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十八岁就参了军。他参加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第二次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他又在科索沃做维和人员。根据帕特里克·富勒的说法，他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转入陆军情报部队，另外我们从布赖恩·钱伯斯那里得知，他在位于贝德福德郡奇克桑兹的国防情报与安全中心接受了训练。
而他的另一个儿子，吉迪恩的哥哥，在莱斯特经营了一家文具供应公司。他宣称，他已经有十年没见过吉迪恩，没和他说过话了。
起初，他驻扎在北爱尔兰，随后被改派到了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加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通常，英国军人只会派驻海外四年，但出于某种原因，吉迪恩留了下来。为什么呢？
看起来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他于一九六九年出生在利物浦。他父亲埃里克·泰勒是个退休的钣金工人，住在布里斯托尔。他瘦得一把骨头，充满了敌意，满嘴脏话，透过邮件投递口对警方进行谩骂，除非看到搜查令否则拒绝开门。最终，他被讯问时，又喋喋不休地抱怨起孩子们让他挨饿。
每次想到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不择手段，我就感到一阵不安。性虐狂不会保持沉默。他们不会离开。
还没有吉迪恩·泰勒的消息。韦罗妮卡·克雷打了一两次电话，给我通报信息。选民名单和电话簿上都没有吉迪恩的信息。他既没有英国的银行账号也没有信用卡。他没有看过医生，也没去过医院。他既没有签过租约也没有购买过债券。斯温格勒先生预收了六个月的租金，而且是现金。有些人会轻轻地走过一生，吉迪恩却几乎连脚印都没有留下。
他的一切行动都从容、镇定，几乎是欢欣愉快的。他相信自己比警方、军方以及其他所有人都聪明。他的每桩罪案都比上一个更为邪恶和夸张。他是位艺术家，而不是屠夫——这就是他想说的。
她走了。我踮着脚尖回到床上，睁着眼躺着。天花板看起来很遥远。我旁边的枕头冷冰冰的。
下一次将是最为恶劣的。吉迪恩没能杀死莫琳·布拉肯，这意味着他的下一个受害者将承载更多的意义。韦罗妮卡·克雷和她的团队正在追踪海伦·钱伯斯的中学校友，大学好友以及同事，特别是有孩子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她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保护每一个人。她所能做的就是给她们每人一张吉迪恩·泰勒的面部照片，让她们知晓他的惯用伎俩。
“没人会死。别这么神神道道的。”
这些想法跟随我进入梦乡，在阴影之间闪转腾挪，就像在跟踪我。
她靠着门框，点点头。她带弧度的刘海盖住了一只眼睛。“如果妈妈死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周六上午，我要干了家务才能去伦敦。村子里正在举行狂欢活动。
“她觉得自己够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
当地的商店、俱乐部和社会团体都架起了摊位，在桌上挂着旗帜和带各种噱头的标志。有二手书、自制蛋糕、手工艺品、盗版光盘，还有一摞移动图书馆的廉价词典。
“没什么。就是好吧。”她又接着说道，“达茜为什么不愿意跟她姨妈一起生活？”
在巴斯的一家鞋店里工作的彭妮·哈弗斯带来了一大堆鞋盒——大部分是断码的，要么非常大，要么出奇地小，但都很便宜。
“什么好吧？”
查莉跟着我在村子里穿行。我知道其中的玄机。一看到男孩，她就会跟我拉开十几步的距离，假装自己一个人。没有男孩的时候，她就把我叫住，陪她看那些假珠宝和她并不需要的衣服。
“好吧。”
每个人都在为韦洛和三英里之外离我们最近的邻村诺顿圣菲利普之间的橄榄球赛感到异常兴奋。比赛今天下午在村礼堂后面的场地上举行。
“希望吧。”
韦洛一直是个几乎不为人知的村子，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通勤族和海边退休族的增加，村子的人口剧增。据当地人说，人口的流入已经减缓了。房价飞速上升，已经超出了周末游客的承受能力，他们会盯着村子里房产中介的窗户，梦想自己拥有一栋门上爬着蔷薇、用石头建造的小别墅。这个梦跟返回伦敦的M4号公路的塞车一样漫长，但到了周一早上，便被忘得一干二净。
“她还会回来吗？”
查莉想要个万圣节面具：一个留着会发光的深色头发的橡胶怪物。我跟她说不行。埃玛已经在做噩梦了。
“对。”
邮局外有个执勤的交警在指挥车辆驶入邻近的停车场。我想起了韦罗妮卡·克雷。她今天在伦敦，去拜访国防部和外交部，试图查出为什么没人愿意谈起泰勒。到目前为止，她所得到的只有国防部总参谋长的一句话：“吉迪恩·泰勒少校从所在部队擅离职守。”
“达茜出走了。”
十六个字。这可能是他们的遮掩手段。可能是拒绝承认。也可能是典型的英国式简洁。无论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不断回响的、令人不安而又高深莫测的沉默。
“当然。”
除了十天前顶替帕特里克·富勒的名字拍的面部照片，吉迪恩没有一张照片不是十年前拍的。监控录像显示，他于五月十九日入境英国，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遮住了眼睛。
“我能问你个事吗？”她站在卫生间门口说道。
不利于他的证据非常具有说服力，但都是间接证据。他手上有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机。爱丽丝·弗内斯也指认，他就是她母亲失踪四天前在酒吧里跟她说话的男人。达茜依然没有找到，但可能也能够认出他就是火车上的那个人。莫琳·布拉肯只见过吉迪恩一次，是在七年前。她不记得他的声音了，但跟她打电话的那个男人问起了海伦·钱伯斯。
她穿着宽松的睡裤，裤子滑到了屁股上沿。我从未想过她会有屁股或好看的腰。她一直都是从上到下一般粗细的。
警方还没能找到吉迪恩跟案件中的其他几部手机的联系，这些手机不是偷来的，就是用假身份购买的。
“我要去洗手间。”
查莉在跟我说话：“地球呼叫老爸，地球呼叫老爸。你在解读我吗？”
“没事。就是做了噩梦。回去睡吧。”
这是她妈妈的台词。她正在一件件地看一堆衣服，试图找到一件穿上后像野蛮人的深色衣服。
“她还好吗？”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在楼梯平台的另一端，我听到了查莉的声音。
“没有。对不起。”
埃玛又睡着了。我把她的大象玩偶放到床的栏杆旁，然后轻轻地掩上门。
“有时候你真的不可救药，”她这话说得又很像朱莉安娜，“是关于达茜的。”
现在已经不经常发生了。她更加小心谨慎，处处提防着陌生人。这都怪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她不再朝陌生人微笑，不再对行乞者施舍钱财，也不再帮迷路的人指方向。
“她怎么了？”
朱莉安娜变了，但我也一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有时会问我她是不是牙齿上粘了东西，还是衣服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在盯着她看。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美，以至于注意不到它所招致的目光。
“她为什么不能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朱莉安娜先挂了。我拿着电话，听着，仿佛寂静中会有什么东西打消我的疑虑，说一切都很好，明天她就回家了，我们会在伦敦度过一个美妙的周末。只是，我并不感觉一切都好。我不停地想象着德克在她的酒店房间里，接她的电话，跟她一块儿吃早餐。我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想法，从未怀疑，从不苦恼。但现在我也说不清是我想多了（因为帕金森先生每次发作时都会让我这样），还是我的怀疑是事出有因。
“她有自己的家人。而且我们也没有房间了。”
“拜拜。”
“我们可以腾出地方来。”
“我会的。”
“这样行不通。”
“听着，我得挂了。跟孩子们说我爱她们。”
“可她姨妈讨厌她。”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并不是一句热情的肯定句。她问起两个孩子以及伊莫金和鲁伊斯，鲁伊斯昨天回伦敦去了。我告诉她一切都好。
“谁告诉你的？”
“你仍然希望我去那个派对吗？”
她的迟疑已经说明了一切。查莉转过身钻进了一个打开着的装满了玩偶衣服的纸板箱里，让事情更加不言自明。她不敢看我。
“对。”
“你跟达茜谈过吗？”
“你还是明天晚上回来吗？”
她选择不做回答，而不是撒谎。
她听上去很疲惫。她说意大利人改变了要求。她和德克在重新起草整个交易，重新接洽主要的投资者。我没有明白其中的细节。
“你什么时候跟她谈的？”
“差不多结束了。”
查莉看着我，仿佛是我害得她没法保守秘密。
“所以你是在加班。”我说。
“求求你，宝贝。我一直都很担心。我需要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我昨天晚上给她打了电话。我打过去时，是德克接的。他说朱莉安娜在忙，说她会打回来。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又打过去。她说她没收到我的留言。
“在伦敦。”
朱莉安娜现在在罗马。她是周三离开的。我都没机会见着她。等我从芬伍德医院回到家，她已经走了。
“你跟她联系过。”
我把她放下，给她掖好被子，吻了下她的脸颊。
“嗯。”
“对我来说不一样。”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它们都一个味。”
“是她不让我说的。她说你会过去找她。她说你会逼她跟她那个爱抽烟、闻起来像头驴的姨妈去西班牙。”
“我喜欢棉花糖。粉色的，不是白色的。”
我没有生气，反倒松了一口气。达茜已经失踪五天了，她一直没有回我的电话跟短信。查莉跟我和盘托出了。这几天以来，她都在跟达茜打电话、发短信。达茜住在伦敦，跟一个大点的女孩在一块儿，她曾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成员。
“对。”
“我想让你替我给她打电话。”
“还有棉花糖。”
查莉犹豫着。“非要打吗？”
“你得梦点别的。这个怎么样——你梦到了自己的生日派对、仙女面包和果冻豆。”
“对。”
“万一它回来了呢？”
“万一她再也不想做我的朋友了呢？”
“对。”
“这件事更重要。”
“都是假的。”
查莉从牛仔裤口袋里拿出手机，按下手机号码。
“我很好呀。看，两只胳膊，两条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没有什么怪物。”
“她没接，”她说，“你想让我给她留言吗？”
“它要吃你。它吃掉了你的一只胳膊，然后又吃掉了你一条腿。”
我思考了片刻。四小时后我就到伦敦了。
“没有什么怪物。”
“让她给你回电话。”
“我看到了一个怪物。”
查莉留了言。之后，我拿过来她的手机，把自己的给她。
“没事了，宝贝。就是个梦而已。”
“我们换手机，就今天一天。达茜不接我的电话，但她会接你的。”
她紧闭着眼睛，左右摇晃着脑袋。我弯腰把一只手放到她的胸口上。我的手几乎完全盖住了她的胸腔。她睁开眼睛。我把她抱起来，抱在胸前。她的小心脏嗵嗵地跳着。
查莉生气地皱起眉头。她鼻梁上方的两道皱纹真是可爱极了。
埃玛醒了，因为做了个梦，呜呜咽咽地小声抽泣。我迷迷糊糊地下了床，走到她的床边，在心里咒骂着冰凉的地板和僵硬的双腿。
“你要是看我的短信，我就再也不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