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过她？”鲁伊斯问。
“最后一次任务回来之后，吉迪恩的行为变得更加古怪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海伦说，他变得冷漠、易怒、粗暴……”
“就打过一次——用手背打在了她的脸上。她的嘴唇裂了个口子。她威胁要离开他。他道了歉。他哭了。他祈求她留下来。她当时就应该离开他。她本应该逃跑。但一想到离开，她的决心就动摇了。”
布赖恩·钱伯斯在椅子里上身前倾，两手紧握在一起，仿佛在祈祷自己早该采取行动拯救自己的女儿。
“他最后一次任务期间发生了什么？”
“他的嫉妒就像一种病。每次他们外出交际，吉迪恩都让她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如果其他男性跟她说话，他就会生气。他会要求知道他们都说了什么——一字不差。”
钱伯斯耸耸肩。“不知道。他当时在阿富汗。海伦说他一个朋友牺牲了，另一个受了重伤。”
“即使在吉迪恩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海伦也要小心谨慎。她确定有人在监视她，然后跟他报告。
“你听他提到过帕特里克·富勒这个名字吗？”
“每天晚上，吉迪恩就会盘问她去了哪里，见了谁，说了什么话。海伦不得不一字不差地记住整个对话，否则吉迪恩就指责她撒谎或欺瞒他。她不得不溜出家门，用公共电话给她妈妈打电话，因为她知道用家里的电话或者手机打的电话，都会在话费账单上显示出来。
他摇摇头。
“吉迪恩被派到了德国奥斯纳布吕克的英军基地。他们搬进了军队提供的公寓。家属区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眷。海伦设法大约一个月给我们写一封信，但很快这些信件都被叫停了。没有他的允许，她不能跟我们联系。
“吉迪恩回来后，突然要求海伦再生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他想要个儿子，好给他起他死去的朋友的名字。他把她的避孕药都扔进马桶冲走了，但海伦还是设法阻止了自己怀孕。
“虽然不确定，但我觉得他是嫉妒自己的孩子。你能相信吗？搞笑的是，等克罗艾出生了，他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完全被迷住了。神魂颠倒。事情安定了下来。他们也更幸福了。
“很快，吉迪恩得到了搬出家属区的允许。他在距离驻地大约十英里的地方租了一间农舍，那里荒无人烟。海伦既没有电话也没有汽车。她和克罗艾被完全隔离起来。他在隔绝她们周遭的世界，把它缩小到恰好容纳他们三个人。
“她怀上克罗艾的时候，告诉她妈妈不要去看她。后来我们发现吉迪恩不想要孩子。他非常生气，要求她把孩子流掉。海伦拒绝了。
“海伦想把克罗艾送到英国的寄宿学校，但吉迪恩拒绝了。相反，她进了驻军学校。吉迪恩每天早晨载她去学校。从挥别他们的那一刻起，海伦一整天再也见不到一个人。但每天晚上，吉迪恩还是会盘问她都做了什么，都见了谁。但凡她支支吾吾或是出现一丝犹豫，他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不堪。”
“不知道。他看起来是嫉妒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我们见到海伦的次数越来越少。当她回家看望我们，从来都是不超过一两个晚上吉迪恩就开始打包行李。海伦变得很少笑了，说话也是低声细语，但她对吉迪恩忠贞不渝，从来不说他的不好。
大块头又站了起来，但还在说话。
“为什么？”
“那一天，他回到家，注意到车道上的车辙。他就说有人来找过海伦。她坚决否认。他宣称那是她的情人。海伦恳求他，说那不是真的。
“他们搬到北爱尔兰的时候，海伦至少两周打一次电话，还会写来长信。然后电话和信件就断了。吉迪恩不想让她跟我们联系。”
“他把她的头按到厨房桌台上，然后用刀子在自己的手掌上划了个十字。他握紧拳头，把血滴到了她的眼睛里。”
他脸上闪过一丝异样，一次不自觉的痉挛。
我想起了在三一路警察局询问他时，泰勒左手上的伤疤。
“在婚宴上，我想跟她跳支舞。这是传统——父亲和新娘跳舞。吉迪恩让海伦先征求他的许可。那天可是她的婚礼，看在上帝的分上！在婚礼那天，哪个新娘要得到别人的允许才能跟她父亲跳舞？”
“你知道很讽刺的是什么吗？”钱伯斯用手按压着双眼，“那车辙根本不是什么访客或情人的。吉迪恩忘了自己头一天从驻地开了另一辆车回家。那车辙正是他自己留下的。
“我不喜欢吉迪恩随意摆布海伦。她在他身边就像变了一个人。他们结婚的时候，吉迪恩想让她把头发染成金色。她就去了一家理发店，但结果却是一团糟。她的头发被染成了姜黄色。她本来就够窘迫了，但吉迪恩还火上浇油。他在婚礼上取笑她。当着她朋友的面贬低她。我恨他。
“那天夜里，海伦一直等到吉迪恩睡着。她从楼梯下面拿出一个行李箱，把克罗艾叫醒。她们车门都没关，因为她不想发出任何声音。汽车一直发动不了，点火开关拧了一次又一次。海伦知道这声音会把吉迪恩吵醒。
他把手帕对折再对折，然后重新放到裤子口袋里。
“他从农舍里冲出来，只有一条腿穿上了裤子，光着脚跳着冲下台阶。汽车发动了。海伦踩下油门。吉迪恩沿着车道追她们，但她没有减速。她一个转弯拐到了主路上，克罗艾那侧的车门突然打开了。我的外孙女从安全带下面滑了出去。在她要摔下去的一瞬，海伦抓住了她，把她拉回了车里。她弄断了克罗艾的手臂，但她没有停车。她继续往前开。她一直觉得吉迪恩在后面追她。”
“我爱我女儿，教授，但我不敢宣称对女人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包括我妻子，”他说着擤了擤鼻涕，“她爱我——这点大概可以确定。”
布赖恩·钱伯斯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他身体的一部分想停下来。他希望自己十分钟之前就停下来，但故事势头正劲，轻易停不下来。
我向钱伯斯先生问起他女儿的婚姻。我想知道婚姻的破裂是简单干脆的还是旷日持久的。有些夫妇在爱意早已不在的情况下，仅靠那份熟悉和习惯来维系关系。
海伦没有驱车前往加来，而是沿反方向，朝奥地利驶去，只在加油时停下。她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给她父母打了个电话。布赖恩·钱伯斯提出让她乘飞机回家，但她想花点时间思考一下。
鲁伊斯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与此同时，他扭头看了一眼那个穿细条纹衣服的家伙，打量着他。鲁伊斯有比我更为敏锐的直觉。我总是寻找一些泄密的迹象来判断一个人，而他依靠的是内心的感受。
克罗艾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家医院里接好了手臂。布赖恩·钱伯斯给她们汇了钱——足够支付任何医疗费用，买新衣服，外加她们几个月的旅行。
“不知道。”
“你见到海伦了吗？”我问。
“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吗？”
他摇摇头。
“北爱尔兰和德国。他经常出差。他从来不告诉海伦要去哪儿，但她说有一些线索可循。阿富汗、埃及、摩洛哥、波兰、伊拉克……”
“我跟她在电话里聊过……还有克罗艾。她们从土耳其和克里特岛给我们寄来了明信片。”
“然后？”
说这话时，他哽咽欲哭。这些回忆对他来说非常珍贵——最后的话语、最后的信件、最后的照片……每一个都被珍藏起来。
“在贝德福德郡的奇克桑兹。那里是军队训练的地方。”
“为什么海伦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她溺水身亡了？”鲁伊斯问。
“他驻扎在哪里？”
“报纸上用的是她的夫姓。”
“他看起来好像知道房间里所有人的秘密，但谁都不知道他的。显而易见，他在军队服役，但他从来不谈军队或者自己的工作——也不和海伦说。”
“可是也没有死亡或是葬礼通知吗？”
“为什么？”
“没有举行葬礼。”
“海伦把他带到了家里。我觉得他很冷漠。”
“为什么？”
“跟我讲讲吉迪恩的情况，”我问，“你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你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眼睛里怒火四射，“因为泰勒！我害怕他会出现，然后毁掉葬礼。就因为怕那个浑蛋变态会把葬礼变成一场马戏。”
初次见到布赖恩·钱伯斯时，我原以为他的愤怒和讳莫如深是偏执狂的表现。现在我对他有了更多的同情。他已经失去了女儿和外孙女，而他的心智健康也面临威胁。
他的胸口上下起伏。这突然的爆发似乎吸走了他内心仅剩的斗志。
“去他妈的当心！我妻子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她睡不着觉。你们看到我的手了吗？”钱伯斯把双手摊在桌子上，“你们想知道它们为什么可以保持镇定吗？因为服药。这就是泰勒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俩都在服药。他让我们的生活痛苦不堪。”
“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他低声说。
朱利安·斯潘塞告诫他不要有威胁举动。
“在哪儿？”
钱伯斯摇摇头。“那个家伙就是个变态。我已经不再试图去理解他。我想碾碎那个浑蛋。我想让他付出代价……”
“在希腊。”
“他没有提出过别的要求？”
“为什么在希腊？”
老律师啧啧地表示不以为然。
“那是我们失去她们的地方。在那里她们很快乐。我们在一个岩石嶙峋的海岬上建了一座纪念碑，那里俯瞰一个海湾，克罗艾曾在那里游过泳。”
布赖恩·钱伯斯坐在椅子里，身体前倾，肩膀下垂，一副凄惨的落魄模样。“我猜是跟钱有关。海伦将来有一天会继承庄园。我猜泰勒是想要点补偿。我提出给他二十万英镑，如果他不再来打扰我们。他就是不接受。”
“一座纪念碑，”鲁伊斯说，“她们的坟墓在哪儿？”
“我不明白。海伦和克罗艾死了。泰勒为什么要继续骚扰你们？”
“她们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爱琴海的那片区域洋流很强。一名海军潜水员找到了克罗艾。她的救生衣挂在了船尾附近一个梯子的横档上。他剪掉她身上的救生衣，但洋流把她卷走了。他氧气瓶里的氧气不多了，不能去追她。”
布赖恩·钱伯斯讥讽地大笑起来，接着剧烈地咳嗽不止。那位年迈的律师给他倒了一杯水。
“他确定是她？”
“那场悲剧之后，泰勒一定停止了骚扰行为吧。”
“她手臂上还打着石膏呢。是克罗艾。”
“正是如此。”
电话响了。老律师看了一眼手表。他的时间是按刻计算的——收费的。我在想他会收这位“故交”多少咨询费。
“她们就躲到了希腊。”鲁伊斯说。
我谢过钱伯斯先生抽空相见，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被坐扁的皮革椅子开始慢慢地复原。
“泰勒先生在德国采取了法律行动，赢得了他女儿的共同监护权。他想要发布国际拘捕令，逮捕他的妻子。”
“你知道吗，我都想过杀了他。”布赖恩·钱伯斯说。朱利安·斯潘塞试图阻止他说下去，但被挥手挡住了。“我问过斯基珀该怎么办。我该给谁钱？我的意思是，你随时会读到这种东西。”
律师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封信，回忆道：
“我确定斯基珀有些朋友。”鲁伊斯说。
“是的。他不接受他们的婚姻结束了，就回来找海伦和克罗艾。他指责布赖恩和克劳迪娅把她们藏了起来。”
“是，”钱伯斯说，“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他们。他们也许会杀掉半座楼的人。”
“那是在渡轮事故之前。”
他看着朱利安·斯潘塞。“别担心，我就是说说而已。克劳迪娅不会让我这么做的。她有个上帝，并要为他负责。”他闭了会儿眼，然后睁开，希望世界换了一番模样。
朱利安·斯潘塞替他回答：“泰勒先生并未说明。起初他是想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儿。”
“你有孩子吗，教授？”
“吉迪恩想要什么？”我问。
“有两个。”
大块头停止了踱步。怒火从他身上消失了，至少暂时如此。
他看着鲁伊斯，后者伸出了两根手指。
“还能是谁？”
“你永远不会不担心，”钱伯斯说，“整个怀孕期间你都会担心，然后是出生，出生后第一年，以及之后的每一年。你担心她们赶不上巴士，担心她们过马路、骑自行车、爬树……你在报纸上读到各种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可怕事情。这让你担惊受怕，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是泰勒干的？”
“我知道。”
“昨天晚上，有人在石桥庄园旁边的湖里下了药，”他解释道，“我们养了四千条鱼——鲤鱼、斜齿鳊和鳊鱼——全死了。”
“然后你会觉得她们那么快就长大了，突然间你说话不算数了。你希望她们找到完美的男朋友和完美的丈夫。你希望她们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你希望能帮她们避免失望和伤心，但你不能。你永远也放不下做父母的心。你会永远担着心。如果够幸运，你还能帮她们收拾残局。”
“什么意思？”
他别过脸去，但我依然能从窗户玻璃里看到他的痛苦。
布赖恩耸耸肩。“我不知道。这说不通。我现在找了六个人来保护房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但这依然不够。”
“你有泰勒的照片吗？”我问。
“为什么？”
“可能在家里。他不喜欢拍照——即使是在婚礼上。”
“或者他们在保护他。”
“海伦的呢？我还没见过一张像样的。报纸上登的都是她在渡轮沉没事故前在希腊拍的一张抓拍。”
“他非常小心谨慎。”鲁伊斯说。
“那是我们手里有的最新的照片。”他解释道。
“我都是用快速拨号。他们磨磨蹭蹭地出现在我家门前，但这他妈的根本没用，”他看了一眼鲁伊斯，“他们没有逮捕他，也没有起诉他。他们说没有证据。电话都是用不同的手机打来的，而且都追踪不到泰勒身上。没有指纹，也没有衣物纤维，监控里也看不到。这怎么可能？”
“你还有其他照片吗？”
“你把这些都报告给警方了。”
他犹豫了，看了一眼朱利安·斯潘塞，然后打开钱包，抽出一张护照尺寸的照片。
“泰勒闯进我们的房子——不止一次，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我换了门锁，安装了监控探头、警报器，但都没用，因为他还是能进来。他会留下信息。警告。微波炉里的死鸟。床上放把枪。我妻子的猫还被塞到了马桶水箱里。”
“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我问。
他站起来，来回踱步，手指弯曲握拳，然后又伸开。
“几个月前。海伦从希腊寄来的。我们得给她办一本新护照——用她的原姓。”
钱伯斯瞪着我，仿佛我在质疑他的智商。我与他对视，保持并仔细观察他的面部。大块头的家伙往往性格坚韧，但一个阴影笼罩了他的生活，在它的重压之下，他已日渐萎靡不振。
“我借用一下，你不会介意吧？”
“你确定是他？”
“为什么？”
“我一直在跟他说话。他每次在半夜打来电话，什么都不说，只对着话筒呼吸，我就在电话里对他大吼。”
“有时候，如果有一张受害人的照片，能帮助我理解罪案。”
“你上次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她是受害者吗？”
“不知道。”
“是的。她是第一个。”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离开律师的办公室以后，鲁伊斯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我确定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时机不到他不会说出来。也许这是他从前职业的积习，但他浑身散发着一种“此时此地不行”的气息，让他不必遵守通常的对话规则。说到这儿，退休之后他倒温和了不少。他内心的各种力量找到了平衡，他也跟诸如“守护神关照着无神论者”之类的说法和解了。一切事务都有各自的守护神，为什么无神论者不能有呢？
“也他妈的该找了。”布赖恩·钱伯斯说。
本案的一切都透着情绪和悲伤，并以此为转移。我很难聚焦于特定的细节上，因为我花了太多时间在那些当务之急上，比如达茜，担心她会不会出什么事。现在，我想退后一步，希望能在另一种语境下看待事物，但是站在山的正面，想要移开视线并不简单。
“警方在找吉迪恩·泰勒。”我说。
我能理解当我们去他们家时，布赖恩和克劳迪娅为什么会如此愤怒和充满敌意。吉迪恩·泰勒在偷偷地追踪他们。他跟踪他们的车，打开他们的信件，留下下流的信物。
那个穿条纹衣服的男人一直待在办公室里。他站在窗户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警方无法阻止这种骚扰行为，所以钱伯斯放弃了合作，自行采取了安全措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保护，还安装了警报器、动作感应器、情报拦截器和保镖。我能理解他们的做法，但无法理解吉迪恩的。他为什么还要找海伦和克罗艾，如果这就是他的目的的话？
他说是故交，但我觉得他们并非自然联盟——一名唯利是图的老律师和一个工薪阶层的百万富翁。
吉迪恩身上没有任何笨拙或冲动的迹象。他是个恃强凌弱者、虐待狂和控制狂，他周密而系统地摧毁他妻子的家庭，并杀害她的每一个朋友。
斯潘塞先生尽力缓和气氛，像位校长一样对钱伯斯先生发出啧啧声。
这并非纯粹为了消遣——至少起初不是。他在寻找海伦和克罗艾。但现在不同了。我的思绪回到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机上。吉迪恩为什么要留着它？为什么不处理掉或把它留在克里斯蒂娜的车里？相反，他却把它带回了帕特里克·富勒的公寓，而帕特里克的妹妹又无意间用手机订了份比萨。这几乎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
“如果是这样，那我道歉。”
吉迪恩买了充电器。警方找到了收据。他给电池充了电，好查看手机记录。他以为这样能帮他联系到海伦和克罗艾。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葬礼期间闯进了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房子，打开了吊唁卡片。他一定预想海伦会出现在葬礼上或者至少寄张卡片。
“你们耍小聪明闯入我的私宅，惹得我妻子非常难过。”
吉迪恩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他是得了妄想症，拒绝接受现实，还是洞悉或者得知了什么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信息？一个秘密，如果别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那它又有何用呢？
“我觉得我们有点出师不利。”我说。
鲁伊斯把车停在了法院后面的一个多层停车场里。他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透过天窗盯着海鸥像被上升气流带起来的报纸一样在空中盘旋。
布赖恩·钱伯斯甚至懒得跟我们握手。他穿着的西服，没有哪个裁缝能让它看上去令人舒服点。有些人天生只适合穿工装裤。
“泰勒觉得他妻子还活着。有没有可能他是对的？”
“我叫朱利安·斯潘塞，”他说，“钱伯斯建筑公司的代理，也是布赖恩家的故交。我相信你们已经见过钱伯斯先生了。”
“几乎没有可能，”他回答，“当时有验尸报告和海事调查委员会。”
我们被领进一间办公室，一个七十多岁的律师坐在一张硕大的办公桌后面，显得他更加枯槁。他把身体从椅子上抬升一英寸，然后又坐下。这要么表示他年事已高，要么表示他要给予我们尊重。
“你在希腊警察系统有熟人吗？”
电梯载着我们上行。花盆里的植物越来越小，水里的锦鲤变得如金鱼一般大小。
“没有。”
那个穿着细条纹西服的男人和前台接待员协商之后朝我们走来，一边解开上衣的扣子。没有自我介绍。我们只需要跟着他。
鲁伊斯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驾驶座上，闭着眼睛，仿佛在听自己的动脉缓慢跳动的声音。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我们需要查一下渡轮沉没事故。一定有目击者的证词、乘客名单和照片……一定也有人跟海伦和克罗艾说过话。
“这话太残忍了。”
“你不相信钱伯斯。”
“我这双鞋都比你一衣橱的衣服值钱。”我回答。
“他说的只是一场惨剧的一半。”
“看那个家伙的西服，”鲁伊斯小声说，“比我一衣橱的衣服都值钱。”
“另一半在谁那儿？”
斯潘塞、罗斯与戴维斯律师事务所位于市政厅对面的一栋现代化办公大楼里，旁边紧邻着皇家法院。大厅就像一座现代的要塞，足有五层楼高，凸起的玻璃屋顶下是纵横交错的白色管道。
“吉迪恩·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