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探长怒不可遏。桌子边的紧张情绪非常明显。《每日邮报》的皮尔逊感觉机会来了。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副局长先生，我们听到奥洛克林教授说他想‘理解’凶手。这也是您的愿望吗？”
“怎么做到的？”
福勒探身向前。“不是。”他又缩了回去。
“没有，她们的女儿没有受伤，但这两个女人被迫相信与此相反的情况。”
“您同意教授的分析吗？”
“她们的女儿受到伤害了吗？”
他探身向前。“不同意。”
仿佛在房间里扔了一个深水炸弹，立刻有三十只手举了起来。福勒指向另一名记者。通报环节变成了问答环节。
“为什么，先生？”
“我们正在调查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个人通过把她们的女儿作为攻击目标来恐吓和操控她们。我们推测他通过威胁女儿来逼迫母亲就范。”
“奥洛克林教授的服务对此次调查并没有实质上的重要意义。”
这个问题是问福勒的，他把离自己最近的麦克风又拉近了些。
“所以您觉得他的罪犯心理侧写毫无用处？”
有人举起一只手。是蒙哥马利。“他是如何胁迫她的，先生？”
“一点都没有。”
记者们重新坐了下来。“这样才对。”福勒说，他看着这群人，像个失望的校长，恨不得抄起拐杖就打。
“好吧，那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这是一场正式的通报会，不是一次自由问答的记者会，”他嗡嗡地说道，“你们要么逐个发问，要么什么都得不到。”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更多的记者站了起来，他们都不愿意再等了。克雷探长想上前干预，福勒先她一步拿到了麦克风，让大家保持安静。
举着的手慢慢放下了。记者们很乐意让皮尔逊刺激副局长来寻找痛点。韦罗妮卡·克雷试图插话进来，但福勒就是不把麦克风给她。
“让我先说完，然后我会回答问题。”
皮尔逊并不善罢甘休。“奥洛克林教授说他对凶手感到着迷——您也为此感到着迷吗，副局长？”
“她是怎么受胁迫的？”
“不。”
“她受到了胁迫。”
“他说他希望凶手给他打电话，您不觉得这很重要吗？”
“你说他利用她们最大的恐惧。具体是指什么？我看了克里斯蒂娜·惠勒站在克里夫顿悬索桥上的监控录像。她是自己跳下去的。没有人推她。”
福勒厉声回答：“我才不管教授希望什么。你们这些媒体就想要新闻。你们以为谋杀案都是由心理学家和科学家以及通过心理学解决的。胡说八道！谋杀案是通过出色、扎实、传统的侦探工作——上门询访、访问目击者和录口供——解决的。”
有人喊出一个问题。又有两个人跟着问。我尽量不理睬他们。来自《泰晤士报》的蒙哥马利站了起来。
当福勒用一根手指指着皮尔逊，逐条回击他的问题时，无数的唾沫星子落在了麦克风上。
我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克雷，然后又看回笔记。
“此次调查中，警方不需要的，就是让一个没有参与过拘捕行动，没有坐过警车，也没有与歹徒对峙过的大学教授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开展工作。不用心理学学位也能知道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变态和懦夫，他以弱者为攻击对象，就因为他得不到女人，或者无法跟一个女人保持长久的关系，或者小时候没吃过奶……
“你继续。”他粗声说。
“在我看来，奥洛克林教授起草的心理侧写经不起推敲。没错，我们是在找一个当地人，三十到五十岁，工作轮班，还憎恨女性。这太显而易见了，我也能想到。这里面没有什么科学奥秘。
房间里除了长桌边上再没有多余的椅子。有那么短暂的一瞬，副局长考虑了各种选项，然后继续沿着中间的过道往前走，一直走到房间前面。他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将皮手套塞进帽子里，坐了下来。
“教授希望我们向这个人表示尊重。他想向他伸出同情与理解之手。只要有我在，就没门。这个凶手就是个卑鄙小人，他在监狱里会得到想要的尊重，因为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房间后面一阵骚动。我停下来。韦罗妮卡·克雷惊慌得身体僵直。警察局副局长福勒正从拥挤的门口挤进来。大家都扭过头去。他的到来也变成了新闻。
房间里所有眼睛都盯着我。我受到了攻击，但我能怎么办？克雷探长抓住了我的小臂。她不想让我回应。
“如果他在听广播、看电视或读报，我希望他能跟我联系。我希望他能帮我弄明白这些问题。”
依然有问题被喊出来。
“有时，在我的工作中，我会遇到一些让我既着迷又惊骇的人。犯下这两起罪案的人就让我既着迷又惊骇。他聪明，能说会道，善于操控，是个虐待狂，残忍而无情。他并不用自己的拳头出击。他利用她们最大的恐惧来摧毁她们。我想弄明白其中的缘由。我想弄明白他的动机以及他选择这两个女人的原因。
“他是如何威胁伤害她们的女儿的？”
克雷探长讲完了。她向大家介绍了我。我翻着笔记，清了清嗓子。
“这两个女人被强奸了吗？”
记者们变得越发焦躁不安。他们想听到解释，但克雷探长还是不紧不慢的。她在依次列举通话记录的细节。有些细节被隐去了。她没有提到寄到达茜学校的芭蕾舞鞋，或放在爱丽丝·弗内斯家门口的小兔子。这些信息只有凶手知道，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此从骗子中过滤出真正的知情者。
“他折磨了她们吗？”
与此同时，她的个人信息也被投影出来——年龄、身高、发色，单身，职业是婚礼策划师。很快，个人信息变成了死亡日期。克里斯蒂娜生前最后一次行程被概述了出来，通话记录以及只穿一件雨衣和高跟鞋步行穿过利伍兹公园。大桥上的监控画面也被投影到了屏幕上。
“她们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
人群中发出震惊的低语声。房间里很多人都亲眼看到克里斯蒂娜·惠勒跳桥了。这么明显的自杀者怎么突然变成了谋杀案的受害人？
福勒没有理睬。他戴上帽子，一只手在帽檐上滑过，把帽子戴正。然后，他一手抓住手套，摔到另一只手里，沿着中间的过道离开了，就像离开阅兵场。
一张克里斯蒂娜·惠勒的照片被投影到探长脑后的屏幕上。这是一张度假时的抓拍，地点是一个水上公园。克里斯蒂娜头发湿漉漉的，穿着纱笼[1]和T恤。
闪光灯闪个不停。问题还在继续：
“你们都知道，我们成立了专案组来调查西尔维娅·弗内斯遭谋杀一案。还有一起可疑的死亡案——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案件与此案并案调查，她上周五从克里夫顿悬索桥上跳了下去。”
“他还会行凶吗？”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她说，这是对着观众说的，而不是镜头，“这是一场通报会，不是记者发布会。我会先通报一下案情，然后就交给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通报结束后会有简短的提问时间。
“他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女人？”
摄影机打开了灯光，闪光灯闪烁。探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给记者们时间安静下来。
“你觉得他认识她们吗？”
我在一扇侧门边站着。和尚在指挥摄影记者，努力制止争吵。他朝我点点头。克雷探长走在前面，她穿着炭黑色的夹克和白衬衫。我跟着她走上一个略高于地面的平台，上面有一张面向媒体记者摆放的长桌。麦克风和录音设备已经被用胶带固定在了桌子的前沿上，那些设备上都标着电台频道的商标。
韦罗妮卡·克雷用手捂住麦克风，对我耳语了几句。我点点头，起身离开，感到既愤怒又难堪。人群里发出抗议的吼声。通报会已经成了运动会。
国家级报社都派出了他们的王牌记者，而不是依靠在西南部的特约记者。我认得他们中的一些人——《电讯报》的勒基特、《泰晤士报》的蒙哥马利以及《每日邮报》的皮尔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认识我。
克雷探长慢慢转过身去，狠狠地瞪着人群。这意思不言自明。媒体通报会结束了。
三一路警察局的新闻发布厅是一个简陋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摆着乙烯塑料椅子，装饰着条形照明灯。房间里座无虚席，两侧的墙边也被站满了。
[1]用一块长布做成的围裙式衣服，穿时裹住身子，在腰围处或腋窝处收拢打结，是东南亚传统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