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院的第二年，《太阳之塔》得了奖，确定要出书的时候，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留级的我和参加司法考试的他，一同度过了大五的苦闷日子。独自负担学费的他因为财政危机，最终还是放弃了留在大学。他从大学五年级的秋天就突然开始找工作，只有一家大银行肯招他，而他也顺利地入职。另一方面，我也总算考进了研究生院。从那年晚秋起，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太阳之塔》。
“你那些羞耻的过去就要公之于众了，没问题吗？”我问。
书写拙作《太阳之塔》的契机也正源于此。
“无所谓。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他说。
我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
如是这般，假如《太阳之塔》真的值得一读，那其中一半的趣味都归功于他这个人中英杰。
“我们明明在说这么愚蠢又有趣的话题，却只有我们自己在听。太浪费了。我们得把本钱赚回来啊。”
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我们莫名其妙地穿着典礼西装，拿着毕业证书就去了三得利的山崎蒸馏所。上学时好多次说着要去看看的，总是没能去成，所以这次怎么也得去一回。走出车站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倾盆的雷雨。特别害怕打雷的他死死护着肚脐[1]四处逃窜，淋成了落汤鸡，连毕业证书也遭了秧。我们在山崎蒸馏所买了小瓶的山崎威士忌，并约定在彼此迎来四十岁时再喝。到时候，我们会一边痛饮山崎酒，一边对“四十仍惑”的自己一笑了之。我们为人生埋下了如此雄壮的伏笔。
在大学时期，我从他身上受到了许多熏陶。我学会了拥有自尊心，学会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同时又保持客观，学会了放飞妄想，学会了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感伤主义并反过来利用它的“精神柔术”。他或许会说，我根本没想教你这种玩意儿，我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接着我们分别了。我回到了京都，而他去了大阪。
他的头壳大概天生能比别人多装一些脑子，眼神锐利如炬。他对一切事物都抱有不动如山的宽广胸怀，对看不惯的人却无比冷酷，谈锋锐利地将其批至体无完肤。他比我遇见过的任何人都聪明，逻辑极其严密，他向往以知性解读感情的瓦肯星人（出自《星际迷航》），却又是个浪漫主义者。常言道“英雄皆好色”，他也不例外地很好色，可是与现实中的女性接触时却屡屡碰壁。他自然陷入了郁结。他无可奈何地将郁结转化成了妄想。妄想又变成了笑料。于是他便将自己高速运转的头脑一次又一次毫不吝惜地浪费在妄想上。看到他的处事风格，想不折服都不行。
给予我决定性影响，又创造出独一无二之“我”的人究竟是谁呢？毋庸置疑，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因此，可以说他就是“我的英雄”。
我们属于同一个班级，一见面就意气相投。
从那之后又过去了两年半，我从研究生院毕业后找了工作，继续住在京都，时不时会写些文章。那么他怎样了呢？他当了两年孤高的上班族之后，从银行辞职，如今又回到了校园，在法学研究生院如同恶鬼般地刻苦用功。所以我们现在依旧时常一起吃饭。
他毕业于大阪一所私立男校，据说高中时期就因别有特色而驰名全校。他与生俱来又深不可测的头脑与感性在男校这个残酷的环境中得到了千锤百炼，接着又延续到了大学中。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大放异彩呢？
我也依旧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值得我景仰的是一个男人。我们先把他叫作“明石”好了。
（《小说宝石》临时增刊2005年10月号）
这个世上的确有出类拔萃的聪明人、艺术才能超群的人、在体育中大显身手的人，或是擅长经商的人。我对他们都分别致以一定程度的敬意。可是说到底，他们终究也不过是“卓越人群”其中之一而已。他们只是在他们的领域肆意展示才能与努力成果而已。光是这些还不太足够。我不会轻易地向他们表示景仰。
[1]日本有打雷时要护住肚脐的民间习俗。——译者注。
即便自诞生于世至今已经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不管多少次痛感自己的无能，我依旧无法抛弃“世界以自己为中心旋转”的地心说。正因为我是这种人，所以能让我真正景仰的人几乎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