

[1]据小说作者自己的说法，这句格言是法国作家帕特里克·朗博(Patrick Rambaud，1946— )在自己的小说《战役》(1997年龚古尔文学奖作品)中借助于某主人公之口说的。

雅尔丹-波利厄的父亲是国会议会的议员，他消息很灵通，通过他，普拉代勒干什么都能提前一步行动。从大规模的士兵复员工作展开以来，他就创建了普拉代勒股份公司。雅尔丹-波利厄和莫里厄家的孙子每个人都为公司入股了五万法郎，同时还带来他们宝贵的社会关系，普拉代勒个人投资了四十万。这样，他成了老板。如此，能获得百分之八十的利润。

[2]这里有文字游戏，“从嫁妆那一面看上去”的原文为“vue de dot”，与“从背面看上去”(vue de dos)为同音词组。

好一笔千载难逢的世纪大生意。对于商业贸易，战争确实提供了很多好处，即便在战后，也是如此。

[3]这几位都是当时法国有名的政界人物。其中，保尔·德夏奈尔（Paul Deschanel，1855—1922）曾任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曾任法国总理与总统。雷翁·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不仅是政治家，还是作家和记者。

此外，假如部里头还有一些双方自愿的订单，那么，即便刨去一些小小的贿赂费用，还是能够赚取差不多五百万。

[4]“枪口朝左”(passer l’arme à gauche)在法语的军队俚语中意为“死去”。

算起来，每具尸体的移葬价格是八十法郎，而实际上的成本只是二十五法郎左右，普拉代勒希望能够由此净赚二百五十万。

[5]安瓿：拉丁文ampulla的译音，容量一般为1—25ml。

如果说，普拉代勒赢得了这一市场的一部分，那么，他手下的中国劳工们就将挖掘几千具尸体，而每具尸体的挖掘只需花费几个生丁的成本，他的车子将运载几千具腐烂的遗骸，他的塞内加尔劳工将把这一切埋进修建得整齐划一的墓地中，而每一座坟上都会有一个价钱很贵的漂亮十字架。而他通过这一切的一切赚得的钱，足够他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彻底重建他在拉萨勒维耶的家业了，而它也确实是一个要命的无底洞。

[6]据小说作者自己的说明，这句话引自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888—1948)的某部作品。

集中整合为国牺牲的士兵的遗体，这一倡导公民道德与爱国意识的巨大工程，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连接起了整整一条有利可图的产业链，有好几十万的棺材要制作，因为大部分阵亡者当初直接就埋在了泥土中，有的也仅仅只用军大衣简单地裹了裹。有几十万具遗骸要用铁锨来挖出(有文件明确规定，必须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一点)，同样数量的尸体要装进棺材，用卡车运输到出发的火车站，同样数量的重埋移葬要在目的地陵园中来做……

[7]对一个人的背或者一件东西画十字，表示最终告别或者彻底放弃。这是西方人的一个习惯动作。

早在几个月之前，国家就已做出决定，授权一些私人企业去挖掘埋葬在战场附近的阵亡军人的遗骨，有关部门的法令倡导“建造数量尽可能少的但容量尽可能大的墓地”，该计划的目的就是把那些相对零散的遗体集中到大型的军人公墓中。因为到处都有军人墓地，到处都埋有士兵尸体。一些即兴修建的墓地就在离战场仅仅几公里的地方，有的甚至离前线只有几百米距离。有些建有坟茔的土地现在必须恢复农业耕作。早在好几年前，差不多从战争一开始起，就有阵亡者的家庭要求到他们为国牺牲的孩子墓前致哀。这一番对坟地的重新整合，并不排除将来有一天向那些提出要求的家庭归还他们为国牺牲的孩子的尸骨，但政府还是希望，在那些巨大的陵园中，已故的英雄们能够安息“在他们为国捐躯的战友身边”，由此，也能够安抚阵亡者家属热切的悼念之心。此外，这样做也能避免一家一户地单独运送遗体，从而再次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并且，转送尸体往往会带来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一件真正伤脑筋的事，单单运输的费用就是一大笔钱了，而只要战败的德国迟迟不肯赔款的话，国库几乎始终空空如也。

[8]这里的玛丽亚公主(Princesse Marie)应该是指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玛丽亚·博尔孔斯基，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长得有点丑，但为人善良、性格温顺。

普拉代勒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9]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王子(Prince Nicolas Bolkonsky)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他是退休的俄罗斯将军，安德烈和玛丽亚的父亲。在小说中，他被描写得脾气很大、倔强、粗鲁，但英勇。

“我知道，”雅尔丹-波利厄连连道歉，“我知道……”

[10]格莱姆(Golem)，是犹太民间传说中有生命力的假人或曰魔像，相传是用巫术灌注黏土而产生的有自由行动能力的人偶。该词曾在《圣经·诗篇》中出现过，本意是“原料”“胚胎”或“未成形的体质”，寓指上帝尚未塑造完全的人类。

普拉代勒抬了一下眉头，略略有些不适，他特别擅长抓住小人物的心理，根本不用听什么言谈，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11]恩斯特·维尔格兰(Ernest Vilgrain， 1880—1942)：法国的一个面粉厂主。他于1919年创建了所谓的“维尔格兰棚舍”，这些商店极其简陋，以低于市场价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低价，为巴黎以及郊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此举在数年中为稳定法国的物价做出了一定贡献。

“还是老样子，没什么，”雅尔丹-波利厄回答道，“一点风声都没放出来。”

[12]《西部闪光报》(L’Ouest-Éclair)：后来改名为《法兰西西部报》(L’OuestFrance)。

“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13]斯佳纳莱尔(Sganarelle)是莫里哀喜剧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且常常由莫里哀自己来扮演。这个词最初来自于意大利语的动词“sgannare”，意思为“使人醒悟”“让人睁眼看清”。

对于雅尔丹-波利厄，能有权直呼奥尔奈-普拉代勒的名字，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为了这一点，他简直可以出卖父母双亲，说来，他也确实曾经这样做过。他装模作样地学着别人的腔调，以为自己就跟别人一样了，亨利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漫不经心地朝他伸出一只软绵绵的手，接着，他用一种低沉而又紧张的嗓音问道：

[14]帕利亚乔(Pagliaccio)本来是意大利人鲁杰罗·雷翁卡瓦洛(Ruggero Leoncavallo)的一出二幕歌剧《帕利亚奇》(1892)中的主人公。

“你好，亨利。”他回答道，微微晃了晃肩膀，他以为这样一来会让他显得稍稍高大一点儿。

[15]这一段文字是对西班牙老牌汽车商生产的希斯巴诺-苏莎牌汽车标志“鹳”的造型的具体描绘。

来者是雷翁·雅尔丹-波利厄。一个有身份的人，但生来个子矮小，比常人要矮十厘米左右，其实，这一点说来既可以算很少，也可以算很多，对他而言，实在很要命，他认出了对方，便匆匆朝他走来。

[16]乔治·基纳梅尔(Georges Guynemer， 1894—1917)：法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战斗英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取得五十四次战斗的胜利，最终在战斗中牺牲。

“你好，老兄!”

[17]扶轮社(Rotary)是一个世界性的慈善服务组织，世界各地共有三万多个扶轮社。它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全球第一个扶轮社于1905年创立于美国。

莫里厄将军的关照，还有他自身民族英雄的身份，为奥尔奈-普拉代勒打开了一道道方便之门，而他在全国老战士联盟—它通过帮助政府粉碎最近的好几次工人罢工，而显现出了它的用处—中所起的作用，则为他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好处。全靠了这一切，他已经拥有了处理库存物资的重要市场，得以成功卖掉军需物资，并买下几万法郎的债券，而把这些债券卖掉后，他就将拥有几十万法郎的利润。

[18]原文如此，上文中说到的是玛德莱娜拜访伊冯娜。这里却是伊冯娜拜访玛德莱娜，或可理解为是另一次拜访。

迄今为止，奥尔奈-普拉代勒只是在一味吹嘘自己在大战中的表现。甫一退伍，他便投身于军用存储物资的回收与贩卖。几百辆法国和美国的军车，种种发动机，种种拖车，几千吨的木材，还有布料、雨布、工具、五金制品、小零件，都是国家不再使用，并需要处理掉的。普拉代勒购买了一整批这样的装备，然后转卖给铁路公司、运输公司、农业企业。由于这些存储领域的看管防护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漏洞，他从中赢得的利润十分可观，只要稍稍给一点酒钱小费之类的好处费，你当场就能用买一辆卡车的钱拿到三辆，用两吨货物的钱换得五吨。

[19]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 1851—1929)：法国元帅，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后任法国第九集团军司令、法军总参谋长、协约国军队总司令。

普拉代勒每星期要到赛马俱乐部来三次。并不是因为这地方特别能让他开心—相比较于他的期望，他觉得这里的水平很令他失望—而是因为，它构成了他社会地位上升的一种象征，对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赞赏再赞赏。水晶吊灯、呢绒帷幔、挂毯地毯、镀金饰品、服务人员刻意显出的矫揉造作的尊严，还有数额高得令人惊愕的年费，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到一种满足，而结交名流显贵的无数机会，则使得这一满足感倍增。他是四个月之前进入这家俱乐部的，此事还差一点没能成，因为赛马俱乐部的头面人物对他颇有些提防。但是，若是必须婉拒所有新贵加入俱乐部的话，那么，经过最近几年的战争大屠杀，俱乐部就将成为空荡荡的中央大厅。此外，普拉代勒拥有某些靠山，那是人们很难绕过去的，首先得数他的岳父大人，对他的任何要求，人们是根本无法拒绝的。此外，还要加上他跟菲尔迪南的关系，此人是莫里厄将军的孙子，尽管他只是一个社会等级很低的小青年，而且多少有些颓废没落，但是他集结了整整的一个社会关系网。扔掉一个环节就等于抛弃整整一条链子，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了人脉，有时候会导致你受困于那些事情……至少，他奥尔奈-普拉代勒，是有一个名分的人。有一种心狠手辣的性格，但毕竟出身于贵族。因此，最终，他被人们接受了。再说，俱乐部的执行主席德·拉罗什富科先生认为，这个高个子年轻人用冲锋的步子穿越大厅，像一股永恒不息的风，对整体景观来说也没那么不堪。他的那种高傲自大充分印证了一句格言：一个征服者总有某种丑陋面[1]。因此，尽管相当庸俗，但是，还是一个英雄。就如同人们需要有漂亮女人那样，在一个美好的社会阶层中，人们总是需要有那么几个英雄的。而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很难找到在他这年纪还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人，而像他那样的人就已经相当能装点门面了。

[20]原文如此，上文说的是十一月十一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十一月一日是“万圣节”。

有了这五百万，他兴许就能彻底沉湎于一种奢侈的生活了。

[21]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 1859—1943)，法国律师和政治家。1920年出任法国总理，后来以温和派联盟领袖的资格当选共和国总统。都德，见前文中的注。让·达尼昂-布弗雷(Jean Dagnan-Bouveret， 1852—1929)，法国画家，属于自然主义画派。乔治·罗什格罗斯(Georges-Antoine Rochegrosse，1859—1938)，法国画家、装饰艺术家。

要做到这一点，他还缺少五百万法郎。

[22]法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大区、省和市镇。法国本土划为22个大区、96个省。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每个省也就管辖几十万人口，不足一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

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安坐在一把宽大的皮面扶手椅中，漫不经心地把右腿搁到椅子的扶手上，一手举着一大杯颇有些年头的白兰地，在灯光底下慢慢地转动。他带着一种故意假装的超脱，聆听人们的谈话，刻意显现出他是一个“懂行的家伙”。他很喜欢此类多少有些随意的表达。假如他的言行只关乎他一个人的话，他甚至会变得粗俗不堪，会当着一大群无法感到自己被激怒的人的面，从容不迫地说粗话，并从中体验一种真正的乐趣。

[23]兰德鲁（Henri Désiré Landru，1869—1922）：法国的著名连环杀手，曾先后杀害多名女子，以“岗拜地方的蓝胡子”的外号而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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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残酷的战役，战事持续了1916年几乎一整年，德法两国投入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双方军队死亡超过二十五万人，五十多万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