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直了身子，看着我。“你跟吉迪恩一样坏——你觉得她们没死。”
“不，但我想确认一下。”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觉得她们还活着。”
“什么？你觉得是另外一个女人？”
“因为他不是感觉希望破灭了，就是在拒绝接受现实。”
突然，他明白了我的用意。
“或者他知道些什么。”
“我们已经有一张了。”
鲁伊斯站起身来，双腿发僵，一脸怪相。“如果海伦和克罗艾还活着，她们在哪儿呢？”
“他们寄来的东西里有海伦·钱伯斯的照片吗？”我问鲁伊斯。
“躲起来了。”
有时，如果你对着一个画面盯太久，会有一种失明的感觉，因为那画面被刻到了我们的潜意识上，并保持不变，即使发生了理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新事件。相似地，把事情简单化或从整体上看待一种情形的欲望，会使我们忽略那些突兀的细节，而不是尽力去解释它们。
“她们怎么伪造她们的死亡呢？”
我合上克罗艾的日记本，抚摸着那幅剪贴画。
“她们的尸体从未被找到。她们的行李可能是被扔到海里的。”
我往回翻看着日记本的最后几页，感觉海伦和克罗艾终于开始松弛下来。她们在帕特莫斯待的时间比前两个月去过的任何地方待得都久。
“那证人的证词呢？”
日记本上最后一页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二日，“阿尔戈·赫拉号”沉没前两天。克罗艾为即将到来的生日感到很兴奋。再过两周多，她就七岁了。
“布赖恩·钱伯斯有钱，可以说服他们。”
我对克罗艾的印象是，她是一个开朗活泼、无忧无虑的孩子，她怀念德国的朋友以及宠物猫小叮当（大家都叫它“叮当”），因为那是它在花园里试图捉鸟的时候，项圈上的铃铛发出的声音。
“有点夸大其词了，”鲁伊斯说，“我跟法医办公室打过电话。海伦和克罗艾被正式宣布死亡了。”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时间一周周地过去。母女两人继续前行，离德国越来越远，进入土耳其，沿着海岸线往前走。她们最终在爱琴海岸边的费特希耶的一个露营地结束了逃亡生活。克罗艾的手臂愈合得不好。她又去了医院。拍了片子，咨询了医生。海伦给她父亲写了张明信片，还画了一幅他的画像。但很明显明信片并没有寄出。
“我们能让他们用电报发来一张海伦·钱伯斯的照片吗？我只是想确认我们说的是一个人。”
根据明信片和里面提到的地名，我能找到海伦所走的路线。她一定是把车卖了或是扔在了什么地方，然后搭乘大巴穿过山区，进入南斯拉夫，再越过边境线进入希腊的。
韦罗妮卡·克雷要赶六点的火车回布里斯托尔。我想趁她离开之前跟她聊聊。一辆迷你出租车载着我们沿富勒姆宫路前行，穿过哈默史密斯和牧人丛。出租车右侧的减震装置几乎完全失效了。也许前轴下面卡着一个人。
日记里没有提到她们逃离德国的事，但克罗艾写到了那个在意大利给她的手臂打上石膏的医生。他是第一个在石膏上签名的人，还画了一幅小熊维尼的画。
鲁伊斯在我旁边默不作声。巴士沿着内侧车道行驶，不时停下让在巴士站排队的乘客上车。其他乘客则把脸探出车窗或脑袋靠着玻璃睡着了。
这些易碎的纸张详细记录了她们的旅途——主要是在各个岛屿上。偶尔会提到人：一个和克罗艾做了朋友的土耳其女孩，以及一个教她捕鱼的男孩。
我不停地思考渡轮事故的细节。海伦和克罗艾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还活着。吉迪恩既没有证据证明她们死了，也无法证明她们还活着。这可能就是他正在寻找的东西——死了或者活着的证据。这并非全部的答案。他的罪行有太强的施虐狂倾向。他太过享受其中而无法自拔了。
我打开这本书，用手指抚摸着书页，书页已经弯曲变形，布满干燥了的盐粒。这更像是一本剪贴簿，而不是日记本。里面有明信片、照片、票根和手绘，偶有一些日记和见闻评论。克罗艾在书页之间夹了鲜花。罂粟花。我还能看到书页上花蕊、花瓣留下的痕迹。
韦罗妮卡·克雷正在一号站台附近的咖啡馆里等我们。她的大衣没扣扣子，垂到了地面上。她和鲁伊斯默默地彼此打了个招呼。他们两人仅有的两个共同点是各自的职业以及使沉默胜过千言万语的能力。
“我撒了几个慌。我本该把它送给她的家人。”
重新安排了座位。看了眼手表。韦罗妮卡·克雷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你是怎么拿到的？”
“国防部想接手调查。”她宣布。
“这是乘客的私人物品中的一件。是克罗艾的日记。”
“什么意思？”
鲁伊斯拿出一本精装书，封面上贴满了从杂志上剪下的各种照片。书的硬纸封面已经被水泡得肿胀了，上面的名字已经无法辨识。
“泰勒擅离职守了。他们宣称他还是军队的一员。他们想出面逮捕他。”
还有什么证据证明海伦和克罗艾当时在“阿尔戈·赫拉号”上？行李被发现冲到了镇子东侧三英里的海滩上。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一艘当地渔船还捞起了一个小点的包，那是克罗艾的。
“你是怎么说的？”
布赖恩·钱伯斯说他在六月十六日给他女儿汇了钱，从一个马恩岛上的账户转入帕特莫斯岛的一家银行。
“我告诉他们滚开。有两个女人丧命，而且调查工作由我负责。我可不会因为某个穿着卡其衣服、每次有坦克开过都会勃起的铅笔头随便说句话就退缩了。”
鲁伊斯递给我一份海军救援队出具的报告，上面列出了遇难、失踪以及生还人员的名单。但是没有官方的乘客名单。这是一艘往返于海岛之间的普通渡轮，载满了游客和当地人，许多人上上下下，在船上买票。海伦和克罗艾很可能是用现金买的票，避免使用信用卡留下书面记录。
她说的刻薄话跟她小心翼翼地往茶里加糖并且缓慢搅拌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用拇指和食指端着茶杯，一口气喝了半杯，也不怕烫。她那白皙肥硕的喉咙里仿佛藏着一个拳头，随着吞咽上下移动。
鲁伊斯没拉上窗帘。透过窗户，我看到慢跑的人像鬼一样在泰晤士河的沿河小道上穿梭，听着海鸥为软泥里的食物碎屑争斗。
她放下杯子，开始讲述自己查到的有关吉迪恩·泰勒的信息。通过一个在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的联系人，她得知泰勒在贝尔法斯特度过了四年，其间在阿尔马为任务协调小组工作——一个专门从事监控和审讯的军事情报机构。
“我会再给看门人打电话，但他不会热心帮忙的。”
“难怪这么难找到他，”鲁伊斯说，“这些家伙知道如何跟踪别人而不被发现。他们是第二和第三方认知方面的专家。”
“她可能在德国还有家人。”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克雷探长问道。
“在度假。旅馆到了春天才会再次开门营业。”
“我在贝尔法斯特工作过一段时间。”鲁伊斯并没有做过多解释。
“伊莲娜·沙费尔现在在哪儿？”
探长并不喜欢被蒙在鼓里，但她还是继续往下说：“移民局调出了泰勒的档案。过去六年间，他多次前往巴基斯坦、波兰、埃及、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停留时间不定，但从不少于一周，也从不多于一个月。”
“我设法联系到了旅馆的看门人，但这家伙就像油毡上的落水狗一样稀里糊涂的。他说他记得海伦和克罗艾。她们六月在旅馆住了三周。”
“为什么去埃及和索马里？”鲁伊斯问，“英国在那里并没有驻军。”
鲁伊斯告诉我他给旅馆打了个电话，但是旅馆在冬季不开。
“他可能是在训练当地人。”探长说。
最后一份证词出自一个德国女人——伊莲娜·沙费尔，她在帕特莫斯岛当地开了一家旅馆。她说自己开车把母女送上了船，还跟她们挥手道别。
“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要保密。”
“他的间隔年从一年变成了两年。”
“反间谍。”
“他现在不是该去上大学吗？”
“有点道理。”
“我跟他在温哥华的父母谈过了。事故发生之后，他们飞到了希腊，试图说服他回家，但他想继续下去。那孩子现在还在旅行。”
“莫琳·布拉肯说克里斯蒂娜和西尔维娅曾经开玩笑说吉迪恩像个幽灵。”
鲁伊斯把第二份证词递给我。这是一个加拿大的休学大学生的证词，说刚起航的时候他跟海伦和克罗艾说过话。他们当时坐在右舷的一个乘客休息室里。克罗艾晕船了，这个背包客给了她一片晕车药。
我思考着他去过的那些国家：阿富汗、伊拉克、波兰、巴基斯坦、埃及和索马里。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审讯者，是从嫌疑人嘴里撬出信息的专家——战俘、被拘留者、恐怖分子……
“去年，海军对他进行了六个月的停职处罚，因为他没有严格检查装备，差点造成一名新兵溺亡。有消息说——更像是小道消息——他是个醉汉。”
我的脑子里全是西尔维娅·弗内斯戴着头罩挂在树杈上的画面。第二个画面是莫琳·布拉肯，跪在地上，蒙着眼睛，双手前伸。感官剥夺、定向障碍和羞辱，这些都是审讯者和拷问者使用的手段。
“然后呢？”
如果吉迪恩坚信海伦和克罗艾还活着，那么他相信有人把她们藏起来了也就合情合理了。布赖恩·钱伯斯、克劳迪娅·钱伯斯、克里斯蒂娜·惠勒、西尔维娅·弗内斯，还有莫琳·布拉肯。
“我查了一下这个潜水员。他是个服役十年的老兵，是打捞队中经验最丰富的成员之一。”
克雷探长紧紧地盯着我。鲁伊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眉毛上挑，仿佛在听正在驶来的火车声或来自过去的回声。
尽管有这份证词，但我感觉鲁伊斯并不完全信服。
“假设你是对的，泰勒相信她们还活着，”韦罗妮卡·克雷说，“那他为什么要除掉她们？意义何在？海伦也不会回到他身边，他也不可能跟女儿一起生活。”
“他根据一张照片认出是克罗艾，”鲁伊斯说，“女孩的一只手臂上打着石膏。这跟她外祖父的描述吻合。”
“他不希望她们回到他身边。他只是想惩罚她离开了自己，他还想看看自己的女儿。泰勒受到恐惧和怨恨的驱使。恐惧他可能做出来的事，恐惧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但他的怨恨更加强烈。它有自己的构造。”
当天第五次下潜时，他发现了一个女孩的遗体，绊在一部救生艇牵引机附近的梯子的金属横档上，在船的右舷，靠近船尾。潜水员切断了女孩救生衣上的绑带，但水流把她的身体冲走了。他的氧气罐的氧气所剩不多，没法去追她。
“什么意思？”
鲁伊斯把他的证词递给我，等着我看完。潜水员说当天打捞起四具遗体。当时的能见度不足十码，凶险的海流使打捞工作更加困难。
“他的怨恨要求我们靠边站。它否决别人的权利，它净化、毒化并控制着他的信念。恨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
“有三个人做证说海伦·泰勒和克罗艾·泰勒当时在船上。其中一人是一名海军潜水员，他是打捞队的成员。”
“他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我跟本案的首席调查官以及法医和当地的警长谈过了。”他翻页的时候，松开的纸张都要从坏了的书脊上掉下来了，“调查非常深入。这儿有一份证人的证词和调查记录。昨天快递送到的。我昨晚已经看过了，没有发现任何不寻常的地方。
“这个说不上来。海伦的家人受到了保护，但她一定还有许多其他的朋友。”
我们移步到客厅。咖啡桌上铺满了跟“阿尔戈·赫拉号”沉没事故相关的报纸和文件。鲁伊斯坐下来，掏出他那个破旧的笔记本。
克雷探长将身子用力压在膝盖上，想从她锃亮的鞋舌上寻找一丝安慰。空气里传来站台的播报声。她得走了。
鲁伊斯的女儿克莱尔一直在纽约跳舞。她和父亲的糟糕关系有点像全球变暖——冰盖的消融、水平面的上升和再次浮起的船只——每个变化的产生都伴随着对结果的质疑声。
她扣上大衣，站起来，跟我们道别，然后快步穿过车站大堂，紧张地朝她那趟等候中的火车走去。鲁伊斯看着她走了，挠了挠自己的鼻子。
“有段时间了。”他关上门，试图结束这段对话。
“你觉得克雷身体里面有个瘦弱的女人想挣脱出来吗？”
“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两个。”
“我女儿。”
“想去喝一杯吗？”
“还有人住在这里。”
我看了看手表。“下次吧。朱莉安娜公司的派对八点开始。我想去给她买个礼物。”
他看着篮子。“我觉得这些衣服我穿不会合身。”
“比如说？”
“你有什么事想跟我说吗？”我问。
“珠宝总是不错的。”
我们端着空杯子回到房子里，进入厨房。杂物间的门开着。从烘干机里吐出各种衣物，浅色的、漂亮的女士衣服。一件格子衬衫、一副淡紫色的胸罩，还有短袜。这个画面既熟悉，又十分怪异。我想象不出鲁伊斯的生活里会有女人，尽管他结过三次婚。
“除非你有了外遇。”
鲁伊斯的房子就在街对面。他把泰晤士河看作一处水景装饰或是自己家里的一段河。这张公园长椅是他家的室外家具，他每天坐在这里几小时，钓鱼、看早报。据说他从来没有钓到过鱼，而这跟河水的水质或鱼的种群密度无关。他不用鱼饵。我没有向他求证过此事。有些问题最好永远也不要问。
“什么意思？”
“不，谢了。”
“送贵重的礼物说明你心有愧疚。”
“你想再来杯咖啡吗？”鲁伊斯问。
“不，不是这样。”
朱莉安娜从罗马回来了。我本想去希思罗机场接她，但她说公司派了车，她得回办公室。我们约好晚点在酒店见面，然后一起去参加派对。
“礼物越是贵重，你内心的愧疚就越深刻。”
对岸就是古老的谷仓榆树自来水厂。伦敦南部就像另一个国家。这就是伦敦的可爱之处。与其说它是个大都会，倒不如说是一些村子组成的集合。切尔西跟克拉珀姆不一样，克拉珀姆又不同于哈默史密斯，哈默史密斯不同于巴恩斯，巴恩斯又不同于其他十几个地方。分界线可能只是一条河，但一旦过了河，气氛便完全不同。
“你真是个疑心重的可怜虫。”
这张公园长椅俯瞰着泰晤士河。午后苍白无力的阳光照在深棕色的水面上，几乎泛不起一丝微光。划艇队和游客观光船留下的白色尾迹划过水面，冲刷着退潮时露出的闪着光的淤泥。
“我结过三次婚。这种事情我懂。”
“我的心在流血。”
鲁伊斯扭头看着我。我能感到左手在抽搐。
“你永远也请不了假。没有假期，也没有长周末。”
“朱莉安娜最近很忙，一直出差。我想她了。我想给她买个特别的礼物。”
“什么难事？”
我的理由听上去太刺耳了。我应该什么都不说的。我不会跟鲁伊斯说朱莉安娜的上司或那张客房服务收据，那套性感内衣或那些电话。我也不会提起达茜的吻以及朱莉安娜问我是否还爱她的事情。我什么都不会说——他也不会问。
“你知道退休之后有个什么难事吗？”
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的重大悖论之一。就像一个不言自明的密码：除非陷入谷底，否则你不会开始挖隧道。
鲁伊斯靠在一张公园长椅上，吃着三明治，喝着咖啡。他正看着一辆货车倒进一条狭窄的车道。有人在指挥司机，示意向左或向右。一只手拍了一下卷帘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