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妮卡·克雷面带无以名状的笑容紧盯着我，等我说下去。
“你猜错的概率有多大——二十分之一，五十分之一？他可能不是医生。他也许是个食物检验员或是实验室技术员，凑巧捡起了别人掉落的听诊器。他可能要去一场化装舞会。我们会进行假设，通常情况这些假设都是正确的，但有时也会犯错。最明显、最简单的解答通常是最好的——但并不总是如此。这次就不行。”
“我觉得凶手跟婚礼策划生意没有任何关系，”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角度来看。”
“你要说什么？”
我跟她说了克里斯蒂娜·惠勒死前一周在加里克海德餐厅的老同学聚会的事。西尔维娅·弗内斯也去了。聚会是通过邮件组织的，但据推测，发出邀请的人三个月前就在一场希腊渡轮事故中溺水而亡了。发送邮件的人要么是以她的名义创建了一个账户，要么就是知道她的用户名和密码。
“假如你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一副听诊器，你会立刻认为他是个医生，然后你就会进行推断。他可能有辆豪车、一栋豪宅、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他喜欢去法国度假，而她则更青睐意大利。他们每年都会去滑雪。”
“所以，我们要着眼于她的家人、朋友、丈夫……”
“什么意思？”
“我会优先考虑她丈夫。他们已经分开了。他叫吉迪恩·泰勒。他可能随英国军队驻扎在德国。”
“你在寻找显而易见的答案。”我说。
探长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我跟她讲述了去多布尼庄园的情形，布赖恩·钱伯斯和克劳迪娅·钱伯斯像囚犯一样，生活在监控探头、运动感应器和碎玻璃后面。
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眼睛下方的黑眼圈和面部四周的皱纹。过去这十天里她睡了多少觉？
“吉迪恩·泰勒认识这两名受害人。她们是海伦·钱伯斯的伴娘。”
“就这些，”她说着用一根烟点着另一根，“没有打电话，没有女儿，没有胁迫。我们得到了贴心的故障分析。”
“你对这场渡轮事故了解多少？”
两个德国生意伙伴因为利益分配问题闹掰了，其中一个逃到了曼彻斯特。他被发现死在酒店房间里，双臂摊在桌子上，手指都被切断了。
“只知道我当时在报纸上读到的内容。”
一名费利克斯托的装卸工回到家时发现自己的妻子在和邻居上床。他把邻居绑在椅子上，用他妻子的卷发棒拷打他。
探长对着我缓慢地眨了眨眼睛，仿佛对着一个物体盯得太久了。
在布里斯托尔，两名毒贩拷打了一名妓女，他们怀疑后者是警方的线人。他们把她钉在一棵树上，用酒瓶蹂躏她。
“好的，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凶手。他要么是受邀进入她们的房子，要么是自行闯入的。他了解她们衣橱里的衣物、她们的化妆品、西尔维娅的手铐。他知道她们的电话号码，以及她们开什么车。他精心策划，先跟她们的女儿见面，以获取信息。”
她桌子上放着一份档案，上面贴着便利贴。里面是从全国警察计算机系统打印出来的资料。警方在数据库里筛查了相似案件。她把档案递给我。
“你同意吗？”
她并没有笑。她是认真的。
“同意。”
“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去吃午饭还是去看电影。”
“而同一个人又闯入了惠勒的房子，打开了吊唁卡片。”
“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我有个伦理问题，教授，”她说，像漱口水一样晃着威士忌，“一个小报记者和一个副局长同时被困在一辆燃烧的汽车里，你只能救其中一个人，你会救谁？”
“他在寻找什么东西。”
一马克杯相当于两玻璃杯的量。我看着她倒了一杯，然后把酒瓶放回藏匿处。
“或者在寻找某个人。”
她伸手从伞架里面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他的下一个目标？”
“不，谢谢。”
“我不会自动跳到这个结论，但肯定有这个可能。”
“要喝一杯吗？”
探长依然面无表情。情感会像胎记或神经性痉挛一样不合时宜。
我知道她在干什么，她是在通过观看通报会的播报来惩罚自己。
“这个莫琳·布拉肯，她有危险吗？”
克雷探长关上办公室的门。我先她一步坐下。她毫不理会“禁止吸烟”的标志，点上一根烟，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她拿着遥控器，打开一个塞在文件柜角落里的小电视。她找到新闻频道，把声音静音。
“很有可能。”
许多警员尽量不看我。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当众受辱的事情。很多人的脸上都带着一副期待回家的表情，就等着时间一到，穿上外套离开。
“好吧，但除非有具体的威胁或确凿的证据显示她有很大概率是目标，否则我无法对她进行保护。”
调查室里电话响个不停。我不知道都是些什么电话，也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过滤器可以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
我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这仅仅是假设而已。一种推测。
“至少我们提醒了大家要小心点。”
探长看了一眼电视，用遥控器对准它。新闻开始了。媒体通报会上的图片闪过屏幕。我是不会看的。出现在电视上已经够让人尴尬了。
“还能比这更糟糕？”
窗外天色已暗。我的衣服和思想都像是脏兮兮的包装纸。我累了。厌倦了说话。厌倦了人们。厌倦了希望事情能言之有理。
“这还不是最糟的。”我低声说道，还没有从福勒尖酸刻薄的攻击中恢复过来。
克里斯蒂娜·惠勒和西尔维娅·弗内斯累了。凶手仿佛按下了快进键，偷走了她们生命的年月，数十年的经历，好的或坏的。他耗光了她们的精力、她们的反抗、她们对生存的渴望。然后他看着她们死去。
“真他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朱莉安娜说得对。人死不可复生，不论发生什么。在理智上，我明白这一点，但胸口跳动的心脏却不理解。心有理智无法理解的原因。
韦罗妮卡·克雷摇晃着身子沿走廊往前走，就像船长正离开她那艘沉没中的舰艇的舰桥，返回自己的住处，而其他人则在放下救生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