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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特别专栏品读《森见登美彦日记》

喝到微醺的时候,十点左右,我才发现有一通电话留言。我心想着“哎呀”,听了那段留言。是熟悉的编辑在说话:“我是新潮社的×××。呃……选拔会刚刚才结束。呃……恭喜你获得了大奖。关于奖项呢……”他的声音还在继续播放,而我陷入了神经错乱。

最后我等到晚上七点都没来电话,擅自闹起了别扭:“看来是落选了。他们联系落选人的效率真低啊。明明说好了会联系我的,太冷漠了吧。”接着回到了住处。一边嚼河童虾条,一边喝啤酒,还看了电影《乒乓》。

“咦咦咦咦?”我脱口而出,又在屋子里兜了一圈。由于四叠半房间中不方便活动,便莫名其妙地跑到隔壁房间,又跑回来。我实在不相信身处在现实,心想“在直接电话确认之前都不能掉以轻心”,又重新给编辑打了个电话。结果,确定得奖是真的。对方命令我八月一日去东京接受“读卖新闻”社和“小说新潮”社的采访,我满口答应了。我已经明白了这是真的,但仍然不相信这是现实。

最近一个月里,我已经想得很开了,但到了当天终究还是坐立难安。我没头没脑地在农学系的楼里来来回回又四处抽烟,在研究室里把教科书推到一边,一个劲儿地看《超能力魔美》。我彻底暴露出自己的器量之小,还好没有人看到。到了下午发生了灵异现象,北部学生协会楼上传来了念经一样的声音,我四处转悠调查了一遍,结果没查清是什么情况。

接着我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咦?大奖?你得奖了?”母亲话音刚落,妹妹就“哦”地欢呼起来,父亲假装冷静地说:“你别得意忘形了。你的本分可是学好农学。”但话里还是带着喜悦,像是在说:“你瞧!御剑神社的神签中了吧!”

今天也是在研究室里懒洋洋地写报告。今天有选拔会,新潮社说会打电话来,也不知会几点打来,让人很难受。不过报告倒是顺利完成了,和H一同去提交了。非常痛快。

而我在四叠半公寓中是孤身一人,总觉得毫无临场感。太假了。一切都太假了。

七月三十日(星期三)

我给明石君打了电话,他惺忪地接了。一说得奖的事,他就惊呼一声“真的假的!”,我回答说“真的”,然后两人放声大笑起来。接着我问:“你那些羞耻的过去就要公之于众了,没问题吗?”他回答说:“无所谓。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我在步枪部的论坛上发帖之后,想到S君应该还留在研究室,就去了大学。骑自行车的路上,在和歌山的弟弟打来电话说:“哥哥,你可别得意忘形了啊!”我回答:“好。”接着弟弟又说:“算了,今晚就让你得意一下。”

“诏:大神附体,荣华无限。乃诸事如愿之吉兆。当为世为人,尽己之所能。”

在灯火几乎全灭的研究室一角,S君正在哐啷哐啷地弹着吉他(他总是在深夜练习吉他),由于他是唯一知晓我应征的人,我就把情况报告给他听了。他“啊啊啊啊?”地惊了个后仰,让我心满意足。

“御剑大神抽签(十三号大吉)好极。”

与S君聊了一会儿之后,我去今出川的天下一品吃了碗浓汤拉面,回了住处。

“祈愿全家七人健康,幻想小说大奖大获全胜(7/26)。”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四)

对了,父亲在周末好像又爬了稻荷山,又去御剑神社抽了神签。他还特地发邮件来告诉我结果。

由于要回老家,我在研究室请到了假。明天还得去东京,所以决定今天就玩一天。可是对不懂都市玩乐的我来说,也顶多是去四条河原町看场电影,再去大型书店瞎逛一会儿而已。

还以为真的已经出梅了,没想到又下起雨来。话说回来,今年夏天为什么这么凉快呢?七月二十九日的住处凉爽宜人,简直是异常情况。今年的农作物没事吧(稍微装出点农学系的样子)?

半路上还顺道去Renais[2]预约了明天的新干线。新潮社好像给报销交通费。明天必须彬彬有礼,千万不能惹怒编辑。我告诫自己,像我这种乳臭未干的新人,不管朝着哪边都绝不能贸然昂首。向田中耕一[3]学习吧。

傍晚完成报告后,心情愉快。

我重振精神去了新京极,看了黑天硫黄原作的自行车电影《安达卢西亚之夏》。在MOVIX[4]的大厅里瞥见了大屏幕上在放《大逃杀2》,里面的竹内力让我在意得不行,但今天暂且先看《安达卢西亚之夏》吧。我很喜欢看黑天硫黄的漫画,本身就喜欢《茄子》,而《安达卢西亚之夏》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教授说在暑期的每星期二都要开展生化学教科书的轮流朗读会,我们纷纷出谋划策想让教授把这事忘了,可惜努力化作泡影,今天举行了第一回。然而大部分学生要不是去了东京就是回了老家,参加者包括教授在内只有五名。好忧伤。然而对基础都没打好的我来说倒挺有益处。教授挺高兴的。

逛了会儿书店之后先回了趟住处。总算有点夏天的样子了,蝉也开始鸣叫。骑了一会儿自行车就大汗淋漓。接着我去邮政局付了NTT的费用,又去寿司店露了个脸。老板娘在店里,我告诉她得奖的事,她先是愣住了,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哎呀,好厉害啊。”店长还说出了可怕的话:“什么奖?直木奖?”我拎着老板娘祝贺获奖而送的一千二百日元寿司回了住处。

我的研究室里有个姓Y的女孩,是过去在步枪部时的后辈。她有一个跃动的灵魂,又有点天真,总会唐突地说出意想不到的话。前几天,她说要参加一个三得利的“策划竞赛”,必须凑齐四人才能参赛,所以我也不得不参加了。在Y小姐监督下,我们强忍着拍了丢人的照片(假装在喝三得利产品),才总算得以释放。顺带一提,前天三得利还发来了邮件,说:“虽然还未确定是否入选,但是为了筛选参赛者,希望做个面试。请两名代表来东京面试。”于是今天Y和H两人就去了东京。S君与我只期盼着“请一定要落选”。

给家里打了电话,说好八月三日回家。和母亲稍微聊了几句,姑姑和外婆好像还担心说:“那孩子要一个人去东京吗?不用爹妈陪着去吗?”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毕竟是雁过拔毛的大都市,要小心别被人贩子拐走啊。”母亲说。

李尔王被坏心眼的女儿们赶出门,在电闪雷鸣的荒野中徘徊,最终逐渐发狂的高潮场景非常出色。重读《李尔王》还是对它的帅气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朗诵出来,但自己这软绵绵的嗓音一点都没气势。还是用眼扫过台词,侧耳倾听脑中响起的声音更好一点。李尔王的小女儿名叫考狄利娅,听起来非常漂亮。而惹人厌的两个姐姐分别叫高纳里尔和里根,就很容易辨别了。“高纳里尔”从语感上听起来就像个坏人嘛。或许就是因为叫这个名,性格才扭曲了。

八月朔日(星期五)

我始终觉得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杰作。别看我大言不惭的,其实我根本不熟悉莎士比亚。全因母亲曾经专攻英国文学,读过莎士比亚,而我也受她的影响,读过《奥赛罗》《麦克白》《裘力斯·凯撒》《理查德三世》《仲夏夜之梦》,还看过四季剧团演的《威尼斯商人》。不过,大多数内容都忘了个一干二净,唯独《李尔王》是特别的。

今晨七点就起床了。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在京都站啃了块面包当早餐,买了圣护院的“八桥”点心当见面礼。坐上京都站九点五十三分发车的新干线。我非常喜欢乘坐新干线,欢呼雀跃。

今晚本打算一气呵成写完报告的,但又忍不住偷懒,沉迷于阅读佐藤哲也的《妻之帝国》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到达东京站后,用手机联系了S编辑,等待与他碰面。我还在想究竟会来个怎样的人,没想到外表还挺奇异的。瘦削的身材,戴副眼镜,长着络腮胡。我从这时就先对出版社的人产生了几分警戒。

今年夏天,我爱喝的三得利“碳酸少年”不知不觉从北部食堂消失了。但是肯定还有其他店在正常卖的。

从东京站坐出租车前往矢来町新潮社的路上,S讲了我的作品获得了多么高的评价,然而对已经处于警戒态势的我来说,他的甜言蜜语根本不管用。然而S还说读过了我上回应征的小说,并从包中取出了稿件,令我目瞪口呆。太丢人了。真希望他没读过。

北部学生协会二楼小卖部的结账处来了一位叫×小姐的女店员,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露出西伯利亚冰雪女王的表情注视着虚空,会用毫无感情的冷漠嗓音说着“谢谢惠顾”,同时似可怕的机械般高速处理掉顾客。在此期间,她双颊的肌肉像是用钢筋强化过一样,纹丝不动。我从五月份起就注意到她了,如今排队等着×小姐把自己冷酷无比地处理掉时,反倒有一种想赞叹“啊,×小姐!”的暗喜之情。然而今天的×小姐却与隔壁收银台的店员聊着天露出了微笑,对排队的我也是难得地和颜悦色。“不行啊,×小姐!再冷漠一点!不要那么轻易就笑了啊!”我在内心中呐喊。这就是变态的日本一夏。

新潮社是几栋黑乎乎的旧建筑,负责出版书籍的本馆与杂志相关编辑事务的别馆分别位于道路两旁。我被请到了本馆的会议室。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我吊儿郎当地坐在椅子上,咕噜咕噜地喝茶,拿出香烟吞云吐雾,不一会儿,穿着西装的大叔们就鱼贯而入了。编辑介绍道:“这位就是获得大奖的……”而那些人则排着队来到衣着寒碜的我面前,低头说着“恭喜获奖”,然后递出名片又离开了。我压根儿摸不着头脑,只是收了一大堆名片。他们似乎是主办方读卖新闻和清水建设的相关人员。

今日也没做实验,慢吞吞地写报告过了一整天,总觉得特别幸福。

又过了一会儿,获得优秀奖的参赛者也来了,人都凑齐了,说明会也开始了。我就蜷缩在巨大会议室的桌子一角。简而言之,这场说明会是新潮社向主办方解释“选拔是如何进行的,被选中的是怎样的作品”。实际上我只需要缩在角落里就行了。穿着西装的大叔时不时会抛过来一个问题,我胡诌几句蒙混过去了。

只因为九点要去北部食堂吃早饭,我就打算顽强地活下去。这肯定是有毛病,我明知自己有毛病,却无可奈何。

“获得大奖的作品,也是一部相当奇特的小说……”新潮社的人努力在解释,但明显没解释清楚,穿着西装的大叔们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而我很想说:“他再解释你们也听不懂吧?”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接着是今后的日程说明(九月颁奖仪式、冬季出版),我在合同文件上签名按手印。刚想着麻烦的说明会总算结束了,我又接着被带进一间酷似审问室的简陋小房间,接受了《读卖新闻》文化部的记者采访。

洗了澡之后,想着今天就早点睡吧,就铺好了被子,刚钻进去,明石君就发来了邮件。得知他已经把下午刚拿到手的小说看完了,我无比惊讶。在精准地指出一些矛盾点之后,他写道:“说真的,最后不知怎么看哭了。”我不确定结尾是哪里打动了他,总之回复说:“看来你内心还残留着纯洁的部分啊。”他便回复:“是啊。我是永远的cherry boy(樱桃男孩)呢。”

结束之后,还要拍照。来东京站接我的S先生与一名F小姐带着我去了别馆的地下室。那里有一片摄影用空间。一位阳光爽朗的大哥手持相机等着我。“这家伙就是森见老师你的仇敌了,他最喜欢联谊会了。”S先生说。我说:“别人去联谊会而已,又没什么好说的。”拍完获奖者发表用的照片之后,又爬上屋顶拍了平面媒体用的照片,实在是丢人现眼。F小姐说洼冢洋介也在同一个地方拍过写真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困,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累。明明吃了鳗鱼又喝了红蝮蛇饮料啊。是不是过于滋补,把身体给补坏了啊?脸上怕不是会长痘。

拍完照之后,我与各位编辑来到了附近的餐馆吃晚饭。

四点起在寿司店工作。今天来了很多新人,而我是老员工。我费尽心思不让他们发觉我这老员工是多么不可靠,却觉得心力交瘁,最终彻底暴露出自己的本性,成功获得了众人的蔑视。电话从六点到七点响个不停,让人来气。土用丑日吃什么寿司啊!你们乖乖给我啃鳗鱼去。

今晚住在了新潮社附近的“新潮俱乐部”里。据说这里就是把作家压成罐头的“罐头厂”。可被领到带地板的和室中一看,倒不是一点都不像,但与“罐头厂”这个绰号还是相去甚远,豪华极了。相传这里会有开高健与中上健次的幽灵出没,我可没见到。有一位大婶负责照顾我。我们闲话了很久家常。二楼住着NICOLA(《妮珂拉》)或者少儿向杂志的模特女孩。我就轮不到跟她闲话家常了。

下午三点半左右,明石君来了,我把小说新作交给他。“一到这时候就郁闷起来了。”明石君说。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星期一要来了。”对逍遥自在的我来说,这种郁闷暂时还与我无缘。“我会努力看的,给你写二十页的读后感。”明石君留下这句话就走了。

听说前阵子得了直木奖的石田衣良老师在这里的坐席上接受了各出版社长达七小时的采访,被压成了罐头。而我独自坐着只觉得其静如林。又回想起白天被人牵着鼻子团团转的场景,我愈发忧郁了起来,想嘤嘤地呻吟几声。得知我获奖的高中朋友打来了电话,就靠闲聊来排遣忧愁了。

熬了夜却一早九点就起床,忍着睡意跑去寿司店,却发现今天是下午四点起的轮班,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从此刻起我已经丧失了一整天的干劲。去附近的面包店搞了点早餐,读了会儿论文,空想了会儿报告的要点,然后睡着了。《朝日新闻》的小哥把我吵醒了,我只记得睡昏了头,心不在焉地把报纸续订到了十二月,之后几乎一直睡到了下午。最诡异的是睡了那么久还困。

我把新潮社给我的原稿纸展开,沉浸到罐头作家的氛围中,写了获奖感言。写这个烦恼太久就既烦闷又不体面,我只想着在今天内完事,明天交掉就回家。我讨厌太过文绉绉的获奖感言,也讨厌感谢亲朋好友的获奖感言,我真是个乖僻的家伙。

今天到底干了什么呢……明明懒懒散散的,却累坏了。毫无成果。

开了空调之后舒爽了许多,躺在被褥上,今天丑态尽出的一幕幕就浮现在眼前。我在自我厌恶中沉浸了一会儿,又倍觉劳累,沉沉睡去了。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八月二日(星期六)

其实我说好了把小说新作给他看的,却因为丧失自信而没准备好。“那下次有机会再说。”明石君遗憾地嘟哝了一句就走了。接下来我一个人思考了许久,再次想起小说新作的框架几乎都是把明石君的妄想借来用了,如果对明石君还想着蒙混过关,对他未必太不够意思了。深夜,我写了给明石君的序文,印刷出小说,决定明天交给他。翻阅刚印好的小说,又觉得挺好笑的,自信又恢复了一些。

镰仓行。

明石君十二点后回妹妹的住处去了。

寄住友人家。

在大国屋加热的白米饭上摆几块大国屋加热的鳗鱼,吭哧吭哧地吃下了肚,实在是没情趣。肚子填饱之后,我们便开始将电视桌从书斋间搬到起居室。积了五年的灰太可怕了,飘舞起来就像泰晤士河上的水雾。手忙脚乱了一会儿,明石君因为昨天睡得不够,明显没了精神。我们俩都累了,就吃起了法式清汤煮粉条这种莫名其妙的食物,还嘎吱嘎吱地嚼盐烤牛舌。

八月三日(星期日)

晚七点半在大国屋与明石君碰头。因为明天是“土用丑日”[1],所以今晚决定吃“鳗鱼”。我总是很好奇,与明石君去大国屋购物总会拖太久。我们随便遇到什么小东西,不吐槽几句就不罢休,因为一直在笑,所以东西迟迟买不齐。今晚反复抉择了一小时,购买了鳗鱼、粉条、法式清汤素、盐烤牛舌、红蝮蛇饮料、南阿尔卑斯天然水。鳗鱼加红蝮蛇饮料即使再生精提神,我也没有可奋战的目标,于是像往常一样白忙活了。

回来了。总算放松心灵了。京都的街道就是好。在东京光是站着人就累。

总算快出梅了,今天是个凉爽的日子。傍晚在住处读论文读到昏昏欲睡。从远处传来了蝉鸣声,夕阳缓缓西沉,有种怀旧又伤感的气氛。

回到乱糟糟的闷热住处,才觉得总算在现实落下脚跟。编辑又发来了邮件,回复感谢他的照顾。

早晨去寿司店工作,因为睡眠不足困得要命。

傍晚回了奈良老家,站在玄关口装模作样地喊了句“凯旋”。晚饭是在客厅和祖父母一起吃的。有寿司、母亲特制的肋排、高级红酒。我不清楚祖父母究竟对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看上去他们比我考上京大的时候更加兴高采烈,也许是因为已经过了五年,祖父母也更老了。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我们围绕着笔名召开了家庭讨论。我原本认为姓氏比较罕见,还是换个别的笔名比较好,但父亲认为“这样的姓氏才够惹眼”,说:“就接着用这个。”母亲也说:“挺不错的嘛。就用这个,就用这个。”

以防万一我要补充说明:特定日期的日记不一定是当天写的。比如说确定获奖后去东京的始末就全都是回关西之后才写的。人物全都用了化名。我尽量保持了文章的原样,但有关个人隐私的内容及太过糟糕的文字还是进行了删改。所以,坦白讲,这些文章也称不上“日记”。

我低头向颤颤巍巍往嘴里塞寿司的祖父汇报:“那么,爷爷,就用这个名字了。”在全家批准之下,我决定取笔名为“森见登美彦”,直接沿用原姓氏。在那种小说上署老祖宗的姓氏确实有点不对劲,但是在祖父母和双亲看来,还是那样更有真实感吧。我决定把这当成孝敬祖父母和双亲了。

我当时二十四岁,在研究生院读修士课程的第一年。我住在京都北白川某四叠半公寓,每天去研究室,还去外卖寿司店打工。挚友明石君先我一步从大学毕业,去了大阪某家大银行工作。我们讨论的原稿是指《太阳之塔》(新潮社)。从我的文字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生活状态与时代背景。当然也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内容,我就不做累赘的注释了。

八月四日(星期一)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我借着“治愈在东京沙漠中疲惫不堪的灵魂”的名义,过起了浑浑噩噩的日子。看了《独立日》等电影。父亲不知为何特别喜欢《独立日》,老家还有父亲购买的二手录像带。至于为什么喜欢呢?据说是因为老演可怜角色的比尔·普尔曼在里面演了帅气的总统。听着比尔·普尔曼驾驶战斗机向太空船突击之前的演讲,父亲就笑着说:“不是很帅气吗?”不知道他究竟有几分是认真的。

不过刊登最近的日记就太恶心了,就往前多追溯一段时间吧。以下刊登的是我在研究生院时期的日记。那是距今十四年前,也就是二〇〇三年的夏天,日记刚好记载了“日本幻想小说大奖”获奖前后的情况。获奖的甚嚣尘上早已沉寂,作为我人生的转折点,收录到这本随笔集中还算是有些意义吧。

与母亲一起去飞鸟野定制了衬衫,接着直接去了趟眼科,买了隐形眼镜。

可是都跟编辑约好了,实在没办法。

晚上,父亲买了《读卖新闻》回来。早晨的上班路上他还特地打来了电话,说《读卖新闻》上刊登了颁奖消息。虽然字很小,但我除了犯罪以外很难有机会让姓名登上报纸,还是挺不错的。可是,我仍旧觉得有些古怪。

我也明白自己的言行不一致。

当我阅读《读卖新闻》的时候,寿司店的老板娘突然打了电话过来,说“《京都新闻》上也登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奖呢,原来挺厉害的嘛。”老板娘咯咯地笑着,还说了句“恭喜你”。她又说要把报纸剪下来贴在店里,我说:“求您了,放过我吧。”

刚说完这句话,下面就要刊登日记了。

八月五日(星期二)

“不能让任何人阅读。”

母亲出门了,妹妹也去了大学,我一个人懒懒散散的。在空调的凉风里,我躺在客厅中央看电视,一股强烈的背德愉悦感从心底油然而生。

来了兴致就去祖父母的房间和他们畅快地闲聊。“还以为你只会轻飘飘地傻笑呢,原来在写这种东西啊。这孩子可真了不起。”祖母用奇特的方式表扬了我的获奖。

5.不能让任何人阅读。

骑自行车兜风。(购入《半七捕物帐》两册·井伏鳟二。)

4.别写太多。适可而止。

刚拔了智齿的弟弟,拖着九死一生的身体归宅。

3.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日子反而要认真写。

八月六日(星期三)

2.有活动的日子可以放水。写简单的流水账就行。

太热了,浑身泄气。

1.每天都写。

开着空调,四个人在客厅里躺了一整天。

对想尝试写日记的人,我给你们列出了这些值得关注的要点。

这光景让父亲看到了一定想哭。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我一开始是将写日记当作“成为小说家的修行”而写的。我果真成了一个小说家,说明也许是起到了一定作用。让我养成每天对着书桌写作的习惯可说是基础中的基础。然而我也不该高调吹嘘“日记的效应”,正如某文人所说,草草写就的文章终究只是拙文。我纯粹为快乐而写,也仅此而已。

八月七日(星期四)

日常生活的种种琐事、四季的变化、散步路上偶遇的情景、妻子的话、读书看电影的感想、关于执笔中的小说、关于接下来要写的小说……总之,我什么都会写进日记。并且不让任何人读。

去京都。向研究室报告情况,一阵喧闹。

尽管我自己觉得并不算太无聊,但外人眼中的小说家日常想必是毫无乐趣。对着书桌一阵猛写,躺在被窝里读些文章,散步一小会儿,歌颂妻子,然后洗澡睡觉——这样的日常哪里会有值得特地记录的特殊事件呢?不过,写日记真正的乐趣在这种“根本无事可写的日子”里才更为显著。正因为无事值得一提,才能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日记的快乐也缓缓地浮现出来。对我这种日记狂魔来说,记录事项过多的“充实之日”反倒很无聊。因为这让我感觉写日记成了工作。

照片贴到了主页上。

如果要创造作品就不能这样胡来。必须将一连串的文字统一起来,说得夸张一点就是必须创造出“一整个世界”。那样才称得上作品。不过日记就无须如此努力。只要把脑海里浮现出的东西从右写到左就行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认为“发生了特殊事件才有必要写”,日记肯定没法儿坚持下去,你也绝不明白日记的滋味为何。

八月八日(星期五)

昔日在大学笔记本上一笔一画手写的我所体会到的只有“日记上写什么都行。随便乱写,填满一页就行”。这种心态至今都没变。写什么都行也就代表着想写多少有多少。

京极夏彦《阴摩罗鬼之瑕》出版。倾盆大雨。

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对日记实在是一本正经想太多了。

呼呼大睡,十一点到研究室露了脸。今天人也很少。教授在忙自己的事,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这么多页,你究竟写了些什么啊?”

S君好像为了院试的英语考试要去买书,一同去Renais瞎逛。我也打算给自己买几本学术书籍来鼓鼓劲,但下不定决心,延期。然后懒懒散散地度过一日。

大雨之中,提早回了住处。

假如我是能像写日记一样痛快写小说的人,现在的作品数量恐怕足以匹敌西尾维新了吧。

住处大门口的白板上写了“台风接近中。若有漏雨请火速联系房东”。一想到二楼的房间积了满满一屋子的水,然后漏到一楼,彻底被水淹没,就有点愉快。但实际发生了我一定会陷入恐慌。

我至今以来所写的一万六千张,全都忠实遵照“日记的本质”而写,根本不堪一读。我压根儿没有过把它们出版的非分之想。如果被商业化的邪念绊住脚跟,我就不可能写出一万六千张的文章来。正因为允许自己写出不堪一读的文字,我才能写到一万六千张。对我来说,“日记”与“作品”属于不同的次元,“如果把写日记的精力投入到小说中就能高产”这样的道理是行不通的。

母亲发来邮件说在东京站酒店为我订了房间。双亲和妹妹也要来九月二十五日的颁奖派对。我早就很向往东京站酒店了,十分期待居住的那天。

市面上确实流通着形形色色的日记出版物。比如樋口一叶、岸田刘生的日记,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记》,等等,我也都读过。可是它们读起来很是有趣,反倒让我心生疑窦,觉得有些猫腻。如果说作者真是如柴犬奔驰于雪原般信手乱写,正常来说是不堪一读的。而他们的日记经得住阅读的考验,大致只有以下两种原因。第一,他们是为了给他人阅读而写日记的。第二,日记在出版之际被重新编辑过。万万不可把那种书当作日记。那根本不是日记,而是作品。而立志创作“可读作品”的那瞬间,日记就会丧失最为珍贵的本质。不堪一读方能称作日记!

八月九日(星期六)

如此的自慰产物可没脸给世人看。

七点迷迷糊糊醒来,发现台风闹大了。

在日记狂魔看来,写日记是很快乐的。没有强制,没有命题,没有截稿,没有编辑,也没有读者。没必要为“写这个会不会被人骂?”而踌躇,也没必要为易读性而反复推敲。想写什么都行,写到一半丢着也没事。我时常把这想象成一条松开散步绳,在大草原上活蹦乱跳的柴犬。某个文人说“草草写就,必为拙文”,日记确实都是拙文。可也正因此才够快乐。

九点雨才停。喝了加许多糖的咖啡,九点半去寿司店。闷热无比。店长为我小说得奖的事赞叹:“好厉害啊。”

想买书架和文档盒,去了泉屋,发现需要两天以上才能送到,而且送货时间不明,放弃购买。还不如在附近的家具店买呢。

看来我是一个“日记狂魔”。

在住处读小说,对未来绝望。付房租给房东。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转为电脑书写的日记量估算了一下,也相当于八千张四百字原稿纸。与大学笔记本上写的日记加起来,足有一万六千张。我已经轻松超越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逼近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了。而日记的量至今仍在一路扩增。我自己都觉得心里有些发毛。

明石君要去东京了。在“平假名馆”吃晚餐后,在住处小酌了几杯。

再次开始写日记已经是我当上专职小说家以后了。

我们约好了,当我成为畅销作家后,若是题材写尽、进退维谷,就把明石君高中时代的传说写成小说。把版税的一部分支付给他当报酬,然后明石君靠这笔钱把银行的工作辞了。这计划堪称万全。然后我就又能写出才华横溢又乖张无比的一匹独狼向著名银行甩出辞呈的小说来了。想得是很美,但我这样就仿佛成了明石君的传记作家,实在不成体统,还是算了。

可惜出道当了小说家,再加上研究生院毕业就职之后,日记也变得断断续续。在被截稿日围追堵截的“脚踏两条船”生活中,我失去了精神上的从容,没时间写日记了。因此上班期间就几乎没留多少日记。那段日子宛如疾风狂澜,日常生活中有着种种崭新的际遇,有许多可写的东西,却没空写下来。这对日记爱好者来说大概是永恒的进退两难。

正聊得火热的时候,深夜电视里的倒计时特别节目开始播放追溯一九九〇年的怀旧音乐。我们听着音乐,开始分享一些有的没的青春记忆,并且察觉到近十年来的KinKi Kids[5]真是了不得。

进研究生院之后,我就用电脑写日记了。

在警察厅工作的前同志步枪部成员F君打来贺电。F君说:“我刚在网上看见了。森见哥,还登着你的照片呢。”他好像还给原京都产业大学的H打去了电话,亢奋地说:“出大事了!”

让我佩服自己的是,我严格遵守那条规矩长达七年以上。当天没能写,第二天也必定会仔细补写上去。在这点上,我是个极端克己的人。考上大学之后终究还是有些热情不继,本科毕业的时候已经不在大学笔记本上写了,可初中一年级的冬天到本科毕业之间写下的日记多达六十五册。用每页四百字的原稿纸来换算,有将近八千张的量。日积月累亦有八千张。

用尽全力瞎胡闹之后,凌晨四点,明石君回妹妹的住处去了。

当时我已经下定决心“将来要成为小说家”。既然如此,写日记也算是一种修行!于是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即使当天没什么可写,也必须用文章填满大学笔记本的一整页。当初的笔记本上满满当当都是我的手写字。

[1]土用丑日是指土用(伏天)之间的丑日,日本有在此日食鳗鱼的习俗。——译者注。

我是从初中一年级的冬天开始写日记的。

[2]京都大学的学生协会商店,有各种生活服务。——译者注。

拿日记出来卖钱就至此为止吧。

[3]田中耕一为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他只是一位普通工程师,得奖后非常低调。——译者注。

我曾经在《文艺》这本杂志上公开过初中时期的日记,早已尝过苦头,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又做出这种蠢事来。

[4]一家京都电影院。——译者注。

这里收录了我专为本书所写的解说以及研究生院时期的日记。

[5]由堂本光一、堂本刚组成的双人组合“近畿小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