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卸下了防备。“他分不清水仙花和山茱萸。”
“我现在就在跟斯基珀谈，”鲁伊斯说，“他正往大门这边走，来见我们。他是个非常迷人的家伙。在种玫瑰方面肯定是一把好手。”
“我也是，”鲁伊斯说，“我们能进来吗？事情很重要。”
她说的是那个园丁还是那条狗？
大门咔嗒一声闷响，向内打开。斯基珀不得不向后退去。他并不高兴。
“你应该跟斯基珀谈。”她说，声音有些紧张。
鲁伊斯坐到驾驶座上，开车从他身边经过，一只手举到半空中致意，然后把车开上鹅卵石路。
沉默。静止。
“他看上去不大像一个园丁。”我说。
“她们死了，钱伯斯太太。”
“他是个退伍军人，”鲁伊斯说，“你看他的站姿。他不显露自己的优势。他把它们隐藏起来，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
鲁伊斯看了我一眼。她并不知情。
树木中间露出了房子的山墙和屋顶。鲁伊斯减速驶入一扇有格栅的大门，然后在主屋前停下。那扇巨大的双扇门起码有四英寸厚。一扇门打开了。克劳迪娅·钱伯斯从里面往外看。她身材苗条，五十好几了，但风韵犹存，穿一件羊绒开襟衫和一条卡其色便裤。
“没有。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谢谢您愿意见我们。”自我介绍之后我说道。
“您看报纸了吗？”
她没有伸出手。相反，她领着我们穿过大理石门厅，进入一个巨大的客厅，里面装饰着东方的地毯和一套长靠背沙发。书架占满了大壁炉两侧的凹室，壁炉里有火星，但没有火焰。壁炉架和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女孩从出生到蹒跚学步再到少女时期的照片。掉的第一颗牙，第一天上学，堆的第一个雪人，第一辆自行车——所有一生中的第一次。
“对，记得。”
“这是您女儿？”我问。
“是关于您女儿的两个朋友——克里斯蒂娜·惠勒和西尔维娅·弗内斯。您记得她们吗？”
“我们的外孙女。”她回答。
“有什么事吗？”
她指着沙发，示意我们坐下。
“对不起，但是您的园丁说您不在家。很显然他搞错了。我叫文森特·鲁伊斯。我是伦敦大都会警察局的一名前探员。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
“要喝点什么吗？茶怎么样？”
“我是。”
“谢谢。”鲁伊斯替我们俩回答。
“是钱伯斯太太吗？”鲁伊斯回答。
如同变魔术般，一个身穿制服的丰满女人出现在了门边。克劳迪娅脚边一定有个隐藏的铃铛，在地毯下面或是塞在了沙发旁边。
里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你好，你是谁？”
克劳迪娅做了指示，那个女佣消失了。她回身面向我们，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双手插在两膝之间。她所有的举动都呈封闭式，带有防御性。
鲁伊斯的手松开对讲机。
“可怜的克里斯蒂娜和西尔维娅。出了什么意外吗？”
那只德国牧羊犬盯着我，仿佛在决定要先吃哪条腿。它的训练员更关心鲁伊斯以及我可能造成什么威胁。
“不，我们认为并非如此。”
鲁伊斯已经移动到了我这侧。他一只手垂到背后，按下对讲机按钮，没有松开。
“怎么回事？”
“是的，确实不错。”牵着狗的男人说。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说谎。
“她们被人谋害了。”
“今天天不错。”我说。
她眨了眨眼睛。悲伤就如同她眼瞳上湿润的光泽。这是她所展现出的所有情绪。
鲁伊斯把自己荡了下去，跟我交换了个眼神。
“克里斯蒂娜从克里夫顿悬索桥上跳了下去，”我说，“我们相信她受到了胁迫。”
“离墙远点。”他喝道。
“受到了胁迫？”
有靴子走在鹅卵石上的声音。一个男人出现在大门远端，朝我们走来，像个园丁，穿着牛仔裤、一件格子衬衫和油布外套，手里牵着一只身形硕大的德国牧羊犬，它穿了一件黑褐色的外套。
“她是被迫跳下去的。”鲁伊斯解释道。
“移动传感器，以及更多的监控探头。我知道人有钱了会变得紧张——万一发生了革命之类的事——但这也太过了。这家伙到底在藏什么？”
克劳迪娅猛烈地摇着头，仿佛在努力把这个消息从耳朵里甩出去。
“什么？”
“西尔维娅是冻死的。她被铐在了一棵树上。”
“看不到，”他左右看了看，“倒是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谁会做出这种事？”克劳迪娅问道，仿佛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
“你能看到房子吗？”我问。
“你没看电视或报纸吗？”
大门依然紧闭着。鲁伊斯从车前面绕过来，伸了个腰。摄像头跟着旋转，追踪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攀到一棵倒下的树上，从墙上往里看。
“我不看新闻。看新闻让我感到压抑。”
“我更喜欢留张便条。”
“你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娜和西尔维娅是什么时候？”
“写信。”
“自从海伦的婚礼后就没再见过。她们是伴娘，”她掰着手指头数，“八年了。天哪，真的有这么久了。”
“什么时候跟他们谈最合适？”我问。
“你女儿跟她们保持联络吗？”
“对不起。钱伯斯先生和太太都不在家。”
“我不知道。海伦和她丈夫一起去了国外。她不经常回来。”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
女佣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茶壶和茶杯看起来都太过精美，简直不适合盛开水。克劳迪娅给我们倒茶，近乎是用意志强迫双手不要发抖。
“退休了？”
“你们要牛奶还是要糖？”
鲁伊斯探过身去。“我是一名退休的探员。我之前在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工作。”
“牛奶。”
我低下头，透过风挡玻璃往外看。大门上方的一根金属杆上立着一个监控探头。他在观察我们。
“什么都不要。”鲁伊斯说。
那头又说话了：“你是跟谁一起来的？”
她用茶匙搅动茶水，茶匙丝毫没有碰到杯壁。她的思绪似乎游离了片刻，然后又回过神来。
对方沉默了片刻。也许他在寻求指示。
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轮胎碾压鹅卵石的声音。片刻之后，前门砰的一声开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穿过门厅。布赖恩·钱伯斯进门的动静很符合他的块头，冲进客厅，仿佛一心要揍某个人。
“是警方的事务。跟他们的女儿有关。”
“你们他妈的是谁？”他大声喝道，“是谁派你们来的？”
“我需要更多的信息。”
“什么？”
“我是约瑟夫·奥洛克林。我有重要的事要跟这家人谈。”
“谁派你们来的？这两个女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看了一眼鲁伊斯，他耸了耸肩。
很显然他知道克里斯蒂娜和西尔维娅的事。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妻子？
“你在开玩笑吧，伙计？”他操着威尔士口音。
“冷静一下，亲爱的。”克劳迪娅说。
“海伦·钱伯斯在家吗？”
“你闭嘴，”他厉声说道，“这事你别管。”
“他不在。”
斯基珀跟着他进了客厅，在我们背后走动。他插在上衣里的右手握着什么东西。
“他在家吗？”
鲁伊斯转身对着他。“我们不想打扰任何人。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海伦的情况。”
“不是。”
布赖恩·钱伯斯嘲笑道：“别跟我玩把戏！是他派你们来的，不是吗？”
“是钱伯斯先生吗？”
我看着鲁伊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在协助警方调查两起谋杀案。两个受害人都是你女儿的朋友。”
“你是谁？”
钱伯斯先生把注意力转到鲁伊斯身上。“你是个警察？”
大门上有一个对讲机。我按下按钮，等待着。
“曾经是。”
我们把车开进一片空地，入口是一扇十英尺高的铁门，用铰链固定在石柱上。大门两侧各有一面围墙延伸到树林里。围墙顶端是打碎的玻璃瓶，像锯齿状的花朵一样绽放在混凝土上。
“什么意思？”
他从方向盘上伸出一根食指。“就是这里。”
“我退休了。”
“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她于一九八八年从巴斯的奥德菲尔德女子学校毕业——与克里斯蒂娜·惠勒和西尔维娅·弗内斯同年毕业。她去了布里斯托尔大学，修经济学，然后于八年前结了婚。之后她就生活在国外了。”
“所以你是个私家侦探？”
“那海伦呢？”
“不是。”
“夫妇俩叫布赖恩·钱伯森和克劳迪娅·钱伯斯。布赖恩拥有一家建筑公司，在海湾地区接了很多大额合同。多布尼庄园曾是英国最大的私人土地，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庄园分崩离析后被出售。钱伯斯一家拥有住宅，外加十一英亩[1]土地。”
“所以你们都他妈的不代表官方。”
“我们对这家人了解多少？”我问。
“我们只想跟你的女儿海伦谈谈。”
鲁伊斯开着他的奔驰车。汽车的悬架非常平稳，就像坐在带轮子的水床上。
他两手一拍，怒极反笑。“好吧，这真是妙不可言。”
多布尼庄园位于韦斯特伯里北部两英里，在萨默塞特和威尔特郡的交界处。丘陵地形的乡下点缀着小农场以及由于近来的雨水而水位上升的湖泊和大坝。
鲁伊斯有些不耐烦了。“也许你应该按你太太说的，冷静一下，钱伯斯先生。”
“你曾经跟我说过，如果一名医生也患病而死，那他对病人来说便毫无用处。可你别变傻了，你应该是清醒的那个人。”
“你是在威胁我吗？”
“为什么？”
“不，先生，我们只是想得到一些答案。”
“打醒你。”
“我女儿海伦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干吗打我？”
“四周前，她给克里斯蒂娜·惠勒、西尔维娅·弗内斯和另一个同学莫琳·布拉肯发了邮件。她组织大家于九月二十一日周五晚上在巴斯的一家餐厅见面。其他人都去了，但海伦没有出现。她们也再没有她的消息。我们希望找出其中的缘由。”
他用报纸使劲打了一下我的头。
布赖恩·钱伯斯一脸怀疑地瞪着我。他眼神中的狂躁被强烈的半信半疑所取代。
“你说得好像这很疯狂。”
“你说的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他说，“我女儿不可能发邮件。”
“可是你梦到了死人？”
“为什么？”
“没有，没有这样的事。”
“她三个月前就死了。她和我的外孙女一起在希腊溺亡了。”
鲁伊斯合上报纸，对折再对折。“她跟你说话了吗？”
突然，这个巨大的客厅已经容不下此刻的尴尬。气氛变得令人腻烦而生硬。鲁伊斯看着我，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我有时还会梦到她。现在我会在梦里看到克里斯蒂娜·惠勒。”
“很抱歉，”我对他们说，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们毫不知情。”
“她怎么了？”
布赖恩·钱伯斯对道歉或解释毫无兴趣。
“那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呢？”她曾是我的病人。我就是因为她才遇到鲁伊斯的，他当时在调查她的谋杀案。
“她们死于一次渡船事故。”钱伯斯太太说，她依然笔直地坐在沙发沿上。
“不会。”
我记得这个新闻。那是去年夏天，爱琴海遭遇了一场反常的暴风雨。大小船只都遭到了毁坏。有些度假区被迫疏散，还有一艘渡轮在一个小岛边沉没了。有几十名游客获救。也有乘客丧命。
“你做过噩梦吗？”我问，“我的意思是，你接触过一些相当可怕的案子——谋杀、强奸、儿童失踪——你不会再次想起它们吗？”
我环顾客厅，看着那些照片。钱伯斯夫妇为他们过世的外孙女打造了一个神龛。
他继续看报。我喝了一口咖啡。
“请你们走吧。”布赖恩·钱伯斯说。
“没什么。”
斯基珀开着门，以此来强调这一命令。我还在看他们金色头发、皮肤无瑕的外孙女的照片：掉了一颗门牙的照片、手里抓着一个气球的照片、吹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的照片……
“怎么了？”
“很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说，“也对你们的丧亲之痛感到遗憾。”
他感觉到我有点心不在焉。
鲁伊斯低下头。“谢谢您的茶，夫人。”
“我找到海伦·钱伯斯的家人了。他们住在韦斯特伯里郊外的多布尼庄园，离这儿大约三十英里。我打电话过去，转到了答录机。海伦·钱伯斯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选民名单或者电话簿上。”
布赖恩和克劳迪娅都没有回话。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在他对面坐下。
斯基珀护送我们走到外面，站在门口放哨，右手还插在油布上衣里。布赖恩·钱伯斯出现在他身边。
“那里可没有这里的氛围。”
鲁伊斯发动了汽车。副驾驶的门开了。我转过身去。
“旅馆不给你吃的吗？”
“钱伯斯先生，你觉得是谁派我们来的？”
“早。”
“再见。”他说。
“早啊。”我说。
“有人在威胁你们吗？”
鲁伊斯在厨房里，边吃烤面包，边读我的晨报。
“小心驾驶。”
我慢腾腾地下了楼，刷了牙，洗了脸，吃了药。客厅里有说笑声。我在门边听着。朱莉安娜在面试保姆，似乎是埃玛在问大部分问题。
[1]1英亩合4046.86平方米。
九点多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我听到楼下有脚步声、笑声和儿歌的声音，就像调到了我最爱的广播肥皂剧，听奥洛克林家的生活片段。